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教育管理转型趋势报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教育管理论文,区域论文,趋势论文,报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这是一个深刻转型的时代，又是一个需要重新定义的时代。
教育变革的新形势要求重新定义教育的各种元素——重新定义教学、重新定义学习、重新定义课程重新定义管理等等。
管理不仅仅是控制和协调，更是开发和促进。教育变革的新形势要求通过管理转型来改善教育的生产关系，从而适应教育生产力的发展，进而提升教育的质量和水平。
本土教育管理转型先锋图谱
在教育管理转型方面，以辉县市、西峡县、济源市、郑州市金水区为代表的区域变革先行者正在构建一种新秩序。
辉县市教育管理转型的核心经验可概括为：减少管理层级，重塑政校关系。
去年5月，辉县市教育局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深化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推行农村中小学一体化管理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明确提出：打破以乡镇中心学校为单位的粗放型管理格局，各初中由市教育局直接管理，实行人权、财权、事权独立，并以招生区域为单位，对小学进行一体化管理。
一个不足1300字的文件从体制上解放了辉县市的教育生产力。
与其他区域不同，作为乡镇教育管理机构的中心学校在辉县市不是单独存在的，乡镇中心学校的校长兼任一所初中的校长，既要负责该初中的各项工作，又要管理招生范围内的每所小学。如果一个乡镇有两所初中，第一初中的校长虽然是中心学校的校长，但并不负责其他初中的工作；和中心学校校长一样，第二初中校长既要负责本校各项工作，也要管理招生范围内的各小学。第二初中的校长直接对教育局负责，不对中心学校校长负责。
因为关乎生源质量，每所初中对本校招生范围内各小学的教育教学异常重视，招生范围内小学成了初中的“分校”：招生范围内小学的校长和教师每周都要到初中参加例会，有利于形成共同的教育愿景；初中选派优秀中青年教师到小学任教，体、音、美师资与小学共享，将小学年龄偏大又难以适应课改的教师调到初中做后勤服务工作；教学设备与小学共享……
以前是教育局管乡镇中心学校，中心学校管理本乡镇的初中和小学。由于中心学校校长行政工作繁忙，很难顾及所有的初中和小学。现在，新的管理体制打破了以乡镇中心学校为单位的粗放型管理格局，教育局与乡镇初中和小学之间的政策棚架、政令不畅等体制性障碍被彻底改革，学校获得了课改的主动权。
辉县市教育局彻底废除了初中和小学期中、期末统考制度，并对教育局机关人员进行培训，要求机关人员转变观念，淡化行政管理，注重专业指导。
与不少区域教育靠拼体力和时间换分数形成鲜明反差，辉县市的教育变革率先在全省取消了乡镇中心学校建制，减少了区域教育管理的层级，重塑了教育生产关系，解放了教育生产力。所以，我们认为，辉县市管理转型意义重大，关系到中国农村教育变革的路径选择。
与辉县市不同，西峡县的教育管理转型更多地体现在教研室的职能转变上。
早在课改启动之初，西峡县便提出了对教研室和教研员重新定位的思考。他们认为，教研室必须转变角色，突出研究，强化服务，体现引领；教研员不再承担裁判员、评论员的角色，而是服务员，要搭建研究平台、促进校本教研，为教师专业发展做好服务工作；教研员是运动员，要不断学习、亲身实践，使自己的专业水平日有所长；教研员是领航员和教练员，要随时随地站在课改的最前沿，点拨得法，指导有效。
在西峡县，每一位教研员都有自己研究的专业方向，每一位教研员都有自己定点联系的学校，每一位教研员都要深入一线和教师一起构建理想课堂。教研员一个月中有2/3的时间是在自己定点联系的学校里度过的。他们登台讲课，由教师为其评课，他们深入一线体验教学，与执教教师共同构建新型课堂。
在西峡县，教研员的工作业绩考核不是由教研室主任主持而是由一线校长和教师说了算。教研室每年都要组织有关人员深入到学校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了解教研员的工作情况，听取学校对教研室的意见和建议。
济源市教体局师训科管理转型的主题词是观课议课、网络研修、研修共同体。
济源市的教师培训没有停留在专家集中讲学的层面上。成都大学师范学院副教授陈大伟原创的观课议课研修方式，规避了传统听课评课教研方式带来的问题，这让本来就想创新教师研修方式的济源市教体局有了“抓手”，他们确定了校本教研实验学校，并请陈大伟副教授深入实验学校进行观课议课，对教师进行面对面的指导。
观课议课的研修方式不仅激发了教师的研修热情，更重要的是，它重建了教研文化。
济源市教体局师训科还在新浪网上注册了名为“济源研修茶座”的博客。济源研修茶座很快就把有专业发展意识的教师和校长聚集了起来。济源研修茶座每月都有主题论坛，还推出了研修论坛QQ群组讨论、交流活动。
教师通过积极参与济源研修茶座，改变了其继续教育的内容和形式。济源市教体局规定，中小学教师每年继续教育要完成96学时，其中网络研修占40学时；教师创作的专业文章被济源研修茶座采用1000字，按10学时计算。
专业研修方式和内容的变革不仅改变了教师，而且改变了学校，改变了济源市教体局师训科……教育专家所描绘的学校变革的理想——学习共同体，在济源市似乎已经有了些许的气息。
郑州市金水区教育管理转型的要义是重新定义了教育督导。
郑州市金水区的教育督导没有繁琐的指标体系，没有统一的评价标准，不是办学目标、班子建设、师资队伍、德育工作、信息技术、后勤服务等什么都检查，不需要逐项打分、按顺序排队，只是对校本教研进行专项督导。督导人员要以参与者的身份，把看到的特色与不足以及建设性的意见反馈给学校，从而推动学校的发展和教师的成长。
督导人员与学校的关系变了，督导人员不再是“钦差大臣”和“警察”，不再将学校分为三六九等，而是以帮助者、合作者、学校文化的共建者的身份出现在校长和教师面前。身份一变，督导人员的压力自然也大了。因为如果督导人员不了解校本教研的进展情况，不能抓住问题的本质，只说些“学校的工作做得不错”的空话，就不会受到学校的欢迎。督导人员在评价学校的同时，教师和校长也在评价他们。
郑州市金水区实现了督导评估由终结性评估向形成性评估的转变，实现了督导人员由“钦差大臣”到学校文化共建者的转变，打破了学校“你评估我应付，你检查我作弊”的应答模式。2007年，郑州市金水区在文件里又将“教育督导”改为“教育视导”，一个字的改变折射了教体局与学校关系的变化。
在我们看来，这些具有转型意义的新现象契合了教育文化重建对教育行政职能转变的要求，蕴涵着教育管理转型的新力量。
教育管理转型的新呼唤
虽然不少市县教育行政部门已开始转变管理方式，并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我们依然看到，因为管理转型的滞后，旧体制在新改革场域中得到了复制而使变革大打折扣或流于形式。
某县经过6年的课改实验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各学校课改热情高涨，重视培植办学特色，校本课程和综合实践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教育行政职能也在发生着可喜的变化，符合新课改理念的区域教育新文化已见端倪。不久前，教育局的领导班子作了调整，新上任的局长对工作认真负责，一周召开一次校长会，布置、安排各项业务工作，并督促、检查工作的落实情况。一位校长感叹说：“我现在又成了办事员，整天忙于落实教育局安排的各项工作，感觉似乎又回到了课改之前。”
某课改实验区的教育局为加大校本教研的力度，专门召开了所有中小学校长和教导主任参加的校本教研动员大会，请课程专家作专题报告，还在会后下发了关于加强校本教研的文件，并且在文件后还为各学校规定了校本教研的题目。
诸如此类的现象在课改实验区普遍存在，从表面上看，教育行政部门对课改工作非常重视，专门召开会议，请专家作报告，还下发了文件，可谓领导有力。但这种领导和管理方式恰恰阻碍了课改的推进。这是因为改革的目标和方式是冲突的。
新课改强调走向“校本”，主张通过校本教研来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校本教研新理念的推行借助的是旧体制，“校本”的改革目标和“反校本”的改革方式之间出现了不可避免的冲突。一方面，由于旧有体制和工作方式的惯性，教研部门或教育行政部门在要求学校走向校本的同时，却有意无意地用着反校本的管理方式。
其结果是，真正搞课改的学校和教师很痛苦：一方面，课改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校长和教师尝到了一些甜头；另一方面，校长和教师还要在搞新课改的同时，应付旧体制下的各种检查、评比等活动，既要认真地穿新鞋走新路，还要无奈地穿旧鞋走老路。
当然，课改刚开始时，用旧的管理体制来领导、推进新课改是必要的，但随着课改的深入，学生的学习方式、教师的工作方式、学校的运行机制已经发生变化的时候，教育管理也必须转型。
教育管理专业化的新诉求
无论是新安县还是辉县市，凡是区域教育发展态势好的地方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有一个专家型的局长主政多年。
新安县教育局局长韩经权，民办教师出身，教过小学、初中、高中，当过高中校长、教研室主任，1997年由新安县县委办公室调至新安县教委，任县教委主任。韩经权是典型的专家型教育局局长，他出版有研究教育的专著—《经权解读教育智慧》，这在我省市县教育领导中是不多见的。
让每一个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有成功与幸福的人生，是韩经权的教育理想。为践行这一教育理想，韩经权领导校长和教师在新安县启动了智慧教育实验，致力于培养智慧型校长、教师、学生和家长，建设智慧型学校。
韩经权在他的《智慧教育宣言》中说：理想的教育就是给每一个受教育者带来成功与幸福的教育。如果教育给大家带来的是痛苦，这样的教育不是成功的教育，不是智慧的教育。智慧教育的理想是，让教育充满智慧，让人生充满智慧，使每一个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有成功与幸福的人生。智慧教育的核心理念是，让智慧引领教育，让教育生成智慧。智慧教育的实质是尽可能运用教育智慧去办尽可能智慧的教育。
韩经权谈得最多的话题是教师幸福指数。他经常给教师和校长作有关职业幸福的报告。他说：“要追求学生的成功与幸福，我们教师首先要有一个成功和幸福的人生。我反对教师为了学生耽误了自己的身体，耽误了家庭，耽误了孩子的成长。”
韩经权的最大贡献是在新安县培养了一批学者型、专家型中小学校长，培植了一种具有本土化特色的学校教育文化。就这一点而言，不是专家型的教育局局长是很难做到的。正如当地的一位教师所言：“有这样一位教育局局长，是我们新安教师的福分，更是新安人民的福分。”
近几年，新安县已经成为大家公认的教育强县。
辉县市教育局局长牛松民，先做高中教师，再到教育局师训科工作，后来做分管人事工作的副局长，2000年年底当上了教育局局长。
他提出“适应市场经济形势，办多大事找多少钱”的理念，先后筹资3个多亿彻底改造了全县高、初中的办学条件，实现了全县中小学教育技术现代化和教育均衡发展目标。
他紧紧抓住教育的内涵发展，始终把培养一批专家型的校长、促进教师专业化发展、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作为自己的使命。
他果断地改革教育管理体制，率先在全省取消了乡镇中心学校建制，创造性地建立了教育局直管初中、初中直管小学的一体化管理制度，充分激发了各个初中、小学校长的办学积极性。
现实中，像韩经权、牛松民这样的专家型教育局局长毕竟是少数，教育局领导的“去专业化”趋向非常严重，不少县教育局局长都是由乡镇党委书记直接调任的。当然，这样的教育局局长也有做得不错的。值得思考的是，教师专业化已被广泛认可，只有取得教师资格证才能做教师；中小学校长必须经过相关培训，取得校长任职资格证才能上岗；教育局局长的专业化是不是也应该提上议事日程了。
新探索预示新方向
在教育管理转型方面，上海市浦东新区和江苏省无锡市无疑是变革的先锋。
与几年前湖北省监利县教育服务市场化的“义务教育卡”改革不同，上海市浦东新区教育变革的核心经验是建立“管办评”(政府监管、学校依法自主办学、社会评估)联动机制。
创办于1947年的东沟中学，是上海市浦东新区教育综合改革首家试点公办学校。教育管理新机制改变了这所薄弱学校的命运。
浦东新区政府与位于上海市的成功教育管理咨询中心签订《公办东沟中学委托管理办学协议》，委托后者管理东沟中学，委托期限是一个教学循环，即从2005年7月1日到2009年6月30日。成功教育管理咨询中心是一家民办教育管理机构，由著名教育专家刘京海领衔主持。
根据相关协议的规定，委托管理期限内，学校的性质不变，该校与新区社会发展局的隶属关系不变，政府的拨款和其他任务不变，学生的学习支出不增加，新区政府每年支付给成功教育管理咨询中心管理费。这种方式实际上就是政府购买服务。
东沟中学的校长、书记由成功教育管理咨询中心推荐，并报浦东新区社会发展局核准后聘用。学校具体的管理由校长负责。
在委托管理协议签署之前，东沟中学的教学模式、管理方式非常陈旧，“好的学生都转走了，好的老师都不愿意来”。成功教育管理咨询中心进入东沟中学后，立即对这所薄弱中学实施了从委派校长、输入教育理念，到培训教师、组织教学的全程管理。不过，学校办得好不好，不能由政府和成功教育管理咨询中心说了算，而要由专业的中介机构评估说了算。
浦东新区在东沟中学率先推行“管办评”联动机制，在教育界引起了不小震动，并引起了教育部的关注。教育部还专门派人考察过这一模式，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专家认为，浦东新区的这种“管办评”模式，值得在全国推广：引入社会优质教育资源，由政府买单，改变了以往单纯的政府行政手段管理学校的方式，无疑在教育改革方面跨出了一大步。
浦东新区的这项改革，也得到了国家发改委的认可。
与“浦东模式”相似，江苏省无锡市挂牌成立了“学校管理中心”，在教育行政管理体制上推行“政事分开、管办分离”，教育局局长不再是全市学校的总校长。
浦东和无锡的教育管理体制变革在新课改深入推进的背景下具有借鉴意义：政府不再直接管理学校，使政府能够在公开、公正的前提下向所有的教育者和学习者提供良好、公平的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