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的非农化：路径选择与水平测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路径论文,中国经济发展论文,水平论文,非农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与发展是中国经济运行的双重任务。就改革而言，其中心是提高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水平；就发展而言，其中心则是提高中国经济的非农化水平。相对于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水平（最低估计目前为55%左右，最高估计为75%左右，最大值为85%左右。见《瞭望》1999.52,P25），中国经济的非农化水平要更低一些。因此，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应该是在深化改革的同时，加快提高非农化水平。中国经济的非农化水平过低已经成为深化改革、持续增长的主要障碍。这里将就我国经济非农化发展路径的选择、目前我国经济非农化水平的判断作一些分析（在本文草就之时，笔者看到世界银行发布的“1999／2000世界发展报告”的摘要报告“面对新的全球经济创建更多的更有活力的城市”。可谓是不谋而合）。
用非农化取代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之原因分析
关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路径，国内外学者一般认为应该是现代化，或工业化，或城市化。笔者认为，所有这些路径与非农化路径（即非农业人口、非农业劳动力、非农业产出所占比重逐步提高）比较起来均有难以克服的缺陷。以下逐一进行剖析。
1.非农化与现代化之比较分析。 现代化是一个外来词， 源自英文modernization，意指追赶发达国家，像发达国家那样“新潮”、摩登”、发达”起来。但是首先，由于发达国家的发展本身在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采取不同的现代化形式，而且不同发达国家由于各自国情不同，其各自的现代化之路大为不同。至少有美国式、法国式、德国式、日本式。因此，我国的现代化究竟以什么作参照系就难以确定。其次，现代化水平的测定是一个异常困难的事情，其不可操作性已经远远超过其必要性。任何试图用几个指标或几十个指标进行加权综合打分都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因为一则选择哪些指示争议太大，二则这些指标之间的不可加性较强。其合成指数缺乏实质性意义。三则这些指标构成本身须随时间而调整（比如以前的现代化指标中没有上网率，而现在则必有。又比如过去认为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就是现代化，现在则很不够）。其变动量值的综合在纵向上就具有了不可比性。再次，对现代化水平进行综合打分，宣传××城市离现代化还有十年或二十年，这样的判断是不适宜的。因为，严格地讲，××城市离现代化还有十几年应该说十几年后××城市达到了十几年前的现代化水平，显然，这个实现了的现代化是一个过时的落后的现代化，因为，未来的发达国家可能已经是现代化的现代化了。相比之下，非农化含义明确，纵向与横向都具有可比性，体现了不断变化的现代化之本质，去除了现代化之虚名，是不同国家不同发展路径的共同标志，是对发展含量的科学测定。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由农业社会向非农业社会的转变，即农业化向非农业化的转变，农型比重不断降低，用于吃的生存产出比重越来越低，人的发展性产出比重越来越高。
2.非农化与工业化之比较分析。工业化也是一个外来词，源自英文industrialization， 意指国民经济中工业或第二产业的比重不断上升。应该说，在50年前，即电脑、网络、信息业产生之前，工业化可以作为一个国家经济发达水平的标志。这一点可以由从鸦片战争到20世纪中期我国久受外国列强的欺辱、侵占、剥夺中得到铁证，工业化使外国列强拥有了制我的坚舰厉炮，工业化使美国早在1860年就拥有了相当于我国目前的铁路总长度，工业化使美国在20世纪一十年代就拥有了相当于我国今天的汽车总产量，工业化使英国20世纪40年代的人均发电量就相当于我国今天的水平，等等。但是，自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工业化已经不再是衡量一个国家生产力发达程度的唯一标志。因为，第三产业异军突起，第三产业发展水平逐步成为经济发展水平的标志，作为第二产业的工业所占比重逐步下降，第三产业中特别是电子信息产业、通讯产业、知识产业、网络产业、基因工程、科学技术行业、教育行业越来越成为经济增长的火车头，新经济的引擎，传统的工业化已失去了昨日的光彩。相比之下，非农化因其含义比工业化要宽泛得多，能够包容新经济的发展，能够反映农业的工业化、信息化、知识化，能够反映工业的再分化、再工业化，能够反映产业链的延伸，因此，非农化比工业化更能准确、鲜明地刻画经济发展的水平，给予经济发展以更为广泛的空间，使不同国家可以因地制宜地选择自己的发展模式与优势产业，并非以工业化为唯一选则。
3.非农化与城市化之比较分析。如果说工业化是试图从产业（条条）的角度反映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则城市化是试图从区域（块块）角度反映经济的发展水平。国内不少学者一直在主张中国经济发展及西部开发应走城市化之路。对此，笔者不能完全认同。其论证逻辑与前述分析现代化及工业化之缺陷是一样的。首先，城市化的城市边界并不象初看上去那样非常明确。比如目前的城市一般是指市、镇，不包括乡，但实际上有不少乡与镇的区别不大，基本相当于准镇，强制地把所有乡看作是农村、把所有镇看作是城市不一定合适。比如按现有标准，总人口在2万人以下、乡政府所在地非农人口在0.2万人以上，或总人口在2 万人以上、乡政府所在地非农人口占全乡人口10%以上，则乡改为镇，由此断然把非农人口在0.19万或占9%的乡排除在镇之外可能不合适。 并且从产业角度看，乡政府所在地的区域实质上是一个非农区，功能等同于城市，仅人数、空间小一些，更进一步，有些较大的村也具备镇的功能，因此，城市化的边界远比统计上的规定大得多，也难以确定得多。其次，城市区域中有农业，比如温室农业、观光农业，而农村区域中又含有城市经济成分，比如乡村旅馆、乡村俱乐部、乡村家庭工业、乡村家庭副业、乡村科学实验室、乡村学校，等等。因此，城市化的内涵是不确定的，城市化不能准确说明产业结构的变动，不适合于说明已经城市化的国家的进一步发展之路。再次，城市化也并非越高越好，因为城市化已经引发了城市病，比如环境污染，人口拥挤，社会不安定因素增加，特别是我国作为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有没有可能让95%以上的人都住在城市里是值得研究的。发达国家的逆城市化值得我们注意。因此，用城市化作为经济发展路径并不科学。相反，用非农化则较为适宜，因为非农化比城市化有更大的空间包容传统经济与新经济、城镇经济与乡村经济，反映产业的分化、细化、深化，体现各个区域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也许有一天，传统农业不复存在，但乡村仍然广泛存在，这些现象用城市化就不如用非农化更能科学地反映。
当然，非农化与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在某些发展阶段上，在某些区域上，它们之间是有很大交叉的。在不少人的认识中，对它们并不作区分。笔者认为，在特定场合或在特别说明条件下这四个概念是可以通用的、混用的。但严格说来这是不科学的。这也是常识与科学之间区别之所在，是科学研究价值之所在。
对当前我国经济非农化水平的判断
由于农业社会向非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知识社会）转变是人类发展的基本规律，非农化是各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无论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经济的非农化水平均显得偏低。这一点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作初步观察。
1.从就业劳动力构成看。据国家统计局资料，1999年末全国从业人员为70586万人，其中城镇从业人员仅为21014万人，非农化水平为29.8%。如果考虑到在乡村从业人员中有些人从事的是非农产业，则依据统计，1998年末在全部从业人员69957万人中，第二、 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合计为35119万人，其非农化水平为50.2%（1980年为31%，1990 年为40%）。另据世界银行《1998世界发展报告》中90年代前期资料，高收入国家劳动力中非农业劳动力一般占95%左右（据OECD发展中心麦迪森教授研究，非农业劳动力高于50%的时期，美国、德国是1870年，英国是1820年以前，日本、俄国是1950年），中收入国家一般占70%左右，低收入国家一般占30%左右。其中，中国与印度在低收入国家中属于偏低水平，而中国又比印度要略低（由于统计口径等原因，世界银行的数据可能偏低，不过不影响横向比较）。
2.从人口构成看。与观察劳动力的非农化水平不同，观察人口的非农化水平限于统计条件我们选择从城市化角度入手。就我国而言，由于农村人口统计准确性比城市低，人口统计一般偏低，因而人口的非农化水平比劳动力的非农化水平更低一些。据国家统计局资料，1999年年末全国总人口为125909万人，其中城镇总人口为38892万人， 非农化水平为30.9%，相当于1955年世界平均水平。另据世界银行统计，高收入国家城市人口一般占80%（英国1851年达到45%，欧洲1920年达到32%，，美国1950年超过64%，日本1950年达到37%），中收入国家占60%，低收入国家占30%。又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1995年印度非农业人口所占比重为42%，印度尼西亚为51%，而我国为29%。因此，即使考虑到人口统计上的口径偏差与数据误差，我们仍可以肯定中国人口的非农化水平是相当低的。
3.从三次产业构成看。据国家统计局资料，1999年我国82054 亿元GDP中，农业（第一）产业占17.3%，非农化水平为82.7%。 另据世界银行统计，发达国家GDP构成中，农业一般占2%，非农化水平为98%；中等收入国家GDP中，农业一般占10%左右；发展中国家中，印度GDP中农业比重高于我国，约为25%；印度尼西亚则低于我国，为15%左右。
粗算起来，我国经济的非农化水平最高值为83%（产出角度），最低值为30%（人口角度），中间值为50%（劳动力角度）。加权综合（给予劳动力以0.5的权值，人口以0.3的权值，产出以0.2 的权值）可得中国经济的非农化水平为50%。关于这一结果我们还需作进一步细算。
第一，中国的人口分为市人口（区人口与不设区的市所辖街道人口）与县人口（镇人口、乡村人口）或市镇人口与乡村人口。在区人口中，显然包含一部分农业人口。从户口角度看，1998年3.7亿城市人口中， 非农业人口仅2亿，占城市人口的54%。剩下的1.7亿城市中的农民比较保险的估计有1／3不从事农业，这样，城市人口的非农化水平在70%左右。考虑到县人口的非农化水平大大低于市人口（估计县人口中至多20%为非农业人口），因此加权计算（城市人口权值0.3，县人口权值0.7）中国人口的非农化水平极有可能为35%，这一数值大于市镇人口的比重（30%），更大于扣除我们日常所说的“9 亿农民”之后的非农业人口的比重（25%）。
第二，中国目前统计为农业的劳动力（一年中从事农活3 个月以上），一般有相当一部分时间从事非农业的生产与流通活动，如手工业、赶集，而且农村中从事农活的不少是“6038部队”（即超过60岁的老人与结了婚的妇女）。因此，简单地以户口作标准、以身份作标准划分农民与非农民是不准确的。据笔者估计，在统计为第一产业劳动力的3.5亿人中，至多有3亿人以从事农活为主。 这样劳动力的非农化水平实际在60%左右。
第三，第一产业的产出及其比重估计偏低。这是因为我国农村统计力量薄弱，农业自产自用比重不低，工业统计可能会有水分及财政虚增。因此，第一产业GDP比重可能在20%左右。
将以上三个方面细算综合起来，我国经济的非农化水平须略做调高，可能在55%。这一数值不仅仍大大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至少有50年差距），而且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数值不同于城市化水平，也不同于工业化水平，更不同于所谓的现代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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