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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全球化讨论中，新自由主义批判始终是西方左派的重点研究课题。新自由主义这个概念现在被西方学术界、政界、新闻媒体频繁使用，国内学术界近年也翻译出版了不少批判新自由主义的书。但是，认真推敲起来，在目前的新自由主义研究中，有很多概念混乱需要澄清。所以，本文主要讨论概念问题。
事实证明，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的概念变化是与19世纪以来的资本主义发展历史，特别是与资本主义模式发展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我坚持认为，只有把理论研究与历史研究紧密结合起来，许多理论问题才能真正说清楚。同一个理论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含义；在同一时期，在不同学派或者政治派别那里，各有不同的解释。我们对于西方世界理论多元化、研究立场与研究方法多元化的情况必须予以重视，否则就会犯简单化、片面化或者“一锅煮”的错误。
一、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
古典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传统意识形态。它是反对封建主义的，为资本主义的合法性进行辩护，同时也确立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也就是思想与价值观念的认同。
我们知道，起源于15世纪的资本主义是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中必须经过的一个历史阶段，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诞生发展起来的一种特定的经济制度与社会制度。在这个社会中，资本的因素（机械、投资、企业公司、货币）与其他经济因素（劳动、地产、耕地）相比占据绝对优势地位。资本主义的基础是私有制度，它努力保护对于私有生产资料的自由支配，而且还要通过一种国家制度来确保这种私有制度的安全，尽管这个经济制度努力摆脱国家的干预，把自己建立在自我调节供求关系的市场机制基础之上。对于作为生产因素的雇佣劳动者的剥削使资本实现高额积累，在工业革命的发展进程中导致了政治与社会的反抗运动，包括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与工会运动的出现，这些运动直到今天，在资本主义的政治与经济生活中还发挥着巨大影响。
资本主义有两个本质性特征：第一，市场经济占据主导地位。这个社会的全部资源，无论是生产资源还是生活资源都来自市场交易。第二，剩余价值剥削是主要剥削形式。
自从资本主义制度诞生以后，自由主义学派的理论家们就不断地为资本主义制度进行辩护，发明创造了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大约从18世纪苏格兰启蒙运动时期起，自由主义就开始研究经济活动方式，研究政府应该如何对待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亚当·斯密以后，英国的功利主义者与曼彻斯特学派进一步发展了经济自由主义，并把自由主义转变为英国的政策。19世纪30年代，英国形成了自由党与保守党激烈竞争的两党制格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自由党始终是英国主要的执政党。在自由党执政期间，特别是自从1846年废除谷物法以后，英国政府开始全面推行自由主义的经济与社会政策，推动英国在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进行系统的、以自由主义为导向的全面改革。这种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与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构成了曼彻斯特资本主义模式的核心内容。
在整个自由主义思想体系中，关于人的形象的理解与描述是自由主义理论的基础。在自由主义关于人的形象理解中，人是具有自治权利、受理性支配的。他要占有并且支配社会财富，要增加自己的物质财富，趋利避害。所以，个人主义、自主权利、理性主义、维护私有财产、追求个人利益，这些都是自由主义视野中个人思维方式的基本特点。对于自由主义来说，这种思维方式是根本性的，从中可以推导出其他方面的结论。
在自由主义对社会的理解中，优先权明显在个人方面。个人是组成社会的本源，从本质上说，社会是无数个人的总和。尽管无数个人在社会中联合起来，但是，绝对没有组成新的本体。与社会相比，最高的价值、尊严都应属于个人。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个人的幸福优先于社会的幸福。
但是，在人人相互为战的状态下，社会又是如何形成、如何维系的呢？于是就有了契约理论。17、18世纪的主张自然权利、理性权利的契约理论是自由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先驱。当然，虚拟的社会契约理论是一种论证结构，而不是对于现实历史的正确解释。
这种自由主义的契约理论在解释国家起源的时候，打破了中世纪君权神授的迷信观念，集中表述了资产阶级的政治与经济要求。自由主义国家观念的核心就是对于资产阶级个人提供保护，保护他们的私有财产与权利不受伤害，保障他们的生意交往、商业活动不受干扰，维护资本主义的竞争秩序。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让国家扮演一种“守夜人”的角色，对外防御外敌侵略，对内保护资本家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保障各种商业契约、社会契约顺利执行。除此以外，民族国家政府还有一种为全体居民服务的责任，如建立和维护良好的交通运输体系、推广初等与高等教育、市政服务等，为市场经济的顺利运行创造私人活动主体无法提供的框架条件。
在自由主义看来，自由市场经济制度是一种天然合理、充满活力、完全能够自动自我调节的理想制度，这个制度充分体现了自由、平等、公正的价值观念，它在不受外来干扰地顺利运行中，可以保障经济迅速增长，社会财富与社会福利极度扩展。在自由主义理论的创始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渗透了对于市场经济制度的这种乐观主义的赞颂。英国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曾对于亚当·斯密《国富论》一书的观点做出如下概括：“亚当·斯密政治经济学的社会论点，堪称既优雅又流畅。的确，人类基本上是由具有特定心理素质，在互相竞争中追求其自我利益的独立个人组成。但是，我们可以说明如下：当竞争行为尽可能不受制约地发挥作用时，其所产生的就不仅是一种自然的社会秩序（区别于由贵族阶级的既得利益、蒙昧主义、传统，或无知的干预所强加的人为秩序），而且国家财富尽可能地快速增加，也就是所有人的舒适和福利，以及随之而来的幸福。这种自然秩序的基础，就是劳动的社会分工。正像可以用科学证明最能满足英国和牙买加各自利益的方式，是由一方制造成品，另一方提供原糖；同理，也可以用科学方法证明，一个拥有生产手段的资本家阶级的存在，对大家，包括受雇于资本家的劳动者阶级，都是有好处的。因为国家财富的增加，是由拥有财产的私有企业运作和资本的积累所推动的，而且科学也可以证明，任何获取其他财富的方式，必定会使国家财富增加的速度变慢甚至停顿。不仅如此，这个经济上似乎极不平等的社会——人类自然运作不可避免的后果——与所有人与生俱来的平等、正义并非不能相容。因为，除了保障甚至最穷困的人过一种比他在别的情况下更好的生活以外，这个社会是建立在所有关系中最为平等的关系之上，也就是建立在市场等价物交换的基础之上。”（注：埃里克·霍布斯鲍姆《革命的年代》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8-319页。）
亚当·斯密把这个依靠供求关系自动调节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称作是“看不见的手”。他认为，应当充分发挥这只手的作用，保障自由竞争在经济生活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他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反对国家调节经济。大卫·李嘉图同斯密一样，把自由竞争看作是资本主义经济规律，主要是价值规律的表现形式。他从只有自由竞争才是人们经济联系的最合理的形式出发，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生活，反对商业垄断。例如，他坚决反对国家干预雇员工资水平的立法行动。他说：“工资正像所有其他契约一样，应当由市场上公平而自由的竞争决定，而决不应当用立法机关的干涉加以统制。”（注：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88页。）
以后的自由主义学者，包括英国功利主义与曼彻斯特学派，努力赞美这只“看不见的手”的神奇作用，要求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不要插手进行干预。例如边泌在《政治经济学手册》中写道：“在这些场合，政府不应去做或试图去做任何事，这是普遍的原则：在这些场合，政府的座右铭或者格言应当是——无为而治。”“农业、工业和商业对政府所提出的要求，就像第欧根尼对亚历山大提出的要求一样合情合理，毫不过分：请不要挡住我的阳光。”（注：边沁《政治经济学手册》，转引自《预言与劝说》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04、305页。）所以，这种自由主义的经济模式又被称作是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模式。
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其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政治制度，无一不打上市场经济的烙印。资产阶级传统的自由、平等、公正的价值观念完全是从市场交易活动中推导出来的。只有完全摆脱封建依附关系束缚的“自由人”才能进入商品市场从事交易活动，只有买卖双方地位平等才能进行正常交易。所谓公正，首先是交易的价格公正。自由、平等、公正是从市场商品交换的经济活动中推导萌发出来的，然后又被推广到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所以说，自由、平等、公正等自由主义价值观念更多地是为了保障自由市场经济的顺利运行，保障资产者的商业交往、生意活动不受任何外来干扰地进行。自由主要是不受当局专制统治的自由，在自己权利范畴内不受国家干预的自由，占有与支配私有财产的自由。所谓平等、公正，更多的是资产者从事买卖交易的前提条件，体现了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原则。
而资本主义的多党竞争的议会民主制度，用我的话来说，是一种政治上的市场经济，不同的是资本家卖的是股票，政治家推销的是选票。
自由主义作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在帮助欧洲资产阶级打败封建主义、建立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发挥了战斗作用；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经济政策，或者作为一种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在18、19世纪的英国以及当时的资本主义世界，取得了辉煌成就。
现在，人们把新自由主义理解为重新恢复传统自由主义的霸权地位，也就是说，要复辟老自由主义。但是严格地说，新自由主义与老自由主义之间还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德国左派经济学家汉斯格奥尔格·康纳特在《从商业资本到全球化》一书中论证说：“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说，在两个重要方面与古典自由主义（主要是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还有西斯蒙第、萨伊、马尔萨斯）是完全一致的：1.私有制原则。2.高度评价‘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例如通过商品价格、工资、利息的相对浮动来调整生产、投资、储蓄、就业的规模。”而新自由主义与传统自由主义的区别则在于，“对于传统自由主义（主要是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还有洛克、配第等人）来说，劳动是财富的真正源泉，是价值（以及间接价格）构成的基础。但是，他们没有把这个理论原则贯彻到底。例如，在斯密这里，一方面说，劳动创造所有财富，另一方面又说，这种财富根据对于它的创造所作贡献可以划分为工人工资、资本利润与地租。与此同时，斯密与李喜图还把市场价格的形成看作是创造价值过程的前提条件，创造价值过程，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要受到市场价格形成的制约。”（注：汉斯格奥尔格·康纳特《从商业资本到全球化》威斯特法伦汽船出版社1998年版第305页。）众所周知，马克思在批判斯密与李嘉图的经济学说的时候，创造性地发展了他们的劳动价值理论，提出了剩余价值理论。鉴于劳动价值理论在否定资本主义分配关系方面所起到的颠覆性作用，所以新自由主义区别于老自由主义的第一个特征就是坚决拒绝劳动价值理论。
新自由主义区别于老自由主义的第二个特征就是用边际效用价值论来取代劳动价值论。“无论它的说服力如何，至少在意识形态方面（是无法检验的）被说成是无可置疑的。”（注：汉斯格奥尔格·康纳特《从商业资本到全球化》威斯特法伦汽船出版社1998年版第305页。）边际效用价值论完全割断了商品价值与劳动之间的关系，它认为价值并非商品内在的客观属性，它不过是表示人的欲望同物品满足这种欲望能力之间的关系以及人对物品效用的感觉与主观评价。它认为，效用才是价值的泉源，效用与物品的稀少性结合起来，才是价值形成的充分条件。这样就形成了一种“为利润代表利益服务的主观主义的价值观念”。（注：汉斯格奥尔格·康纳特《从商业资本到全球化》威斯特法伦汽船出版社1998年版第307页。）当然，这种新老自由主义的区分是从最普遍的一般意义上来讲，不排除个别情形，例如作为新自由主义或者新保守主义典型代表的哈耶克对于边际效用价值论就很不以为然。
据我看来，老自由主义的斗争对象是封建主义，在反对中世纪专制制度的斗争中曾经显示出革命者生气勃勃的斗争锋芒。新自由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十分成熟、而且正在经历危机的条件下出现的，因此，它要努力保护资本主义制度，日益显示出保守性的特征。老自由主义在为资本主义制度合法性进行辩护的时候，多少带有理想主义色彩，宣布这个制度要为所有人带来好处。而新自由主义则更多地显示出实用主义特点，无论是供给学派还是货币主义，都是赤裸裸地以资本利益为中心。例如，货币主义的经济政策在原则上把投资行为作为惟一的、无论如何也要放在绝对优先地位的行为方式，正如货币主义这个名称所表明的。在这里，投资涉及到货币总量与货币流通过程，涉及到国家财政、信贷总量、利率、整个经济的货币流通。在新自由主义信条中，这种货币量被优先考虑。当货币稳定遭受威胁的时候，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银行家、政治家就坚决要求实行紧缩的开支政策、货币政策与信贷政策，他们要求在并非直接金融领域的其他领域进行干预：削减群众购买力、削减工资、削减在社会保障领域的储蓄、抑制公共投资等等。总之，就是要把资本的利益放在首要地位。
二、凯恩斯主义、弗赖堡学派与新自由主义
20世纪50年代，人们曾经把凯恩斯主义以及作为德国社会市场经济制度理论基础的德国弗赖堡学派都说成是新自由主义，今天还有不少中国学者坚持这样说。（注：参见李强《新自由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吴有法、黄正柏《德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我在《20世纪末西欧资本主义研究》一书中曾把凯恩斯说成是“左的新自由主义”，把哈耶克说成是“右的新自由主义”，这种说法现在看来，也不是很妥当。传统自由主义主张充分发挥市场的经济调节作用，国家不要干预经济。鉴于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导致法西斯主义崛起、引发世界大战的历史经验，凯恩斯主义与弗赖堡学派虽然坚持市场经济原则，但是要求加强国家对于宏观经济的调控，通过扩大需求来刺激宏观经济的繁荣发展。这是当时的“新”观点，所以被称为新自由主义。众所周知，凯恩斯的学说曾经统治美国与欧洲经济政策长达几十年之久。它由于在修正传统自由主义理论、驯化野蛮的资本主义方面所发挥的巨大作用而被一些右派学者说成是“社会主义的经济政策”。直到80年代初里根主义、撒切尔主义崛起以后才根本改变了凯恩斯主义在西方经济界统治几十年的局面。人们又开始把里根—撒切尔主义称为新自由主义。里根—撒切尔主义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提出国家放弃经济管制即放松控制的口号，与此同时要用刺激供给代替刺激需求。供给学派的出发点就是，如果能够减轻企业公司过重的税收负担，它们就会更多地投资、发展生产，这就是他们的“新”观点。所以，我们今天在全球化讨论中使用的新自由主义概念肯定指的不是凯恩斯主义，也不包括凯恩斯主义，而是指一种与凯恩斯主义相对立的经济理论体系。凯恩斯与哈耶克尽管私交不错，彼此惺惺相惜，但是在观点上相互排斥。凯恩斯主义走红的时候，哈耶克湮没无闻；1974年哈耶克获得诺贝尔奖后，便开始了从经济理论与实践政策方面清算凯恩斯主义的斗争。而自称要把资本主义经济理论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结合起来，走一条中间道路的弗赖堡学派以及在它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从基本倾向上看更接近于凯恩斯主义。事实上，如果把凯恩斯主义、弗赖堡学派、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都算作新自由主义，那么今天的新自由主义批判也就完全乱了套。基于以上原因，我认为，尽管凯恩斯主义、弗赖堡学派在50年代曾被称为当时的“新自由主义”，在今天，应该放弃这种说法，严格意义上的新自由主义概念应该完全把凯恩斯主义以及弗赖堡学派排除在外。事实上，多数西方学者至少在目前已经放弃了把凯恩斯主义、弗赖堡学派称作新自由主义的说法，今天所说的新自由主义是指与凯恩斯主义、弗赖堡学派完全对立的哈耶克主义以及里根—撒切尔主义。
三、新保守主义与新自由主义
首先有一个概念问题，就是里根主义、撒切尔主义还有一个名称：新保守主义。这是20世纪80年代初西方媒体最初的提法，后来又改称为新自由主义。在同指里根主义与撒切尔主义的意义上说，新保守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简直成了同义语。里根与撒切尔进行的变革被称作新保守主义革命。法国学者皮埃尔·布尔迪厄曾经指出，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胜利凯旋是从概念的意义转换开始的。“如果说，在我们这里正在出现一场保守主义革命的话，那么，从表面上看，它与30年代保守主义革命的黑森林田园牧歌完全不同，它正在用一切世俗的、宗教的权利象征来装饰现代主义。”（注：皮埃尔·布尔迪厄《欧洲的工人，加入一个联盟》，载于德国2003年4月30日《法兰克福评论》第24版。）
传统保守主义在18世纪作为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对立面出现，是欧洲封建势力反对正在崛起的资本主义制度和反对新兴资产阶级、反对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它要保护的是西欧封建等级制度，反对社会民主化与平等化，是反对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随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传统保守主义的历史早在19世纪就已经结束了。20世纪30年代，在德国出现的保守主义革命企图在已经建立魏玛共和国的历史条件下复辟君主制专制国家，反对社会的民主化、现代化，结果为纳粹统治开辟了道路。里根—撒切尔主义所进行的新保守主义革命，要保护的是危机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以及上层资产阶级的利益。它要推翻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复辟传统自由主义的放任自流的发展模式。“里根与撒切尔借助革命者的假象所进行的复辟活动属于一种特殊的保守主义革命，与历史上的保守主义革命完全不同。这种新型的保守主义革命认为自己需要进步、理性与科学，以便为自己的复辟活动进行辩护。它们为所有实践活动都制定了行为规范、理想的游戏规则，他们要让经济世界的游戏规则听任它固有的内在逻辑、也就是所谓市场法则的支配，这也就是说，弱肉强食的竞争法则的支配。”（注：皮埃尔·布尔迪厄《欧洲的工人，加入一个联盟》，载于德国2003年5月1日《法兰克福评论》第24版。）从这个意义上说，新保守主义也就是新自由主义，“他们的目标就是提高企业的利润率，他们期待着私有化能够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积累提供强大推动力，他们要复辟放任自流的资本主义，反对任何社会调控和政治调节。”（注：约阿吉姆·比朔夫、弗兰克·德佩、克劳斯·基斯克主编《新自由主义的终结》德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页。）
严格说来，新保守主义与新自由主义这两个概念还是有严格区别的。特别是在政治与社会文化领域。例如新保守主义虔诚地遵循传统基督教强调家庭、民族、种族的价值观念，而新自由主义对于包括私人生活、两性关系、家庭观念在内的个人权利采取了更为宽容自由的态度。在这方面，里根—撒切尔主义肯定属于前者而不是后者，在政治与社会文化领域，他们更多地吸收了传统保守主义的价值观念，特别是文化保守主义的观点。他们抱怨目前在中小学、高等院校、军队、教会、企业中昔日权威的丧失。传统道德观念例如克己、敬人、礼貌、勤勉、自律等美好品德都已荡然无存。人们面临的是一个颓废的世界，每个人都感到自己漂泊无根、庸俗不堪。自私自利的个人享乐主义到处都在无所顾忌地放纵发展，所有人都要求刻不容缓地满足自己的享乐要求。新保守主义者所批判的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正是他们经济上大力提倡的自由市场经济的结果。没有不断被刺激起来的消费需求，建立在自由竞争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就不会有生命力。正如德国学者米歇尔·瓦尔采尔讽刺的那样，新保守主义者一个膝盖跪下来向市场经济顶礼膜拜，另一个膝盖跪下来为被市场经济所吞噬的传统道德痛悼致哀。
至于在政治领域，新保守主义“在抬高资本主义市场调控经济生活作用的同时，绝对没有把它与争取、维护个人公民权利的热情投入结合起来。政治自由主义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中，长期以来，已经毫无意义”。（注：约阿吉姆·比朔夫《21世纪的资本主义》德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2页。）随着西方垄断资本的集中化，世界政治局势的不断右转，西方各国普遍出现了民主制度遭受侵蚀的危险。我们现在看到，美国小布什政府在反对恐怖主义的旗号下，在国内侵犯公民私人活动空间与个人权利，在国际上追求单边主义的霸权行径。这只能说是一种新保守主义。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与政治上的新保守主义相结合，或者说，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与政治上的新保守主义合二为一，这是当今西方国家中右政府（或者中右政党）的基本特征。就像现在的美国政府，一只手高举新自由主义旗帜，积极推进经济全球化，另一只手高举新保守主义旗帜，推行单边主义、霸权主义。进一步说，这是与西方跨国金融垄断资本的发展要求密切相关的。它们一方面要求继续推进经济自由化，使自己的利益能够渗透到迄今为止尚未进入（西方资本主导的）世界市场的国家与地区；另一方面，随着财富、资源、信息、技术、权力的垄断化与集中化，无论是在世界政治（国际政治）领域还是在国内政治领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都显示出集权专制的发展趋势。这是目前，特别是“9·11”事件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特点。
四、小结
我曾经把新自由主义称作资本主义的原教旨主义，它是要恢复最传统的资本主义教义。也有人说它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要把市场竞争法则推广到所有社会领域。文化教育、医疗保健等一系列本来不应该市场化的社会领域，现在也到处都在以盈利原则取代社会服务原则。国内很多人把批判新自由主义说成是批判市场经济、反对经济全球化，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我们批判的是把竞争极端化、把市场经济极端化的做法。新自由主义的本质就是恢复“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激烈竞争局面以及优胜劣汰、弱肉强食、胜者通吃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里根—撒切尔主义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私有化、自由化、放松控制（或者说，政府放弃经济管制）是实现经济全球化的前提条件，也是实现经济全球化的具体手段，它最终是为西方垄断资本的利益服务的。不应否认新自由主义在推动经济全球化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但是也不应忘记，从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中获取最大利益的是西方跨国公司。这种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另一个名称就是“华盛顿共识”。西方资本，特别是美国垄断资本控制下的一些国际经济组织是积极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活动主体。关于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消极后果，人们已经谈论了很多，西方国家以及世界范围内严重的贫富分化、在这种社会分化基础上的社会分裂、这种社会分裂对于民主制度的侵蚀以及世界范围内政治的向右倾斜，都是新自由主义政策所导致的后果。我们从最早接受新自由主义方案的南美国家的危机现状，从原苏联东欧地区休克疗法的失败，从墨西哥金融危机以及亚洲金融危机的经历都可以看到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消极后果。就是在美国国内，我们从近年的大型公司经济丑闻、全美停电事故包括遭受恐怖主义袭击的安全风险中，都可以看到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社会危害。德国社会学家乌尔利希·贝克在最近的一次演说中曾谈到美国航空安全部门私有化的后果。他说：“美国的易受伤害的特点很大一部分是由于它的政治哲学造成的：美国是一个被彻底新自由主义化的民族，他们不愿意为了公共安全而大笔花钱。最后，很早以前，人们就已经意识到，美国已经成为恐怖主义袭击的目标。但是，与欧洲不同，在美国，航空安全已经被私有化，也就是说，这种‘劳动岗位的奇迹’在于它是由那些流动性很高的打零工的就业者担任的，他们的工资甚至比快餐店的就业者还低，大约相当于1小时6美元。在公民国内安全体系中，担任核心警卫的人仅仅受过几个小时的培训，在这种快餐式的安全岗位上，每个人平均就业时间不超过6个月。在人们为了防御恐怖袭击而削减所有公民的人权，从而使得法制国家与民主遭受威胁以前，首先应该做的事情就是使航空安全实现国家组织化、专业化。这仅仅是许多例子中的一个。”贝克总结说：“总而言之，美国的新自由主义自我理解——一方面是国家的吝啬，另一方面是放松控制、自由化、私有化三位一体——这些都决定了美国易受恐怖袭击伤害的特点。随着这种认识的逐渐渗透，以往年代新自由主义在思想与行动中获得的霸权地位也开始被打破。从这个意义上说，纽约的可怕图景包含了一个尚且没有解密的信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可以由于新自由主义化而走向死亡。”（注：１２乌尔利希·贝克《哑口无言的失语状态——关于恐怖主义与战争》祖尔卡姆出版社2001年版第36、37页。）
新自由主义是反对社会主义的。所以，在西欧，民主社会主义本来可以在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斗争中发挥积极作用，很多社会民主党左派事实上也正在这样做。但是，我们看到，许多社会民主党领袖人物不断接受新自由主义观念，整个西欧社会民主党在新自由主义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西欧的莱茵资本主义模式也正在经受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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