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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07)02-0004-05
最近读到的几篇文章值得关注，虽然它们分属不同的学科领域，但都涉及当前中国的学术失语问题，或当前中国学术的合法性危机问题。
方福前在《新时期如何对待西方经济学》[1]一文中针对那种不加分析、不顾中国的实际简单套用西方经济学的经济研究路数，提出了西方经济学“中国化”以及如何“中国化”的问题。作者指出，即便撇开制度差别和其所包含的意识形态因素，西方经济学也是根据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实践和经验写成的，也是以发达国家的经济条件和经济问题为背景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我们必须结合中国国情，对西方经济学进行分类研究，重新审视西方经济学中的哪些内容反映了市场经济的共性和一般规律，哪些结论和发达国家的现实经济条件联系在一起，哪些观点包含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因素，在此基础上，我们要进一步明确：西方经济学中的哪些内容是可以直接采用的？哪些内容是需要改造的？哪些内容是目前我国经济条件不具备、不成熟而暂时不宜用的？哪些内容是应当摈弃的？我们研究西方经济学，不但要掌握其结论和方法，而且还要把握具体的理论赖以产生的假设前提、逻辑结构和经济背景，还要注意不同的经济制度（或体制）、经济条件和风俗习惯所造成的经济主体（消费者、生产者、政府）的动机和目标的差别。这些差别和不同就可能导致这样的结果：在西方是正确的结论在中国现阶段可能是不正确的；在西方有用的理论和政策在中国现阶段不一定有效。作者认为，中国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需要走“三化”之路，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现代化，西方经济学“中国化”，中国经济问题理论化。
周宪在《“合法化”论争与认同焦虑》[2]一文中则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当代中国文论的“失语症”问题。作者指出的一种“范例”是：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一整套话语，长期处于文论表达、沟通和解读的失语状态。中国文论严重他者化是其合法性危机的根源。作者试图以文化多元主义的理念，在肯定差异性的前提下，承认不同文化及其价值的合法性。
奚广庆在《政治学原理“西主中附”的教学布局亟待改革》[3]一文中，对作为高校21世纪政治学系列教材的《政治学导论》提出了批评。该书讲述的内容基本上是西方的政治学说和政治实践，而中国的政治发展和政治文明成果只是零散地论及。仅从引文就可以看出“西主中附”的布局。全书引文310余条，有关中国文献的引文不过30条，基本上是西方的引文。该书所列参考书目44种，西方学者的论著占到80%以上。那么，西方的政治学说是否就是政治学的普遍原理？是不是应该把西方国家的政治发展规律和模式作为世界各国社会政治发展的普遍规律和唯一模式来阐述？作者提出了走出政治学原理西方中心论的误区，创建现代中国政治学的任务。
新世纪以来，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应该看到，学术研究也存在着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最突出的表现是自主创新不足，尤其是结合中国国情和现实问题的学术创新能力尚未凸显出来。在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期和矛盾多发期，一方面是有重大影响的社会科学成果比较匮乏，另一方面低水平重复的社会科学成果又大量剩余。社会科学研究某些成果合法性的追问，究其深层根源在于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出现了严重的价值偏移。学术研究，这些年来文本主义盛行，尤其是囿于西方文本释义、止于西方文本的解读，基本上是西方学术话语的转化和延伸，经院化、个性化研究取代了对现实问题的思考，转述、复制和直接引用代替了总结分析实践经验基础上的学术原创，将所谓规范性研究当作创造性思维本身，结果学术走不出幼稚的童年，造成了中国学术的“失语症”。应该承认这种学术职业化的倾向与功利主义具有内在的关联，只求成果量的积累和完成规划指标，远离实际，以第二手材料立论，在书斋中炮制出种种语出惊人的高谈阔论。更为甚者，在论及中国社会性质、发展道路、改革方向等重大问题时，其问题不是来自时代条件的折射和实际呼声的反映，而是跟在国外转型理论后面，以主观绝对所设定的普遍必然性，从世界发展的一个片断中抽象出全面规范中国社会转型的精神绝对论。知识分子淡漠了批判意识，抑制了艰苦独自探索的精神冲动，又何以真正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思考问题，通过精神力量推动和影响历史与社会发展的实际进程？
对博士论文的写作而言，的确有一个文献分析与评论的问题。重视文献评论主要是：可以避免无根据的研究和对以前已经做过的研究的过度重复；明确所进行的研究到底在哪儿和以什么方式才能增加已有的知识，有助于确定新的前沿领域；指出以前分析路径和方法中哪些是有效的，哪些是不成功的，有助于加深对选题及其设计的理解；揭示问题的概念背景或为自己研究的假设提供基础。尽管文献评论在学术研究中起着重要作用，甚至在对策研究、专题研究与专业基础研究中同样重要，但文献评论只是一个学术起点，文献功夫是必要的，但不能视作学术的全部。马克思曾经指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着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4]如果我们的学术研究提不出基于中国经验的学术范式和理论见解，不能实现具有中国气派和中国话语的术语革命，势必弱化中国学术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和地位，也同样会弱化社会科学成果转化为第一生产力的作用和功能。
破解合法性危机，学术研究必须确立一个核心理念，即“中国化”，包括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一切文明成果的中国化。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这个国家对理论的需要程度。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一些学者看来因缺乏学术性而试图使之边缘化。实际上，当代中国的改革实践和社会转型，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也离不开当代中国实践，毫无疑问，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品格和中国改革的性质双重因素决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式，实质上就是理论在中国的实现方式，这种理论在中国的实现方式，也就是中国学术话语的建构方式。不管人们是否认识到这一点，或者是否承认这一点，一个基本事实是，改革开放近 30年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正是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的指导下实现的，而不是靠食洋不化的对西方学术的路径依赖实现的。问题在于，研究者面对现实的思维能力和分析能力能否达到时代对理论的要求，这既是对学者社会责任的拷问，也是社会对学者基本使命的要求。
马克思的思想品格首要的就体现在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基础的哲学品格上。马克思哲学，作为改变世界的哲学，是能够抓住事物本质的哲学，旨在揭示矛盾的焦点、问题的实质、现实的意义，从而在思想中把握它的时代并成为社会变革的先导；改变世界的哲学也是彻底的哲学，即掌握群众的哲学，作为人类解放的头脑的哲学，因为它的问题来自人类解放的实践活动，必然承载着巨大的历史感、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而不是被层层意识所包裹的抽象命题。这就是马克思说的，哲学要反映时代的实际呼声。能够反映时代的实际呼声并为解决时代问题提供创新性思维，才能真正实现学术的价值。
顺便指出，马克思哲学的性质本来是清楚的，似乎并没有给后人留下那么纷繁复杂的巨大的哲学解释空间。然而，马克思哲学在当今的研究者那里却出现了传统的断裂，其基本性质已被种种文本主义解释学意义上的哲学所取代。多元的马克思哲学，实质上是在种种附加的自我意识的解构中把马克思哲学模糊化、碎片化。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是研究的中心话题之一，值得反省的是，对马克思哲学当代意义的发掘是否存在着一个价值预设的问题？将研究对象限制在文本中，从文本中寻找和预设相一致的思想内容并使之客观化，这种目的与研究结果的一致，实际上是以主观的预成论为前提的。这恰恰把文本得以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以及文本背后的思想过程和活动过程抽象掉了。孤立的文本研究只能拘泥于文本的解读、阐释和评价，在封闭的思想环境中使文本自我意识化。马克思哲学当代意义的获得决不是一个解读过程，而是基于当代实践的建构过程。而“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5]，脱离实践的当代意义实际上就是没有意义。
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哲学的基本观点，然而马克思哲学的实践观又是以科学观为前提的，强调的是科学认识指导下的实践。在科学认识指导下的实践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主实践，也即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正是马克思哲学基本精神的体现。而缺乏科学前提的理论只是虚假的理论泡沫。
假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是背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任凭主观臆想和一己热情就想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我们看到一些所谓“软科学专家”，一方面只能以西方经济学作为自己的思维框架和评判尺度，另一方面又延续一种政治思维，以左右划界，非此即彼，不切实际地指点改革，粗暴地把复杂的社会发展问题简单化。如有人在罗织“否定改革的第三次浪潮”时，就断然否认贫富差距、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包括失业问题、民工待遇问题、房地产问题等等，都被当作“纯系杜撰出来的伪问题”视而不见；为了维护西方经济学的地位，“‘拉美陷阱’说的也是伪命题”，“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也是一个文不对题的伪问题”。在分析“被歪曲和夸大的社会矛盾”——贫富差距问题时，只是给了这样一个“定性认识”：“今日下岗工人的生活都比‘大跃进’后‘文革’时一般人民的生活强”。且不说比较参照的只是两个历史阶段的生活基点，看不到历时性提高与共时性拉大的复杂性，问题在于，“大跃进”和“文革”时代并不存在国有资产私有化的问题，人们不能忍受的不仅仅是相对贫困，更重要的是被剥夺的致富权利。而软科学专家思考的重心不是基于经济状况和社会公平如何建立分配机制的问题，而是指责弱势群体是落后生产力的代表，关心弱势群体就是“按抽象道德要求办事”，进而令其严重忧虑的严重后果是，关闭小煤矿、关心弱势群体、增加农民收入等等，都会“严重干扰中国经济持续快速的发展进程”。这恐怕就不仅仅是一个思维简单的问题，还有一个学术立场和价值立场的问题，人们不能不进一步追问其背后的真实动机。
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新世纪新阶段，我们面临的发展机遇前所未有，面对的挑战也前所未有。”在这个过程中，“特别要看到，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种空前的社会变革，给我国发展带来巨大活力，也必然带来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党在现阶段的特殊历史使命。事实上和谐社会与发展经济并不矛盾，这恰恰是解决现实矛盾的一种科学方式。如果深化改革以激化矛盾为代价，以牺牲人民群众的基本利益为动力，改革的成果就不能巩固，也不能在“以人为本”的意义上使改革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也是改革的唯物史观的基础。单向地追求“中国经济持续快速的发展进程”，并在这个过程中批评“把许多精力放在处理以上所谓多发矛盾上”，只能从根本上否定科学发展观。经济发展是全局发展、整体发展的基础，如果脱离整体性发展理念、排斥发展各领域和各要素之间的统筹协调可持续的关系，孤立地看待经济发展，只能导致畸形发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对新的难题，负责任的理论家不应当直接从“理性人假设”去推导现实。我们必须以紧迫的时代责任感和高度的理论自觉性，不断地在正视现实问题和解决现实矛盾中创造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理论。
马克思一生批判过无数的思想家，包括他那个时代最负盛名、最具影响的思想家。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历程，从理论批判的意义上说，就是思想批判的历程，马克思正是在批判性论辩的过程中阐发和建构了他的理论，即唯物史观的伟大学说，包括他对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特殊运动规律的发现。也正因为这样，马克思在他那个时代，也是最遭忌恨和最受污蔑的人。然而，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却意味深长地断言：“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6]恩格斯的这个论断的根据，就是马克思的思想品格。
〔收稿日期〕2007-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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