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权与国际关系：理论、逻辑及有关争论——记《霸权的兴衰》书评研讨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霸权论文,国际关系论文,兴衰论文,研讨会论文,书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8年8月4日至5日， 由《中国书评》学术编辑委员会组织召开的《霸权的兴衰》（刘靖华著，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以下简称《兴衰》）书评研讨会在北京西山举行。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外交学院、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天则经济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中国书评》编辑部的十余位学者参加了会议。
在《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和《中国书评》主编邓正来先生主持下，书评研讨会遵照《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和《中国书评》一贯坚持的规则和程序进行，所有与会者积极参与，对《兴衰》一书的研究进路、学术意义及其缺陷和不足作出了中肯的评述，对国家理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对相关国际关系问题的学术研究和知识生产以及学科间沟通问题展开了讨论。经由与会者的共同努力，会议开得坦诚、热烈、紧张而高效，切实达到以批评检讨、交流对话的方式提升学术研究和推动知识增长的原初设想。现将本次书评研讨会的主要内容和观点综述如下：
《霸权的兴衰》：别树一帜的学术成果
霸权问题是近十几年来国际关系学界一个得到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的论题。参与相关讨论的主要是西方学者，中国大陆学者也在一定程度上介入了有关论争。然而，这些学者大都对有关霸权问题的讨论及其学术意见抱着严重质疑和批判的态度，力图追究其间的意识形态内涵，研究霸权问题的专著并不多见，从纯粹学理角度切入研究者就更为鲜见。相对而言，刘靖华先生所著《霸权的兴衰》就别树一帜，特别引人注目。
刘靖华先生此书的基本思路是，试图把霸权所涉及的相关问题建立在一种特定的思想体系和知识背景即新现实主义之上，经由新现实主义的经典假定，尝试运用经济学和博弈论的研究方法建立分析框架，从而以“科学”的方式思考国际政治；同时，力图对西方一些国际关系理论如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相互依存理论、霸权周期理论、“民主和平论”、“文明冲突论”、“全球化”、“历史终结论”等进行考察和检讨，评述其间与霸权相涉的问题，进而对霸权问题作出自己的分辨和论说，并尝试提出若干具有策论性质的建议。按照刘先生自己的看法，《兴衰》一书尝试在三个方面作出贡献：一是尝试用一种较为复合的方法思索问题，用相对完整的逻辑体系达成解释；二是说明霸权是一种与支配、控制、领导相联系的力量，能够对国际行为体构成影响，使其他国家改变或部分改变行为，而制度则对霸权构成一定的影响；三是用新现实主义的分析框架进一步解释现实问题，包括亚洲和中国的发展战略等等，从中得出某些有益的发现。
对于刘靖华先生所作这一努力，与会者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与会者认为，《兴衰》是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表现了作者对于学术知识的真诚追求，特别是其中对于极具现实意义的霸权的问题的探讨，有助于加深大陆国际关系学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而对西方近二十年来国际关系理论主要学说的评介也于把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提升到较高的层次不无助益。与会者还普遍感到，相对于中国社会科学其他学科而言，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学科的基础薄弱、发展迟缓，同时，又由于其题域过于贴近国家行为和政府政策，学科自身的服务性功能过于突显而较少独立的学术品格，因而《兴衰》的出版及其对于理性思考的追求，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中国学人之为学人的学术关怀以及在此支配下所进行的学术努力。
霸权理论问题相关争论
世上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学术理论上的尝试更会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欠缺和不足。在严格的学术眼光审视之下，《兴衰》一书自然也有一些受到与会者严肃批评之处。有学者指出，此书题名多少有些追求市场效果之嫌，因为从书名词义来看，读者首先会以为这是一本探讨霸权权力的著作，描述的应是一个历史过程，论说的应是霸权兴衰的逻辑，求解的应是霸权兴衰的起因而非后果，因而与国际关系理论基本无涉。但实际上，此书谈的却是霸权对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的影响，借之着重讨论国际关系主流理论，因而易使读者生出“文不对题”之感。与会者还大都感到，此书结构比较松散，缺乏一以贯之的主题，虽然很多章节标题中有“霸权”字眼，但实际论述的内容却与霸权关系不大，后面的若干章节则根本没有涉及霸权问题。与会者还认为，刘靖华先生所主张的学术研究的科学性是值得肯定的，但从一般所公认的社会科学基本任务观之，则《兴衰》对霸权和霸权兴衰问题的原因和结果都未能给出足够的讨论。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刘先生希望在一本篇幅不大的著作中既意图进行理论探讨又尝试解答具体情势乃至策论问题，显然是过于复杂宏大而力所不逮。例如，该书对于霸权问题，特别是霸权定义始终未给出充分的讨论就是一种缺陷。更确切地说，《兴衰》一书力图兼顾理论与实践两个面向的问题，即一方面想经由学术讨论影响实际的外交决策，意欲为之提供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又想追求简约的科学理论，达致获得美感的意境，但这两种研究取向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而难以妥善处理，因而实际上会两面俱损。实际上，正如邓正来先生在会上所强调的那样，在学术领域中“没有比好的理论更实用的”；学界人士只有在学术研究中，特别是学术理论的建构中才能体现出自身活动及其结果的社会实践价值。
基于这样的评价，与会者以相当的精力讨论了有关霸权理论的一些基本问题。首先，与会者追究了霸权作为一个学术术语和重要概念的历史由来和理论发展的过程。其中，霸权在不同的中西文化传统背景下和特殊语境中所导致的词义演衍和理论理解方面的差异引起了与会者的重视。中国学者在参与从外部引进的社会科学这种知识生产时显然会遇到许多诸如此类的问题，因此必要的警省和自觉是不可缺少的。与此相关，与会者还探讨了有关霸权问题的讨论所应立基的逻辑结构问题，例如概念的界定中对于霸权特质的理解和霸权特征的概括、国际关系基本理论与霸权理论的相互关系、霸权兴衰问题探讨中的结构层次与体系层次、霸权的内部因素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等等。与会者认为，在从学术立场探讨霸权问题时，必须对上述问题给出明确清晰且逻辑自洽的说明，才能继续进行相关讨论并加以深化。
其次，与会者对霸权理论讨论中所凭依的学术资源进行了批判性的考察。与会者指出，作为《兴衰》一书主要支撑框架的新现实主义，强调的是以权力为中心、以利益冲突为特征的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在冷战时期，权力现实主义主导着美国国际关系学术研究。而在60、70年代对传统现实主义批判的基础上，新现实主义应运而生，并在理论上有了重大突破，使国际关系学开始运用科学的框架、方法和概念从事研究。尽管现实主义在表述的真实性、解释的适用性和预测的准确性上都有其缺陷，但把国家作为重要国际行为主体的理论假定依然有意义。但也有学者认为，80年代中期以后，现实主义再次受到严重挑战，人们也质疑国际关系研究是否需要多维思维、多元理论的相互竞争而不是由一种理论主导。仅就霸权问题而论，现实主义不能解释非暴力的国际状况，现实主义的主张者无法理解和解释冷战的结束。新的现实需要以新的理论来解释，此即酿成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勃兴。同时，建构主义在更深的层次上讨论国际关系问题，向人们已经习见的学说提出不同的理解。所有这些都是应当给予充分重视的。在这一问题上，与会者还连带性地探讨了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现实主义经常居于支配地位的现象。
再次，与会者结合国际现实环境中有关霸权现象的历史经验和国际关系学界对于霸权兴衰问题的理论，总结讨论了霸权国的历史更替以及霸权国出现与其价值体系、制度选择、战略考虑和行为规则等的关系问题。与会者认为，霸权问题的讨论应能启示我们从理论上思考更多的问题，例如：某国在某一时期霸权地位形成的必然性、历史合理性何在？如何估价一国霸权地位的兴衰？美国霸权涉及哪些领域，哪些衰落或尚且没有衰落？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是否美国霸权衰落的标志？霸权与合作是什么关系，是否存在霸权下的合作？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中的大国应如何对待霸权，更确切地说，如何处理与现有霸权国有关系？《兴衰》一书中所提到的诸多问题，都有进一步讨论和深化的必要。
最后，与会者还着重讨论了霸权与国际政治体系和国际制度的关系问题。按照《兴衰》的提法，“结构选择”是霸权问题的关键，因为理性的国家对国家间力量对比结构有着“无师自通的领悟”，力量结构会在竞争与合作的过程中发生变化，而国家行为会随着国家间力量结构的变化而变化。相反，所谓国际制度，则是在历史演进中博弈形成的，是国家间互动的需要，是利益的一种实现形式，但它并不构成影响国家行为的独立力量。只有把制度放在秩序下讨论才有意义，而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国家甚至可以推翻国际制度。因此，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过分强调制度会产生误导。有学者指出，现实主义的分析框架很难解释国际关系中的非权力、非结构因素，因而理论上只会走入权力争夺论证的循环论。而按照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理解，国际制度是在国家间互动的过程中产生的，国际制度一旦形成，就很难被某一单一国家所左右或推翻，因而制度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国际行为。可以说，这里的国际制度相当于经济学中的市场和结构现实主义的结构，是一种自变量，对国家行为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在国际政治中，国家行为的选择实际上就是制度的选择。但也有学者试图找到一个相对折衷的路线，认为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都未能完全辨清“结构”与“制度”的区别，以后的学术研究重点应相对集中，并且由此而追问：在一个封闭的国际关系系统中，制度能否帮助打破国际关系系统中的三角循环？
国家理性假定思辨
有意思的是，有关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个基本理论预设引起了与会者的浓厚兴趣。这就是所谓的国家理性问题。《兴衰》从一开始便复述了新现实主义的经典假定之一即国家理性假定，并将其作为一个不言而喻、不证自明和无可争议的“硬核”式公理来进一步展开自己的论说。这种处理方式引起了与会者的广泛讨论。
首先是邓正来先生提出一系列很有意思的追问，如国家理性在什么层面上适用？有无和有何限定？在国际政治生活中，有太多的东西被认为是非理性的，而理性在不同的历史时间、不同的国家中内涵又是不同的，因而有很多理性不及的问题。这其间的许多东西可能是国际政治运作的动力机制。因此，对于理性与非理性或理性不及应当如何判断？为什么？理性是如何产生的？如何矫正和弥补非理性和理性不及？国家理性在国际互动过程中能否认识？对于国家理性，学术研究不是追究其对错或价值取向，而是应认识其繁复性，追问究竟是什么东西使国家理性的标准发生变化？在什么维度上发生变化？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复杂的世界上，又有什么不是我们所能建构的？倘若把前提转换为问题，则问题的基础就更加繁复，这正是从事真正的学术研究的起点。
从邓先生的追问出发，一些与会者进而用国际政治的现实事例说明了深入探究国家理性问题的必要性。政治学家王焱先生认为，《兴衰》一书的有些潜在预设是存有争议的，其中较明显的一点即是国家理性假定。所谓国家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这一假定是《兴衰》所用理论分析框架的“硬核”。但从现实来看，某些国家的行为未必是真正理性的，其间除有“理性不及”的因素外，还涉及有目的的追求与未曾预期的后果之间的矛盾。国家有时根本无法控制事态发展的后果，例如追求霸权最后却可能丧失霸权。同样的道理，甘于雌伏或在大国间的夹缝中随流求存也可以说是一些小国的理性选择。这似乎是一种特殊理性。
接下来的讨论重点集中于理性的先验与后验问题。针对《兴衰》所采取的那种类似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定，即认定国家具有先验的理性推理能力并据以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环境中从事国际活动时进行成本—收益分析，有学者指出，国家之间的互动行为是国际进程的实质，而国家的身份／自性在这种互动中产生和重构，进而定义和重新定义国家利益；所谓的国家理性正是基于这些实践活动的，是与历史、互动、经验和适应相互关联的，因此只能是后验的。但《兴衰》作者有不同的意见，认为理性与经验应当两分，国家间互动的结果不是产生理性而是丰富和增进了理性。理性假定是为了使研究有一个进路，对于其他非理性的东西则只能诉诸于上帝了。先验的国家理性的根基在于与人的关系。对于上述争论，也有学者试图另辟一条理解路径，主张国家理性的分析不一定非得纠缠于先验与后验问题，因为从理论和现实中都可发现，先验理性与后验理性的关系未必是对立而互相排斥的。既然先验理性可以吸纳经验，那么先验理性就是与后验理性相容的，两者可以相互吸纳。就理性本身而言，结果达不到目的并不是否定理性假定，因为存在着目标理性与手段理性的区别。
然后，与会者讨论了个人理性与国家理性的联系与差别。理论的建构来源于实践经验的总结，国际关系理论的很多内容首先是源于国家的政治、外交实践的。霍布斯、马基雅维利、黎萨留等都曾谈及国家理性问题，甚至是针对特定的情势而讨论国家理性。国家为了自身的利益可以撕毁条约，而个人若毁约则是不道德的；对个人来说是无赖的举动对国家来说也许是其合理性的。所以国家理性与个人理性是有区别的。个人按国家的方式行事是愚蠢的，而国家按个人方式行事则是可行的。在历史上，民族国家的出现使得国家的产权得到框定，国家有了民族认同和自我定位，有了其资源和产权，因而新现实主义将国家简化成个体的假定是有根据的。
与这一讨论相关，与会者还讨论了国际关系学所谈的国家理性与经济学理性概念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与会的经济学家张曙光先生认为，运用经济学工具来分析国际问题是很有新意的。实际上，国家理性也是个人理性。正如布坎南所说，机器不作选择和决策，作选择的是个人。在国家层次上，决策也不是国家整体作出的，而是由国家领导人作出的。在经济学界，虽然对经济人理性提出了很多批评，但至今还没有找到可以取代个人理性的东西，所以仍然接受这一假定，只是对它作了些限定如提出有限理性的概念等。但是，政治领域、国际政治领域必有其自身的特点，其中可能有许多非理性的东西在起很重要的作用，例如国家间误会、猜忌的作用可能更为突出。对此必须有足够的认识且应当作出解释。从国家要维护其利益的角度讲，运用经济学的方法是站得住脚的。但国际社会是无政府的社会，联合国起不到政府的作用，国际公约虽经一致同意，但其遵守比国内更难。例如，WTO 进行讨价还价，但在最后的协定中仍有许多的例外条款，各国各有其解释能力，而国家之间又可以相互结盟、交换。这都与国内的情况大不同相同。由此可见，国家理性非常复杂，直接套用经济学的理性概念会有危险。对此，与会者表示同意。有学者还指出，国家是无机体，正是人和人所组成的集团赋予国家以利益，由此，独裁国家中的个人理性与民主国家中的集团理性又是不同的，这是政治学和国际政治学／国际关系学所必须给予关注的。
由于理性问题的复杂性，与会者接着讨论了韦伯对理性问题认识的贡献，认为应当进一步讨论理论与知性的关系、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区别等等。有学者指出，就国家而言，不仅会有工具理性与目的理性的分离问题，也会有目标不理性与手段不理性的区别。在很多时候，当事国自认为是理性的，但其理性与否只能随情势变迁而作出评价。在现实分析中，虽然国家理性假定依然是我们研究的出发点，但也应充分考虑非理性因素。
国际问题研究与知识生产
从比较现实的论题切入颇具抽象色彩的知识论探讨成为本次书评研讨会的一个特点。邓正来先生针对以上的讨论再次主张进行前提性批判。因为只有通过这种批判、通过对前提性认识的再认识，才可以更自信、更理性一些。他认为，在学术研究中，要对我们的前提重新审视和检讨；在进行国际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研究时，亦应站在知识的立场上对已有理论预设进行检视，要有反思的意识在。例如，学者应当就霸权问题的研究提出，为什么研究霸权？这一研究对认识国际政治生活有什么意义？又能看到国际政治学什么新的东西？国际关系是否等于大国安排这样一种简单的逻辑？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由精英到社会生活的研究取向的转变对国际问题研究有何启示？进而言之，什么样的理论问题是我们所必须面对的？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学科的建设发展，促进知识的整体增量，发展出简约的理论体系。
由此，与会者就学术研究和知识生产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并达成一些共识。与会者首先肯定，科学探讨的是规律，它是可演绎的，具有可错性。也是一个不断推敲的过程。社会科学亦然，也可以被学习、发展；而对于知识，当然也可以进行诠释和质疑。因此，科学研究的生产活动应回到知识领域进行，要回归学科本身。在研究中应考虑不同的场域和位置，同时要充分认识到知识生产在知识的迁移中所处的被支配地位。相对而言，国际政治学／国际关系学是个落后的学科，在中国尤其明显。一般说来，学科的发展标志有二：一是科学本身比较完善，二是学科的研究方法比较完备。而在中国，不仅学科建设尚不完全，而且许多研究工作更多的是国家对外政策的诠释。因此，应当求诸于真正的学术研究和独立的学理思考，而学术争论在其中充分至关重要的角色。与会者认为，《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和《中国书评》已经在这方面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例如1997年开展的“国家利益”讨论和此次进行的“霸权兴衰”讨论，都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对此，邓正来先生认为，学术界应就问题本身作出理论上的讨论，不能停留在原有理论的层次上，应摆脱理论建构与现实解释之间的紧张，以推动国际政治学／国际关系学本身的研究，使之不再局限于具体的对外政策。
与会者的另一共识是，学术研究应在学术传统的脉络内进行知识的对话和沟通。科学的精神就在于批判精神。以往的知识充满真知灼见，但也不乏谬误和局限，这就提供了突破、创新的可能性。学人应有以科学方法进行科学研究的意识，另一方面，也应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和创新勇气。对于知识生产的成果，可以也应该进行各方面的批评，这种批评正是学术进步的动力。在学术界应造就这样一种批评氛围，以推进学术研究的发展。此次书评研讨会正是这一努力的一部分。
与会者还普遍认为，在学界人士之间展开跨学科的沟通是非常重要的。在这方面，《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和《中国学评》一直积极倡导并身体力行，希图为各学科间的交流、对话和沟通作出贡献。目前的学科分类可以说是人为划分的结果，但知识本身却是共通的。在社会生活的现实中，根本无法想象可以有脱离经济的纯政治问题的存在或脱离政治问题的纯经济逻辑的支配。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进行改革开放的大国来说，也无法单纯处理国内事务而不考虑国际情势如何，因为国际情势反过来也必然会影响国内事务。因而，学术研究和知识生产必须考虑到这些复杂的互动关系。本次书评研讨会即表明，学科间的相互借鉴是可欲可行的，对理论知识创新是不可或缺的。学界同仁当沿此方向共同努力，以促进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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