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90年代中小学教育改革策略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中小学论文,教育改革论文,美国论文,年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本文对美国90年代中小学教育改革的主要策略作了识别和说明，进而对各策略的依据和特性作了分析，并从具体的评析中引申出对有关教育改革策略问题的看法。
关键词 美国中小学教育改革 改革策略 策略评析
策略，是在目标确定之后，为达到目标而提出的运作设想或谋略。它反映目标的要求，同时又根据客观条件设计出达到目标的方式、途径或步骤。换句话说，策略既涉及做什么的问题，更要解决怎样做的问题。本文选择美国90年代中小学教育改革的策略为研究对象，旨在通过较为具体的个案研究，既在特定意义上对其作出评析，也从中引申出对有关问题的看法。
一、美国90年代中小学教育改革的几种主要策略
关于美国90年代中小学教育改革策略，近年有些研究曾试图作出表述或概括。其中，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前院长塞耶（Theodore R.Sizer）在《学校改革：漏掉了什么》一文中所作的表述颇有启发性。但他用了一些表征性的词语，把美国90年代中小学教育改革的主要策略表述为：1.倾斜策略（Oblique Strategy）、2.直接策略（Direct Strategy）、3.整体策略（Systemic Strategy）。[①]由于他使用了简约的表征性语言，其表述并不容易使人们了解这些策略的基本内容。下面，我将从内容方面对美国90年代中小学教育改革的主要策略作出概括，并以实际情况加以说明。
第一种策略：在不变更现有学校教育的性质和结构的情况下，通过强化管理来达到提高学校教育效益和质量的目标。其关键词是：“强硬起来”（toughening up）和“使学校负起责任”（holding schools accountable）。所设计的措施主要有：1.制订条例，确定全国性的课程统一标准，规定学生必须修读某些基本课程并达到相应要求方能毕业；2.编制全国性的测评标准和更有效的测验，为学校教学和教育提供更明确、更具权威性的评价体系；3.提高师资质量，严格执行教师证书制度，改善教师待遇，通过提高师资管理水平来促进学校的教学和教育工作。
1991年9月，300多名著名政治家、大企业首脑和教育工作者汇聚于华盛顿特区，出席《财富》杂志（Fortune）主办的教育高峰会议第四次年会。布什总统在会上呼吁要为数学、科学、英语、历史和地理等学科的教育确立全国性的统一标准，并提出编制全国性的成绩测验，让各个学校在自愿的基础上加以采用。[②]
作为对上述呼吁的反应，匹兹堡大学的“学习研究与发展中心”（the Learning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enter）和设在纽约市的“全国教育与经济中心”（the National Center on Education and Economy）等机构开展了有关统一测评标准和测评方式的研究，15个州和6个主要都市的研究人员及教师进行了全国性的协作。在师资改进方面，依靠来自AT＆T、克莱斯勒、杜邦和福特等几个大型公司的资助，“全国专业教学标准委员会”（the National Board for Professional Teaching Standards）着手编制新的测评方法，对教师的教学表现进行评估，借以提高教学的标准。在测评中升级的教师将从该委员会得到一种高级证书，并由此而获得相应的资格去取得较高的薪金等待遇。[③]
1994年3月，克林顿总统签署了题为《2000年目标》的教育改革法案。该法案基本承继了布什总统在《2000年的美国》中所提出的教育改革目标和措施。在新的教育法案下，联邦政府预计在三年中每年拨款10亿美元，用于建立全国性的课程和测评标准，资助师资培训。
第二种策略：鼓励创办新型学校，创立新的学校教育模式，重构学校教育，为实现90年代的教育改革目标和下世纪的教育发展创造条件。
1957年以来，美国的学校教育一直处于某种改革状态，尤其是在课程方面，曾出现过一些声势浩大的改革运动，如“新数学”和“回归基础”等。1983年，联邦政府更发表了题为《国家处在危急之中》的教育改革指导文献。为了增加美国学校的竞争力，在整个80年代，美国对学校的投入，在扣除通货膨胀的因素之后，比70年代增加了33%。但以往的努力，效果似乎都不很明显。这使国家的领导层倾向于认为，依靠现有的学校去实现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目标是不大可靠的，至少是不够的。因此，早在1991年，布什政府就已指出，要实现《2000年的美国》所提出的教育改革目标，一个可能的途径就是创办“新一代的美国学校”。
为此，白宫方面通过两个措施来催生这类新型学校。一是布什总统要求国会批准拨款五亿三千五百万美元，在每个众议员选区创办一所新型学校，另外，每州加设两所，共535所，平均对每所学校资助100万美元。二是，他要求工商界的领袖们捐献2亿美元，用于设立一个名为“美国新学校发展公司”（the New American Schools Development Corp.）的非营利性私立机构，负责新型学校的策划和设计工作，并帮助有关社区根据各自的需要去采纳新的设计。[④]
与此同时，联邦政府也支持各企业或社团为创办新型学校所作的尝试。例如，烟草与食品联合企业RJR Nabisco公司推出了一个名为“下世纪的学校”（Next Century Schools）的发展计划，预计投资3千万美元，依据45个新概念去设计和管理新的学校。[⑤]另一个到目前为止规模最大的新学校发展计划——魏特尔通讯公司主持的、投资25亿美元的“爱迪生计划”（Edison Project）也已起步。[⑥]
第三种策略：将市场竞争机制引入教育领域，通过扩大家长对子女所上学校的选择权，使学校面临被选择的竞争局面，促其在竞争中提高办学的效益和质量。这一策略的关键，在于通过扩大家长对子女所上学校的选择权，培育出一个不断扩大的教育市场，从而引发竞争，通过竞争来优化学校教育。因此，它也被称为“市场策略”或“竞争策略”。
作为一种市场策略，其运用需要两个基本条件：1.有足够的、不同质的学校可供选择；2.选择者必须具有相应的经济能力来承托其对相关学校的选择，即成为某种意义上的“买方”。为此，这一策略的倡导者提出了两个对应的措施：1.鼓励工商界参与学校发展项目，创办新的、不同性质的学校；2.通过立法或某种行政措施，允许家长将所属税区政府花在每个学生身上的人均经费，以“学费抵偿券”的形式，用于支付所选学校的学费。
从实际的情况看，在1992年时，有37个州已考虑这方面的立法问题，有13个州和地方提出了有关学校选择的具体设想或安排。1992年9月，纽约市公立学校总监弗南德兹（Joseph A.Fernandez）根据纽约市东哈林区允许家长为子女在公立学校系统内选校这种做法所得到的正面评价，宣布从1993年起，将允许家长在纽约市的5个区的公立学校中为子女选校这是当时全美最大的市区选校计划。与此同时，旧金山、华盛顿特区、德克萨斯州的奥斯丁市和新泽西州的东奥连基市的督学们也都提出了各自管区的相应计划。[⑦]
二、对上述策略的评价
毫无疑问，上述三种策略的提出，都是为了达到教育改革的目标。从这点讲，它们之间既是并列的，又是能兼容的。同时，这三种策略是依据不同的目标要求和现实可能性来制订的，因此，它们在目标、途径、创新性和难度等方面，都有所不同。
第一种策略的特点在于，它并不改变现有学校的性质和结构，它所选择的并不是学校体制或教育结构方面的根本性改革，而只是侧重于管理方面的改革，通过制订相应的标准和条例，强化学校教育的标准和管理要求，来达致学校教育效益和质量的提高。
该策略的依据，主要来自关于美国与其他工业发达国家教育的比较研究。这些研究表明，在学校的性质和结构上，美国的学校与日本、德国等国的学校并没有根本的差别，而后者在教育和教学方面所取得的成效却远在前者之上。这一事实说明：1.造成美国与其他工业发达国家之间在教育效益和质量方面的差异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学校的性质和结构；2.在不改变学校的现有性质和结构的情况下，通过借鉴其他工业发达国家的学校管理经验，有可能使美国的学校教育像这些国家的学校教育一样有效。因此，学校管理改革便自然成为学校改革所选择的切入点。
由于这一策略主要是借鉴了其他工业发达国家的教育改革经验，即通过强化课程标准、评估手段和师资质量，来保证学校教育的效益和质量，因此，其创新性并不明显，难度也不很大。难度不大还表现为该策略是低成本的。因为它只是要求人们按照相对统一的标准做事并把事情做好，它并不要求学校进行新的基础建设或作出结构性的改变，因而不需大的投入。正如某位评论家所形容的：“其花费只是用点钱来印条例”。[⑧]不过，对于美国这样一个由地方控制教育的国家来说，倡导全国性的课程和测评标准，在某种意义上已是一种“革命”。
第二种策略无疑是一种比较昂贵和难度较大的策略。因为它涉及到对学校的重新设计和对人员的重新培训，所有这些都要求有大的投入。美国联邦政府是鼓励创办新型学校的，也投入了一定的经费资助这类活动。但它把创办新型学校的希望主要寄托在大型公司等私营企业的参与和资助上。至于该策略的难度，则不仅表现在花费方面，更主要地还在于，创办新型学校需要大量创造性的努力。
但这并不能否认创办新型学校的必要性。尽管现有的学校体系在一定条件下仍然有效，或通过改革仍可发挥作用。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科技、人口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发展，人们已越来越意识到传统学校教育模式的局限性。不管是从解决90年代的教育问题来看，还是就为下个世纪教育的发展作准备而言，创设新的学校均属必要。例如，统计数据表明，在整个90年代，美国人口将比80年代增加9%左右。其中，青少年是所有人群中增长最快的群体。加州的情况尤为突出，在过去的5年间（1990—1995年），中学生人数的增长已经使中学的学额增加了41%。面对这种情况，与其在原有的学校模式上加以扩充，不如资助创办新型学校。因为后者可以达到一举两得的效果——既可满足社会对学校在数量方面的需求，又可以使学校在质的方面有所突破或改变。
正如美国教师联合会（AFT）在其题为《美国教育：我们面前的任务》（1992年）的报告中指出的：“我们必须继续工作去创设一种新的学习机构来取代传统的学校。这一努力将代表着我们在取得教育方面的主要突破的最大希望所在。”[⑨]教育改革的出路不仅在于改良，更在于创新。可以说，第二个策略反映着美国教育改革的一个主要努力方向。
第三种策略建立在如下几个判断之上。首先，教育与其他服务性行业一样属于第三产业范畴，在市场条件具备时，第三产业的行业也可以象第一第二产业的行业一样，按照市场原则来运作和管理。其次，家长为子女选择学校是法律允许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1925年的“权利法案”确定，父母有选择子女所爱教育的权利。再者，统一标准下的竞争是相对合理和公平的。
在经历多次改革仍得不到很好的解决之后，美国教育的问题已被提升到整个社会的层面来加以对待。在社会的关注中，企业和家庭是两个重要的因素。美国企业对教育的关注，主要在于它将其在国际竞争中所遇到的问题部分地归咎于教育效益和质量的低下。在它们被迫改革自身去迎接来自别国的挑战之后，它们觉得有必要介入教育改革与发展事务，以便从根本上改善自身的主要竞争条件——雇员的素质。再说，这种介入还可以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许多企业不希望在付了教育税之后，还要花钱开办自己的内部学校去教授它们认为应是公立学校教授的东西。对于家庭来说，家长对儿女教育的关注本属天然，在一个不断变迁的社会和就业市场上，子女所受教育的质量同他们日后对社会的适应与发展直接有关。
企业对教育的介入，自然将企业的经营管理之道引入了教育领域，尤其当它们直接经营或管理学校时。在许多企业主管看来，市场竞争乃现代产业优化的杠杆，教育也不例外。克莱斯勒公司总裁李·艾柯卡曾自信地对教育管理者们说：“我们这样做过，所以，我们能向你们展示怎样去做。”[⑩]
家庭对教育的介入，除了表现为对学校事务的关注和参与外，更直接地表现为对子女教育选择权的追求。这种追求并非始于今日，早在60年代就有过一次“选择运动”。现在的选择运动，是家长们的教育自主意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教育问题作出的反应。它同企业的介入相结合，为教育领域的市场竞争准备了基本条件——教育市场的形成和发展。
就政府而言，在教育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的情况下，通过“社会化”的途径来解决教育问题是顺理成章的。不管是企业的介入，还是家长的选择，一方面固然反映出这两个基本的社会功能群体对教育施加影响的愿望，同时也意味着相应社会力量的投入。善用企业和家庭的积极性，将市场竞争机制引入教育领域，不仅为教育开辟新的投入途径，更可借助市场竞争来优化学校系统，提高教育服务的质量。这种不需要政府大幅度增加投入而又能改变学校面貌和提高教育质量的做法，显然是政府倾向于选择的。
尽管“学校选择”和“市场竞争”是“90年代美国最流行的教育改革主张”（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政治学家Jhoh F.Witt的评语），但第三种策略所涉及的一些内容仍带有高度的争论性。其一，把学校类比于企业，以为经营学校就象经营制造业或其他服务业一样，这种看法不易为教育界所接受。其二，企业界所设想的学校改革，基本上是使学校私营化或产业化，而以私营化作为学校体系重构的途径，可能导致现有学校体制的解体。这种解体有可能造成新的教育不平等和教育整体质量的下降。其三，“学校选择”所涉及的将公共教育开支扩及私营学校的做法，不论在法律上还是在民意上仍有阻力。美国法律允许家长为子女选择学校，但不管他们选择哪类学校，他们仍须纳税支持公共教育开支，而这类开支一般是不能用于资助私营学校的。这项改革为了使家长在经济上有能力作出选择，主张家长可将所属税区政府花在每个学生身上的人均经费的全部或部分，以“学费抵偿券”方式将公共开支扩及私营学校的要求，到目前为止，仍遭到联邦最高法院的否决。从1991年的卡帕／盖洛普民意测验的结果看，尽管被调查者中赞成“学校选择”的人数（50%）多于反对的人数（39%），但反对将公共教育开支扩及私营学校的人数（54%）仍高于赞成的人数（45%）。[(11)]因此，如果选择只在公立学校之间进行，这种选择还比较可行，一旦涉及私营学校和竞争，情况就会变得复杂而难以预测。
三、由美国90年代中小学教育改革策略所想到的
美国90年代中小学教育改革的策略与其教育改革总体目标和社会现实条件之间的特定关系是不言而喻的。但通过对这些策略的评析，我们也不难从中发现一些带有时代特点的共同问题，并从中得到一些启示。
（一）在一定的教育体制下，师资、课程和测评是影响学校教育教学活动的三个基本因素，任何有利于强化这些因素的改革都将有利于从整体上提高学校教育的效益和质量。因此，这些方面的改革是任何一个时代教育改革的基本内容之一。例如，美国从60年代以来，一直在进行课程方面的改革，到了90年代的今天，它仍是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只不过各时期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90年代之前的课程改革侧重于课程的内容、结构和组织形式等，90年代则强调制订全国性的课程标准的重要性。因此，在客观条件尚未具备对现有教育体制作出根本变革之前，从上述三方面的改革入手，来改善学校教育的状况，显然是一较为现实的策略选择。
（二）处于世纪之交的90年代的教育改革，具有承前启后的时代特性，它需要对以往遗留下来的教育问题作出回应，更需要为开辟教育的新纪元——21世纪的教育作好准备。因此，其出路不仅在于改良，更在于创新。教育创新所面临的一个现实而迫切的任务，就是设计新的学校教育模式，创办新型学校。美国政府和教育界不仅把创办“新一代的美国学校”当作解决美国教育问题的出路，更将之视为在全球教育竞争中重新取得优势的根本途径之一。我国的教育改革与发展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处身于全球教育竞争与发展的大环境，面对21世纪的来临，我们也应有教育创新意识，我们同样需要探求新的学校教育模式，通过教育实验等途径，创办我们自己的新一代学校。只有这样，我们在21世纪的世界教育竞争中才能占有一席之地，才能赶上世界教育发展的先进水平。
（三）在市场经济成为世界经济主流的今天，市场竞争原则和市场管理方式对学校教育的渗透是不可避免的，教育问题的社会化和社会力量对教育影响的加深，也是一个日益明显的趋势，教育改革必须反映这些变化，并善用社会力量来达到改革的目标。与此同时，应注意到学校教育是一个有别于其他行业的专业领域，教育改革还应根据学校教育的特点来策划和实施。90年代的教育改革可以借鉴市场竞争的原则和管理方式，但不可在简单的类比下，把学校变成另一种“企业”，更不能把教育变成一种“生意”。
（四）教育改革策略涉及教育改革的目标、内容、途径和方式，对教育改革的实际运作有直接影响，其选择是否得当，直接关系到改革的成败。从美国的情况看，如果某一教育改革策略所选择的改革途径或方式引起较多的社会冲突或争论，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教育改革的进程。因此，加强对教育改革策略的理论研究和实际研究，实属必要。
本文1997年3月收到。
注释：
①Theodore R.Sizer,"School Reform:What's Missing",World Monitor,Vol.5.No.11,November 1992,pp.21-22.
②Nancy Perry,“Where we go from here”,Fortune,October 21,1991,pp.114-118.
③Ibid,pp.114-116.
④Ibid,pp.118-122.
⑤Ibid,pp.116-120.
⑥Ben Brodinsky,"How ‘New’ Will the ‘New’ Whittle American School Be?",Phi Delta Kappan,March 1993,pp.540-543.
⑦"A Question of Choice",December 7,1992,Business Week,pp.4-6.
⑧Theodore R.Sizer,"School Reform:What's Missing",World Montitor,Vol.5,No.11,November 1992,p.23.
⑨AFT,“U.S.Education:The Task Before Us”,American Educator,Winter 1992,p.19.
⑩James Moffett,“On to the Past:Wrong-Head-ed School Reform”,Phi Delta Kappan,April 1994.pp.584-585.
(11)Stamley M.Elam et al,“The 26th Annual Phi Delta Kappa/Gallup Poll of the Public's Attitudes toward the Public Schools”,Phi Delta
Kappan,September 1994,pp.45-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