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路径选择_邓小平理论论文

论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路径选择_邓小平理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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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 —723X (2000)03—0083—04

一、落后国家建立社会主义的理论渊源始于马恩的“跨越论”。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更多是关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怎样进入社会主义。但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马恩开始把目光转向资本主义不发达或尚处于前资本主义时代的东方社会,积极探讨落后国家建立社会主义的途径和方法。通过对大量残存农村公社的俄国进行研究,70年代后他们提出一个理论预言:如果具备相应的历史条件,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51页.)建立社会主义。但要实现成功跨越,马恩认为必须满足一系列严格的既定条件,它涉及到俄国农村公社的发展趋向,涉及到俄国革命能否成为引发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等等。其中,最值得重视的条件当属:俄国能否“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51页.)它带有普遍的意义,它是建立社会主义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这符合马克思主义一贯主张: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中,生产力是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它起决定性的作用。若不能借鉴西欧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那么,“要处在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的社会来解决只有处在高得多的发展阶段的社会才产生了的和才能产生的问题和冲突,这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2〉,第502—503页.)

马恩的构想表达了两层含义:其一,作为一种社会制度、一种生产关系,资本主义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可以跨越的,其发展表现为非连续性的特点;其二,作为一个自然历史的过程,生产力的发展却是连续的、不可跨越的——即吸取和借鉴资本主义社会所积聚起来的巨大生产力和其它文明成果是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备前提。就俄国而言,可能成为新社会“支点”的公社怎样去掌握资本主义社会的巨大生产力则成为关键所在。对此,恩格斯设想:当西欧的无产阶级夺得革命的胜利之后,可以对俄国公社的改造提供帮助,来大大缩短向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并可以避免西欧所经历的资本主义苦难。“但这方面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是:由目前还是资本主义的西方作出榜样和积极支持。只有当资本主义经济在自己的故乡和在它达到繁荣昌盛的国家里被战胜的时候……只有到那个时候,这些落后国家才能走上这种缩短的发展过程的道路。然而那时它们的成功则是有保证的。这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发展阶段的一切国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2〉,第502—503页.)

与马恩严密精深的其它理论相比,“跨越论”也许更象一束“思想火花”,但它对马恩身后的社会主义实践却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似乎是要验证马恩的设想,在他们逝世之后,社会主义的实践竟首先在资本主义欠发达的俄国展开。

一、列宁提出“新经济政策”试图解决落后国家建立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问题,他首创“间接过渡”思想作为落后国家迈向社会主义的路径选择。

1917年爆发的十月革命与农村公社已无任何关联,它只是俄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成熟壮大后的必然选择。列宁继承了马恩“跨越论”的合理内核——生产力落后的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必须解决一个关键前提:吸取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作为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应该构建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力基础之上,因为落后国家“并不会使较低的社会形态能够从自己本身产生出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后者是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最后产物。”(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2〉,第502—503页.)否则,因为缺乏雄厚的生产力基础, 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然而,当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落后国家胜利后,由于缺乏西方无产阶级的援助,落后国家又该如何去借鉴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呢?这成为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所碰到的最为棘手的难题。

1921年春,列宁提出用“新经济政策”取代“战时共产主义”以便拯救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因为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只能是“乌托邦”。列宁认为:“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就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注:《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第287页.)“新经济政策”标志着列宁放弃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的不切实际的想法,为了奠定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他尝试探索一条“间接过渡”的路径。因为“在一个小农生产者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里,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通过一系列特殊的过渡办法,这些办法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是完全不需要采用的。”(注:《列宁全集》第41卷,第50页.)鉴于俄国经济文化的落后状况,列宁认为,“只有资本主义……的发展,才能为社会主义的实现创造物质条件……。”(注:《列宁全集》第17卷,第105页.)当然,这里所发展的是无产阶级国家控制下的资本主义,是有意识的自觉行为,列宁极富创意地称之为:国家资本主义。如何利用和发展它呢?列宁的思路是:对内,“必须取得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全部文化,用它来建设社会主义。”列宁告诫全党:“如果你们不能利用资产阶级世界遗留给我们的材料来建设大厦,你们就根本建不成它,你们就不是共产党人,而是空谈家。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充分利用……资本主义俄国给我们留下来的一切东西。”(注:《列宁全集》第29卷,第5—6页.)对外,“通过租让和商品交换政策,在经济上极力利用、 加紧利用和迅速利用资本主义的西方。”(注:《列宁选集》第4卷,第501页.)列宁清醒地认识到, “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同世界发生联系是不能生存下去的,在目前情况下应当把自己的生存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联系起来。”为了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以“获得机车、机器、电气器材等等生产资料”来奠定社会主义必需的物质基础,列宁甚至不惜“要用加倍的利润收买资本主义。”(注:《列宁全集》第32卷,第303,第31卷,第435页.)为使自己的思想通俗明了更好地被全党接受,列宁提出一个著名的公式:“乐于吸取外国的好东西: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管理制度+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注:《列宁文稿》第3卷,第94页.)总之,用列宁自己的话说:“新经济政策……就是很大程度上转到恢复资本主义。”(注:《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第45页.)当然,这是为无产阶级所利用的资本主义。

“新经济政策”使十月革命后内外交困的苏俄很快恢复了国民经济,缓和了阶级矛盾,巩固了政权。但是,该政策并未取得列宁所预期的成效——尤其是在利用西方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这个问题上。由于外国资本家的敌视和冷淡,作为国家资本主义的主要形式,“租让制和租借制企业在苏联并未得到多大发展。”(注:许涤新主编《政治经济学辞典》(下)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页.)

“新经济政策”是列宁把马恩的“跨越论”的合理内核应用于俄国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论创新,由于列宁过早病逝,新经济政策的理论探索未能深入。更由于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度,苏俄成立伊始便成为资本主义包围中的“孤岛”,帝国主义必欲灭之而后快。生存环境如此险恶,想要“在经济上极力利用、加紧利用和迅速利用资本主义的西方”便成为一厢情愿的幻想,即使“利用”,也极为有限(注:20年代,美国石油大王哈默曾“冒天下之大不韪”和红色俄国做起了生意,列宁为其胆识称赞不已,优待有加,哈默因此大发其财,但其行为并未在资本主义世界形成“示范效应”,更多的西方资本家是用憎恶的言语来诅咒苏俄。),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西方各国完全关闭了与苏俄平等交往的大门。1929年后,苏联中止了“新经济政策”,开始进入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在无法利用西方资本主义的前提下,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走的是孤军奋战的道路,这以后形成了社会主义史上著名的“苏联模式”。

“新经济政策”试图解决率先奔向社会主义的落后国家如何“吸取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这一课题,列宁虽未成功,但他的“间接过渡”思想却极大丰富了马恩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这对落后国家建立社会主义的路径选择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列宁的实践尤其对中共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毛泽东设想用“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来夯实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地基。新民主主义社会自然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迈向社会主义的必经之途。

作为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结晶,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解决的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她所面临的困难显然要比俄共巨大得多。十月革命前的俄国经济虽落后,但资本主义已有了长足的发展,仍可归入“列强”一类。而中国尚处于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资本主义的赢弱是中共必须面对的残酷现实。怎样为社会主义造就物质基础?这是中共必须解决的难题。

中西历史上的民主主义都是为资本主义鸣锣开道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也不例外。毛泽东坚信,在民主革命胜利后,“因为肃清了资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物,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社会中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是可以想象的,也是不足为怪的。……这是经济落后的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不可避免的结果。”“这种形式的民主革命,虽然一方面是替资本主义扫清道路,但在另一方面又是替社会主义创造前提。”(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载《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9年北京版,第610页.)毛泽东的构想显然源自列宁,列宁在写于1905年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论断:落后国家与其说苦于资本主义,不如说对无产阶级更有利。列宁此文着力批判了俄国“民粹派”和无政府主义者力图回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幻想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直接迈入社会主义。这对毛泽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对俄国,列宁尚且抱怨资本主义太少并断言即使民主革命能够以工农民主专政的形式来实现,也不过是“最充分地保证资本主义获得广泛、最自由和最迅速的发展,”(注:《列宁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12—614页.)更何况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难怪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一再强调:“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还有一个时期让资本主义作为部分经济而存在,而且还是很大的一部分,差不多占整个社会经济的百分之五十。”“十月革命后列宁想要一个资本主义而不可得”。俄国尚如此,更何况落后得多的中国。“现在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注:《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53—56页.)中国急需一个资本主义的大发展来奠定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但这里所发展的绝非旧式的资本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注:“1994年3 月毛泽东关于边区文化教育问题的讲话”转引自《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 526页.)它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干净的”资本主义,取其善果, 避其恶果,这才是新民主主义的真实内涵。对于缺乏工业基础的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的艰苦性,毛泽东有着较清醒的认识,他一再告诫全党:“我们共产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明确地知道,在中国的经济条件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以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计民生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这个方针必须几十年不变。否则,“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注:《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00—101页.)

把新民主主义作为中国迈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以此补上发展生产力这一课,这是新民主主义的全部特色所在。新民主主义的任务是:如何更有效地“利用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的成果”?毛泽东的设想是内外结合。首先是自力更生,大力发展本国的私人资本主义。因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本身就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路障的;其次是开放国门,引进外资。鉴于中国经济极端落后,毛泽东对此寄予了厚望。1944年9 月,毛泽东在和美国外交官的谈话中不止一次强调,为“寻求中国迅速发展和工业化”,“在中国目前的条件下,这就必须通过资本主义的大规模外援来实现。”战后的美国,“将是唯一能够提供这种经济援助的国家;”“中国目前的情况仍旧是半封建主义。首要的任务是要摆脱它。所以不能立即跨进社会主义,因为……没有经济基础。现在谈论社会主义不实际。”(注:谢伟斯《在中国失掉的机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261—262、第627—268页.)

新民主主义继承和发展了“新经济政策”,它仍试图采用一条“间接过渡”的迂回方法使中国“避免资本主义的苦难”而走上社会主义的坦途,但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后,实行“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却遇到了远非毛泽东所能想象得到的阻力,残酷的现实是:中国缺乏利用资本主义的的外部条件。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待新中国的态度比当年对苏俄的态度有过之而无不及。外部环境的恶化是毛泽东很快放弃新民主主义主张的重要原因。1952年底毛泽东便把“间接过渡”的设想改为“直接过渡”,次年,中共中央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吹响了向社会主义全面进军的号角。因为这个变转得太急,以至于毛泽东不得不花力气统一全党的认识,主张“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注:《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载《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81—82页.)的刘少奇等人为此遭到了严厉的批评。 只用了三年,毛泽东便领导中国人民“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注:《批判离开总路线的右倾观点》,载《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81—82页.)1956年9月中共“八大”召开,毛泽东代表中共向全世界自豪地宣布,中国已基本建立社会主义制度。

毛泽东摒弃新民主主义,迫不及待地向社会主义进军,这固然有无法选择的客观环境制约,但同时也是毛泽东的自身主观因素使然,这给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结果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在毛泽东时代始终未能构筑起雄厚的生产力基础。新民主主义这一闪烁着马克思主义智慧光芒的理论未能在实践中结出硕果。这表明: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如何探寻落后国家建立社会主义的规律?中国共产党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在此后的20多年里,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走的异常艰辛,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的一系列失误导致社会生产力长期徘徊,当他试图用不断提升生产关系的做法来释放生产力蕴涵的能量,这就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

20世纪,俄国和中国等一批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国家相继进行了社会主义实践,列宁和毛泽东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试图走一条迂回道路去建设社会主义,以便为社会主义构建坚实的物质基础。但由于一系列主客观因素制约,这条道路未能走通,这使得苏中等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在相当长时期被同一个问题所困惑,这就是:如何“利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果”来奠定社会主义的的质基础?这一难题能否圆满解决已经成为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关键所在——要么“建设”成功,要么重新跌回资本主义的“万丈峡谷”。(注:90年代初苏东剧变,资本主义全面复辟。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但苏东诸国社会生产力的停滞不前却是最深刻的内因。如果社会主义始终不能创造出比资本主义还要多、还要大的生产力,那么,它的存在也就丧失了合理性。)

马列主义在实践中碰到的问题只能依靠实践来解决。落后国家建立社会主义的路径选择最终由邓小平来完成。

三、邓小平“初级阶段理论”提出了一条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最佳发展模式。

站在历史巨人肩上的邓小平在前人探索的基础上,遵循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勇于突破传统观念的局限和苏联模式的影响,创立了“初级阶段理论”,创造性地提出了一条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最佳发展模式。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路径选择问题上,邓小平对列宁持赞赏的态度:“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139、第225、第252、第269、第117、第373、第135页.)总结中国的经验,“总起来说,第一,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第二,不管你搞什么,一定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312页.)那么,建设社会主义如何才能不离开现实和超越社会发展阶段呢?

在邓小平看来,“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那么,中国建设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社会主义呢?当然,此“社会主义”非马恩的经典社会主义,它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9、第225、第252、第269、第117、第373、第135页.)正如同“跨越论”及“新经济政策”反映的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也反映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特殊性,它特指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它涵盖自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整个历史阶段。初级阶段的概念包含两层含义:第一,中国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第二,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很不完善、很不成熟,还处在初级阶段。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就是“生产力落后”。生产力落后源于两方面原因:首先是“先天不足”;这表现为中国社会主义的建立始终缺乏一个相对独立的用于积淀生产力的历史阶段,尽管毛泽东曾设想用发展“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来弥补这一先天的缺陷,但却未能如愿。这使得初步建成于1956年的中国社会主义所依赖的物质基础与新中国成立前相比并未发生质的飞跃;其次是“后天失调”。这表现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在整个毛泽东时代始终未能寻找到一条发展生产力的正确道路。“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总的来说,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9、第225、第252、第269、第117、 第373、 第135页.)显然,努力造就一个先进的生产关系并不能使生产力自然而然地随之提升;靠“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更不能使生产力进步。既然生产力落后是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那么,初级阶段的首要任务便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如何发展?总结以往的经验“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9、第225、第252、第269、第117、第373、第135页.)

大胆地开放国门以便“利用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这是邓小平的一贯主张。在坚守“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坚定不移地对外开放,尤其是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开放。中国为何落后?邓小平深刻地指出:“中国在历史上落后,就是因为闭关自守。建国以后,人家封锁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还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要实现我们的目标,“关起门来是不行的。”(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4、67、105页.)“总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139、第225、第252、第269、第117、第373、第135页.)

当今的中国所以能够比较顺利地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除了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基本任务这些事关全局的问题有一个符合客观实际的看法之外,更重要的是,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他抓住了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和平与发展,及时领导全党调整了外交战略与策略,从而为中国卓有成效地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以中国“改革开放”为标志,马恩所设想的、列宁和毛泽东曾试图解决的: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时,如何“利用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这一百年历史难题终于在邓小平时代迎刃而解了。把资本主义大胆拿来为我所用,用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来造就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基础,这体现了邓小平的睿智与自信。改革开放20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成就已经写下了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最为辉煌一笔。“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可视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发扬光大。当然,必须看到的是,历史为毛泽东和邓小平所提供的物质条件是千差万别的。就此意义而言,正因为有了列宁和毛泽东勇敢的探索,也才会有中国社会主义的今天。

四、总结。

落后国家建立社会主义的实践是一个艰苦的历史过程,它始于列宁,但初步成功则是由邓小平实现的。这一进程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观的,马克思认为:“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3页.)因此,当历史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相应的物质条件后,邓小平的初级阶段理论也就应运而生,它所解决的就是在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就此意义而言,邓小平理论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在其指导下进行的中国社会主义实践无疑具有深远意义。用邓小平的话来说,“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也是一种试验,我们相信会成功。如果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9、第225、第252、第269、第117、第373、第135页.)毋庸置疑, 邓小平为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所选择的路径同样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其理论精髓就是被中国共产党人所奉行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

收稿日期:2000—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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