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在宋代的流播及其书籍史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宋代论文,意义论文,书籍论文,世说新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据目前所知，南宋之前《世说新语》皆以抄本方式流传，虽存世仅日本所藏唐抄残卷一种而已，然见诸文献载录者，不在少数。至南宋高宗绍兴八年(1138)，董弅于严州校刊《世说新语》三卷，是为该书首次刻印，此后，《世说新语》进入印本时代。而值得注意的是，抄本与印本，不惟书籍形态有别，更会引发其传播方式、阅藏群体及学术研究等情形之变化。本文拟在梳理《世说新语》宋代藏本的基础上，考察其在两宋时期的书籍形态和流播特点，并藉此探讨印本与抄本书籍兴替之利弊。 一 董弅刻本行世前所见藏本 1.《崇文总目》著录本(1种)。 《崇文总目》卷三“小说类上”著录《世说》十卷，宋临川王义庆撰。《崇文总目》始编于北宋仁宗景佑初，成于庆历六年(1046)，参与修撰者有王尧臣、聂冠卿、王洙、李若谷、李淑、郭稹、刁约、吕公绰、欧阳修等人，著录北宋崇文三馆(昭文馆、史馆、集贤院)及秘阁所藏图书。原书已佚，今存有天一阁藏明抄残本一卷、清乾隆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辑出本十二卷、嘉庆钱侗等《崇文总目辑释》五卷，其中以钱侗辑释本最为精善和通行①。该目之著录文字表明：北宋内府藏有旧本《世说》十卷，而参与编修的王洙、李淑均为北宋藏书家，故王洙(字原叔)家藏《世说新语》十卷本(详见下文)，或即据内府藏本传抄，亦未可知。 2.黄伯思《东观余论》著录本(4种)。 宋黄伯思《东观余论》卷下②载有《世说新语》跋文两则，一题“跋《世说》弟三卷后”，文云： 大观己丑岁八月十日夜，于洛北应天寺校此卷。时迎奉三圣御容，同舍宿者留守判官刘亨道、府推官张东美、河南丞王质夫。长睿书。 另一则题“跋《世说新语》后”，文云： 《世说》之名，肇刘向六十七篇，中已有此目，其书今亡。宋临川孝王因录汉末至江左名士佳话，亦谓之《世说》，梁豫州刑狱参军刘峻注为十卷，采摭舛午处，大抵多就证之，与裴启《语林》相出入，皆清言林囿也。本题为《世说新书》，段成式引王敦说澡豆事以证陆畼事为虚，亦云近览《世说新书》。而此本谓之《新语》，不知孰更名之，盖近世所传。大观己丑中夏七日，从宗博张府美借观两月，因雠正所畜本，此本出宋宣献家，比世所行本，殊为详备，但累经传写，颇有脱误耳。己丑中秋日，借张府美校竟；庚寅五月二十九日，又以宗正赵士暕明发本校竟，八月晦，又以西都监大内内省供奉李义夫校弟十卷。 黄伯思(1079-1118)，字长睿，福建邵武人。元符三年(1100)进士及第，历任通州司户、河南府户曹参军、秘书省校书郎、秘书郎等职，“纵观册府藏书，雅惬所好，耽玩至忘寝食”③，学问淹通，尤精于书画碑帖之学，著有《东观文集》一百卷，惜已佚。《宋史》卷四四三有传。黄伯思卒后，子黄
取《法帖刊误》、《秘阁古器说》及若干论辩题跋，合为《东观余论》，今存最早版本为南宋嘉定三年(1210)温陵庄夏所刊二卷本，另有明清翻刻本多种④。《东观余论》载黄伯思校勘《世说新语》，乃发生在北宋徽宗大观三年己丑(1109)至四年庚寅(1110)间，凡涉及《世说新语》藏本4种： (1)黄伯思家藏本。 据前引文，黄伯思“所畜本”《世说新语》至少有十卷，“出宋宣献家，比世所行本，殊为详备，但累经传写，颇有脱误”。此“宋宣献”，即北宋藏书家宋绶(991-1040)，字公垂，卒谥宣献，“年十五，召试中书，真宗爱其文，迁大理评事，听于秘阁读书”，“大中祥符元年，复试学士院，为集贤校理”，历任户部郎中、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中书舍人、尚书左丞、资政殿学士等。子宋敏求(1019-1079)，字次道，赐进士及第，为馆阁校勘，后知制诰、判太常寺，除史馆修撰、集贤院学士等。父子两代皆好书，宋绶“家藏书万余卷，亲自校雠，博通经史百家”，宋敏求“家藏书三万卷，皆略诵习，熟于朝廷典故”，俱见《宋史》卷二九一《宋绶传》。宋魏了翁《跋尤氏遂初堂藏书目录序后》⑤云：“宋宣献兼有毕文简、杨文庄二家之书，不减中秘，而元符中荡为烟埃。” (2)张府美本。 “宗博”即“宗学博士”之简称，乃宋代宗正寺属官，以诸王府官兼。崇宁五年(1106)改称“宗子博士”，位在国子监博士之上，掌以儒学教导宗人。惜“张府美”身份不详。 (3)赵士暕本。 “宗正”即宗正寺长官“宗正卿”之简称，多以皇族充任，掌宗庙、诸陵荐享祭祀，以及修纂帝系及皇族宗姓名籍之事。赵士暕，宋邓椿《画继》卷二“士暕”载：“士暕字明发，读书能文，元符初试宗室艺业，合格者八人，独明发赐进士出身。尝作春词《乌夜啼》，扫除凡语，飘然寄兴于烟霞之外，至今流传，推为雅什。兼工画艺。”⑥尝以唐代韩愈拜访李贺事，绘《高轩过图》，“极潇洒，一时名士皆为赋之”⑦；又曾绘《访戴图》，宋代释道潜《观宗室赵明发使君所画〈访戴图〉并二小诗，因次其韵》⑧诗云：“水石追摩诘，风骚类小山。每来窥二妙，恋恋欲忘还。”“巉绝千峰玉，清妍五字诗。胸中盘爽气，仿佛几人知。”此图所绘“访戴”故事，采自《世说新语·任诞》，叙山阴王子猷雪夜“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据此可知，赵士暕不仅藏有《世说新语》，而且对《世说新语》文字及其所表现的魏晋风度，颇为欣赏。值得一提的是，包括赵士暕在内的宋代宗室诸王藏书，极为兴盛⑨，藏书数量和质量令人瞩目，譬如荣王赵宗绰(1034-1096)藏书多达七万余卷，号称北宋第一大藏书家。惜赵士暕藏本《世说新语》之具体面貌，难考其详。 (4)李义夫本。 “内省供奉”指内廷办事人员，宋代内省设有“内东头供奉官”、“内西头供奉官”，掌管皇室成员生活起居之事。“李义夫”，生平未详，所藏《世说新语》版本至少应有十卷，故黄伯思用以校勘家藏本“弟十卷”。 3.汪藻《叙录》所载本(15种)。 日本尊经阁藏宋本《世说新语》三卷附汪藻《叙录》两卷，刊刻于南宋高宗绍兴初期，补版重刷于绍兴末期⑩，乃今知存世惟一版本。该书载录诸多关于《世说新语》之重要史料，尤以宋代所存《世说新语》藏本15种，最受注目，惜诸本皆亡佚不传。今钩稽文献，就其藏者姓氏生平，略作探考，为方便查阅，姑以诸本在《叙录》中的出现次序排列。 (1)李氏本(三卷)。 《叙录》“世说新书”小注云：“李氏本《世说新书》上中下三卷，三十六篇”；“三卷”小注云：“又李本云，凡称《世说新书》者，皆分三卷。” 此“李氏”究竟是谁？宋黄伯思《东观余论》卷下《跋〈世说新语〉后》载及“李义夫”藏本，然其为十卷(或以上)本，与此三卷本不同。北宋另有多位较为著名的李姓藏书家，譬如“莆田李氏”，载于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郑樵《通志·校雠略》诸书(11)，今人范凤书考证其为李慧、李明父子(12)；江西李常(字公择)，乃黄庭坚之舅，藏书九千余卷，事见苏轼《李氏山房藏书记》(13)；三是徐州李淑(号邯郸)，藏书二万三千余卷，编有《邯郸图书志》，见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九“史部·书目类”。不过，他们虽皆为藏书家，却未见入藏《世说新语》的确切记载。故《叙录》所载“李氏”之真实身份，尚难遽定。 (2)颜氏本(十一卷)。 《叙录》“世说新书”小注云：“顾野王撰颜氏本跋云：‘诸卷中或云《世说新书》，凡号《世说新书》者，第十卷皆分门，”又“十一卷”小注云：“颜氏、张氏本三十六篇外，更收第十卷，无名，只标为第十卷。”又“三十九篇”小注云：“颜氏、张氏又以《邪谄》为三十八，别出《奸佞》一门为三十九。”又“三十九篇”后汪藻按语：“按二本于十卷后复出一卷，有《直谏》、《奸佞》、《邪谄》三门，皆正史中事而无注。颜本只载《直谏》，而余二门亡其事。” 综上所载，颜氏本为十一卷(14)、三十九篇本。其中前九卷为《德行》至《仇隙》三十六篇；第十卷不分门，所录事与前九卷重出；第十一卷包括《直谏》、《奸佞》、《邪谄》三门，乃摘录正史而成，无注文，颜氏本后两门有目无文。“顾野王”，即《玉篇》编纂者顾希冯，生于梁武帝天监己亥(519)，卒于陈宣帝太建辛丑(581)，颜氏本有其跋文，则当为六朝古抄本(或其传抄本)，该本也是目前所知卷数内容最多的《世说新语》藏本。惟“颜氏”真面目，不可考见。 (3)晁文元家本(三卷)。 《叙录》“世说新语”小注云：“晁文元、钱文僖、晏元献、王仲至、黄鲁直家本，皆作《世说新语》”；又“三卷”小注云：“晁氏本以《德行》至《文学》为上卷，《方正》至《豪爽》为中卷，《容止》至《仇隙》为下卷”；又“三十六篇”小注云：“钱、晁本并止三十六篇”，而诸本“以重出四十九事、钱晁所不录者，为第十卷”。 综上所载，晁文元家本为三卷、三十六篇本。晁文元，名迥(965-1030)，字明远，谥文元，山东钜野人，进士及第，历任大理评事、知制诰、工部尚书、集贤院学士、礼部尚书等，以太子少保致仕。著有《翰林集》三十卷、《道院集》十五卷、《法藏碎金录》十卷等，事见《宋史》卷三○五《晁迥传》。晁文元家富藏书，其后裔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自序》云：“公武家自文元公来，以翰墨为业者七世，故家多书，至于是正之功，世无与让焉。然自中原无事时，已有火厄，乃兵戈之后，尺素不存也。” (4)钱文僖家本(十卷)。 《叙录》“世说新语”小注云：“晁文元、钱文僖、晏元献、王仲至、黄鲁直家本，皆作《世说新语》”；又“十卷”小注云：“钱、晏、黄、王本并十卷，而篇第不同”；又“三十六篇”小注云：“钱、晁本并止三十六篇。” 综上所载，钱文僖家本为十卷、三十六篇本，但第十卷内容并非与前九卷重出，应止于第三十六篇《仇隙》，与其它十卷本“篇第不同”。钱文僖，名惟演，字希圣，谥文僖，吴越王俶之子。博学能文辞，曾“献《咸平圣政录》，命直秘阁，预修《册府元龟》，诏与杨亿分为之序”。历任翰林学士、工部尚书、枢密使等，“文辞清丽，名与杨亿、刘筠相上下，于书无所不读，家储文籍侔秘府”。著有《典懿集》三十卷等。事见《宋史》卷三一七《钱惟演传》。 (5)晏元献家本(十卷)。 《叙录》“世说新语”小注云：“晁文元、钱文僖、晏元献、王仲至、黄鲁直家本，皆作《世说新语》”；又“十卷”小注云：“钱、晏、黄、王本并十卷，而篇第不同”；又“三十六篇”小注云：“诸本自《任诞》至《轻诋》为第八卷，自《假谲》至《仇隙》为第九卷，以重出四十九事、钱晁所不录者，为第十卷。” 综上所载，晏元献家本为十卷、三十六篇本，但第十卷与前九卷重出。南宋绍兴八年(1138)董弅校刊《世说新语》即以此本为底本，其跋云：“余家旧本盖得之王原叔家，后得晏元献公手自校本，尽去重复，其注亦小加剪截，最为善本云。”晏殊(991-1055)，字同叔，谥元献，江西临川人。历任秘书省正字、集贤校理、左正言、直史馆、翰林学士、礼部侍郎、兵部侍郎、枢密使等。“文章赡丽，应用不穷，尤工诗，闲雅有情思。晚岁笃学不倦，文集二百四十卷。”事见《宋史》卷三一一《晏殊传》。 (6)王仲至家本(十卷)。 《叙录》“世说新语”小注云：“晁文元、钱文僖、晏元献、王仲至、黄鲁直家本，皆作《世说新语》”；又“十卷”小注云：“钱、晏、黄、王本并十卷，而篇第不同”；又“十一卷”下汪藻按语云：“按王仲至《世说》手跋云：‘第十卷无门类，事又多重出，注称敬胤，审非义庆所为，当自它书附此。’” 综上所载，王仲至家本为十卷、三十六篇本，但第十卷与前九卷重出。王仲至(1034-1101)，名钦臣；其父王洙(997-1057)，字原叔，应天府宋城(又名睢阳，即河南商丘)人，历衔国子监说书、史馆检讨、天章阁侍讲、太常博士、翰林学士等职，“泛览传记，至图纬、方技、阴阳、五行、算数、音律、诂训、篆隶之学，无所不通”，“预修《集韵》、《祖宗故事》、《三朝经武圣略》、《乡兵制度》，著《易传》十卷、杂文千有余篇”。仲至，赐进士及第，元佑初，为工部员外郎，奉使高丽，徽宗立，复待制、知成德军，“平生为文至多，所交尽名士，性嗜古，藏书数万卷，手自雠正，世称善本”。事俱见《宋史》卷二九四《王洙王钦臣传》。王氏父子被收入《中国藏书家考略》(15)，尤其是王仲至，藏书多达四万三千余卷，名噪一时，宋徐度《却扫编》(16)卷下载： 予所见藏书之富者，莫如南都王仲至侍郎家，其目至四万三千卷，而类书之卷帙浩博，如《太平广记》之类，皆不在其间。虽秘府之盛，无以踰之。闻之其子彦朝云：先人每得一书，必以废纸草传之，又求别本参校，至无差误，乃缮写之，必以鄂州蒲圻县纸为册，以其紧慢厚薄得中也，每册不过三四十叶，恐其厚而易坏也。此本专以借人及子弟观之，又别写一本，尤精好，以绢素背之，号镇库书，非己不得见也。镇库书不能尽有，才五千余卷。盖尝与宋次道相约传书，互置目录一本，遇所阙则写寄，故能致多如此。宣和中御前置局求书，时彦朝已卒，其子问以镇库书献，诏特补承务郎，然其副本具在。建炎初，问渡江，书尽留睢阳第中，存亡不可知，可惜也。值得关注的是，南宋绍兴八年(1138)董弅校刻《世说新语》，也在跋语中声称“余家旧藏，盖得之王原叔家”。今存日本尊经阁文库之南宋刻本《世说新语》三卷、《叙录》二卷，各册首页均钤“睢阳王氏”藏印，据笔者考证，此即为王洙后裔之藏书印，其中以第五代(王问之子)或第六代(王问之孙)可能性最大(17)。 (7)黄鲁直家本(十卷)。 《叙录》“世说新语”小注云：“晁文元、钱文僖、晏元献、王仲至、黄鲁直家本，皆作《世说新语》”；又“十卷”小注云：“钱、晏、黄、王本并十卷，而篇第不同。” 综上所载，黄鲁直家本为十卷、三十六篇本，第十卷与前九卷重出。黄鲁直，名庭坚(1045-1105)，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举进士，“哲宗立，召为校书郎、《神宗实录》检讨官，逾年迁著作佐郎，加集贤校理，《实录》成，擢起居舍人”，后又“除为秘书丞，提点明道宫，兼国史编修官”。事见《宋史》卷四四四《黄庭坚传》。其舅为北宋藏书家李常(字公择)。此外，传世有黄鲁直早期手抄本《山谷志林》(18)，卷末有明嘉靖二十年(1541)文征明跋，文称“此册则杂抄《说苑》、《世说》中语”；检阅山谷诗作，其化用《世说新语》典故甚夥，凡此均表明黄庭坚不仅藏有《世说新语》，而且熟读此书，并惠及诗歌创作。 (8)章氏本(两卷)。 《叙录》“两卷”小注云：“章氏本跋云：‘癸巳岁借舅氏本，自《德行》至《仇隙》三十六门，离为上下两篇。’” 此为迄今所知惟一的两卷本，惜“章氏”生平不详。 (9)张氏本(十一卷)。 《叙录》“十一卷”小字注云：“颜氏、张氏本三十六篇外，更收第十卷，无名，只标为第十卷”；又“三十九篇”小字注云：“颜氏、张氏又以《邪谄》为三十八，别出《奸佞》一门为三十九”；又汪藻按语云：“按二本于十卷后复出一卷，有《直谏》、《奸佞》、《邪谄》三门，皆正史中事而无注。颜本只载《直谏》，而余二门亡其事，张本又升《邪谄》在《奸佞》上。文皆舛误不可读，故它本皆削而不取，然所载亦有与正史小异者。” 综上所载，张氏本为十一卷、三十九篇本，其中《德行》至《仇隙》三十六篇为前九卷；第十卷不分门，所录事与前九卷重出；第十一卷则包括三门，依次为第三十七《直谏》、第三十八《邪谄》、第三十九《奸佞》，内容乃杂采正史而成。此“张本”，或即黄伯思《东观余论》所载“张府美”本，黄氏曾用其校勘家藏十卷本。 (10)刘本(卷数未明)。 《叙录》“十一卷”下汪藻按语云：“刘本载‘祖士少道右军’、‘王大将军初尚主’两节跋云：‘王原叔家藏第十卷，但重出前九卷，所载共四十五事耳。敬胤注纠谬，右二章小异，故出焉。’” 此本卷数未明，“刘氏”生平未详。北宋有两位刘氏藏书世家，一为新喻刘氏，包括墨庄创始人刘式(948-997)、子刘敞(1019-1068)和刘敛(1022-1088)等；一为筠州刘氏，包括刘涣(1000-1080，字凝之)、子刘恕(1032-1078，字道原)、孙刘羲仲(1059？-1120，字壮舆)，宋晁说之《嵩山集》卷十六《刘氏藏书记》详载其事，谓“刘氏之书，与七泽俱富矣”(19)。 (11)王原叔家藏本(十卷)。 《叙录》“十一卷”下汪藻按语云：“刘本载‘祖士少道右军’、‘王大将军初尚主’两节跋云：‘王原叔家藏第十卷，但重出前九卷，所载共四十五事耳。敬胤注纠谬，右二章小异，故出焉。’” 据此，王原叔家藏本为十卷本，第十卷与前九卷重出，但所录为四十五事，与《叙录》所载“诸本”第十卷录四十九事不同。另外，董弅跋语亦有“余家旧本盖得之王原叔家”之语。王原叔，即王仲至之父王洙，然此本与上文“王仲至家本”是否为同一本，尚难遽断，故分列之。 (12)赵氏本。 《叙录》“十一卷”下汪藻按语，在引用王仲至手跋及“刘本”跋语后，有“赵氏本亦以为”，审其上下文意，则赵氏本当为十卷本，第十卷与前九卷重出。此“赵氏”，或即宋黄伯思《东观余论》所载“赵士暕”本。 (13)南朝宋人陈扶本。 《叙录》“十一卷”下汪藻按语云：“余始得宋人陈扶本，继得梁激东卿本，参校第十卷，事类虽同，而次叙异，又玄有所无者，仲至之言是也。则此卷为后人附益无疑。”此为六朝古抄本，惜“陈扶”生平不详。 (14)南朝梁激东卿本。 《叙录》“十一卷”下汪藻按语云：“余始得宋人陈扶本，继得梁激东卿本，参校第十卷，事类虽同，而次叙异，又玄有所无者，仲至之言是也。则此卷为后人附益无疑。”此为六朝古抄本，惜“激东卿”生平不详。 (15)邵本。 《叙录》“三十八篇”小注云：“邵本于诸本外别出一卷，以《直谏》为三十七，《奸佞》为三十八，唯黄本有之，它本皆不录。” 此“邵本”为三十八篇本(20)，卷数不明，其《直谏》、《奸佞》两篇，又见于前引“颜氏本”及“张氏本”，未知其间有无渊源关系。邵氏生平不详。 4.董弅家藏本(2种)。 明嘉靖袁褧翻刻宋本《世说新语》附南宋绍兴八年(1138)董弅旧跋云：“余家旧本盖得之王原叔家，后得晏元献公手自校本，尽去重复，其注亦小加剪截，最为善本云。”则董弅家藏本为王原叔旧藏本、晏元献手校本，据《叙录》载，两本均为十卷本。 5.赵明诚、李清照家藏本(1种)。 南宋绍兴四年(1134)李清照《金石录后序》载：建炎三年(1129)“冬十二月，金寇陷洪州，遂尽委弃。所谓连舻渡江之书，又散为云烟矣。独余少轻小卷轴书帖，写本李、杜、韩、柳集，《世说》、《盐铁论》，汉唐石刻副本数十轴，三代鼎鼐十数事，南唐写本书数箧，偶病中把玩，搬在卧内者，岿然独存”。 惜此写本详情不明。 二 董弅刻本行世后所见藏本 自绍兴八年(1138)董弅严州刻本后，《世说新语》至少另有三种南宋刻本，即绍兴末期杭州翻刻董弅本(此本附有汪藻《叙录》两卷，并数次重刷)、淳熙十五年(1188)陆游严州翻刻董弅本、淳熙十六年(1189)江演湘中翻刻陆游本。《世说新语》印本遂多，流播日广，而写本则渐趋湮灭。 1.晁公武家藏本(2种)。 衢本《郡斋读书志》卷十三“小说家”载： 《世说新语》十卷、《重编世说》十卷。右宋刘义庆撰，梁刘孝标注。记东汉以后事，分三十八门。《唐艺文志》云：“刘义庆《世说》八卷，刘孝标《续》十卷。”而《崇文总目》止载十卷，当是孝标续义庆元本八卷，通成十卷耳。家本有二，一极详，一殊略。略有称改正，未知谁氏所定，然其目则同。刘知几颇言此书非实录，予亦云。 《郡斋读书志》约编定于绍兴二十一年(1151)、修订于淳熙十四年(1187)左右，所录诸书来自晁氏家藏及四川转运使井度赠书，均其目验之书。关于晁公武家藏两本，有三点需作交代： 其一，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序》云：“公武家自文元公来，以翰墨为业者七世，故家多书，至于是正之功，世无与让焉。然自中原无事时，已有火厄，乃兵戈之后，尺素不存也。”可知前引汪藻《叙录》所载晁文元家本，已毁于兵火。此外，晁文元家本为三卷本，而公武所藏均为十卷本。因此，晁公武藏本并非晁氏家传，乃其自己购(或钞)藏。 其二，据汪藻《叙录》，分为三十八门之《世说新语》，仅见邵本一种，而晁公武家藏本虽有详略，但“其目则同”，均分三十八门，故其应与邵本同源，或直接源自邵本亦未可知。 其三，晁公武家藏两本皆为写本，一详一略，今人张猛认为：“晁公武所见有详略二本，其略本经佚名氏改定，此《重编世说》，盖即指略本。”(21)甚是。审其言，略本删削的文字当是刘孝标注文，“略本”实乃简注本。 2.赵希弁家藏本(1种)。 宋赵希弁《读书附志》卷上“杂说类”载： 《世说新语》三卷。右宋临川王义庆撰，梁刘孝标注。《读书志》引唐《艺文志》及《崇文总目》，有十卷、八卷之疑。又云一本极详，一本殊略，未知孰为正。希弁所藏本，有绍兴八年董弅题其后曰：“右《世说》三十六篇，世所传厘为十卷，或作四十五篇，而末卷但重出前九卷中所载。余家旧本盖得之王原叔家，后得晏元献公手自校本，尽去重复，其注亦小加剪截，最为善本云。” 赵希弁，字君锡，袁州人，宋太祖九世孙，江西漕贡进士，任秘书省校勘书籍，著有《读史补注》一百三十卷、《资治通鉴纲目考异》五十九卷、《续资治通鉴补注》九百四十六卷等书。尝据其家三世藏书，仿《郡斋读书志》体例，撰成《读书附志》，附载于理宗淳佑九年(1249)黎安朝所刊袁州本《郡斋读书志》四卷本。《读书附志》凡收书四百六十九种，多为南宋高宗、孝宗、光宗、宁宗时期的书籍(22)。如前所述，在赵希弁生活之时代，《世说新语》已有四种刻本行世，那么，赵氏藏本究竟为哪一种？审其解题既未提及汪藻《叙录》，也没有提及陆游或江演跋语，其为绍兴八年(1138)董弅严州原刻本的可能性最大。 3.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本(1种)。 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一“子部·小说家类”载： 《世说新语》三卷《叙录》二卷。临川王刘义庆撰，梁刘峻孝标注。《叙录》者，近世学士新安汪藻彦章所为也，首为考异，继列人物世谱、姓氏异同，末记所引书目。按：《唐志》作八卷，刘孝标续十卷，自余诸家所藏，卷第多不同，《叙录》详之。此本董令升刻之严州，以为晏元献公手自校定，删去重复者。 陈振孙(1179-1262)(23)，字伯玉，号直斋，浙江安吉人。其家藏书冠东南，身后散失殆尽。从上引《直斋书录解题》文字来看，陈振孙所藏《世说新语》，当为绍兴末期杭州翻刻董弅本，附汪藻《叙录》两卷。 4.《(景定)建康志》著录本(1种)。 《(景定)建康志》卷三十三“文籍志一·书籍”首有小序，交代建康府学藏书之聚散来历，文有云： 天圣七年，丞相张士逊出守江宁，建府学，奏请于朝，全赐国子监书。绍兴初，叶梦得为守，尝求《周易》，无从得，盖当大兵之后，旧书无复存者。梦得乃捐军赋余缗六百万，以授学官，使刊《六经》，后七年，梦得复至，询《汉》《唐》史尚未有，又捐公厨羡钱二百万，遍售经史诸书，为重屋以藏，名之曰紬书阁，而著其籍于有司。后阁毁于火，籍与书皆不可见。至绍兴十六年，高宗皇帝亲书《九经》及先圣文宣王赞，刻石于国子监，首以石本赐建康，今藏于府学之御书阁，而经史子集之仅存者，皆附焉。景定二年，留守马光祖念文籍之阙，复求国子监书之全，以惠多士。 小序后设“御书石经之目”、“经书之目”、“史书之目”、“子书之目”、“理学书之目”、“文集之目”、“图志之目”、“类书之目”、“字书之目”、“法书之目”，凡著录书籍400种。其中“类书之目”著录《世说新语》、《世说叙录》，且两书前后相邻，据此可知：《(景定)建康志》所收《世说新语》，应即马光祖景定二年(1261)从杭州国子监求取而得者，亦即绍兴末年杭州翻刻董弅本，附汪藻《叙录》两卷。 5.《(景定)严州续志》著录本(1种)。 宋人郑瑶等纂《景定严州续志》(24)卷四“书籍”，收录80种严州刊本书籍，其中有《世说》，但无《叙录》(或《世说叙录》)，故其应即绍兴八年(1138)董弅刻本，或淳熙十五年(1188)陆游翻刻本。 6.尤袤《遂初堂书目》著录本(2种)。 《遂初堂书目》“小说家”著录：《世说》、《世说新语》、《世说叙录》，均未标明版本和卷数。尤袤(1127-1194)，字延之，号遂初居士，无锡人，南宋著名藏书家，历任大宗正丞、秘书丞兼国史院编修官、著作郎等职，有《遂初小稿》六十卷。事见《宋史》卷三八九《尤袤传》。家富藏书，南宋陆游《遂初堂诗》谓其：“异书名刻堆满屋，欠身欲起遭书围。”杨万里《诚斋集》(25)卷七八《益斋藏书目》序云：“延之每退则闭户谢客，月计手抄若干古书，其子弟亦抄书，不惟延之手抄而已；其诸女亦抄书，不惟子弟抄书而已也。”《遂初堂书目》约编撰于南宋淳熙五年(1178)，尤袤卒后，后人续有增补，凡著录家藏图书三千一百余部，今存最早版本，为元末明初陶宗仪所辑《说郛》所录一卷本(26)。尤氏所藏《世说》或为抄本；《世说新语》、《世说叙录》当为绍兴末年杭州翻刻本。 7.《宋史·艺文志》著录本(1种)。 《宋史·艺文志》“小说类”著录：刘义庆《世说新语》三卷、汪藻《世说叙录》二卷。从卷数及书名来看，《宋史》所录应为绍兴末年杭州翻刻本。 三 从《世说新语》看印本与抄本书籍兴替之利弊 就书籍传播史而言，南宋绍兴八年(1138)董弅校刻《世说新语》于严州，是一个具有标志性的事件，意味着该书由写本时代跨入印本时代，在此之前与在此之后，《世说新语》的书籍形态与传播特点，皆迥然有别；而藉此变化，庶可略窥两宋时期印本抄本书籍兴替之利弊。 1.“定本”效应：印本的书籍史意义。 写本时代之《世说新语》，因转相传抄以及传抄过程中的增损改订，文本形态颇多歧异，据汪藻《叙录》所载，书名有《世说》、《刘义庆世说》、《世说新书》、《世说新语》之别，卷数有两卷、三卷、八卷、十卷、十一卷之分，篇数则有三十六、三十八、三十九篇之异。即便以北宋最为多见的十卷本为例，钱文僖、晏元献、黄庭坚、王仲至四家藏本，仍有“篇第不同”，其第十卷所录内容亦多寡不一，或为四十五事，或为四十九事，或为五十一事。至于具体文字差异，更不在少数。董弅校刻时乃以王原叔家藏本及“最为精善”之晏元献手校本为底本，但“字有伪舛，语有难解，以它书证之，间有可是正处，而注亦比晏本时为增损。至于所疑，则不敢妄下雌黄，姑亦传疑，以俟通博”，可见校刻之不易。 董弅刻本《世说新语》问世后，凭借印本书籍所具有的物理特征，尤其是文字清晰固定，短时间内可大量复制两项，异军突起，逐渐成为“定本”，即书名定为《世说新语》，卷数定为上中下三卷，篇数定为《德行》至《仇隙》凡三十六篇。加上《世说新语》在宋代的另外三次刊刻——绍兴末年杭州翻刻本、淳熙十五年(1188)陆游严州翻刻本及淳熙十六年(1189)江演湘中翻刻本，均直接或间接翻刻董本，这进一步放大了董弅本的“定本”效应，上文所列《世说新语》南宋藏本，除一二种抄本外，其余多属董弅本系统之印本。 值得指出的是，北宋文献所见《世说新语》诸藏本中，十卷本居多，三卷本仅有晁文元本、李氏本两种而已；然因董弅刻本以三卷为正，三卷本遂一跃成为《世说新语》最权威、最通行的版本，以至元代刘应登校刊本《世说新语》重分八卷，欲恢复《隋书经籍志》所载“《世说》八卷”原貌，竟遭到清人“淆乱卷帙”(27)的严厉批评。“定本”在书籍流通中的强大能量，于此可见。实际上，董弅“定本”的影响还波及明清时期，嘉靖十四年(1535)，袁褧嘉趣堂以家藏陆游刊本为底本翻雕《世说新语》，由于它是翻宋本，且刻印精美，行世后大受追捧，明清坊肆竞相翻刻，自此，三卷本《世说新语》愈发巩固了其正统地位，其它诸家异本则皆湮灭于历史之长河。 2.“藏本日亡”以致无本可校：抄本的文献学价值。 早在印本书籍兴起之初，习惯了抄本书籍的宋代文人，便对印本书籍心怀忧虑，颇多批评，其意见主要集中在如下两点：其一，抄本时代书籍得之不易，“学者以传录之艰，故其诵读亦精详”(28)；但印本时代“学者易于得书，其诵读亦因灭裂”，朱子所谓“今缘文字印本多”，“所以读书苟简”(29)。其二，抄本时代“人以藏书为贵，人不多有”，故藏者“精于雠对”，往往“皆有善本”，“虽有舛误，尚可参雠”；但印本时代“书籍刊镂者益多”，校刻者“初不是正，不无讹误”，而印本一旦成为定本后，“世既一以板本为正”，“藏本日亡”，以致“其讹谬者，遂不可正”，“后学者更无他本可以刊验”。 从《世说新语》藏本的情形来看，宋代文人关于印本兴起后“藏本日亡”的忧虑，似乎得到了验证。绍兴八年(1138)董弅刻本之前，《世说新语》各家抄本仅目前可知者，即有23种之多，然自董弅刻本行世之后，文献所见抄本仅有3种(晁公武家藏2种、尤袤家藏1种)，余皆属于定本系统之董弅刻本或其翻刻本。尽管抄本存在种种讹误及不足，但在那些因不敌印本之强势而黯然湮灭的诸家抄本中，也蕴含着众多十分珍贵的学术信息。譬如十卷本之第十卷，虽内容大多与前九卷重出，但保存有六朝宋齐时人敬胤的古注；譬如颜氏本、张氏本之第十一卷，分为《直谏》、《奸佞》、《邪谄》三门，虽所录“皆正史中事而无注”，但文字“亦有与正史小异者”，且显示了六朝以降文人对《世说新语》的增补拟作情形；譬如南朝宋人陈扶本、梁激东卿本，均为六朝古抄本，其去刘义庆生活之年代不远，应当最为接近《世说新语》之原貌。凡此种种，皆足资学术研考，可惜多已亡佚，或已经宋人删改，令人扼腕。 倘若站在学术生态的角度来看，众多异本抄本的消失，犹如生物多样性遭到破坏，最终必然会对自然界本身——即学术领域之“定本”，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世说新语》宋刻本有三种不同版本传世，但由于早期抄本的缺失(仅存之唐抄本也只是一个残卷)，再加上日本尊经阁藏绍兴末年杭州翻刻本、明嘉靖袁褧翻刻陆游淳熙十五年(1188)严州刊本、清初传是楼所藏南宋淳熙十六年(1189)江演湘中刻本，实际上均同出绍兴八年(1138)董弅刻本，因此，《世说新语》宋刻本仿佛是孤悬之本，陷入宋代文人担忧的“更无他本可以刊验”之境。尽管董弅校刻《世说新语》之际，颇为严谨，其底本选择最为精善的“晏元献手校本”，并参校了包括王原叔家藏本在内的诸本。不过，作为“定本”的董弅刊本，仍存在种种不足，譬如对刘孝标注文多有删削(30)；譬如三卷本的分卷方式，未能体现宋代所存古抄本多为十卷本的事实；而存世宋刻本又是董弅本的翻刻本，故颇多文字讹误，参见下表(31)。宋刻本《世说新语》的上述不足，因为缺乏可供校勘的学术参照本，恐怕难以弥补复原。此诚为印本之弊也，而古抄本之文献学价值，在此越发得以彰显。
《世说新语》的情况表明：处在抄本时代向印本时代过渡之节点，两宋时期的书籍校勘，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事实上，数量众多的宋前文史典籍，均与《世说新语》类似，在宋代(尤其是南宋)完成了其首次刊刻，而印本传播，导致古抄本陆续湮灭，宋刻本遂成为“定本”或“孤本”，故其刊刻时的校勘质量，某种程度上乃决定着一部书籍的面貌和命运。值得庆幸者，两宋正是中国古籍校勘学之勃兴时期，不仅馆阁、国子监设局校书，州府官员、藏书家及民间士子皆好校勘书籍，宋刻本也在整体上以精善著称，倍受学者及藏家之尊崇。 3.收藏、阅读、考订及征引：印本与书籍流播空间之拓展。 据前文所列，《世说新语》抄本的收藏者，基本上均为宋代公卿大臣、藏书世家，而且，诸如黄伯思、晁文元、钱文僖、晏元献、王原叔、汪藻、尤袤等人，皆有任职三馆(昭文馆、史馆、集贤院)或秘阁之经历，有机会抄藏储存于内府或私家藏书楼中的珍贵书籍。换言之，抄本《世说新语》的流传，实际上局限在一个较为狭窄的高级文人层。至印本行世，此种局限才被打破，《世说新语》购藏、阅读及研究利用之空间，遂得以大为拓展。 翻检南宋文人笔记，不时可见“读《世说》”(32)、“吾尝读《世说》”(33)、“及观《世说》”、“观《世说》所载”(34)、“仆观《世说》”、“仆又观《世说》”(35)诸语，显示出由于印本传播，文人获得《世说新语》文本已相对容易，阅读《世说新语》乃蔚然成风。南宋时期《世说新语》的读者群体，不仅人数较北宋有明显增长，其身份也有从公卿世家向普通士子下移的趋势。《世说新语》及刘孝标注蕴藏着大量魏晋文献史料，涵盖社会时事、典章制度、士林风尚、隽语逸闻等方面，故文人读后往往收获颇丰：譬如林之奇(1112-1176)《拙斋文集》卷二十“杂著”《读〈世说〉》条，叙作者在“乾道壬辰秋八月”(1172)向友人借阅《世说新语》，读后对晋人清谈误国大为慨叹；陈郁(1184-1275)《藏一话腴》甲集卷上，载其原不解“橘黄”典故，“及观《世说》，有‘枇杷黄，医者忙；橘子黄，医者藏。’乃知世使然耳。”(36)林希逸(1193-？)《庸斋续集》卷二十九“学记五”(37)，则记录了他通过阅读《世说新语》获知“挽歌”起源之事；布衣文人王楙(1151-1213)和吴曾，更对《世说新语》情有独钟，他们所撰《野客丛书》、《能改斋漫录》笔记屡屡称引该书，多达数十处。 值得关注的是，随着印本《世说新语》在南宋文人阶层流播日广，相关文史知识得以普及，就《世说新语》展开学术研讨，遂成为可能。譬如南宋宁宗、理宗时期文人刘昌诗，曾利用《世说新语》资料，订正吴曾《能改斋漫录》关于“宁馨儿”之误解，其《芦浦笔记》卷一“宁馨”(38)条载： 《能改斋漫录》载，山涛叱王衍为宁馨儿；王太后怒废帝，谓“那得生宁馨儿”。二说以为儿非馨香者。观其语意，似不然。予读《世说》，见晋人言多带“馨”字，如王丞相云，见谢仁祖恒令人得上与何次道语，惟举手指地曰：“正自尔馨。”又殷中军至刘尹所清言，殷理小屈，游辞不已，刘亦不答。殷去后乃云：“田舍儿强学人作尔馨语!”又桓温诣刘尹，卧不起，温弯弹弹刘枕，丸迸碎床褥间，刘作色而起曰：“使君如馨地，宁可斗战求胜!”又王司州乘雪往王螭许，持其臂，螭拨其手曰：“冷如鬼手馨，强来捉人臂。”观此，则只如今人说“恁地”。据作者自叙，《芦浦笔记》约成书于南宋嘉定六年(1213)，刘氏时任四明(今浙江宁波)鸣鹤盐场盐官，“服役海陬，自买盐外无他职事。官居独员，无同寮往来，僻在村，无媚学子相扣击。遥睇家山，贫不能挈累。兀坐篝灯，惟翻书以自娱。”对于这位身处海滨的孤独寒士来说，阅读《世说新语》大概是他最大的人生乐事，故读得如此认真细致，结果发现了“馨”字的特殊含义。 再举一例。《世说新语·言语》载：“陆机诣王武子，武子前置数斛羊酪，指以示陆曰：‘卿江东何以敌此？’陆云：‘有千里莼羹，但未下盐豉耳。’”关于文中“千里”、“未下”两词之意，南宋文人曾展开过一场颇为热烈的学术研讨。黄朝英《靖康缃素杂记》卷三“莼羹”条云： 晋陆机诣王武子，武子前有羊酪，指示陆曰：“卿吴中何以敌此？”陆曰：“千里莼羹，末下(一作未下)盐豉。”所载此而已。及观《世说》，又曰：“千里莼羹，但未下盐豉耳。”或以谓“千里”、“末下”皆地名，是未尝读《世说》而妄为之说也。或以谓千里者，言其地之广，是益不思之甚也。如以千里为地之广，则当云莼菜，不当云羹也。或以谓莼羹不必盐豉，乃得其真味，故云“未下盐豉”，是又不然。盖洛中去吴有千里之远，吴中莼羹，自可敌羊酪，但以其地远未可猝致耳，故云“但未下盐豉耳”，意谓莼羹得盐豉尤美也。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八反对黄氏之说，认为“千里”乃湖名，其文云：“或言千里、未下皆地名；或言千里，言地之广；或言自洛至吴，有千里之遥；或言莼羹必盐豉，乃得其真味。是皆不然。盖‘千里’，湖名也。千里湖之莼菜，以之为羹，其美可敌羊酪。然未可猝至，故云‘但未下盐豉耳’。”(39)至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五“方物”，则又基本同意黄说，但他强调了史书与《世说新语》之间的文字差异，并据此进行补证：“予谓黄引《世说》以攻‘末下’为地名之论，甚当。但推寻句意未尽，何者？或人以‘末下’为地名，正以史削去‘但’一字而已，使其不削‘但’字，或人之疑，亦无从而起矣。予以黄论未详明，故推而明之。”再至王桥《野客丛书》卷十“千里莼羹”(40)条，乃站在后出者之立场，总结诸家： 《晋书》载陆机造王武子，武子置羊酪，指示陆曰：“卿吴中何以敌此？”陆曰：“千里莼羹，末下盐豉。”或者谓千里、末下皆地名，莼、豉所出之地。而《世说》载此语则曰：“千里莼羹，但未下盐豉耳。”观此语，似非地名。东坡诗曰“每怜莼菜下盐豉”，又曰“未肯将盐下莼菜”，坡意正协《世说》。然杜子美诗曰“我思岷下芋，君思千里莼”，张锯山诗曰“一出修门道，重尝末下莼”，观二公所云，是又以千里、末下为地名矣。前辈诸公之见，不同如此。仆尝见湖人陈和之，言“千里”地名，在建康境上，其地所产莼菜甚佳。计“末下”亦必地名。《缃素杂记》、《渔隐丛话》皆引《世说》之言，以谓“末下”当云“未下”，而《渔隐》谓“千里”者，湖名，且引《酉阳杂俎》酒食而亦有千里之莼。仆谓“末下”少见出处，“千里莼”言者甚多，如《南北史》载沈文季谓崔祖思曰：“千里莼羹，非关鲁卫。”梁太子《启》曰：“吴愧千里之莼，蜀惭七菜之赋。”吴均《移》曰：“千里莼羹，万丈名脍。”千里之莼，其见称如此。虽然由于文献史料的歧异，上述关于“千里莼羹，未下盐豉”的考辨，并没有取得圆满答案，但终究是越辨越明，渐趋正解(41)；而类似学术研讨的展开，无疑清晰地表明：凭借印本的种种优势，《世说新语》在南宋时期的传播和接受，均较尚处于抄本时代的北宋，更为广远和深入。 除此之外，《世说新语》还被众多宋代文史典籍所征引，其中北宋官修类书《太平御览》、《太平广记》等，曾利用内府所藏抄本，大量引录《世说新语》原文及刘孝标注文。而至南宋时期，各类地方及民间著述亦开始征引《世说新语》，诸如《全芳备祖》、《小字录》、《事类备要》、《锦绣万花谷》、《小学绀珠》、《记纂渊海》等综合类书；诸如任渊(1090-1164)《山谷诗集注》、李祖尧《内简尺牍编注》、施元之等《注东坡先生诗》、李壁(1157-1222)《王荆公诗注》、宋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等诗集笺注；诸如《(淳熙)新安志》、《(嘉泰)会稽志》、《(嘉泰)吴兴志》、《(嘉定)镇江志》、《(嘉定)剡录》、《(景定)建康志》等地方志乘，均将《世说新语》列为重要的征引文献。凡此，再次显示了印本流播对于拓展《世说新语》学术空间之积极意义。 注释： ①参阅张围东《宋代〈崇文总目〉之研究》第三章“《崇文总目》之纂修”，第57-90页，台北花木兰文化工作坊2005年版。 ②本文所据为《中华再造善本》影印南宋嘉定三年刻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 ③(宋)李纲《故秘书省秘书郎黄公墓志铭》，收入其《梁溪集》卷一六八，影印本《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第1126册，第756页。另《宋史·黄伯思传》载：“除详定《九域图志》所编修官，兼《文典》检阅文字……以修书恩，升朝列，擢秘书省校书郎。未几，迁秘书郎。纵观册府藏书，至忘寝食，自《六经》及历代史书、诸子百家、天官地理、律历卜筮之说，无不精诣。” ④参阅赵彦国《黄伯思〈东观余论〉成书及其版本考》，载《艺术百家》2003年第3期，收入其注评《黄伯思·东观余论》，第14-33页，江苏美术出版社2009年版。 ⑤见《重校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六十三，《四部丛刊初编》影印宋刻本。 ⑥(明)毛氏汲古阁刊《津逮秘书》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⑦(宋)徐度《却扫编》卷中：“宗室士暕，字明发，少好学，喜为文，多技艺。尝画韩退之、皇甫持正访李长吉事为《高轩过图》，极潇洒，一时名士皆为赋之。又尝学书于米元章。”见(明)毛氏汲古阁刊《津逮秘书》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另(宋)阮阅辑《诗话总龟》卷八载：“宗室士暕，字明发，喜作诗与画，尝为《高轩过图》，张嘉甫题云：‘顾长康善画而不能诗，杜子美善作诗而不能画，从容二子之间者，王右丞也。若明发，盖右丞之季孟云。’”评价甚高。见《四部丛刊初编》景印明嘉靖月窗道人校刊本。 ⑧(宋)释道潜《参寥子诗集》卷十，该卷另有《观明发画李贺〈高轩过图〉》诗。《四部丛刊初编》景印宋刻本。 ⑨参阅范凤书《中国私家藏书史》第二编第一章第四节《宋代宗室诸王藏书》，第117-120页，大象出版社2001年版。 ⑩关于汪藻《叙录》刊行过程，参阅潘建国《日本尊经阁文库藏宋本〈世说新语〉考辨》，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12年第1期。 (11)(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八“目录类”载：“《藏六堂书目》一卷，莆田李氏云唐江王之后，有家藏诰命。其藏书自承平时，今浸以散逸矣。”卷八“地理类”著录《晋阳事迹杂记》十卷：“盖治平中太原府所刻本也，从莆田李氏借录。”卷十五“总集类”著录晏殊《集选目录》二卷：“莆田李氏有此书，凡一百卷。力不暇传，姑存其目。”卷十九“诗集类上”著录《武元衡集》一卷：“初用莆田李氏本传录，后以石林叶氏本校，益以六首及李吉甫唱酬六首。”另外，(宋)郑樵《通志·校雠略》亦载：“乡人李氏曾守和州，其家或有沈氏之书，前年所进《褚方回清慎帖》，蒙赐百匹，此则沈家旧物也。”据此可知：“莆田李氏”藏书甚富，藏书处曰“藏六堂”。 (12)范凤书《藏书家莆田李氏小考》，载《文献》2006年第2期。 (13)收入今人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十一，文有云：“余友李公择，少时读书于庐山五老峰下白石庵僧舍。公择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为李氏山房。藏书凡九千余卷。”第2册第359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14)《册府元龟》卷二百七十“宗室部”载：“义庆性好文义，文辞虽不多，足为宗室之表。招聚文学之士，近远必至。所著《世说》十一卷，撰《集林》二百卷，并行于世。”则《册府元龟》编撰者所据史料，亦谓《世说》有十一卷。见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明刻本，第4册第3199页。 (15)杨立诚、金步瀛合著《中国藏书家考略》，第17、2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16)笔者所据为明末毛氏汲古阁《津逮秘书》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另《中国藏书家考略》所引《却扫编》多有阙漏。 (17)参阅潘建国《日本尊经阁文库藏宋本〈世说新语〉考辨》，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12年第1期。 (18)《山谷志林》一名《涪翁杂录册》，著录于(明)汪
玉《珊瑚网》卷五、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卷十一；清代翁方纲《复初斋文集》卷二十九有《跋山谷手录杂事墨迹》文，考之甚详。此册现为北京某私人收藏家所藏，承其慨允，予得其书影。 (19)参阅范凤书《中国私家藏书史》第二编第一章第三节《宋代有影响的大藏书家和藏书世家》，第83-84、90-91页，大象出版社2001年版。 (20)南宋王应麟(1223-1296)《玉海》卷五十五“艺文·唐新语”条据《隋志》著录：“宋刘义庆《世说新语》八卷”，下小字注云：“分三十八门，《崇文目》十卷。”则王氏所见亦为三十八篇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清光绪浙江书局刊本，第2册第1048页。 (21)孙猛《郡斋读书志校证》卷十三，第544-54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22)参阅孙猛《郡斋读书志校证·前言》以及“附录一·赵希弁传”，第6页、第1301-130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23)关于陈振孙之生卒年，本文采纳何广棪《陈振孙生卒年新考》结论，即生于孝宗淳熙六年(1179)，卒于理宗景定三年(1262)，享年八十四岁。何文载《文献》2001年第1期。 (24)《宋元方志丛刊》影印本，第5册第4382页，中华书局1990年版。 (25)《四部丛刊初编》影印缪氏藏影宋抄本。 (26)参阅范凤书《中国私家藏书史》第二编第一章“宋代的私家藏书·尤袤之遂初堂”，第110-112页，大象出版社2001年版；蔡文晋《宋代藏书家尤袤研究》，台湾花木兰文化工作坊2005年版。 (27)(清)钱曾《读书敏求记》卷三，第23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关于元刘应登刊本的详细情况，参潘建国《〈世说新语〉元刻本考——兼论(28)以下引文分别采自两段宋人之记载，今转录于下，不复逐一出注。宋程俱(1078-1144)《麟台故事》卷二“校雠”载：“议者以谓，前代经史皆以纸素传写，虽有舛误，然尚可参雠。至五代，官始用墨版摹《六经》，诚欲一其文字，使学者不惑。至太宗朝，又摹印司马迁、班固、范晔诸史，与《六经》皆传，于是世之写本悉不用。然墨版讹驳，初不是正，而后学者更无他本可以刊验。”见今人张富祥校证本，第290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叶梦得(1077-1148)《石林燕语》卷八载：“唐以前，凡书籍皆写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书为贵。人不多有，而藏者精于雠对，故往往皆有善本。学者以传录之艰，故其诵读亦精详。五代时，冯道始奏请官镂《六经》板印行。国朝淳化中，复以《史记》、《前后汉》付有司摹印，自是书籍刊镂者益多，士大夫不复以藏书为意。学者易于得书，其诵读亦因灭裂，然板本初不是正，不无讹误。世既一以板本为正，而藏本日亡，其讹谬者遂不可正，甚可惜也。”第116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29)(宋)黎靖德辑《朱子语类》卷十《读书法上》载：“今缘文字印本多，人不着心读”，“今人所以读书苟简者，缘书皆有印本多了”，“古人无本，除非首尾熟背得，方得”，“今人连写也自厌烦了，所以读书苟简。”清康熙吕氏天盖楼刻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30)范子烨《〈世说新语〉研究》第五章“宋人删改《世说新语》问题考论”，对此论述颇详，可参阅。第145-206页，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31)表中“出处”，采用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所标序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元刻本”采用日本公文书馆藏本，“尊经阁藏宋本”采用1929年日本育德财团影印本，“袁褧翻宋本”采用《四部丛刊初编》影印袁氏嘉趣堂刊本。 (32)(宋)林之奇《拙斋文集》卷二十“杂著”有《读〈世说〉》条，《宋集珍本丛刊》影印旧抄本，第44册第749页线装书局(北京)2004年版。 (33)(宋)叶梦得(1077-1148)《石林诗话》卷下“嵇康《忧愤诗》云”条，光绪三十四年(1908)叶德辉观古堂重刊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34)北宋末、南宋初黄朝英《靖康缃素杂记》卷三“莼羹”条、卷八“阿奴”条，第24页、第6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35)(宋)王楙(1151-1213)《野客丛书》卷十“文王之囿”、卷二十“郎官令使”条，第109页，第227页，中华书局1987年版。 (36)民国三年(1914)张氏“适园丛书”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37)林希逸《
斋续集》卷二十九“学记五”称引《世说新语》时，乃云“《世说》下卷《任诞》类”，则其所阅《世说新语》文本，当是分为上中下三卷的董弅刻本(或其翻刻本)。见《宋集珍本丛刊》影印清抄本，第83册第347页线装书局(北京)2004年版。 (38)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4页。 (39)见廖德明校点《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八，第5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 (40)第112页中华书局：1987年版。 (41)今人余嘉锡认为，关于“千里莼羹，未下盐豉”的最佳解释，乃明代徐树丕《识小录》卷三所云：“‘千里’，湖名，其地莼菜最佳。陆机答谓未下盐豉，尚可敌酪，若下盐豉，酪不能敌矣。”参阅其《世说新语笺疏》，第88-9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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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石朔新语的传播及其在书史上的意义_世说新语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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