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英[1]2016年在《增量改革及产业政治：中国银行业金融形态变迁的历史制度分析（1984-2015）》文中研究指明近年来,互联网金融作为一种新兴的金融形态异军突起,引发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与那些强调技术创新特质的观点有所区别,本研究试图以互联网金融为引子,将其发展放置到中国银行业金融体系的长时段变迁进程中,探寻(包含互联网金融在内的)中国银行业金融形态变迁的历史制度逻辑。中国银行业金融体系自1980年代中期初步确立起体制框架以来,其形态先后经历了叁个阶段的重要变迁:一是1984-2007年间从国有银行专业化分割垄断向多元商业化银行体系的转变;二是2008-2012年间民间金融的再度兴起与制度化发展;叁是2013-2015年间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作为一种宏大的产业制度变迁过程,中国银行业金融体系形态叁十多年间的变迁一定程度上折射了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转型。关于我国银行业金融体系的发展变迁,既有研究大致从叁个主要脉络展开分析研究:一是从金融抑制或金融深化的角度辨析我国金融体制对银行业发展的影响;二是从产权结构与市场结构的争论出发,讨论我国银行业金融体制变革的应然路径;叁是从强制性制度变迁与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二元对立出发,讨论我国银行业金融体系制度变迁的推动力量及变迁性质。从这些脉络出发的相关研究为我们理解中国银行业金融体系的发展变迁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分析框架与观察视角,但是,既有研究不能为我们揭示出中国银行业金融形态变迁背后深层的历史制度逻辑,不能为我们理解诸如互联网金融等一系列复杂或新兴的金融现象给予有洞见力的解释框架。为此,本研究试图运用经济社会学历史制度主义的相关理论视角及推论工具,对1984-2015年间我国银行业金融形态叁阶段的重要变迁提供一种制度性的分析与解释。在分析框架上,本研究主要从决策者认知、增量式战略构建、产业政治叁个逻辑上紧密联系的维度出发,对不同阶段我国银行业金融形态的变迁进行具体而深入的实证分析,并试图勾勒或揭示出从体制内银行的变革、民间金融的再度兴起到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之间内含的一致性的历史制度逻辑。研究发现,1984-2015年间我国银行业金融形态的变迁本质上是由国家所主(引)导的产业制度变迁过程。从早期银行业金融体系的多元化发展到民间金融的再度兴起与制度化发展,再到互联网金融的异军突起,每一个阶段都持续性或贯穿性地呈现出国家所主导的银行业金融体系增量式变革的一致性历史制度逻辑。即第一阶段是以股份制银行等为代表的变革发展实现了相对于国有银行体系的增量式变革;第二阶段民间金融的兴起与制度化发展,实现了相对于以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等为主体的正规金融体系的增量式变革;第叁阶段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实现了相对于传统金融模式的增量式变革。正是通过上述一系列的增量式变革,国家试图持续推动我国银行业金融体系的适应性发展,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更好地满足多层次的金融资源与服务需求。
张蓉[2]2007年在《全球视角下银行私有化研究》文中认为20世纪50-60年代,主流发展经济学家们如刘易斯(Lewis,1955)、格申克龙(Gerschenkron,1962)等人都强调,政府应当在银行部门中拥有控制权。这一思想对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影响很大,各国政府纷纷效仿,实行银行的国有化。然而近几年,大量关于发展中国家的国有银行效率问题的研究,如Barth等(Barth, Caprio, and Levine, 2001)、拉波塔等(Laporta, Lopez-de-silanes, and Shleifer, 2002)学者,得出的结论却基本都是,国有银行普遍存在效率低下的问题,支持减少政府对银行的干预。人们不得不开始重新思考政府干预经济的问题,这使得国有银行的地位面临着极大的挑战。进入20世纪90年代,在此背景下许多的发展中国家如转轨经济、一些亚洲国家和拉美国家,都选择了大规模的银行私有化1,目的就是希望通过私有化改变原来的银行所有权结构,通过降低政府对银行的控制来提高经济的效率,促进经济增长,真正发挥金融对经济的推动作用。支持银行进行私有化的研究表明,通过私有化改革,引进外资银行或外国战略投资人参与国有银行的产权改革,降低政府对银行的控制,会提高银行整体的经营效率(Otchere,2005;Beck et al,2005)。但是,也有研究表明,私有化未必能提高银行的经营效率,私有化是否可以提高银行的经营效率是不确定的,还需要许多约束条件的限制(Clarke George N.G., et al., 2005)。2006年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第5年,中国金融业承诺的全面开放即将实现。开放后外资将开始更深层次、更加自由地参与竞争。因此,鼓励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2,加快国有四大商业银行股改与上市步伐,提高中国银行业的整体效率,以利其与外资银行的竞争,是我们银行改革的目标。至此,通过对已经进行大规模银行私有化改革的发展中国家的实证进行研究,找出其成功的经验与发展路径,为中国的国有银行产权改革提出有意的政策建议是本文研究的目的所在。本文的研究逻辑也始终围绕着银行私有化的发展路径展开,沿着私有化前、私有化中以及私有化后的时间顺序展开论述,以期得到其促进效率提高的最优路径。第一章是绪论部分,第二章是关于私有化的理论论述,主要关注银行私有化与银行效率提高的理论基础,即为什么现在大多数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通过选择私有化的途径,放弃或减少政府对商业银行的所有权。第叁章是银行的私有化路径选择与银行体系效率的关系,首先是从理论角度论证,银行的私有化首先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由于私有化改革是对原有的利益格局进行重新的分配,势必会影响到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因此需要政府来权衡和平衡各利益集团,发挥政府的有效监督和管理。所以,必须充分发挥政府作用,保证私有化的路径始终沿着既定的目标前进。其次,私有化的路径会影响到银行的内部治理结构,以及作用于市场的外部治理环境,而这些因素又会反过来影响私有化的效率。本章通过论证路径与效率的关系,强调依靠政府作用发挥,选择适合的银行私有化路径是至关重要的。第四章到第六章是具体的案例分析,分别针对发达国家、转轨国家到新兴市场国家,其不同的经济体所具有的不同的银行私有化路径,分析私有化对银行效率乃至整体经济效率的影响。发达国家与转轨国家的银行私有化,验证了如果重视初始条件并选择正确的私有化路径,确实可以促进银行效率的提高;而新兴市场国家的实践,似乎论证了私有化改革成功与否,关键是银行竞争所处的市场环境、宏观经济环境、政府监管水平等因素,仅仅依靠银行的私有化并不能解决银行经营的所有问题。第七章,关注在银行私有化过程中,外资银行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生力军,在一国的银行体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甚至是控制地位。本章则旨在通过数据统计回归的方法论证外资银行与发展中国家银行私有化改革的作用,得出的结论是外资银行进入对东道国银行体系效率的提高作用是有限的。第八章是本文的结论部分,关注的是我国的银行民营化改革应当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在总结前述理论与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述了银行的民营化改革中,既需要初始经济条件的配合,也需要重视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减少政府对经济的直接过度干预,而不是完全放弃政府的干预。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首先从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以及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政府对银行所有权的问题,进行跨学科、多角度的研究。其次是实证研究的方法,先是分组进行具体的案例讨论(发达国家、转轨国家、新兴市场国家),然后再选择数理统计的方法,针对新兴市场国家的整体进行数据的回归分析。另外本文还选择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即发展中国家的银行私有化是一个“两难”,既要有私有化的改革,实现产权结构的多样性,又要关注政府对银行所有权的适度控制,这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能轻易放弃的。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的观点,中国的银行民营化道路的选择,即“路径”选择,要充分重视我国初始经济和政治制度的禀赋,选择渐进的改革之路,对外资银行的开放和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革更要采取谨慎和关注的态度。在银行所有权结构的变化过程中,政府应当发挥监管与控制的作用,并为银行经营提供合理的竞争环境,这是我国国有银行改革问题的关键。在此过程中,政府对银行的所有权控制将逐步从高度控制到减弱,以至最后的完全放弃,取而代之的是对银行业进行必要的监管与服务。
尹应凯[3]2007年在《我国银行业市场进入的博弈行为分析》文中认为“市场进入”的本质就是企业受到利益诱导，以其所拥有的资本、劳动或技术等要素资源，在不同市场、地域或行业之间的转移。“银行业市场进入”是指暂时处于银行业以外的生产要素以各种方式进入银行业的过程。当前我国银行业改革的一个重要背景，就是面临具有“2+2+2”特点的市场进入。“2+2+2”的特点，即包括“新设”和“参股”两在种进入方式、“内资”与“外资”两类进入资本、“大中城市”与“非大中城市”二元进入区域。因此，我国的银行业市场进入不是单一的问题，而应是综合考虑“2+2+2”的有机整体，即“市场进入篮子”。这种市场进入，对我国的银行业改革乃至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具有重要的影响。博弈论是研究市场进入问题的重要工具，然而目前从博弈论的视角对我国银行业市场进入问题进行研究的文献尚不多见。因此本文旨在运用博弈论的研究方法、围绕“2+2+2”的特点对我国银行业的市场进入进行系统、动态的分析。论文首先提出了研究问题，分析了“2+2+2”的特点，以及我国银行业市场进入过程中的不平衡性，从而提出了问题的研究意义与方法。论文尝试着在以下方面有所创新或突破：提出我国银行业市场进入的“2+2+2”的特点，并且将这个特点作为论文展开分析的一条主线；在博弈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对我国银行业市场进入进行“适度开放”的政策建议；论文将一些经典博弈模型与我国银行业市场进入的博弈行为进行结合，同时得出了一些与我们通常认识不同的结论。论文的结构安排构成了纵轴以时间为主线，横轴根据“2+2+2”展开的“总—分—总”分析的复合结构。论文对我国银行业的市场进入博弈行为分为“进入前、进入时、进入后”叁阶段进行分析，其中在进入时与进入后两个阶段又针对“新设”和“参股”两种进入方式进行分别分析，在此基础上又综合叁阶段对两种进入方式的博弈选择进行了分析。相应地，论文研究的博弈行为主要包括进入前的博弈行为、进入时的博弈行为、进入后的博弈行为、以及综合进入叁阶段的进入方式博弈行为。关于“进入前”的博弈行为，主要体现为我国银行业市场进入的制度变迁博弈。论文提出了推动我国银行业市场进入制度变迁的“叁个动力”假说，认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银行业在位者、潜在进入者的多层次互动进化博弈过程推动了我国银行业市场进入制度变迁的进程。在研究“进入时”的博弈行为，作者主要研究了新设方式进入的二元区域博弈、“进入—容纳—壁垒”博弈；参股方式进入方式的参股对象选择博弈、股权定价的双价博弈与讨价还价博弈等。通过博弈分析我们认为，从新设进入来看：国内、国外资本各有比较优势，二者不能相互代替；政府应该制定透明合理的进入壁垒以实现经济福利最大化；在位银行没有阻止新设银行进入的必要或实力，关键在于利用好先动优势，提高自身的竞争力。从参股方式来看，我们看到在位银行具有对外资的天然偏好；低价出售股权换取技术的说法不成立，这除了增加我们的经济损失外，还会增加参股者成为投机者的风险；拍卖机制可能比讨价还价机制更有效；政府应该调控好国内银行引进战略投资者的节奏、而不是设置倒计时间表。关于“进入后”的博弈行为，作者认为主要包括新设方式进入后的市场分割博弈、存款保险制度博弈；参股方式进入后的市场定位博弈、技术转让博弈等。进入后的博弈行为决定了市场进入最终的效果，因此对它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但是这部分的研究证明了新设形式的进入暂时会形成市场分割的现象，但随着转换成本的降低，今后竞争会逐渐增强；通过外资参股取得预期效果是有前提条件的，外资参股后具有先增加股权比例后获得控股权的两阶段目标。因此我们既不能用对外资的开放代替对内资的开放，也不能用开放代替改革。关于进入方式的博弈行为，作者认为这是潜在进入者、在位银行、政府各主体综合考虑纵向进入前、进入时、进入后叁阶段，横向比较“2+2+2”叁方面内容之后，对进入方式的选择博弈。进入方式的选择，既是各主体间的互动博弈，也是各主体自身对两种进入方式的单一博弈，而且各主体对进入方式的博弈选择是动态变化的。在综合分析以上各类博弈行为的基础上，论文针对我国银行业市场进入提出了“适度开放”的政策主张，认为“适度开放”，指的是在整个经济发展的框架内，对银行业市场进入采取以开放为基础的，开放水平渐进扩大、开放结构不断优化的适应性开放。在此基础上论文提出了这种适度开放的丰富内涵和应该坚持的“八项原则”。本文的结论指出：“适度开放”，是实现我国银行业市场进入由“粗放式的不平衡开放”向“集约式的平衡开放”转变、最终实现我国金融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
肖刚[4]2006年在《基于科层治理理论的国有银行治理改革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首先以交易成本经济学和组织经济学及其衍生的企业理论为分析工具，从资产专用性、组织调整等角度研究了科层治理机制产生的条件和经济动因，并在此基础上通过代理和生产两个层面分析了企业组织作为科层结构在委托代理关系和生产要素结合方面的特点。本文认为企业组织的科层结构在委托代理关系上，由于内隐知识和信息支配的存在，使得科层组织呈现出自组织结构的租金耗散特点，最终收敛在X非效率的边界上；在生产要素集结的关系上，由于存在契约不完全性的特点，因此科层作为团队生产的策略可以把把生产性资本支配权和与资本产权相挂钩的收益权赋予代理人。同时，现代企业生产组织方式的变革，使得科层组织通过内部化市场和组织的分裂来提高科层效率。本文其次以科层治理理论的基本分析为依据，分析了当前我国国有银行产权改造中所存在的科层治理问题。本文认为国有银行由于其庞大的传统科层组织结构和原有的管理问题，使得在产权改造过程中依然存在有关科层管理和组织结构的弊端。因此，国有银行的改革必须从科层治理的约束机制和组织创新两个角度配套推进，在科层治理的约束机制层面，需要优化银行治理结构和内外控制机制的效率，同时采取提高科层效率的激励措施；在科层治理的组织创新方面，需要按照当前全球银行组织结构变动的趋向，综合权衡集权和分权策略，对相关的业务经营单元、业务流程和整体组织结构进行有效的重组与整合。
付强[5]2016年在《利率市场化下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创新影响研究》文中提出世界金融危机之后,金融发展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也冲击了我国经济的发展方式,特别是银行业发展所面临的局面也都发生了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商业银行通过稳定的存贷利差所获得的有效收益,已在金融市场上形成一定规模的垄断性,随即产生的不良影响己显现为资源错配、不合理的资金价格等现象,也无法让利率经济杠杆淋漓尽致地发挥作用。随着金融体制改革一步步地发展,利率市场化改革也变得十分地关键,银行的存贷利差会因为利率市场化的出现而变得更加狭窄,这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商业银行的传统盈利模式,并给商业银行带来了一定的经营风险。商业银行为了谋求发展的空间,不得不另寻多样化、创新化的发展方式来开拓中间业务,同时还要继续坚持发展传统业务,只有增加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的收入,才有可能避免经营风险,尤其是利率市场化带来的价格竞争风险,以此寻求商业银行新的利润增长点的突破。利率市场化之后,我国商业银行一窝蜂开始发展中间业务创新,一定程度上分散了银行经营风险,但中间业务自身的经营风险也不可忽视,其品种选择搭配与商行本身业务的契合性等都是商业银行在发展中间业务创新中需要考虑的问题。基于此,本文主要研究利率市场化下我国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创新对商业银行绩效和风险的影响进行研究,并为利率市场化下我国商业银行的中间业务创新提供相应的思路与对策建议。本文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绪论；包括：介绍研究背景、研究目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第二章,利率市场化及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创新的相关理论,介绍利率市场化的经典理论和研究进展,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创新的经典理论、研究进展以及我国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创新的相关研究；第叁章利率市场化下我国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创新进程及其影响,该章首先介绍了我国利率市场化的进程,其次对我国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创新发展的主要阶段、取得成就和存在问题进行介绍；最后,分析利率市场化对我国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创新影响；第四章,利率市场化下中间业务创新对商业银行经营风险的实证研究,此章节主要通过对相关数据的深度分析,对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创新控制银行经营风险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第五章利率市场化下中间业务创新对银行经营效益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根据理论分析给出了主要研究假设,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创新对商业银行经营业绩所是否可造成影响,通过模型建构,对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创新与经营绩效之间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并对实证结果进行分析,已验证本文提出的相关假设；第六章结论与政策建议。在这一部分中,总结了中间业务理论方面的研究进展,指明行动的方向；启后是从展望未来我国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创新将逐渐提高,并将更大程度地影响经济发展的稳定性的视角出发,从侧面阐述了创新金融的必需要性,及其在古往今来历史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应提供对该课题的重视程度。本文得到主要结论如下：(1)自我国施行利率市场化后,商业银行存贷利差逐渐缩小,各商业银行开展中间业务创新以寻求新的盈利模式,但在利率市场化不断推进的客观条件下,净利差对商业银行经营风险具有显着的正向作用,商业银行间的竞争导致存贷款净利差减少,这会降低商业银行经营绩效,反映了在利率市场化进程中,商业银行之间的价格竞争不利于商业银行经营风险的控制。(2)在我国施行利率市场化之后,商业银行开展中间业务创新不仅增加了商业银行的绩效,而且有助于商业银行对经营风险的控制,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创新对银行间价格竞争起到了缓解的作用。(3)中间业务的开展对上市商业银行与非上市商业银行产生明显差异化的影响。究其原因,可能在于上市商业银行经营活动更加规范,开展中间业务成熟度较高,市场对上市商业银行相关业务更加认同,这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上市商业银行经营的安全性。比较而言,非上市商业银行缺乏开展中间业务的积极性,进而也降低了其经营活动的安全性。
李琳[6]2005年在《中国银行业市场化与监管政策：从产业组织理论角度的分析》文中指出一、研究视角和研究目的 金融产业组织是世界范围内市场经济中长期研究的课题,也是中国需要解决的金融发展中的关键问题,而银行业的市场化取向问题又是金融改革中的焦点。在市场经济中,国有商业银行高集中度的寡占型市场结构影响了资源的配置效率和规模效益;在产品差异方面,行政性政策规定的产品趋同化,使银行无法获得一定的竞争优势和发展空间;政府直接管理企业的行为,造成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行为非市场化。 产业组织的政策应用领域包括叁个方面(卡尔顿.佩罗夫,1998),一是增加或减少福利的政府行为的结果;二是反垄断及法律规定;叁是政府如何管制商业行为和市场结构。本文就第叁方面对中国银行业的政府监管政策进行研究,认为正是由于政府采取行政手段直接管理银行,实行严格的市场准入政策,才形成了国有商业银行的寡占型市场结构。所以,中国银行业的市场化取向,需要政府监管政策的着眼点放在健全市场机制、发挥市场作用、重点监管寡头企业行为方面,以此减少寡占型市场结构的缺陷和寡头垄断行为对竞争的损害以及为市场绩效带来的消极影响。因此,要探讨中国银行业市场化问题,必须同时研究与此相关的监管政策。为此,本论文选择“中国银行业市场化与监管政策:从产业组织理论角度的分析”作为命题,把银行作为一个产业,试图通过剖析中国银行业市场结构及对行为、绩效的作用,政府监管政策对市场结构和行为的影响,借鉴西方产业经济学的成果和经验,探索产业组织理论如何为市场经济背景下通过政策的制定以控制和影响市场结构和市场行为提供理论依据,最后得出中国银行业市场化的关键变量是政府部门的行政监管政策的结沦。 二、研究路径和研究方法 在研究路径上,本文主要依据产业组织理论围绕银行业市场化这条分析主线,从产业组织的一般理论及相关理论研究分析开始,具体探讨了中国银行业的市场化取向问题。研究范围界定为商业银行所对应的银行业市场。通过市场结构分析法,勾画出中国银行业市场集中度高,具有鲜明的寡头垄断市场的特点,然后依据理论模型分析了中国银行业的行为特征,论证了中国银行业监管部门实行
丁芳伟[7]2013年在《国有银行的战略目标、组织结构与绩效》文中研究说明国有银行在我国金融体制乃至整个宏观经济体制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其组织结构调整和经营绩效的改善关系到金融行业能否健康发展。基于这样的经济现实,我们有必要研究我国国有银行组织结构的动态调整,从我国现阶段体制转轨对经济运行和发展的系统性要求来考察,建立国有银行组织结构调整的分析框架既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又有实践意义。现有的关于国有银行组织结构的研究是对组织结构本身的关注有余,而对影响其组织结构因素的分析不足。本文拟将国有银行组织结构的优化调整与其外部发展环境和银行战略目标等因素结合起来,尝试性地构建一个更加系统的国有银行组织结构分析框架。本文以我国国有银行的组织结构为研究对象,构建了一个“战略-组织-绩效(S-O-P)”的理论框架,并以此为依托研究了国有银行组织结构如何由外部发展环境和战略目标决定,以及组织结构影响组织绩效的逻辑。从“S-O-P”的运行框架来看,国有银行的外部市场环境和技术环境要求国有银行在不同时期必须选择不同的战略目标,也要求其组织结构不断调整。国有银行的组织结构调整是为了达到其战略目标,银行战略目标和组织结构要适应变化的环境。国有银行的战略目标和组织结构对其绩效的作用机理通过其信贷行为体现出来。国有银行战略目标和组织结构在不同时期得以提高和改善的历史验证了S-O-P分析框架的有效性。在世界范围内,花旗银行、标准渣打银行和汇丰银行组织结构的运行特征及其经验,对我国国有银行组织结构变革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股改上市后国有银行组织结构高效运行的基础,是现代商业银行利益相关者治理机制。本文对国有银行的研究分为两步走,第一步是在理论上清晰描述战略目标对组织结构的规定性,组织结构对绩效的制约问题,第二步是在既定的战略目标和组织结构的基础上进行分阶段的绩效实证考察,并以中国银行为例做案例研究。基于国有银行发展历程的历史间断性决定其绩效衡量适合采用分阶段和多指标的绩效衡量方法,本文在借鉴国内外商业银行绩效衡量方法的基础上,对国有银行不同发展阶段的战略目标选取不同的指标体系进行了考量,并对国有银行的经营绩效进行了历史考察。结果显示,国有专业银行时期的四大国有银行对宏观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其资产质量在这一时期逐年恶化；在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时期,四大国有银行的资产收益率逐年下降,不良贷款率也继续恶化并达到了历史最高的水平,但在此时期国有银行对宏观经济增长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国有控股商业银行时期,四大国有银行经过股份制改革并成功上市,其市场绩效、资产质量和风险控制等国际通用的商业银行绩效衡量指标都得到了极大改善,基本上达到了国际商业银行的水平；不同历史时期国有银行的人均盈利能力和机构盈利能力,表明国有银行的市场绩效与其组织机构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根据国有银行发展环境的变化趋势与战略目标调整,本文对国有银行组织结构优化调整的原则和方向进行了论述,认为在未来一段时期,影响国有银行组织结构的外部环境主要有金融深化背景下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金融国际化、金融监管、信息技术等网络化发展构成,环境变化会使国有银行在经营中以利润最大化作为战略目标,国有银行组织结构优化应以市场和客户为中心、追求精简和高效、分权和集权相结合、适度虚拟化等为原则,国有银行组织结构优化调整方向是必须继续完善现有的纵向和横向组织结构,构建完善的现代银行公司治理机制,根据环境变化创新组织结构模式。在笔者看来,要使国有银行运行达到以上的格局,就必须把战略目标、组织结构和绩效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研究。
周小燕[8]2007年在《经济转型中我国商业银行效率与相关因素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面对金融国际一体化的大环境，提高商业银行的国际竞争力是金融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效率，是经济学核心问题之一，是银行业竞争力的集中体现，提高银行业的效率是防范金融风险、推动银行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银行业效率不仅反映着银行自身的经营绩效，也间接映射了一国经济发展的内在质量。在我国，商业银行是我国金融体系的主体，也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命脉和金融活动的主流。因而提高商业银行的效率，进而提高银行业竞争力，是我国加入WTO的必然趋势，是实现国有银行商业化和国际化，从而确保我国金融安全，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重大举措。同时，我国的银行业改革又是处于国家经济转型的背景下的，因此，研究转型期我国商业银行效率及相关因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研究的内容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对我国商业银行效率进行了一般性分析，并进行了实证研究；二是进一步探讨了与银行效率相关的产权、市场结构、金融改革对银行效率的影响。最后，提出了提高我国银行效率的建议。本文以银行效率理论和测量方法作为全篇的理论和方法基础，在介绍经济转型期的特点和我国银行业的背景、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对我国银行业的制度特征和效率特征进行了一般分析，比较了我国与发达国家在银行制度和银行效率上的差距。利用资产收益率、权益收益率、成本收入比、贷存比和贷款损失准备金率5个财务指标比较了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5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和5家发达国家商业银行的效率，结果发现我国银行业盈利能力和贷存比显着低于发达国家银行效率，但是成本效率非常接近，从而得出我国银行业效率总体偏低，并与制度因素密切相关的总体特征。在测量银行效率的不同方法中，本文依据各种方法自身的优劣特征和转型国家的特点，选择数据包络法(DEA)、随机前沿法(SFA)成本效率法和SFA替代利润效率法对我国商业银行4家国有商业银行、10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和8家城市商业银行组成的样本银行，在1994—2005的样本期内，测度和比较分析了各家银行的效率，从中发现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成本效率和利润效率均高于国有商业银行，但是差距都在缩小，同时，我国商业银行利润效率远小于成本效率，并且国有商业银行与股份制商业银行在利润效率上差距更大，这说明我国商业银行目前较为重视成本控制，盈利能力还远远不够，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本文还对影响银行效率的因素按照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分别进行了回归，发现产权结构与市场结构是影响我国商业银行效率的主要因素。此外，叁种效率测量方法计算的银行效率值虽然存在差异，但是DEA方法和SFA成本法对于银行效率的排序具有一致性，但对影响因素的回归存在差异，SFA方法相对准确。基于对我国商业银行效率和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本文进一步探讨了产权制度、市场结构、金融改革与银行效率的关系。产权分析中，本文以产权和产权制度理论作为研究的理论基础，综述了现有关于产权与银行效率相关性的研究成果，引入中东欧国家产权改革的经验作对照，实证发现中东欧产权改革对银行效率起到了促进作用，证实了转型国家产权对银行效率的显着影响。同时，文章深入分析了中东欧国家与我国在外资战略上的差别，认为中东欧国家产权改革中的外资战略都是外资控股的(majority foreign owned)，这一战略改善了银行效率，但是我国是引入小额外资战略投资者，本文实证分析了这一战略对我国商业银行效率的作用，虽然数据有限，但是发现引入小额外资战略投资者确实提高了我国商业银行的效率，并且不是“选择效应”的结果。对于影响银行效率的另一因素：市场结构，本文以市场结构与绩效关系的“结构—行为—绩效(SCP)”理论为研究基础，采取市场份额、市场集中度和市场进入壁垒叁个指标刻画了我国银行业市场结构的总体特征：寡头垄断，虽近年来市场竞争度有所提高，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竞争度不够。同时运用我国22家商业银行的数据，检验了“市场力量”假说和“有效结构”假说，结果发现这两种假说在我国银行业均不成立。对此，本文从造成垄断市场结构的原因出发，分析了我国银行业垄断市场结构对银行效率的影响。作为经济转型的另一关键因素—金融制度，本文从经济转型的渐进式改革路径和银行监管两个方面，分析了这两个金融制度因素对于银行效率的作用。本文认为我国金融制度改革的渐进式路径，虽然降低了制度变迁的时间成本和摩擦成本，但很难满足金融机构主体的制度需求，使国有银行的商业化改革进展迟缓，虽然使国有银行有力支持了经济稳定增长，但却牺牲了商业银行的效率。对于银行监管，本文认为银行监管政策的适度性影响银行的市场环境和银行的经营行为。监管不足与监管过度在我国共同存在，不能充分发挥有效监管对银行效率提高的促进作用，反而维护垄断，造成了金融的低效率。最后，文章针对影响我国商业银行效率的因素及原因，提出了提高我国银行业效率的建议。本文认为我国银行业应进一步加快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改革，建立现代银行制度，增强市场竞争度，完善市场结构，同时不断提高金融监管的有效性，建立适合市场经济的金融法律制度以保障银行体系稳定。
张涛[9]2015年在《X银行组织结构优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商业银行组织结构是银行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对提高商业银行运营效率、塑造核心竞争力有着重要作用。一个商业银行的成功首先要归之于拥有一个高效率的组织结构。近年来,中国银行业特别是国有控股商业银行改革创新取得了显着的成绩,整个银行业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支撑和促进作用,有力的支持了中国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然而与国际性大银行相比,由于组织效率低下,我国商业银行明显处于劣势,为改变这一被动局面,我国商业银行曾做过多次改革,努力向更先进的商业银行学习,但因工作实际以及多年形成的顽疾,还存在很多不足,如纵向上管理通道过长,管理幅度狭窄,决策滞后、市场反应不够灵敏还不能完全满足客户的需求以及风险防范和内部控制职能不到位需要继续进行组织结构的优化调整,从而不断适应客户和市场的需求。本文在组织结构及其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商业银行的组织结构和组织结构变革,对国有商业银行X银行组织结构进行了深入研究,最后在X银行组织结构变革现状基础之上针对其特点阐述了X银行进行组织结构变革需要遵循的原则:经济高效原则、层次简化原则、信息畅通原则、以客户为中心的原则、以人为本原则,并提出了X银行组织架构改革的相关建议,核心措施是管理层级的扁平化与业务单元的垂直化相结合,最后探讨了关于X银行组织结构今后的发展方向,要秉承“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不断优化服务流程,提供高效、优质的综合金融服务;在不断的发展中,积累经验,不断地完善自身,为员工提供良好的发展平台,打造优秀的企业文化,增强员工凝聚力,激发员工潜力,提升工作效率,最终,成为内部流程高效、迅速,外部口碑最优、服务最好的现代化商业银行。期望本文能够对我国商业银行组织结构变革相关研究进行一定的补充,也对国有商业银行管理效率提高和整体竞争力增强具有借鉴作用。
陈敏[10]2003年在《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策略与模式》文中指出以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为主体推动我国银行业的改革是应对入世挑战的关键。2001年底，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总资产为12万亿元，占全部金融机构总资产的55％，是金融企业改革的重点。建立现代银行制度，是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转向以明晰产权关系为主要内容的银行制度的创新，是保证国有商业银行稳健经营的举措。无可否认，我国的国有商业银行曾经在新中国的建设中促进过生产力的发展；但是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形势下，国有商业银行的体制不仅束缚了自身的发展，也成为制约国有经济发展的桎梏。本文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探讨国有商业银行建立现代银行制度、构建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等方面的问题。论文共包括五个部分的内容： 第一部分:国有商业银行体制的演变。主要是由1979年以前的“大一统“高度集中的体制向现代商业银行转变。 第二部分:目前国有商业银行存在的主要问题。从我国目前商业银行的组织结构、管理模式以及其他存在的多方问题来看，我国的国有银行还存在很多缺陷。 产权制度不明晰严重制约了国有商业银行的发展。目前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属国有独资，名为独资，实际上所有权由谁代表并没有解决，导致产权关系模糊，由此而是责、权、利不明，缺乏有效的自我约束机制。具体来说：一是产权单一。单一公有产权的国有独资制度安排，致使政府所有者缺位，经营者缺乏所有者约束，导致经营低效率。二是责权不明。公有产权形式决定了四大国有银行必须是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和政策性任务，难以摆脱政府部门干预，不能做到自主经营和自负盈亏。叁是政企不分。目前四在银行仍然兼有企业和一定程度的国家机关二重性质。作为企业，在单一产权体制下，由于约束软化，不可避免地以“公权”谋“私利”，损害公有产权的效率；作为机关，银行内部职员的价值取向就会发生偏差，银行利益最大化的驱动力就会受到影响。 国有商业银行在治理结构和经营管理上存在缺陷。就治理结构来说，国有商业银行具有相当长的发展历史，无可避免地带有计划经济的烙印，长期以来官商一体，市场观念薄弱，缺乏竞争意识，自我约束力不强，自我发展欲望不强。具体表现在：体制陈旧、机构臃肿、内控制度不完善。就组织方式来说，国有商业银行委托代理关系不明晰。纵向一体化的管理层次太多，一方面增加了交易成本和组织成本，另一方面使用委托代理关系的链条加长，即增加了代理成本和信息成本，又加大了“内部人控制”的道德风险。另外，国有商业银行还存在金融创新水平低，利润来源渠道简单、金融资<WP=4>产质量较差等问题。 第叁部分:国外商业银行体制。银行的管理体制主要是银行企业的管理体系和制度。它的形成与银行经营的环境、一国的经济制度关系密切。其内容包括了银行管理与经营的各个方面，它决定着一个银行的经营机制、经营战略和目标、组织机构的设置、激励机制的方法以及企业经营和企业文化的建立。 在体制结构上说，可以概括为外部监控型的美英结构和内部监控型的日德结构，近两年兴起的家族结构或称香港结构也颇受人关注，叁种结构的特点各有不同。 从外部环境来看，金融大并购时代已经到来。银行业务朝着全球化、非中介化、自动化与电子化方向发展。 从经营理念上看，西方商业银行十分重视客户战略，其经营管理体制也都是围绕为客户提供最优质的服务来安排和设计的。其理念强调银行以满足客户需要为先，银行要协调、调动全行各方面的资源满足客户多方面的需求，银行内部应加强合作，形成团队精神。 第四部分: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策略。国有独资银行改革的目标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将其改造成治理结构完善，运行机制健全，经营目标明确，财务状况良好，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现代金融企业。改革的主要策略：就是改革现有产权制度，构建国有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就产权制度的改革而言，就是在不改变公有制性质的条件下创造一种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企业产权制度，将原来单一的封闭的所有权制度逐步改造为适应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的二重化所有权——出资人的终极所有权和企业的法人财产权，从而形成“投资者拥有企业，企业拥有财产”的现代产权模式。除此之外，要建立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还要确立清晰战略目标，并使之阶段性量化；重组业务流程，加大创新力度；建立量化的核算体系；开发和培育人力资源；强化风险管理和内控制度；建立多样化、高透明的激励机制；实现充分的信息披露；建立健康负责的董事会；调整机构的设置。 第五部分:国有商业银行未来的模式选择。目前，我国金融市场还不成熟，需要有众多<WP=5>的市场主体展开充分竞争来推动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如果现在允许混业经营，将导致金融资源集中流向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形成垄断，因此，暂时不应立即实行混业经营。但是，鉴于目前混业经营已经成为当前国际金融业的一大发展趋势，随着加入WTO，金融市场的逐步放开，我国的国有商业银行也应在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同时，有步骤地为将来实行混业经营进行铺路。根据我国的国情，在借鉴国外先进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我?
参考文献：
[1]. 增量改革及产业政治：中国银行业金融形态变迁的历史制度分析（1984-2015）[D]. 王海英. 上海大学. 2016
[2]. 全球视角下银行私有化研究[D]. 张蓉. 辽宁大学. 2007
[3]. 我国银行业市场进入的博弈行为分析[D]. 尹应凯. 复旦大学. 2007
[4]. 基于科层治理理论的国有银行治理改革研究[D]. 肖刚. 复旦大学. 2006
[5]. 利率市场化下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创新影响研究[D]. 付强. 辽宁大学. 2016
[6]. 中国银行业市场化与监管政策：从产业组织理论角度的分析[D]. 李琳. 山东大学. 2005
[7]. 国有银行的战略目标、组织结构与绩效[D]. 丁芳伟. 浙江工商大学. 2013
[8]. 经济转型中我国商业银行效率与相关因素研究[D]. 周小燕. 复旦大学. 2007
[9]. X银行组织结构优化研究[D]. 张涛. 东华大学. 2015
[10]. 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策略与模式[D]. 陈敏.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03
标签：金融论文; 国有银行论文; 银行论文; 商业银行论文; 国有商业银行论文; 银行监管论文; 银行中间业务论文; 相关性分析论文; 组织绩效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变革管理论文; 绩效目标论文; 组织结构设计论文; 产权理论论文; 组织策略论文; 组织发展论文; 组织结构模式论文; 政策影响论文; 市场策略论文; 金融结构论文; 创新理论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