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面下注与行为调整——中国—东盟在南海问题上的互动模式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盟论文,南海论文,互动论文,两面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南海①对其周边各国，甚至美国、日本这样的亚太国家来说，其经济、政治与战略价值不言而喻。作为南海问题的当事方之一的中国，虽然在过去20年中业已成功地在东南亚建立起友善、温和的形象，然而，不时浮出的南海主权争议仍然是中国与某些东南亚国家之间关系顺利发展的障碍。从严格意义上说，这些争议并不是中国与东盟之间的问题，而只涉及中国与提出南海主权要求的国家——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印度尼西亚——之间的双边关系。但是，随着东南亚地区融合进程不断加深，争端各国越来越倾向于以东盟作为整体地区安全框架来处理这一争议。中国与东盟在南海问题上的互动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
南海问题与中国—东盟之间的互动关系
南海作为贯穿东亚的海上通道，是世界上最繁忙的商业通道之一，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南海蕴藏着丰富的能源、矿产及渔业资源，素有“新波斯湾”之称。在这片面积约200万平方公里的海域内，通行着一半以上的世界大吨位商船，进行着三分之一以上的全球海上贸易，承担着一多半的东北亚进口能源供给。其中，南沙群岛海域总面积80余万平方公里，贯穿南海，扼守马六甲海峡，是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交通枢纽，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可以说，作为主要的海上运输动脉和难得的资源宝库，南海为东亚、甚至整个亚太的经济繁荣和地区安全提供着巨大的支撑。
自1992年东盟作为一个整体对南海问题公开发表《东盟南海宣言》以来，中国与东盟在这一问题上的互动就从未停止过。在国际关系中，所谓互动，就是指行为体在特定的背景下所进行的、带有一定利益目标的相互作用的持续不断过程。建构主义从共有知识(文化)的概念出发来解释国家间因互动而建立起来的关系。温特(Alexander Wendt)声称，他关注的重点之一就是“体系理论应该考虑的国家间的互动或曰进程”，而国家作为“具有意图性、理性和利益考虑等人的特征的行为体”，他们之间的互动构成了国际社会和国际体系。在互动发生后，由于有了自我角色和他者角色的区别，国家的身份得以确定，而身份决定利益。温特认为，身份和利益不仅是在互动中习得的，而且也是由互动所支撑的。正是通过相互间的互动，国家的身份和利益才能得以界定。②互动产生共有知识(文化)，国家间关系的性质依赖于共有知识(文化)。根据国家行为体之间以及行为体与体系之间的互动进程、内容和结果，共有知识(文化)集中表现为三种不同的逻辑，即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不同的文化决定了国家间关系的不同形态。③当然，在互动过程中，行为体的选择往往是策略性的，即行为体在做选择时，需要考虑其他行为体可能做出的反应，以便通过彼此之间及与外界的互动来调整各自的行为方式，从而达到最大的收益。④
当互动过程形成后，互动模式相应产生，国家间互动大致分为冲突型、竞争型和合作型三类。在任何互动中，都存在着一定的共同利益，也存在着某些分歧。不同之处在于：在冲突型互动中，导致分歧的因素要远远大于合作的因素，双方的冲突即使不是无法调和，至少也是经常相互进行武力威慑；在竞争型互动中，参与者承认他们之间的分歧，并且存在一定心理上的紧张关系，但他们都愿意妥协，均谋求达成某种建设性的协议；而在合作型互动中，国家间共同利益要远远大于分歧，他们互持友好的态度，最容易达成利益的平衡。⑤需要说明的是，无论何种互动，其模式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根据彼此的认知而不断变化。与以上三种文化和互动模式相对应，国家对于互动对象的认知主要有三类，即敌人认同、对手认同或朋友认同。⑥可见，身份认知的转换是互动模式性质转换的变量。
对照上述分析框架，本文认为中国与东盟在南海问题上的互动呈现以下几个特征：其一，互动行为体不是孤立存在的，他们处于特定的国际体系结构之中，因而其政策具有基于特定背景和环境考量的烙印。互动是在行为体与行为体之间、行为体与环境之间同时展开的，其相互作用奠定了互动的基础。1992年2月，中国颁布了第一部海洋立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其中第二条规定，“……台湾及其包括的钓鱼岛在内的附属各岛、澎湖列岛、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岛”等都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⑦5个月后，第25届东盟外长会议通过了《东盟南海宣言》，第一次在南海问题上表现出共同立场。双方互动从此开启。当时，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刚刚起步，双方经济、社会交往不多，对于对方在南海问题上的意图与能力认知不足。中国与东盟在南海问题上处于相互摸底和试探阶段，包括对彼此所处的特定政策环境、制度背景等方面的了解。双方很少有共有知识，对对方的身份认知也是模糊不清的。相对于行为体之间的互动，行为体与外部环境的互动也是相当重要的。在后冷战时代，无论是美国、中国还是东南亚各国，都在对其冷战时期的对外政策进行反思和调整，新的国家战略和政策仍在制定和调试过程中。这时，与以美国为代表的外部环境之间的互动也刚刚开始。
其二，互动是一个持续不断并逐步提升善意的过程。任何两个行为体之间的相互作用都有一定的延续性或惯性。1995年美济礁事件后，通过一系列的相互接触和沟通，中国与东盟对于彼此在南海问题上的原则、政策有了进一步的研判。中国认识到东盟在这一问题上的一致性态度，决定不让南海问题成为双方整体关系改善的一个障碍，因而逐渐同意与东盟在有限的多边场合非正式地讨论这一问题。而东南亚国家则确信，美国在这一问题上的利益尚不足以让它公开对其东南亚盟国表示军事支持，加之对中国在领土问题上的立场与态度有了更深的了解，因此他们渐渐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一种“两面下注”战略——既通过加强美国与地区安全的相关性来对南海问题施加军事制约，又通过与中国保持积极接触来确保中国不会采取武力解决方式。于是，双方形成了对彼此实力、意图和行为后果等方面的基本认知，在此基础上根据本国的目标和国情制定及实施政策。作为这种互动模式的一个重要结果，此后中国与南海主权声索国之间再没有在这一海域发生武装冲突。
其三，各行为体是理性的，即其政策目标不仅要使其在某一问题上的利益最大化，而且要最大限度地服务于其国家整体利益。中国与东南亚有关国家在南海问题上各有其明确的利益诉求，但关于哪种政策能最大限度地服务于这种利益及其国家整体利益却并不存在普遍的共识。例如，在越南和菲律宾拒绝中国“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以及联合使用岛礁上的设施的提议，并要求加大对中国的压力以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多边协议时，马来西亚却更加看重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以获取政治与经济利益，认为强迫中国让步得不到任何好处也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⑧在这种情形下，中国与东盟在南海问题上的互动必然是一个长期的、各种利益均得到考虑但都不会得到充分实现的过程。
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南海问题上关系模式的产生和发展不是先验的或固定不变的，而是两者在特定环境下互动的结果，是双方对对方的身份认知、政策及行为后果，以及所处环境等诸因素做出综合评判并最终做出回应的结果。纵观近20年来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南海问题上的互动，双方基本形成了一种混合型互动模式，其主要特征是动态性、竞争性与合作性共存。美济礁事件是这种混合型互动模式形成的开始。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随着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的改善、东南亚地区融合进程的加快，双方贸易和投资不断增长，所有争端方日益处于一个紧密的贸易、投资、金融和旅游网之中，繁荣和安全已成为各方的共同目标，这使得单边冒险行为的代价越来越高。⑨中国与东盟的共同利益和相互依赖大为增加，双方逐渐学会利用各种过程和机制来提升对话和合作，中国加入东盟地区论坛(ARF)、《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TAC)以及《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签署等标志性互动成果的产生，成功地降低了潜在冲突发生的可能。总体来看，虽然在南海海域还时常发生一些小冲突，但地区的总趋势是向着政治与经济合作、建立互信以及双边和多边接触发展的，各方都希望在一个和平稳定的地区环境下寻求实现其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国家目标。
尽管大多数东南亚国家整体上把中国力量的上升视为机会而非威胁，但双方在南海问题上至今尚未找到一个令各方满意的解决方案。双方在南海问题上的利益分歧依然如故，导致其互动模式仍带有明显的竞争特征。此外，这种混合型互动模式的走向还受到各种环境因素的制约，如各国民众对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民族主义看法、南海自然资源的进一步发现与开发、各国军事力量的增长，以及美国因素介入程度的不断加强等，都影响着南海争端的发展演变。⑩因此，中国与东盟在南海问题上的互动仍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东盟的两面下注与美国的介入
如果把“制衡”和“追随”设定为一个国家对外政策图谱的两端，那么中间广阔的政策选择范围都可以被称作“两面下注”。在本文的分析中，“两面下注”是指东盟国家在领土问题上，在无法决定是否采取直接的选择(如制衡或追随中国)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一种中间立场，旨在避免因不得不选择某种方式而付出明显代价，以及为可能发生的意外做准备。虽然南海问题的确让东南亚国家意识到中国的强大与压力，但他们同时也承认，该问题只是其面临的种种问题之一，中国的崛起对于东南亚的稳定与和平仍然有着积极的一面。在这种情况下，为更好地保障自身利益，地区国家既不愿顺从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意志，又不甘心让南海问题造成中国与东盟的公开对立，进而影响到其国家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大计。为此，东盟采取了两面下注战略，即一方面通过接触、对话以及将中国纳入地区机制安排来建立一种相互负责和友好相处的关系，从而束缚中国在南海争端中的选择；另一方面加强与美国的军事联系，以平衡中国力量，缓解安全担忧。
东盟为了确保中国以友好合作的态度在南海问题上与其进行互动，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努力：第一，通过显示一致立场使中国认识到，南海争端虽然仅事关中国和少数东盟国家，但它却引起了整个东盟的关注。随着东盟机制化程度越来越高，东南亚的南海声索国日益把东盟看作是保护其利益的更好选择，寄希望于以东盟整体的力量与中国进行外交博弈。(11)在1992年7月第25届东盟外长会议上，南海问题首次成为东盟安全的重要内容。会议通过了《东盟南海宣言》，强调必须用和平的手段解决同南海有关的一切主权和管辖权问题，建议有关各方以TAC的原则作为制定南海国际行为准则的基础。这是东盟第一次在南海问题上表现出共同立场。美济礁事件发生后，东盟对南海问题的重视度明显提高，东盟外长会议发表联合声明，表示“严重关切”南海形势的发展，要求双方遵守《东盟南海宣言》。(12)同时，东盟国家还努力将南海问题纳入ARF的议程。
1995年4月，首届中国—东盟高级官员会议在杭州举行。在正式会议开始前的非正式会议上，东盟和中国官员讨论了南海问题。东盟表达了对于南海争端以及关于某些岛屿的潜在冲突的担忧，认为这种冲突会“损害地区稳定”。(13)此后召开的东盟外长会议和首脑峰会所发表的联合声明都涉及南海问题。东盟以一个声音说话，提出要根据TAC、《东盟南海宣言》以及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寻求早日和平解决南海重叠的主权主张，强调中国的行为对亚太地区稳定产生了负面影响，而这对于中国与地区集团之间建立互信是不利的。自第二届东盟地区论坛起，东盟在历届ARF主席声明中都阐述了对南海问题的立场。尤其是随着南海问题的升温，东盟内部出现了建立所谓“南沙集团”一致应对中国的趋势。在2011年6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1次会议期间，菲律宾、越南、印尼、马来西亚、泰国、老挝、新加坡达成共识，认为应通过和平方式和利用海洋法公约解决南海领土纠纷问题。东盟的这种一致性逐步推动中国与东盟建立了一系列关于南海问题的互动机制，包括定期的会议与对话、高层军事官员的互访以及建立热线等。最终，东盟获得了中国对《东盟南海宣言》、ARF和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的正式支持。这些机制在制定南海行为准则、遏止对南沙群岛新的控制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第二，将中国纳入地区多边安全框架或协议，使中国承诺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东盟与中国建立多边对话的努力始于1990年，关注点为建立关于海上问题的信任，避免涉及主权的法律争议，鼓励多边对话和促进争端的和平解决。(14)90年代末，双方开始就达成共同的南海行为宣言进行谈判。2002年7月，第35届东盟外长会议呼吁与中国共同努力达成关于南海的行为宣言，以消除在南海发生军事冲突的潜在危险。同年11月，东盟与中国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双方在南海问题上的相互制约达到顶峰。虽然这是一个非约束性的文件，但它确实制定了一些有利于和平解决争端的原则，比如，规定所有各方应该“用和平手段解决争端”并且“自我克制”，以及“尊重在南中国海及其上空的通航自由和飞行自由，正如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及其他被广泛认可的一些国际法所规定的原则”。通过这个宣言，东盟清楚地表明“中国在南海的存在并没有威胁到和平共存”。(15)这是中国第一次签署关于南海问题的多边协议，标志着中国愿意遵守由东盟提出的原则，显示了其以和平方式解决领土争端的姿态。随后，中国于2003年11月成为第一个参加TAC的东南亚区域外国家。
经由上述途径，在缺乏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正式的争端解决机制的情况下，东盟与中国从危机管理和预防角度处理领土纷争，维持了南海的和平与稳定。东盟的这些举措被外界统称为“格列佛战略”(Gulliver strategy)，即在不能确定中国是否是威胁的前提下，东盟力图将中国纳入一个程序和集体规范之网，以无数的共同利益纽带将双方捆绑在一起，以此制约发生极端行为的可能性。(16)东盟之所以选择实施这项战略，不仅是源于中国与其他南海主权声索国就敏感的领土争端达成约束性规范的困难性，而且也是由于东盟内部各成员国之间有着利益及认识分歧。正是因为担心这种内生的不一致性以及半机制性的灵活安排可能会给中国留下加强其在南海力量的空间，东盟还采取了第二种战略，即借助美国的力量平衡中国的影响。一方面，东盟作为一个整体与美国协调立场，双方就“和平解决南海相关争端”和“保证航道通畅”的重要性达成一致；另一方面，东盟有关国家在强化对已占海域的资源开发、行政控制和主权宣示的同时，推动美国从军事和政治上介入南海问题。自90年代末以来，不少东南亚国家都与美国恢复或重建了某种形式的军事合作，范围从防务对话到共同防御侵略不等。
菲律宾作为与中国在南海问题上有着较大利益冲突的东南亚国家，同时也是美国在该地区最古老的军事盟国。双方的军事合作涉及联合军事演习、美国军队的访问以及美国后勤补给系统的永久性布置。尽管冷战后菲国内民族主义的高涨迫使美国于1992年关闭了在菲海空军基地，但是，菲律宾认为90年代中后期中国对美济礁等岛礁的控制，构成了对其国家安全的威胁，因而开始考虑重新依赖美国的军事力量制衡中国在南海的行为，(17)美菲军事访问协议于1999年生效。自2000年2月以来，美菲两国举行了多次大规模联合军演，演习涉及南海事务，地点也不时出现在南海有争议的海域。这大大增加了美国卷入南海争端的可能性。反恐战争进一步加强了美菲军事同盟关系。华盛顿为菲制定军事训练计划，帮助菲武装力量现代化，以推进菲在南沙群岛的主权要求。
美国与马来西亚的军事合作主要涉及有限的过境权、访问权、加油以及联合训练。马来西亚在南海争端中采取相对较低的姿态，愿意通过双边外交来解决此问题，支持中国关于不将南海问题国际化的主张。(18)即便如此，马来西亚也认可美国在东南亚的军事存在，视之为防止暴力冲突的有效工具。1992年后，马来西亚低调地参加了美国主导的一系列军事合作和联合军事演习，其中颇有代表性的是两年一度的环太平洋联合演习。此项演习的目的，用2010年度演习方案设计主管、美军太平洋总部太平洋论坛战略研究中心专家卡尔·贝克尔(Carl Becker)的话说，是“对美国及其盟国海上力量的展示，协调各国的海上协同作战能力，借此确保美国在南中国海的海上通道畅通无阻”，“防备亚太地区崛起的新兴军事力量”。(19)
东盟的新成员国中，越南与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争端最激烈，在南海控制的中国岛礁最多，开采的石油和摄取的经济利益最大，并正在考虑与美国建立初级的军事关系。1995年美越邦交正常化后两国军事关系迅速发展。自1997年以来，美国太平洋部队指挥官和军舰多次访问越南，两国国防高层官员也频繁互访，两军开展诸如搜寻战时美军遗骸、排雷、军事医疗、军事培训等各种合作。近两年美越军事合作进入一个新阶段。一方面在战略和政策层面有了进一步的沟通和默契，两国借“政治、安全暨国防对话”，强调将继续加强合作，促进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安全。2010年7月，越南作为主席国在美国的支持下在ARF上提出南海问题，将中越双边问题国际化，对中国南海权益造成新的挑战；另一方面，两国的军事合作进入更高层次。2009年秋，美国空军在越战后首次重返越南开展搜救演习。2010年8月，美国“乔治·华盛顿”号航母率队访问越南岘港，越南一批高层军方人士登舰进行了参观。随后，美越在南海举行为期一周的联合军演。类似的军演在2011年7月再度上演。
在东南亚国家的相邀之下，美国根据自身利益的重新界定，日益明显地以“利益相关方”的身份介入南海问题。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并不认为南海争端会直接影响到其在这一地区的主导地位，只是希望争端能够得到和平解决。美济礁事件后，虽然中菲之间的争端不足以导致美国的军事反应，但美国国务院认为必须澄清其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即保持这一海域海上通道的自由与畅通，表示严重关注任何与国际法不一致的南海海上行为。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主任罗思(Stanley Roth)向地区国家保证，美国会在与中国的对话中提升南海争端的重要性。随着90年代中期台湾海峡紧张气氛的上升，美国众议院甚至要求通过专门的《1995年中国政策法案》。美国行政当局也向中国发出外交照会指出，中国的一些行为与国际法不一致。(20)90年代末，中美关系经历了又一个低潮，美国也相应地积极支持ARF成为一个讨论南海问题的安全论坛。在1999年的东盟地区论坛上，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公开宣称，美国不会坐视不管南海日益上升的领土争端导致的紧张气氛，美国将敦促各方保持克制并找到建立互信以及达成协议的方法。(21)在2000年第七届东盟地区论坛提交的《年度安全概览》中，美国重申它越来越关注南海的潜在冲突。
纵观冷战后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主要政策表述，可以看出，以往美国在该问题上总体上奉行“积极的中立主义”，即在不介入的同时密切关注局势的发展，反对任何威胁南海和平与稳定的行动。时移势易，近年来，美国南海政策辩论中的干涉主义思潮日益强烈，出现了一些试图改变美国南海政策的新思维和新动向。(22)2010年是美政府高层对南海问题集中表达关注的一年。同年6月，国防部长盖茨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中提出，美国不会无视南海局势，中国对南海局势的态度将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利益。同年7月，在越南河内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上，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称，美国对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的争端表示关切，争端的解决涉及美国维护海上航行自由的国家利益，“美国支持所有提出主权要求的各国展开合作和协商，反对任何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23)希拉里的言论反映了美国“重返”东南亚、平衡中国地区影响力的战略的实质。无疑，华盛顿对南海问题兴趣的增加将带来国家间关系的紧张。(24)华盛顿基于地缘战略的需要支持南海争权的国家，不但是要为中国制造困扰，也是为其插手南海做准备。
中国的学习与行为调整
在南海问题上，中国在与东盟的互动过程中，其行为方式经历了明显的改变——在强调双边谈判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多边协商。此种行为方式的调整不仅可以归因于21世纪亚太地区战略环境的改善和中国-东盟关系的良性发展，更可以用一种学习与适应的理论加以解释。(25)一方面，中国与东盟之间密集的日常接触增进了相互理解，建立了共同的行为规范，从而使双方在南海问题上的认知有了较大的改变。另一方面，中国对东南亚地区战略格局的嬗变相当敏感，意识到美国主导的地区军事关系有可能形成对中国的包围之势，这使得中国倾向于以自我克制的态度和“睦邻、富邻、安邻”的行为实现其在南海的国家利益。因此，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行为调整，可谓是内部发展与外部环境共同作用于中国与东盟互动过程的结果。
首先，通过学习，中国逐渐习得如何与一个地区组织相处，中国与东盟就南海问题进行多边谈判的意愿相对增加。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就将营造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作为其首要外交战略目标之一，而中国睦邻政策的首要目标就是东南亚。对中国而言，东南亚国家不仅是重要的经济伙伴，而且是潜在的政治同盟，他们与中国有着共同的关于外部干涉的担忧。(26)至1992年8月，中国与所有的东南亚国家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并逐渐建立起一系列的经济与社会互动框架。中国对东南亚采取“睦邻、富邻”战略，增强了自己的吸引力，在经济、外交、影响力等领域取得相当大的成效。
早在1995年前，中国即参加了五次由印尼主办的关于南海问题的非正式会谈——处理南海潜在冲突研讨会以及此架构下的工作小组会议，并同意会谈达成的非官方协议。(27)美济礁事件后，中国根据对自身利益的判断，内省式地认识到，其与东盟的关系不应因南海争端而恶化，从而损害其发展所需的和平周边环境。中国遂重新思考其南海行为方式，开始重视东盟在南海问题上的作用，同时认可在该问题上符合国际规范的道德及法律限制。1995年4月，在首届“中国—东盟高官会议”上，中国第一次同意以多边方式与东盟内的争端方讨论南海问题。(28)此后这一争端就成为一年一度的“中国—东盟高官会议”议程的一部分。1995年7月，中国、东盟在文莱举行外长会议，中国做出了两个重要的妥协：一是宣布准备就南海问题与东盟举行多边会谈，二是同意以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作为谈判的基础与争端各方一起解决领土争端。(29)东盟对中国愿意在多边论坛中讨论南海问题表示欢迎。随后中国于1996年批准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1996年6月，第二届“中国—东盟高官会议”在印尼举行，双方就南海问题进行磋商，中国以开放的姿态与东盟进行对话。在1996年8月第三届ARF会议上，中国回应了印尼、菲律宾和越南对于争端所表达的关注，并对多边的二轨会议大加赞扬。1997年，中国、东盟领导人举行了首次峰会，并且发表了共同声明。关于南海争端，声明写道：“继续保持克制，并以冷静和建设性的方式处理有关分歧。”(30)在双边层次上，政策上的灵活性推动中国与东南亚有关国家在敏感的领土问题上达成了一系列协议。1995年、1996年，中菲、中越分别签署行为准则，宣布以和平方式解决双边争端。2000年中越达成《金兰湾海域划界协定》。
进入21世纪后，中国与东盟的良性关系促进了双方在南海问题上的互动向着合作型模式发展。尽管东盟对中国强大后的意图仍然有所怀疑，但作为一个地缘相邻的地区组织，它必须与中国打交道，并考虑中国的安全关切。而中国也越来越确信，周边地区的和平和繁荣会影响到中国国内的稳定和发展。它不再孤立地看待自己在南海问题上的处境与利益，转而认可东盟本身和东盟主导下的一系列多边对话、协商和谈判在保证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方面的作用。在双边和多边层面，“北京的外交已变得相当娴熟和细致入微，在地区范围内获得了好评”。(31)这一点也体现在南海问题上。如今，中国在该问题上更多时候是以一个维持现状、尊重国际规范的形象出现，并且再也没有对南沙海域有争议的岛礁实施占领。实际上，相对于其他争端方，中国在南海的所作所为要和平得多。随着中国与东盟在防务和外交领域的互动与接触日渐深入，未来中国在南海的行为很可能变得更加透明。(32)
其次，针对美国因素介入的加强，中国以行为调整的方式加以应对。自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逐渐认识到美国在东南亚的军事存在是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并不会随着冷战格局的瓦解而消失。这是中国与东盟互动的一个前提性环境。鉴于此，中国不再一味强调美国的霸权是对世界和平的损害，基本接受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影响。对于美国与一些东盟国家的安全合作，中国虽仍十分关注但已明显减少了批评之声。同样，东盟会继续加强与美国的关系，依靠美国的力量来限制中国在南海的行为。(33)外部因素介入南海问题，势必影响到中国的地区战略发展。对中国来说，最不愿看到的是在南海问题上美国与少数东南亚国家结成同盟反对中国。为了避免这种局面的出现，中国注重加强与东盟的多边对话，表明其和平意图，努力减少东盟内部的南海争端国与美国结盟的需求。即使意识到在可见的未来东盟很难放弃其与美国的军事联系，中国仍然坚持对东盟的支持以便缓解后者对美国的依赖。例如，在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提议并推动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以及不断提升双方的经济与政治合作。这些举措显然有助于降低南海问题国际化的可能性，而此种可能性仅仅依靠传统的双边谈判是无法遏止的。
面对九一一事件后美国扩大和加强其在东南亚的军事存在，中国对东盟领导的多边机制给予了更大的支持，努力借此打破美国在东南亚对中国的可能包围。1998年，中国与东盟就达成南海共同行为宣言开始谈判，次年中国同意将谈判从非正式转为正式。由于中国的积极态度，《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于2002年11月签署，所有各方承诺避免采取使南海局势复杂化或使南海争端升级的行为。为加强这个文件的约束力，2011年7月中国与东盟10国的外长就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行动指针达成一致。宣言是中国和东盟处理南海问题的指导性原则，对中国的行为选择有着制约作用，它的达成显示了中国的自我克制甚至自我牺牲态度。有学者认为，这个最终的版本更接近于东盟的提议而更少中国色彩，基本上是东盟国家制定了管理南海争端的规范。(34)在一定程度上，宣言表明中国同意通过规范来解决南海问题，无论这些规范是多么的初级和非正式。行为宣言的签署加上传统的“共同开发”建议，显示了中国在南海主权要求上的灵活性，为其他的双边和多边合作打开了大门。中国支持共同的行动和项目，如海洋科学研究、海洋环境保护以及海上通道安全等。2005年，中国同意与最强硬的争端方越南和菲律宾在争议地区联合探测南海能源资源。(35)
应当指出的是，中国采取的是一种防御式的或被动式的多边主义策略。这种策略一方面有助于缓解邻国的不安，培育一种负责任的形象，并将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影响或干涉最小化。(36)另一方面，由于某些问题本质上并不完全局限于双边范畴，加之东盟及其相关成员国的坚持，中国在权衡利害的前提下主动与地区集团讨论南海问题。这种有限的多边途径被认为是现阶段中国处理南海问题的成本最低的方式。(37)在这种策略下，中国在处理南海争端的过程中充分尊重东盟的自主性和独立性，给予多边谈判和合作以应有的地位，同时赋予南海海上航行自由以极大的重要性，以此寻求共同利益，规划混合型互动的良性发展方向。
当然，中国行为方式的调整并不意味着中国在南海的主权立场有了重大改变。事实上，双边协商与谈判仍是中国解决南海争端的主要原则，因为双边讨论相对于多边谈判更容易产生结果，中越、中菲之间有关边界划分和行为准则的协议就是通过双边谈判中达成的。对中国来说，只有在达成更多双边谈判协议的情况下，多边谈判才会变得可能或有用。尽管如此，中国的具体政策及策略已发生了明显变化，其所界定的双边谈判形式正在放宽尺度。中国认识到，只有建立和平和信任机制，各方都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合作保护海洋资源，才能达成综合的多边解决方案。总之，在近20年的互动过程中，中国已经学会了解其他争端方的主要诉求，适时调整自己的行为方式，尽力避免外部因素的干预，以期为自己的根本立场动员最大的支持力量。
南海争端由来已久，其背后更有大国角力的影子。各国出于各自战略的考虑，积极扩大在南海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南海的安全性问题和南海问题国际化趋势是真实的和正在上升的。总的来说，中国与东盟在南海问题上已经形成了某种形式的互动格局。这是介于合作型互动与竞争型互动之间的模式，而美国因素则是其中的重要变量。
在互动和学习的过程中，中国逐渐调整其行为方式，倾向于与东盟进行多边谈判和合作，以消除邻国疑虑，缓解美国的压力，建构一种自我克制的正面形象和有利于和平发展的地区环境。这主要是中国对自身利益进行反思和重新界定的结果，并不是为了驱逐美国、建立地区霸权。(38)而东盟国家也认识到，在与中国的互动中两面下注，适度地依赖美国，不仅可以刺激中国为地区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增加中国在地区稳定中的利益相关性，而且会强化与美国的双边同盟，提升自身的军事能力，从而更有效地对冲未来中国可能的修正主义行为。当然，为了防止矫枉过正，以致引发不信任乃至损害经济发展和地区稳定的机遇，东盟同时强调积极与中国对话和接触，力图把中国纳入相互交织的多边协议之网络。东盟并不想在中美之间做出选择，相反它愿在地区事务中给予中国适当的地位和认可，乐见以建设性方式推动中国东盟关系的发展。(39)
虽然中国与东盟在南海问题上的互动具有战略意义，使这一敏感的安全问题不至于发展为威胁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导火索，但在目前状况下，中国与其他争端方一时尚难以化解分歧，南海问题遂将长期存在，成为中国东盟关系深入发展的障碍。南海问题本质上是中国与东南亚邻国之间的双边问题，外部因素的消极介入只会使这一问题更加复杂化。在新的形势下，中国需要加强与东盟及其有关成员国之间的建设性互动，确认地区稳定与和平发展的最终目标。于此，即使问题的根本解决可能遥遥无期，但一个增加互信合作、减少竞争冲突的良性互动过程也有望在中国与东盟的共同努力下产生。
注释：
①一般而言，南海是指从台湾海峡一直到马六甲海峡之间的海域，又称南中国海。其中，西沙群岛基本上处于中国的有效管理之下，中沙群岛除黄岩岛外，几乎所有的岛礁岩块在涨潮时均不露出水面，没有岛屿主权争议。所以，本文论及的南海问题主要是指关于南沙诸岛和岛礁、南海海洋资源与空间的主权或所有权要求的争端。
②陈宗权：《国际关系互动理论初探》，载《国际观察》2008年第2期，第61～62页。
③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25～326页。
④周方银：《国际结构与策略互动》，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10期，第11页。
⑤陈宗权：《国际关系互动理论初探》，第64～65页。
⑥封永平：《国家互动与认同转换——美国和平崛起的建构主义分析》，载《国际观察》2004年第5期，第22页。
⑦《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http://www.soa.gov.cn/hyjww/zcfg/lingyiyears/2007/04/1176342954038577.htm
⑧Nayan Chanda,"Divide and Rule:Beijing Scores Points on South China Sea",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August 11,1994,p.18.
⑨Mohamed Jawhar bin Hassan,"Disput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Approaches for Conflict Management",in Derek da Cunha,ed.,Southeast Asian Perspectives on Security,Singapore: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2000,pp.102-104.
⑩Ralf Emmers,Geopolitics and Maritime Territorial Disputes in East Asia,Routledge,2010,p.188.
(11)Liselotte Odgaard,"The South China Sea:ASEAN's Security Concerns about China",Security Dialogue,Vol.34,No.1,March 2003,p.17.
(12)"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1995)",March 18,1995.http://www.aseansec.org/5232.htm
(13)Ian James Storey,"Creeping Assertiveness:China,the Philippines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Vol.21,No.1,April 1999,p.108.
(14)Ian Townsend-Gault,"Preventive Diplomacy and Proactivity in the South China Sea",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Vol.20,No.2,August 1998,pp.171-190.
(15)Liselotte Odgaard,"The South China Sea:ASEAN's Security Concerns about China",p.22.
(16)Cheunboran Chanborey,"China's Soft Power in Southeast Asia",Cambod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November 2009,p.17.
(17)David G.Wiencek and John C.Baker,"Security Risks of the South China Sea Conflict",in John C.Baker and David G.Wiencek,eds.,Cooperative Monitoring in the South China Sea:Satellite Imagery,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and the Spratly Islands Disputes,USA:Praeger Publishers,2002,p.54.
(18)Liselotte Odgaard,"The South China Sea:ASEAN's Security Concerns about China",p.15.
(19)姚国会：《环太平洋军演耀武扬威目的明显》，载《大公报》2010年7月8日。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10-07/08/content_13829789.htm
(20)Lee Lai To,Chin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Dialogues,Praeger Publishers,1999,p.143.
(21)Timo Kivim
ki,Liselotte Odgaard and Stein T
nnesson,"What Could be Done?" in Timo Kivimki,ed.,War or Peac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NIAS Press,2002,p.140.
(22)蔡鹏鸿：《美国南海政策剖析》，载《现代国际关系》2009年第9期，第3～4页。
(23)Hillary R.Clinton,"Remarks at Press Availability",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10/07/145095.htm
(24)Andrew Jacobs,"China Warns U.S.to Stay Out of Islands Dispute",The New York Times,July 27,2010,p.A9.
(25)Alastair Iain Johnston,"Learning Versus Adaptation:Explaining Changes in Chinese Arms Control Policy in the 1980s and 1990s",The China Journal,No.35,January 1996,pp.27-61.
(26)Alice D.Ba,"China-ASEAN Renavigate Relations for the 21st Century",Asian Survey,Vol.43,No.4,July/August 2003,p.632.
(27)Dana R.Dillon,The China Challenge:Standing Strong against the Military,Economic,and Political Threats that Imperil America,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Inc.,2007,p.36.
(28)Allen S.Whiting,"ASEAN Eyes China:The Security Dimension",Asian Survey,Vol.37,No.4,April 1997,p.319.
(29)Mark J.Valencia,Jon M.Van Dyke and Noel A.Ludwig,Sharing the Resources of the South China Sea,Netherlands: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1997,p.27.
(30)"ASEAN-China Cooperation towards the 21st Century".http://www.aseansec.org/5476.htm
(31)David L.Shambaugh,"China Engages Asia:Reshaping the Regional Order",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9,No.3,Winter 2004/05,p.64.
(32)Ralf Emmers,Maritime Disput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Strategic and Diplomatic Status Quo,Singapore:Institute of Defense and Strategic Studies,September 2005,p.6; Lee Lai To,Chin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Dialogues,p.142.
(33)唐建国：《中国与东盟关系中的美国因素》，载《太平洋学报》2004年第7期，第62页。
(34)Evan S.Medeiros and M.Taylor Fravel,"China's New Diplomacy",Foreign Affairs,Vol.82,No.6,November/December 2003,pp.22-35.
(35)Christopher C.Joyner,"The Spratly Islands Dispute:Legal Issues and Prospects for Diplomatic Accommodation",in John C.Baker and David G.Wiencek,eds.,Cooperative Monitoring in the South China Sea:Satellite Imagery,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and the Spratly Islands Disputes,p.25.
(36)Thomas J.Christensen,"Fostering Stability or Creating a Monster? The Rise of China and U.S.Policy toward East Asia",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1,No.1,Summer 2006,p.83.
(37)Lee Lai To,Chin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Dialogues,pp.139-140.
(38)Serene Hung,"China in ASEAN-Led Multilateral Forums",Maryland Series in Contemporary Asian Studies,Vol.185,No.2,2006,p.92.
(39)Lee Lai To,Chin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Dialogues,p.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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