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党论文,中国论文,特色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不同于西方的多党制，也有别于前苏联长期实行的一党制，是对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重大发展和宝贵贡献。尽管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民主建设的发展，我国的政党制度有必要进一步完善，但决不能否定和取消这一制度。要认真吸取前苏联实行“政治多元化”导致苏共瓦解、社会主义演变的沉痛教训，坚持我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动摇。
一、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是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突出特点和优势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在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长期斗争中建立的，并在民主建国、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中得到巩固、发展和完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唯一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政党体制。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1]邓小平同志在1979年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也肯定了各民主党派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党的十三大进一步强调，要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协商制度，进一步发挥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邓小平同志还指出，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看政局是否稳定；第二看是否能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看生产力是否得到持续发展。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团结合作，互相监督，共同致力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保证了我国政局的稳定、增进了人民的团结，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坚持和完善这项制度，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对巩固扩大爱国统一战线，发挥社会主义民主，促进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实现党和国家的总任务具有重要意义。
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也是这一制度的突出特点和优势。它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或两党制，也有别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一党制。它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与建设实际相结合的一个创造，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执政党。各民主党派是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同中共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亲密友党，是参政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是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合作的基本方针。中共长期处于执政党的地位，又肩负历史重任，非常需要听到各种意见和批评，接受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各民主党派是反映人民群众意见、发挥监督作用的一条重要渠道，充分发挥和加强民主党派参政和监督的作用，对加强和改善共产党的领导、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保持国家长治久安、促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民主党派参政的基本特点是：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执行。发挥民主党派监督作用的总原则是：在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发扬民主，广开言路，鼓励和支持民主党派与无党派人士对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各项工作提出意见、批评、建议，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并且勇于坚持正确的意见。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活动准则，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民主党派享有宪法规定的权利和义务范围内的政治自由、组织独立和法律地位平等。中共支持民主党派独立自主地处理自己内部事务，帮助他们改善工作条件，支持他们开展各项活动，维护本组织成员及其所联系群众的合法利益和合理要求。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中共和民主党派之间合作与协商的各项具体制度也将不断完善。
在新的历史时期，民主党派的作用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政治协商就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通过人民政协及其他途径与各民主党派共同商讨国家大事，并就重大决策征求意见；各民主党派提出自己的观点、看法、建议，供执政党参考。政治协商是议政，从广义来讲也是一种参政形式。民主党派也是广义上的参政党。然而，这并不等于说，它们是执政党。因为，政治学上所指的执政党，有着特定的含义和范畴，和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讲的参政议政，即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在内涵和外延上都不完全一样。在现代西方国家，如从执政与否划分，政党大体分为执政党和在野党，而在多党联合政府中居于次要、少数、非主导地位的党又称为参政党。我国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不同于西方两党轮流执政、或多党联合执政的制度，各民主党派不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敌，而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民主协商的兄弟党。但是，也应当肯定，按照传统的、习惯的分法，我国的民主党派不是执政党。民主党派中的某些人担任人大代表、常委、副委员长和政府职务，都是以个人身份，而不是代表某个民主党派。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使民主党派人士在人大中担任职务，也不能说他们所加入的那个民主党派就是执政党。从现实情况来看，民主党派的地位是非常明确的，就是参政党，在这一点上含糊其词，会削弱它们作为参政党的民主协商和民主监督的作用。
二、政治体制改革和政党体制的完善不能照搬西方的多党制
众所周知，为了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继续深入和国民经济的稳步发展，为了促进人民民主和社会进步，应当积极稳妥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完善我国现行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但这决不意味着要从根本上取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彻底改变我国的政党制度、代之以西方的多党制。不顾社会主义中国的国情，盲目崇拜和鼓吹西方多党制只能造成人们思想混乱、破坏安定团结的局面，最终将影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实践证明，我国现行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党体制，反映了我国历史的和现实的阶级力量和政治力量的基本状况，也反映了各民主党派的共同愿望，是唯一符合我国国情的政党体制。西方现行的政党体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历史演进、社会变迁、阶级斗争的产物，是由其社会形态、政治制度、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的传统与特点决定的，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
第一，西方多党制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而我们需要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西方多党制作为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阶级，挣脱专制枷锁，保障自己民主权利的工具，起过积极的作用。但从其建立之日起，就打上了资产阶级的鲜明烙印。所谓两党制，最初无非是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和代表封建残余势力、保皇派利益的政党之间的较量。现在轮流上台执政的政党，只不过代表着不同集团的利益，或以不同方式、不同手段，不同策略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管理资本主义国家而已。
恩格斯在为《法兰西内战》1891年单行本所写的导言中就批判了资产阶级议会制，揭露了两党轮流执政的阶级实质。他说：“正是在美国，同在任何其他国家相比，‘政治家们’都构成国民中一个更为特殊的和更加富有权势的部分。在这个国家里，轮流执政的两大政党中的每一个政党，又是由这样一些人操纵的，这些人把政治变成一种生意，拿联邦国会和各州议会的议席来投机牟利，或是以替本党鼓动为生，在本党胜利后取得职位作为报酬。……然而我们在那里却看到两大帮政治投机家，他们轮流执掌政权，以最肮脏的手段用之于最肮脏的目的，而国民却无力对付这两大政客集团，这些人表面上是替国民服务，实际上却是对国民进行统治和掠夺。”[2]这正是资本主义国家政党制度的阶级实质的生动写照。
为什么西方各国在推翻了封建阶级的统治之后，没有建立一党制，而形成两党或多党轮流执政的局面呢？这是由资产阶级革命及资本主义的特点决定的。首先，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不彻底，带来很大的局限性，致使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封建残余势力在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仍有影响，以至它的政治代表能够利用新的政治制度组成实力雄厚的保皇党与资产阶级共和党分庭抗礼，争夺组阁权。其次，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特征决定了它政治上需要多元化统治。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资本家不仅在经济上展开残酷的竞争，而且在政治上进行激烈的角逐。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特点和资产阶级内部各阶层、各集团之间的利害冲突，使资产阶级不可能组成统一的代表整个阶级利益的政党。因此，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形成两党制或多党制。再次，无产阶级力量壮大，工人运动蓬勃发展，建立了自己的政党，并经过长期斗争争得普选权，其代表进入议会、乃至政府，使资本主义社会和政党结构进一步多元化。当然，资本主义国家的性质并没有因此发生变化。
同时，资本主义各国的政党制度也不完全一样，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模式。例如，英国是典型的两党制，除保守党和工党外，其他政党很难组阁；而法国由于历史上大工业不发达，城市中小资产阶级力量比较强大，以及比例代表制的投票制度，在政治上一直没有形成英国式两大政党制。又如，美国不仅没有诸如意大利和法国那样的共产党，而且没有诸如英国那样的工党，一直是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大资产阶级政党轮流执政。再如，日本虽然有自民党、社会党和共产党等多党存在，但50年代中期以来的几十年都是自民党执政，形成了自民党一党单独掌权、党内各个派别根据实力的增减而轮流执政的局面。
总而言之，西方各国的多党制是由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治、社会阶级结构决定的，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产物，并不是某些政治家、革命家和革新者人为制造出来的。不言而喻，在完全不同的国度里，盲目照搬这种政党制度，企图人为地造出一个多党制的局面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冷战结束之后，西方大国别有用心在发展中国家到处兜售西方的议会民主和多党制，而一些发展中国家也随波逐流，热衷照搬西方模式，于是全球掀起所谓民主的“第三波”。但结果又怎样呢？不仅没有给这些国家带来民主、繁荣、稳定，反而导致那里的动荡、混乱、危机。
第二，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和政党政治具有时代的和阶级的局限性，而且正日趋衰落。政党政治同君主政治一样，都是阶级社会的产物，都代表一定阶级和阶层的利益。众所周知，任何社会的上层建设都是由其经济基础决定的，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君主政治和政党政治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也与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密切相关。君主政治是在农业社会的小生产方式条件下产生的，与奴隶主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统治相适应。而政党政治则是工业社会大机器工业的产物，反映了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为其政治统治服务，并成为这种统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形式。这一点从西方各国政党形成的历史可以看得很清楚。但是，长期以来，多数西方的政治学家一直讳言西方政党的阶级属性，宣扬政党的超阶级性和“民主性”、“国民性”。其目的无非是掩饰资产阶级政党对国家的统治，为其披上民主政权的漂亮外衣。
战后，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兴起和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阶级结构发生很大变化，从而迫使资产阶级政党从社会中下层中吸收党员。同时，社会党和共产党这些一向以工人和下层人民为主体的政党也转向中间阶级发展党员。这样，各阶级政党成员均出现多元化的趋向，有关政党超阶级性的幌子就更有迷惑性。然而，不难看出，政党成员的多元化并没有改变政党的根本阶级属性。正因为如此，政党政治必然带有种种难以克服的弊端。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金权政治。即垄断财团利用金钱操纵政党，左右选举、影响议会的立法程序、干预政府的组建和动作。在金权政治下，政党难免变成金钱的奴隶和任垄断财团摆布的魁儡。政治丑闻、贪污腐败接连不断，深深困扰着西方政党。政党的威信、政党政治的吸引力和影响力急剧下降。不少人甚至对政党政治失去信心和信任感。其次，政党的领导大权由少数领袖、党魁把持，政党政治日益脱离民众，变成职业政客玩弄权术、飞黄腾达的工具。政党政治本来是一种间接的民主形式。也就是说，政党应当代表民众的权益，为民众服务，成为民众的政治代理人。但由于它们脱离民众，所以也就起不到这种代表和代理人的作用。这样，民众对政党政治失去了兴趣。其具体表现，一是，党员人数相对下降，后继乏人。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广大青年人普遍不关心政党政治，表现出明显的“政治冷漠”。二是，投票率大幅度下降。民众对金权政治和垄断财团操纵选举日益不满，不参加投票。他们感到政党政治不过是这批政客或那批政客，即这些垄断财团或那些垄断财团的政治代理人轮流上台执政，与广大民众没有多大关系。除此之外，政党内部派别林立，彼此钩心斗角，争权夺利、尔虞我诈，政党越来越难以形成统一的意志和力量。各派系均把自身私利置于全党的利益之上，对公共事务和民众利益更是漠不关心。随着人们对政党政治的厌倦和失望，利益集团、院外活动便随之迅速崛起。政党派系和社会利益集团相互结合，逐渐取代政党的统治地位，成为社会生活的主宰。政党反而成为“利益集团”的工具。正如赫伯斯所说：“现在的情况是许多人已经不想通过共和党和民主党之争来实现他们的目标”。[3]政党的控制力、政党政治的影响力每况愈下，已引起普遍关注和忧虑。美国学者乔西亚·H·桑德曼说：“政党的衰落说明一个比我们最初的看法还要严重的问题。在产生对政党信任危机的同时，公众对我们的‘统治制度’也报以不信任的态度。这反过来又损害了我们的政治领导人的管理才能。进而言之，政党已苦于不能‘将公众期望变为公共政策’。这又加深了许多人对我们政治制度已有的‘消极现象’。政党制度近几十年的衰落还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在危机时期，政党是否依然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强大支柱’。从内战到大萧条时期的政党，在国家危难和面临挑战时，都为政治稳定和有效的统治作出过贡献。而近年来政党制度的软弱无力状态使人怀疑这个制度能否继续发挥这个作用”。[4]美国学者安东尼·M·奥勒姆也持同样观点，不过他的话更为直接了当。他认为：“像所有的机器一样，政党也开始显示出锈蚀的迹象。这表明，现今的政党形式可能不再是一种可行的社会和政治制度了。”[5]约翰·奈斯比特在预测未来社会发展时也是直言不讳：“两党制已经死亡，因为人们已经不想要它。”[3]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要盲目照搬这种制度呢？
第三，不同国情应当实行不同的政党制度。如上所述，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和政党政治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产物，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工具，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当然不能照搬。即使在那里行之有效的制度和措施，在其他社会制度的国家就不一定行得通。各国的政党制度和政党政治又都是各个国家具体国情的产物，同属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政治文化、历史传统不一样，其政党制度和政党政治的具体形式也不完全一样，没有一个统一的、固定的、到处都适用的模式。把美国的模式照搬到日本和西欧国家显然不行，同样把日本或西欧国家的模式移植到美国也不行。在西方各国中，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政党制度和政党政治是完全照搬其他国家的。同属于一种社会制度的国家尚且如此，那么对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来说，就更不能强加或照搬某种政党制度了。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究竟实行什么样的政党制度，还需要那里的人民根据本国国情进行长期的探索和反复的实践，任何大国都不能越俎代庖，替他们作出抉择。既然如此，一些西方大国的政治家们又有什么理由把本国政党制度和政党政治强加于世界各国，并将其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民主制度的唯一尺度呢？而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那些已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又有什么理由盲目崇拜、大肆宣扬和全盘照搬这种政党制度和政党政治呢？历史经验告诉人们，当代西方政党制度和政党政治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是近200年来经济发展、社会繁衍和政治变革的结果，并非人们主观臆造出来的。今天，某些西方大国的领导人和政客不顾起码的历史常识把自己国家的政党制度和政党政治当作唯一的，最好的模式强加于各国，这种做法显然是错误和行不通的。而发展中国家的一些政治家和学者不顾本国国情，企图跨越时空机械地模仿这种政党制度和政党政治，无疑也是错误的。
第四，中国不存在实行西方多党制的社会基础和现实条件。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确立，我国的社会阶级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作为阶级已经被消灭，全国各民族人民，除了极少数敌对分子，都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根本不存在其他任何党派和团体上台执政、同共产党轮流组阁的社会基础。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深化，社会结构和阶层出现了一些变化，人们的收入差距扩大，利益、要求和生活方式逐渐多样化。这无疑都需要我们加以认真对待和解决。然而，这并不能说明中国已经出现西方多党制赖以生存的阶级、阶层和社会基础，更不能说明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已不适应这一变化而必须由西方多党制所取代。
中国共产党既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与爱戴，也得到各民主党派的信任。各民主党派心悦诚服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这种崇高的地位和特有的凝聚力量是任何其他党派都代替不了的。中国这种政党结构也是任何力量改变不了的。在中国既不存在实行西方多党制或日本式一党掌权、党内各派轮流执政的客观基础，也不存在实行这种政党体制的主观愿望。少数人脱离中国国情、主张照搬西方多党制，并不代表广大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的愿望。中国的政党制度与西方国家的政党制度有着本质的不同：在资本主义国家，上台执政的资产阶级政党只能代表本阶级和某些垄断资本集团的利益；而中国共产党则代表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意愿，因而它的政策能够兼顾社会各界的要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制度不仅反映了社会主义社会中人民群众利益的一致性，而且也反映了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在政治上的协商性。
三、搞“政治多元化”和西方多党制必然重蹈苏东的覆辙
在社会主义国家，推行“政治多元化”的结果，必然导致多党制。其要害与实质是否定和取消共产党的领导，而决不是为了发扬民主和改善党的领导。这是苏东剧变的一个深刻教训。当时苏联东欧国内外敌对势力提出“政治多元化”，就是要否定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权和执政地位。而共产党的领导人和理论家非但不进行坚决抵制和反对，反而认为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就是“党治国家”、“政治垄断”，与建立“法制国家”的目标相悖。因而一再声明，党“不想享有垄断权”，“不谋求单独掌权”。并明确表示，在宪法中规定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与“政治多元化”的原则毫不相容，党既然“接受了多元体制就必须放弃权力垄断”。他们不仅在党纲中不再提党的领导作用和核心作用，而且主动建议修改或接受反对派提出的取消宪法中关于共产党领导地位的条款。他们的理由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着不同社会阶层和社会利益集团，所以要有能在政治上代表它们的包括政党在内的各种政治团体；既然代表不同社会利益集团的多党是不可避免的、那就应当实行各党一律平等、自由竞争的多党制，否则，就会因缺少这样的民主监督机制而造成“政治垄断”。这种理论貌似有理，实际上是完全错误的。首先应当肯定，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政治方向是一致的。这个大前提决定了人民内部各阶层、社会集团由于利益差异而引起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完全可以按着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妥善地加以协调和解决。其次也应当承认，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确存在着不同的社会阶层和社会集团，它们的利益也有所不同，需要通过一定的组织来反映这些不同的利益；在人民内部也的确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矛盾，需要通过一定的形式加以解决。事实上，通过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各级党、人大、政府、政协等多种渠道完全可以反映各种不同的利益和要求，在此基础上形成党和政府的相关方针政策，使问题得到很好的解决。特别是作为“三个代表”的共产党，能够根据人民的长远利益和现实利益、全局利益和局部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正确原则，调整和解决人民内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根本不需要用西方多党制的办法，靠什么政治反对派来代表和维护某个阶层的利益。因此，在社会主义国家存在不同社会阶层和利益要求就必须建立多党制的政治逻辑是站不住脚的。苏东剧变充分说明，推行“政治多元化”、多党制必然导致共产党下台、资产阶级政党上台和政治制度演变。布热津斯基在《大失败》中说得明白：多元化“有助于使持不同政见者逐渐成为真正的政治反对派。到一定时候，他们就会要求进行和平移交权力的谈判”，一个多元化的“独立的民众社会的出现，就等于社会从共产党统治下最终解放出来的开端，”误以为多党制会有助于发扬民主的人，难道从中还不足以悟出多党制的“真谛”吗！
有人或许提出这样的问题：能否建立一个各党不对立的平等的自由竞争的多党制，即“相对和谐”的多党制。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现代政党制度，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都是一个国家内的政党通过一定的形式和途径代表着一定阶级的利益去争取掌握或维护已有的国家权力。在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政党同无产阶级政党所代表的阶级利益根本对立，奋斗目标相左，二者无法“和谐”。就是在资产阶级政党之间，为争夺各自代表的垄断集团的利益，也是尔虞我诈，互相拆台，互相倾轧，谈不到“和谐”。在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不承认共产党的领导权和执政地位，不赞成社会主义的政治纲领，那么，“和谐”的多党制以怎能建立起来！如果这种“和谐”的多党制是指在承认共产党领导、拥护社会主义的前提下的多党合作制度，那又何必非要混淆界限，膜拜西方，套用一个具有西方特定含义的多党制概念呢！总之，“和谐”的多党制，实际上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一种幻想。从本质上看，它不过是西方多党制的又一说法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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