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宋时期圩田的三种形态——以太湖流域的圩田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太湖论文,唐宋论文,三种论文,流域论文,形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唐宋圩田的研究，向来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对圩田在促进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国内有关论著多持肯定的观点：但是，宋人有关围湖造田负面作用的记载也书不尽书。同一件事物，得出两种迥然不同的结论。虽然有人解释，圩田对促进农业生产是有积极作用的，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敝端。但这种模棱两可的解释很难令人信服。实际上，对圩田的评价不能一概而论，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圩田是很不相同的。日本学者玉井是博在其《宋代水利田の一特巽相》文中，依据地形不同，将南方所谓的“围田”分为三种类型，即江淮的“圩田”、浙西的“围田”与浙东的“湖田”。可惜他对三者的异同没作具体的分析。（注：玉井是博：《支那社会经济史研究》，岩波书店，昭和17年，第355－414页。）但将这三类所谓的圩田区分开来，实在是很在道理的。
本文拟以浙西圩田即太湖流域的圩田为中心，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
一 浙西圩田与江淮圩田的差异
什么是圩田呢？南宋诗人杨万里《诚斋集》卷三二《圩丁词十解·序》：
江东水乡，隄河两涯而田其中谓之圩。农家云：圩者围也，内以围田，外以围水，盖河高而田反在水下，沿隄通斗门，每门疏港以溉田，故有丰年而无水患。
可见圩田就是四周被堤围着的耕地，因此又叫“围田”。《史记》卷四七《孔子世家》云：“孔子……生而首上圩顶，故因名曰丘。”《索隐》云：“圩顶，言顶上瓜也，故孔子顶加反宇，反宇者，若屋宇之反，中低而四傍高也。”因此，把这种土地叫作“圩田”，实在是非常形象的。
圩田的起源很早，但大规模兴起则要到唐五代以后，太湖流域的圩田即是其中的典范。但上引《诚斋集》所说的圩田实指江淮一带的圩田，而非太湖流域的圩田。两者在运作方式上有其相似之处：田外筑圩，圩外有水，旱则灌水入田，涝则放水出田；但是，其不同之处同样是存在的。如范仲淹《范文正公集·政府奏议》卷上《答手诏条陈十事》：
且如五代群雄争霸之时，本国岁饥则乞籴于邻国，故各兴农利，自至丰足。江南应有圩田，每一圩方数十里，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门闸，旱则开闸引江水之利，潦则闭闸拒江水之害，旱涝不及，为农美利。又浙西地卑，常苦水，虽有沟河可以通海，惟时开导，湖泥不得而堙之，虽有堤塘可以御患，惟时修固，则无摧坏。又，王祯《农书》卷一一《农器图谱·田制门》“围田”条；
围田，筑土作围以绕田也，盖江淮之间，地多薮泽，或濒水，不时淹没，妨于耕种，其有力之家，度视地形，筑土作隄。环而不断，内容顷亩千百，皆为稼地。复有圩田，谓叠为圩岸，捍护外水，与此相类。
范仲淹将江南圩田与浙西堤塘分开论述，而王祯则将围田与圩田加以区别。
要之，江淮围田与太湖流域圩田区别有二：
其一，江淮的圩田往往圩圩相离，各自成田：而太湖流域的圩田则是多个圩田的集合体。《吴郡志》卷一九《水利》引郏亶言，谓：“或五里、七里而为一纵浦，又七里或十里而为一横塘”，又谓：“其环湖毕［卑］下之地，则于江之南北，为纵浦以通于江；又以浦之东西，为横塘以分其势而棋布之，有圩田之象焉。”人们在这些横塘、纵浦之间筑圩裹田，从而形成一个由众多圩田构成的棋盘状的圩田体系。
江淮与太湖流域圩田的这种区别是由其不同地理环境造成的。
太湖流域东部属于长江三角洲前缘的滨海平原，由长江等河流的泥沙在波浪、海流的作用下堆积而成，地势较高，自东向西倾斜；它的西南面是以天目山为主峰的浙北丘陵，西边的太湖沿岸和北边的长江南岸沙嘴上分布着一系列的残丘，它们是天目山向东北的延伸。这些丘陵和高地把湖沼密布的太湖平原包围在中间，四周高，中间低，形成一个典型的碟缘盆地。在这样的地貌环境中，水易积难泄，极不利于农业的发展。《宋会要辑稿》食货八之三一载乾道八年权发遣镇江府兵马钤辖王徹言：“大江之南，镇江府以往，地势极高，至常州地形渐低；钱塘江之北，临安以往，地势尤高；秀州及湖州地形极低，而平江府居在最下之处。使岁有一尺之水，则湖州、平江之田，无高下皆满溢。每岁夏潦秋涨，安得无一尺之水乎？”说的便是这样情况。四周为高田区，中间为低田区，后来的圩田便是从低田区兴建起来的。
江淮的圩田大多建在现在江苏、安微两省沿江两侧狭长的平原地带。在这些地区，平原的一侧是高出地面的长江，另一侧是绵亘相连丘垅。沈括说：“江南大都皆山也，可耕之土皆下湿，厌水濒江，规其地以堤而艺其中，谓之圩。”（注：沈括《长兴集》卷二一《万春圩图记》。）这里“厌水濒江”四字，正道出了江边平原圩田兴起的地理环境。比较典型的就是芜湖的万春圩，见沈括《长兴集》卷二一《万春圩图记》：
……夫丹阳、石臼诸湖，圩之北藩也。其绵浸三、四百里，当水发时，环圩之壤皆湖也。如丹阳者尚三、四。其西则属于大江，而规其二十里以为圩……又曰，圩之西南，迎荆山为防……万春圩位于芜湖平原，其地西临长江，北面是丹阳、石臼诸湖，西南则皖浙边境的丘陵，有若干条河流流向山下平原；地势低下，四面受水，易患水患，这种情形与太湖平原完全一致。
可见，两者的共同之处是圩田都修筑在低洼地，但太湖平原地势开阔，范围广大，差不多把苏、秀、常数州之地大部分包含在里面，足可形成一个圩田体系；而江淮圩田修筑在长江与其两侧的丘垅之间，地势狭隘，只能单独成圩。
其二，江淮的圩田规模宏大，而太湖流域的单个圩田相对狭小。
先说圩田的田积。《文献通考》卷六《田赋考·水利田》载乾道九年（1173）五月叶衡言：“宁国府惠民、化成旧圩四十余里，新增筑九里余：太平州黄州镇福定圩周围四十余里，延福等五十四圩周围一百五十余里，包围诸圩在内；芜湖县圩岸大小不等，周围总约二百九十余里；通当途圩岸共约四百八十余里，并皆高阔壮实，濒水一岸种植榆柳，足捍风涛。”所说的即是南宋江淮圩田的情形，动辄数十里，上百里；反观太湖流域的圩田，“或五里、七里而为一纵浦，又七里或十里而为一横塘”，规模自然大不到哪里去。又单锷《吴中水利书》：
或又曰：窃观诸县高原陆野之乡，皆有塘圩，或三百亩，或五百亩，为一圩，盖古之人停滀水以灌溉民田。（注：《苏轼文集》卷三二《录进单锷吴中水利书》，中华书局点校本，1986年，第3册，第924页。）圩田的大小不过三五百亩。
再以圩堤高低而论，太湖流域虽多积水，但水多不深，郏侨谓：“其间深者不过三四尺，浅者一二尺而已。”（注：范成大《吴郡志》卷一九《水利》，江苏古籍出版社点校本，1999年，第285页。）郏亶亦谓：“借令大水之年，江湖之水，高于民田五七尺；而堤岸尚出于塘浦之外三五尺至一丈。”（注：范成大《吴郡志》卷一九《水利》，江苏古籍出版社点校本，1999年，第270页。）因此，圩岸也不会太高，“昆山、常熟、吴江三县，堤岸高者七八尺，低者不下五六尺”（注：范成大《吴郡志》卷一九《水利》，江苏古籍出版社点校本，1999年，第272－273页。），非如范仲淹所说江淮圩田“如大城”者也。
二 浙西、江淮圩田与浙东圩田的差异
日本学者西山武一曾说，中国的灌溉事业，根据其地形的不同，可分为三类：北方是渠，淮南是陂，江南是塘。（注：西山武一：《中国水稻农业的发展》，刊于《农业综合研究》1949年第3卷第1期，转引自西岛定生《中国经济史研究》，冯佐哲、邱藏、黎潮译本，农业出版社，1984年，第153页。）渠，就是所谓的“沟洫”， 往往建于北方的高地或平原。北方降雨量少，水资源缺乏，因此必须筑渠引水，满足灌溉的需要。陂则是适用于山地的一种水利设施。在山地发展农业，最大的障碍有两个，第一是水随到随流，不易积聚：第二是一旦遇上大雨，水从高处冲下，毁坏农田。因此，常常拦溪筑陂，把水拦在山坡上，一方面是储积水资源，满足灌溉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防止大水冲坏农田。塘即是堤，它是适合于江南低洼沼泽地的一种水利设施。在这些地方发展农业的最大障碍是排水不畅，积水成灾，因此需要修筑塘堤，把水拦在外面。这种塘堤工程发展到一定规模，形成一定体系，便成为圩田。
南方地区修筑水利工程主要是后面两种形式，一为塘，一为陂。试举两个例子，一是苏州太湖流域的圩田，一是越州鉴湖的水利设施；前者我们已作论述，下面来看看鉴湖的情况。
《曾巩集》卷一三《越州鉴湖图序》：
鉴湖，一曰南湖，南并山，北属州城漕渠，东西距江，汉顺帝永和五年，会稽太守马臻之所为也，至今九百七十有五年矣。……然南湖繇汉历吴、晋以来，接于唐，又接于钱父子之有此州，其利未尝废者。彼或以区区之地当天下，或以数州为镇，或以一国自王，内有供养禄廪之须，外有贡输问遗之奉，非得晏然而已也。故强水土之政以力本利农，亦皆有数。而钱镠之法最详，至今尚多传于人者。则其利之不废有以也。
可见，鉴湖水利工程初创于汉之马臻，后来相沿不废。
马臻创立鉴湖事详见《通典》卷一八二《州郡典·会稽郡》：
顺帝永和五年马臻为太守，创立镜湖，在会稽、山阴两县界。筑塘蓄水，水高［田］丈余，田又高海丈余。若水少则洩湖灌田，如水多则闭湖洩田中水入海，浙以无凶年。其隄塘周围三百一十里，都溉田九千余顷。
这种水利工程的创立，也与绍兴平原独特的地形地貌有关：平原南部是会稽山脉，从东南到西北呈半弧形将绍兴平原围在当中，山间高地上湖泊密布；平原北部是杭州湾。可见，越州是典型的“地——原——海”台阶式地形。马臻将山上这些分散的湖泊合而为一，形成一个巨大的蓄水库，这就是镜湖。在湖的北端筑堤，并设置斗门。耕地干涸，则放水入田；耕地水多，则放水入海。
可见，鉴湖的修建虽也筑塘，而且越州的耕田都集中在山下的平原上，但我们如果把“山——原——海”当作一个整体来看，鉴湖实际上是一种“陂”式的水利设施。
江淮圩田与浙西圩田的异同，已见上文。两者的区别主要是表面的，从成因与功能上分析，江淮的“圩田”与浙西的“圩田”实际上并无差别。由于地势低下，其筑圩的目的是要把水拦在田外；而在浙东，筑堤的目的是为了储水溉田。
需要指出的是，创立鉴湖，蓄水灌田，它所要灌溉的土地并非所谓的“湖田”。所谓“湖田”，是入宋以后才大规模出现的一种耕田形式。到宋以后，随着人口的聚积，绍兴平原上已经无田可耕，人们便向山要田，向湖要田。曾巩《越州鉴湖图序》：“宋兴，民始有盗湖为田者，祥符之间，二十七户，庆历之间二户，为田四顷。当是时，三司转运司犹下书切责州县，使复田为湖。然自此吏益慢法而奸民浸起，至于治平之间，盗湖为田者凡八千余户，为田七百余顷而湖废几尽矣。”说的便是这种情形。这种“盗湖为田”的行为，也有一些文献称之为“围湖造田”，或称之为“围田”。这是由于，盗湖者既要“盗湖为田”，自然不是不是把整个上镜湖中的水放干，然后变湖为田；而是在湖内辟出一块一块的区域，四周修筑堤岸，在堤岸里面耕田。最后，这种区域越辟越多，整个镜湖“废几尽矣”，丧了蓄水溉田的功能。从形式上而言，它与江淮、浙西地区的圩田完全一致，但两者却有着本质的不同。要之，其区别有二：第一，从修建的环境讲，前者筑于低洼地，而浙东的“围田”筑在山地、高地的湖泊上；第二，从修建的后果讲，前者是一种积极的水利设施，而浙东的“围田”则是对原有水利设施的破坏。直接受到损害的并不是“围田”或“湖田”本身，而是山、湖之下古已有之的耕地。
三 早期的浙西圩田
渠、陂、塘三种形式的水利工程，比较而言，渠的修筑最为简单容易，圩田的修筑最为困难，陂则处于两者之间。南方地区早在上古之时便已创造了优秀的文明，但其发展在此后的很长时期内一直远远落后于北方，不知是否与此有关。但在南方地区，塘式水利工程修筑落后于陂式水利工程，低洼地的开发滞后于山地农业的发展，是有据可证的。
在低地生活、生产极不方便，此不言可知。人们要在太湖流域定居，最初的选择是周围的山和高平原，而不是中间的低地。这一点从唐以前水利工程的修建上可以得到明显的反映。太湖地区在秦汉以前尚属未开发地区，所修建的水利工程，见于史籍记载的并不是很多。魏晋以后，随着大量北方移民南下，这一地区逐步得到开发，出现了很多著名的水利工程，如镇江、常州一带的练塘、新丰塘，湖州一带的获塘、吴兴塘，大都分布在太湖南北两侧的高地。三国时东吴还在太湖地区开展屯田。孙权称帝以前曾派陆逊为海昌屯田都尉，在太湖东南屯垦；建国后又在吴郡以西毗陵的屯田区设典农校尉。从地名就可看出，东吴屯田的地点不是在缘湖山地，就是在沿海平原，而不是在中间的低洼地。
山地对于农业的重要性还可以北方移民的迁移方向上得到反映。西晋末年，五胡乱华，北方掀起了一股向南移民的高潮，移民有两个重点地区，一是浙东的会稽郡，二是太湖流域北部的毗陵郡，及其相邻的建康地区。吴郡乏人问津。以前，人们对这个问题这样解释：太湖流域被以顾、陆、朱、张为首的吴姓士族霸占，它的良田已经开垦殆尽，后来的北方士族只好去其他地方另辟新地。事实上，这样的解释是不能让人信服的。根据《晋书》卷五《地理志》，西晋太康初年，太湖地区各郡，吴郡人口25000户，吴兴郡24000户，毗陵郡12000户，会稽郡3300户，会稽与吴郡面积大致相同，但会稽的人口远远超过吴郡，毗陵郡的人口虽然只有吴郡的一半，但它的面积只有吴郡的一半左右，以人口密度而言，与吴郡大致相当。如果有竞争的话，北方士族向会稽和毗陵移民，所遇到的竞争压力决不会在吴郡之下。他们之所以还向这些地区挺进，完全是因为那里的农田以山地和高平原为主，易以开垦。东晋南朝时，南北士族地主掀起了一股“占山护泽”的高潮，他们建立的庄园往往被称为“山墅”，正是说明了“山”在当时农业中的重要意义。据《宋书》卷五四《羊玄保传》，羊曾奏请颁布占山法，对品官占山的顷亩进行限制。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山”所具有的农业意义。
太湖流域低洼地的大规模开发大概是在唐朝，这可从唐朝中期朱自勉在嘉兴屯田的事迹中得到反映。嘉兴大部分地方处在太湖流域的低田区，其地在唐时属苏州。嘉兴屯田事见李翰《苏州嘉兴屯田纪绩颂并序》，其序云：“浙西有三屯，嘉禾为大。”李翰在颂文中说：“浩浩其流，乃与湖连。上则有途，中亦有船。旱则溉之，水则泄焉。曰雨曰霁，以沟为天。”（注：见《全唐文》卷四三○。）这样的运作方式，与上述的圩田系统完全相合，说明圩田的设施由来已久。李翰在序文中又说：“初公（朱自勉）为屯，人有二惧焉，邑人惧其暴，屯人惧其扰，今沟封犬芽而不相侵，疆（场）［場］日履而人不知。”这是说，当时的屯田与民田互相交错，但朱自勉是个好官，并不侵夺民田。大量民田存在的事实表明，在嘉兴，低洼地的开发，当地居民的聚积，都已达到相当的程度。
由于低洼地土地肥沃，虽然开发甚晚，但一经开发，就发挥极大的功效。李翰在文中说：“扬州在九州之地最广，全吴在扬州之域最大，嘉禾在全吴之壤最腴。故嘉禾生穰，江淮为之康；嘉禾一歉，江淮为之俭。”（注：见《全唐文》卷四三○。）宋人赵霖在他的《筑圩篇》中也说：“天下之地，膏腴莫美于水田。水田利倍，莫盛于平江。缘平江水田，以低为胜，昔之赋入，多出于低乡。”（注：范成大《吴郡志》卷一九《水利》，江苏古籍出版社点校本，1999年，第289页。 ）说明低洼地在太湖流域的生产地位到唐宋之际已大大提高了。相比之下，高田区由于过度开垦，它的生产地位不断下降，如黄震所说，“常、润渐北，则地渐高，而土渐硗，所收亩多止五六斗或四三斗”（注：黄震《慈溪黄氏日抄分类》卷八四《与叶相公西涧》。）。到宋朝时，“苏、秀、常、湖四州之民，不下四十万，三分去一，以为高田之民自治高田外，尚有二十七万夫”（注：范成大《吴郡志》卷一九《水利》，江苏古籍出版社点校本，1999年，第273－274页。），这就是说，低田之民已经占到了当地居民总数的三分之二。在此以前，太湖地区的水利问题是根本不成为问题。在此以后，一直到清朝，有关这一地区的水利论著大量出现，治水的争论纷纷不绝，正是太湖地区的农业重心从高田区向低田区转移的必然结果。
从一角度讲，浙西圩田在其产生的初期对促进当地农业生产和发展是起了积极作用的。尤其在五代吴越国时期，太湖流域圩田具有一个良好的运作系统。（注：缪启谕：《吴越钱氏在太湖地区的圩田制度和水利系统》，《农史研究集刊》第2册。）
四 入宋后浙西圩田的变化
吴越国曾设立了专门机构对太湖流域的圩田进行管理。见于史书者有营田吏卒、都水营田使、营田司、都水使者、撩浅军、开江营等等不同称谓。（注：详见范仲淹《范文正公集·政府奏议》卷上《答手诏条陈十事》、王安石《王文公文集》卷四《上杜学士言开河书》及《吴郡图经续记》卷下《治水》、《吴郡志》卷一九《水利》引郏亶《水利书》、《琴川志》卷一《营寨》、卷五《水利》、《十国春秋》卷七八《武肃王世家》武肃王天宝八年末等处记载。）吴越国使用军队管理圩田，与宋朝役使厢军从事公共建设的情形非常相似。此这是由于太湖流域圩田这样的一个大型水利工程，由于工程浩大，而且涉及多方面的利益，只有借助政府的力量才能实现。以太湖流域的圩田而言，要使整个圩田系统正常动作，圩圩之间的塘浦必须保持通畅无阻，只要一个环节受阻，必有大片圩区受害；而且，建造圩田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这也不是一般百姓所能支付得起的。郏亶为修造圩田所用的花费算过一笔明细账：
今苏州水田之最合行修治处，如前项所陈：南北不过一百二十余里，东西不过一百里。今若于上项水田之内，循古人之迹，五里而为一纵浦，七里为一横塘。不过浦二十余条，每条长一百二十余里。横塘十七条，每条长一百余里。共计四千余里。每里用夫五千人，约用二千余万夫。
虽然如此，郏亶还是企图恢复到宋时已经败坏的吴越国的圩田系统，但总因工役浩大，扰民太过而罢。总之，这种庞大的一体的水利工程在当时的情况下只有凭借政府的力量才能实现，也只有凭借政府的力量才能得到维护。
郏亶在他的《水利书》中便描述了北宋时期圩田遭到破坏的情形：
……洎乎年祀绵远，古法隳坏。其水田隄防，或因田户行舟及安舟之便，而破其圩，或因人户请射下脚而废其堤，或因官中开淘而减少丈尺，或因田主只收租课而不修隄岸，或因租户利易田而故要［致］淹没，或因决破古隄，张捕鱼虾，而渐致破损；或因边圩之人，不肯出田与众做岸，或因一圩虽完，旁圩无力，而连延隳坏，或因贫富同圩而出力不齐；或因公私相吝而因循不治。故隄防尽坏，而低田漫然复在江水之下也。（注：范成大《吴郡志》卷一九《水利》，江苏古籍出版社点校本，1999年，第271页。）从中可以看出，圩田受到破坏，几乎完全是由于缺乏统一的管理造成的。郏亶又谓：“岗门之坏，岂非五代之季，民各纵行舟之便而废之耶？”也说明圩田的破坏早在吴越国时期就已经出现了。
范仲淹在谈到圩田的衰落时说：“曩时两浙未归朝廷，苏州有营田军四都，共七八千人，专为田事，导河筑堤，以减水患。于是民间钱五十文，籴白米一石。自皇朝一统，江南不稔，则取之浙右，浙右不稔，则取之淮南，故慢于农政，不复修举，江南圩田，浙田河塘，太半隳废，失东南之大利。今江浙之米，石不下六七百文足至一贯文省，经于当时，其贵十倍，而民不得不困，国不得虚矣。”（注：范仲淹《答手诏条陈十事》，《范文正公集·政府奏议》卷上。）如果说，在吴越国后期，政府将大量资金投入帮助周、宋朝廷灭南唐的战争中，同时还要向周、宋朝迁献纳大量的贡物，政府财政困难，无法调用更多的财赋维护水利设施，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宋朝政府一统天下之后，为什么对圩田不加修复呢？究其原因，实在是由于中央与地方利益取舍有所不同之故。宋朝立国之初，鉴于唐朝藩镇之患，全面削弱地方权力。表现在财政上，即使有些物资留在地方，但地方无权使用，有等于无。这势必大大削弱地方进行扩大再生产的能力，使太湖流域的圩田无法修复和维持。缪启愉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便痛心疾首地指出：“北宋封建统治阶级只知一味收刮人民血汗，这里不足，又转到那里，不但不修筑圩田，而且还破坏整个吴越水系建设，到仁宗以后，它的恶果总暴露了：水灾延长到五十余年还在扩展，低田常常千里一白，而高田则常年闹旱，成为历史上最严惩的水旱灾害。”（注：缪启愉：《吴越钱氏在太湖地区的圩田制度和水利系统》，《农史研究集刊》第2册，第155页。）到头来反而对当地的生产造成严重破坏，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北宋以后，由于郏亶等水利专家的提倡，太湖流域的圩田纷纷恢复。吴越国的圩田设施由政府统一修造管理，但到宋朝以后，这一任务落到了大地主身上。事实上，修造圩田所需要的巨额费用，也只有这些权要之家才支付得起。而大量的农民只能成为佃户，去租种别人的土地过活。这大概也是宋代以后浙西地区租佃业特别发达的原因吧。元人余阙《青阳先生文集》卷九《宪使董公均役之记》：“浙东古于越之地也，其地之微，无甚贫甚富之家，山谷有一亩居十亩之田者，祖孙相保，至累世不失。又其土瘠，故其小人勤身而饬力，其君子尚朴俭而敦诗书，非若吴人之兼并武断，大家收谷岁至数百万斛，而小民皆无盖藏。”与浙东的情形形成鲜明的对比。盖浙东多丘陵、山地而浙西多低洼地也。
需要指出的是，宋以后在太湖流域修筑起来的圩田与吴越时期已有很大不同。有关宋时在浙西地区修筑圩田的记载及多，试举一例，《宋会要辑稿》食货八之八：
［乾道］二年四月七日，吏部侍郎陈之茂言：“比年以来，泄水之道既多堙塞，重以豪户有力之家，以平时潴水之处，坚筑塍岸，包广田亩，弥望绵亘，不可数计，中下田畴，易成泛溢，岁岁为害，民力重困。数年之后凡潴（为）［水］陂泽尽变为阡陌，而水患恐不止今日也。乞选差强明朗官一员（问）［同］漕臣（将）日下净新围之田疾速开凿。”上曰：“闻浙西自围田即有水患，前此屡有人理会，竟为权要所梗。卿等可检点累降指挥已曾如何行，仍委两浙运副王炎疾速相视利害以闻。”……
南宋人对围田多持否定态度，孝宗至谓“闻浙西自围田即有水患”。但这里所说的“围田”与吴越时期的圩田实际上已有本质的不同。宋时所谓“围田”是“以平时潴水之处，坚筑塍岸，包广田亩”而成，实际上是圩外筑圩，即在原来的塘浦里面新筑圩田；或毁坏原有圩田重新修筑。这种情形在北宋就已开始，如郏亶所述，吴越时期的塘浦，“阔者三十余丈，狭者不下二十余丈”（注：范成大《吴郡志》卷一九《水利》，江苏古籍出版社点校本，1999年，第269页。），非常开阔，但后来渐遭破坏。“臣少时见小虞浦及至和塘，并阔三十丈，累经开淘之后，今小虞浦只阔十余丈，至和塘只阔六七丈此所目睹也。”（注：范成大《吴郡志》卷一九《水利》，江苏古籍出版社点校本，1999年，第271页。）至南宋时，很多塘浦彻底消失。如我们上文所论，太湖流域地势四周高，中间低，容易积水，因此必须开掘塘浦，保持疏水渠道的畅通；加上它的圩田系统本是众多圩田的一个集合体，一旦某处塘浦水流阻塞，可使大片圩田受害。而宋人所修“围田”恰恰造成了这样的弊端，实际上是对太湖流域正常圩田系统的破坏。黄震对其中的区别看得极为明白，《慈溪黄氏日抄分类》卷八四《代平江府回裕斋马相公催泄水书》：
议者多谓围田增多，水无归宿，然亦只见得近来之弊，古者治水有方之时，污下皆成良田，其后堤防既坏之后，平陆亦成川泽。熙宁八年旱，太湖露丘墓街井，今瀼荡等处，尚有古岸，隐见水中，以此知近来围田不过因旱岁水减，将旧来平地被水处，间行筑
耳。就使围田尽去，水之未能速入海自若也，何能遽益于事？况围田未易去者乎？他对圩田没有全然否定，认为“古者治水有方之时”圩田还是好的，到了宋时才成水患。究其原因，实由于吴越国时，政府的公共职能尚能正常发挥，而到宋代整个太湖流域的圩田处在一个无政府的状态之中，系统不能正常运转；达加上其时其地人口过度聚积，人地矛盾激烈，终使圩田受到破坏。
五 结论
综上所述，江淮、浙西、浙东的所谓“圩田”在形式上有其相似之处，实际上各不相同。浙东的圩田，又称湖田，在山地高处的湖泊上辟地修成，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对山下原有耕地的破坏；而江淮、浙西的圩田筑于低洼处。江淮圩田虽多单独成圩，但往往规模宏大；浙西太湖流域的圩田则是由众多圩田连片而成的集合体，其单个圩田往往规模较小。在太湖流域，最早开发的是平原四周的高地，唐朝后期，随着人口的增多，平原中心的低洼地也渐被人们开发，圩田便在这种情况下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由于太湖流域的圩田系统是一个众多圩田的集合体，因此政府的管理和维护对圩田的正常运作起着很大作用，但入宋之后，由于宋朝廷与地方政府利益取舍不同，政府管理圩田的公共职能逐渐废驰，加上人口的进一步增加，使整个圩田处于一种无序的状态之中，圩田随之走向衰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