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我国经济的三次重大调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我国经济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建国以来，我国经济在发展过程中，曾经进行过三次重大调整，即：1961年至1965年的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为指导方针的第一次调整；1979年至1984年的以“调整、改革、整顿、提高”为方针的第二次调整；1988年至1991年的以“治理整顿，深化改革”为主要内容的第三次调整。三次调整都是中国共产党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的几项重要工程，并且对于克服经济困难，保持社会稳定，使国民经济发展走上比较长远的健康道路，起了重大的作用。
作为我们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成员、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党和国家主要决策人之一的邓小平，参与主持、或统领全局亲自指导我国的经济调整工作，在制定调整措施中提出的许多富有独到见解和战略眼光的理论思想，以及在调整过程中导找适合我国国情的建设道路而做出的积极努力，代表了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的主导方面。
一
由于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以后遇到了严重的困难。为了扭转这种局面，中共中央1960年7月在北戴河召开的工作会议上，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8月底正式形成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这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以来我国经济工作的一次重要转变。
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是中央作出的战略决策。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不仅是中央决策的参与制定者，而且是中央决策的坚决执行者。他敢于面对现实，正视工作中的失误，大胆提出问题，为推动经济调整工作的顺利进行，为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并且在理论上提出了许多有利于我国经济长远发展的思想主张。
调整工作在初期阶段存在着极大的阻力，处于被迫的和被推动的状态。党中央对经济工作中的失误虽然有所察觉，并期望通过具体措施扭转局势。但是，对于不顾客观条件和客观经济规律盲目搞“十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这一“左”的错误决策，没有从指导思想上加以认识，相反还期望稍加调整后重新进行“大跃进”。加上情况不明，一些中高级干部对困难的经济形势和调整的迫切性认识不足，特别是对压缩生产建设规模、降低发展速度认识不一致。因此，“八字方针”虽然提出一年多，进展缓慢，成效不大。主要表现在没有果断地把基本建设规模和工业生产规模压缩到可行的程度，该退的指标没有退下来，因而，经济调整最终没有迈上新的台阶，尤其是北戴河会议提出“保钢”的要求和八届九中全会通过的1961年高指标计划，使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情况更加严重。
面对上述调整工作停滞不前的状况，1961年8月9日，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讨论两年计划安排的会议上，批评了调整不力的状况。他说，去年北戴河会议提出“八字方针”，究竟怎样贯彻，一年多了，还没有具体化，各部、各地区计委都没有具体的安排。去年钢1840万吨，还是一马当先，影响了“八字方针”的贯彻，今年又是高指标1800万吨钢，基本建设规模过大，还是影响“八字方针”的贯彻。指标定高了，大家为完成指标而奋斗，对贯彻“八字方针”、“填平补齐”的劲头就小了。要确实贯彻“八字方针”，调整什么、巩固什么、充实什么、提高什么？各部、各地区、各行业都要搞清楚，具体安排，不要再拉长战线了。现在的提法是：保农、保轻、保国防。邓小平的讲话，旗帜鲜明，显示了他的品格和胆识，对人们认识和扭转日益恶化的经济形势，“对大家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跃进’的框框中摆脱出来，切切实实贯彻‘八字方针’，集中精力搞好调整，是个极大的支持和帮助。”〔1〕
邓小平上述关于贯彻“八字方针”必须以调整为中心，抓住重点，坚持“退够”的思想，在9月初中央在庐山召开的工作会议上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与会者对经济调整工作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庐山会议后，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央开始考虑对国民经济进一步全面调整、综合平衡的问题，这为扭转国民经济继续滑坡的被动局面，为即将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和动员全党贯彻执行“八字方针”铺平了道路。
60年代初国民经济调整取得的重要成果之一是中央采取一系列紧急措施解决农业问题。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即《农业六十条》）。与此同时，中央采取紧急措施以缓和严峻的、迅速恶化的工业生产形势，制定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草案）》。
《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是在邓小平的亲自主持和具体安排下，在认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起草，并由邓小平多次主持会议逐条修改、讨论，最后经中央工作会议讨论通过，由中共中央于1961年9月16日颁布试行。它系统地总结了建国以来、尤其是“大跃进”以来在领导企业方面的经验教训，并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企业管理工作的基本指导原则。这个《条例》确定国家对企业实行“五定”（定产品方案和生产规模；定人员和机构；定主要原材料消耗定额和供应来源；定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定协作关系），企业对国家实行“五保”（保证产品的品种、质量、数量；保证不超过工资总额；保证完成成本计划；保证完成上缴利润；保证主要设备和使用期限），从而在当时的指令性计划体制下把国营企业的生产秩序稳定下来。《条例》还对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职工代表大会制和以厂长为首的全厂统一生产行政指挥系统的运行和职责，作了详细的规定。《条例》是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用于克乱求治、整顿工业企业的一个重要文献，也是我国第一部关于企业管理方面的章程。它的颁布和试行，对于扭转当时由于“左”的错误造成的企业管理严重混乱局面，对于贯彻执行“八字方针”，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国民经济调整期间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邓小平分别就造成国民经济工作中失误和党的民主集中制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邓小平认为，坚持民主集中制，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事情，而“这几年来，由于我们没有搞好民主集中制，以致上下不通气，这是一个带普遍性的严重的现象”。〔2〕他指出：“我们党有五好：有好的指导思想，有好的中央，有大批好的骨干，有好的传统，有好的信赖党的人民。这样的党，既然能够领导人民取得革命的胜利，也一定能够领导人民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3〕邓小平提出的上述关于国民经济的调整需要理顺政治关系的思想，对于理清社会主义建设中政治和经济的辩证统一关系，对后来国家政治、经济生活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二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终于摆脱了政治动乱的长期困扰，迎来了转机。但由于长期的极左思想的束缚，当时的国民经济仍然面临着严重的困难和问题。针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于1979年4月正式确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开始了我国经济的又一次重大的调整。
这时，邓小平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这次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主要决策者，起着统领全局的作用。对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国民经济的严重混乱局面，邓小平感受颇深，1975年他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曾着手进行过全面整顿，但最终因全局性的“左”的错误的束缚和“四人帮”的破坏而中断，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探索也被迫停止。1979年调整改革开始后，邓小平面对现实，着眼于全局与未来，按其既定思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他提出了一系列思想原则和指导方针，从而保证了这次调整工作的顺利进行，并取得了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丰硕成果。
（一）关于经济调整的必要性及其指导思想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清醒认识国情，端正经济建设指导方针的新起点，是在经济领域里纠正“左”的错误、进行拨乱反正的新起点。会上，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从事经济领导工作的同志再次提醒全党，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经济建设上存在的困难和问题，重新确立正确的经济建设指导方针，切不可重复历史上的错误。1979年3月2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中，重申把党的工作重点从今年起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来，并且提出了“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4〕的观点。3月21日至23日，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经国家计委修改过的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和整个国氏经济的调整问题。邓小平等再次就我国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陈述了他们的一贯主张。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现在中心任务是调整，首先要有决心，东照顾、西照顾不行，过去提以粮为纲，以钢为纲，是到该总结的时候了。一个国家的工业水平，不是决定于钢，把钢的指标减下来，搞一些别的。谈农业，只讲粮食不行，要农林牧副渔并举。际云和邓小平的意见得到了中央政治局大多数同志的赞同。这次会议，是在经济建设上冲破“左”的思想禁锢，实事求是地确定经济调整指导思想的一次重要会议。后来，再经过多次认真的酝酿和讨论，在4月5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正式确定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 。
可以看出，第二次国民经济调整，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邓小平的亲自领导下进行的，这时党的指导思想彻底进行了拨乱反正，消除了“左”的错误思想的干扰，党对“左”的思想的危害性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党的工作重心开始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经济工作已经确定了正确的基本方向。新“八字方针”经过不长时间的酝酿和讨论，中央就采取果断措施开始贯彻和实施。全党认识比较一致，措施比较得力，方向比较明确，这就是坚决地、逐步地把各方面严重失调的比例关系调整过来，使整个国民经济真正纳入有计划、按比例的健康发展轨道。
（二）关于经济要调整、政治要安定的基本方针
中央确定了以调整为中心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后，经济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状况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过来，在好的经济形势中仍潜存着一定的危险。为了改变这种局面，1980年12月。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着重讨论经济形势和经济调整问题，确定在经济上实行进一步调整，政治上进一步安定的方针。围绕这个方针，邓小平着重指出了四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在四个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和部分的后退是正常的。因为，长期以来，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我们的经济建设走了一条急于求成的路子，造成了国民经济的重大比例失调，如果再不认真调整，我们就不可能顺利进行现代化建设。这里，邓小平是把调整工作放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高度来认识的。邓小平指出：这次调整，在某些方面要后退，而且要退够。这主要是说基本建设要退够，一些生产条件不足的企业要关、停、并、转或减少生产，行政费用要紧缩，使财政收入、信贷收支达到平衡。生产建设、行政设施、人民生活的改善，都要量力而行，量入而出。只有某些方面的退够，才能取得全局的稳定和主动，才能使整个经济转入健康发展的轨道。这次对经济作进一步调整，是为了站稳脚跟，稳步前进，更有把握地实现四个现代化，更有利于达到四个现代化目标。
第二，这次经济调整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项正确方针、政策的继续和发展，是三中全会纠正“左”的错误的指导思想的进一步贯彻。为了保证这次调整的顺利进行。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继续执行三中全会以来的一切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和措施。四项基本原则必须坚持，绝不允许动摇。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而要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改进党的作风。要继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第三，邓小平指出，为了完成经济调整的任务，必须有效地加强和改善我们党的思想政治工作。
第四，邓小平指出，为使经济调整成功，必须继续巩固安定团结的局面。
总之，在经济调整的关键时候，邓小平深刻阐述了贯彻调整的各项方针政策及措施，阐述了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保证安定团结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这对于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对国民经济进一步调整的认识起了重大的作用。
（三）改革是国民经济走上正确道路的主要条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出路所在
从1979年开始的第二次经济调整工作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坚持改革方向。邓小平认为，经济调整是在严重经济困难局面的情况下进行的，而困难局面的出现，许多因素是由于我们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造成的，因此，不进行改革，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国民经济就不可能走上正确的道路。他要求在调整中改革，又在改革中发展调整的成果。在解决严重的经济比例关系失调的同时，积极稳妥地全面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在农村全面展开，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随着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要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在全国普及，极大地调动起了农民的积极性，农村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城市改革主要是围绕调整进行，在调整中程度不同地对所有制、计划管理形式，经营管理和分配形式等方面进行了改革。
总之，在这次调整中，既强调调整是关键，又把改革的内容放在突出位置，通过调整的改革，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搞活了经济，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到1984年，国民经济的主要比例关系已经发生变化，农业与工业，重工业与轻工业，积累与消费，基本建设等方面的比例关系趋于协调。农业连续几年丰收，财政收支基本平衡，城乡人民生活显著提高。我们不但取得了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重大成果，更重要的是为新时期改革开放探索出了成功的路子，取得了丰富的经验。邓小平在调整改革中统揽全局，英明领导，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深入思考和大胆实践，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三
第三次经济调整，是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三步发展战略步骤已经开始形成，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经济体制改革深入，然而经济过热现象又十分突出的形势下进行的。1988年是我国改革开放的第10个年头，在这一年中，一方面是国民经济持续增长，重点建设取得新成就；另一方面是经济过热现象十分严重，物价上涨幅度过大，市场失控突出，社会总需求大大超过总供给。这些，已经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和人民群众的不安，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安定和群众对改革信心的重大因素。为了解决经济工作出现的严重问题，1988年9月党中央召开了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确定了1989年和1990年要把改革和建设的重点放到治理整顿方面去。这实际上是对国民经济的又一次重大调整。
党中央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方针得到了邓小平的热情支持。这时，邓小平虽然已从党中央的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但他对治理整顿工作仍然非常关注，积极指导，为保证我国改革开放路线的正确贯彻继续呕心沥血。他发表了一系列讲话，对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提出了指导性原则。
首先，在治理整顿过程中，邓小平始终向全党强调这样一个思想：经济体制改革是非常复杂的艰巨的任务，改革开放是一个新事物，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照搬。改革总会出现一些问题，会有风险。尤其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所触及的利益和要解决的问题，远比农村改革深刻得多、尖锐得多。因此，我们必须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走一步看一步，“有了问题就要进行调整”。〔5〕
其次，邓小平谆谆告诫全党，为贯彻执行治理整顿的方针，确保经济建设顺利发展和改革开放正常进行，全党必须解决这样一个认识问题，这就是如何评价十年来的改革开放。提出治理整顿是否意味着改革开放的停止或后退？对此，邓小平作出了明确回答：“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错了没有？没有错。没有改革开放，怎么会有今天？这十年人民生活水平有较大提高，应该说我们上了一个台阶，尽管出现了通货膨胀等问题，但十年改革开放的成绩要充分估计够。我们的一些基本提法，从发展战略到方针政策，包括改革开放，都是对的。要说不够，就是改革开放得还不够”。〔6〕因此，邓小平认为，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是当前我国经济工作的两大任务，它们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相互联系的，决不能把它们对立起来，割裂开来。他指出：“我赞成边改革、边治理环境整顿秩序。要创造良好的环境，使改革能够顺利进行。”〔7〕“总结经济工作的经验，重点放在哪里？我看还是放在坚持改革开放上。没有改革开放十年经济发展的那个飞跃，取得顺利调整是不可能的。强调稳是对的，但强调得过分就可能丧失时机。”“可能我们经济发展规律还是波浪式前进。过几年有一个飞跃，跳一个台阶，跳了以后，发现问题及时调整一下，再前进。……特别要注意，根本的一条是改革开放不能丢，坚持改革开放才能抓住时机上台阶。”〔8〕“总之，要总结现在，看到未来。”〔9〕邓小平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长期发展的全局出发，把深化改革放在突出的位置，把稳定、改革、发展统一起来全盘考虑，强调要在稳定中推进改革和求得发展。
这次经济调整，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到1991年底，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过热的工业速度逐渐降温，过高的物价逐渐回落，稳定发展的新形势开始出现。同时证明，我们没有因为治理整顿而影响改革开放，相反，我们的改革开放的环境更加宽松、稳定。改革开放的步伐更加坚实有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成绩更加显著。
四
邓小平在我国国民经济的三次重大调整中提出的一些重要的思想原则和他的理论建树，在他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第一，邓小平在60年代初第一次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提出的从体制上解决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思想，是改革思想的萌芽，孕育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在第一次国民经济调整时期，邓小平认真分析和总结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经验和教训，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从中国的具体现实出发，指出了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曲折主要是“体制问题”，即农村中的“一大二公”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邓小平指出，要解决这些问题，“主要还得从生产关系上解决”。因此，邓小平对当时农村中出现的“包产到户”、“责任田”、“五统一”等，不但没有先问其姓“资”姓“社”而加以否定，反而引用刘伯承常说的一句“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的话给予支持。他说：“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10〕邓小平这里的主要着眼点是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是离开生产力状况，单纯考虑所谓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的先进性，由此可以看出，邓小平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在孕育阶段就独具一格，体现着鲜明的中国特色。
第二，邓小平在第二次国民经济调整期间提出的“走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的思想，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
1979年3月，还在第二次经济调整的准备阶段，邓小平就提出了“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的指导思想，并决计把全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来，从而确定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前提。1980年初，我国的调整与改革工作进入关键时期，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一文中指出：“我们过去长期搞计划，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没有安排好各种比例关系。……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但是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过去二十多年，我们在这方面的教训太沉痛了。”〔11〕邓小平的这些论述，在实践中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建设，推动了经济调整工作的进行，在理论上则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
第三，在1988年开始的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中，邓小平提出的一些思想原则，丰富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邓小平这时关于治理整顿就是“要创造良好的环境，使改革能够顺利进行”〔12〕的思想，为保证改革开放的顺利发展指明了方向，为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了保障。它要求我们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关系。治理整顿不仅将为改革的深入和健康地进行创造必要的条件，而且它本身也需要改革的配合。它们的关系是辩证的、相互联系的。邓小平还强调，要坚定不移地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要认真总结经验。改革中出现的一些失误及造成的困难，从其性质上看，只是暂时的困难，是前进中的困难，是完全有条件克服的。只要我们善于总结经验教训，振奋精神，团结奋斗，就一定能够纠正错误和战胜困难，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
注释：
〔1〕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898页。
〔2〕〔3〕〔10〕《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312、301、323页。
〔4〕〔11〕《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3、250页。
〔5〕〔6〕〔7〕〔8〕〔9〕〔1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8、306－307、277、368、308、2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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