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上中外经济关系的全方位评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上论文,近代论文,中外论文,评价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中，现在有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倾向，就是对以往许多传统的结论和观点，提出了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看法。在这些新的看法中，有些是对过去“左”的影响的反弹，其中有不少论者作了相当扎实的研究，有比较充分的根据和说服力，反映了研究的拓展和深化，有助于问题认识的深入，应该加以肯定。但是，也的确有一些看法流于一偏，至少是矫枉过正、值得加以商椎。在近代中外关系方面、特别是中外经济关系方面，这种情形，比较突出。
这些新出的看法中，有极个别的认为近代西方势力的入侵中国，包括军事的入侵在内，都对中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种极端的看法，没有被多数人认同，可以不加讨论。比较多数的看法，则把军事和政治、经济、文化分开，认为近代中国饱受了外国的军事侵略，这是近代中外关系中的负面影响，但在军事以外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外国人“在促进中国近代化发展方面做了不少努力”，“引进了新的社会因素”，“在中国实行了改革。”也就是说产生了积极的、正面的影响。这种看法，在新中国诞生以后的中华大地上，可以说是新出的观点。其实在西方，这是流行了一个世纪以上的旧说教。一个比较晚近的例子是美国史丹福大学教授伯斯在1955年出版的《远东——东亚近代及现代国际关系史》中的一段话。他在书中说道：“近代的中国人，在回顾一个多世纪以来同西方国家的制度相接触的结果时，缩小了它对于中国的积极的贡献，而强调了它对中国的侮辱。”[①a]言下之意：对西方国家在近代中国中的作用，要有一个全方位的评价。我们在40年后的今天面临的讨论中所要澄清的问题，实质上依然如此。
近代西方国家在中国的活动所起的作用，的确需要一个全方位的客观评价，需要给予认真的说理对待，确定它的主导方面。归纳起来，不外体现在以下两个问题上：一是他们的目的是给还是拿，二是他们的活动是促进还是压迫。当然，这两个问题是无所不在，但本文的题目规定我们的分析是在经济的领域以内。
一、给与拿
在这个问题上，西方有一个比较普遍的说法叫作互惠论。外国从中国的所享受到的东西，中国同样可以外国享受到。有给有拿，平等互惠。
这里可以拿辛丑和约订立以后中国与英、美、日等国的商约谈判作为个例，进行分析。因为通过谈判签订的商约，被西方认为是中西互惠的典型例证。
在互惠论中，通商口岸是他们经常提及的一个例子。众所周知，增开口岸，一直是外国用炮舰打开中国大门以后不断提出的要求。甲午战争以后，日本又站出来要求把通商口岸扩大到辇下北京，没有结果。因此，在辛丑以后的通商条约谈判中，北京对外开放，成了谈判的一个焦点。要求开放北京的英国谈判代表马凯，就是这一论调的说教者。他对谈判对手中国办理商约大臣盛宣怀说：开放北京不但对中国“一无害处”，而且“可以有好效果”，因此由此“中国在伦敦可以任便经营商业”[①b]。这不是彼此互惠吗？的确，在以后的中外条约中，经常出现这种“互惠”的条款或辞句。然而，这一障眼法，当时就被盛宣怀识破。他立即回敬马凯：这里没有“互惠”，因为“中国人在英国并没有享受治外法权”。[②b]一句话使马凯语塞。“互惠论”立刻破产。我们虽然不能置身百年前，但是今天我们看问题，难道还不如100年前的盛宣怀么？
比互惠论更进一步的是中国利多论。也就是在中外经济关系中，外国给的我，拿的少；中国给的少，拿的多。同样是在上述中英谈判中，在裁厘加税问题上，就是被许多英国人认为中国人拿得太多，给的太少；而英国人拿得太少，给得太多的一个例证。
裁厘加税是中英通商条约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条约最后达成的协议是：中国同意裁撤厘金，英国则同意中国把值百抽五的进口和出口税分别提高到12.5%和7.5%。另外，还要加上对出口土货的销场税和洋商棉纺织厂的出厂税，以资弥补裁厘的损失。[③b]此外，常关税、盐厘、鸦片税厘皆照旧或更名照旧征税。
这一条引起许多在华英商的不满，他们埋怨中国裁厘徒有其名，而英商在华加税是实。它“对英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④b]
也毋须后人评论，这种意见，在当时他们自己的同胞中间，就被斥为“胡说”。[⑤b]他们单指商约中规定的海关洋税务司有权“监督常关、销场税、盐务、土药〔鸦片〕征收事且”这一点，就足以继定这是“对英国利益的最大保证，把反对派的疑虑扫得一干二净”。[⑥b]
35年以后，他们自己的另一位同胞对这个条约加以总结道：“在这整个方案中，外国对财政和行政权非分干涉的气味太浓厚了。”对中国说来，“无异是开门揖盗”。[⑦b]中国拿得多的论调，在他们自己人中间，不攻自破。
多给少拿论，在西方某些人看来，还不够彻底。最彻底、最动人的论调是：只给不拿。也就是：外国在中国之所作所为，都是适应中国之需要，都是为了中国好。这种论调，曾经广为流行。外国在华的工、矿、交通等实业活动对中国的好诈自不必说。即使并非实业的金融活动，也是适应中国的需要。外国银行在中国的扩张，只是由于中国缺少这方面的机构；[⑧b]外国银行在中国发行钞票，只是因为中国没有能力发行有信誉的纸币，或者说中国纸币不如外国钞票那样被乐于接收。[⑨b]引申下去，外国银行团对中国借款的垄断，是“列强自我约束的一种设计，它不再剥削中国，相反，它把对中国借款的提供加以合理化。”[①c]使中国“从巨大的困境中走出来”。[②c]“保护它免于政治完整受到威胁的压力”。[③c]可见，这对中国都是好事，都是“给”。
这种思潮，也弥漫于1902年的中英通商条件谈判中。单举开矿一项而言，最后确定的条文一上来就说：“中国因知振兴矿务于国有益，且应招徕华洋资本兴办矿业。”接着的措施是中国“将英国、印度连他国现行矿务章程迅速认真考究，采择其中所有与中国相宜者，将中国现行之矿务章程从新改修妥定，以期一面于中主权毫无妨碍，于中国利权有益无损，一面于招致外洋资财无碍，且比较诸国通行单程，于矿商亦不致有亏”。[④c]这对中国自然也是好事，也是英国给的帮助。
说外国银行在中国发行钞票，银行团垄断借款对中国是一件好事，其背廖一望而知。发行钞票，纯粹是治外法权在中国的恶性伸延，[⑤c]垄断借款是列强争夺中国权益白热化的产物，连他们自己人也承认银行团“已经把中国推向毁灭的边缘”[⑥c]，用不着再多说。
载在1902年中英通商条约中的开矿条款，则需要揭露一点一般人不大知道的实情。条约中所说的需要“从新改修妥定”的“中国现行矿务章程”，指的是1898年清朝政府制定的“矿务铁路公共章程”。而英国需要“从新改修妥定”的要害，则在“章程”的第九条。全文是“集款以多得华股为主，无论如何兴办，统估全工用款若干，必须先有己资及已集华股十分之三以为基础方准招集洋股，或借用洋款，如一无己资及华股，专集洋股与借洋款者，概不准行”。[⑦c]正如他们自己人所说：这一章程的颁布，是为了“抵制外国人干预中国的内政”，“表明了他们有决心今后尽可能要防止再把国家的矿务和铁路利益的控制权让给外国人”。[⑧c]
至于英国要求中国迅速采择的“他国现行矿务章程”，其实也很古老。那就是，至少首先是英国和英国在它的殖民地印度所实行的一套满足殖民地宗主国需要的矿章。如法炮制，这就是英国给中国的帮助的实质。
在1902年中英商务谈判的记录中，有英国谈判代表马凯这样一段话：裁厘加税中的加税，对英国是一颗“苦药丸”，必须“加一上点甜头”，英国才能咽下去。[⑨c]加税是否对英国就是一颗“苦药丸”，自有公论。但开矿却的的确确是英国要尝的“一点甜头”，是中国要咽下去的一颗苦果。
我们这样讲，并不是把西方资本主义说得一无是处，只是在于辨明它在与半殖民地中国的关系上，需要有区别地进行具体的研究和分析。不妨拿上面上再提到的外国银行的活动，作为一个例子，略作说明。在这里，指出以下三点，加以界定是必要的。
第一，就西方银行整体而言，现代资本主义银行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现代银行制度是市场经济的基石。在人类的经济生活中，从非商品经济到商品经济，从无货币经济到货币经济，这是一个时代的跨越。而高度集中经营货币、充分发挥货币职能的现代银行的产生，又是时代继续前进的举步。在人类历史上，货币已存在了数千年，而高度集中经营货币的现代银行，则不过几百年的历史。这本身说说明银行的出现，也是一个时代的跨越。不能否认它在这方面的进步作用。
其次，就进入中国的外国银行在本国的产生而言，它的最初破土而出，也是一个时代的突破，最先进入中国的英国银行，在摧毁东印度公司的商业垄断方面，有着明显的进步意义。一直到麦加利银行东进的19世纪50年代，这一行动还被认为是对“专横”的“东印度公司死刑的执行”。[①d]这家银行的创建人，是谷物法的坚决反对者。[②d]他的活动代表着当时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发展自己的强烈要求。它代表着时代的进步，这是不言自明的。
复次，进入中国的外国银行，既有一付掠夺中国经济的野心，又有一套开拓自身经营的本领。香港汇丰银行以2500000枚银元起家，今天它的资产总值已经达到2300000000000港币的天文数字。[③d]这当然是众多外国在华银行中的一个最突出的例子。但是，作为一个总体而言，他们那一套开拓发展自我天地的经营管理手段，对于今天已经独立自主、对外开放、吸收资本主义先进管理手段和敬业要求、提高效率以加速四个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中国而言，应有其借鉴的价值，这也是不言自明的。
西方资本主义在入侵中国的同时，也带来了属于资本主义的文明。在西方物质文明向中国推进之中，工厂、铁路、矿山首当其冲。正式取得口岸设厂权的马关条约在确认“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的同时，特别提到“又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④d]我们在上面提到英国那么热衷于在中国路矿中采用他们的章程，无疑也包括采用资本主义在这方面的先进技术文明在内。西方技术文明的推进，当然不止于此。它也是水陆并举。与铁路等技术相配套的，还有属于水路运输方面的航道疏浚。中国第一个开放的条约口岸上海所滨临的黄浦江的疏浚，就是一个例子。
疏浚黄浦江，这是上海开埠以后外国商人很早就提出的一项主张。原因是：上海港口河床由于淤塞而航道愈来愈浅和远洋轮般由于船体增大而吃水愈来愈深的矛盾，不能适应外国扩大通商的要求。这一主张，在1901年辛丑和约中正式得到确认，而在1905年开始加以实施。外国人掌握了黄浦江的疏浚权，同时也引进了新的河道疏浚技术，改善了黄浦江的航道，提高了黄浦江的运输能力。疏浚以前的吴淞江口，外沙低潮时水深15英尺，内沙则仅10－11英尺。疏浚以后，黄浦江的轮般通过能力，确有极大的提高。20世纪20年代时，黄浦江的航道低潮水深26英尺，高潮可在32英尺，[⑤d]三万吨的远洋巨轮，可以安全进入上海码头。[⑥d]黄浦江的修治，曾经被认为是“西方的工程技术和管理方法适用于中国情况的一个令人鼓舞的范例”。[⑦d]
这种赞扬声，在很多地方都可以听到。
在铁路方面，19世纪70年代初，英国就开始进行了最初的尝试。当1876年它在上海、吴淞之间修建的一段全长15公里的轻便铁路最后大功告成之时，驻上海的英国领事就把这一创举说成是“使野蛮的国家晋升为文明的先导者的唯一特效方法”。[①e]1895年以后，铁路修建形成了一个高潮。到1927年止，在中国大陆的铁路长度，累计达12728公里。[②e]也就是说，距今将近一个世纪之时，在中国土地上的铁路兴建，就曾经以每年平均300公里的速度前进。
在航运方面，19世纪60年代初，美国轮船首先进入中国最大内河长江的中枢汉口，1895年以后，英国又一马当先以一艘小汽般穿过三峡激流险滩到达四川重庆。当1898年3月这艘命名为利川号的小轮船以21天的航程到达目的地之时，欢迎的人群中爆发出热烈的欢呼，认为这是在川江的航运中首次引来了“文明的方式”，[③e]实现了“科学和能力”战胜中国“笨拙的帆船”的前景。[④e]
在工业领域中，形势更加明显。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动力机械，首先是从制造部门引入中国的。外国轮船是19世纪60年代方才进入中国内河的。但为外国远洋、沿海和内河航行服务的船舶修造，却早在40年代就首先出现在南部中国的广州和香港，然后才北进厦门、福州、上海以至北部的天津。1895年前，外国在华设立的工厂，单是船舶修造一项，大大小小，就有六十多家。[⑤e]80年代初“航行远东的各种船只，不管遇到什么损害，都可以〔在香港的船坞〕充分获得修理的机会”。[⑥e]上海的浦东火轮船厂，在60年代中，它所用的剪截机“切一块一英寸厚的铁板，就象一把餐刀切一块牛油那样容易”。[⑦e]它的存在，被当时的外国传煤工具说成是上海的骄傲。[⑧e]作为上海外国船厂的第二代祥生、耶松等船厂，机械化的程度，又大大向前推进。它们的出现，标志着上海的“进步与繁荣”。[⑨e]这种情形，当然不限于船舶修造一业。作为外国在华工业主体部分的棉纺织业中，出现同样的场景。当甲午战争以后第一批外国纱厂涌入上海之时，当地的外国传媒工具就把它说成是“中国历史和中国工业新纪元的标志”。[⑩e]
铁路、轮船、工厂如此，电报、电话以及一切现代化的公用事业，莫不如此。一直到现在，天津的一家最老的外国饭店一利顺德，仍然以在中国安装首部电话机和首部电报设施作为自己历史的光荣一页。[(11)e]而德国西门子至今也没有忘记它在1872年向中国出口了第一台针打式电报机。[(12)e]
所有这些，都离不开外国引进。如果要区别“拿”与“给”，的确这都是“给”。
然而，所有这些，对当时的中国而言，即使再加上1001项，也不是中国人民的福音。这不仅是因为它们都不掌握在中国人的手里，而且因为，在外国人的手中，除了握有“所有这些”以外，还拥有一项更关键的东西——特权的享受。“它们的繁荣是建立在中国的不幸，而不是在幸运之上的”。[①f]稍为尊重历史的人，都能在各个不同的角度上，看到这一点。
铁路运价特权的享受，就是如此这般的“繁荣”建立在如此这般的“不幸”之上的一个明证。
近代中国铁路货运价，在一般通行的普通运价和特别运价之外，又在特别运价之中，细分为“特价”与“专价”两种。这个特别的专价，便是一种特权的享受。1900－1923年出现在京奉铁路上的煤炭运价的变化，是最好的说明。京奉是一条渗入了英国资本的铁路。在1900年以前，中国自办的开平煤矿通过这条铁路运输煤炭，不但没有任何优惠待遇，而且经常受到无理提高货等、加重运费的刁难。[②]而在1900年英国利用非法手段攫取了开平煤矿以后，开平煤炭便享受了降低运价的特价待遇。等到后来京奉沿线煤矿企业增多，各矿都能援例享受特价待遇之时，由英国资本掌握的京奉路局便于1923年进一步同兼并中国自办的滦州煤矿而成立的开滦增签了一个专价合同，将运费再予削减，让开滦一家单吃小灶，独享优待。[③f]
开平、开滦，并非个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日本控制山东胶济铁路之时，日资鲁大煤矿也享受吃小灶的待遇。既有“特定运商专价”，又有“出口特约煤炭减价”，还有“最低运率”的特惠。[④f]所有这些，目的也是一个，即最大限度地方便日本对中国煤炭资源的掠夺。
当然，目标一致，方式可以多种多样。在法国资本控制的滇越铁路中，对中国个旧锡矿的外运，则完全是另一幅情景。它不但没有享受到什么“最低运率”，反而被课以高得出奇的运费。在1906－1909年间，滇锡运费由每吨16元提高到45元，三年之中，几乎增加了两倍。而法国产品之输入云南，则可以随意调整收费标准，通行无阻。别的国家“非得法国的允许”，“无人无物得以进入云南”。[⑤f]
铁路运输这样一个先进的事物，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却可以发挥这样离奇的作用。
半殖民地上的这种离奇现象，并不限于此。铁路的运费方面有，工矿企业的税负方面也有。
在上海外商船厂的扩张过程中，船厂所得到的免税优待，也在亦步亦趋地扩大。而这一扩大的过程，也达到了令人难以理解的离奇程度。在外国船厂进入上海之初的1868年，中英新定条约的谈判中，清朝政府首先同意英商船厂修理船只的物料，一概免纳进口关税。[⑥f]等到1881年德国提出同样要求时，则进一步把免税物品扩大到76项，从钢、铁、铜、锡、铅、锌到火泥、玻璃、橡皮、油漆，事实上，把所有制造新船的物料统统包括在内。犹恐不周全，最后还要加上“一切未能预言实用修船各物”。[⑦f]
手中有了常人难以理解的优惠待遇，一有机会，脸上却装出万般无奈、吃亏受屈的表情。在1902年中英商约谈判的过程中，在加征出厂税的问题上，由于中方要求官办军火、造船工厂和汉阳铁厂排除在加征对象之外，立即引起英国方面的反对。他们或是摆出一付关心的面孔，强调这是对中国民间自办企业的一个致命的打击。[①g]有的则剥去伪装，迳自抱怨英国在上海的船厂利益，受到严重的损害。毫无掩饰地提出：“出厂税不适用于官家企业，使英国耶松船厂同中国官家船厂竞争，遇到人为的困难”，“构成了自由竞争的一大障碍”。[②g]
旧中国的统治者之不能惠及民间产业，一向皆外，而它之不敢触犯外国资本利益，却也历来如此。如果有税负上的不平等，那么也是存在于洋商与华商之间。清朝政府标的“华洋一体待遇”，是名存而实不至。譬如水泥税，名义上国内生产的水泥和入口水泥，同样值百抽五，但实际上中国生产的水泥，市场上的售价，在1907年为二两一桶，但在课税时的估价却为三两一桶，名为值百抽五，实际上的税率是7.5%。而且“外洋进口之灰，其税项连桶在内”，中国工厂生产的水泥，则“袋桶须另行纳税”。[③g]在煤矿税上，同样，名义上矿条章程规定：除纳出井税外（出口则再纳出口税），“其内地厘卡，概不重征”。[④g]但是事实上，“各省所收厘税，往往于出井、出口两项外，藉词加征”。[⑤g]如山东中兴煤矿在归华商接办以后，产煤一吨，出井税不过一钱，[⑥g]而向各卡所纳的厘税则达三钱七分，使当时的商部也不得不承认“部章几同虚设”。[⑦g]另一方面，清政府对外国在华工业，则又百般优待。大烟草托辣斯英美烟公司，就通过和清政府统捐局所主的特认捐数合同，在纳税方面享受了优惠的待遇，使得这家公司的实际税负只相当于应纳税负的五分之一。[⑧g]
由此可见，对外国入侵者而言，清朝政府只能是给，想从他们那里拿点什么，根本是不可能的。就算把1902年的那一次举动，看作是清政府想触动一下外国的利益吧，那也只停留在纸面上，条约签订之后，随之束之高阁。而旧中国统治者对外国在华工业税收上给予优惠的传统却没有变更。
二、促进与压迫
进入中国的西方资本主义本身所具有正面和负面的两重作用，对近代中国经济的演变，也必然产生正面和负面的双重影响。从一方面看，西方资本主义进入中国的过程是促进中国本身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从另一方面看，它又是阻碍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以至最后使中国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过程无由实现。也就是说，入侵的西方资本主义，既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的促进者，又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压迫者。详细的论证，非篇幅有限之短论所宜能。这里只从方法论的角度，在近代中西经济关系全方位的视野中，就这个问题提出一个总的看法。
近代中外经济关系的评价，即对西方资本主义进入中国以后对中国近代社会经济产生的作用的估量，作为一个学术问题，是近几年来国内论坛中的一个热点。在西方论坛上，这是一个老问题。压迫论与非压迫论之争。相沿已久，这是众所周知的。
近代中外经济关系，归结起来，不外贸易和投资两个方面。长期以来，国内学者在这两个问题上的看法是：西方对华贸易是建立在不等价交换扩大的基础上，因而对中国经济产生不利的影响。西方对华企业投资是建立在中外企业利润高下悬殊的基础上，而财政投资则是建立在高额利息的基础上，因而对中国经济、特别是对新生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产生过压迫作用。这两个论点，可以说是压迫论的主要理论依据。当然研究应该从这里入手，但是，这样的论证存在着简单化的倾向，需要作深入具体的分析。
近代中国对外贸易中的不等价交换问题，实质上是一个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抽象的理论原则和实际的计算运行上，都是一个很复杂、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过去采用的指标通常是所谓贸易的条件（Terms of Trade ），它指的是进口物价（I）与出口物价（E）的比率（I／E）。如果进口物价指数的上升幅度大于出口物价指势，或下降幅度小于出口物价指数，这个比率的指数呈上升的趋势，中国对外贸易的不等价交换就趋于扩大，中国在国际贸易中所处的地位，就趋于恶化。反之亦然。
这种贸易条件指数，过去有不少学者和学术机构编制过。总的看来，中国对外贸易的不等价交换在1930年以前，有升有降，振幅不大。[①h]进入30年代以后，在贸易条件指数中所表现的不等价交换，的确有明显扩大的迹象。[②h]1930－1936年间，根据各有关专门机构的计算，贸易条件指数的上升幅度在7%至13%之间。单从统计数字看，似乎可以得出中国对外贸易条件恶化的结论。然而我们同时又看到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那就是，剪刀差的扩大，进口物价的相对上升，并没有引起进口总额的上升。相反在同一时期中，进口物量指数下降了整整40%，[③h]入超下降了78%，[④h]与物价指数的上升呈同步的反差变动。与此同时，在进口物量急剧下降的过程中，海关进口税额却呈现出明显的上升。在1926－1936十年间增长达3倍以上。[⑤h]造成这种背离现象的原因，正是由于在这一段时期内，中国的进口关税率有较大幅度的提高，从初期的4%左右上升到1935年的30%左右。[⑥h]十年之中，增长了将近7倍。这就可以判明：造成进口物价上升的重要因素是进口关税的增加。它在一定程度上排除了工农产品和不等价交换之间的联系。因此把不等价交换这样一个全称的命题贯串于整个中国近代参外贸易的过程中，至少是稍嫌笼统的，需要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之所以处于不利地位，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中国在对外贸易方面不能掌握两个主动权：一是关税的主动权，一是价格的主动权。这两个主动权的被剥夺，中国的对外贸易就难以避免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
关税之不能自主，正是西方对中国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加在中国对外贸易上面的一条锁链。我们在上面提到的中国对外贸易在20世纪30年代之所以有一点改善的迹象，也正是由于这时的中国政府争得了部分的关税自主权。尽管这一主权的收回很不彻底，但是在对外贸易条件的改善方面，却已见成效。由此可见，关税不自主，中国对外贸易的局面，就没有改善的希望。
价格主动权的丧失，不象关税不能自主是由条约规定的那样明确具体。但是中国在对外贸易的格局中处于价格接受者而非价格制定者的被动地位，无论是在对外贸易的商品市场和周转对外贸易的金融市场上，优势在外国一方。中国外汇市场之为外国银行所左右，已为人所共知。至于商品市场中价格主动权操于谁手，则以情况较为复杂，尚未形成共识。这里仅就生丝和茶叶两大传统出口商品的交易过程略加分析以资论证。
中国生丝的流传世界，有上千年的历史。在西方殖民地主义者东来以前，中国生丝的对外贸易，不发生贸易主权的问题。即使在西方殖民主义入侵的初期，麋集广州的西方商人也必须遵守中国政府制定的管理条例。但是进入19世纪以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在广州一口的贸易中，资金的周转，商品价格的敲定，贸易份额在中国行商间的分配以及行商与外商相互关系和相互地位等方面的变化，在在表明贸易的支配权已经开始转入外国商人的手中。[①i]然而深刻的变化，还是发生在鸦片战争以后。曾经在中国海关工作过的英国人班思德说道：从这时起，中国的对外贸易开始“被管制”。沿海贸易港口的增加，海关行政的统一，进出口商品纳税特权的享受，外国轮船对中国帆船运输的取代，外国商人和船只在“条约规定下及领事保护下”特权的享有，“所有这些，汇合成一种深刻确定的转变”。[②i]
在这种深刻的转变之下，中国生丝的对外贸易，基本上是按照这样的程序进行的：内地生丝通过丝栈、口岸厂丝通过丝号卖给外国洋行，交易的具体执行人则是丝号的通事和洋行的买办。买办是洋行收购生丝的直接工具，丝栈和丝号通事则是其中间环节。洋行通常通过买办放款于中国丝商或丝厂，作为包揽生丝出口的手段。[③i]交易的一方实际上处于债主的地位。买办为扩张业务、招徕生意起见，对于华商常先垫付丝价，然后再向洋行收款。“日积月累，买办遂握中外生丝贸易之全权”。然而实际上，洋行的外国“大班为一行之总经理，凡接洽生丝海外买卖事宜及接收海外生丝市价之暗码电报，与华商收买生丝之数量多寡、市价高下，皆由大班一人主之”。[④i]在这种形势之下，生丝出口贸易中的中外双方已经失去了平等的地位。外国洋行不但享有超越一般商人所能享受的政治特权，而且拥有超越中国丝厂和丝商所能保有的经济实力。一本反映20世纪早期中国生丝生产与运销的专门著作中写道：江浙和广东是中国两大产丝区，但是“生丝的市场价格不是在上海，也不是在广东，而是在纽约和里昂决定的”。“因此，中国新茧的市价和蚕农育蚕的成本，几乎没有联系。它们是和纽约、里昂的现场价格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对于这个价格中国蚕农是一无所知晓，二无所操心，三无所作为。”[⑤i]也就是说，完全受制于人。这就是中国生丝对外贸易所面临的局面。
茶叶对外贸易的陵夷、尤有甚于生丝。
中国茶叶出口市场之受制于洋商，销售价格之仰仗于洋行，这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一个受朝野上下普遍注意的现象。洋商“抑勒茶价”操纵市场，受到官府和民间众口一辞的谴责。[①j]
在洋在行左右贸易的条件下，中国茶农所受的剥削是多重的。从直观上看，他们最先受剥削于贩运茶叶的中间茶商。从根本上看，他们最终受剥削于出口茶叶的外国洋行。在小农分散和平的条件下，茶农生产的茶叶，在最后到达洋在行手中之前，往往要经过多次转手。每多一次转手，即多一层剥削。然而大部分利润却不是由中国斩中间商人囊括以去。因为他自己并没有什么资本实力，[②j]而在他的后面，还有更大的外国洋行。由于洋行有势力更雄厚的本国靠山，又有得心应手的中国买办，还有保护他们的一套制度，更有他们自己规定的“合法措施”，[③j]加上它拥有优于华商的资本实力，这就决定了它在茶叶市场上的优势地位。事实上，贷款于茶农的中间茶商，往往转身以茶叶为担保向外商借款，周转经营。在贷款来源少、利息高、期限短的条件下，中国茶商显然处于受外商笼络、易于就范的地位。中国茶商手中的茶叶，往往等不到茶市行情对他有利的时刻，就不得不压价出售以偿债。在湖广产茶区做过总督的张之洞说过：中国茶商“由于资本不足，重息借贷。更有全无资本，俟茶卖出以偿借债者。洋商渐知其弊，于是买茶率多挑剔，故抑其价。茶商债期既迫，只求速销偿债，而成本之轻重，不能复计”。[④j]这是知情者的实言。事实上，在许多情况下，出口茶叶的洋行，就是中国茶商、有时甚至是中国茶农的贷款者，他们直接参与对中国茶农的剥削，用不着中国茶商转嫁。
由此可见，笼统地用不等价交换说明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处于不利的地位，这是不够的。机器生产和手工生产劳动生产率的高下不同，这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存在的。而上面所说的情况，则只存在于殖民地、半殖民地这样的特殊情况之下。只有从根本上改变这个条件，中国的对外贸易才能走上开拓、繁荣、发展的道路。
现在再来看看中外企业利润的问题。
从理论上说，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同产业部门争夺有利投资场所引起的资本在各部门间的流动，导致利润率的平均化，也就是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的规律，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存在的地方，是一无例外地发挥作用的。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出现的资本主义企业，同样也会受这个规律的支配。因此，中外企业利润率的高下变动，在个别企业之间或某一阶段之上，都可能出现不同程度的差异，甚至有很大的不同。但在较大的范围和较长的时间之内，则会有趋于一致的平均化的趋势。尽管大资本为外国在华企业获取高利润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但是以为所有外国资本企业的利润率必然长期高于中国资本主义企业的利润，只有这样才能显示出外国资本的压迫力量，这是不符合上述的理论原则的。
从理论上看是如此，从客观实际出发，结论也是如此。单从一个时期各行业之间看，或从一个企业前后不同的时期看，差别的确是显著的。不但华商与洋商之间有巨大的悬殊，就是洋商本身，不同时期和不同部门也有很大的落差。满铁系统各工厂在1907－1927年间，利润率最高时达到57.1%（1918年），最低时只有1.4%（1908年）。而在1907年一年之中，铁路本身的利润高达40%，但铁路系统内各工厂则不过1.5%[⑤j]。这种情形，也出现在华商企业之间。20世纪初，当几家历史较长、规模较大的纱厂如上海华盛、苏州苏纶和武昌纱布官局纷纷亏损改组之时，后起的南通大生纱厂却获得20%以上的纯利。而在1899－1921年间，大生一、二两厂的纯利，最高时达到113%，最低却不过2%。[①k]
在洋商与华商工厂之间，利润的高下，也是经常互见的。因此在某一个时点上，既很容易找到洋厂利润高于华厂的事例，也不难找到华厂利润高于洋厂的例证。但是依据大数法则，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序列中，以求二者的平均利润率，实际上是互相接近的。根据50年代初一位经济史学者的研究，在比较正常的1934－1938年间，包括银行、制造、公用、航运和电讯五个行业在内，在93家外商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可供计算它们的帐面平均利润率。五个行业的平均数为15.3%，单独计算制造业（即工厂）一项则为13.6%。[②k]作者本人在1949年根据30年代92家华商工厂的营业执行计算他们的利润率，平均为13.7%，[③k]和上述外商工厂的平均利润率，几乎是完全一致的。
由此可见，单纯以外资企业利润高于华资企业利润作为外国资本压迫中国民族资本的前提，这至少是一个未能加以证实的论断。但是外资企业的优势地位，外国资本对中国民族资本的压迫，并不能因此而加以否认。外国资本的优势地位，中国民族资本所受的压迫感，这是客观的存在。作为中国民族工业中坚折棉纺织工业的历史，就是一个有说服力力的例证。
如所周知，外国资本对华商纱厂的兼并和控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是一个相对突出的现象。根据现有的材料，从欧战临结束的1917年起，至战后世界经济危机爆发的1931年止，外国资本之渗入华商纱厂，至少有22起之多。其中有众多的华商纱厂最终遭到外国资本的兼并。[④k]令人惊异的是：佛商纱厂被外国资本侵蚀的过程的开始，竟然发生在它获取高额利润的大发之后乃至大发展的过程中，出现在被当今人们所共作的民族资本的黄金时代之中。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外国棉纺织品对华输出大幅度下降，西方各国在华纱厂也无力增加投资，这从两方面减轻了民族资本棉纺织业的外来压力，从而在中国棉业资本家的面前出现了一个获取高额利润的大好时光。就我们现在所掌握的材料而言，欧战时期华商纱厂帐面盈利率超出100%的至少在10家以上。个别纱厂的盈利达到130%乃至接近140%，这是十分惊人的。[⑤k]
然而，那些昨天甚至眼前还在获取高额利润的华商纱厂转眼之间，有不少便不得不接受外国资本的“接济”。天津华新、裕元两大华商纱厂，一个在1919年一年之中盈利150万元之多，一个在1918－1922年间盈利达600余万元之巨。然而就中它们营业鼎盛之秋，日本资本集团的贷款，就开始登录在它们的负债表上。而一旦洋债缠身，最后便落得一个被接管或卖的结局。[⑥k]上海申新纱厂，是华资纱厂中规模最大的一系。它的盈利，在欧战期间，几乎是直线上升。以30万元资本起家的申新一厂在1920年的盈利竟高达11万元。[⑦k]然而就在这个空前的繁荣其中，申新公司所属各厂中，已经开始有以自己的厂基、机器向外国资本多次抵押措款，其中有的工厂后来甚至险遭拍卖。[①l]这一发展基础之脆弱是可想而知的。而华商发展基础的脆弱和外商压力的强大又是不可分的连裆裤。
一方面存在商额利润的获取，一方面又潜伏着被兼并的危机，这不仅出现在棉纺织一业之中，也普遍发生在其它工业部门。卷烟业中民族资本的巨头——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就曾经三度经历这样的危险。企图兼并的对手就是英美资本在中国卷烟业中的垄断组织英美烟公司。而英美烟公司的三次企图，也都发生在南洋烟草公司处于营业鼎盛的上升阶段。一、二两次分别提出于1914和1917年，这时距南洋之成立，已有十年上下。经过1909年的一番整顿，公司基础初步建立，形势开始好转。从1916年起，南洋的盈利，每年都在100万元以上。也就在这个时候，英美烟公司再一次提出合并的要求。在这以后，南洋公司又有进一步的扩展。一直到英美烟公司第三次提出合并要求的1922年以前，南洋公司每年帐面盈利都维持在很高的水平上。[②l]尽管三次都没有成功，但它和华商纱厂面临的处境，如出一辙。资本主义大鱼吃小鱼的规律，在这里得到最鲜明的体现。
当然，在半殖民地的中国，这个大鱼吃小鱼的规律，双有其自身的特点。在势力悬殊的形势下，得到中国政府支持的，不是受到外资压迫需要支持的民族工业，而恰恰是压迫中国民族工业的外国大资本。就在英美烟第二次计划兼并南洋的1917年，它还“运动政府欲包揽全国烟税”，[③l]直使华商烟厂“生活在其掌中”，“为外人制死命。”[④l]可以断言，这种状况，只有可能出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这样一块特殊的土地上，在那些外国资本家自己的祖国里，是断乎不可能出现的。当然，这并没有立即成为现实。但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种种可能之变为现实，则不绝如缕。先是北洋军阀政府对英美烟公司交纳地方税款的减免，后是国民党政府对英美公司交纳税款的优待。对于北洋政府措施的背谬，有1925年全国商业联合会的一段直陈政府的申诉书为凭。它说：“外国对此种入口之品，征税极苛，有抽至比较原价的数倍以上者。回视我国，绝未梦见。今方整顿税率之时，不图烟酒公署竟与英美烟公司订立声明书十一条，并续订四条，不独妨及于将来关税特别会议，且有损于独立国之精神。况实际上有减无加，倘或其他洋商接踵效尤，直使国家税源立于万动不复地位。”[⑤l]对于国民党政府规定的缺失，有1930年一份实地调查报告和1934年24家华商烟厂的联名陈请为证。前者说：“民十四至十六，此三年间，华商烟厂风起云涌，而十七年后，忽转失败。其关键全在缴税之不平等。盖是年国民政府举办卷烟统税，华制品税额比较舶来品增收百分之二点五，况舶来品进口，否认二点五奢侈税，则华制品实际上增收统税百分之五。而同时英美烟公司闻以先垫税款之故，又得某优越权利，华厂处此情势之下，自必难以立足。”[⑥l]后者曰：“本年改税之结果，下烟则由值百抽九十者增到值百抽一百二十有余，上烟则由值百抽四十七者减至值百抽三十六也。”由于华厂以生产下烟为主，而洋厂多生产上烟，“洋商之负担仅为值百抽三十六，而华商之负担则为值百抽一百二十有余，在三倍以上，是无异将华商之手足重重战线，而候洋商以飞机大炮俾之进攻”。[⑦l]北洋政府的措施，虽因民间的反对而搁浅，[①n]国民党政府的条例，却是正式付诸实现了的。很明显，造成民族资本处境的艰辛，除了外国资本的强大以外，还有半殖民地上的政权在。这是中国独有的“社会危机”。
外国在华的企业投资如此，外国在华的财政投资更是如此。单从经济方面看，当然也可以看出一些问题。曾经尝过外国借款滋味的一位北洋政界要人就为我们提供了最好的说明。当他被一位外国公使问到借款何以吃亏时，以英国借款为例回答说：“债票出售所得收入，按合同扣去经佣，由英汇华，以英镑兑换银两，汇价由银行自定，比市价必减数辨〔便〕士。若汇巨款，市价必先大跌。又由规元折合京公砝，再由京公砝折合洋元，皆由银行凭空汇划。其凭空之折合，皆由彼定，种种吃亏，层层剥削，所得无几。”[②n]这应该是来自亲身的体验。但问题的核心显然不在这里。在近代中国历届政府的对外借款中，1913年北洋军阀政府的善后大借款，是众所周知的一次人共诟病的外债。因为进行贷款的外国银行团，通过借款取得了控制中央财政和一系列权利。他们不仅取得了借款低押品盐税的全部监督、稽核、征解和存放之权，而且取得了财政、币制、银行、审计、国债等一系列职能部门的顾问权。这是置中国财政的咽喉于外国掌握之中。[③n]然而，如果单看借款利率，它却是在北京政府历次借款中属于最低的档次。当然，这并非不看重利率问题。人们都知道，中国铁路借款的利息支付，几乎耗尽了铁路营运的盈利。[④n]我们在这里强调的，是要人们进一步看到，起决定作用的，不单是利率的高低，而主要是利率以外的借款条件。在丧失独立自主权的条件下，这种借款不能指望成为中国近代经济的推动力，它的主要使命，是推动列强的对华政策[⑤n]。正如支持北洋军阀之日本寺内首相所说：“本人在任期间借与中国之款，二倍于从前之数。实际上扶植日本在中国之权利，何止十倍于二十一条。”[⑥n]也象在此之前一手促成1898年英、德大借款的英国公使窦纳乐被他的同胞所称赞的那样：“他在两年中所取得的，要比他的前任者们二十年中所取得的更多。”[⑦n]
帝国主义的巨大压力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近代企业以俱来的。”[⑧n]入侵近代中国的资本、帝国主义，既是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传播者，又是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压迫者。不区别两种作用的不同，会走上一个极端；不区别两种作用的主次，会走上另一极端。而这另一极端，正是当前应该引起注意并加以纠正的倾向。
注释：
①a C.A.Buss:The Far East:A History of Recent and ContemporaryInternational.Relations in East Asia.页80。译文引自谢琏造等编：《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卷1，页234，1961年版。
①b 陈泽宪等编译：《辛丑和约订立以后的商约谈判》，页33，1994年版。
②b 同上。
③b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二册，页104（以下简称《旧约章》）。
④b North China Herald，1902年10月22日，页850（以下简称Herald）。
⑤b Herald，1902年10月29日，页902。
⑥b 《旧约章》，第二册，页106－107。Herald，1902年10月29日，页899。
⑦b 莱特：《中国关税沿革史》，姚曾译本，页371－372。1958年版。
⑧b J·Arnold:China,A Commercial and Industrial Hand book，页173－174，1926年版。
⑨b F·E·Lee:Currency,Banking and Finance in China，页102，1926年版。
①c F.H.H.King:The History of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ding Corporation，卷2，页260。
②c T.W.Overlach:Foreign Financial Controlin China，页278，1919年版。
③c F.H.H.King，上引书，页251。
④c 《旧约章》，第二册，页108。
⑤c 威罗贝：《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王绍坊译本，页354。1957年版。
⑥c Lo Hu-min编：The Correspondence of C.E.Morrisson，Ⅱ，页248，1978年版。
⑦c 《皇朝掌故汇编》外编，卷24，矿务2，页43，1902年版。
⑧c 威罗贝：《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页648。
⑨c 《辛丑和约订立以后的商约谈判》页95。
①d Punch.1857年8月15日。引自C.Mackenzie:Realms of Silver，页3。
②d 同上书，页4。
③d 根据汇丰银行1995年上半年营业报告。
④d 《旧约章》，第一册，页616。
⑤d 《上海港口大全》，页120，页122，1928年版；参阅《海关十年报告》1912－1921年，转引自徐雪筠等：《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页97，1985年版。
⑥d S.F.Wright:Hart and the Chinese Customs，页771，1950年版。
⑦d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张汇文等译本，卷3，页412，1960年版。
①e Commercial Reports from Her Majesty's Consuls in China1876年，上海，页p20（以下简称Commercial reports）。
②e 宓汝成：《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页671，1980年版。
③e Herald，1898年4月11日，页613。
④e Commercial Reports，1881－1882年，重庆，页19。
⑤e 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页317－321，1983年版。
⑥e China Mail报导* Herald1880年7月13日，页32转载* ⑦e North China Daily News，1865年5月27日，页490。
⑧e 同上。
⑨e Herald，1880年11月18日，页460。
⑩e Herald，1897年3月26日，页547。
(11)e 刘鉴唐、田玉堂主编：《利顺德百年风云》，页311－314，1993版。
(12)e 《光明日报》，1995年7月14日慕尼黑电。
①f F.M.Tamagna:Banking and Finance in China，页118，1942年版。
②f 参阅《时务日报》1898年6月3日。
③f 洪瑞涛、潘起陆：《我国铁路煤炭运输研究报告》（油印本），第4册，页184，1934年印，引自宓汝成：《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页450。
④f 宓汝成，上引书，页451。
⑤f 同上书，页457，参阅U.S.Consular Reports，1912年，第27号，页503。
⑥f 《旧约章》，第一册，页310。
⑦f 同上书，页394。
①g Herald，1902年10月22日，页850，10月29日，页901。
②g Herald，1902年10月29日，页904。
③g 《东方杂志》4年6期，财政，页91，1907年6月。
④g 1904年矿务暂行章程，第34条，35条。
⑤g 《东方杂志》，3年4期，财政，页39，1906年4月。
⑥g 《财政说明书》，山东省，杂税，页5，1915年版。
⑦g 《东方杂志》，3年4期，财政，页39－41，1906年4月。
⑧g Returns of Trade and Trade Repotrs，1913年杭州口，页971（以下简称《关册》）。
①h 陈争平：《1895－1936年中国国际收支研究》，页160。1996年版。
②h Nankai Social and Economic Quarterly，1937年7月，页346－347；Nandai Index Numbers，1936年，页37－38。1937年版。国定税则委员会编：《上海物价年刊》，1936年，页8，页112。
③h 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程麟荪译本，页337，1984年版。
④h 阿瑟.恩.杨格：《一九二一至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陈泽宪、陈霞飞译本，页291，1981年版。
⑤h 郑友揆：上引书，页75。
⑥h 同上。
①i 《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中国的序幕—鸦片战争前清帝国和西方国家的贸易》，见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页7－66，1983年版。
②i T.R.Banister:A History of the External Trade of China ，1834－81.页51。1931年版。
③i R.E.Buchanan:The Shanghai Raw Silk Mardet，页25。1929年版。
④i 中国国际贸易协会：《中国生丝对外贸易手续》，页4－5，1932年版。
⑤i D.K.Lieu:The Silk Industry of China，页xiv-xv，1941年版。
①j 参阅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页973－978，1962年版。
②j 茶商运茶到上海，水脚、税银、保险等费多需茶栈代垫。参阅《上海茶业会馆规条》，见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上，页590，1995年版。
③j London and China Express，1882年9月1日，页939。
④j 张之洞：《裁撤茶商捐助书院经费折》，光绪十八年闰六月二十六日，见《张文襄公奏稿》，卷20，页27。
⑤j Chi-min Hou:Foreign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页114，1973年版。
①k 《大生资本集团史》，页129－130，1979年油印本；南通市档案馆等：《大生企业系统档案选编》，1987年版。
②k 吴承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而83，1956年版。
③k 系根据中国征信所的调查，参阅《中国工业》，1949年12月号。
④k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页197－198，1955年版。
⑤k 参阅《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刊》，第10集，页201－203，1988年版。
⑥k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页353－354。
⑦k 同上书，页203。
①l 前引严中平书，页195，许维雍、黄汉民：《荣家企业发展史》，页86，1985年版。
②l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序言，页2，正文，页38。
③l 同上书，页114。
④l 同上书，页114，页119。
⑤l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第二册，页835，1983年版。
⑥l 国民党政府上海市社会局：《上海之工业》，页101－102，1930年版。
⑦l 《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页923－924；朱契：《中国租税问题》，页496－498。1936年版。
①m 朱契，上引书，页486。
②m 风冈及门弟子编《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下，页30。不著出版年月。
③m 徐义生：《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页109，1926年版。
④m Chi-ming Hou:Foreign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China.页40。
⑤m T.W.Overlach:Foreign Financial Control in China页1，1919年版。
⑥m 刘彦：《最近三十年中国外交史》，页116，1930版。
⑦m China Assoeiation Minute Book，1898年3月23日。转见N.A.Pelcovits:Old China Hands and the Foreigqn Office 页216－217。1940年版。
⑧m T.W.Overlach:Foreigqn Financial Control in China，页ii－iii，1919年版。
标签：上海铁路论文; 经济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经济学论文; 铁路论文; 银行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