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费双轨制对高考生源的配置效应及其成本约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双轨制论文,生源论文,效应论文,成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4年我国高等教育施行收费并轨，一方面减轻了国家的财政负担，改变了高校财源单一化的弊端；另一方面也使学生在择业上有了更多的自由度，趋近于国际高教常规。这是一般的看法。本文将从一个容易被忽略的角度来探讨收费制的影响：收费以前，学生报考志愿主要是根据自己的成绩来选择相应的学校或专业。在市场经济中，人的价值在某种程度上被显化为货币，这就使得高分的考生为了高的预期收益而进了热门专业和学校，而一些基础类学科及教育类专业则面临着生源素质下滑的严重趋势（李树衡，1993）。从学生的角度来说，他们的选择是理性的，但从国家或社会的角度来看，长此下去则会导致人力资源配置的失调，它意味着国家弱化了开发和培养下一代的能力。我们不妨将这种情况称为教育行为的短期化。当高分生都进入热门专业这一情况维持一个阶段后，进热门专业反而成了高分的显示机制。这样，高分的考生为了显示自己的能力，总是倾向于选择热门专业。由于收费制的实行，使得考生在填报志愿时，不仅要考虑自己的能力，而且还要考虑家庭的负担能力。实际情况是，热门专业收取更高的学费，冷门则收相对低的学费。正是这种收费双轨制的存在，使得考生人力资源的配置从社会的角度来说有了一定的改善。这是收费制积极的一面。下面将用模型来加以说明。
一、生源配置改善模型
假设：高考是有效的人才能力的甄别机制，考分代表学生的能力，考分越高，能力越强。诚然，考试作为一种选拔机制，有其必然的缺陷，但在现实生活中很难找到更好的替代方法。Arrow，Kenneth（1973）和Stigliz，Joseph（1975）都提出过甄别假设（screening hypothesis）。如Arrow在强调高等教育的甄别作用时说， 大学实际上是一个双重过滤器，一次是选择哪些人可以入学，一次是哪些人可以毕业。如果假设所有入学者都可以毕业，其甄别作用就退化为第一种类型（这更加符合中国的实际）。
假设：考生能够理性预期到自己究竟是考高分还是低分。不可避免，考试具有偶然性，但高考包括好几门科目，而且，落榜后还可以复读，这些因素都弱化了偶然性。这一假设避免了由学生报考志愿时的先验信念与高考后被录取的后验概率的差异带来的麻烦。
假设：考生追求效用极大化，且为风险中性，故这种效用极大化可用预期收入的现值来代替。
在上述假设下，对每个学生来说，其效用极大化就表现为：
max PY＝-C+δW+δ[2]W+……＝-C+δW／（1－δ）s.t.Y ＞C（1）
其中，C为学费，W为学生毕业后的预期工资，δ为折现系数。即学生在家庭支付能力之内，寻求未来收益现值PY极大。
下面我们考察收费前后的不同情形。
为了建立模型，我们假设社会上只有两所代表性学校，一所师范学校，代表冷门专业；一所财经学校，代表热门专业。
令G为考生的分数，Y为学生的家庭收入，f（G，Y ）是其联合分布。为讨论方便，首先将考生人数归一化。其次，由于高考制度的变迁，各年的评分标准有所不同，所以，为了不失一般性，我们以每年的满分为1，对考生的分数也进行归一化。那么， 高考的作用就在于选择一合适的分数线G[,0]，使上线比例Ne符合当局的需要。
其中C为高校收费。
（一）收费前
此时学费很少，为方便起见，令其为零。则学生的预期收益的现值总和为PY＝Wδ／（1－δ）与预期工资成正比。因而学生必定是尽可能选择更好的大学或专业。由前面的分析可知，热门专业录取分数线比冷门的要高。这样，热门专业和冷门专业的招生就似乎为一种排队机制所调节，高分进热门专业而低分进冷门专业。在所有学生中可进热门专业的学生比例为：
其中G（g）为f（g，y）在y上的边缘分布，而Gm则为热门专业的分数线。
同理，进冷门专业的学生比例为：
由此可见，这时收入高低并不影响学生的选择，从而考分成为唯一的遴选标准。
显然，Ne＝N[,good]+N[,ordinary]（5）
（二）收费后
假设收费后当局的偏好不变，即Ne不变。那么，热门专业和冷门专业的学生比例分别为：
其中C[,1]，C[,2]分别为热门专业和冷门专业的收费标准。根据课题组（1998）对陕西高校的调查报告，师范学校免交学费，故可令C[,2] ＝0。从另外一个角度说，由于C[,2]很小，在中国人均收入之内，那么，真的考分超过分数线G[,0] 而因家庭收入限制放弃读大学的人实际上很少，其效果同C[,2]＝0是相同的。（7 ）式右端第二项为那些考分高但因交不起热门专业的学费而只好上冷门专业的学生人数。这种情况为一些调查所证实。根据余从（1996），确实有一些成绩很好的农家子，面对高昂的学费和其他在校费用，只好选择师范院校。
为了比较情况1和情况2，令N[,good]＝N'[,good]，N[,ordinary]＝N'[,ordinary]或
这可以看成是由办学的硬件设施（如教室、仪器）和软件水平（如教师队伍和管理水平）决定的。
显然，C[,1]＞0，则由（8a）易得：
G'm＜Gm（9）
即收费后热门专业的录取分数线相对降低了，如下图所示：
横轴为收入，纵轴为分数，那么，根据联合密函数的定义，面积代表人数。收费前，在所有可以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中，上热门专业的学生数为面积A+B，而上冷门专业的学生数为面积C+D+E+F，这是由G＝Gm划分的。而收费后，Y＜C[,1]的学生将无法上热门专业。但热门专业的招生人数不变，其结果必将是录取分数降到G'm，增加面积D＝A 的招生。总之，收费后，热门专业的学生为面积B+D，而冷门专业的学生为面积A+C+E+F。显然，A的平均素质高于D，那么，收费后热门专业的学生素质有所降低，而冷门专业的平均素质则有所提高。由上面的推导可以看出，所有的高分学生都涌进热门专业的教育短期化行为有所缓解。
二、生源均衡分布的成本约束
教育收费的一个依据就是教育给了学生以知识，提高了其人力资本的价值。更具体说，学生毕业后可以在人才市场上找到工资更高的工作。通常我们可以假定，热门专业具有更高的预期收入。作为政策的制定者，应当使具有相同能力而进入不同专业的学生预期收入现值相等。这样，达到均衡时热门专业与冷门专业的预期收入为：
δ δ
C[,1]（W[,1]）+───W[,1]＝C[,2]（W[,2]）+───W[,2]从
1－δ
1－δ而
δ
△C＝C[,1]－C[,2]＝────（W[,1]－W[,2]）（10）
1－δ
这就是热门专业与冷门专业的收费差。显然，若令C[,1]＝0，W[,1]为不上大学的平均保留工资，就可定出具体的收费。
从模型可以看出，由于收费制的实行，学生生源的报考分布从社会资源配置的角度看有了一定的改善，但必须有一前提，即成本约束是有效的，或者说如果学校的收费高于学生家庭的负担水平时，学生无法借到钱。而如果存在完善的信贷市场的话，也即学生可以从银行贷到他读书所需要的学费而借贷成本很小的话，上述成本约束便失效。学生做决策就类似于零成本时的情况。
考虑学生在读书期间用借债来交学费C，而在毕业后每年偿还M，使得
δ
C＝δM+δ[2]M+……＝────M （11）
1－δ
从而学生的决策变成
δ δ
max
PY＝－C+───W＝────（W－M）
1－δ 1－δ
s.t.Y+C＞C 或 Y＞0 （12）
显然约束无效，且PY与W－M成正比。因为M为定值， 学生为求效用极大化，必然使其未来的预期工资尽可能大，问题就同零成本时相同：
如果W[,1]－M＞W[,2]或W[,1]－W[,2]＞M时，选择热门专业
如果W[,1]－M＜W[,2]或W[,1]－W[,2]＜M时，选择冷门专业
实际上，由于热门专业和冷门专业学生毕业后收入的巨大差异，W[,2]－W[,1]＞M几乎总是可以满足的， 从而学生将完全根据自己的考分选择最好的专业。所以，只要信贷发达，本文讨论的这种效应将不存在。
三、对收费制的福利评价
首先，在教育信贷不发达条件下由收费双轨制促成的生源配置的改进不满足帕累托标准。原因在于，社会资源配置优化的代价是在提高一部分人福利的同时，却损害了另外一部分人的福利。有钱人可以更容易上热门专业，而贫穷者只能上冷门专业，其结果是，富人愈富，穷人愈穷。这种贫富分化的马太效应显然有失公平。
其次，当收费制实行以后，高等教育作为一种准公共产品，其排斥性和选择性增强了。由于收入的差别，穷人和富人对高等教育的需求曲线是不同的，但现在他们却要在相同的高价下进行购买，穷人得到的教育明显较富人少。教育对于一个人未来的发展可能起决定性的作用，那么，教育机会的不同，使穷孩子和富家子弟将在不同的起跑线上竞争，这显然是不公平的。对此，政府应该有所作为。一种办法是对富人和穷人收以不同的学费，但这样做的问题在于，其一对富人不公平，其二难以分割两个群体，富人可以假扮穷人。而比较好的办法是完善贷学金和奖学金制度，使贫穷的学生可以借到基本的读书费用。这样，既可以加快教育产业化的进程，也可以兼顾公平。
最后，在一些西方国家，根本就没有师范学校。他们的办法是提高教师的地位和工资，吸引各类人才来施教。所以，我国存在师范院校的原因或许就在于教育还是一种“弱势产业”。从（10）式可以看出，热门专业和冷门专业之所以有收费差异，其本质原因在于两者的预期收益不同。所以解决这种教育行为短期化的根本途径在于提高冷门专业毕业生如教师的地位及工资。实际上，这个结论也与“科教兴国”的方针不谋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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