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世界相互依存的八大支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支点论文,战后论文,相互依存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社会各民族国家或集团间的相互依存化现象，正以异常浓烈的形式泛现出来。用著名的国际关系学家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的话来说，“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依赖的时代。”[①]亨利·基辛格博士则以其敏锐的洞察力断言：我们正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一个世界各国在经济、交流和人类理想等方面已变得相互依赖的时代。[②]今天，当我们站在21世纪前夜，回顾半个世纪以来世界相互依存化的运动轨迹时，会发现以下八大支点在其中起到的独特作用：
1.“冷战”。并不像“冷战”一词本身的意义那样，世界呈现出敌对、对抗、孤立的景观。恰恰相反，国家间的关系正因为“冷战”而变得日益缜密起来。战后形成的社会主义阵营与帝国主义阵营间的紧张对峙状况，已经不再像中世纪蒙古人与西方人的对抗那样简单，也不再像近代社会西方人与东方人的对抗那样简单。世界呈现出了异常复杂的相互依存的网络景观。一是世界在三大区域（欧洲、亚洲、北美洲）和半个世纪之久的超时空范围内，形成了东西方之间的紧张对峙和依存关系，是这种关系既涉及到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领域，又涵盖了争霸、结盟、划分势力范围等领域；二是“冷战”的两大基石（两大力量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对抗）导致了两大阵营之间的难以融合性、对抗性与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互动关系状态；三是从华沙到平壤、从莫斯科到索非亚的广大地区，众多的社会主义国家以集团或阵营的形式，组合为“铁板一块”的集中型相互依存模式。而以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为主要标志的帝国主义国家集团的形成，则锻造出了西方国家间互动关系的依存模式。由是，我们发现，“冷战”时代不是世界隔绝的时代，而正是世界密切联系的时代。甚至可以说，正是由于“冷战”，世界才日益缜密起来。因为，“冷战”使人类在结束战争后又不得不进入了如何摆脱和应付新的世界战争的困境之中。于是，不同性质的国家又被重新组合或分化，又被置于新的国际关系模式中形成新的关系模式。与其说“冷战”是使东西方关系对峙、冷淡隔绝的重要因素，不如说它才是使世界间的联系更加缜密的主要支点。
2.科技革命。如果说，18世纪60年代发端于英伦三岛的蒸汽机革命，曾使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发生剧烈变化，导致殖民化、扩张化和帝国化，从而将世界强行地联系在一起的话，如果说，19世纪70年代的第二次科技革命直接引发的电气、化工、汽车、运输等工业文明，使农村急速地开始城市化的进程，使自由资本主义迅速地走向垄断资本主义，导致世界由区域集中关系模式开始大踏步地向洲际乃至全球发散型结构模式进发的话，那么，发生在本世纪60、70年代的第三次科技革命更让人激动不已。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军事准备和军工技术开发的努力立即被和平建设行为所取代，这使劫后余生的人类有幸充分地利用战时军工技术的成果，也有更充实的时间和宽松的条件，去平心静气地开发和运用科学技术。与此同时，战后许多国家经济主义的选择也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契机和良好的条件，这直接地引发了科学技术革命浪潮的兴起。这次革命首先以欧洲大陆为基地，开始向全球各民族国家的领地荡击过去。从此，人类进入了电脑信息时代、宇宙空间时代、生物遗传工程时代和大洋时代。作为“历史上有力的杠杆”，科学技术革命以其无国界的宽广气质和强大的助动力量，使人类真正地插上了理想的翅膀，世界的相互依存化也随之经历了崭新的发展阶段。这时候，我们发现，全人类已经进入了新的时空界限之中，进行着彼此间的相互沟通、借鉴和联络。世界从此由原来的无限广阔的空间变成了渺小的世界村；世界不再是分离的世界，而是彼此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世界正向高品质、高密度的相互依存关系模式进发。
3.古巴导弹危机。当我们在阐释世界相互依存化时，无论如何是无法回避古巴导弹危机事件的。这起发生在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域的核事件，其影响已不仅仅属于那个地区，也不仅仅只涉及到苏联、美国和古巴三国的关系。实际上，古巴导弹事件早已超过事件本身，成为全世界生存与发展的共同课题。谁都知道世界在那一刻发生了什么，谁又都不知道世界将会发生什么。直到此时，人们还对那起事件不寒而栗，因为再也没有什么能将人类的生死存亡同古巴导弹危机事件的联系更加紧密的事件了。它昭示人类：它给予人类生存的机遇或许只有这一次机会。毫无疑问，作为人类文明与进步的异己力量，由战争期间的广岛和长崎事件验证了的核爆炸，在古巴导弹危机事件中再次警示了人类。人类一旦插上了科学的翅膀，将可能飞回到石器时代，世界上任何民族国家都无法游离于世界之外。人类生存和发展已不再仅仅属于某一国家，却又属于每一个国家。如果说，在此之前世界各国的武力行为还可以肆意武断的话，那么，古巴导弹危机事件则使得那些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变得不那么“自由”了。当我们在为人类能拥有半个世纪的和平生涯而庆幸时，或许能从另外的视角上体会出这样一个道理：核化不仅仅是世界相互依存化的重要支点，或许它本身就是世界相互依存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4.越南战争。从国际关系视角分析，越南战争是将北美洲的美国、东南亚地区的越南以及亚太地区的中国、南韩、日本、菲律宾，甚至包括中国的台湾地区都拖入其中的一场大面积的互动行为。它直接或间接地引发了一系列影响全球事务的连锁事态：一是造成了美、日、韩、菲等国与越、中两国的对峙，形成了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的战时对峙关系；二是因深陷战争泥潭，导致了美国国力的迅速下降，这使美国对全球事务的影响力迅速下降，并引发出美国与西方国家之间关系的微妙变化；三是由于战争的损失和苏联军事力的增强，在美苏两国对抗的天平上，力量对比的变化已经慢慢地向后者方面倾斜；四是由此在美国国内引起了和平主义和战争主义之争，终于导致了尼克松主义的出笼，美国的外交战略发生了意义深远的变化；五是战争成为中美两国关系紧张的重要因素，同时又成为两国关系缓和的重要支点。因战争的到来意味着苏联、美国、中国在太平洋地区“三国演义”时代的到来，也意味着世界力量对峙关系发生较大变化时期的到来，也意味着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时期的到来。这表现在：中美关系的缓和化和正常化，给东西方关系带来了新的影响，也给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此，中国迎来了与西方世界广泛接触的新的发轫期。越南战争说明，远在天边的国家因某种特殊行为，都会毫无例外地处于一种相互依存状态之中，并成为影响这些国家发展的重要参数。
5.中东十月战争。70年代再也没有什么比石油危机中反映出的各国纷争态势，更能说明世界的相互依存性了。这是发生在1973年10月的中东战争。山本吉宣认为，中东战争以其四个致命点给予国际社会以猛烈的冲击。（1）因石油价格增长四倍，使主要发达国家和非产油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生了很大混乱。这自然地为60年代的“高速发展”打上了终止符。不过，这一冲击也使各国政府认识到，各国经济是相互连接的，为了达到发展经济稳定物价的目的，国际间的协调仍不可缺少。（2）阿拉伯诸国以石油为政治武器取得了相当的成功。阿拉伯诸国对美国、西欧和日本等国进行威胁，如不改变对以色列的政策就中断石油供给。这一现象真实地反映了经济上的依靠是如何转化为政治力量的现实。同时使我们再次注意到，能够成为国际政治中所使用的力量的不仅是军事上的力量。（3）石油冲击使我们认识到，发展中国家以其自然资源的优势，对发达国家存在着潜在的巨大的政治影响力。这象征着南北关系的相互依存。（4）由于石油是非再生性自然资源，引起人们的思考，自然资源从人类自身的发展角度来看到底应攫取多少为宜。对这一现象的反思，均使人们加强了对这些世界性问题的思考[③]。其实，我们还注意到，70年代初的那场石油危机还是遍布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的重要刺激因素。与此同时，因石油危机效应导致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滞胀和危机，促使这些国家更加注重科技的开发和运用，这又进一步推动了科技革命的发展。我们发现，70、80年代世界新的相生相存现象与这场石油危机存系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6.多元主义。多元主义运动古已有之。不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它却经历了更大规模的发展时期。铁托式的不结盟运动、被誉为有色人种小型联合国的“亚非会议”、戴高乐的“欧洲人”口号以及不断涌起的民族解放独立运动等都显示出世界发展的多元化趋势。这种趋势在苏东剧变后则变得更加引人注目。冷战后的多元化表现在世界各国探索独自发展道路的多项选择上，也表现在各国奉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加强上。从表面上看，世界多元化的发展势头确实成为世界一体化的悖道。然而，这却是世界相互依存性的另外一种境界。在这里，我们无法认同那种世界正因为多元主义而分散化和非一体化的结论。实际上，战后世界多元化趋势的出现，正是世界趋于一体化的当然体现。这是因为，第一，战后以民族解放运动兴起为主要标志的多元主义，是以反抗帝国主义和殖民政策、强权政治，争取民族自由与国家解放为主要目的的民族自治运动。这一运动的兴起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民族独立国家以及世界经济政治秩序等一系列问题联系在一起，泛现出世界一体化的局面；第二，世界由两极向多极化格局的过渡，实际上是世界由原来的苏美主宰的世界向全人类共同拥有的世界过渡，这无疑是人类向更高层次的一体化境界过渡；第三，经济地区主义多元化趋势的增强，并不意味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的终结。恰恰相反，地区主义间常以文明结合部的集合形式产生合作效应。它产生的能量已远远地超出地区主义本身，这使我们不得不认真地审视地区主义及由此泛现或长成的全球主义特质。
7.改革主义。80、90年代兴起的改革主义根源于：（1）社会主义传统体制对生产力和人性的压抑；（2）70年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大危机；（3）战后领导人的新思维。接着，在西方社会出现了改良气象。在社会主义国家体系中，苏东各国的现代化发展按照自上而下的激进方式运行。在这里呈现的基本态势是以急速变革社会经济结构的“休克疗法”为主要依托手段，以牺牲社会政治秩序的代价，换取社会的大踏步进步，结果引发了明显的社会失序状态。苏联和诸多“卫星国”之间形成了互为表里的演化和嬗变过程，失序在世界上最广阔的区域泛现出来；苏东诸国的失序引起了世界力量格局关系的重大变化，世界开始摆脱“雅尔塔体制”和“冷战”的影响，进入到了“冷战后”时代；东西方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在欧洲大陆上，已由东西欧之间的对抗，逐渐地发展为彼此间的“合作”。其中，“北约东扩”是东西欧关系以及俄美关系相互依存关系的典型体现；苏东失序酿成的国际气候，直接带来了西方国家对外战略的转变和调整，无论是“人权”攻势，还是超越遏制战略，却使现时代的国家关系呈现出繁纷复杂的局面；改革主义的盛行对苏东诸国经济行为产生了深刻影响，我们发现，以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为主要特征的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扑面而来，显而易见，本世纪末的这起世界范围内的重大变革，犹如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帝国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一样，使世界在更加广泛的领域中产生了更加紧密的联系。
8.经济主义。经济主义的基本介义是借助有利的国际环境，发展经济，增强国力，提高国民福利和国际地位。作为人类生存的基本需要，经济主义实际上是社会历史发展永恒的主题。然而，受世界经济政治形势的影响，经济主义并不总是以人类社会发展交响乐中的主旋律的形式出现的。事实上，人们对经济主义或其他主义的选择常常受诸多因素的影响，或起或伏。当今世界至少有两个支点使经济主义进入了新的“起立”时期。其一，冷战结束，世界真正地进入到了相对和平的发展时期，为经济主义的复兴提供了良好的国际氛围；其二，冷战后时代集团性的政治对抗在相当广阔的空间暂告消退，原来被掩盖的经济问题突出出来，亟待解决。正因如此，冷战后的国际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主义浪潮。这主要表现在经济主义成为国家政治的最高利益选择上，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和再选择成为一种时尚。
需要指出的是，当代经济主义的崛起既是世界经济政治相互依存导致的结果，同时又是使国际社会进一步相互依存的重要因素。就后者而言，经济主义浪潮的出现进一步影响了国家利益选择。因选择经济发展战略受益的国家，首先视经济利益选择为其最高利益选择，并以此产生了效果极佳的“示范效应”，成功的经济模式和利益选择以其典范性和穿透性，对落后国家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尚未将经济选择视为国家利益选择的国家或被经济浪潮淘汰的国家，必然奋起直追，仿效发展国家的成功经验。如此以来，经济体制、经济模式的比较、发展、借鉴和融合成为现时代的重要经济现象。姑且不去谈论经济化趋势如何导致各国高科技产业化的竞争、贸易保护之战、金融业的竞争、战略资源的争夺，而使世界变得更加密不可分，姑且不去谈论“美国在日本生产和销售的价值810亿美元的产品和劳务，究竟应算是美国经济还是日本经济？土耳其人在伦敦市场上购买南朝鲜的股票，这又应当纳入土耳其经济还是英国经济或南朝鲜经济？”[④]就是经济主义对人们生活方式和文化观念的影响也会产生互存性的影响。人们发现，一种新的共同的、国际性的生活方式正遍及于新加坡、巴黎、上海和西雅图等地。毫无疑问，经济全能主义的出现至少意味着世界已进入了真正的经济之轨。在这条轨道上，越来越多的国家都被送上了统一的经济列车之中，驶向21世纪。
注释：
①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第1页。
②参见倪世雄、金应忠主编《当代美国国际关系理论流派文选》，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第190页。
③山本吉宣《国际相互依存》，经济日报出版社，1989年第1版，第12—13页。
④约翰·奈斯比特《2000年大趋势》，经济日报出版社，1990年第1版，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