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反抗、乌托邦——2010年第6届国际马克思大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乌托邦论文,马克思论文,危机论文,大会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10年9月22—25日，第6届国际马克思大会在法国巴黎召开，世界各地数百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本次大会的主题是“危机、反抗、乌托邦”。围绕这一主题，大会共举行了4次全体会议和近百场分组讨论会，就哲学、经济学、法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化、政治学、女权主义、生态学、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等11个学科或专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本次大会认为，危机是资本主义的本质，反抗是自由的要求，乌托邦是令人向往的愿景，这三者缔造了社会运动的历史。事实上，在不到20年的时间内，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全球化便验证了危机的必然性、反抗的必要性和乌托邦的需求性。
本次巴黎大会的召开正值全球深陷危机之际，因而“危机、反抗、乌托邦”这一主题的确立颇具现实意义，旨在探寻摆脱危机的出路。在此背景下，与会学者主要关注和探讨了如下一系列问题，即经济和生态的双重危机已成为现代资本主义历史上具有标志性的断裂环节，这一环节的断裂能否开启一个全新的时代？如今的反抗能否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所关注的革命？积极意义上的乌托邦能够在社会、政治和文化领域凸显出颠覆性的创造力，能否将这样的乌托邦变为现实？大会除围绕11个学科或专题外，还根据一些横向主题设置跨学科会议，几家合办本次大会的理论杂志也开设了专题会议。来自中央编译局、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扬州大学、复旦大学等单位的20多位中国学者参加了会议，并分别在“社会主义”、“法学”、“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研究”等讨论会上作了发言。
一、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国际马克思大会为促进各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相互交流所提供的传统平台，也是历届大会最受关注的专题之一。本届大会上，该专题讨论的重点集中在对马克思本人以及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和著作的研究上，主要涉及劳动、价值、对立、时间、欧洲中心论等概念，还有对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探讨。
美国波士顿大学爱因斯坦研究中心主任、物理学家J·施塔赫尔（John Stachel）特别关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对立（opposition）概念，对马克思不同时期的著作进行了对比研究，发现马克思最早于1843年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中使用了对立的概念。但是直到20年后，他又将这一概念置于对价值形式和从商品到货币转化的辩证发展研究中。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最早出版的版本（1859年）和《资本论》第1卷的版本（1869年第1版，1872年第2版）之间，马克思突然改变了对这一主题的阐释。施塔赫尔提到，J·比岱（Jacques Bidet）也强调，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与《资本论》之间出现了“认识论上的断裂”。施塔赫尔的讨论主要集中在《资本论》的第1卷第1篇第1章第3节“价值形式或交换价值”上，特别是第一种或者简单的价值形式，即马克思所言的把握整个发展的关键。J·施塔赫尔关注的是最终版本，因为该版本引用并对比了从早期讨论中获取的材料，并探讨了核心观念从“矛盾”到“对立”的改变所引发的各方反应。
马克·布洛克中心（Centre Marc Bloch）政治学博士K·林德纳（Kolja Lindner）对马克思的欧洲中心论进行了研究。他从欧洲中心论概念的四个方面出发，借助后殖民研究和世界历史研究，对马克思所有著作中对超欧洲社会的分析进行追踪，发现1853年马克思关于印度的文章从各个方面表现出欧洲中心论的特点。这些文章是以F·贝尼耶（Fran
ois Bernier）的游记为基础的。关于英国在爱尔兰的殖民主义的文本最早出现了观点分化，而1857—1859年关于印度民族起义的著作表明了马克思当时的关注重心仍然是欧洲。相反，《政治经济学批判》表现出他对东方的极大兴趣。马克思的后期著作与欧洲中心论彻底决裂，特别是1879年起的文献以及与俄国革命者的讨论。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表明，后殖民理论对他的指责是仓促而轻率的。同时，关于马克思的争论应当考虑到后殖民研究，以便更好地思考全球资本主义、历史进步和发展的偶然性这些问题。
有些学者着眼于一些知名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探讨他们对马克思思想的解读、延续、发展、创新或扭曲。东京情报大学哲学教授石塚省二（Shoji Ishitsuka）探究了卢卡奇的劳动观，力图揭示《历史和阶级意识》（1923年）与《社会存在本体论》（1964—1971年）这两部著作在劳动观上存在的本质的连续性，进而强调J·卢卡奇的哲学思想所具有的现代意义。他指出，匈牙利哲学家卢卡奇（1885—1971）经历过巨大的历史变革，如1919年3月21日至8月1日的匈牙利革命以及1956年10月匈牙利事件。1964—1971年，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从劳动概念出发，完成了著作《社会存在本体论》。石塚省二教授对卢卡奇的劳动观中最具重要意义的几个领域进行了阐述。第一个领域是本体论：卢卡奇是开创本体论转向（实践）的先驱，海德格尔、胡塞尔、哈特曼、萨特和阿尔都塞紧随其后走上了这条道路，他们为20世纪的哲学历史谱写了辉煌的篇章。第二个领域是认识论，卢卡奇发展了他的物化思想，所采用的方式有别于他年轻时期的主要著作《历史和阶级意识》。
柏林自由大学哲学研究员U·林德纳（Urs Lindner）对马克思不同时期的思想改变进行了研究，对阿尔都塞关于马克思认识论断裂问题的研究提出了不同见解。他重新评论了阿尔都塞关于1845年马克思在研究中发生认识论的断裂这一主张，并提出两点修改性建议：第一，1845—1846年，马克思并没有驳斥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人本学，而是对青年黑格尔派论述的一些要素进行了批判。这在主题和概念上具有连续性，但是在“哲学的现实化”及其形而上学的附属物的问题上出现了断裂。第二，1845—1846年断裂是一次单纯的哲学断裂，它标志着如今受到激烈争论的“科学实在论”这一新问题的开端。马克思本人作为科学家的研究以及他真正的科学突破发生在1858年，标志是对“劳动的二重性”的发现，而并非如阿尔都塞所言，这发生在1850年之前，标志是颇受质疑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
瑞士学者A·肖莱（Antoine Chollet）关注的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理论成果。他认为，对于整个社会解放的计划而言，当前研究时间概念是至关重要的，这一概念可以将社会解放与自我解放区分开来。许多研究都以马克思的时间概念作为研究对象，A·肖莱特别将目光集中在M·波斯顿（Moishe Postone）和C·勒福尔（Claude Lefort）两位研究人员的学术成果上。这两位学者都对这一概念作出了新颖而具有启发性的系统阐释，描述了马克思理论中时间的双重性：M·波斯顿提出抽象时间和具体时间，C·勒福尔提出重复的历史和发展的历史。为什么这两种对立的性质能够很好地组成一个概念，这正是A·肖莱想要研究的问题。为此，A·肖莱对M·波斯顿和C·勒福尔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对比分析。首先，他探讨了马克思理论中历史和时间之间的关系。随后，他对马克思思想中事件和变化的地位予以关注，这一点也是C·勒福尔重点研究的领域。最后，他研究了马克思理论中时间与劳动的关系，M·波斯顿也曾对这一点做过重点分析。因此，时间、历史、事件和劳动组成了A·肖莱力图研究的概念的网状结构。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也是与会学者关注的重点领域之一，巴黎第一大学的哲学教师L·普罗斯特（Laurent Prost）对翻译历史考证版时遇到的问题进行了论述。他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手稿未得到传统分类，其文稿不停地突破体裁、语言的限制，因此需要研究翻译中出现的特殊问题。因为译者不仅面对统一正式命名的概念列表，还会遇到概念的变幻不定、易被混淆等多元化问题，这就需要在其中清晰地勾勒出翻译的目标，即用一种特殊的语言把握概念的工作。L·普罗斯特特别以尚未出版的MEGA著作中“经济概念”的翻译为例，对此进行了分析说明。
二、危机
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背景下，“危机”成为与会学者热议的话题之一。当前的资本主义危机既是经济危机，也是跨领域的危机，从生态危机到文明危机，从文化危机到社会危机……危机触及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次危机既是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也是文明及其普世价值（进步、理性、公平、团结）的危机。为此，与会学者从不同角度、不同领域出发，对资本主义危机发生的原因、特点和走向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教授、哲学家I·斯唐热（Isabelle Stengers）对危机概念本身进行了论述。他指出，危机这个词有着丰富的含义，在医疗、物理等领域内都有着不同的含义。这里所说的资本主义危机，并不是探讨资本主义可能灭亡的问题，而是主要活动者作出错误选择的问题，他们由于市场的新构型而受到谴责。因此，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来看，危机是评判的时刻。资本主义不只是剥削，也是破坏，既破坏生态，也破坏集体智慧资源，这类资源在理性发展生产力的名义下遭到粉碎性破坏。赋予马克思思想以生命力，并不是阐释正在发生些什么，而是要了解在什么模式下，这一思想才能与为实现我们至关重要的需求而发起的运动很好地结合起来。这正是美国积极分子提出的“回收”（reclaim）：恢复、重新占有和治愈同时进行，也就是说，重新变得有能力实践。正是由于这些实践，人类才掌握了对所遇到的现实情况进行思考的能力。这种能力将理性与唯心主义两者区分开来。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名誉研究员、经济学家G·杜梅尼尔（Gérard Duménil）通过回顾上几次资本主义危机发生的历史，研究这些结构性危机的特点，由此判断未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向。他指出，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经过了30年，才显现出其难以维系的特点。危机爆发几年后，甚至连资本主义寻找新的生存道路的能力也受到置疑。尽管历史无法重复，但是历史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我们可以从大的特点上把握历史的几条主线，为如今判断资本主义的走向提供借鉴。G·杜梅尼尔由此作出三点评定。第一，并不是所有的危机都源于相同的逻辑。我们可以将危机分为四次：19世纪末的危机、1929年危机、20世纪70年代的危机和今天的危机。第一次和第三次危机是收益性危机，而第二次和第四次危机是享有特权的少数人寻求高收入的逻辑导致无法控制的超速运行。第二，危机相隔的每个阶段都表现为不同的社会构型的普及，这种社会构型同时也是政治和经济领域的构型，即“社会秩序”。这是某些阶级的统治或者阶级分裂的表现，也是阶级间为实现这些统治而达成契约的表现。第一次由金融掌握霸权是一战后的社会契约，第二次由金融掌握霸权是“新自由主义”时期，此处的“金融”指代资产阶级及其金融机构。第三，结构性危机反映出深层运动的突然震动，即生产模式的长期动力的表现，这就如同地震反映出地质板块的运动一样。历史变化的方向决定了隐藏的动力和社会斗争的交汇。结果取决于来自底层阶级的抗争与上层阶级之间的斗争。而对于当前的危机，由于缺乏强有力的人民运动，危机后形成的社会秩序将主要反映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社会秩序的主要领域仍然会是所有者与管理层之间的关系，而后者将受到重视，这是历史动力继续下去的表现。但是，各国之间的国际竞争，特别是经济领域的直接竞争，将对这些运动产生深刻影响。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教授S·扎森（Saskia Sassen）对发达资本主义的创造性方式进行了研究分析，因为正是这种方式在美国引发了次贷危机。在这个过程中，她发现在金融投机和对土地的纯抽象研究方法之间存在一种隐秘的关联：普通大众保证了土地的价值，土地是人类生存的基础，任何人都有权要求免遭贫困，更不用说在他们将自己的资源提供给别人使用的情况下。然而在这个过程中，突然出现了这样的现象，即金融技术不再局限于企业。由此，在发展中国家发展起来的金融技术与伴随着次级贷款而出现的金融技术几乎相同——发展中国家不再满足于出口自然资源，更是将自己的土地卖给外国公司。在这种情况下，发达资本主义创造了“编外人员”，而这些人事实上被他们自己的村庄或家庭排斥在外。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无法发展他们自己的生产。而在发达国家，为数众多的家庭被不健康的信贷折腾得筋疲力尽，他们在这个体系内投入的资金，最终血本无归。
巴黎第八大学博士M·拜庭格（Matthieu Bettinger）对危机中的社会阶级以及阶级重建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研究。他指出，社会阶级危机，尤其是工人阶级危机的产生，既在于工业生产发生的重大转变，又在于上次危机时期的阶级组建方式（使工人阶级被物化）。当今的问题在于如何组建不被物化的阶级。他强调，应当将阶级视为一个永远处于危机中的范畴，应当根据这个特点来发展阶级。为了抵制阶级的僵化，应当依据本质主义的方式来重建阶级。他在分析中还穿插了社会学和哲学方面的思想成果，从A·巴迪乌（Alain Badiou）到J·德里达（Jacques Derrida），从P·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到批判社会学，从而试图提出阶级重建的途径。
法国精神病学专家和精神分析学家C·德茹尔（Christophe Dejours）教授对当前频发的劳动者自杀事件给予了关注，从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学的角度对此进行分析，进而探讨由此引发的文化危机。他认为，当代的道德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过去在工作中完善自己、珍爱自己、解放自己的许诺已消失，至少对于那些希望从工作中获益、将其作为“社会升降机”的人而言是如此。自杀时常发生在没有任何心理病理学问题的劳动者身上，他们没有精神病史，有着不错的生活条件和工资水平，并且享有比较稳定的人际关系和质量较好的私人空间。在这种情况下，自杀的劳动者往往是在劳动中投入很多的人。由此得出悖论：那些主观上对工作关注较少、为企业贡献有限的人，相对远离自杀的威胁。从自杀者的心理病理学角度来看，对工作的热忱和投入如今已成为一种新出现的威胁。由此，如果通过对孩子和年轻人的培训、教育和定位施加影响，就会产生许多令人担忧的问题。从劳动心理动力理论角度来看，人与劳动之间关系的新构型意味着S·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所言的“文化劳动”原则上被推翻，而“文化劳动”是实现个体升华和集体文化的条件。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社会学研究员V·热赛尔（Vincent Geisser）从“多元化”概念出发探讨社会危机。他提出，从本世纪初开始，法国政界对“多元化”概念的宣传力度逐渐加大。这个概念的推动者们将其视为一种治疗种族歧视与社会不平等的神奇药物。源于企业与商界的新自由主义的“多元化”观点，被认为是再次激发法国政治生活动力的一个重要元素。但是这种“神奇药物”却会带来负面效应：“多元化”的概念只是社会问题存在的一个委婉说法，它甚至会对经济危机时期出现的新的阶级问题产生不良影响。
三、反抗
面对资本主义危机，如何开展合理的抗争也成为备受关注的话题。与会学者积极探索反抗的形式——主观抗议和革命参与，探讨意识形态在反抗中发挥的作用，并研究在新形势下工人运动的新的发展特点和趋势。本届大会有关这一话题的研讨更能体现时代性，与会学者更加注重对当前现实问题的剖析。
西班牙庞培法布拉大学哲学教授F·法西（Florencia Fassi）对卢卡奇的革命主体概念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当今社会政治的现实要求我们重新思考作为历史变化动因的“主体”概念，因为我们不得不承认，如果没有有自我意识的主体，只有生产力的成熟，社会是不可能出现变革的。卢卡奇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现实化引入《历史和阶级意识》中，他围绕社会关系商业化这一事实，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分析。因此，资本主义体制中的异化思想变得至关重要。在此框架内，卢卡奇只能通过使与资本主义体制真正对立的主体摆脱异化，创立以被异化主体为主线的针对资本主义秩序的批判。F·法西指出，卢卡奇的视角存在一些严重的问题和矛盾，特别是在他的本体论分析中。首先，他赋予主体的概念混淆了异化和客观性；其次，他将无产阶级视为一个具有救世主功能的阶级，这是对无产阶级的物化和反唯物主义的理想化；最后，他的阶级意识思想完全脱离了阶级。尽管卢卡奇的视角存在一些问题，但是我们可以从他关于主体概念的理论中萃取精华，这有助于分析当代问题。面对如今遭受的资本主义危机，没有出现任何卓有成效的基层抗争，因此我们必须重新探讨革命主体的本体论问题。
“马克思在21世纪”研讨会组委会成员I·加罗（Isabelle Garo）教授对意识形态这一概念进行了研究，探究了当今意识形态概念的现实性。他认为，意识形态是一个遭到滥用的词，以至于人们不再将其视为一个概念。然而，尽管这个词有多种含义，但是它常被用于揭示在既定情况下一种理论和政治的介入。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通过将马克思的方法与意识形态结合起来，来探究今天的意识形态问题。马克思的方法并没有因为他的经济和社会基础而作出单一的思想限定，事实上，这种方法使得马克思进行了复杂的调查研究，并在日后不断对自己的研究结果进行调整和修正，这贯穿于他的整个研究之中。如今，意识形态这个概念的现实性在于它拒绝断言思想是无所不能的，而是在思想斗争的政治方法的框架内考虑这些思想的实际效果。
巴黎第九大学社会学副教授I·佩雷拉（Irène Pereira）对压迫体制的本质与内在关系进行了分析研究。她指出，社会主义作为从工人运动中形成的一种思潮在今天遭遇了许多挑战：劳动者的分化、其他阶层要求参与政治的强烈愿望、生态问题、文化与政治的地位问题、社会主义与国家及宗教的关系等。从马克思思想中汲取源泉并居于统治地位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主要建立在资本主义这个压迫体制的基础上，这种压迫体制被视作一种剥削性质的经济制度。I·佩雷拉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这样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如何面对现在遭遇的理论挑战？如何准确定义压迫制度？当今世界是否只存在一种主要的压迫体制，还是存在多个这样的制度？这些体制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是否有可能建立这样一种理论：既考虑到当前不同阶层愿望的多样性，又不会陷入一种阻碍整体发展的相对主义？
法国国立尼斯大学政治学博士M·B·阿雅力（
Bechir Ayari）着眼于“资本主义”这个词在法国媒体中出现的新义，对当今的意识形态问题进行思考。通过对法国《世界报》报道资料的分析，他指出，从2008年全球爆发经济危机伊始，“资本主义”这个词汇被该报大量使用，并且逐渐脱离其左派性质的内涵。尽管这种语义的变迁出现在法国第一大报中，但是它有可能对上世纪80年代以来法国再次出现的变革期待提出思考，即希望对媒体“意识形态”的中立性进行质疑。而金融危机将成为这种变革期待的一个媒介性的奠基事件。
原阿尔及利亚经济部高级研究员A·阿门纳（Ameziane Amenna）关注的是研究金融危机的当代论著，对该领域的研究水平进行评价。他列举了大量理论文集中对2008年的金融危机所做的不同分析，指出这些分析并没有从社会学角度做出深刻的阐释。A·阿门纳特别提到了两位研究者：著名的托派经济学家E·曼德尔（Ernest Mandel）将危机纳入资本再生产的周期中；意大利主要的左派理论家A·波尔迪加（Amadeo Bordiga）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就将各种危机根据其持续时间和深度做了区分。A·阿门纳首先通过列举这两位作者的重要文章节选以及注释，将他们的理论归入马克思理论中。随后，他分析了为什么相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提出的观点来说，当前关于金融危机的本质及起源的争论毫无新意。
四、乌托邦
在积极推进反抗斗争的同时，危机的出路以及未来的展望自然成为有待思考的又一核心话题。乌托邦思想从诞生到今天，经历了发展与变化，也对诸多领域产生了深刻影响。通过对相关问题的研讨，与会学者并没有局限于对走出资本主义危机的理想社会的憧憬，他们更多地探讨了如何将思想理论变为现实的尝试。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名誉研究员、社会学家M·罗伊（ 
）对生态社会主义的乌托邦概念进行了阐释。他指出，乌托邦就是对一个尚未实现的、但被强烈希望的世界的期待。社会学家K·曼海姆（Karl Mannheim）和E·布洛赫（Ernst Bloch）都曾对乌托邦进行过系统阐释。马克思主义将一些纯粹想象出来的、仍然相当抽象的乌托邦过渡到一个在现实矛盾中具体的、稳固的乌托邦。生态社会主义就是这种意义上的乌托邦，一个建立在“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信条基础上的乌托邦。生态社会主义是指一个生态的思想和行动的流派，将社会主义的基本经验为我所用，同时去除其生产主义的糟粕。对于生态社会主义者而言，市场与利润的逻辑以及官僚专制的逻辑两者均不能与保护生态平衡的要求并存。伴随着温室气体引发的气候变化的现象，全球生态危机到了关键的转折点。谁应该对这种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情况负责？生态社会主义者的回答是归咎于资本主义制度的错误，特别是该制度不合理的扩张逻辑、无限度的积累，以及痴迷于寻求利润的生产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就是在面对资本破坏性动力时给出的根本答案。
巴西里约热内卢研究院博士T·F·德阿吉亚尔（Thais Florencio De Aguiar）对现代乌托邦思想内部的民主本质作出了原则性的分析。他指出，如果我们理性审视当今的主流乌托邦思想，我们就会看到，某些乌托邦思想曾深刻影响了政治领域的变革。从这层意义上来看，乌托邦思想一直在努力扩大其可实现的领域，而并不是放大其不可能实现的内容。如果我们把政治活动视为优化某些可能性的实践，那么乌托邦思想就是这种实践的内在的推动力。从更宽泛的意义上看，乌托邦可以被理解为一切没有被试验过的思想。根据贝尼舒（Bénichou）与珀蒂菲斯（Petitfils）的观点，乌托邦的一部分思想既可以成为质疑现存秩序的工具，又可以成为倡导社会民主化的大众运动的思想源泉。实际上，乌托邦思想曾提出一个概念性框架，这个框架促使许多革新思想不断涌现，有利于民主的实践以及充分发挥人的潜能，尤其是人民的自我管理能力。人类历史上曾出现过两个重要时期：17世纪英国的异端运动以及继承了启蒙时代思想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这两个时期的重要特点就是政治实践和社会幻想的集中产生。因此，现代民主理论与面对新的思想挑战。
法国经济学家T·安德烈阿尼（Tony Andréani）和政治社会学家R·埃雷阿（Rémi Herrera）对21世纪的社会主义进行了分析和展望。他们认为，进入新的世纪以来，虽然社会主义失去了重要的地位，但是资本主义的系统危机迫使执政者采取一些属于社会主义典型逻辑的措施，例如对大型银行国有化（公开的或遮掩的）或者采取大规模的复兴计划。由于这些措施只是临时的，人们更倾向于称之为国家的经济“干预”，其本质在于资本主义的“调节”——通常是委托私营活动者进行的行为。同时，一些所谓的共产主义或平民主义体制的社会主义因素并没有得到承认，它们被称为非典型的资本主义。现行的或未来的社会主义将会远离乌托邦，尽管乌托邦是非常美好的。如果21世纪的社会主义只不过是一句将社会自由主义改头换面的口号，那么它只能是开放社会化空间的合成物，缺少与资本主义的彻底决裂，以便满足非常多变的具体的历史条件。现在的新社会主义或多或少具有创新性成分，特别是一些已经走出或者正在走出强制和集中的计划模式的国家（中国、越南、古巴），以及正在从新自由主义的控制中解放出来的国家（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厄瓜多尔）。但是，新事物还不止这些，拉丁美洲、尼泊尔、印度等都有一些经验足以引起重视。而在西方国家，当资本主义摧毁了就业和社会团结时，替代经济形式（特别是合作社或社团类型）悄无声息地逐渐前行，变成了解决问题的出路。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名誉研究员J·洛伊坎（Jean Lojkine）和哲学家、政治学家M·瓦卡卢利斯（Michel Vakaloulis）在社会运动的新趋势中看到了旧乌托邦的危机和新乌托邦的攀升。他们指出，为了有利于生态学乌托邦、自由主义—极端自由主义乌托邦、反功利主义乌托邦以及非商品乌托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模式遭到抛弃。我们有理由质疑以网络协作的形式出现的自主管理思想的上升。由于缺少对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苏联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两者的失败导致对以国有化为基础的福利产生质疑（左翼和右翼均提出质疑）。同时，工会在左翼党的政治重组及构建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替代方案这两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也普遍受到质疑。
五、中国问题专场研讨
本届大会延续了上届大会的传统，对中国问题的研究给予了高度关注。除在一些学科和主题中邀请个别中国学者发言外，还特别在社会主义学科的分组讨论中开设了一整天的中国问题专场。
专场研讨会由大会社会主义学科主席T·安德烈阿尼教授主持。他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实现了法国甚至欧洲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经济增长速度，并且积极推进政治改革，走出了一条独特的中国道路。中国并非如同一些西方学者所言正在复辟资本主义，中国制度的许多方面都属于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要表现在公共部门的重要战略作用以及新型的计划化上。中国在为公民提供保障、遏制新自由主义等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而在这些领域内的积极探索正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
中国学者主要就国外学者所关心的政治、经济、社会等问题进行主题发言，并回答了外国学者的提问。中央编译局副局长魏海生研究员介绍了国外学者十分关注的中国的收入分配政策。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郭伟伟副研究员回顾了中国法制建设30年的历史进程，总结其中的成就和经验，同时分析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改革建议。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宣传部部长、舆情研究中心主任黄凯峰研究员总结了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经验，指出中国已经基本实现从高度集中的“包揽型”政治体制向中国共产党“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协调型”政治体制的转变，在以试错方式进行的适应性改革的渐进历程中，中国政治体制在发展政治民主、完善国家制度、扩大公民政治参与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展，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没有持续、深刻、稳妥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不可能取得如此成就。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博士生导师刘诚教授介绍了中国实行的政党制度，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确立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这一实现多党合作的制度安排，为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陈喜贵副研究员从障碍、原则和措施三个方面对西部新农村建设的基本状况进行了简略而系统的介绍，认为由于西部地区的自然条件、经济发展状况、社会政治结构、文化和民族等因素，新农村建设呈现出与中东部不同的特点。中央编译局中央文献翻译部的马京鹏从可持续消费的角度分析如何解决环境问题，指出环境问题的产生原因是复杂的，消费者对环境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生产者和消费者共同作用，造就了一系列的生态环境问题，因此可持续消费是环境保护的基础，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消费方式是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中央编译局文献信息部的赵超介绍了政府问责制在中国的发展情况，提出虽然在对政府责任的理解上中西方存在细微差异，但是中国拥有一套独特的机制，确保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对公民负责，这些机制包括行政诉讼、基层竞争性或半竞争性选举、司法部门监督、审计、官员考评等。随后，中外与会学者在围绕发言内容进行交流的基础上，就共同关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标签：卢卡奇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乌托邦论文; 法国历史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经济论文; 意识形态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