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从邓小平到江泽民的发展(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理论论文,江泽民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242(2004)02-0009-04
三、“三个代表”理论对中国共产党的划时代意义
如果从1997年在党章中明确了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地位算起，仅仅过了5年，中国共产党就需要进一步强调江泽民“三个代表”理论应具有的同样地位了。这种变化一方面表明邓小平理论已不能完全覆盖“三个代表”理论所推动的实践活动，另一方面也表明“三个代表”理论对邓小平理论的直接承接关系。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邓小平理论是孕育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江泽民“三个代表”理论是深化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或者说，邓小平恢复了按劳分配本来应有的历史地位，江泽民肯定了按劳分配派生出来的按要素分配；还可以说，邓小平通过拉开贫富差距在激活人力资源的同时调整了社会经济关系，而江泽民则承认贫富差距的合理性并着手调整社会政治关系。
“三个代表”理论突出地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始终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因此，逻辑地允许包括私营企业家在内的各个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加入党内。从形式上看，这一理论通过调整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扩大了党组织的社会基础。但其意义却在于对由于市场经济而形成的人们利益地位和经济关系变化的认同。
一般市场经济通常会趋向两极分化，不管在市场经济前面冠以“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概莫能外。
这意味着，市场经济既是发展生产力的手段，但又不是寻常的手段。它实质上属于一种具有基本生产关系规定性的经济形式。马克思曾指出：“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6](P88-89)市场经济以人们对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为基础，全面吸纳了各种生产要素的介入，通过竞争机制，最终在主体利益方面体现了优胜劣汰的原则。
市场经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得到全面发展，证明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是自然一致的：市场经济自发走向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自觉推动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这种生产关系形式能够为社会主义所用，是以一种可能性的存在为前提的，即：在市场经济长期发展过程中，它的运行机制已逐步积累了一些因素，使其两极分化的自发趋势有可能得到遏制直至被根本改变。
当代社会主义者重新“发现”市场经济是一件必然的事。
市场经济的奥秘在于：它通过利益机制，最大限度地鞭策劳动者各尽所能；它通过竞争机制，持续不断地迫使劳动者提高自身能力。这使它成为人类迄今所仅见的最有效的激励劳动的经济形式。
市场经济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取决于其所拥有的三个基本条件：
其一，市场经济只承认劳动者的实际能力，这是通过人们提供产品的质与量来显示的；对劳动者能力的衡量，从理论上说，不受任何个人及团体单方面的支配，而是由众多劳动者合力形成的客观尺度来决定的。这意味着，市场经济对劳动成果的评定具有公正性。
其二，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但它同时又是法制经济。任何劳动者的劳动行为都以不违背法律为前提，由此保证竞争起点的平等。这意味着，市场经济对劳动活动的规范具有公平性。
其三，市场经济是自由经济，人们可以自主选择(当然须不违法)任何时间、地点、方式来从事劳动。市场经济实行按劳分配原则，从逻辑上讲，它的公平性就是人们可以选择适合自身特点的劳动领域和方式。这意味着，市场经济对劳动者发挥自身能力提供的经济环境具有合理性。
当然，上述这些关于市场经济的“好话”不能做绝对意义上的理解。它们只是证明，市场经济是人类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具效率因而也最愿接受的一种社会关系形式。
市场经济的社会后果具有二重性：一是它具有优胜劣汰的功能，昭示着劳动者能力的差别；一是它能促劣变优，预示着劳动者能力的接近。
显然，这两个过程是同时发生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同一过程的两种不同性质的产物。人们已经知道，在以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时期，优胜劣汰的趋势具有主导作用，它直接导致了社会的两极分化；促劣变优的过程虽然与此同时存在，但却被掩盖了。
人类似乎是在等待时机。这个时机终于来到了。随着新型科技革命的发展，人类的生产领域和社会关系领域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市场经济中的促劣变优的过程将有望大大加快。马克思生前一直惦念普遍解决“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问题，有望提到人类的议事日程上来。
这也是社会主义的一次历史性的机会。
在计划经济受挫之前，人们事实上就已经知道：面对精神激励和物质激励两种方式，无论何者为先，都不能完全放弃另一种激励方式。
正如市场经济天然是按劳分配的一样，在一定意义上，计划经济也天然是按“需”分配的。问题在于，市场经济的按劳分配机制取决于客观的竞争结果；而计划经济的按“需”分配机制则取决于主观的管理原则。后者不能不伴随某种程度的对管理权威的认可，并不能不需要对其所设定的价值尺度的认同。这两方面都产生出一种精神约束要求。这种差别使市场经济内在地体现物质激励的原则，使计划经济内在地体现精神激励的原则。
计划经济被取代，不仅表明一种激励方式的失败，更使一种理想社会的目标模式遭到质疑：马克思所设想的“对不同等的人实行不同等的权利”，经实践证明，不能有效地解决人类现阶段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问题。
如前所述，马克思之所以认为理想社会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不会以牺牲劳动生产率为代价，是他把承担劳动生产率的重心从“人”一端移向了“物”一端，即移到物质生产资料方面。他认为，物质生产资料是人类知识力量的物化形态，是体现人类劳动力发展的客观标志；生产资料是历史文化积累的成果，它所带来的效益原则上属于全社会所有。
上述结论，在生产资料更新速度比较缓慢、劳动者绝大多数以体力支出为主的社会发展时期，是能够说服人的。然而，在新型科技革命条件下，社会生产过程中的体力劳动被毫不犹豫地挤到次要地位，而脑力劳动在社会总劳动中占据的比例越来越高，所占据的社会分工岗位层次越来越多，所提供的科学技术越来越新，导致生产资料的更新速度越来越快。这种局面带来的后果是：脑力劳动所形成的科学技术成果，除了传统的物化形态之外，还大量地呈现为观念形态，如管理理念、知识产权、专利技术等，它们不断升级换代，频繁调整组合方式，像一座无形的桥，连接着社会生产过程中的主体与客体，使双方彼此影响、相互作用，马克思曾论述过的死劳动与活劳动的界限因此被淡化了。在同一个经济平台上发挥作用的不同生产过程，高科学技术含量者——不论它表现为物化形态还是表现为观念形态——相当于低科学技术含量者增加了若干活劳动。
与当代所呈现的客观事实相比，马克思所看到的不过是通向这一事实的特定过程。他的相关理论概括，不管在当初看起来多么合乎逻辑，也不过是以对事实某种程度的片面理解为前提的。
依据当代事实，人类个体劳动能力的普遍发展，必须是在市场经济这座炼狱中，经由竞争机制来实现；而不是像马克思所设想的那样，人们先进入消灭商品、货币的天堂社会，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解决这个问题。
与此相一致，无产阶级的解放虽然仍是自己解放自己的过程，但这种解放的实现，并不主要表现为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把自己从被统治阶级变为统治阶级就告完成，也不主要表现为用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私有制，把自己从无产者变为有产者就告完成。这两方面的转变虽然意义重大，但毕竟是无产阶级外部条件的改变。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或者说它的最终消失，必须是它使自身能力获得增长，不再属于只能从事体力劳动的阶级，而成为可以胜任任何劳动岗位的社会成员。
这是一个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与社会主义原创理论观念不同的任务。无产阶级要完成这样一个任务，只能进入另一个战场——经济战场；只能面对另一种挑战——市场体制；只能接受另一种考验——优胜劣汰；但却必须选择既定的目标——共同富裕。
现实社会主义者要踩上市场经济这根钢丝，当然懂得其中的危险：一旦从上面掉下来，就会跌入两极分化的深谷。这意味着社会主义运动的彻底失败。但社会主义者还可以把市场经济看做是一座桥梁，桥的对岸是理想的王国。
如果认识并把握了社会主义选择市场经济的客观必然性，就可能循序渐进，“钢丝”也可以成为“桥梁”；如果仅仅把这种选择视为一种偶然性，就可能动摇不定，“桥梁”也就成了“钢丝”。
其实，从人类发展的一般走势就能够判明社会主义对市场体制选择的客观性。
就人类整体而言，它面临的基本关系是与自然界的关系。人类要发展这种关系，只有一个途径：不断提高自身的劳动能力。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逻辑可能性上讲，人类在这个过程中所能够达到的最佳境界，或者说，人类劳动能力的最好状态，应该是每一个人的能力都得到充分的发展。虽然我们不能就此判断，人类实现了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后就不再继续进步，而更大的可能性是这种自由发展状态意味着一种更为漫长过程的开始；但毕竟人类由此达到了一个梦寐以求的发展高度，在这个高度上，人类自身的关系将进入一种空前和谐的境界，将历史性地消除因利益不平衡所导致的内部斗争。
从另一方面讲，每一个人的全面发展就是人类整体实力的最大化。这是人类面对自然界所可能达到的最佳发展状态。
问题在于，在马克思看来，每一个人的全面发展应该是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才出现的情况；届时，随着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物质财富将充分涌流，社会这才拥有足够的条件，为人们的普遍自由发展提供可能性。换句话说，在共产主义的最初时期，由于物质条件的限制，人们所赢得的发展条件还只能取决于他们的劳动，因而，他们的能力还只能处在参差不齐的水平上。
这里涉及到一个因果关系问题：是先有人们劳动能力的全面发展，才导致物质财富的高度增长呢?还是先有物质财富的高度增长，才带来人们劳动能力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认定是后者。
如前所述，他预料通过实行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就能解决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问题，也就能够相应解决人们劳动能力的全面发展问题。这个设想在实践中并没有得到证实。这也是社会主义者把目光转向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因。
社会主义者看重市场经济，首先是因为它的效率机制。这一点与资产阶级并无根本区别。然而，市场经济的效率机制有两种相互关联的社会后果：一是优胜劣汰——两极分化，一是促劣变优——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应该取的显然不是前者，而是后者。
“三个代表”理论表明，中国共产党既然坚持“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必然把共同富裕作为自己的最终奋斗目标。如果说，现代市场经济内在地包含了市场自发作用和政府宏观调控两大要素的话，那么，共同富裕显然是社会主义政治权力在市场经济中运作的基本目标。
这样一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显著区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需服从人类进步的客观规律，也会为人类未来的社会平等积累越来越充分的条件，但它的这一过程是自发进行的。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体现了自觉发展的特点。它有可能成就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文明创举：政治权力充分利用经济规律允许施展作为的空间，用最小的代价，费最少的时间，取得最快的发展速度，营造最佳的生活条件，从而为人类提供一种更为优越的发展模式。
显然，要达到上述目标，中国的社会主义者还要走很远的路。其中的当务之急是改变社会主义基础理论滞后于改革实践的状况，通过理论创新来推动制度创新、体制创新、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新，把社会主义改革事业进行到底。
应该承认，现有的理论创新基本上属于策略层面，是“摸着石头过河”的产物。然而，如同邓小平理论把中国社会主义改革送上市场经济轨道具有不可逆性一样，江泽民通过“三个代表”理论所完成的对中国共产党性质的修正同样具有不可逆性。中国改革实践不断深化所形成的这种巨大张力，正在严重地挤压着原创的社会主义基础理论，迫使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作出及时回应。这正是十六大政治报告反复强调理论创新的原因。
创新本质上是一个扬弃过程。它意味着要运用唯物辩证法重新考察和判断新的时代事实，意味着原来的饱学之士要经历割舍的痛苦。
1895年3月11日——这已经是恩格斯在世的最后一段日子了——在致威·桑巴特的信中，恩格斯谈了两个引人注目的观点：“从马克思的观点看，迄今为止的整个历史，就重大事件来说，都是不知不觉地完成的，就是说，这些事件及其所引起的后果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要么历史事件的参与者所希望的完全不是已成之事，要么这已成之事又引起完全不同的未预见到的后果。”那么，自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后，这种“迄今为止”的历史事实是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呢?马克思的理论是否从原则上消除了人们历史活动的“不知不觉”状态呢?恩格斯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却紧接着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9](P742-743)
恩格斯晚年的意见，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认真记取。一种逻辑的理论，无论它看起来多么严密、多么合理，也必须经历实践的考验；而且往往会被实践在一定程度上调整和修正。所以，包括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后的整个历史，仍然可以说：“就重大事件来说，都是不知不觉地完成的”。社会主义首先在落后的俄国出现是如此，市场经济与中国社会主义的结合也是如此。这两次关涉社会主义命运的重大事件，都不是先有理论并预作筹划的结果，而是在客观事变的拉动下，一步一步发展而成的。
这种现象，不应当被理解为人类社会运动已不再需要科学理论，也不应当被理解为马克思主义并不具有改造社会、推动社会发展的积极意义和作用，而是证明了，人们需要一般地为社会科学理论进行客观定位。
这是我们面对的又一个难题。
康德说，存在着自在之物，但人们无法认识它。如果我们说，存在着社会发展客观规律，但我们不能把握它。这显然是走到康德那里去了。然而，如果我们把对“自在之物”或“社会客观规律”的认识视为一个不断延续的历史过程，情况就有所不同了。如恩格斯所说：“思维的至上性是在一系列非常不至上地思维着的人中实现的；拥有无条件的真理权的认识是在一系列相对的谬误中实现的；二者都只有通过人类生活的无限延续才能完全实现。”“从这个意义来说，人的思维是至上的，同样又是不至上的，它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同样又是有限的。按它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的来说，是至上的和无限的；按它的个别实现情况和每次的现实来说，又是不至上的和有限的。”[1](P427)
人类思维能力无限性与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只能在与实践相结合时才能得到一定程度的化解。一方面，任何时代的人类思维都是从自身面对的基本难题出发的；另一方面，特定的难题通常集中体现了那个时代社会发展所显示出来的客观需要。当然，如果运用历史的尺度，就前一方面说，人类思维的针对性同时也就是片面性；就后一方面来说，社会所展示的客观性同时也就是静止性。而当我们运用现实的尺度时，人类思维的针对性就是完整性，社会所展示的客观性就是辩证性；只要人们的主观选择在实践中获得了成功，就证明与之相关的认识属于真理性的认识。换句话说，人类在历史过程中提出的任何理论模式都不可能是永远正确的；但人类在任何历史时期都不会放弃提出理论模式的努力。
马克思主义的逻辑理论在当代遇到挑战是人类整体发展的必然。这不值得悲哀，倒值得庆幸；因为，这种命运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预料到了的。恩格斯承认，关于思维至上性的历史把握“最可贵的结果就是使得我们对我们现在的认识极不信任，因为很可能我们还差不多处在人类历史的开端，而将来会纠正我们的错误的后代，大概比我们有可能经常以十分轻蔑的态度纠正其认识错误的前代要多得多。”[1](P426)
马克思主义内在的开放性品格决定了其理论形式与时俱进的特点，而与时俱进这种持续量变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引起部分质变。这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仅能够因应形势变化调整策略模式，而且能够面对时代条件出现巨大变革深化逻辑理论的科学依据。
收稿日期：2003-08-08
标签：市场经济论文; 邓小平理论论文; 邓小平论文; 市场经济地位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经济论文; 资本主义论文; 经济学论文; 时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