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中东极端主义的特点及发展趋势
王逸群
(西北大学 中东研究所，陕西 西安 710069)
摘 要： 进入21世纪以来，极端主义问题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的巨大安全威胁，而各种复杂因素致使中东成为极端主义的扩散中心。虽然在国际力量的打击下，“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等中东极端组织受到重创，但中东其他极端组织仍然活跃，他们利用相对政治“真空”空间继续孳生且愈加猖獗，呈现出暴恐模式群起效尤，作案手段愈加残忍，“本土化”特征凸显，出现网络恐怖主义，组织结构逐渐分散，极端组织层出不穷等特征。在这种情况下，中东的反恐前景不容乐观，“伊斯兰国”人亡政未息，地下影响不断扩大，私人媒体以及女性、儿童在未来的恐袭中地位增强，使我国面临的周边恐患增大，增加了“一带一路”倡议在相关国家实施的安全风险，需要我国做好各方面的防控应对准备。
关键词： 中东；“伊斯兰国”；后“伊斯兰国”；极端组织
进入21世纪以来，中东极端主义越来越成为影响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要因素之一。尤其是2003年伊拉克战争严重破坏了中东地缘政治平衡，随之而兴起的极端组织不断挑战着现有的国际秩序。最突出的例子就是，2014年6月以来，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边境崛起，不仅使中东地区的局势进一步恶化，更使极端主义随之孳生。在国际力量的打击下，截至2018年初，“伊斯兰国”失去了其在2015年巅峰时期控制的90%以上的领土，其中包括在伊拉克的几乎全部资产，以及所有在叙利亚中部被围困的据点。“伊斯兰国”控制的地理范围越来越小，已经“国破政危”，日落西山。但它作为一种新型的国际恐怖主义和极端组织形态，不仅给中东带来复杂的地缘政治困局，更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极端组织产生巨大影响。因此，有必要探究后“伊斯兰国”时代中东极端主义的新特点以及发展趋势，以引起各国必要的重视，并为我国的反恐战略提供些许借鉴和参考。
一、后“伊斯兰国”时代中东极端主义活动的新特点
(一)暴恐模式群起效尤，作案手段愈加残忍
“基地”组织开创的恐怖主义“现代化”模式被“伊斯兰国”继承与发展，到近期的后“伊斯兰国”时代又被其他极端组织所沿袭，使极端主义进入新时期。“伊斯兰国”崛起后，该组织形成以巴格达迪为核心的，高度集权、等级森严的具有“国家”特征的极端组织形态，其目标是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哈里发”政权。它把控制区的治理主要划分为行政和服务两类，行政包括宗教宣传、执法、教育和公共关系，服务则包括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建设和维持水、电、交通等。从众多的恐袭事件中可以看到，“伊斯兰国”并不是散兵作战，具备很强的军事实力、组织体系和一套军事战略。正如时任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布雷特·麦格科所言：“伊斯兰国”比“基地”组织更糟糕，它不再是一个恐怖组织，而是全面成熟的军队。[1]
“伊斯兰国”的建政行动引起多个极端组织的效仿。原“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支持阵线”(Jabhat al-Nusra或al-Nusra Front)是近年来叙利亚境内发展最迅猛的极端组织之一(1) 它最初是主要在阿勒颇、代尔祖尔、大马士革、伊德利卜等叙利亚北部和东部省份。2016年“支持阵线”宣布与“基地”组织脱离关系，更名为“征服沙姆阵线”(Jabhat Fath al-Sham)。2017年1月，“征服沙姆阵线”宣布与多个叙极端组织合并，并更名为“解放沙姆组织”(Hay’at Tahrir al-Sham)。 ，该组织效仿“伊斯兰国”实行严苛的教法统治，在叙利亚和黎巴嫩设立指挥部，招募成员进行军事训练和参与地方治理；设立法院，强化“伊斯兰治理”，调解争端；设立学校等机构，对民众进行极端意识形态灌输。此外，还通过公共服务争取民意，通过征税、罚款、走私和外部捐赠等筹措资金，俨然一个小“伊斯兰国”。
极端组织除了建政行动模仿“伊斯兰国”，暴恐手法也更加极端和残忍。根据美国国务院发布的《2016年反恐形势国别报告》显示，2016年全球共发生11072次恐怖袭击，造成超过25600人死亡和33800人受伤，此外还有15500多人被绑架或被劫持为人质，104个国家发生恐怖袭击(2) 55%的袭击发生在伊拉克、阿富汗、印度、巴基斯坦和菲律宾等国，75%的恐怖袭击造成的死亡发生在伊拉克、阿富汗、叙利亚、尼日利亚和巴基斯坦等国。 。其中“伊斯兰国”发动的袭击频率和造成的死亡人数比其他任何极端组织都要多，该组织在伊拉克发动了20%的恐袭，致使伊拉克死亡人数比2015年增加了69%。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之外，宣誓效忠“伊斯兰国”的极端组织在20多个国家发动了袭击。除了西非的博科圣地之外，“伊斯兰国”最活跃的分支机构主要在阿富汗、巴基斯坦、埃及、利比亚和也门[2]，大多分布在中东地区。
4．标题层次应分明。稿中节段层次序号分别用阿拉伯数字“1”“1.1”“1.1.1”形式表示。专用名词以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名词为准。简化字以《简化字总表》为准。计量单位的使用应以2004年中华医学会编制《法定计量单位在医学上的应用》一书为准。使用缩略语，应在文中首次出现处写明中、英文全称。
对照组患者中，男性25例，女性19例；年龄范围在60～78岁之间，中位年龄68.0岁；糖尿病病程在1～24年之间，中位病程8.5年；从手术类型和例数看，子宫切除术21例，下肢骨折手术12例，胃肠手术7例，胆道手术4例。研究组患者中，男性23例，女性21例；年龄范围在61～80岁之间，中位年龄69.5岁；糖尿病病程在11月～26年之间，中位病程9.0年；从手术类型和例数看，子宫切除术20例，下肢骨折手术13例，胃肠手术6例，胆道手术5例。两组患者的性别和手术类型比例、中位年龄和糖尿病病程以及术前空腹血糖等影响研究结果资料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在也门，“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Al-Qaeda in the Arabian Peninsula，AQAP)和“伊斯兰国”也门分支(ISIS-Y)被美国认为是该地区最危险的分支，曾多次发动针对西方的恐怖袭击。也门内战给极端组织以可乘之机，他们利用持续不断的冲突所造成的政治和安全“真空”，在也门南部和东部迅速扩大势力范围，“基地”组织一度控制了也门南部哈德拉毛省首府穆卡拉。这两个组织操纵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广泛的宗派冲突，增加其支持基础，以加强在也门的立足点。
AHP中发生器温度最高，由高压闪蒸蒸汽提供驱动热量，因此，方案中首先需要保证发生器高效获取热量。由热力学第一定律可知，AHP各换热部件换热量为，换热系数h取决于换热器的结构、型式以及换热温差；m为工质质量流量；A为换热面积三者之积。对于发生器而言，综合考量上述影响换热效率的因素，在驱动热量一定的情况下优先应考虑采用高效换热器同时适当增大换热面积，对于蒸发器亦相同。对于冷凝器和吸收器，除了针对换热面积的设计，还可通过适当增加锅炉给水的流速从而一定程度上降低对换热面积的依赖。
不仅如此，极端分子还使用化学武器，焚烧化工厂，释放有毒气体。在摩苏尔战役中，“伊斯兰国”将其南部的一座硫酸厂烧毁，导致周围将近1000人呼吸系统出现问题。在2016年12月13日，在叙利亚哈马省的一个村庄遭到不明“毒气袭击”，造成93人死亡，300人受伤。美国2018年发布的《美国情报界全球威胁评估报告》认为,伊斯兰国利用化学武器作为战争手段。联合国负责人称：“‘伊斯兰国’在2015和2016年的两次袭击中都使用了化学武器，我们评估认为它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许多袭击中都使用了化学武器。”[4]
where Ceff, CBL, CSi represent the effective front gate oxide capacitance, BL capacitance, and Si channel capacitance.
(二)“本土化”“独狼化”特征凸显
从当前的形势看，“伊斯兰国”不仅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残余力量仍难以根除，其势力逐渐渗透到中东、北非、南亚、中亚和东南亚等地区，对其效忠和支持的地区暴恐团伙超过30个，他们不仅在自己控制的地区实施恐怖袭击，还通过网络招募向欧美本土渗透，制造多起“独狼”式袭击。
网络恐怖主义主要分为两种类型，第一，把网络作为工具或武器，利用互联网实施恐怖袭击、募集资金、招募成员或者相互联系；第二，把网络作为攻击目标，实施网络犯罪。近年来，极端主义之所以日趋猖獗，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了互联网的优势。网络在恐怖活动中被广泛利用，成为恐怖组织的攻击目标，“网络恐怖主义”已成为一种新型的恐怖形式。当前世界范围内90%以上的恐袭行为是通过网络组织或直接发生在网络领域，从极端分子的人员招募、资金筹集到具体行动策划和技能培训，都已经实现网络化。极端分子对互联网的使用与信息的传递和激进化交织在一起。
离子液体种类繁多，至今已合成出十几种能溶解纤维素的离子液体，为纤维素的均相溶解创造了条件。纤维素在离子液体中转化制备5-HMF的研究比较如表1所示[7- 10,16- 24]。
但是，过分重视“向别人学习”是否会因此抹杀主体的个性特征，乃至教学工作的创造性？首先强调这样一点：“向别人学习”不应被看作是与一般意义上的“反思”直接相抵触的；恰恰相反，这即是为研究者实际从事“反思”指明了一条十分重要的途径：通过与别人的对照比较可以更清楚地认识自己的不足之处与改进方向．其次，这也是这方面的普遍性认识：教学中决不应机械地照搬别人的经验，也即纯粹地模仿，而应针对具体的教学情境和教学对象进行教学，这并集中体现了教学工作的创造性质．
学者雷蒙(Ramon Spaaij)发现，自1970年以来“独狼”攻击的数量增长了近50%,在美国发生“独狼”袭击的概率超过其他国家的四倍。随着前往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旅行失去光泽或变得不可行，沮丧的圣战分子可能会在国内发动袭击。正如一位法国“圣战”分子对学者阿玛纳阿·马拉辛姆说的那样，我们相信，即使是在达尔乌尔库小规模的袭击，也比在叙利亚的一次大袭击要好得多。[9]
“独狼”成为当前发展较快的极端主义新形态，标志着极端主义成功实现了“本土化”。时任美国国家反恐怖主义中心主任尼古拉斯·J.拉斯穆森认为，美国“真正的恐怖威胁”来自国内，源于“本土化”的暴力极端分子或永久合法居民。在过去的十年里，“本土化”极端分子的袭击已经导致美国近100人死亡和数百人受伤[4]。由此可见，本土的暴力极端分子(Homegrown violent extremists，HVEs)或“独狼”将是世界各国国内最普遍、最难以察觉的恐怖主义威胁。虽然2017年的袭击数量有所下降，但“独狼”的攻击很可能会继续发生，犯罪者经常攻击软目标，他们使用简单的战术，不需要高级技能或外部训练。[4]这将会给反恐工作带来较大难度，情报部门较难对其实现有效监管。
(三) 出现网络恐怖主义
其实“伊斯兰国”崛起之后，“独狼”式恐袭就一直层出不穷，造成大量人员伤亡。2015年以来，大批欧美“圣战”分子回流母国，不少人成为当地恐怖活动的骨干力量，致使很多国家和地区的恐怖形势不断升级。特别是2017年初，“伊斯兰国”在摩苏尔战场失利后，就更加疯狂地号召其忠实信徒和追随者在其所在国发动袭击。2016年5月，已故的“伊斯兰国”发言人和外部行动负责人阿布·穆罕默德·阿德纳尼(Abu Muhammad al-Adnani)在最后公开声明中表示，鼓励身处美国的“伊斯兰国”支持者在国内发动袭击，而不是前往伊拉克和叙利亚。这表明，该组织试图将武装分子送回他们的原籍国进行袭击，这样做将有助于提高团队士气。所以在2017年10月失去行政首都拉卡后，“伊斯兰国”仍未承认失败。因为该组织已经将反恐联盟根除其对叙、伊的控制视为无足轻重，认为这仅仅是胜利之旅的暂时挫折，而且它还放言在西方发动更多袭击，攻击更多中东战场之外的外国人。虽然这似乎违反了“伊斯兰国”的最初设想，但分散的恐怖袭击实际上有助于缓解因伊、叙领土崩溃而导致的指挥控制核心退化。[5]所以，尽管该组织已经丧失其领土并缺乏明确的指挥,但这些归国者仍试图在西方发动袭击，他们坚持“伊斯兰国”的意识形态并希望通过制造恐袭获得战斗经验。[6]一些极端分子在不受极端组织内部任何领导人的指挥下，自行发动攻击，而“独狼”式袭击往往隐蔽性更强，破坏性更大。比如，2016年6月12日，美国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一间同性恋酒吧遭到恐袭，造成包括袭击者在内50人死亡，53人受伤，成为“911”事件以来美国本土发生的最严重的恐袭。袭击者为奥马尔·马丁，其父母为阿富汗移民。事件发生后，“伊斯兰国”发布声明宣布对事件负责。2016年11月28日，俄亥俄州大学学生驾车冲撞徒步人群，并持刀砍伤11人，“伊斯兰国”的“阿玛克通讯社”(AMAQ)称凶手是其士兵。2016年7月14日，在法国南部尼斯市，一名男子独自驾驶一辆租用的19吨冷藏货柜卡车，突然高速冲入观看火焰的人群，一路不断冲撞碾压行人，不时朝人群射击，造成84人死亡、202人受伤。这名极端分子系尼斯当地居民，而且是“在很短时间内极端化的”[3]24。2017年7月，激进意识网络(RAN)估计，大约有5000名欧盟的公民去了叙利亚和伊拉克，而后有些人已经返回，在丹麦、瑞典和英国，这一数字接近一半。在2017年2月，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来自俄罗斯和苏联加盟共和国的9000名外国武装分子中，有10%已经返回。[7]中东的“圣战”分子回流母国的人数也越来越多，以突尼斯为例，回流的人员大部分分散在南部撒哈拉沙漠、中部山区和部分北部城镇。2015年2月，突尼斯逮捕32名回国的恐怖分子，他们已经密谋袭击突尼斯多个重要的战略目标，包括重要城市的政府机构等。[8]最棘手的问题是，“圣战”分子与难民结合在一起，尤其是自从2011年3月叙利亚危机爆发以来，数百万的难民涌入黎巴嫩、土耳其以及德国等欧洲国家，有相当一部分极端分子混入难民队伍随之涌入邻国，使原本就难以解决的“圣战”分子回流问题雪上加霜。
随着“伊斯兰国”失去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地盘，它的组织将变得更分散，更依赖于网络进行连接。相比于“基地组织”单一重复的“讲话视频”和“讲话录音”的宣传手段，“伊斯兰国”的宣传渠道更多样化，不仅有多种语言的视频、网站，还有定期出版的刊物等。该组织在利用互联网传播信息方面一直是非常老练的。
“伊斯兰国”的极端化恐怖行径被其他极端组织效仿，致使地区极端组织活动进入新一轮活跃期，不断制造恐袭事件，且手段愈发残忍。比如，活跃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塔利班极端分子，专门挑选人员密集的地方发动袭击，以造成更大的杀伤力。2016年6月30日，阿富汗首都警校学生乘坐的大巴车遭遇2起自杀攻击，造成37人死亡、40人受伤；8月8日，巴基斯坦奎达市医院遭到爆炸袭击，至少造成70人死亡、112人受伤。阿富汗的“伊斯兰国”分支在2016年10月24日晚，袭击了位于巴基斯坦南部奎达市的一所警察学校，造成61人死亡，另有118人受伤。遇难者都是未携带武器的受训学员，他们当时正在休息或在玩手机，大部分人死于爆炸。[3]4
据研究恐怖主义的学者查理·温特和哈罗洛·J.英格拉姆的研究结果表明，尽管“伊斯兰国”的地盘有所减少，但2017年8月1日至2018年2月28日，该组织仍发布了1373条独家媒体新闻。[10]“伊斯兰国”不仅多产，而且具有很强的煽动力，其招募宣传是相当成功的。因为它将积极和消极的内容结合在一起，为不同的受众量身定制信息，包括潜在的支持者、现有的同情者、敌人和普通大众，面对不同的反应，采取不同的应对措施，比如提供支持、激励行动、进行威胁或鼓励等。一方面，它通过血腥暴力和严苛惩罚的内容来吓阻敌人和威慑异见分子，满足了“伊斯兰国”支持者和沙里亚法拥护者的心理预期；另一方面，它对社会蓬勃发展、经济欣欣向荣、自然风光旖旎的宣传，满足了人们对追求富足美好生活的愿望和想象。因此，宣传视频剪辑的内容包括了从阿富汗的生菜农业到叙利亚北部的迫击炮训练。但在反恐联盟的打击下，“伊斯兰国”发布的媒体信息显著减少。根据西点军校反恐中心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伊斯兰国”的官方媒体每月发布率大幅下降，从2015年8月的761个降至2016年8月的194个。此外，根据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公布的另一项研究表明，“伊斯兰国”在2017年初拥有19家活跃的媒体机构，低于2015年的至少40家。[11]
极端组织除了利用互联网进行招募之外，更多的是利用网络发起恐怖袭击。几乎所有活跃的极端组织都建立了自己的网站，进行信息传递和开展协调活动。他们利用互联网组织精密的连环恐袭，来引起公众的恐慌和提高自己的知名度。挪威专家托马斯·黑格博格指出，因特网已经取代阿富汗成为“基地”组织策划恐怖袭击并开展煽动行动的主要场所。[12]
美国2016年发布的《美国情报界全球威胁评估报告》将“伊斯兰国”列为网络威胁中的首要非国家行为体。“伊斯兰国”等组织近来频繁叫嚣袭击美国的网络基础设施，2016年3月其下属的“黑客”机构“网络哈里发”威胁攻击美国金融机构。同月，该组织“黑掉”美国明尼苏达州警局网站，窃取信息并威胁袭击警员。根据美国联邦调查局网站的数据显示，2017年加密程序阻止了联邦调查局访问约7800台设备的内容，这是该局在这段时间内试图访问设备数量的一半以上。因此，在美国情报界2018年发布的报告中称，恐怖组织将继续利用网络进行宣传、筹集资金、收集情报、鼓动追随者和协调行动。
黎巴嫩当局不仅有收容超过100万叙利亚难民的重大经济负担，而且还有极端分子渗透到难民中的风险。未划定的黎巴嫩、叙利亚边境地区成为了“支持阵线”“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的避风港，他们在多山的、几乎无人居住的地区开展活动。其他极端组织,如包括哈马斯在内的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安萨尔联盟(Asbat al-Ansar)、法塔赫伊斯兰军(Fatah al-Islam)、法塔赫起义军(Fatah al-Intifada)、沙姆军(Jund al-Sham)、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Palestinian Islamic Jihad)和阿卜杜拉阿赞旅(he Abdullah Azzam Brigades)等继续在黎巴嫩运行。这些组织利用巴勒斯坦难民营作为藏匿武器、包庇通缉犯和策划恐怖袭击的安全庇护所。
(四)组织结构分散化、灵活化
“911”事件之后，在国际社会的大力打压下，迫使全球的极端势力不断进行调整。如盘踞在阿富汗的“基地组织”，不得已从一个组织严密的恐怖暴力集团转型为一个松散的、广泛的全球性的“基地圣战运动”[13]。而“基地组织”逐渐成为一种概念化的旗号，成为一种独立运作的意识形态[14]。所以尽管本·拉登被击毙，但基地组织依然有能力继续与其他地方极端组织合作，不仅仅局限于中东地区。
与之相似的是，“伊斯兰国”由最初的以叙利亚和伊拉克为中心，逐步演变为多中心、分散化的发展趋势。在反恐联盟的重拳打击下，遏制了“伊斯兰国”等中东极端组织的迅猛发展势头，但并没有彻底消灭这些极端组织，反而使其“形散神聚”，裂变为“多中心、分散化”[3]2的组织活动。
2016年6月，“伊斯兰国”曾发布声明，该组织共在19个国家建有分支，根据控制度分为伊叙主控区、次控区(包括阿富汗、菲律宾、利比亚等10国)和秘密行动区(包括法国、土耳其和孟加拉等7国)。此后，“伊斯兰国”不断在控制区建“省”。虽然在之后的反恐行动中“伊斯兰国”的控制区不断减少，但是它下属的分支机构成为当地主要的极端组织力量。如“伊斯兰国”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正式分支——“伊斯兰国”的呼罗珊省在2016年仍保持活跃，该组织在喀布尔系列而高调地大规模袭击反对派系和阿富汗政府的目标，还声称在巴基斯坦定居地区也制造了一系列大规模伤亡事件。
美国国务院2016年年度报告显示，恐怖主义的威胁正变得日益分散，尽管“伊斯兰国”在中东节节败退，但“伊斯兰国”的势力已延伸到东南亚、俄罗斯北高加索和非洲等地区；还不断扩大在利比亚的势力范围，在阿富汗、巴基斯坦、孟加拉、尼日利亚、索马里、埃及、菲律宾等地区都建立起分支结构。单是2016年，“伊斯兰国”就宣称在叙利亚、伊拉克以外的地区至少实施42起恐怖袭击，这意味着“伊斯兰国”虽然在中东丧失势力范围，但其在全球的恐怖活动仍在持续，横跨四大洲16个国家发动袭击。[3]122随着“伊斯兰国”外溢效应的加剧，不仅对中东地区构成巨大威胁，而且也使欧洲、亚洲、大洋洲的恐怖形势不断加剧。西欧、中欧、中亚、西亚、北非、东非、南亚、东南亚以及大洋洲等地区的恐袭活动加剧，使世界面临的反恐形势更加严峻。
(五)极端组织层出不穷
在国际社会的反恐打击下，“伊斯兰国”在伊叙大不如前，但当地其他各股暴恐势力依然猖獗，他们利用这一契机逐渐建立起自己的势力范围。在叙利亚，“支持阵线”(Jabhat al-Nusra或al-Nusra Front)是近年来发展最迅猛的极端组织之一，它最初是“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伊拉克伊斯兰国”在叙利亚设立的分支组织，主要在阿勒颇、代尔祖尔、大马士革、伊德利卜等叙利亚北部和东部省份。2016年“支持阵线”宣布与“基地”组织脱离关系，更名为“征服沙姆阵线”(Jabhat Fath al-Sham)。2017年1月，“征服沙姆阵线”宣布同极端组织“安萨尔丁阵线”(Jabhat Ansar al-Din)、“努尔丁·赞吉运动”(Nour al-Din al-Zenki Movement)和“真理旅”(Liwa al-Haqq)合并，成立“解放沙姆组织”(Hay’at Tahrir al-Sham)，初期拥有3.1万名武装分子，至2017年5月“解放沙姆组织”的成员规模已扩大到5万人。[15]经过多年的发展，“支持阵线”已成为一个组织完备、战斗力强、影响广泛且深度潜入叙利亚本土社区的极端组织。
2016年以来，为了阻止反恐联盟对“伊斯兰国”的持续打击，“伊斯兰国”在美国、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孟加拉国、阿富汗和伊拉克等地分别制造多起严重的恐袭事件。例如，2016年在土耳其国际机场制造恐怖袭击，造成40人死亡；孟加拉国绑架人质，导致20人遇害；伊拉克巴格达制造爆炸，造成逾200人丧生。比这更残忍的是2016年1月“伊斯兰国”对叙利亚东部城市代尔祖尔发动的袭击，至少造成300名平民死亡，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儿童和老人。在伊拉克政府军逼近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大本营之际，该组织处决了包括未成年人在内的284名男性，被杀者曾被聚集到摩苏尔南部作为抵抗政府军的人体盾牌。[3]
在利比亚，极端组织包括伊斯兰马格里布分支，伊斯兰班加西分支(Ansar al-Shari’a-Benghazi ，AAS-B)和伊斯兰达尔纳分支(Ansar al-Shari’a Darnah ，AAS-D)。虽然极端组织遭到重创，损失惨重，但他们利用该国缺乏有效治理的机会，把利比亚政府无法有效地管理的地区变为极端组织的藏身之地，包括班加西、达纳和南部和西部的沙漠。
在阿尔及利亚，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AQIM)、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联盟以及“伊斯兰国”的成员——阿尔及利亚分支(al-Khilafah in Algeria，JAK-A)，都是该国境内外活跃的极端组织。这些团体渴望在该地区建立对伊斯兰法律的解释区，并攻击阿尔及利亚的安全服务、地方政府目标和西方利益。
突尼斯面临的严峻挑战包括恐怖袭击的可能以及来自邻国的武器和暴力极端分子的涌入。极端组织主要有伊斯兰突尼斯分支(Ansar al-Shari’a in Tunisia ，AAS-T)和“基地”组织分支，该组织继续在该国西部山区开展活动，袭击安全部队和平民目标。
以色列主要面临来自黎巴嫩真主党的威胁，此外，还包括巴勒斯坦极端组织，如哈马斯、人民抵抗委员会和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PIJ)，特别是来自加沙的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基地组织及其附属组织以及“伊斯兰国”在边境地区的分支机构，如“伊斯兰国”西奈省(ISIL-SP)和叙利亚戈兰高地的杰什哈立德伊本瓦利德集团(al-Yarmouk Martyrs Brigade，JKW )。
此外，极端分子通过加密的应用程序进行通信，以规避情报部门的检查。社交媒体的广泛使用也使得极端分子的恐袭计划更难被破坏，安全机构必须追踪更多的潜在策划者。更为棘手的是，世界各国对待网络反恐认识还不统一，存在双重标准，因此给网络反恐信息共享、协调行动带来极大困难。恐怖主义组织拥有各种躲避侦查和监督的手段，网络恐怖主义活动隐蔽，网络反恐追踪、取证、打击存在技术和地理上的困难。打击、预防网络恐怖活动与网络空间发展极不平衡，网络空间对抗和冲突还将持续存在，国际合作打击网络恐怖活动具有很大困难。
云铜总厂研发中心利用工业盐在高氯体系下实现了铅、锑、铋的定向分离[1]，在液固比为L∶S=7∶1、温度80 ℃、时间2 h、NaCl浓度为6 mol/L的条件下，铅的脱除率为89.63%，锑的脱除率为13.97%，铋的脱除率为26.67%。虽然实现了大部分铅的分离，但该体系下金、银也存在一定的分散，回收难度较大。
二、中东极端组织的发展趋势
(一)中东反恐前景仍不容乐观
叙利亚、伊拉克本是伊斯兰文明的核心区域之一，现在却成为极端主义的蔓延地，政局动荡不已、教派对立严重、民族矛盾空前激化、战乱冲突持续不断、难民问题短期内难以解决。国际社会各种势力都聚焦中东，调解、斡旋、干预、打击、遏制等多种手段齐上阵，但是，非但没有解决问题，反而使对抗和冲突持续升级，使中东成为国际极端主义发展和扩散的中心。
“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人生总要经历无数次变迁。每一次痛苦的挣扎之后，总是一次破茧而出的蜕变。人是群体性动物，既然无法独立存活于世，那么沟通这项技能就无法消亡。一次精准简明的沟通，正如一份描述准确的病历，欲想药到病除，必先算无遗策。
就目前的情形来看，中东的反恐前景仍不容乐观。首先，主权国家是现代国际秩序的基石，国家认同、政治权威是主权国家的治国之本，当代中东持续动荡的根源就是主权国家治国之本的缺失。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赛斯·卡普兰称，伊拉克内乱的根源在于“缺乏严肃、耐心、包容的框架来讨论共同的国家认同、价值体系和政府目标”[8]292。而当前的反恐仅仅限于军事手段打击极端组织，国际社会并没有对战后重建达成共识，这就致使当前的反恐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其次，当前国际社会虽迅速形成联手打击“伊斯兰国”的反恐“联盟”，但是各国在军事打击时各怀鬼胎，反恐成效不彰。宗教冲突加剧，以伊朗为代表的什叶派和以沙特为代表的逊尼派之间矛盾升级，明争暗斗不断，在伊拉克、叙利亚和也门等地区各自支持其教派力量相互争斗。与此同时，库尔德人、政府军、什叶派、逊尼派民兵等在反恐过程中互相牵制。最后，地区大国和国际力量争权夺利，名为反恐，实为牟利，沙特、以色列以及伊朗都对该地区有着强烈的战略诉求，加之美俄在叙战场上的角逐，使得反恐联盟难以建立持久、高效的打击机制，反恐战争任重道远。
统计显示，近五年来，遵医附院累计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12项，批准立项数连续7年在贵州省医疗机构中排名第一；2015-2017年，累计开展新技术、新项目426项，各级科技成果奖27项，连续获得2015年、2016年贵州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先后荣获“全国优秀全科专业住培基地”“H7N9防控工作先进单位”“2018年度群众满意的医疗机构”等荣誉。
因此，“伊斯兰国”虽然已接近覆灭，但中东动荡的局势并没有因此稳定下来，尤其是在当前国际反恐行动中存在“为了反恐而反恐”的现象，一些国家甚至将恐怖主义根源归咎为“落后文明”对“先进文明”的仇视，一意孤行地推广所谓“普世价值观”和自己的政治体制与发展模式，加剧了冲突的烈度。再加上中东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使极端主义与宗教矛盾、教派冲突、大国博弈以及全球发展失衡、霸权主义、贫富差距悬殊等深层次因素长期交织，打击“伊斯兰国”变得更加复杂。特别是长期处于贫穷和落后状态的社会边缘群体，极易成为恐怖分子招揽和利用的目标，从而涉恐或变恐。因此，要彻底铲除“伊斯兰国”的流毒和影响，不是仅仅通过军事手段就能达到的，更主要的是要消除其思想根源及滋生土壤，而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二)“伊斯兰国”“人亡政未息”，地下影响不断扩大
近年来，国际反恐过度聚焦“伊斯兰国”，对潜在的威胁重视不够，可能引发新问题。“伊斯兰国”国虽破，但“人亡政未息”，其宗教极端精神犹存。该组织虽然已经失去超过90%的领土，武装分子的数量显著减少，非法收入流也中断。但“伊斯兰国”在叙利亚、伊拉克和海外的恐怖袭击并没有完全减少，该组织继续在全球范围内活动。在过去的两年里，该组织的外部作战能力一直在加强和巩固，仅凭战场上的损失不足以削弱其实施恐怖袭击的能力。除了努力从伊、叙本土发动外部袭击外，“伊斯兰国”还通过其强大的社交能力向世界各地的同情者提供帮助，获得了史无前例的海外极端分子的支持。[16]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伊斯兰国”四分五裂，是反恐的潜在胜利，尤其是如果它导致了“恐怖主义的破坏性竞争”，这种动态会暗中颠覆该组织的意识形态。但是，这一情况也会导致更严重的问题，从目前的情况判断，会出现更小的、更极端的群体，他们很可能对当地安全部队和国际反恐行动人员展开报复行动，从而使一场已经持续很长时间的战争变得遥遥无期。比如说“基地”组织，在“911”事件之前，它一直是一个相对等级森严的恐怖组织，但在美国摧毁该组织五年后，它逐渐演变成致命的“水蛇”，其触角从北非延伸至东南亚，其武装分子最终分散在世界各地，一些人还成立了特许经营集团或附属公司，既带来了后勤方面的挑战，也带来了法律上的挑战。
综上，笔者对生活化学习方法在高中化学学习中发挥的优点进行了阐述，将生活化学习方法运用其中可帮助我们加深对重点难点知识的理解，使抽象的化学知识具体化，使化学知识有效落实到生活中，这对于化学学习质量的提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伊斯兰国”为代表的极端暴恐思想已在全球范围内传播渗透，未来可能催生恐怖主义新形态，在未来的数年内仍将是主要的国际恐怖主义威胁源头。从长远来看，最糟糕的是，“伊斯兰国”在全世界传播其极端思想，这种宣传是广泛的，而且几乎无处不在。因此，随着“伊斯兰国”在军事上的失败，那些被其意识形态所吸引的人将会寻求一个新的“家园”，很可能是各种“基地”组织。“伊斯兰国”在过去的斋月期间只发布了7个视频，“基地”组织已经发布了300个视频。随着“伊斯兰国”的退化，“支持阵线”一直在稳步扎根，在叙利亚各地获得支持，提供了比“伊斯兰国”更温和的治理形式。
因此，清除“伊斯兰国”的领土并不标志着“伊斯兰国”或其他全球恐怖组织的终结，他们的意识形态依然存在，他们的分支机构将继续寻找机会传播这种宗教极端意识形态，并攻击所有不认同它的人。[17]因此，所有国家都要提高警惕。
(三)私人媒体以及女性、儿童在未来恐袭中的地位增强
随着“伊斯兰国”的失败，极端组织越来越多地关注国内袭击。这些组织也有可能发展为由小群体或个人策划和执行攻击的趋势，通过加密通信规避情报部门检查，在加密应用中广泛使用私人媒体，以补充传统社交媒体的不足，同时规避情报部门的监察和私人部门对其公共账户的破坏。因此，收集有关特定恐怖活动的信息越来越困难。[18]根据采访，为了逃避监视和账户管理，恐怖分子正在转移到像WhatsApp和Telegram这样的私人加密平台上，并尝试了更小的社交媒体平台，包括Friendica、Diaspora、KIK、WICKR以及俄罗斯版的Facebook VKontakte。然而，业内专家预计，推特、脸书和优兔将继续保持重要地位。
资料显示，暴力极端组织可能会使他们的招募队伍多样化，越来越多地接触到妇女、老人和年轻一代。据一名尼日利亚执业律师的说法，他们会尝试重新使用女性和老年人，因为安全机构目前正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年轻男性身上。极端组织已经开始招募儿童，这一趋势很可能还会加速。专家们预测，作为支持者、动员者和恐怖组织成员，女性的出现将会成为未来恐袭的一个重要趋势。极端组织针对女性的招募强调了姐妹关系和归属感，并强调了婚姻和家庭在增强“伊斯兰”教法的作用。一旦有潜在的招募者被吸引，极端组织的负责人会与她们进行一对一的交谈，这些对话通常会使用加密频道。[19]被采访者强调，皈依者非常容易受到极端主义的影响，因为皈依极端组织改变了她们的生活，并废除了现有的社会关系网络，她们相信极端分子对伊斯兰教的曲解，最终被极端分子操纵。
在2014年6月和2017年2月“伊斯兰国”发布的宣言中称，在29个国家制造了143起恐怖袭击，造成了2000多人死亡。该组织不仅把15岁以上的人视为成年人，更强迫一些年仅9岁的孩子接受武器训练，并教导他们如何杀人。据媒体报道，从2014年到2016年，超过2000名年龄在9—15岁之间的男孩成了“伊斯兰国”的童子兵。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在2016年初认为，仅在摩苏尔省“伊斯兰国”就绑架了800-900名儿童，强迫10岁以上的儿童接受军事训练，灌输极端主义思想。2017年6月，欧洲地中海人权监测组织(European Mediterranean Human Rights Monitor)报告称，该组织招募了1000多名儿童进行军事训练，其中包括自杀式炸弹袭击者。[20]由此可见，极端组织成员逐渐呈现出低龄化趋势。
结 语
极端组织的崛起，不仅给国际社会带来严重危害，也使人类文明遭受了重大考验。依靠美国等西方国家单纯的军事打击无法彻底铲除国际恐怖主义，只会陷入“越反越恐”的怪圈。因此，治理极端主义必须从国家能力建设和全球治理等角度入手，充分考虑极端主义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做好长期斗争的准备。我们不应认为，摧毁极端组织的中央领导机构和占领其领土就是极端组织的终结。“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都证明了极端组织在21世纪有极强的适应能力，在面对巨大的、多方面的、持续的反恐压力时，这两个组织还保持着全球和地区影响力。因此，国际社会应该持续密切地监控全球各种极端组织，以防止出现复苏情况。[6]
建筑竣工交付后，随着年限的增加，常常存在图纸缺失和图纸不准确的问题，因此，隐蔽工程的信息（如管线和结构构件的钢筋、混凝土保护层等）难以二次获取，给日后安全工作的开展埋下隐患。
中东历经内乱、战火的洗礼后，并未涅槃再生，部分国家成为极端主义的庇护所和国际反恐战争的中心，成为国际社会争夺势力范围的角斗场。而中东的动荡不安，不仅给中国与中东各国的关系带来了新的变数，还为中国的反恐安全提出了新的难题。“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迅速向东部扩张，逐步在南亚、中亚、东南亚等我国周边地区形成暴恐活跃带[1]，使我国面临的周边恐患增大，增加了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相关国家实施的安全风险。因此，我们不仅要更加积极稳妥地推动中国与中东地区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合作，更要做好各方面的防控应对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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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 10.13356/j.cnki.jdnu.2095-0063.2019.05.013
作者简介： 王逸群(1993-)，女，山西吕梁人，硕士研究生，从事中东极端主义研究。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重大项目“中东热点问题与联合国研究”(12JJD810009)。
中图分类号： K372.6， D5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0063( 2019) 05-0091-09
收稿日期： 2018-08-28
[责任编辑：焦玉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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