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增加值贸易统计的中国对外贸易失衡研究_附加值论文

基于附加值贸易统计的中国对外贸易失衡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附加值论文,中国对外贸易论文,贸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国际贸易以产业间分工为主导模式。在该模式下，贸易对象集中于最终消费品，生产链条基本在国内完成，应用海关统计的进、出口贸易差额基本可以反映贸易失衡状况。然而，20世纪50年代之后，经济全球化浪潮兴起，以跨国公司为载体的资本等要素全球配置，产品的生产链条也开始在国家间延伸。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中间产品贸易为主要特征的产业内分工模式加速发展。至21世纪，经济全球化进一步推进，国际生产链条细分切割，产品内贸易、工序贸易等更加细化的分工模式开始占据重要地位，全球价值链逐步形成。那么，在此背景下，继续应用以“原产地”为准则、以“总值”为统计口径的传统贸易核算方式，能否客观、真实地反映一国的贸易失衡规模和结构呢？

      研究②发现，此时应用海关“总值”统计方式至少会存在三个层面的弊端：一是大量中间产品频繁进出关会导致贸易的重复计算问题，而这一问题将夸大一国的进、出口贸易规模；二是双边贸易核算往往包含自第三国进口的中间产品价值，如果第三国价值占比过大则会导致两国间贸易额严重失真，进而导致两国间的贸易失衡状况不可信；三是产业之间也存在价值的转移效应，即某一产业的出口额中不但包括本产业的价值，还有其它产业价值的间接出口，特别是许多服务产业，其本身并不直接参与国际贸易，但却以中间要素参与到其它产业的生产中，从而间接出口到别的国家，识别这部分行业的间接附加值出口，有助于还原一国竞争力的产业来源。随着国际贸易规模的扩大和国际分工的持续细化，海关统计的有偏程度也将进一步放大。基于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机构认识到有必要建立以价值“增值”为统计口径的附加值贸易（Trade in Value-Added）统计体系，以更好地反映各国真实的贸易失衡规模和结构来源。

      那么在附加值贸易统计体系下，中国的单边和双边贸易失衡是否会发生变化呢？在世界贸易格局中的地位又会是否发生改变？贸易失衡的国别结构和行业结构又有哪些新特征？中国外贸失衡的这一系列基本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探析，进而为国际贸易相关问题的研究、宏观经济政策制定、国际贸易争端谈判等方面提供更为科学的依据。

      一、文献综述

      附加值贸易统计是当前研究贸易利益较为前沿的方法，回顾这种方法之前有必要对贸易附加值（Value-Added in Trade）的演进进行简单的梳理，因为这是两个密切相关却又截然不同的概念。③贸易附加值的国内外分解首先是基于出口的视角，依据一国非竞争性投入产出表，测算该国出口中的国外附加值含量（Foreign Value Added，FVA），进而提出垂直专业化指数（Vertical Specialization，VS）的概念（Hummels et al.，2001），该方法开启了应用投入产出数据和模型分解贸易附加值的先河（下文简称HIY方法）。但是，这种方法有两条关键假设：（1）是进口中间投入品的价值全部由国外创造；（2）是进口中间品在国内消费品和出口品生产中的投入比例一致。假设（1）显然与国际生产网络中“贸易折返”现象广泛存在的现实特征相违背，而假设（2）的存在会导致中国、墨西哥等加工贸易比重较高的国家的VS值被低估。在应用竞争性国家投入产出表时，还需要增加假设（3）：某行业进口中间品在全部进口品中所占的比例等于总产品中进口的占比（CCER课题组，2006），因而其测算结果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真实的贸易状况存在一定疑问。

      针对HIY方法的局限，后续研究主要从两个视角予以改进：一是构建国家非竞争性投入产出表，将生产活动区分为国内需求生产、加工贸易生产、一般贸易生产等三个部分修正假设（2），进而重新分解中国出口至美国的增加值来源（Lau et al.，2007）；也有研究将国内需求和一般贸易生产合并起来，单独考察加工贸易的影响，基于非竞争性投入产出表构建了测度出口产品国内增加值（Domestic Value-Added，DVA）的方法（Koopman et al.，2008）。另一个视角是修正假设（1），主要方法是在国际投入产出框架下构建出口价值链分解模型，其中较为代表性的模型是将一国对他国的出口价值分解为五个部分：被进口国直接消费的最终产品价值、被进口国用于国内生产并消费的中间品价值、被进口国用于国内生产但出口到第三国的中间品价值、被进口国用于国内生产但又出口至本国的中间品价值、出口中包含的外国价值（Koopman et al.，2010）；在此基础上，学者们又进一步将出口总值中的重复计算部分分解出来并界定其来源，搭建了传统总值统计与附加值统计之间的桥梁，完善了贸易附加值统计体系（Koopman et al.，2012）。国内学者依据上述模型和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测度了中国制造业各行业的国际分工地位及其影响因素（王岚，2014）。国外学者则基于GTAP 7.1将双边贸易数据纳入到全球投入产出矩阵衡量了主要贸易国的出口增加值率（Value Added to Gross Exports，VAX）和部分国家的双边出口贸易增加值率（Johnson et al.，2012）。上述研究主要着眼于一国的出口贸易，并未对进口贸易的国内外附加值进行分解，而事实上，在世界投入产出框架下，可以同时考察进口和出口的不同国别价值贡献，进而分析一国在“增加值”口径下的外贸规模和净额（Stehrer et al.，2010）。在上述模型基础上，国内学者不但从附加值视角分析了中国的贸易差额和贸易规模（李昕等，2013），还进一步探讨了中国各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及其演进过程（樊茂清等，2014）。

      然而，上述研究严格说来还都在贸易附加值的范畴之内，因为其研究的视角和出发点都是基于贸易产品生产价值链的分解。这种视角在探讨一国与世界的单边贸易时不存在问题，但是如果将模型扩展到双边贸易则难以反映出真实情况。因为在双边层次，存在第三方国家的间接附加值出口，而这种间接附加值出口和传统贸易出口并不存在直接的隶属关系，如果间接附加值出口额较大，则有可能出现出口附加值率大于1的情况，所以在测度双边贸易关系时有必要基于最终消费价值不同国别来源的视角，在世界投入产出框架下构建核算模型，统筹考虑转移贸易和折返贸易对一国进出口额的影响。附加值贸易视角在国际贸易统计中具有显著的优势地位，而其核算模型的提出则为理解国际贸易格局提供了方法论基础。

      目前在国内，还鲜有文献从最终消费品价值分解的视角来分析中国的外贸失衡状况，本文的主要特点在于：（1）通过逻辑演绎分析附加值贸易的基本思路及其优势；（2）依据世界投入产出表结构和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基于三国模型构建总值和附加值贸易统计口径下的双边模型和单边模型，并在此基础上拓展为多国模型；（3）基于1995-2011年WIOTs测度分析中国的附加值贸易净额及其国别结构和行业结构特征，并与总值统计结果比较分析，以阐释中国外贸失衡的新发现。

      二、基本思路与模型设计

      （一）基本思路

      附加值贸易统计方式不再从生产链的角度区分各个环节的价值来源，而是通过分解最终消费品的价值构成来测度。如图1三国模型所示，世界总产出价值以最终消费品的形式在A、B、C三国分配，B国最终消费品的价值来源既有本国的价值投入（初始投入和中间投入），也有A国和C国的价值投入，那么来自A、C两国的投入（既可能来自最终产品进口，也有可能通过中间产品贸易进口）价值就可以计入附加值贸易下B国的总进口，而B国为A、C两国最终产品消费所提供的价值则计入B国的总出口，由此就得到了附加值贸易下B国的单边进、出口额。同理，B国对A国的双边附加值进口额意味着B国最终消费品中包含的A国价值，出口额意味着A国最终消费品中包含的B国价值。下文我们将引入投入产出框架进行具体分析。

      说明：作者参考樊茂清、黄薇（2014）制作图1。图中消费对象是最终产品，生产涵盖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初始投入一般指资本和劳动要素等增加值的来源。图中实线表示与B国消费和生产相关的链条。

      

      

      （二）投入产出分析框架

      

      基于投入产出技术和世界投入产出框架，可以得到下列恒等式：

      

      （三）总值贸易统计模型

      

      基于上述思路，可以得到A国对世界（B国和C国）的单边附加值贸易进、出口额以及贸易净额模型：

      

      （四）双边附加值贸易统计

      在附加值贸易统计下，A国对B国的出口额表示B国总消费中包含的A国价值，用下式表示：

      

      为了使模型设计更符合现实，我们将三国模型扩展至M国模型，P和Q是其中任意两个国家，r表示世界上的一个代表性国家，那么P国对Q国的附加值贸易净额为：

      

      （五）单边附加值贸易统计

      依据上文思路，A国对世界（B国和C国）的附加值出口额用式（12）表示为：

      

      

      结合式（12）和式（13），可以测度A国的单边附加值贸易净额：

      

      其中，

表示A国总产出价值，即面向世界范围内的价值总供给，

表示A国消费的总价值，即面向世界的价值总需求，其差额代表了A国的附加值贸易净额。另外，由投入产出结构可以得到下列恒等式：

      

      由式（15）、（16）和（17），可以进一步推导出下列等式：

      

      式（19）意味着在附加值贸易和总值贸易两种统计方式下，A国对世界的贸易净额是一致的，即附加值贸易统计并不改变一国的单边贸易净额。

      为了使模型设计更符合现实状况，我们将国家总数由三国扩展至M国，那么依据投入产出技术，国家1对世界其他国家的附加值贸易净额

为：

      

      三、数据来源与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

      本文应用的投入产出数据和贸易数据均来自世界投入产出表⑤（World Input-Output Tables，WIOTs）。截至目前，WIOTs共涵盖了1995-2011年41个国家和地区⑥35个产业部门的投入产出数据。在世界投入产出表中，各国最终产品消费矩阵（维度1435×41）经简单加总可以得到，而中间投入矩阵（维度1435×1435）、中间投入总和行向量（维度1×1435）和总产出行向量（维度1×1435）可以直接获取，进而利用投入产出技术得到中间投入消耗系数矩阵（维度1435×1435）和增加值率行向量（维度1×1435）。由此可应用上述模型对各国附加值贸易状况进行分别测度，主要运算结果在Stata12.0软件中实现。

      （二）实证分析

      1.中国单边贸易失衡状况及其国际比较。

      如图2所示，两种统计方式下，中国历年对外贸易净额相同⑦，具体表现为附加值净额与总值净额两条曲线完全重叠。也就是讲，从附加值贸易这个视角来解读，中国整体外贸失衡度并未发生变化，这与前文模型推导的结论是一致的。中国外贸净额一直保持顺差状态，自1995年的260亿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4160亿美元，年均增长23.8%，但之后有所下降，至2011年为2950亿美元，这说明中国对外贸易失衡状况有所缓解，朝着均衡方向发展。相对于总值贸易统计，附加值贸易进、出口额减少的绝对额度相同，这是因为部分中间商品存在着多次进、出关记录，而其价值又未被进口国消费，因而形成了“双重或多重统计”问题，从而虚大了贸易的真实额。而附加值贸易统计的主要优势就在于，在总值统计中剔出了这部分未发生价值转移的商品金额。

      横向比较来看，以2011年为例（见表2），由于一国的单边贸易净额在两种统计方式并无差异，因而各国的贸易失衡规模在世界的地位也无变化。德国和美国分别居于顺差额和逆差额的世界第一位，中国顺差额低于德国38亿美元居第二位。但由于各国进、出口规模中剔除的重复计算价值并不一致，因而有个别国家在世界上的贸易地位发生变化，比如俄罗斯的出口价值由第11位上升至第7位，韩国由第7位下降至第10位，而排名前六位的国家依然分别是中国、美国、德国、日本、英国、法国。进口价值也有相似的情况，比如俄罗斯由第13位上升至第9位，荷兰由第10位下降至第16位，而排名前七位的国家分别是：美国、中国、德国、日本、法国、英国、加拿大。因而，附加值贸易统计方式下，中国的贸易失衡和进、出口地位并未发生变动，世界贸易格局也未有大的变化，这是因为附加值贸易统计并非对总值贸易统计的彻底颠覆，而是剔除其中重复计算的成分对传统贸易额进行调整，调整的幅度取决于一国重复进出关商品所占的比重。通过比较1995-2010年世界各国的总值和附加值贸易状况，也可以得出上述结论，限于篇幅，不再一一赘述。

      2.中国与世界主要经济体双边贸易失衡分析。

      

      

      虽然附加值贸易统计并不改变中国的单边贸易失衡状况，但却大幅度地调整了中国与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双边贸易失衡额。如下页表3所示，以2011年为例，（1）中国与个别国家的贸易净额方向发生了逆转，比如对德国就由顺差7亿美元变更为逆差74亿美元；（2）中国与部分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逆差大幅度减少，比如与澳大利亚、韩国、中国台湾的逆差额分别减少了39%、62%和65%；（3）中国与其余经济体（除巴西小幅增加2%外）的贸易顺差均呈现不同幅度的下降，其中下降幅度较高的是比利时（96%）、其他国家（90%）、荷兰（82%）和印尼（69%），而绝对额减少较多的是美国（413亿美元）、欧盟20国（255亿美元）、墨西哥（222亿美元）。总体而言，在附加值贸易统计方式下，中国与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双边贸易失衡结构和幅度有所改善。通过比较2008、2002和1995年中国与世界主要经济体的贸易失衡变动情况，也可以发现，仅有个别国家的贸易净额方向发生逆转外（净额变动系数大于1），少数几个国家的贸易失衡水平有所扩大（净额变动系数小于0），而大部分国家的贸易失衡额都趋向于收敛状态（净额变动系数大于0但小于1），从而进一步佐证了上述结论。但即便如此，美国仍然是中国的主要贸易顺差来源国，占比高达66.5%，下文我们就中美贸易顺差的纵向变化进行分析。

      

      

      如图3所示，在附加值贸易统计方式下，中美贸易顺差额由1995年的225亿美元上升至2011年的1962亿美元，年均增长14.5%。相对于总值贸易净额，两者的绝对差额也呈现上升趋势，1995年为51亿美元，2007年达到最大值429亿美元，而后小幅下降，至2011年为413亿美元；但相对降幅基本保持稳定，17年间平均减少幅度为17%，与2011年的降幅持平。这说明，中美贸易失衡虽有所改善，但并没有实质性改变，中国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依然较高。然而，外贸失衡度偏向性扩大不但容易引致贸易摩擦和纠纷⑨，也存在巨大的市场风险，比如金融危机后，中美贸易顺差由原来的上涨势头迅速转变为大幅跳水状态，下降了近300亿美元。

      3.中国八大行业贸易失衡状况分析。

      为了表述的方便，我们将世界投入产出表35个产业部门依据要素密集度不同划归为8大行业（樊茂清等，2014），具体见表4。如下页表5所示，在附加值贸易统计体系下，中国贸易失衡的主要来源在于制造业，其中，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贡献最大，2011年达到1482亿美元，占据中国总顺差的近一半。但资本和知识密集型制造业增长迅速，其中，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一直保持顺差状态，17年间增长了近20倍；知识密集型制造业在2004年之前基本是逆差状态，之后转为顺差，并且增长迅速，在2011年时就达到1122亿美元，成为中国顺差增长的最主要引擎，这表明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的要素禀赋结构有所改善。服务业失衡结构变化不大，顺差主要来自资本密集型服务业，2011年时为756亿美元，相当于1995年的20倍；劳动密集型服务业自1997年以来保持顺差状态，但增长幅度缓慢，2011年为410亿美元，相比较2002年仅增长了4倍，以上说明，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结构也有了显著的调整。逆差主要来自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年均84亿美元；教育健康公共服务业基本保持平衡，但近些年有逆差扩大的趋势，2011年逆差82亿美元，高出2010年近1倍。自2008年以来，初级产品和资源产品呈现出逆差状态，且逆差额不断创出新高，至2011年已达到1344亿美元，这是因为美国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陷入衰退，石油等主要能源以及铁矿石等主要矿产资源的价格不断下降，中国出于国内建设以及战略储备的需要，大规模进口上述资源，致使贸易逆差规模迅速扩大。

      

      相对于总值统计结果，附加值贸易失衡有以下特点：（1）初级产品和资源产品的逆差程度被显著高估，该行业在2007年之前一直保持顺差状态，自2008年起虽然呈现逆差，但绝对额显著低于总值统计结果，比如2011年，两种统计结果相差2640亿美元，这是因为附加值统计方式不但核算了本行业直接出口的国内价值，而且增加了该行业作为其他行业的中间投入要素而间接出口的价值，即产业间的价值转移部分，而农产品和矿产资源又属于典型的基础投入要素，因而，其实际出口价值远高于总值统计额。（2）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顺差额有大幅度降低，年均减少673亿美元，在2011年时下降了1851亿美元，这表明传统统计方式高估了中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事实上，以纺织业和木制品为代表的许多制造业部门，中国仅完成了其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加工组装部分，而其他环节比如研发、设计、核心零配件、销售渠道等并非由中国控制，这部分包含在出口额中的价值理应剔除出去。与此相似的还有知识密集型制造业，以电气、电子及光学设备产品为代表，主要采用加工贸易模式，其实际出口价值与传统统计方式核算的结果有很大差距，这也是加工贸易“两头在外”的生产链特点以及“微笑曲线”的价值链特点所决定的。（3）劳动密集型服务业的顺差额年均176亿美元，不足总值结果的一半，各个年份的结果也小于总值统计额，由于中国在人才供给、市场需求等方面有着庞大的规模，因此该行业的发展仍有巨大的潜力可待挖掘。自1997年以来，中国资本密集型服务业顺差额一直大于总值结果，这说明传统统计方式低估了该行业的国际竞争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以各类型运输产业为主，近些年来，中国大规模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国内和国际运输效率和规模都有了大幅度改善，而伴随着出口规模的扩大，出口产品中包含的物流价值也迅速增加，因而运输产业的实质出口价值远大于总值统计，从而提升该行业的贸易顺差额。然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几乎一直呈现逆差状态，年均84亿美元，其中，金融产业部门作为现代国民经济的核心，对其他产业的支撑作用明显，其价值会体现在出口产品中。尽管中国货物贸易顺差额巨大，但是该产业依然呈现逆差状态，凸显了中国金融对于实体经济尤其是出口行业的价值贡献率偏低，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推进金融服务业改革将对中国外贸行业发展，甚至是中国经济发展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四、主要结论

      

      本文在世界投入产出框架下，基于最终消费品国内外价值分解的视角，依据1995-2011年WIOTs测度分析了两种统计方式下的中国贸易失衡状况，研究发现：（1）中国单边附加值贸易净额与总值贸易净额相一致，17年间一直呈现顺差状态，年均增长23.8%，在世界的贸易地位也未变化。（2）中国与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双边贸易失衡状况变动幅度很大，在附加值贸易统计方式下，中国与美国、欧盟等发达经济体的外贸顺差大幅度减少，对德国甚至变为了逆差，对于中国台湾、韩国、澳大利亚和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逆差大幅度减小；但最大顺差额仍来自美国，金融危机以来有小幅下降，但仍维持在高位。（3）就行业结构而言，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服务业虽然保持顺差，但相对于总值统计额均大幅度下降，从而说明传统统计方式高估了劳动力禀赋优势对外贸失衡的贡献。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和服务业顺差额的大幅度提高说明：中国的要素禀赋优势发生了可喜的变化。但是知识密集型制造业的贸易顺差低于总值统计，服务业的逆差也严重扩大，这说明知识要素禀赋优势还不明显，尤其在服务业领域。教育健康公共服务业基本保持平衡，逆差额有所减少，这意味着即便核算公共服务业的间接出口价值，其仍然处于逆差状态，考虑到货物贸易的巨大顺差额，公共服务效率和质量仍有待改进。初级产品和资源产品的逆差额则有大幅度降低，其作为供应链的前端对其他行业的支撑作用在附加值贸易统计体系下获得认可。

      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进一步认识中国的外贸失衡规模和结构，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首先，中国外贸失衡状况依然严峻，外汇占款持续增加，不但扩大了国内货币投放量，干扰了国内物价均衡，而且由于大比例投资于美元债券等收益率低的金融产品，严重影响了外汇储备的保值增值能力。因而，一方面，有必要释放国内消费潜力，通过降低关税等方式鼓励国民消费国外的优质产品，事实上，近期中国与韩国、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协定的相继签署都将有利于国民福利的改善；另一方面，鼓励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进而达到降低外汇储备和实现外汇资产保值增值的双重目的。其次，中国外贸失衡国别结构有所改善，特别是对欧盟、美国的顺差额大幅度降低，将有助于中国在双边谈判时站稳立场，尤其是针对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关于汇率问题的过度指责；但是中国出口依然过分依赖美国市场，有必要深度调整外贸发展的国别结构，以“一带一路”为契机，大力发展同东南亚等沿线国家的外贸和投资，有助于释放出口集中度过高的风险、促进出口平衡发展。最后，各行业国际竞争力的要素禀赋结构虽有所改善，但并不明显，继续鼓励产业升级换代，实践《中国制造2025》计划有助于进一步提高知识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对于顺差的贡献率；另外，要加速推进服务业的国际化步伐，通过促进服务行业尤其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对外开放来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的转型升级，从而进一步增强国际竞争能力，优化中国对外贸易失衡结构。

      ①文中总值统计、海关统计、原产地统计等三个概念都是指传统统计方式。不同之处在于海关统计是指《中国海关统计年鉴》的金额，总值统计是统计口径，原产地是统计准则。而本文的模型和实证分析全部建立在世界投入产出表基础上，为了与附加值统计口径相对应，下文应用“总值统计”指传统统计方式。

      ②Maurer & Degain（2010）认为当产品由“世界生产”取代“国家生产”后，海关统计值就不能真实反映贸易状况，即所谓“所见非所得”。资料来源：Maurer,A.,and C.Degain.2010."Globalization and Trade Flows:What You See Is Not What You Get!" WTO Staff Working Paper ERSD-2010-2.

      ③附加值出口是从消费的视角分析它国最终消费品中包含有多少本国的价值；而出口附加值则是从生产的角度分析本国出口商品中包含有多少国内的价值。附加值贸易统计额有可能大于海关统计，而贸易附加值率始终小于1。

      ④文中表示国家的英文字母，如A、B、C等在文中叙述时用大写表示，而在矩阵运算时用小写字母表示，两者是一一对应关系，下文同。

      ⑤数据来源：http://www.wiod.org/,WIOTs。

      ⑥具体包括：欧盟27国、北美自由贸易区3国、金砖4国（不包含南非）、日本、韩国、中国台湾、澳大利亚、印尼、土耳其和世界其他地区。

      ⑦个别年份，比如2006和2007年两种统计方式下的贸易差额存在微小差异（一般为1），这是因为在附加值贸易测度过程中需要对中间投入产出矩阵作里昂惕夫转换，此时会存在最终结果的微小差异，而四舍五入后有可能相差1个单位。

      ⑧两种统计方式下，欧盟20国的贸易差额不一致程度偏大，这是因为我们计算时采取了汇总方式，放大了误差程度，而单个国家的偏差仍然位于0～1之间。因此，这里的偏差仍然来自计算偏误，而非实际状况。

      ⑨据美国商务部统计，2013年中美货物贸易额5821.1亿美元，中国成为美国第一大进口来源地，双边顺差额高达3380.7亿美元。2013年，美国对中国的多种商品发起“337”调查和“双反”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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