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墨西哥产业和贸易结构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墨西哥论文,中国论文,结构论文,产业论文,贸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始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尽管各国在受危机冲击的程度上会有所差异，但各国经济都难于摆脱其影响。我们以中国和墨西哥为例进行比较分析，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两国经济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存在较大的差异。虽然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和墨西哥经济增速都有所放慢，但其程度却明显不同。2008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为9％，是自2004年以来经济增速最低的一年①；2009年上半年中国GDP增长率为7.1％，更是1992年以来同期最低水平②。墨西哥经济也出现了类似情况，而且受金融危机影响的程度要远大于中国。2008年墨西哥经济增长率为1.3％，同样是2004年以来经济增速的最低点。2008年下半年墨西哥经济下滑速度有所加大，第四季度经济下降了1.6％，2009年第一季度更进一步下降8.2％，预计全年经济将出现6％～7％的负增长③。由此可见，中国和墨西哥经济在抵御外部经济冲击的能力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生产和贸易结构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国的产业结构与贸易结构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两者之间互为影响。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市场对外开放不断加大的背景下，产业和贸易结构的关联度变得更加密切，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该国经济受外部经济影响的程度。因此，本文从产业和贸易结构的视角出发，对中国和墨西哥两国的状况进行分析，试图找出各自的特点和影响其变化的因素，以及对双方经贸合作发展的影响。
由于中国和墨西哥分别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末期开始进行较大规模的经济改革，因此本文在分析两国的产业和贸易结构变化时所涵盖的时间是不同的。中国的时间跨度涉及1978年以来的30年，墨西哥的时间段集中在近20年内。另外，由于采用不同的统计数据来源，在具体统计口径上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不能简单地将两国数据进行直接比较。但是，我们通过一国内的相关数据变化，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出该国产业和贸易结构变化的趋势及主要特点。在此基础上，我们对两国的产业和贸易结构变化趋势进行比较分析，从中看出其变化的异同，以及对中墨双边经贸合作发展的影响。
中国产业和贸易结构的变化
自1978年开始，中国实行了经济改革开放战略，中国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30年的时间中，中国经济实现了从半封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开放的市场经济转型，加快了融入世界市场的步伐，并保持了年均9％以上的高增长率。在此过程中，中国经济的产业结构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第一，国民经济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其具体表现是，作为国民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一、二、三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并随着改革和开放的深入而变动（图1）。
图1 1978～2007年中国三次产业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邹东涛主编：《发展和改革蓝皮书——中国改革开放30年（1978～2008）》，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
从图1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近30年来三次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变化的趋势。农业是中国经济改革的起点，因此也就成为改革开放以后三次产业中最早的受益者。由农村家庭承包制开启的改革进程，最先激发起了中国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推动了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因而在经济改革的最初5年中，农业增长速度高于其他两个产业，从而成为推动这一时期中国经济结构性变化的主要动力，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有明显的提高，由1978年的28％上升到1983年的33％。尽管与1982年的最高值相比略有下降，但在5年中仍增加了5个百分点。同期内，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呈现出下降的趋势，但从1983年起遏制住了下跌的势头，服务业的比重开始回升，但与1978年相比仍低了1个百分点。在这5年中，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也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趋势，其所占比重减少了4个百分点。此后开始至1990年，随着经济改革和开放的深入，尤其是改革的重点逐渐由农村向城市转移，中国三次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排序发生了变化。服务业成为这一时期变化最大的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增加了9个百分点，并且首次超过了农业，同时也缩短了与工业的差距。尽管工业在三次产业中继续保持第一的位置，但所占比重却进一步下降，达到了近30年来的最低点，与1983年相比减少了3个百分点。在经历了前些年的快速增长之后，农业在经济中的比重开始出现下降的趋势，所占比重减少了6个百分点，成为三次产业中所占比重最低的产业。
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中国政府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之后，中国经济改革和开放的速度进一步加快了。整个90年代，中国的产业结构进入了一个结构性调整加速的时期。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持续下降的趋势得到了遏制。从1991年开始，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得到回升，到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夕的1997年，基本接近1978年的水平（表1），在7年时间内回升了7个百分点。同一时期内，服务业在国民经济的比重保持了相对稳定、略有上升的态势，尽管在此过程中也出现过程度不同的波动。与1990年相比，1997年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增加了2个百分点。农业产值在经济中的比重则进一步下降，虽然在1993～1996年间农业在国民经济的比重保持相对稳定，但是在我们分析的这7年时间内，其下降的幅度仍高达9个百分点。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产业结构的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表1中我们可以发现，自1998年至2002年，服务业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一个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增加了5个百分点，保持了快速增长的态势。与此相反，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都呈现出持续下跌的趋势，工业的比重减少了3个百分点，农业的比重减少了4个百分点，下降到了13.49％的历史低点。此后，随着中国经济进入一个新的高速增长期，中国的三次产业进入新一轮的结构性调整周期。从图1中我们可以很清晰地观察到这一周期中三个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变动的趋势。工业再次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也成为该周期中唯一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保持上升势头的产业，到2007年已经占到了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服务业在经济中的比重持续下降，减少了近3个百分点；农业在经济中的比重创下了10.97％的历史最低纪录。
第二，三次产业内部部门结构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开放改变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传统的产业结构，同时也使各产业内部的部门结构出现了极为明显的变化，两者几乎是同步进行，互为影响。例如，当中国的改革解决了基本供应短缺的问题之后，为了满足人民改善生活的需要，在市场的驱动下农业内部不同生产部门的结构不可避免地发生相应的变化。服务业同样如此，市场的开放加快了现代服务业的建立，使得传统的服务业结构也在这一过程中发生重要的变化。与这两个部门相比，工业内部产业结构变动的趋势更为突出，在这一变化过程中出现了两个非常明显的特点。
一是工业内部轻重工业比重的变化。从1978年起，轻工业在工业中的比重经历了将近10年的增长期，其总产值由1978年的1 826亿元增加到1997年的55701亿元④，同期内其占工业产值的比重由43.1％上升到49％，而重工业的比重则减少了近6个百分点。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成为轻重工业结构变化的转折点，重工业重新进入快速增长期，而轻工业则出现了相应的下降。1998年与1997年相比，轻工业所占比重减少了5个百分点，而重工业的比重则由51％上升到57.1％，基本与1978年的结构相似。到2001年重工业产值达到了57 812亿元，所占比重达到了61％；而轻工业产值为37 637亿元，其比重降到了39％。2002年，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一轮高速增长期，重工业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更加明显，并进入高增长期。2002～2004年，轻工业占工业的比重下降了8个百分点，重工业的比重则上升了7个百分点。此后，尽管轻重工业结构性变化的速度有所放慢，但是一升一降的趋势没有改变。2008年重工业占工业的比重达到了2／3，创下了历史最高水平；而轻工业的比重则跌至历史最低点，只有28.9％。
二是工业生产部门中技术和资本密集程度相对较高的部门变化较大。这些部门包括通用设备、交通运输设备、电器机械及器材和通讯设备、计算机通讯设备及电子设备制造业。我们选择1986年至2007年时间段进行比较，发现上述这些部门的变化非常明显，尤其是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这些部门进入了一个相对快速发展期，在工业中的重要性得到了加强。1986年，通用设备制造业的产值为202亿元，占同期工业总产值的1.8％。1998年这两项数据都发生了重要变化，前者剧增到2 580亿元，后者则上升到3.8％；2007年其产值进一步达到了18 416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也增加到4.5％。在这21年的时间内，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翻了一番多，由最初的3％增加到6.7％，其产值在同期内由347亿元增加到了27 147亿元。电器机械和器材由1986年的407亿元增加到24019亿元，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也增加了2个百分点，由3.6％上升到5.9％。通讯设备、计算机和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增长更是高于上述部门，1986～2007年间，其产值由242亿元增加到39 224亿元，所占比重更是从2.2％上升到了9.7％。通讯设备、计算机和电子设备制造业的产值已接近工业总产值的1／3⑤。
第三，中国对外贸易结构的变化。改革开放30年来，伴随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对外贸易也出现了迅速发展的局面，并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中国商品出口额由1980年的181亿美元增加到1998年的1 837亿美元；同期中国的商品进口额由200亿美元增长到1 402亿美元。此后，中国对外贸易进入加速增长期，2007年中国的商品出口额达到了12 178亿美元，进口额达到了9 560亿美元。随着中国对外贸易的迅速增长，其贸易产品结构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并与中国产业结构的变化相一致。从中国的出口商品结构看，1980年中国的商品出口中，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各占一半左右，前者（50.3％）略高于后者（49.7％）。在此后的第一个10年中，初级产品出口比重减少了近24个百分点，而工业制成品出口比重则上升到74.4％。从1990年至2000年的10年中，初级产品在中国商品出口中的比重继续下降到10.2％，工业制成品的比重则提高到了89.8％。2007年，工业制成品出口额达到了11 562.67亿美元，在全部商品出口中的比重也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94.9％；初级产品出口额为615.09亿美元，在全部出口中的比重降到了历史的最低水平5％。
近30年来，在中国商品贸易结构发生变化的同时，工业制成品出口结构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并随着中国产业结构升级而加快。特别是近10年来，中国工业品出口结构变化有明显加快的趋势（表2）。轻纺、橡胶制品、矿冶产品及其制品是变化较大的一类产品。1990年，尽管这类产品出口的绝对值出现了大幅度增加，达到125.76亿美元，但与1980年相比，其在工业制成品出口中所占比重却下降了17个百分点。进入21世纪之后，这种出口值增加、所占比重却没有变化的现象变得非常突出。2000～2007年，这类产品的出口额由425.46亿美元增加到2 198.77亿美元，但所占比重仍维持在19％，与1990年相比减少了8个百分点。与此相对比的是，在中国国家统计局统计的工业制成品出口中的四大类商品中，原先居末位的机械及运输设备的出口，无论是在出口绝对值还是在制成品出口中所占比重的变化都是最大的，并已成为拉动中国制成品出口的主要动力。1980年，机械及运输设备出口额仅为8.43亿美元，占全部工业制成品出口的9.4％。到90年代中期，该项产品出口额达到了314.07亿美元，所占比重上升到24.7％，超过了化学制品位居四大类产品出口的第三位。至2007年，这类产品的出口额达到了5770.45亿美元，所占比重也达到了50％，基本等同于其他三类工业产品出口的总和（表2）。
与此同时，中国商品贸易进口结构也发生了相应变化，但变化的速度和程度要低于出口。1980年中国商品进口总额为200.17亿美元，其中初级产品进口额69.59亿美元，占进口总额的34.8％。初级产品进口主要分为非食用原料、食品及主要供食用的动物和矿物燃料、润滑油及有关制品三大类，所占比重分别为51.1％、34.8％和3％；制成品进口额为130.58亿美元，占进口总额的65.3％。其中四大类产品的排序是：机械及运输设备、轻纺橡胶和矿冶产品及其制品、化工及其产品、其他产品（表2）。2007年初级产品结构的变化主要在于食品类和矿物燃料类产品进口比重发生了变化。食品类的比重大幅度下降到了4.7％，尽管其绝对值增加到了115亿美元；矿物燃料产品的进口比重则由3％激增到43.2％，其绝对值也由2.03亿美元上升到1049.3亿美元。相比而言，非食用原料的变化相对较小，同期内所占比重仅下降了2.6个百分点，但在初级产品的三大类产品进口中仍维持在第一的位置。在工业制成品进口中，2007年与1980年相比，机械及设备进口的比重继续保持首位，轻纺、橡胶和矿物产品的比重则减少17个百分点，化学类产品的比重减少7个百分点，其他类产品进口的比重则增加近8个百分点（表2）。
高新技术产品在中国商品对外贸易结构中所占比重不断加大是中国贸易结构变化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IT产业的快速发展，生物技术、生命科学技术、材料技术等新技术的发展，都带动了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对中国对外贸易结构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图2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进入21世纪之后，高新技术产品的对外贸易额出现了快速上升的势头，尤其是近些年来还呈现出持续加快的趋势，其在中国商品贸易中所占的比重迅速扩大。
图2 1991～2007年中国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情况
资料来源：据中国商务部机电和科技产业司统计数据制作。http://cys.mofcom.gov.cn/static/cv/m/cv.html/1
在图3中，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高新技术产品贸易主要集中在四大类产品中：电子技术、计算机、通信技术和计算机集成制造技术。也就是说，IT技术在中国高新技术产品贸易中占据了主导地位。2005年，IT类产品出口约占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对外贸易的90％（图3）。图4则反映了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主要区域分布，从2008年的统计数据看，中国这类产品的出口区域主要集中在欧盟、香港和美国，中国向上述三个地区和国家的出口占高新技术产品全部出口的2／3左右，而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所占的比重相对较小。其中中国对拉美地区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仅占其同类产品出口的4％左右。
图3 2005年中国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主要类别所占比重
资料来源：据中国商务部机电和科技产业司统计数据制作。http://cys.mofcom.gov.cn/static/cv/m/cv.html/1
墨西哥产业和贸易结构的变化
本文主要分析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墨西哥产业和贸易结构变化。1982年墨西哥债务危机，以及此后墨西哥进行的经济结构性改革、加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成为墨西哥产业和贸易结构变化的主要动力。因此，墨西哥产业和贸易结构变化主要发生在近20年的时间段中。
图4 2008年中国高新技术产品主要出口地区分布情况
资料来源：据中国海关总署数据制作。http://www.customs.gov.cn/publish/portal0/tab2453/module72494/info 158372
在墨西哥产业结构的变化中，农业比重呈现出持续下降的趋势。尽管在1985年之前，墨西哥经济中的农业比重曾有过比较短暂的上升，但在墨西哥加入关贸总协定之后，农业占GDP的比重就一直呈现下降的趋势。1982年至1994年，农业占GDP的比重由7.3％下降到5.3％，减少了2个百分点⑥。1994年NAFTA正式生效后，农业占GDP的比重进一步下降，21世纪初期这一比重降低到了3.7％。这表明，随着墨西哥经济对外开放进程的扩大，以及与美国和加拿大经济联系的加强，墨西哥农业进入了一个明显的调整期，农业在GDP中的比重持续降低。自2000年起，墨西哥农业进入一个相对稳定期，农业在GDP中的比重基本稳定在3.3％～3.5％之间（表3）。
与农业结构调整进程相似，在加入关贸总协定之前，墨西哥制造业也有过一个短暂的增长，其占GDP的比重由1982年的21％上升到23％左右。正式成为关贸总协定成员国之后至1994年NAFTA正式启动，墨西哥制造业在GDP中的比重呈现下降的趋势，由1990年的19％降到1994年的17.2％。NAFTA正式启动之后，墨西哥制造业进入新一轮结构调整，其产值在GDP中的比重有所回升，1998年达到19.5％。进入21世纪之后，墨西哥制造业进入相对稳定期，尽管在2003年制造业比重一度上升到20.2％，但大多数时间基本保持在18.5％的水平上。据此我们可以认为，从整体上讲墨西哥制造业结构大调整主要是在加入NAFTA之后的头5年内进行的，这从20世纪90年代墨西哥制造业部门构成的结构性变化中可以反映出来。在这10年中，墨西哥制造业中机械设备部门所占比重由24％上升到30％，是其中5个行业分类中唯一呈现上升趋势的部门⑦。其余4个部门中，除化工行业的产值比重保持不变外，其他3个部门的比重都有所下降，但下降的幅度有所不同，基本在1～4个百分点之间⑧。
随着产业结构调整的不断深入及市场对外开放度的不断加大，墨西哥对外贸易得到了迅速发展，并成为墨西哥经济的重要支柱。1982年墨西哥商品贸易出口为240.56亿美元，1994年增长到608.82亿美元。此后，墨西哥商品出口进入了一个快速增长期，对外贸易不断创下历史纪录。1998年墨西哥商品出口额达到1175.39亿美元，2007年进一步增长到2718.75亿美元；商品进口也同样有了大幅度增长，1982年为170.09亿美元，1994年达到793.46亿美元，2000年在1994年的基础上又翻了一番多，达到1744.58亿美元，到2007年进一步增长到2819.49亿美元⑨。
在墨西哥对外贸易快速增长的同时，贸易结构也发生了重要变化。其中最深刻和最根本的变化是墨西哥成功地实现了石油主导型商品出口模式的转型。1982年债务危机爆发时，墨西哥经济对石油的依赖度处于其历史最高点，石油出口占同期墨西哥商品出口的74.8％。此后，随着墨西哥经济结构性改革的推进，不仅经济对石油严重依赖的状况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而且商品出口对石油过度依赖的状况也出现了根本性变化。加入关贸总协定之后，其石油主导型出口模式转变的进程进一步加快，商品出口结构逐渐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1990年，石油占墨西哥全部商品出口的比重下降到了33.9％，与1982年相比减少了将近41个百分点。1990年代，石油在墨西哥商品出口中的重要性持续下降。1994年NAFTA正式启动之际，石油在墨西哥商品出口中的比重已经下降到了10.8％。此后，石油在墨西哥对外贸易中的地位进一步削弱，在全部出口中所占比重持续下降。1998年，石油出口占墨西哥商品出口的比重降到历史最低点，仅为5.4％。进入21世纪之后，由于国际石油价格不断走高，墨西哥石油出口占全部商品出口的比重出现了逐年回升的趋势。2000年这项指标提高到8.9％，2003年上升到10.2％，2007年达到13.8％，为199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在改变石油主导型出口模式的同时，墨西哥商品出口的产品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以初级产品和制成品占商品出口的比重为例，90年代以来经历了两个不同的变化阶段。整个90年代，墨西哥制成品和初级产品在全部出口中的比重分别呈现一升一降的趋势。制成品出口比重由1992年的71％迅速提高到1999年的85％，增加了14个百分点；同期初级产品出口比重则由29％降到14.9％。此后，这两大类产品出口的结构出现了相反的变化，初级产品的比重重现上升的势头，而制成品的比重却陷入下降的局面。自2000年至2007年间，初级产品出口在全部商品出口中的比重增加了10个百分点，上升到25％，而制成品出口的比重则出现了同比例的下降，由85.1％回落到75％（图5）。
图5 1992～2007年墨西哥商品出口结构的变化
资料来源：据联合国拉美经委会《2008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统计年鉴》数据制作。http://www.eclac.org
与此同时，墨西哥对外贸易中主要产品结构也发生了变化。由于受篇幅限制，我们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墨西哥主要出口产品所占比重变化上。如果以NAFTA正式启动为界，对1994年前后的墨西哥商品出口中10种主要出口商品所占比重进行分析（表4），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出口结构动态调整的趋势。它具有相对比较明显的两个特点。
一是在20世纪90年代，墨西哥10种主要出口产品比重整体呈现下降的趋势，但除石油之外的其余9种产品的出口比重却在逐渐增加，这与墨西哥在其出口战略中实行去石油化趋势相一致。1990年，包括石油在内的10种主要出口产品占全部商品出口的比重是60.2％，但是扣除石油之后的其余9种产品的出口比重为26.3％。整个90年代，随着石油出口重要性的减弱，其余9种产品的出口比重呈现了上升的趋势，尽管10种产品出口的整体比重呈现持续下降。这表明，墨西哥产品出口的多样性有所增加。1994年，墨西哥10种主要出口产品占全部商品出口的比重为45.5％，除石油以外的其余9种主要出口产品的比重为34.7％。与10年前相比，10种主要出口产品的比重出现了大幅度下降，其中石油出口的比重更是由57.2％降到10.8％。此后的5年中，随着石油出口比重的不断下降，其余9种主要出口产品的比重持续攀升，1999年提高到了37.2％，2000年进一步提高到了38.6％。与此相对应的是，10种主要出口产品在全部商品出口中的整体比重却是下降的。2000年之后这一趋势有所改变，10种主要出口产品的比重和石油所占比重都重新出现了上升的趋势，其中9种主要出口产品的比重有所减少⑩。
二是在墨西哥加入NAFTA前后，其10种主要出口产品种类发生了变化。从表4中我们不难发现，自1982年债务危机后，除石油之外，墨西哥其余9种主要出口产品的具体种类及其重要性的排序都在不断的变化中。在NAFTA正式启动之后，墨西哥10种主要出口产品的变化趋势逐渐减小， 2003年与2007年相比，10种主要出口产品中只有两种产品被替代，除石油外的9种主要产品的出口比重也仅由38％下降到37.5％。
影响中墨产业和贸易结构的主要因素
中国与墨西哥产业和贸易结构变化都是在进行经济结构性改革，并以不同程度和不同形式融入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实现的。因此，影响两国产业和贸易结构变化的因素有相似之处。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否认，由于两国国情不同，因此两国在选择改革和开放的路径上存在某些差异。尽管影响两国产业和贸易结构的因素有相似之处，但也有明显的差异，这使得两国在改革产业和贸易结构的进程中程度有所不同。对此，我们可以列举多种不同的因素。但受篇幅所限，在此我们主要列举以下几个因素。
第一是市场对中国和墨西哥产业及贸易结构变化具有较强的推动作用。中国在1978年开始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全面改革，并且在1992年之后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由此逐渐确立了市场机制在中国经济中的主导地位。随着改革进程和中国市场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中国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联系程度也愈加密切。所有这些变化都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影响到中国国内的产业和贸易结构。我们从前面的分析中比较清晰地看到，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的产业结构有过明显的3个阶段的变化，而这些变化都与世界经济和国外市场的变化密切相关。20世纪80年代，中国利用国际产业转移的机遇，大力发展以轻工和纺织品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使得这两个产业的产品在很短时间内成为中国出口的主要产品。到了90年代，中国及时抓住以机电产品为主的国际制造业转移的机遇，使机电产业得到迅速发展，并成为同期中国出口创汇的主要行业。2000年与1991年相比，中国机电产品的出口额增加了6倍，占全部出口的比重由19.6％增加到42.3％；同期机电产品的进口也增加了3倍，占全部进口的比重则增加了近6个百分点，达到45.7％(11)。2001年以来，受世界市场出现的以IT产业为主的高新技术产业转移的刺激，中国的信息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并迅速成为中国的第一大工业部门，从业人员也从138万人增长到了587.92万人(12)。世界经济中出现的国际产业转移的趋势，通过市场机制刺激了中国国内的产业结构调整，并迅速带动了贸易结构的变化，加速了中国制造业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升级，在这个过程中也涌现出一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民族企业(13)。
同样，在墨西哥产业和贸易结构变化中，也可以看到市场机制的导向作用。1982年债务危机之后，墨西哥开始进行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其进程随着加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NAFTA而不断加快，市场机制取代了政府干预，并对产业和贸易结构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墨西哥在1994年前后及2000年之后的产业和贸易结构变化中可以感觉到市场的力量。可以说，成为NAFTA成员后，墨西哥国内市场与美国市场的一体化程度、美国市场对墨西哥产业和贸易结构调整的导向作用都变得非常明显，这一点通过墨西哥对外贸易集中度的变化可以得到验证。另一方面，进入21世纪之后，墨西哥对外贸易结构的变化、初级产品比重的上升和制成品比重的下降，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同一时期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暴涨的刺激作用。
第二是外国投资和跨国公司对中国和墨西哥产业及贸易结构变化具有较强的推动作用。中国和墨西哥都是发展中国家，在实行市场化改革之后，两国都实行了各种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极大地改善了各自投资环境，成为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投资对象国。其中大多数跨国公司通过直接投资进入生产和贸易领域。在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跨国公司以这种方式调整其全球生产链和国际贸易战略，从而也在较大程度上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介入投资对象国产业和贸易结构的调整。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有关统计数据证明了这一点。1998～2007年，外国投资企业的产值占中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2.5％提高到21％(14)，并且还有明显加速的趋势。伴随这一过程，外资企业在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也有明显的加强。自2003年至2008年，外资企业的出口贸易都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表5），其中除去最初的一年外，其余年份都远远超过了同期国有和集体企业出口增长，并且还呈加速增长的趋势。同期外资企业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也出现了相应的变化，2003～2006年外资企业的比重由55.3％上升到了58.3％，2007年出现了下降的趋势，到2008年为54.8％(15)。这一趋势与同期中国产业和贸易结构的变化趋势基本吻合，其中外资企业所起的推动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第三是政府的产业政策对产业和贸易结构变化具有明显的导向和激励作用。与墨西哥经济结构性改革有所不同的是，中国的经济改革在建立市场经济和强化市场机制作用的同时，并没有削弱政府对企业进行产业和贸易结构调整的激励作用，甚至还为这种调整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和必要的条件。实际上，近30年来，中国产业和贸易结构调整的实践证明了政府政策引导作用的重要性，尤其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政府的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的导向对产业和贸易结构变化的影响进一步加大。1998年8月，中国政府发布了高新技术产业化发展计划，这对此后的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且直接表现在中国产业结构的变化之中。2004年6月，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了《汽车产业发展政策》(16)，明确提出了汽车产业的发展目标是要在2010年之前，使汽车产业成为中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并提出了相应的发展规划、技术政策及汽车产业结构调整的任务和方向。这对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产生了明确的导向性作用。2008年8月，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汽车产业的影响，国家有关部门又出台了相应的《汽车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17)，提出了2009～2011年汽车产业综合性应对措施和行动方案。还比如，中国国家有关部门还出台了《钢铁产业发展政策》（2005年），明确提出了中国要成为世界钢铁生产的大国，其综合竞争能力达到世界水平，以及2010年中国钢铁产业产品结构调整的目标，并且还具体提出了产业发展规划、产业布局调整和产业技术改革的政策措施。2008年8月，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政府的有关部门同样发布了《钢铁产业调整和振兴计划》(18)，提出了政府在2009～2011年采取的原则和目标，以控制总量、淘汰落后、企业重组、技术改造、优化布局为重点，推动钢铁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这些政策举措都已经、或正在、并将继续影响中国的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
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中国和墨西哥的产业及贸易结构变化对双边经贸合作会有一定的影响。近二三十年来，两国通过经济改革、开放市场，都确立了市场经济机制，也加快了融入全球化市场的步伐。两国的产业和贸易结构的调整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为了适应改革和开放带来的结构性变化，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OECD发展研究中心在进行的一项研究中，运用衡量显示性比较优势的巴拉萨指数对2002年和2004年中国和墨西哥的14个不同产业部门的指标进行了比较，认为墨西哥在信息技术和消费类电子产品、电子元器件、服装、运输设备和杂项制品等方面实现了专业化；中国在信息技术和消费类电子产品、电子元器件、服装、杂项制品、纺织、基本产品和皮革制品等方面实现了专业化。因此，中国和墨西哥实现专业化的产业部门是相似的，唯有运输设备是一个例外(19)。这在一定程度上容易造成两国同类产品在某些第三者市场上的贸易竞争。但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市场中，这种竞争是难以避免的。OECD的同一份报告运用专业化系数（CS）和一致系数（CC）对包括中国和墨西哥在内的35个国家的竞争力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中国和墨西哥与泰国、匈牙利、韩国等存在着贸易竞争(20)。另一方面，在竞争中形成的优势也不是绝对不变的，它同样随着国际市场的变化而处于动态变化过程。OECD发展研究中心的同一份报告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出口结构变化越快（如果这种变化能够使出口国对转变之中的世界贸易结构做出反应），经济增长的速度也就越快(21)。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各国都是从全球化战略出发制定各自的对外贸易战略，因此局部的贸易不平衡难以完全避免。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与拉美国家的贸易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已经成为多个拉美国家的重要贸易伙伴。就中拉贸易整体而言，中国基本保持了相对平衡、略有顺差的状况。但是，涉及到中国与拉美具体国家的双边贸易，却存在着程度不同的不平衡，其中包括中墨双边贸易。30年来，中墨双边贸易的高速发展是有目共睹的，墨西哥现在已经是中国在拉美地区的第二大贸易伙伴。近年来，随着中墨双边贸易的迅速增长，双边贸易的不平衡也有所扩大。按照中国官方的统计，2003～2007年中墨双边贸易额由49.4亿美元增加到149.7亿美元，其中中国对墨西哥出口额由32.7亿美元增加到117.1亿美元，从墨西哥的进口额由16.8亿美元上升到32.6亿美元，中国的顺差由15.6亿美元增加到84.5亿美元(22)。由此清楚地表明，在中墨双边贸易中，中国对墨西哥的出口增长明显地超过了同期从墨西哥的进口，中国的顺差增长幅度要远远大于双边贸易的增长。从中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一是中墨贸易的快速增长表明，两国的贸易发展有较大的市场需求，因而有很大的增长空间；二是中墨双边贸易的不平衡性表明双边贸易存在结构性差异，但没有影响双边贸易持续快速增长。尽管从长远看，可能会有一定的不利影响，但是，如果从两国的整体贸易结构看，这种不利影响是有限的，而且还可能随着国际市场的变化而转换。例如，国际市场能源价格上涨可能会使贸易成本加大，尤其是运输成本加大，这会使某些低附加值的出口产品的优势得到削弱，而地理优势就会变得很重要。在这一背景下，调整贸易结构自然就成为重要的选择。因此，从国际市场的实际变化出发，不断优化各自产业和贸易结构，是改变双边贸易不平衡的最佳选择。
在产业和贸易结构的动态调整过程中，企业的选择至关重要。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世界市场的各种变化必然会通过各种路径影响到实行对外开放的各国市场，进而影响企业的经营和生产行为。在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的全球市场中，企业之间的市场竞争也变得愈加激烈。面对这样的挑战，企业采取何种对策予以应对，以及企业采取何种灵活性及时做出准确的市场选择，不仅决定了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而且也会影响国家的产业和贸易结构。在中国和墨西哥的产业及贸易结构变化以及双边的经贸合作中，两国企业所起作用的重要性不容忽视。企业是双边贸易的直接参与者、竞争者，企业活力和灵活性的大小，决定了企业在市场生存的能力。中墨双边贸易的现实，也是企业根据本国或国际市场实际做出各自选择的综合结果。即便这种结果可能会给其中的一方带来有利或不利的影响，政府试图通过采取相应措施予以改变，也还需要通过企业市场选择的改变来实现。因此，在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中，中墨面对双边贸易的不平衡性，不是单纯依靠政府行政措施进行限制或制约，而是要使企业具有更强的市场活力和竞争能力，善于在一个多变的市场中抓住机遇。当前，面对全球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加快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进程，采取多种方式拉动国内需求，使之成为经济增长的新热点。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市场，将为中国和墨西哥企业提供一个难得的机遇，也将为中墨的双边经贸合作开创一个新的前景。
收稿日期：2009－08－01
注释：
① 中国国家统计局：《200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见http://www.stats.gov.cn
② 朱新武：《2009年上半年经济述评之一：车行爬坡踏实健进》，载《中国信息报》2009年7月21日。
③ CEPAL,“Estudio Económico de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2008- 2009”,http://www.eclac.org/publica- ciones/xml/4/36464/2009-252-EEE-2009-Mexico-F.pdf
④ 中国国家统计局编：《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年。
⑤ 中国国家统计局编：《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年。
⑥ 笔者据联合国拉美经委会《2008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统计年鉴》数据计算。
⑦ 中国国家统计局编：《2002年中国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年，第234页。
⑧ 笔者据联合国拉美经委会《2008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统计年鉴》数据计算。
⑨ CEPAL,“Anuario Estadistico de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2008”.http://websie.eclac.cl/anuario_estadistico/anuario_2008/datos/2.2.1.28 xls
⑩ CEPAL,“Anuario Estadistico de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2008”.http://websie.eclac.cl/anuario_estadistico/anuario_2008/datos/2.2.1.26 xls
(11) 王晓红、魏浩、李耀辉：《我国产业开放战略的转变与神话》，载《经济学动态》，2009年第4期，第76页。
(12) CEPAL,“Anuario Estadistico de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2008”.http://websie.eclac.cl/anuario_estadistico/anuario_2008/datos/2.2.1.26 xls
(13) 王晓红、魏浩、李耀辉：《我国产业开放战略的转变与神话》，载《经济学动态》，2009年第4期，第77页。
(14) 中国国家统计局编：《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年。
(15) 裴长洪：《中国贸易政策调整与出口结构变化分析：2006～2008》，载《经济研究》，2009年第4期，第11页。
(16) http://gys.ndrc.gov.cn/zcfg/t20050707_27519.htm
(17) http://gys.ndrc.gov.cn/zxghzl/t20090317_267672.htm
(18) http://gys.ndrc.gov.cn/zxghzl/t20090317_267651.htm
(19)(20) Jorge Bldzquez- Lidoy,Javier Rodriguez and Javier Santiso,Angel or Devil? China's Trade Impact on Latin American Emerging Markets.The Visible Hand of China in Latin America,OECD,2007,p.56,p.54.
(21) Sanjaya Lall and John Weiss,“China and Latin America:Trade Competition 1990-2002”,The Visible Hand of China in Latin America,OECD,2007,p.97.
(22) http://www.mdfcom.gov.cn/tongjiziliao/tongjiziliao.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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