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增长理论与现代增长理论的比较研究_人力资本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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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克思的增长理论

在马克思的经济学中没有专门的增长理论。但是,因为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是宏观经济学的雏形,从中可以发展出一个增长理论。将马克思的再生产两部门模型加总,并用大写字母表示加总后的各项:

上式表示,国民生产总值由总不变资本、总可变资本和总剩余价值三部分构成。以C+V+M=W为任意一年的国民生产总值构成。(注:C+V+M=W中的W实际上是“社会总价值”,严格说它与“国民生产总值”是不同的;差别在于是否计算“服务”的“价值”。本文认为,价值范畴本身是发展的,“总价值”的计算是否包含“服务”商品在内还是个有争议的问题。不过,本文为比较计,暂且把W称为“国民生产总值”不改变模型中各变量之间的关系。下同。)根据扩大再生产模型原理,在不考虑政府的模型中,剩余价值M被按照一定比率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用于扩大再生产,即积累;另一部分用于资本家消费。把用于消费的部分用M[,1]表示,用于积累的部分用M[,2]表示。其中又按一定资本有机构成的比率分为不变资本的积累和可变资本的积累。前者用△C表示,后者用△V表示。显然有M[,1]+M[,2]=M;△C+△V=M[,2]。设储蓄等于投资,用△K表示投资,则△C+△V=M[,2]=△K。以C+V+M=W时为基期。则次年扩大再生产的资本起始情况为(C+△C)+(V+△V),年终时国民生产总值为(C+△C)+(V+△V)+(M+△M)=V+△V。又,△M等于利润率乘以△K,即△M=P△K。已知t年的增长率为:

式(1)为推导出来的第一个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公式。此公式右边的分母是资本总额,分子为新增资本总额,这一分式又是投资增长率;可见,国民收入增长率等于投资增长率。用K′表示投资增长率,则g=K′。

式(1)的右边的分式的分子和分母式都是“绝对量”表示的,反映不出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与生产技术关系及储蓄率等因素的相互依存关系。将式(1)右边的分子分母同除以(V+M),则

这样,分子项(被除数)的分母为国民收入总量,分子项的△K=S(储蓄总量),所以,以“被除数”形式表示的分子项实际上是国民收入储蓄率,用S′表示。可见,这一变换适合于假设V也储蓄的情况,等于放弃了只有资本家才储蓄的假设。如果要保留只有资本家才储蓄的假设,则设V的储蓄率为零就行了。

分母项(以除数形式表示)的分子是资本总量,分母是国民收入(新创价值)总量,这个分式表示的是“投入产出比率”,用α表示,代表生产的技术条件。因此,

式(2)是我们推导的第二个增长公式。这是基本式,以之为基础还可以推导一些与之不同的增长公式(将在后面进行)。如果我们保留再生产模型中的假设条件,此增长模型就是个持续均衡增长的模型。在再生产模型中,储蓄率S′和资本有机构成(此模型中用资本产出比率α表示)都是常数。另外,舍掉劳动力的供求状况。这样,在这三个条件下,国民生产总值可长期保持稳定的增长,增长率亦为不变常数。从式(1)我们已经知道,资本增长率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相同,用推导g同样的办法不难验证,模型涉及的其它几个“增长率”,如剩余价值增长率、不变资本增长率、可变资本增长率、消费增长率等,都与国民收入增长率同。

上面的再生产增长理论是静态的。如果考虑到技术进步和劳动力供给的约束,经济增长率则取决于劳动力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如果系统内的经济增长率不存在资金供给“瓶颈”,等于劳动力增长率(包括引进的系统外劳动力)加上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率。用n表示劳动力增长率,e′表示劳动生产率增长率提高率,用g[,k]表示这种开放系统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则

g[,k]=e′+n   (3)

二、现代增长理论主要内容简介

增长理论在古典经济学中是溶于一般经济理论(政治经济学)之中的,没形成独立的理论分支。现代增长理论始于本世纪40年代,脱胎于凯恩斯主义,是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动态发展的一个分支,形成独立学科。主要有哈罗德、多马等建立的所谓“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索罗、斯旺等建立的“新古典增长模型”,罗宾逊等的“后凯恩斯主义增长模型”,和“新增长理论”(又叫“内生增长理论”)。新增长理论以前的经济增长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不稳定”关系,由于产生于30年代大危机和二战之后,引起了许多人的共鸣,后来又被一些经济学家用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发展规律,所以曾被许多经济学家接受。但是一方面由于这些增长理论使用的新古典生产函数遵循“规模报酬递减法则”,不能解释“人均增长”的现实;另一方面,60年代末70年代初西方发生以“石油危机”为导火线的经济危机,宏观经济学家们大多转向“短期”研究。因此,增长理论研究在西方曾一度受到冷落。80年代以来,一些经济学家(代表人物是罗默、卢卡斯等)开始研究不同国家或不同时期人均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他们用收益递增、人力资本投资、研究与开发、技术扩散、外部性及“干中学”等来解释经济增长,于是形成所谓的“新增长理论”;最近又有人将其与所谓的“知识经济”联系起来,在国内外引起了一轮新的研究“热潮”。

为简便,下面不介绍增长模型的推导过程,直接将其重要观点做简单介绍。

1.哈罗德—多玛经济增长模型。哈罗德—多玛经济增长模型中主要有三个变量:储蓄率、资本产出比率、人口增长率。其中,假设储蓄率和资本产出比率为常数。形式如下:

其中:G——国民收入增长率;

 s——储蓄率;

 v——资本产出比率。

显然,此模型中的G为不变的“常数”,就是说,经济以不变的速度持续增长。由于假设v不变,即资本与劳动的比率不变,新增投资必须有相应的劳动力供给;可以证明,劳动力增长率应与经济增长率相同才会使G保持常数不变。将这个模型用于研究现实的经济增长。如果劳动力增长率大于G,则不能充分就业;反之,如劳动力增长率低于G,则经济的最大增长率只能以劳动力增长率为限。资本主义经济的现实一般是“人口过剩”,即存在失业,维持充分就业的增长率应该等于劳动力增长率。模型假设全部人口都是就业人口。设人口增长率为n,满足充分就业的增长率为G[,n],则

G[,n]=G=n

哈罗德—多玛增长模型没有技术进步,资本与劳动不能替代,G=G[,n]的增长几乎不可能实现,而且没有人均意义的经济增长,不能解释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情况。索罗、斯旺等人在此模型基础上加以改进,放弃v不变的假设,试图证明能够做到G=G[,n]的均衡发展。

2.新古典增长模型。新古典增长模型把“资本产出比率”改成“资本产出效率”的形式,即单位资本产出的国民收入。显然,这二者只是互为倒数。用a表示资本产出效率,则a=1/v。将其代入哈德罗—多玛模型,得G=as。

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当G≠G[,n]时,可以通过调整a(调整v意思同)使G=G[,n]。比如,当a=1/3(即v=3)时,s=18%,此时G=6%;如果人口增长率为5%。G>G[,n],此时劳动力供不应求,资本供给过剩;结果势必引起工资上涨,利率下降;生产者用资本替代劳动,从而改变了a,使a值增大,直至达到G=G[,n]。在此例中,如果a=3.6,则G=5%=G[,n]。新古典增长理论以此证明在有技术进步的条件下也能实现充分就业的经济增长。

在新古典模型中可以推导出增长与利率的关系。因为:a=y/K,即国民收入除以资本总量;如果用增量形式表示,则a=△y/△K,a表示“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均衡时资本的边际生产力等于利息率r。按新古典的说法,由利率调节的增长是充分就业增长,所以新古典的均衡增长模式是:G=G[,n]=rs。

如果考虑到技术进步因素,用m表示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则此式中的G[,n]修改为n+m。

3.后凯恩斯主义增长模型。新古典主义增长模型显然是个“短期”模型。况且通过调整v,在资本与劳动之间随时互相替代,这在生产实践中不太现实。长期看,由于技术进步,资本替代劳动是发展的趋势;但短期内不容易做到。可是,长期内要在利率提高时用劳动替代资本,这是与生产力发展的不可逆性相悖的。一定的生产技术方法一旦形成要逆转是很困难的。后凯恩斯主义增长模型为避免这一难题,主张调整储蓄率s,以达到充分就业的长期持续增长之目的。其模型表现形式上有些差别,但并无实质不同。模型如下:

G=I/K=p′Sp

其中:G——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

 I——投资;

 K——资本总量;

 p′——利润率,等于P/K(利润除以资本);

 Sp——国民收入储蓄率。

哈德罗—多玛模型和新古典模型的储蓄率都假设只有资本家储蓄,而后凯恩斯主义模型是假设工资和剩余价值都存在储蓄,但劳动者的储蓄倾向低于资本家的储蓄倾向。因此,只要改变国民收入在资本和劳动间的分配比例,就可以改变社会储蓄倾向,进而改变社会储蓄率。比如,提高劳动的分配比例可以使社会的储蓄率降低;提高资本的分配比例可以提高社会的储蓄率。在v不变的前提下,提高储蓄率可以提高经济增长率;反之则反是。但长期中,改变储蓄率v(此模型中p′会改变)会跟着改变。这样,短期看可调节G与G[,n]的差距,长期看,如能把劳动者分配的比例调整到与资本分配份额同比例增长的话,可保持长期持续稳定增长。

上面的几个模型各有差异,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来阐述了经济均衡增长的条件。但是,由于“收益递减”原理,它们的均衡模式都只有总量意义的增长,而无人均意义的增长(有的模型是扣除折旧后的国民收入增长率)。内生增长理论研究者觉得这与发达资本主义能保持人均意义的增长的事实不符。要建立有人均持续增长意义的增长模型,关键是要消除生产函数的“收益递减”性质;代之以收益不变,或收益递增假设。

4.内生增长理论。内生增长模型很多,本文只为说明没有收益递减,维持人均收入水平持续增长的经济增长方式,所以只介绍内生增长的一个简单模型——AK模型。AK模型就是以生产函数为Y=AK的增长模型。其中,A为全要素生产率;K为资本存量,包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两个方面;Y为产出。均衡增长模型为:

y[,y]=y[,k]=y[,c]=sA-(n+δ)

其中:y[,y]——人均收入增长率;

 y[,k]——人均资本增长率;

 y[,c]——人均消费增长率;

 s——储蓄率,A——全要素生产率(正的常数);

 n——人口增长率;

 δ——折旧率。

n+δ为有效折旧,正常情况下小于sA,所以人均收入能保持正增长。A类似于新古典模型中的a,只是它是常数,不随人均资本改变而改变。如果把新古典模型也减去“有效折旧”,并以人均形式表示,用y′表示人均收入增长率,则:y′=as-(n+δ),形式上与AK模型同。由于AK模型中的K包含人力资本等知识要素,生产率A不会象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的a随资本规模增大而递减。设A为“常数”,则表示规模收益不变,如果A递增,则收益递增,人均收入也递增。

三、现代增长模型与再生产增长模型比较

比较再生产增长模型(2)与哈罗德—多玛增长模型。二者几乎有相同的形式,马克思的再生产模型还与哈罗德—多玛模型有相同的假设前提,即固定的储蓄率和不变的资本产出比率(马克思用资本有机构成表示相同的意思)。再比较再生产增长模型(1)与后凯恩斯主义增长模型的的第一个等式,等式的右边:再生产增长模型是△K/(C+V),后凯恩斯主义模型是I/K。前者△K是投资,等于后者的I,C+V是资本总量,等于后者的K。因此二者也有相同的形式。其它模型及上面所有模型的派生式都可继续从再生产模型中推导而得:

再生产增长模型(3)gk=e′+n,实际上表示的是有技术进步时的充分就业特殊增长模型,相当于新古典增长模型中有技术进步的充分就业增长率G[,n]。

将g=△k/(C+V)右边的分子分母同除以V+M,得

式中,△K/(V+M)=S′,为国民收入储蓄率;

(V+M)/(C+V)=a,为资本产出效率系数。代入上式,得

g=aS′

  (4)

此式为我们用再生产模型推导出的第四个增长模型。该模型与新古典增长模型有相似的形式。

如果我们将△K/(V+M)的分子分母同除以M,则g=(△K/M)·[M/(C+V)]

其中,△K/M=M[,2]/M=s,为剩余价值储蓄率;M/(C+V)=p′,为利润率。代入上式,得

g=p′s

   (5)

这是我们用再生产模型推导的第五个增长公式,显然与后凯恩斯主义增长模型有基本相同的形式。将式(5)与利率联系起来分析可得“短期均衡”模型。如果p′>r,即利润率高于利率,则投资会增加;反之,如果r>p′,则投资会停止;竞争作用下直至p′=r,货币资本的供给与需求达到平衡,储蓄等于投资。因此,短期模型变为:

g=rs

 (6)

这是我们用再生产模型推导出的第六个增长公式。它正是新古典的充分就业增长模型。

只要象新增长理论一样,假设资本产出效率是正值常数,同样可以推导出有人均收入长期增长的所谓“内生增长模型”。资本产出效率系数(V+M)/(C+V)在技术进步,即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情况下,C不断增大而M不能同比例增加;因此,这个系数值会越来越小,结果是经济增长率的递减。这一趋势也符合“收益递减”规律。这种推论中暗含一个假设:劳动力价值没有变化,或者说不变资本不能与可变资本保持相同的增长率。如果假设劳动力价值随资本的技术构成同以相同的速度增长,则在劳动力数量不增长的前提下能使技术构成不断提高,而资本价值构成保持不变。价值构成不变,同量劳动力使用更多的资本;因此,人均收入不断提高,从而可避免“收益递减”。我们已证明,在没有技术进步的条件下如果资本价值构成(有机构成)不变,则能使经济总量保持持续增长(不考虑资源制约因素);但是人均产出不会有变化,即人均增长为零。此处说明的是,在技术进步前提下,资本的技术构成不断提高,但如果能保持资本价值构成不变,则不但能保持经济总量的持续增长,而且能保持人均指标持续增长。我们做出资本价值构成不变的假设不是为了说明市场机制能使经济增长达到这一条件,只是说明两个问题:长期人均收入持续增长的条件和马克思再生产增长模型中包含的“内生增长”思想。

我们前面推导的模型都没有扣除不变资本折旧因素,得出的增长率皆为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如果要计算人均收入增长率,要减去折旧率和人口增长率两个因素。

设国民收入增长率为Y′,则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为Y′/L(L为人口),用y′表示;设资本产出效率系数为不变的常数,用A表示;用s表示人均储蓄率,用n表示人口增长率,用δ表示折旧率。将这些代入增长公式(4)得

y′=g-(n+δ)=sA-(n+δ)

(7)

这是我们用再生产增长模型推导得第七个增长公式。式(7)实际上与AK模型的增长公式相同。

对比可知,再生产增长模型及其扩展的七个增长公式包含了所有现代增长模型揭示的数量关系。这说明,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增长理论科学地揭示了经济增长的本质特征和一般规律,而不同时期和派别的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分别只在某一个侧面揭示经济增长的“特殊现象”。可是,这些“特殊”的增长模型又没有形成一个内在的系统;它们往往是以后者“修正”甚至是“否定”前者的面目出现的。因此,不但那些增长理论单个不能揭示经济增长的一般规律,把它们加在一起也不能说明经济均衡增长的真正条件是什么。

哈罗德—多玛模型虽然是一个长期、一般模型,但却不能解释技术进步。它的G=G[,n]的增长基本上无法达到,被称为“刀刃上的增长”。不过,该模型假设储蓄率和资本产出比率不变却隐含着一个既不为它自己所知,又不能解释的“真理”:假设条件正是经济长期持续均衡增长的条件!

新古典增长模型克服了哈罗德—多玛模型没有技术进步的缺陷,但它试图通过调整模型中资本产出比率的方式来使增长达到均衡,并找出充分就业增长的条件。但是,如此它不但将增长模型变成了一个短期均衡模型,而且市场机制并不必然会自动调整资本产出比率。作为表示生产函数技术水平的资本产出比率有相对的稳定性。不会象价格那样可随时“波动”。不过,新古典模型把它与利率联系起来,用于分析短期增长情况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后凯恩斯主义增长模型纠正新古典调整资本产出比率的缺陷,试图通过控制模型的另一变量——储蓄率的方式,使经济长期均衡增长。它认为,调整储蓄率的根本是改变资本与劳动的分配“比例”,这一思想比起新古典模型的均衡方式要深刻得多。可以说,它在某种程度上快要触及到问题的实质了。因为,马克思主义增长模型揭示出,经济长期均衡增长的关键条件正是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同速度增长。这我们在前面已经说明。可是,分配方式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不同生产要素究竟能分配到产出的多少份额不是随意决定的;短期看,它决定于各要素的供求状况;长期看它最终决定于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物质资料的所有制决定了劳动者的地位。所以,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中,试图通过在分配领域进行改良来达到经济稳定均衡增长的目的是根本办不到的。但并不否认在国家的干预下,通过再分配等手段能在资本与劳动分配增长过于悬殊时使“差距”适当缩小些,以使资本主义经济继续增长。但这种不触及所有制的“再分配”是有限的。正如马克思所说,这种劳动者收入的提高,“实际上不过表明,雇佣工人为自己铸造的金锁链已经够长够重,容许把它略微放松一点。”(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678页。)

是不是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机制就会自动使经济长期均衡增长的条件得到满足呢?答案并不必然是肯定的。只要是市场经济,无论什么所有制为基础,市场机制都是基础性调节机制,价值规律都起核心作用。正是价值规律促使技术进步、促使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从而使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不能以相同速度增长。因此,结论是无论什么所有制的市场经济,市场都不能自动使经济长期稳定均衡增长。为纠正市场这一缺陷,都需要借助国家的力量。社会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的区别在于国家纠正市场偏差的力量更大些。当然,这要以国家的经济政策和措施的正确性为前提。

新增长理论用人力资本、研究与开发、干中学、知识的外部性等来分析“人均增长”和不同国家发展水平的差距。它试图通过生产函数的“规模收益递增”来分析这些现象。其它理论运用的新古典生产函数中的两种投入要素资本和劳动,是两种不同性质的东西,已有人指出其逻辑上的错误。(注:参见:白暴力《价值与价格理论》第387-395页,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1月版。)新增长理论使用的生产函数(比如AK函数)一定程度纠正了这一错误,用具有与资本有“同质”内涵的“人力资本”来描述原来的“劳动”要素,取得了生产函数逻辑上的一致性。这从反面证明马克思的“生产函数”中用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作为投入要素的科学性。以AK模型的生产函数Y=AK为例,这一模型表明K中的物质资本(不变资本)与“人力资本”(可变资本)都以相同速度A增长,而无论资本技术构成如何变化。从这点上说,内生增长模型是正确的,因为它不但修正了新古典生产函数的错误,还不自觉地揭示了我们上面一直强调的一个重要结论——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同速度增长是长期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但是,与其它增长理论一样,它也没能证明市场机制不能自动满足这一条件,而是相反,试图证明市场能作到这种“均衡增长”。从这点上说,它又是错误的。它的错误在于把“特殊”当成“一般”。新增长理论把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那些因素,比如教育、科研和创新(研究与开发)、经验积累(干中学)等归因于人力资本投入的提高,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是不同国家人均收入悬殊的原因等,在各国发展水平存在很大差距的前提下,用“国际价值”作参照系数,当然是正确的。因为国别(个别)劳动生产率与国际价值是呈正比例变化的,人力资本的投入与劳动生产率呈正比,自然这种国别经济增长的源泉在于知识等人力资本的投入。但是,这不是经济增长的一般,因为它不是长期稳定的均衡。这种情况只会出现在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开放国家,而且不同国家在生产力发展水平存在差距的时候。一旦这种差距消失,国别价值与国际价值的差别消失,劳动生产率与价值成反比,“人力资本”不再反映于以价值计算的增长之中;因此新增长理论的结论也就不成立了。

在一般情况下“内生增长”(没有收益递减的增长)成立的关键是劳动力价值与物质资本存量与国民收入增长同速增长;其模型只表明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投入同速度增长,但若分配上不能作到劳动力价值同速增长,人均收入不但不能长期增长,还会向相反的方向发展。那么,市场会不会使人力资本投入与劳动者收入同速增长呢?这是一个理解起来比较困难的问题。这首先涉及如何理解人力资本问题。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包括两个方面:劳动者自己对自己劳动力投资,比如提高学历等;还有企业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比如对职工培训、研究开发等。劳动者自己的投资属于劳动力成本提高,这样的劳动者的劳动力价值自然提高了。但企业的人力资本投资成本是企业投入的,自然其带来的收益归企业。实际上等于提高了剩余价值M部分。M提高,投资率会提高,这部分“提高”投资没有响应的劳动力价值提高。即使劳动者投资人力资本的那部分劳动力价值提高率与当年的经济增长率相同,次年投资后不变资本增长率已经快于劳动力价值增长率。如此循环下去,二者差距会越来越大。必然的结果是经济增长速度的递减,直至到一定时候通过一次经济危机来强制调节这二者的比率。

况且,即使劳动者自己投资人力资本情况下,劳动力价值虽然会增长(因为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的价值提高),但不会与资本同速度增长。劳动力价值与资本同速度增长意味着劳动者获得了人力资本投资带来的所有“收益”,如此,资本家雇佣人力资本投资高的劳动者不会得到任何额外好处。换言之,这会降低这类劳动者的需求,使工资下降,使其降到刚好等于劳动力价值的水平。因为劳动生产率提高使生活资料变得便宜,还使所有劳动者劳动力价值降低。因此,市场机制作用下无论什么原因(包括人力资本投资)引起的劳动生产率提高,都会使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比率有逐渐拉大的趋势,从而不能使经济长期持续稳定增长。所以,从价值角度说,所谓的“收益递增”、“内生增长”、“人均收入增长”是不成立的。其实,价值不能有人均意义的增长的道理很简单:价值是用劳动时间计量的。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人均劳动时间只能越来越短,人均价值量怎么会增长呢?如果用使用价值量计算,劳动生产率提高,单位劳动时间创造更多的使用价值,当然人均指标会不断增长。

这一结论似乎与我们推导的增长公式(7)相矛盾。公式(7)完全是用劳动价值论推导的,在满足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同等速度增长的前提下为什么会有人均收入持续增长呢(准确说是以相同的不变速率增长)?其实,那里的价值“增长”是以上年的价值为基数计算的。次年劳动生产率提高后,价值标准发生了变化。劳动生产率不同的不同阶段的“价值”是没有直接可比性的。这两个时期的“价值”的唯一共性是它们表示相同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代表完全不等量的使用价值。如果用次年的价值标准对上年的价值标准计算,则人均创造的价值仍然不会有增长!这会具体反映在劳动生产率提高后商品价格会与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相同比率下降。二者刚好正反抵消,所以不会有人均增长。

现实统计国民收入时一般把不同时期的国民收入直接相加,为比较,只是换算成已消除了通货膨胀因素的“不变价格”计算。严格说,这种不变价格计算的国民收入增长率,既不反映使用价值的实际增长,也不反映价值的真实增长。在将国民收入(通常是用国民生产总值指标)作国际比较时,采取某种“国际货币”(如美元)计算的不变价为比较标准,同样没有真实反映国家间的真实收入差距。研究者中有用“购买力平价”为标准的,这从理论上说,能真实反映各国以使用价值计的国民收入差距。但是,准确求得“购买力平价”存在不可克服的技术困难,所以实际操作中还是用“国际货币”的“不变价格”为标准。

西方增长理论不能解释上述人均“增长”与人均“不增长”的“二重现象”,认识不到人均收入“零”增长结论的正确性,又不能正确说明“使用价值”意义的人均增长,根本原因是它们的理论缺乏科学的“价值论”基础。

首先,没有价值与使用价值概念之分,它不能有人均收入在价值意义上的“零增长”,在使用价值意义上的“正增长”。其二,没有区分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它不能正确说明在技术进步基础上的资本对劳动的“替代”,也没能正确解释生产函数的“价值”收益递减,而使用价值收益递增性质。最后,无价值与个别价值之分,无法说明劳动生产率与增长的关系,也无法正确解释国际间在增长和人均收入等方面的差异。

再生产增长模型由于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之上,克服了上述三个“缺陷”,所以,不但能推导出所有西方增长理论基本模型,还能解释西方增长理论无法说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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