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主流文学期刊2005年第3期综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期刊论文,主流论文,文学论文,期综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看《上海文学》
邵燕君
第5、6期的《上海文学》推出不少力作，在大多数期刊“年中乏力”的态势下，显得格外突出。
第5期“月月小说”推出的首个中篇是方方的《中北路空无一人》。小说以作者年轻时工作过的武汉重型机床厂为背景，以一对父子的冲突和亲情为主线，写了没落的“大厂人”生活的困顿和精神的矛盾。靠退休金安度晚年的高工父亲病倒之后还可以悲哀且悲壮地喊：“厂子都没得了，命有么事用？”中年下岗劳碌奔波的工人儿子则只有不耐烦地说：“你操那些心做么事？躺倒，命要紧！”虽然认为父亲的高调是“屁话”，但那些高调还是砸中了儿子心中的“空”：做不了成功的人，总得做个好人吧？不能一头都不图。在这样的“高调”驱动下，儿子做了一件拾金不昧的好事，结果让自己的生活陷入了更难以收拾的麻烦，心里也愈加如大厂没落后的中北路一样空空荡荡。与作者去年发表的《出门寻死》(《人民文学》第12期)一样，这篇小说写的也是小人物无奈的困境和一次徒劳的挣扎。不同的是，《出门寻死》的挣扎最后落在了人物的“认”，《中北路空无一人》的挣扎则指向心灵的“空”——在这份“空”里，体现了方方一贯持有的不同于一些新写实小说作家的知识分子立场。但就这篇小说来说，人物的塑造多少有点概念化，反不如《出门寻死》贴着人物显得饱满鲜活。当然，方方的写实功力仍不失水准，尤其将父子之间那种既相互厌烦又相互依赖、不美好但绝对可靠的亲情写得相当到位，武汉方言的适度运用也恰到好处。
“创造”栏目共有4个短篇。刘庆邦的《一捧鸟窝》和《守不住的爹》在故事上有重叠，笔法上也延续《梅妞放羊》、《鞋》的风格，清新细腻，与其“煤矿系列”(如《卧底》，《十月》今年第1期)中揭露现实罪恶的酷烈绝决形成鲜明对照。小说写得很淡，但那一对孤苦的乡村小姐弟渴望爱、渴望呵护的柔嫩情态让人读之难忘，心生怜惜。
经过苛刻的筛选，本期推荐的是杨显惠、烜笠的短篇《打倒恶霸——定西孤儿院之十二》。
第6期的《上海文学》是“海外华文文学专号”，发表了严歌苓、虹影等6位居住在世界各地的作家的作品。整体来看，水平参差不齐。其中，严歌苓的中篇《吴川是个黄女孩》格外引人，说本期是以一出重头戏单挑也不为过。
这是一篇底气十足的小说，沉重的大陆经验和“十年一觉美国梦”的海外经验经过女性经验的消化贯融，吐出跨越时空的生命之痛的蚌珠。严歌苓以冷峻紧凑的笔调书写了一个漂泊在芝加哥从事色情服务业的大陆女人孤寂哀伤的生活。多年前，风骚的母亲黎若纳随香港富家子弟出走，留给“我”的是前胸大片的烫伤和一颗受伤的心灵。黎若纳就像那见不得人的伤疤一样被“我”痛恨厌弃又不可剥离。同母异父的妹妹吴川的出现，既引发了“我”强烈的姐妹之情，也唤起了“我”对母爱深层的渴望和对妹妹强烈的嫉妒。爱恨交加悲喜掺杂，加上回忆性叙事结构的千回百转，成就了整篇小说特有的狠、准，且深的特色。对于“我”职业的设计虽然有刻意安排的痕迹，但是性按摩师与大学生，最卑贱的与最娇贵的，最被遗忘的和最受宠的，最伤痕累累的与最纯洁无暇的，参照映衬，达到了强烈的对比效果。她们来自同一个母体(那个该被诅咒的黎若纳)，呆在同一个异乡，彼此命运却天差地别，但是“我”——那个被侮辱和被损害的，最终选择了原谅并接受一切。因为说到底，“吴川是个黄女孩”，她虽然骄傲冷漠幸福洁净得令人妒恨，受尽宠爱而不自知，但是当“我”的生活发生突然灾变时，竟表现出让人意想不到的义愤和亲情，这让读者不禁感到巨大的安慰，再次短暂地相信了血浓于水的神话。在这个漂泊的异乡，究竟可以抓住些什么，又可以握紧些什么？穷途末路，百无聊赖，只好一步步退向最原始的亲情。故事的最后，其实什么实质性问题都没有解决，吴川真的从此就能和“我”做无话不谈的好姐妹了吗？“我”真能从那个如天上掉下来的“古典主义者”身上得到永远的安慰吗？“我”真能原谅黎若纳吗？一切都未知，且作者故意写得让人缺乏信心，但一场变故至少打破了姐妹俩的僵持，拉近了彼此关系，揭示出冷漠戒备之下未必没有温暖亲近的可能。对于人性的挖掘在这个中篇里达到了一个相当的深度，虽然语气始终维持一种冷冰冰的刻薄，却最终让人慨叹“若得真情，哀矜勿喜”。不是不愿，而是不敢。除了这份刻骨的亲情外，小说对漂泊的海外生活做了多面和深切的表达，无论从严歌苓自己的创作而言，还是从海外华人创作和女性创作而言，这都是一篇难得的力作。
《上海文学》2005年第5期推荐篇目：杨显惠、烜笠《打倒恶霸——定西孤儿院纪事之十二》；第6期推荐篇目：严歌苓《吴川是个黄女孩》。
看《当代》
隋无涯
本期《当代》发表的小说不多，整体水准较之上期也有不如，最大的亮点是阿来的新作《天火》(小长篇)。
《天火》开篇就写火，火是这篇小说真正的主角。火的善与恶，驯良与狂躁，无不具有强烈的象征意味。巫师多吉能识风向，他每年领着大家放火烧荒，火不会烧着森林，而每年烧荒的地上能长出肥美的牧草。多吉的火象征着传统乡村自然和谐的火。但是如今多吉每年都要被抓进牢房(虽然每次很快又被村民保出来)，而且，随着“文革”的开始，连这种象征性的“抓/放”(传统与现代的临时妥协)也不能维持下去。当多吉逃往山林之后，机村外的森林却燃着了大火，一次次的开会“政治动员”把救火的时机也延误了，最后机村也被烧毁。这仿佛象征着，藏区小村那种蒙昧与神奇相混合的生活，也无可避免地要被卷入当代历史的激烈动荡之中。显然，小说对被外部意识形态侵犯过的藏区小村的存在状态持批判态度。这种姿态，使得这篇小说的优点和缺点都比以往更明显。一方面，在对天之火与人之火(意识形态引发的狂热)的描写和渲染中，阿来的笔力和想象力被充分释放出来；但另一方面，有时难免会陷入简单地用一种意念和思想程式解释小说中的生活(主流的阶级翻身叙述和泛文化主义的文化消亡叙述，都难以穷尽历史的整个面貌)，使人物和事件显得有些“单面化”，使渲染稍欠节制。
《当代》2005年第2期推荐篇目：阿来《天火》。
看《十月》
王颖
本期《十月》生活感很强，似回到它质朴好看的定位。
“第一阅读”是王旭烽的《柳浪闻莺》(中篇)。小说的叙述语言一开始有些紧，以至显得有些造作，但随着“舞扇”一课的开讲，故事开始真正入味了。扇子不仅是“柳洲扇主”工欲善的看家本领，也是全文的核心意象和重要道具，将所有人物有层次感地组织在其周围。工欲善讲“舞扇”的“遮”，正是三位主人公之间摇曳暧昧关系的写照。相对来说，工欲善代表了中国男人典型的优柔寡断的性格，始终处在半推半就、遮遮掩掩的状态中，两个女人反倒特别名利，无论是世俗务实的银心，还是人戏不分的垂髫，都最终选择破扇而出，与工欲善干净了断。故事以著名西湖十景之一的柳浪闻莺为背景，西湖柔美氤氲的水气扑面而来，柳树荫荫、笙歌琴笛的氛围充盈着诗情画意，散发出的古典矜持的气味，与这个躁郁烦嚣的世界参差映照，保持着冷静的距离又不过分清高。而越剧妩媚的情韵又每每通过两位女主人公吟唱的曲目漾出来，优美唱词里含蓄悠长的情怀不时打动读者，让人屡屡生出人生如戏之感。然而戏曲里的人生可以清坚绝决碎玉裂帛，一旦回到现实却总要寻个中庸保全，现实的冷峻使垂髫与工欲善这段不合时宜的感情从开始就是优雅的伤感的，浸透了悲剧的意味。小说的格调与意境让人想起叶广芩的《谁翻乐府凄凉曲》，如果说后者是名门闺秀的慷慨沉郁，前者便是小家碧玉的婀娜婉转。不过，小说的尾声部分又一下子转得太过快而草率了，之前耐心积蓄的饱满情绪顿时泻了气，回到了落难书生衣锦还乡的老套剧情。
“小说新干线”推出了瘦谷的三篇小说：《回溯》(中篇)、《一天》(短篇)和《祥福的生活》(短篇)。《回溯》的虚无飘渺怎样看都像是故弄玄虚，与后两篇对照看来，作者恐怕还是更适合平实路数。《一天》的题材很好，进城靠捡破烂为生的安顺生活在城市的最底层，一切做人的尊严和向往都显得华而不实，最大的念头只是一家人都能够活下去，沉默平静的一天即是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整个人生。主人公内心隐忍而绵远的伤痛该是如何波澜暗涌，可惜却被语言的啰嗦和未经充分提炼的细节冲得太过平淡了。不断插入主人公对从前的回溯也有些单调。《祥福的生活》写法和《一天》完全相同，但最后祥福和媳妇被村里的少年们作弄这个细节倒还使全文的调子有了一些明快的跳跃。两篇的缺点都是开头的铺陈过长，对短篇来说不免头大身子小，无法支撑自己。
《十月》2005年第3期推荐篇目：王旭烽《柳浪闻莺》。
看《收获》
刘晓南
本期《收获》头条是东西的长篇小说《后悔录》。小说从“性”这一扇窗窥过去，将半个世纪来中国人非常态生活的泪与笑、苦与悲、迷失与沉沦一一展现。它尽管以漫画的笔法描绘、以夸张的姿态和逻辑铺陈推演，却有着那个年代里真实的血肉：在“文革”那个禁欲的年代中，人们响应着号召，试图以排斥和否定身体的欲望来净化自己的灵魂。然而禁欲非但浇不熄欲望的火焰，反而招惹来一连串的厄运。小说以一个孩子的成长来看待性，起初他与“上面”保持高度一致，主动以告发父亲来教育父亲，不料弄得家破人亡。长大后，身体的冲动始终压抑于道德的规训之下，在每个唾手可得的好运面前失之交臂，遂成就了他一生“后悔”的记录。然而，时代的轮转却仿佛一个悖论的循环：当正常的生理需要、合理的生活方式被颠覆和践踏后，人们仿佛又堕入另一种失重的真空状态中。
小说以满纸的荒诞感，营造出一种幽默与滑稽的气息。其叙述方式令人想起艾萨克·辛格的《傻瓜吉姆·佩尔》：在认真的语调背后，是滑稽的场景，这一表一里构成奇异的反讽效果，透射出那个荒谬年代里的悲剧与苦涩。尽管它轻松得让人捧腹，却难以掩盖主题的沉重，这一轻一重，又构成了奇妙的阅读张力。不过，小说还停留在某种“控诉”的层面上，缺乏更高的形而上的俯瞰，与《傻瓜吉姆·佩尔》一比，悲悯的力量自然相形见绌。另外，小说语调与逻辑的惯性太大，也使得后部有些乏力。主人公总是落入“后悔”的窠臼，这既是小说发展的动力，也逐渐成为阅读快感的阻力。当这个模式一而再地循环重复，较容易使读者陷入到一种“审美疲劳”中去，产生些许厌烦之感。相比之下，作者今年发表在《红岩》第3期的短篇小说《保佑》，与《后悔录》有着相似的内核，却在相当短小的篇幅里将小人物的善良与无奈、苦闷与挣扎刻画得入木三分，渗透着崇高与悲悯。可见，作者并不缺乏深透的思想功力，所需改进的是长篇的“火候”，在这个意义上，也许《后悔录》作为一个中篇要更好。
中篇小说各有特色。唐颖的《寂寞空旷》抒写了移民知识女性的自我教育与自我成长，颇具女性主义意义。于晓威的《L形转弯》以侦探、言情的外壳来探测人性的深处，纹理脉络均清晰可见，并且用了一些专业的知识来作引子。不过，或许是格局太小的缘故，小说的意蕴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收获》2005年第3期推荐篇目：东西《后悔录》。
看《钟山》
文珍
《钟山》第3期是“女作家专号”，名家云集，较之前两期质量明显有所提高。
中篇小说里的第一篇是迟子建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标题就起得夜色温柔，而内容更是不胜凄惶：“我”的丈夫魔术师两个月前死于车祸，“我”哀伤之下去三山湖做民俗学调查借以忘却，却因为山体滑坡在一个叫做乌塘的小镇下车，从而发现了现实生活真正的残酷：乌塘寡妇蒋百嫂的故事，犹如一个谜团被抽丝剥茧逐渐解开，最后的谜底竟比“世界上所有的夜晚”都更黑暗——蒋百嫂失踪的丈夫其实早已在其打工的矿上惨死，尸体却被封存在墙内以免索赔。如果夫妻间的悼亡虽然绝望悲哀却属于人类的美好情怀，现实中真正的残酷却是完全非人道的，阴郁沉重得几乎令人窒息。将这两者穿插对照起来或许正是作者的用意所在，可惜那种对照的张力并没有出来。迟子建小说向来抒情有如散文，但此篇未必适合用“散笔”来写。事实上，本篇散得太过漫长，到篇末“夜晚”的意象总算凸现的时候，读者也许早已被过分散漫的叙事和大段与主题无关的心理描写熬磨得失去了耐性。
孙惠芬的中篇《三生万物》写一个食道癌患者临终前的心路历程，从绝症确诊到等待复查到重新陷入绝望直到走向生命终点，作者以扎实的笔法靠细节推进，稳扎稳打，一点不偷懒，不虚晃，终于达到同类小说未能达到的深度。叙述虽非第一人称，逼近真实的程度则犹胜似之，从绝症患者鞠振安、他的妻子和父母等各种角度兜兜转转，朴实而细致地描写出一个凡人生命之烛即将熄灭时，自己与亲人心底种种互相怜惜又彼此隔阂的情愫；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对于其妻秀兰与鞠振安同床时万般微妙的心理状态，对于别人的刻画还是白描，到这里就成了工笔：不是没有爱和了解，但潜意识里对死亡阴影的恐惧一直横亘彼此之间，最终压倒悲哀成就厌弃，死神咻咻的气息越逼越近，愈来愈紧，那种无药可医的绝望感难免令人想起张爱玲的《花凋》：“硕大无朋的自身和这腐烂而美丽的世界，两个尸首背对背拴在一起，你坠着我，我坠着你，往下沉。”读者亦随着心一沉再沉，“不得好死于将死未死之间”。“三生万物”本是一个隐喻，临终对生的狂热被作者演绎得饱含深情，分寸却又拿捏得当，由始至终从未出现泪水横流的廉价抒情场面，即使是最后鞠振安母亲的那一声撕心裂肺的哭喊，也并非有意为之的催泪弹，而是悲喜莫辨的长太息；综上种种，我以为该篇当为本期《钟山》首选推荐之作。
惟一一个长篇，便是王安忆的《遍地枭雄》。此文也许本当是篇压轴之作，不料结果却与预期迥然相异：不但放在王安忆本人整个创作序列中不算出彩，即使在本期内也谈不上出色。故事描写农村少年韩燕来的一段经历：出生于上海郊区，长大后成为城内一名出租车司机，本自无惊无险地过日子，圣诞夜却为三名歹徒胁持并最终被拖下水去。情节看来惊悚，叙事逻辑却一如既往仍然是王安忆本人的逻辑，且在乡村生活、人物心理刻画方面也有细节经不起推敲，不仅少年韩燕来的面目一会儿清晰一会儿模糊，那突兀出场的“三王”各自形象也时时面临游移不定的危险。作者能否全凭自己意愿随心所欲地替主人公发言，这问题尚且值得商榷；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新作一再成为成名作家自我重复敷衍塞责的载体，哪怕是瘦死的骆驼，新鲜感和诚意的匮乏也容易让读者陷入审美疲倦。
《钟山》2005年第3期推荐篇目：孙惠芬《三生万物》。
看《人民文学》
魏冬峰
2005年上半年的《人民文学》在小说方面令人遗憾：去年每期基本都有一两篇精品的状况已不复存在。
曹征路的《测谎记》(中篇)是本期刊物的头条。小说旨在探讨“谎言”对普通人行为方式的改变和心灵的戕害。小说基本称得上好读，尤其是等待测谎的过程、测谎结果对每个人行为和心理的影响、对真实和谎言悖论关系的揭示和探索等都是小说中颇显功力的部分。但结尾部分情节的陡转，不免有些突兀，反倒使小说陷入了惊悚片的常规情境，破坏了此前一直着力营造的常态氛围。
刁斗的《哥俩好》(中篇)有着一个并不鲜见的《知音》版的亲情外衣。成绩同样优秀的兄弟俩因为贫穷，不得不通过抓阄儿完成了身份的“重塑”：哥哥吃苦耐劳地供养弟弟读书，弟弟也不负众望地考上了大学。但在这美丽外衣的包装之下，故事的内核却是对同类题材的反写：哥哥的牺牲和奉献与弟弟所承受的心理压力成正比趋势。大学毕业后找不到工作的残酷现实成为弟弟越来越难以承受的心灵重压，原本身份平等的兄弟俩转变为单纯的施惠者与受惠者关系。小说前半部对物质贫穷和心灵苦闷的描写不乏细致，细节处也极见功夫。就主题而言，也看得出作者试图反写此类题材的努力：更侧重从弟弟这一“利益”承受者的角度反写苦难、亲情以及其中的道德关系。但小说显然呈现了一种过犹不及的客观效果，尤其是从本科毕业后的弟弟四处找不到工作这一情节开始，小说即陷入为了写苦难而“制造”苦难的写作怪圈中。在小说这种有着虚构成份的文体里，单纯的情节制造并不可怕，但当这种“制造”违背了常情常理，威胁到原本不坏的主观构想，恐怕才是小说写作真正需要警惕的。
盛可以的《惜红衣》(短篇)依然讲述一种女性经验。为了给下岗的父亲找到一份工作，打工女董葡萄不得不在两个可能为父亲提供机会的男人之间周旋。女性的身体是她的诱饵和筹码，它和父亲的工作之间有了划等号的可能。小说的前半部分依然有着作者习惯的炫技口吻和轻浮文风。但从董葡萄与两个男人的交叉约会开始，小说的笔触渐渐变得沉稳。董葡萄在是否献身、献身给谁等一系列问题之间反复斟酌也显现了作者并不多见的细密文风。结尾部分董葡萄专心致志地刮彩票的场面更令人心生悲怆，女性身体和心灵的“被冒犯”不得不成为一种无处诉说的隐痛，她们内心的希望与失望在这样的动作中更是表露无遗，充分显现了题目的意味深长。在作者“小说需要冒犯的力量”的观念里，这样一种在题材、细节和文本效果上都不“冒犯”常规的写作，也许算不上“进步”，但在我们看来，它却肇始了一种“沉下去”的可能。
《测谎记》、《哥俩好》、《惜红衣》三篇小说各有看点，但都失之局部，不免令人惋惜。
第6期刊物的头条是须一瓜的《在水仙花心起舞》(中篇)。小说对应的是希腊神话中的“水仙花情结”，讲述了一个关于“美”的传奇。轻度弱智者阿丹在15岁那年完全凭着直觉成为美发界的天才。他生命的升华则源于17岁时与5个美丽女子的相遇和舞蹈。此后对水仙花的喜爱既是他纪念这段梦幻经历的方式，也和他对美的礼赞相映成趣。故事像神话传说一样好看，但在写实笔调和传奇故事之间缺少一个弥合的环节，使得阿丹和水仙花的故事与作为小说写作背景的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现实状况呈现某种脱节。
《人民文学》2005年第5期推荐篇目：空缺；第6期推荐篇目：空缺。
看《花城》
王振峰
本期《花城》总体质量平平，但仍有可说之处。
钟晶晶的作品一直对大历史中小人物的命运情有独钟，这次推出的《第三个人》(中篇)仍延续以往的思路，讲述的是“我”和同为流放犯的老简靠吃从死去室友身上割下的肉在沙漠中逃亡、内心却负疚万分的故事。类似的题材，相似的故事，同样的情节演进，让人联想起杨显惠“告别夹边沟”系列中的《上海女人》和《逃亡》。《逃亡》中师徒相濡以沫、共同亡命的故事在《第三个人》中改写成了“我”和室友老简的相互扶持，并以此为主线向前推进，《上海女人》中医生和妻子之间的刻骨深情则被处理为插叙和背景。小说看似是在《告别夹边沟》历史叙述的基础上进行形而上的哲学思考，在杨显惠停笔之处进一步展开虚构和想像，结果却像是对《上海女人》和《逃亡》的拼凑和翻写，除了对杨氏“访谈体”的改变以及故事线索的重构外，并未显出多少新意和深意。《告别夹边沟》可以说既是一份珍贵的历史材料，也是一次满怀幽愤的个人写作，在对事实真相的执着挖掘中透出的是作者对历史的深刻反思，对人性的沉痛敲击，始终激荡着一份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与此相比，《第三个人》的“艺术再创造”不免有理念先行的印记，故事的讲述成为对艾略特题记——“那总走在你旁边的第三个人是谁”——的一次文学图解，显得干涩和生硬。不禁让人疑问，对于一部发表不久且题材具有独家性的作品进行如此翻写，是否具有合法性？
短篇小说中欣力的《遗书》讲的是出身名门的苏毓茉与丈夫的远房外甥肇志的情感故事，文字简练而不失华彩，但无论在题材还是写法上都过于老旧。叙述也不够圆润，毓茉与肇志的情感发生缺乏必要的细节铺垫，情节转折比较突兀，有前紧后松、虎头蛇尾之嫌。
不过，更令人关注的是欣力在近期创作中出现的严重的“自我复制”现象。作者本年度在几大刊物上几乎同时发表了三篇小说：《母亲和她的情人》(《钟山》2005年第2期，后收入《小说选刊》2005年第6期)；《劳伦斯的玉》(《当代》2005年第3期)；以及《遗书》(本期《花城》)，其中《母亲和她的情人》更是登上了《文艺报》作品推介榜的前十位。三篇小说不仅有一个共同的主题——“母亲和她的情人”，而且从叙述模式到重要细节都给人强烈的似曾相识之感：同样是运用临终前老人的恍惚记忆与当年情境的历历交织来展开叙述，在《遗书》、《劳伦斯的玉》中是用母亲自己的倒叙，在《母亲和她的情人》中是通过信件泄漏；同样有军人形象出场，在《劳伦斯的玉》中是剑胆琴心的将军、善解人意的随军记者，在《遗书》中是脉脉含情的军官，在《母亲和她的情人》中则是英姿飒爽的军医；同样以“寻人启示”为媒介映衬当年的情深似海、今日的旧情难忘，甚至连临终前死守信物最终又不得的情节都惊人的相似，只不过《母亲和她的情人》中是红色木盒，《劳伦斯的玉》中则是白玉双蟹。这些核心元素在作者笔下稍微改头换面，便组合成一篇“新作”。这种“自我复制”如果只是案头练笔，当然无可厚非；但同时在大型刊物上推出，就有点太无所顾忌了。
“花城出发”推出的是70年代作家李红旗的中篇小说《怎样才能和黄光辉处好关系》。小说的题目玩弄了一个叙事技巧，却既不精彩，也看不出什么新意。“怎样才能与黄光辉处好关系”既是题目，也是主人公躺在床上看的书的题目，甚至也是主人公看的书中的主人公正在看的书的题目，就像是一个中国套盒，层层包裹却只流于文字的游戏而已。小说中不断出现“预备，预备！跳跳！”的段落，作者似乎一直有一种跳出琐碎平庸的日常生活，跳出自我阈限的渴望，却在结尾又不得不落回絮絮叨叨的家长里短，只能抽着第十七根烟等待春天的来临。“跳”只是定格在“预备”动作，成为一种无妄的超脱。
《花城》2005年第3期推荐篇目：空缺。
看《山花》
赵晖 师力斌
在第5、6期的《山花》中，最值得说的是徐则臣的中篇《西夏》。
《西夏》写的是一件不可思议的奇事：以开小书店为生的京漂“我”，某一天突然遇到了一个“天上掉下来的林妹妹”。不能说话的漂亮女孩西夏带着谜一样的身世突然闯入了“我”的世界，却像童话中的聪明孩子一样，怎么也不能被“我”丢在外面。小说一上来三言两语就将素不相识的男女主人公推至一个特定的情境中，二人关系由不可能到可能的推进看似小说实验的着力点所在，然而，吸引我们的却并不是两个陌生人怎样在一种特殊的情境中能够相互走近的理念探讨，而是那个孤单、善良、并不富裕的年轻京漂在内心深处对情感、对温暖的渴望，“我”由开始的莫名其妙、尴尬、烦恼、无可奈何到最终对爱的投降都是非常朴素、真实的。妹妹是一瞬间“掉”下来的，爱情却是一点点“长”起来的，随着结结实实的细节，小说才不慌不忙、针脚细密地推进人物的心理变化，读者的一呼一吸都随着情节的起伏而波动；你可以质疑西夏的来历，但是你没有理由质疑“我”和西夏的爱情。小说结尾处，当手机响起，“我”得知能医治西夏哑疾的胡教授已从美国讲学回来时，竟脱口而出“你打错了”，铃声第二次响起时，“我”才“一手握着手机，一手抚摸她(西夏)的脸，开始说话”。“我”面对真相时本能的脆弱，怕与爱的胶着，情不自禁和清醒理智的交锋全在这短短几行字中。实际上，小说只是以开头设置的特殊情境为契机，书写的是京漂的内心真实，打动我们的是小说内在的抒情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