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背景与条件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等教育论文,强国论文,背景论文,条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快速发展。从高等教育总规模、研究生在读学生数、博士学位授予数等指标来看，已位居世界前列。2002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15％，正式迈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截止到2008年，普通高等教育在校生数超过2000万，超过美国成为世界高等教育第一大国。到2010年，我国已拥有2723所高校，学生规模达到3105万人。在此背景下，从高等教育大国迈向高等教育强国将成为我国今后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目标和战略选择。
那么，我国提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背景是什么？我们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具备了哪些条件，与西方强国的差距何在？笔者将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
一、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政策背景
我国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总体背景是国家综合实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不断提高，正在由人口大国、经济大国向世界强国迈进，但同时也面临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和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在国家“和平崛起”总体战略目标的指引下，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提升核心竞争力，已成为国家发展的关键任务，其中教育具有基础性、全局性和长远性作用。
1.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已经从规模大发展阶段向质量大提高阶段转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获得了跨越式发展。到2010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总规模达到3105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6.5％。全国共有普通高等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2723所。全国招收研究生53.82万人，其中博士生6.38万人，硕士生47.44万人。毕业研究生38.36万人，其中博士生4.90万人，硕士生33.46万人。普通高等教育本专科共招生661.76万人、在校生2231.79万人，毕业生575.42万人。从数量来看，我国毫无疑问已经是一个高等教育大国。然而，从质量的角度来看，不管是人才培养的质量，还是大学教师的质量和学术研究的质量，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
2.高等教育在知识经济、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作用愈发凸显。当今时代，知识经济的发展日益深入，“高等教育—研发—创新—经济增长”四者之间已经结成密不可分的链条，换言之，要实现经济增长，必须依靠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而创新来自研发，研发能力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高等教育系统，尤其是研究生教育系统。在此背景下，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已成为世界各国提高国际竞争力、获取比较优势的最有力途径。对我国来说，要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成为创新型国家，必须建设高等教育强国。
当前，我国的科技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有相当的差距，突出表现为缺乏世界顶尖水平的科研成果、关键技术自给率低、科技成果转化率低。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和崛起，必须大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1]。
大学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的重要基地，是基础研究和高技术领域原始创新的主力军之一，是解决国民经济重大科技问题、实现技术转移、成果转化的生力军。加快建设一批高水平大学，特别是一批世界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加速科技创新、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需要。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正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必然要求。
3.提升高等教育质量是世界各国增强自身竞争力的着力点。当今世界是一个全球竞争的世界。在国与国的竞争当中，高等教育机构或者大学是一个关键的角色。同时，世界各国的研究型大学之间也处于激烈的竞争状态之中，即便是西方发达国家的著名大学，危机意识和竞争意识也在不断增强。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之间的人才竞争和生源竞争都更加国际化了。印度、中国、韩国成为欧美各国博士生生源的重要来源，人才流失问题非常严重。即便是欧洲，也面临人才向美国流动的问题。2008年，欧洲共有40万接受科学与技术教育的人才在美国生活，其中近12万人被聘为研究人员。
在世界大学排名愈演愈烈和人才竞争、生源竞争国际化的背景下，每一所大学都力图提高自己的研究产出和教育质量，以吸引更加优秀的师资和生源。被这种竞争氛围所主导的不仅仅包括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甚至也包括美国、德国、法国、英国、韩国等西方发达国家。2006年，美国专门成立“高等教育未来委员会”，并由教育部发布了题为《领导力的检验：美国高等教育的未来指向》的政策性报告，提出了改革美国高等教育的一系列建议[2]。2007年8月，美国国会又通过了《美国竞争法》，以法律的形式对教育拨款提供了保障。为提高本国大学在国际上的地位，2006年德国启动了“卓越计划”，旨在为高校和科研机构注入经费，提高德国高校的科研实力和国际地位。2001年，日本提出了“21世纪的研究生院计划”、“21世纪的卓越中心计划”，旨在重点发展世界高水平大学。韩国在1999年启动了第一期“智慧韩国21工程”（BK 21 Program）。并于2006年启动了为期7年的第二期“智慧韩国21工程”，旨在建设一批一流大学。法国也启动了旨在提高大学自主权的改革计划。
由此可见，为了在全球竞争中获得优势地位，世界上很多地区和国家都启动了高等教育改革的议程。在这个国际背景下，我国提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宏伟目标是非常适时的，也是非常必要的。
二、我国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条件分析
通过对世界高等教育发达国家的系统研究，我们认为，高等教育强国应该具备以下基本条件：①拥有较大的高等教育规模和较高的高等教育入学率；②合理、健全的高等教育结构体系；③充足的高等教育投入；④高水平的人才培养质量，人力资本和人力资源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较高；⑤拥有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批世界一流的学科；⑥世界领先的科研实力、学术产出和学术影响力；⑦较高的国际化水平，能够吸引大批其他国家的留学生前来攻读学位；⑧有效的高等教育制度和治理结构。
那么，我国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现实条件如何？
1.规模与结构。自1999年启动高等教育规模扩招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2002年，我国提前实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目标。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总规模已经位居世界第一，研究型博士学位授予数也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但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高等教育毛完成率、居民受高等教育比例等指标来看，我国与世界高等教育强国还有较大差距。
结构是衡量高等教育质量的另一个重要指标。高等教育的宏观结构是否能够适应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质量高低的重要标准之一[3]。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实行高等教育结构调整，以“共建、调整、合并、合作”八字方针为抓手，打破了条块分割、重复办学的局面，实现了优势互补以及教育资源的重组；同时，打破一直以来的“重学轻术”的倾向，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和专业学位高等教育，高等教育的类型结构和科类结构不断趋向合理，但仍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主要包括研究生教育过于偏重学术型学位、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有待发展、高校之间学科设置的同质化倾向比较严重、人才结构与就业市场需求存在结构性偏差，等等。
2.经济条件和财政投入。从经济条件来看，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拥有较为雄厚的经济基础。2008年，我国人均GDP超过了3000美元（具体数字为3268美元）。根据本课题组的预测，到2025年，上海、北京、天津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都将超过3万美元，其中上海将达到高收入国家2008年的平均水平。浙江、江苏、广东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都将超过2万美元。另外，还将有17个省区市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都将超过1万美元。
最近几年来，高等教育科研经费投入呈持续上升的态势（见表1）。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在提高，由1995年的2.41％提高到2009年的3.59％。
尽管如此，我们认为，与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相比，目前的投入水平仍然是偏低的。本课题组将中国人均GDP的对数值代入各个计量回归方程，得到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应的国际平均水平。从估计结果看，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应的财政性高等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平均为0.70％。中国的实际值为0.62％，低0.08个百分点。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应的财政性经费占高等教育总经费的比例平均为61.6％，中国的实际值为45.0％，低16.6个百分点。
从高校R&D支出占GDP的比例这一指标来看，我国与西方高等教育强国相比仍处于较低水平。从2006年的国际比较数据来看，我国高校R&D支出占GDP的比例约为0.16％，远低于瑞典（接近0.8％）、加拿大（0.70％左右）、澳大利亚（0.5％）、德国（0.4％强）、日本（0.4％强）、法国（0.4％）、美国（接近0.4％）、英国（0.45％左右）[4]。值得特别注意的是，2003－2008年，我国R&D支出中高校所占的比例呈持续下降趋势，分别为10.5％、10.2％、9.9％、9.2％、8.5％和8.4％。
对高校的科研投入方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投入尤其偏少。最近几年，国家加大了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资助力度，但仍然很不充足。以2008年为例，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的总经费约2.4亿，目前高校从事人文社科教学与研究的人员有50多万，人均不到500元[5]。
3.人才培养与人力资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校培养了数以千万计的人才，为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到2009年，我国13亿人口中具有高等教育文化程度的有9830万人，主要劳动年龄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为9.9％，新增劳动力中67％受过高中阶段及以上的教育。
目前，中国的本科生培养规模已经位居世界第一，博士授予学位数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但我国的人才培养质量与西方高等教育强国相比仍有较大差距。首先，从高端人才的培养来看，我国与西方高等教育强国的水平相距甚远，1998－2008年，62％的化学、物理、医学、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在美国获得研究生学位[6]。而迄今为止，尚没有任何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中国获得研究生学位。其次，我国的博士生培养质量与西方高等教育强国仍有不小的差距。中国博士质量分析课题组（2007－2009年）调查发现，我国的博士培养质量（包括科研能力、学科基础知识、相关学科知识、创新能力、学位论文质量，等等）与西方高等教育强国仍有不小的差距，其中创新能力不足是主要差距所在[7]。第三，从我们所培养的学生的就业能力来看，也与西方高等教育强国差距较大。根据2005年的一项调查，中国的大学毕业生中仅有不到10％能够适应跨国公司的工作[8]。
从人力资源来看，中国的人才储备已拥有比较厚实的基础，在高等教育系统所培养的工程师数量方面，中国已经位居世界前列。但本课题组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目前我国教育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尚处于较低的水准（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全国平均水平为4.88％，大专及以上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0.48％），并且存在着显著的区域间差异（京津沪地区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0.88％，京津沪地区大专及以上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46％，中部地区这一比例分别为4.76％和0.51％）。
4.世界一流大学与学科建设。建设高等教育强国要从多方面着手，其中之一就是要拥有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并通过这些世界一流大学，以点带面，带动我国高等教育水平的全面提升。
自“211工程”和“985工程”实施以来，我国重点大学的科研实力和教学水平不断提升。从研究型大学的国际比较来看，中国顶尖研究型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正在缩小，具备了冲击世界一流大学的基本条件。截止到2003年8月，北京大学已经有物理学、化学、工程学、材料学、数学和临床医学等6个领域位列世界前1％。以过去10年所发表论文的被引数计算，化学排名世界第32位、物理学第68位、数学第55位。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吉林大学也分别有1一5个学科进入世界前1％（见表2）。
从最近三四年的数据来看，我国研究型大学与美国研究型大学之间的差距进一步缩小。就学科建设而言，进入全球前1％的学科呈增加趋势。例如，2003－2011年，北京大学进入全球前1％的学科由6个增加到16个。就学术产出而言，中国著名大学与美国著名大学之间的差距正在缩小。2007年，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国际索引论文数（SCI、SSCI和AHCI）已经和麻省理工学院持平。
5.科研实力与学术产出。从学术产出来看，我国SCI论文发表数在2004－2006年一直维持在第五名，2008年升至世界第四。ISTP收录论文数则从2003年的世界第六跃升至2008年的世界第二，Ei收录论文在2004－2006年间排名世界第二，到2007年升至世界第一，同时我国发表的高质量论文（高被引论文）数量也呈上升态势。最近两年。中国的高被引论文数甚至超过了日本。根据ISI数据库的统计，我国内地（不含港澳台）2009年的高被引论文为568篇，高于日本428篇（2010年9月5日检索）。在材料科学、数学、物理、化学、工程科学等传统优势学科中，中国学术界表现优异，不仅发表的国际索引论文数量位居世界前列，论文总被引次数也居世界前茅。
但与西方高等教育强国相比，我国在学术产出的效益和影响力方面仍有较大差距。根据我们对国际论文的投入产出分析（2003－2007年数据）结果，我国平均每个研究人员产出论文0.22篇，远低于美国（1.03）和英国（1.51篇）。
和西方高等教育强国相比，我国的世界顶尖水平的学者数量还非常少。根据ISI数据库2009年的统计，美国拥有4124名高被引作者，而我国仅有24名。在这24位作者中，仅有4位来自中国内地。2011年，中国入选“高被引作者”的人数仅为28人，而且其中多数来自香港地区。
这些数据表明，我国近年来在国际论文产出方面的积累和发展，主要体现为量的发展以及基础研究能力的提升，离产生世界顶尖水平的学术大师和学术成果，还有很大差距。
6.国际化水平。最近十多年来，我国与世界各国的学术交流、合作办学、研究合作等均呈现显著增长趋势，但从国际学生比例、国际教师比例等关键指标来看，我们与西方高等教育强国相比仍有很大差距。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留学生输出国，2007年全世界共有421100名留学生来自中国，占全世界所有留学生的15％，远远超过紧随其后的印度（153300人）、韩国（105300人）、德国（77500人）、日本（54500人）、美国（50300人）、马来西亚（46500人）、加拿大（43900人）以及俄罗斯（42900人）[9]36。
随着中国经济水平的发展和教育水平的提高，中国日益成为一个接收留学生的重要国家。根据中国教育部公布的数据，2009年共有来自190个国家和地区的23.8万名来华留学人员在我国610所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其他教学机构中学习[10]。然而。这些留学人员大多以短期学习和学习汉语（占57％）为主，攻读学位的比例很低。因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统计来华留学生时，所依据的标准和中国教育部有所不同，其所统计的来华留学生数要远远少于中国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在全世界的留学生当中。中国作为接受国所接纳的留学生比例仅占1.5％，远远低于美国（21.4％）、英国（12.6％）、法国（8.8％）、澳大利亚（7.6％）、德国（7.4％）等世界高等教育强国[9]43。我国研究生教育的国际化水平与高等教育强国相比更是有天壤之别。2005年，德国博士毕业生中国际学生的比例已经达到13.7％，日本2003年博士生中留学生的比例达到13％[11]。2008年，美国的博士毕业生中有33％为留学生。英国的国际化程度最高，1999－2007年，博士学位获得者中留学生的比例从33.8％上升到40.8％[12]。1997－2006年，我国博士毕业生中留学生的人数全部加起来才1923人，与西方高等教育强国不可同日而语。
从大学教师参与国际合作研究、发表国际论文的比例等指标来看，中国也处于较为落后的水平。根据大型研究项目“变革中的学术职业”对全世界19个国家和地区（巴西、阿根廷、美国、英国、澳大利亚、芬兰、德国、日本、意大利、韩国、马来西亚、挪威、墨西哥、葡萄牙，等等）的抽样调查，中国内地的大学教师“与国际同行进行合作研究”的比例为13％，在所有被调查的国家和地区中排名倒数第一。
7.体制、制度与治理结构。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在高等教育的法制建设、政府与大学的关系、高校内部治理结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进步。
首先，高等教育法治建设不断推进，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决策和法律先后出台，例如《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1993）、《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1993）、《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1995）、《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1996）、《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1998）、《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2002）等等，为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法制基础。2010年公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为我国高等教育今后10年的改革和发展指明了方向。
其次，就高校与政府的关系而言，高校在招生、教师聘用、学科设置与授权等环节也有了更多的办学自主权。
最后，就高校内部治理结构而言，学术委员会、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等建设进一步得到推进，一些大学开始了制定大学章程的试点和探索。
但总体而言，与西方高等教育强国相比，我国的大学制度和治理结构仍然存在不少问题，例如高校管理行政化，学术权力普遍弱化，官本位倾向明显，不良的科研文化损害科研经费分配制度的公正性[13]，等等。这些体制性问题的存在，极大地阻碍了我国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进程。
三、跨国比较分析：若干指标的对比
为更简明地反映我国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所具备的条件及其与西方强国的差距，笔者选取若干指标，并与美国、德国、英国、法国以及日本5个国家进行对比（见表3）。
从世界上主要的竞争力排名来看，我国在高等教育指标方面的排名仍然比较靠后。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人类发展报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持续提高，但目前的排名仍比较落后，属于中等发展国家的行列。
我国的人均GDP远远落后于其他5个国家，但从高等教育公共投入的努力程度（即财政性高等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来看，我国略好于日本。就R&D占GDP的比例来看，其他5个国家普遍在0.4％左右，远高于我国的0.16％，表明我国需要进一步加大对高校的科研投入。
从世界排名前200名的大学数（上海交大排名）来看，我国2011年实现零的突破，有1所大学入围，与其他5个国家尤其是美国差距较大。从高等教育系统的科研实力来看，我国与西方高等教育强国的差距最大，2009年高被引作者数仅为4人，远远低于其他5个国家。缺乏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顶尖学者使得我国高等教育对外国留学生（尤其是研究生）缺乏吸引力，结果是博士毕业生中留学生比例大大落后于其他5个国家。
四、世界高等教育的中心边缘格局
日本科学史学者汤浅光朝曾观察到世界科学中心从意大利（1540－1630年）开始，经英国（1660－1760年）、法国（1780－1840年）、德国（1840－1920年）转移至美国（1920－ ）的现象。美国学者阿特巴赫则指出，与西方工业国家的大学相比，第三世界的大学处于边缘地位。本课题组认为，除了科学中心、大学这两个层面之外，我们还可以从国家高等教育系统的层次来分析世界高等教育的中心边缘格局，根据对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的比较分析，我们将世界高等教育划分为以下几个体系：
1.第一集团：以美国为代表（实力超强，规模超大），从高等教育规模、高等教育系统的科研实力、对世界高等教育的影响等方面处于绝对领先地位。
2.第二集团：主要由英国、德国、法国、日本、澳大利亚、荷兰构成（实力强，规模大）。英国、德国、法国和日本的人口均在5000万以上，且其高等教育体系拥有位于世界前列的人才培养质量和很强的科研实力，澳大利亚和荷兰的人口相对较少（前者2009年为2200万，后者2009年为1650万），但从科研实力、对国际留学生的吸引力上属于或接近这一集团。
3.第三集团：主要由瑞士、瑞典、芬兰、以色列、丹麦等西方发达小国家构成（实力强，规模小），这些国家人口均不足1000万，但人均国民收入、国家竞争力等均位于世界前列，且拥有很强的科研实力，其特点是“小而精”。
4.第四集团：由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构成（实力较强，规模超大），也被称为金砖四国集团。这几个国家都属于人口大国，而且经济发展态势良好。从世界一流大学数、诺贝尔奖获奖数、高被引作者数等指标来看，与西方强国还有很大差距，目前正处于追赶阶段。
5.第五集团，由世界其他国家构成，主要包括非洲和拉美国家。
从高等教育规模而言，我国已经超过作为第一集团的美国。但就世界一流大学数、高被引作者数、世界级顶尖科研成果、对外国留学生的吸引力等反映高等教育质量与竞争力的指标而言，我国不仅比不上英国、德国、法国等第二集团国家，甚至也比不上瑞士、瑞典、芬兰、以色列等第三集团国家。以高被引作者数为例，2009年我国内地仅有4名高被引作者，但丹麦、以色列、瑞典、瑞士和芬兰分别拥有31名、49名、64名、115名和18名高被引作者。
五、政策建议
建设高等教育强国，从条件保障来看，最为关键的是投入保障和制度保障。可以预料，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我们在高等教育投入方面与西方高等教育强国的差距将不断缩小，但是，我们在建设现代大学制度方面、培育现代大学文化方面仍然任重道远，例如，我国尚未完全确立学术自由、学术自治、学术中立的现代大学理念，高等教育管理体制、高等教育治理结构和科研管理体制尚未完全摆脱计划经济时代的模式。因此，我们认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除了进一步加大高等教育经费投入之外，重点要解决体制和制度性的问题，具体来说：
1.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高校的办学自主权。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一个关键是政校分开，确立大学的独立自主的法人地位。在这个过程当中，教育主管部门要逐渐转变角色，树立服务意识，改进管理方式，减少对高校的行政干预，减少和规范对学校的行政审批事项，扩大高校在人事、招生录取、经费使用、研究课题的选择等方面的自主权。
2.完善高校内部治理结构，构建鼓励原始创新的学术氛围。完善的高校内部学术治理结构，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制度基础，也是提高高校人才培养质量、提升高校科研水平的基本前提。应当提升基础学术人员在高校治理结构中的地位，发挥其主动性和创造力。通过学术治理结构的完善，积极培育并保障原始创新的良性土壤，构建注重长期发展效果的科研氛围。要充分利用现有的制度基础并加以完善，要进一步发挥学术委员会在学术事务管理与决策当中的作用，发挥学术道德委员会在学术惩戒与治理当中的作用，加强教职工代表大会在参与学校民主管理和监督中的作用。同时要探索建立校长遴选制、校长负责制①、高校董事会等有利于促进大学自主权的现代大学制度。
3.实施有利于学术创新的科研评价制度和科研管理政策。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关键在于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系统的科研能力。我国高校的科研能力和科研成果之所以大大落后于西方高等教育强国，原因有很多，其中体制的原因值得重视，且迫切需要改革。
在宏观的制度建设方面，要进一步落实科技体制改革，增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在科研经费管理和分配中的作用，建立类似于西方的研究理事会的机构，发挥这些机构在课题评审、经费分配方面的作用。在研究课题设置环节，要改进目前命题式的课题招标制度，鼓励高校科研人员自主选择研究课题，同时加强对高校科研机构开展自主选题研究的支持。在科研评价环节，要完善以创新和质量为导向的科研评价办法，克服考核过于频繁、过度量化的倾向，建立以质量为重的评价标准。在科研评价当中应当将同行评议与文献计量法结合起来，并更加重视同行评议的作用。在科研经费分配方面，要建立固定拨款与竞争性经费并存的双重科研资助体系，避免低效率的过度竞争。在科研经费使用方面，要进一步加大人员费在科研经费中的比例，允许教师将一定比例的科研经费用于培养研究生，促进研究生培养与科学研究的深度融合。
注释：
① 1985年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学校逐步实行校长负责制，有条件的学校要设立由校长主持的、人数不多的、有威信的校务委员会，作为审议机构”；2010年《教育规划纲要》第四十条明确提出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完善治理结构。公办高等学校要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完善大学校长选拔任用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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