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化与密集型：民国浙江华侨国内捐赠实态
徐华炳
(苏州大学 社会学院，江苏 苏州 215100)
[摘 要 ]民国浙江华侨整体规模虽不及闽粤桂，但无论是以宁波为中心的浙北侨商精英还是以温州为中心的浙南普通侨民，都心系祖国、维桑与梓，捐赠祖籍地的热情毫不逊色。他们通过个体自发、组团募捐、创设慈善机构等方式，或直接捐赠国内，或经由不同民间组织转赠受助对象，或交由驻外领事馆、党政军职能部门等官方机构统一捐赠。实证分析表明，其捐赠既面向日常的乡亲邻里，也关切非常的灾民难众；既为民兴学助教、施药助医，也为国捐款献物、筹饷赈衣。总体而言，民国浙江华侨捐赠呈现主体的精英化、流向的密集型之特征，是近代浙江新生的慈善公益力量，为地方社会的近代化转型提供了不可忽视的动力。
[关键词 ]民国时期；浙江华侨；国内捐赠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浙江华侨的规模和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他们在慈善捐赠[1]领域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1979—2009年，“浙江籍侨胞和港澳同胞在全国累计各类物产捐赠折合人民币135亿元，约占全国华侨捐赠总额的六分之一。”[2]而当下海外浙江人秉承浓厚的爱国爱乡、维系桑梓之精神，是有其历史基础的。民国时期的浙江华侨华人就积极关心家乡发展、关注乡民福祉，或捐资助学或扶贫赈济，或海外募捐或在祖籍地设善堂，其慈心善举有效地助推了浙江乃至全国慈善公益事业。
一 、民国浙江华侨捐赠群体
民国时期，旅居世界各地的浙江华侨虽从事职业不同、生活水平不等，但无论自身经济状况如何，都尽其所能地为祖国和家乡做贡献，积极参与国内捐赠事业。华侨精英、侨团华社和普通侨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共同构成民国浙江华侨捐赠主体。
1.华侨精英：捐赠巨擘
“侨领作为精英人物是时代呼唤的结果，亦是时代造就的结果。”[3]民国时期出国的浙江人虽大多出身贫苦，但也有些创业成功者。旅居日本的吴锦堂、张静江、林三渔，旅居南洋的胡嘉烈、郑铭岩、李基中、陈岳书，旅居欧洲的王志南、任岩松等即为侨界精英。这一群体不仅具有海外华侨普遍存有的爱国爱乡情怀，而且凭借自身的经济实力以及在华侨中的影响力和号召力，领头行善，继而成为民国时期浙江华侨返乡捐赠的楷模。
民国浙江侨领国内捐赠不但数额较大，而且具有连续性、长期性特点。如旅日侨商吴锦堂一生从事慈善公益事业，“10次救济长江水灾难民，又为东三省、直隶、云南、潍徐、广东、浙江慈溪等地灾荒赈济”[3]，仅1912年就分别向上海军政府、宁波军政府、中国红十字会以及宁波三北沿海啸灾区捐赠白银2.66万两，银元4.4万余元；[4]1910—1914年，他先后捐资28万银元在家乡创建锦堂学校。旅巴西侨领周继文1937年捐资5万银元扩建家乡师范学校校舍，旅新加坡侨领李基中1938年募捐约9万银元购置家乡小学校产。旅新加坡侨商胡嘉烈则不仅在1943—1949年间每年资助家乡建设两所小学，更是在祖籍地设立专门慈善机构——片云堂周济邻里。为了确保该善堂的运行，他一方面从新加坡寄来外汇确保善款，另一方面将其国内企业——上海立兴申庄作为赈济经费来源。片云堂的扶贫济困范围虽局限在宁波一带，但其开展社会救济持续20年之久(1941—1962年)，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乡民的日常生活生产和地方社会稳定，有效地弥补了当时政府社会保障的不足。“至今，胡家坟、花园村两地40岁以上的人提起此事，都赞不绝口，称他是故乡的‘及时雨’”。[5]
2.侨团华社：组织得力
身居海外的华侨为了联络乡谊、团结互助，往往会组建血缘性、地缘性或业缘性侨团华社。近代中国国际地位低下，更促使在异域艰苦创业的华侨结成各类团体，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如日本中华会馆(1907年创立)、留日宁波同乡会(1922年创立)、中华旅日宁绍同乡会(1922年创立)、浙江温州旅日同乡会(1923年创立)、新加坡温州同乡会(1923年创立)、新加坡宁波同乡会(1934年创立)、荷兰华侨抗日救国后援会(1937年成立)、旅意华侨工商联合会(1946年创立)、荷兰瓯海同乡会(1947年创立)等。这些以浙江华侨为主的侨团不仅为华侨社会的利益服务，贡献当地社会，而且积极参与祖(籍)国发展，开展国内慈善公益事务。
据《青田县志》记载，1941年“山口乡石雕外销中断，乡民经济窘困，粮食奇缺，被迫自缢、投水者不少。山口乡旅美华侨及旅沪同乡，应乡里士绅电请，集资10500元，购番薯干、大麦、大米，急施救济。”[8]荷兰华侨手抄办刊的《抗战要讯》每期都刊登为祖国抗战捐款捐衣者名录，其中有不少来自浙南地区在欧洲各地提篮挈卖的小商小贩和从事“三把刀”行业的底层华侨。
3.普通侨民：善小而为
民国时期，限于社会发展水平特别是通讯和交通的制约，以及世界的不稳定局势，浙江华侨开展国内捐赠不可能如当代便捷与多元化。整体来看，他们主要通过官方机构、民间团体和个体自发三种渠道参与祖(籍)国慈善公益事业。
一些浙江籍侨团，如成立于1929年的美东三江公所明确“以慈善事业为主开展各项活动”[6]，在号召、动员海外华侨参与国内捐赠过程中更是不遗余力。当获悉国家遭难时，从负责人到每个成员都会迅速行动起来，借助侨团的社会影响力和个人的社会资源，宣传鼓动、筹募资金，联系国内、汇赠财物。在抗战期间，浙江籍侨团还专设募捐委员会或救国会进行筹赈活动，如“南美洲抗日救国会”及“华侨募捐委员会”。该两会会长周继文不但倾己所囊，先后带头捐款捐物、购买救国公债券，而且四处奔走宣传抗日，发动侨胞捐资救国。[7]
二 、民国浙江华侨捐赠渠道
民国浙江华侨除浙北宁波籍华侨属于较为富裕的侨商，占比居多的浙南青田、瑞安、永嘉籍华侨基本为谋生型侨民。他们没有充裕钱财或较高社会地位，但始终心系祖国和家乡变化，在为国为乡的捐助义举中同样不落后。尽管侨界普罗大众捐赠数额不大，捐赠的影响力亦不如侨领，但在地方史志、侨刊乡讯和海外华媒中，他们的点滴爱心仍有资可查。
1.个体自发：最直接的捐赠途径
个体自发捐赠是指华侨以个人名义或委托亲属向受助对象直接捐款捐物。如温州地区较早捐资兴学的代表人物旅新加坡华侨李基中，就是“通过向家乡的亲戚李信甫汇钱，并由其代办捐赠事宜”[9]。但受制于上文所述社会经济条件，浙江华侨大多是在回乡探亲时或是从亲友来信中获悉祖籍地的捐赠需求，这使得他们的直接捐赠金额相对较少，并且存在偶然性、随意性和不连续性等特征，从而影响捐赠对象的受益效果。如旅新加坡的平阳籍华侨王叔旸在20世纪30年代向金乡一小捐500银元筹建西楼并赠送图书，后时隔十余年才又捐资该小学建造一座教室。[9]
2.民间组织：最常态的捐赠途径
民间团体捐赠是指华侨或侨团将海外募集的善款物资通过同乡会、宗亲会、善堂善会、红十字会等民间团体组织，转赠国内的受助对象。晚清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由封建形态向近代化转型的重要阶段，传统的善堂善会和西方嵌入的公益组织交相辉映、异常活跃，成为海外华侨参与国内捐赠的最常用平台。
拥有基本的医疗卫生保障，是生活在跌宕起伏的民国社会的每位民众最大的诉求甚或奢望。一些浙江华侨耳闻或目睹了国内特别是那些偏远、闭塞地区的落后医疗状况后，从关心、呵护族里乡邻身体开始，积极扶助、改善家乡医疗卫生事业。如20世纪20年代，青田华侨林晋卿多次托人乐捐永嘉普安施医施药局。1929年，青田籍旅美华侨金美斋资助1000银圆筹建县立医院，获得时任县长郑迈书赠“急公好义”匾额嘉奖。1936年2月，青田旅美华侨林晋南回乡探亲，携来药品多种，治病救人。[16]抗日战争时期，胡嘉烈也积极捐赠寒衣和医药。
民国浙江华侨兴学助教范围虽受中国传统观念影响而集中在祖籍地，但捐资助学的具体形式并不单一。除直接捐资，他们或捐田地置校产或购置教学用具。如陈纪林1927年捐田30亩，重整村校校舍，创办培本学校。[14]李基中1938年为青街小学购置操场，购买乐器、风琴、运动服以及6张办公桌和部分学生桌椅等校产。[15]胡嘉烈依据受助学校实际需要，在战争纷乱的1943—1949年捐赠15000斤稻谷作为文山小学的开支经费，可谓用心良苦。吴锦堂捐资创办学校的方式更是独具特色：一方面，他出资辟地建校舍、购买图书设备，广求贤才、重品德教育，以致锦堂学校被时任浙江巡抚称为“浙江私立学校之冠”；另一方面，他既着眼实业教育，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又出资选派优秀学生出国留学。因此，吴锦堂与陈嘉庚、聂云台一并被蔡元培评论为中国“办学三贤”。民国浙江华侨兴学育人的善举，不仅为贫寒子弟提供了较为完备的教学条件，增进了浙江乡村文化建设，而且成为当时及其后华侨报效桑梓的良好示范。他们捐资创办的新式学校既为地方社会培养了更多实用型人才，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浙江教育的近代化。
3.官方机构：最重要的捐赠途径
官方机构捐赠是指海外华侨或侨团向中国驻外使领馆或国内其他党政机构的海外联络部/派驻机构捐款捐物，委托此类官方机构汇款邮寄国内，再转由国内的党政机构或民间组织分发捐赠款物。由于近代中国社会长时间动荡，个人开展捐赠活动非常不易，民间组织捐赠亦难以持久，加之受中国传统慈善活动多半由官府主持或“官助民办”模式的影响，借官方力量开展国内捐赠仍然是民国浙江华侨的首选方式。毋庸置疑，浙江华侨采取此途径实现捐赠，也存在获取官方认可、表彰和其他政治诉求的心理。如吴锦堂因乐捐而曾先后获得光绪帝、黎元洪和孙中山的赠匾和嘉奖。[3]
这种捐赠渠道在抗日战争时期尤为普遍，一则是出于支援祖国抗战的需要，二则是为了解决因战争而中断的国内外邮路问题。如旅菲律宾青田籍华侨郑铭岩1938年将义卖款3018.05元携带回国，分别通过浙江省政府、浙江省赈济会和受伤将士办事处捐赠，以慰劳前线抗敌将士、救济难民，浙江省政府亦因此向其颁发“义溢瀛寰”匾额予以嘉奖。周继文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欲通过邮政海运汇款给家乡中学兴建校舍，但当时中巴(西)唯一海运通道被阻隔。为此，“每月由他支付给总领馆开支费用，再由总领馆每月将这笔钱的数目电告中国外交部，外交部再将这笔钱汇给青田阜山中学以资办校”。
蓄水期间加强大坝安全监测，重点关注大坝渗流和绕坝渗流监测，做好监测资料分析整理。尽快建立水情自动测报系统。
上述三种捐赠渠道各有特色，民国浙江华侨或侨团也没有固守某种方式，而是以便利、畅达为原则，择取一种或多种途径，及时向亲友、乡里、灾难民和政府捐输财物。如“为了支持家乡抗战期间的儿童启蒙教育，李基中多次通过各种渠道给青街小学董事会秘密汇款，帮助积累资金购置田亩，以佃租发放教师工资，作为学校办公费用。”[11]
三 、民国浙江华侨捐赠领域
民国浙江华侨尤其是浙南山区华侨，因家境贫困，受教育机会甚少，在海外谋生创业过程中时刻遭遇文化程度低下的窘境。这种切身体悟本能而强烈地驱使他们待机改造乡村教育，以改变家族子弟命运。日本“高薪聘用大批外国教师，在短期内迅速培养出本国人才的做法，以及民间那种‘虽贩夫走卒，无不勤学读书’的社会风气”给吴锦堂留下很深印象。[4]他说：“近世列国争强，要在世界上立足，教养二事很重要，国民失养，就无以为生，国民失教，就难以争存。”[4]于是，他事业有成后热心家乡教育事业，历时三年耗资23万多银元兴办了具有先进教育设施和新颖教学理念的锦堂学校，培养出包括陈之佛、沙孟海等在内的大批优秀人才。1907年，他向宁波府教育会、宁波效实中学捐资3000银元。同样，周继文“深知祖国总是受外国欺侮，是因为教育落后、科学落后，而导致国家落后，以至丧权辱国受挨打。”[7]因此，他于1937年出资五万银元扩建青田中学校舍，1941年又捐资兴建祖籍地唯一一所中学——阜山中学。
(七)左太冲、陶渊明皆有荆轲之咏，太冲则曰：“虽无壮士节，与世亦殊伦。”渊明则曰：“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是皆以成败论人者也。余谓荆轲功之不成，不在荆轲，而在秦舞阳；不在秦舞阳，而在燕太子。舞阳之行，轲固心疑其人，不欲与之共事，欲待它客与俱，而太子督之不已，轲不得已遂去，故羽歌悲怆，自知功之不成。已而果膏刃秦庭，当时固已惜之。然概之于义，虽得秦王之首，于燕亦未能保终吉也。故扬子云：“荆轲为丹奉于期之首、燕督亢之图，入不测之秦，实刺客之靡也，焉可谓之义也！”可谓善论轲者。[15]
李老师登门拜访时，常爱兰正与驮子一起弹着棉花，两个人都戴着口罩钻在棉花堆里，将自己弄成了棉花人。李老师看见常爱兰与驮子这副模样时，咽了咽口水，又咽了咽口水，却半天说不出话来。
1.基础设施
无论是造福一方，还是留名地方，出资造桥筑路、建亭修塔、兴修水利等是包括民国浙江华侨在内的老一代华侨维慈与善的首选。翻阅浙江各区域志，华侨捐建祖籍地基础设施的事迹颇为详赡。如青田籍侨商吴乾奎1927年回国后，“先后助资修建桥3座、路4段和奇云山石庙1座”；1929年还购买“丽、青、温公路”股券8000块银圆，时任青田县长郑迈题赠其“惟善为宝”匾额。[12]民国初年，吴锦堂“在家乡慈溪兴修杜湖、白洋湖，疏浚四浦，筑桥设闸，使慈北20万亩农田受益。”[3]1947—1949年间，胡嘉烈不仅捐资修建妻家所在花园村的两座危桥和村中道路，而且以前瞻性理念出资购买两台机器水龙，分赠胡家坟、花园村，以改善村中消防设备。[13]
2.学校教育
民国时期浙江华侨既为家乡的各种社会公益事业出资捐物，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邻里乡族的生产生活状况，也积极参与祖(籍)国因战乱、灾害等引发的难民灾民救济，以减缓当时政府的救助压力。他们的捐赠主要流向基础设施、捐资兴学、医疗卫生以及各类政治性捐献方面。
欧姆龙自动化（中国）统辖集团是一个引领工业自动化产品和应用先进技术的跨国公司，作为欧姆龙全球事业的一部分，它已经成为自动化领域的佼佼者。在中国，该公司建有研发、生产、技术服务和物流基地，在华北、华东和华南拥有销售公司，为客户提供最直接的服务。欧姆龙以其特有的“传感与控制”技术，并依托多年的经验和对生产现场的深刻理解，不断满足客户对产品多样化和高品质的追求。
3.医疗卫生
民国时期，国内众多慈善团体和公益组织中都可见浙江华侨的身影。其中，兼具国际性和区域性的中国红十字会更是浙江华侨捐赠的重要载体。如吴锦堂曾多次通过中国红十字会、宁波旅沪同乡会、宁波教育会、盲哑院、孤儿养育院、同仁会、宁绍义赈会以及掖济会等民间团体机构向国内捐赠款物。周继文抗战期间也通过中国抗日红十字会捐赠救护车一辆[7]，长期任新加坡三江会馆慈善互助信托人的胡嘉烈更是借助该机构“积极开展会务和慈善活动”[10]。抗战期间，李基中积极参与陈嘉庚发起成立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动员侨胞们捐款捐药，解决了祖国非常时期的许多实际困难，并动员了很多华侨青年归国浴血战场，驱逐日寇。”[11]
4.政治捐输
民国38年间，政局动荡不已，革命、内乱、战争接连不断，有识之士上下求索，寻求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华侨身居海外，更盼革命成功。为实现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他们竭尽所能地给予支援。民国浙江华侨支援国内革命事业的巅峰，与全体海外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的高潮是一致的。
生态高敏感区具生态难恢复、对人类干扰敏感等特点，可采用山地式生态网络构建模式，为林业型农村。生态高敏感区一般为耕地面积小，山林面积大，居民点零散和人口稀少的区域，以林业发展及旅游业发展为主。在土地规划过程中需考虑农民生计转移带来农村人口减少的问题，可通过土地整治规划实现建设用地的集约利用。此外，生态高敏感区具有大面积的山林，因此可以建设旅游林村，在生态保护区、草地、园地面积不减少的前提下，规划建设与景区风景相协调的建筑形态等，大力发展旅游业。
地铁轨道控制网的外业测量网形确定后，还需要确定上级控制点的位置及其联测方式。关于上级控制点的位置，其距离线路中线很近，一般就布设在道床上，相当于在地铁轨道控制网的内部。由于地铁轨道控制网测量时的搬站距离和控制点间距大致相等，一般可以用3个连续测站对同一上级控制点进行观测；若上级控制点与地铁轨道控制网的某一对控制点在同一横断面，则用4个连续测站对上级控制点进行观测，从而得到斜距、竖直角和水平方向观测值。
抗战期间，浙江华侨尤其是侨领们积极响应，组织募捐机构，踊跃捐款捐物，甚至直接回国投身疆场。“青田籍华侨陈则敬，看了保卫上海四行仓库抗日记录片后，激于爱国义愤，向中国驻法领事馆领取一本100页的救国捐献单据，在几天内动员100人募捐数千元”[17]。旅法青田华侨集居的巴黎里昂车站区和哥鲁梅驿区仅在1938年前10个月就捐献出4.1157万法郎。浙江华侨不仅以捐资助饷、购买国债、捐献战时物资等直接捐赠形式支援祖国抗战，而且采取义卖义演等方式多渠道筹募抗战经费。如温州籍旅新加坡华侨陈时权、陈崇龙和林元山等在侨居地组织卖花队募集经费，旅捷克华侨朱祥誊写、义卖《抗日战》开展抗日募捐，等等。
这个时候，许元生才真正看清了如芸的模样，确实，她还挺好看的。可是，许元生碰到了难题，他虽然在代码的世界里行云流水，但他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接近一个让他动了心的女生。
此外，浙江华侨积极参与各地赈灾等其他社会公益活动，并力所能及地为地方社会安定发展献策献力。如吴锦堂看到宁波一带不少村民因沉迷赌博而放弃农业生产甚至倾家荡产，就捐款支持地方政府禁赌，以安定家乡生产生活。“1910年到1915年间，吴锦堂多次连续写状纸，禀告县知事，要求严禁花会，并出资1600银元，作为缉捕花会头子沈阿洪等赏格。”[18]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浙江华侨尤其是在海外行商成功的侨商，出于祈求心理而向地方佛堂寺庙捐赠财物，形成一种特殊的捐赠行为——宗教慈善。如吴乾奎曾捐款给当地的奇云山佛殿、阜山耑堂、垟心佛殿和垟心宫。1938年，旅居马来亚、新加坡的胡遇仁等83位瑞安籍华侨捐助333.5银元修建玉壶三港殿前殿，胡遇商等38位华侨捐助68银元修建后殿等。
四 、结语
民国时期虽“国未泰民不安”，浙江华侨在侨居国也多磨难，但依然向祖国表达了拳拳赤子心。1923年，民国政府内政部为16位“办赈出力暨捐助赈款”的浙江华侨与侨务工作者颁发奖励。历史事实证明，民国浙江华侨的国内捐赠对象虽以具有地缘血缘关系的乡邻为主，捐赠款物集中流向革命性/政治性捐献，但仍不失为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特别是民间慈善公益事业发展的有生力量。1949年后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国内政局逐渐平稳，社会日益安定，捐赠已成为浙江华侨的生活常态，华侨慈善公益已成为中国社会进步的有效资源，成为中国形象的重要标志和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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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K258；K2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5-7602(2019)03-0117-05
[收稿日期 ]2018-12-14
[基金项目 ]中国侨联课题“浙江华侨捐赠研究”(17BZQK215)。
[作者简介 ]徐华炳，男，副教授，博士研究生，从事中国近现代社会史和华侨史研究。
标签：民国时期论文; 浙江华侨论文; 国内捐赠论文; 苏州大学社会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