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低迷时期我国城镇居民金融资产风险分析_金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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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我国金融市场效率与投资环境日趋改善，为获得有效资产配置，更多家庭将资金投资于金融市场。为应对外部经济环境变化，城镇居民会调整家庭金融资产结构。金融资产配置可聚集或分散社会金融风险，亦可反映居民对未来经济的预判。同时，家庭金融资产结构亦反映持有资产组合的差异，而不同资产组合结构所带来的风险和收益差别会影响家庭财富的增长方式、风险承担程度甚至融资能力[1]。城镇居民金融资产是在家庭中以各种金融产品形态存在的资产，其总量为一定时期内居民收入总额减去当期消费总额的余额。我国城镇居民金融资产种类有现金、银行储蓄、有价证券(国债、企业债券、股票等)、保险储蓄金等。所谓城镇居民金融资产结构就是居民对各类金融产品的选择与其比例。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城镇居民金融资产总量迅速增加，其结构亦不断发生变化，初步形成多元化趋势。

      自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以来，金融危机席卷全球。2015年，美联储加息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事件，影响深远。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2013年起，中国经济进入下行态势，2014年、2015年逐步下行，进入2016年，通胀压力依然未去，金融危机阴影又开始笼罩，央行终于停止加息采取宽松货币政策。2015年，股市杠杆过度、监管不力、恶意做空等导致股市风云。火爆的互联网金融不断创下融资新高。截至2015年年末，互联网金融领域已拥有超过222家公司和平台，161家投资机构对其进行支持，其融资资金至少有485亿元人民币。截至目前，还有部分平台未公布其投资机构和融资金额。其中，P2P行业仍是各路资金争抢的焦点，P2P网贷平台获得投资机构的融资额及次数非常多，远超过近5年之和。2015年，中国金融风云变幻，MMM互助金融平台、e租宝、泛亚事件、金赛银基金、“新四板”原始股骗局、贵金属现货交易等十大金融事件再次表明只出不进迹象是高危迹象，这些融资模式崩盘风险较大，而更多家庭涉及其中，悲剧上演，银监会等国家部委联合发布“风险预警”。由此可见，经济下行将导致我国城镇居民金融资产贬值风险，因此，本文从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角度出发，分析当前我国城镇家庭金融资产的特征及宏观、微观风险，更深层次地提出化解我国城镇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风险的思路。

      一、城镇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理论

      (一)国外研究

      西方国家金融业较为发达，家庭金融研究起步较早，资产选择理论名目繁多，主要分两大部分：资产选择原理和资产选择模型。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理论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希克斯(1935)在《关于货币简化的一个建议》中将货币看作是一种资产，通过边际效应描述人们的选择行为，来考察货币需求，并提出了资产两个参数：预期报酬和风险尺度。凯恩斯(1936)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流动性偏好理论，认为流动性资产是流动性最好的选择，并提出三大流动性动机：交易性、预防性和投机性，为资产配置理论的奠基石。弗里德曼(1956)提出货币需求理论函数，托宾提出“风险—收益法(the risk-return approach)”进一步发展了希克斯的资产选择理论，将资产从货币形态发展为证券与实务形态[3]。资产选择模型以马科维茨(1959)的投资组合模型(portfolio selection)为雏形，以证券市场为例提出投资组合的有效性主要取决于预期回报率和风险程度两大因素。研究结论为同等风险条件下选择收益最高的资产，即为有效投资，必须进行多样化投资减少风险，建立了边际有效模型。夏普等(1963)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即为资本市场均衡模型，提出在金融市场中如何确定潜在收益的证券价格和反映风险，并将资产风险分为系统性和非系统性，指出非系统性是可以消除的，系统性无法消除，成为现代金融学的奠基石。罗斯的资本资产套价模型(APT)在建立“一物一价法则”基础上，提出在一个竞争充分的市场中，相同产品一定会以相同的价格出售[4]。

      美国经济学家兹维·博迪等著的《金融学》一书中首次提出家庭在金融理论中亦占据重要地位，其中指出家庭在经济中面临的四种决策：储蓄、投资、融资和风险管理[5]。莫迪利安尼等(1954)提出了生命周期理论和弗里德曼提出持久收入理论，探讨居民如何在消费和储蓄之间进行家庭资源配置[6]。马斯洛提出了需求层次理论，将人的需求分为5个层次，并认为从低到高依次满足，该理论为家庭资产配置行为选择奠定了基础[7]。美国经济学家贝克尔在《家庭经济分析》中提出“家庭经济”概念，将家庭界定为生产主体，在家庭生产函数中将时间约束、消费效率和知识等家庭差异纳入选择理论[8]。埃德温·尼夫研究得出家庭更多地在追求更高收益的金融产品，而对于高风险的投资产品家庭似乎不在乎[9]。San roman研究指出，每个投资周期，投资者都面临两个抉择：一是如何在储蓄与消费间分配资源；二是如何配置金融资产中风险资产的比例[10]。

      (二)国内研究

      关于家庭金融资产研究，国内起步较晚，与国外研究相比差距比较大，这种状况与我国经济发展历程有关。

      强亚研究了环境影响家庭投资决策的重要因素，包括家庭微观环境(收入、情况、心理承受能力等)、社会宏观环境、国内外政治环境、金融市场环境、公司内部环境(所选金融产品公司)，指出这5个因素属于不可控因素[11]。易纲研究得出我国金融结构属于畸形，导致一系列不良后果[12]。柴效武提出金融是家庭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且指出家庭金融是很宽泛的概念，涉及范围较广[13]。黄家骅认为居民在投资资产的过程中面临3个问题：资产选择、资产组合及资产调整。资产选择与投资者偏好倾向和资产供给的性质特征有关，资产组合与机会成本、风险和收益有关，资产调整与各种市场及非市场因素有关。投资前、中、后对居民资产配置行为的研究构成了我国居民家庭资产选择理论[14]。陈国进等分析受财产总量、家庭风险、金融意识和发展约束的影响，我国家庭金融资产组合总量和结构有所变化，目前我国家庭金融资产呈现以风险性偏小的储蓄存款为主，其他金融资产为辅的多元化趋势[15]。徐梅等分析了经济周期波动对我国城镇居民金融资产结构的动态影响，得出不同经济运行期间，宏观经济指标对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结构的影响有所不同[16]。

      (三)标准普尔家庭资产象限图——家庭资产配置方式

      全球最具影响力的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Standard & Poor’s)，通过对全球10万个资产稳健增长的家庭进行走访调研，科学分析总结出一套被公认为是最合理稳健的家庭资产分配方式，即为“标准普尔家庭资产象限图”(见图1)。该图把家庭资产分成4个账户，4个账户作用与资金的投资渠道各异。其结论是只要拥有了象限中的4个账户，并且按象限中所设置的合理比例进行配置，就会使家庭资产得以长期、持续、稳健的增长。

      账户一：日常开销账户，满足基本生活所需资金，是家庭3～6个月的生活费，一般占家庭总资产的10%。一般存放活期存款，属于货币资金。该账户保障家庭短期开销、日常生活，如购买衣物、美容、旅游等都应从此账户中支出。该账户应是每个家庭都具有的，但该账户存在的问题是更多情况下资金占比过高，家庭在此账户花销过多，而影响其他账户资金。

      账户二：杠杆账户，属于保命资金，其目的是“以小博大”，发挥杠杆的功能，主要用于处理家庭中突发事件所引起的大额资金支出，一般占家庭资产的20%。该账户保障“专款专用”，在突发事件(如意外事故、重大疾病等)发生时，专用资金能够有效发挥其功能，保障有充足资金。该账户主要是购买意外伤害和重大疾病险，利用少的资金投入换取更大的收益，同时又不担时间风险，以小博大。平时该账户作用无法看出，但关键时刻，只有此账户资金可在家庭急需资金时，避免卖车卖房、股票低价套现或四处借钱的尴尬。若无该账户资金，家庭资产随时面临风险。

      账户三：投资收益账户，属于投资资金。一般占家庭资产的30%，为家庭创造收益。进行价值投资获取高回报率。该账户为家庭创造高收益，需家庭成员中具有专业投资知识，或聘请金融理财专家，赚取更多家庭财富，投资产品主要涉及股票、基金、房产、理财产品等。一般城镇居民家庭应该都有该账户。该账户关键在于金融产品的合理比例配置，使其低风险高收益，且无论获利与否不会影响家庭，所以才使其在投资过程中从容抉择。

      

      图1 标准普尔家庭资产象限图

      账户四：长期收益账户，即为保本升值资金，为保障家庭成员的养老金、子女教育金、信托金等，一般占家庭资产的40%。该账户资金是必需的，且属于提前准备的资金。由于不为追利，仅处于保本升值的目的，因此，首先必须保证本金不能损失，并可一定程度上抵御通胀，故其收益不一定高，属于稳健收益型，最为重要的是属于专属资金：一是不能随意取出使用；二是每年或每月有固定的资金进入该账户，才能积少成多；三是受法律保护，要和企业资产隔离，不能用于抵债。

      以上4个账户的关键在于其之间的平衡，若保命账户或保本升值账户资金空缺，表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不合理、不科学，需要对家庭资产进行重新合理的配置。

      二、城镇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特征

      西南财经大学与中国人民银行2014年发布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05年末，我国城镇居民金融资产中银行储蓄突破14万亿，人均储蓄余额占其金融资产的比例为88.7%。2006年，我国股权分置制度改革，居民家庭投资资本市场出现高涨态势。2013年，城镇居民家庭资产平均为247.60万元，金融资产为6.38万元，仅占总资产的5.24%，其中存款与货币市场为76%，股票为15%，基金为4%。2015年与2013年相比，我国家庭平均资产增幅为20.2%，金融资产增幅高达59.4%，其中股票增长92.5%，金融理财产品高至198.5%。安联集团《2014年全球财富报告》数据显示，自2007年以来，中国居民家庭金融总资产增加了一倍多，增量达到6.5万亿欧元，2013年中国居民家庭金融资产增长了近23%，增速远超亚洲区其他国家和地区。2015年报告数据显示，2014年末，我国居民家庭金融资产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中国个人家庭的负债增加率放缓至16.6%。因此，净金融资产的增加为22.8%。从国内外调查数据可以看出，我国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结构有很明显的特征，表现如下。

      (一)家庭总资产中金融资产总量占比整体较低

      21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显著成就，居民家庭收入稳中有增，家庭总资产不断增长，从以上统计数据可以看出，我国居民家庭金融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仅仅为5.24%，与经济发达体(如美国为37.9%)相比近乎8倍的差距。究其原因，一是国人的传统观念宁做房奴而不愿意租房；二是我国的房贷政策与贷款机制，使得房地产具有一定的杠杆效应，住房作为居民投资性需求成为准金融产品，导致我国居民家庭资产出现不合理的配置，更多居民的家庭资产以住房为主。截至目前，在我国向银行贷款购买住房的城镇家庭占13.94%，总贷款额为28.39万亿元，占家庭总债务的47%。其中，家庭还贷压力最重的户主年龄平均处于30～40岁之间，这个年龄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青壮年阶段，平均贷款总额远远超过其年收入，这也说明了我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的流动性比较弱，且没有更多的资金用于配置流动性强的金融资产。由此可见，住房贷款已成为我国城镇居民家庭的最大负担，占据家庭中绝大部分可支配收入，使得家庭总资产中金融资产总量占比较低，而非金融资产比重过大。

      (二)居民低收益资产——储蓄存款在家庭资产中的占比过高

      我国家庭金融资产占比为76%，远高于美国等金融市场发达国家的17%。从宏观层面来看，根据凯恩斯的货币需求理论可知，我国居民的交易性需求和谨慎性需求过高，一方面表现为家庭收入不高，另一方面表现为我国卫生医疗、教育住房等社保体系不甚完善，从而导致其在投资性需求方面的需求较低。从微观层面表现为我国金融市场发展时间较短，居民的金融知识匮乏，投资意识不足。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社会保障的不断提高，居民金融知识的不断增加以及投资意识加强，我国居民资产配置中的高收益金融资产比例必然会不断上升，市场上也必然会出现多样化的高收益金融产品。

      (三)投资性金融资产配置不合理，其中股票资产比重过大

      调查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金融资产主要源自于风险资产的增长，品种主要是各种金融理财产品与股票，其中股票资产占18%，居金融资产的第二位，基金占10%，各种信用类产品占9%。如此强劲增长其中原因是城镇居民对资产收益的意识更加强烈，银行存款不断被客户提取，将其投资于股票、基金和理财账户，成为中国股市短期繁荣的“助推器”。还可以看出，家庭金融资产中风险较低的其他金融产品低于A股投资比例，该状况首先体现在我国城镇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中，低风险固定收益金融产品比例偏低，而高风险的股票市场比例偏高，反映了我国城镇居民金融资产投资的盲目性和随机性，由于缺乏金融理财意识，忽视高风险而追求高利润，从而导致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不合理。其次，也体现出当前我国金融市场中产品除了股票以外，各类金融产品与金融衍生产品如债券、外汇、期货等，不是门槛高就是种类太少，不适合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

      三、城镇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风险分析

      对当前我国城镇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风险分析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即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

      (一)微观层面风险

      马斯洛需求理论把需求分成生理需求(physiological needs)、安全需求(safety needs)、爱和归属感(love and belonging)、尊重(esteem)和自我实现(self-actualization)五类[7]，从低到高依次满足排列。本文在此理论基础上，结合国情，将我国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的风险分为四大类型。

      1.生理需求

      家庭对金融资产的生理性需求对应于日常生活开支的金融需求，主要应用于日常生活支出，属于刚性需求，以现金、银行储蓄存款为主，不包括保险储蓄。因此这部分金融资产风险性较小，除非出现银行或者第三方支付企业倒闭。从2013年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中国金融稳定报告》可以看出，国家允许银行破产倒闭，所以一旦银行破产，将由存款保险就够进行赔偿，且有一定的限额。所以未来对家庭金融资产的生理性需求依然存在一定的风险，也就需要居民转变观念，转变储蓄方式。

      2.安全性需求

      安全性需求主要体现在家庭未来养老金(企业或国家提供+自己通过储蓄积累)、家庭健康保险等方面的需求，其属于流动性较低、收益性较高(高于通货膨胀率)、风险性较低的资产，尤其是前两者主要面临通货膨胀方面的风险。1997年，我国统一企业养老金保险制度，形成多层次具有中国特色的养老保险制度，主要由个人账户和社会统筹组成，个人账户是完全积累，社会统筹是现收现付，将两个不同性质的制度合并，实行“混同管理”，留下了制度上的隐患。另一方面采取企业年金制，发展缓慢，未取得成效。根据之前我国的养老金管理方式，该部分资产属于通胀风险。近几年，我国经济增速放缓，仍连续较大幅度调整基本养老金，远远跑赢了CPI和GDP。但目前随着我国养老金管理制度的不断改革，该资产的风险呈多元化趋势。2014年，中国养老金高峰论坛中，与会专家提出未来我国养老金投资多元化的建议，养老金多元化的投资就意味着多元化的风险产生。

      3.爱和归属感

      爱和归属感分别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爱对于家庭资产需求体现在赡养老人、子女抚养和教育，属于家庭常用备用金，以家庭理财方式体现，其风险一般较低。家庭理财产品多以周期短、收益客观、回收安全为主，该类金融资产多发行于传统商业银行，传统商业银行相对而言风险较小，因为其有雄厚或较为雄厚的资金做支撑，再者产品周期短，投资者对该产品风险的反应较为迅速。二是归属感对于不动产方面的需求，在国内购置不动产对于家庭归属感而言十分重要，充分反映了该家庭能否融入当地主流社会，不动产的价格和位置决定其归属感程度。自2014年以来，多家房企朝着互联网金融方向转型，2015年，绿地集团联合蚂蚁金服和平安陆金所发布首款互联网房地产金融产品，推出互联网金融平台“绿地地产宝”。从去库存的角度来看，金融机构未来会不断丰富房地产金融产品种类，来激励家庭购房。该部分资产风险主要取决于宏观经济形势，以及不动产所在城市的经济发展预期。

      4.自我实现

      自我实现主要体现在家庭高收益金融资产追求，如股票投资、P2P金融资产以及民间借贷等高收益资产，其风险取决于宏观经济环境变化(如经济增长、国家政策等)、微观层面金融知识拥有程度和识别风险所需机会成本。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金融业多元化发展的需要，我国民间金融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同时亦存在隐形风险，而其资金来源主要是居民储蓄。高利率吸引居民将闲置资金存在民间金融机构，后期部分地区民间金融机构跑路潮，使得居民储蓄资金荡然无存。2014年和2015年，我国股市风云变幻，更多家庭投资者为了实现自我价值，玩金融杠杆，参与融资融券等金融衍生品工具的投资，甚至以房抵押贷款投资股票，最后倾家荡产。总之，收益越高，风险越高，其风险对于家庭金融资产风险而言影响越来越大。

      (二)宏观经济风险分析

      2016年，经济下行中我国经济仍处于三重断裂带之中，面临多重风险：增长断层下的动力继续缺失，信用风险快速积累，改革断层下的金融改革不协调，流动性宽松边际趋弱，全球化断层下的美联储加息的潜在影响以及地缘政治危机。

      1.传统增长动力的继续缺失

      三重断裂带首先是发展的断裂带，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产生的“三期叠加”，所导致的结果就是传统的增长动力(经济高速增长)已逐渐减弱，等待下一个经济新增长点形成。在动力切换被完成之前，就会出现不断下滑的经济趋势与风险因素逐步释放所带来的不稳定性。因此，第一个风险来自传统增长动力的继续缺失。从大的经济周期来看，当前中国处于经济转型拐点，未来一段时间宏观经济的显著特征是协调改革与稳增长的关系，也就是如何适应经济新常态。当前的经济数据已处于过去五年乃至十几年来的低谷。传统“三驾马车”均处于下行趋势中，投资、消费等数据持续下行，尤其房地产投资已收缩，出口数据也连续出现负增长。

      2.信用风险的累积

      在供给结构调整过程中，加快过剩产能去产能以及房地产去库存，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实体经济乃至金融体系的稳定。2015年以来，多起信用事件接连暴发，已预示着信用风险在持续积累。如果2016年供给侧改革的执行力度较大，决策层打破和清理“僵尸企业”的决心较强，债券违约或将呈常态化。虽然短期内这些信用事件更多是个案，可是一旦量变引发质变，叠加上地方性融资平台的违约风险、区域性房地产泡沫的自我毁灭，再加上金融体系的坏账损失，尤其是近年来兴起的影子银行产生的隐形风险，可能就会带来金融系统的震动。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地方政府和国企的债务问题。因此，第二个断裂带是来自于信用风险的积累。

      3.改革断层下的金融改革不协调

      所谓改革的断裂带，就经济整体而言改革是慢变量，而经济增长是快变量。其中，改革自身也有快慢变量之分，这种快慢变量的存在会导致改革各要素间未必都能形成有效配合即为断裂处。同时，内部不相衔接的错层也自然会形成。在错综复杂的改革断裂地带，各种矛盾和风险会应运而生，充分地暴露。因此，第三个风险来自于金融改革推进不协调带来的冲击。金融改革是经济体系中最为复杂的改革，但近两年来，我国金融改革成为倒逼其他改革的最快变量。

      金融改革的快变量，仅从原来一致的单向预期而言是有利的，但也会对未来产生更大的不确定。配套改革推进未能跟上反而可能使得风险得以放大，使得劣币驱逐良币。对于资本市场而言，包括推进注册制改革、发展直接融资等改革，从长远来看都是有利于经济运行的必行之举，但如果未能把握好改革节奏和配套监管，可能并不能阻止资金继续脱实向虚。金融监管去杠杆的意图与资本逐利的杠杆天性相互交错。2015年资金推动的杠杆牛市的崩塌，很难说未来不会再重演。资金供给层面，居民大类资产配置仍将继续向权益类资产转移，但监管层对杠杆的严格限制将使得该速度得到减缓[17]。

      4.货币政策的边际宽松空间缩小

      2015年，货币、财政政策宽松力度均超过以往。从2014年11月开始，央行货币政策从定向宽松转向全面宽松，已经历了6次降息和4次降准。2015年以来，银行投放的信贷规模已超2009年，截至10月份新增人民币信贷约10.4万亿元。同时，通过国家开发银行专项债投入3万亿～4万亿元。社会融资增速的12个月移动平均差在扩大。正是在这种超强宽松力度下，实体经济的融资利率终于出现趋势性下行，银行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已基本回到2010年的水平。但2015年总体上是通缩风险不断加大。2016年面临的仍是通缩风险。2016年流动性宽松的边际空间将小于2015年。利率市场化持续推进下，无风险利率下行的空间已较小。而人民币汇率贬值的预期也可能会成为最大的风险之一。

      5.美联储加息的潜在影响以及地缘政治危机

      这是对我国乃至全球家庭金融资产受到影响的另一威胁，其实质是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为了自己的经济发展将经济和政治危机向中国等新兴国家转嫁。由于我国经济中的外贸依存度较高，导致其有可能对我国出口增长造成影响[17]。2015年，美联储加息的尘埃落定，全球流动性再分配会受其影响。美元升值进一步增加了新兴市场货币贬值压力，主要是资本外逃压力加大，资金避险所致。同时，强化的美元将抑制大宗商品价格的反弹。可以看出，2016年来自资源国的风险更大，金融危机有可能爆发。

      四、城镇居民金融资产风险化解路径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从个人、银行及监管部门3个层面分析，提出化解风险的路径如下。

      (一)个人方面：树立理性的风险意识和投资理念

      国外学者Christian Gollier研究得出，当居民对股市了解程度越深，对金融市场的参与可能性就越大，同时投资方式也更倾向于分散化[18]。作为居民家庭资产投资的执行者，首先，应该学习和掌握金融方面的专业知识，了解各种金融产品的投资收益，并树立起金融风险意识。当前我国金融知识并不普及，比如股票，更多的市场参与者对股票的基本面分析、技术分析等并不见得熟练掌握。再如基金，多数投资者认为基金是无风险的金融产品，由于其金融知识的缺乏，被误导进入基金市场，最后该金融资产成为负增长。其次，做到理性投资，在整个投资过程中做到投资前、中、后理性的进行金融产品的选择，绝不盲目跟风。基于羊群效应，在我国人们都有从众心理，非理性的选择金融产品、非理性的操作、非理性的对其进行处理，并未实现风险的分散、降低，而是加重了风险的积累。当前我国处于经济增速下行期，金融资产面对贬值的压力，更多的家庭资产操作者会因为金融专业水平较低，在面对复杂的金融市场以及多样化的金融产品时，学习能力较弱，因而对风险厌恶程度更高，投资金融市场可能性以及投资金融市场的深度更低，所以他们无法承担该风险，故学习金融知识，了解金融风险，树立理性投资观念首当其冲。

      (二)金融机构——商业银行：加强多元化金融产品的设计

      相对而言，目前在我国金融风险较小的产品应是以商业银行发行的为主。在经济下行过程中，家庭金融资产投资应是以风险最小化为原则，故建议投资者尽量选择投资商业银行发行的金融产品。我国商业银行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更应该积极增加多样化金融产品设计，来满足当前家庭投资者的金融产品需求，增强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的深度。由于近两年来我国金融市场恶意事件频现，更多的投资者不信任银行以外的融资机构，而青睐于短期固定收益的金融理财产品。由于其产品单一，投资者对该产品的偏好有其时效性，加之，对投资可能损失的规避性很强，故要求商业银行，在家庭金融产品设计中加入多元化元素，多元化元素包括产品种类、发行时间、对应的风险偏好者等。最终从家庭金融资产设计发行源头达到分散风险、降低风险的目的。

      (三)政府监管机构：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应协调好宏观审慎监管

      所谓宏观审慎监管即为防范金融行业内外关联可能导致的系统性风险，且关注金融系统在当前经济下行过程中的风险积累，达到有效管理金融体系风险，来维系金融体系安全和稳定。其中以防范系统性风险为其根本目标。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后，我国学术界提出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构建，似乎不是那么紧迫。监管部门逐步建立起我国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但并未完全去执行。但从2014年、2015年国内十大金融事件和近几年民间金融跑路等事件看，更多家庭深陷其中，损失惨重，从中可以看出，建立宏观审慎监管管理框架，建立和健全系统性风险的指标体系和监测预警机制必须落到实处。银行业是我国金融体系的主导产业，故银监会首当其冲，成为我国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实践的先行者，近年来，其在监管过程中取得了积极的进展，但在监管过程中并未真正去落实。比如个别商业银行与保险公司联合发行金融理财产品，以高回报为名诱导投资者去购买，而投资者对银行的信任误认为该产品是银行发行的，实际上购买的是保险而非完全意义上的银行理财产品。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成熟和繁荣，债券市场监管卓有成就。2015年我国股市风云变换，在经济下行中，如履薄冰，其更应将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效应结合，促进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的宏观整体稳定。保监会在保险市场宏观审慎监管方面，也略有一定安排，但仅仅是杯水车薪。总之，“三会”应有机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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