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的吴蜀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三国时期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三国时期的政治格局，既由魏、蜀、吴综合国力的强弱对比所决定，又受制于彼此相互结成的外交关系，特别是吴蜀两国并存近半个世纪之久，自以弱小联袂御敌，至为争夺荆州而发生冲突，再到长期和睦相处，直接影响着三国历史的进程，是一个尚待清理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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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蜀作为两个政权的交往活动，起始于刘备占领益州之后，但可以追溯到赤壁之战前。那时曹操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以荆襄为战略基地，企图一举吞并江东。为了达到御敌自保的目的，在鲁肃和诸葛亮的斡旋下，孙权和刘备结成伙伴关系，成功地打破了曹操的战略构想。经过赤壁之战，荆州7郡被三方瓜分：曹操退守襄阳，领有南阳，孙权占据江夏，而刘备除以武力夺取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外，还从孙权手中借得南郡大部分地区，显然是最大的受益者。孙刘两家的伙伴关系并未因瓜分不均而遭牵连，可能基于双方的某种协议[1]，得以继续维持。因此，当建安十七年曹操再度南征时，孙权还遣使求救于刘备。刘备驻兵于葭萌关，正在积极准备北讨张鲁，但接到孙权的急报后，马上请求益州牧刘璋出兵援助。其奏书说：
曹公征吴，吴忧危急。孙氏与孤本为唇齿，又乐进在青泥与关羽相拒，今不往救羽，进必大克，转侵州界，其忧有甚于鲁[2]。
这次交往虽然不果而终，却说明孙权还很信任与刘备的盟好，刘备也很看重同孙权的关系，孙刘两家的伙伴关系维持至此，是为明证。
建安十九年，刘备迫使刘璋让出益州，而与孙权的伙伴关系遂发生逆转。孙权可能根据刘备先前的承诺，“以备已得益州，令诸葛瑾从求荆州诸郡”[3]。诸葛瑾肩负讨还荆州的使命，去成都同刘备进行谈判，终究没有什么实际收获。刘备以“吾方图凉州，凉州定，乃尽以荆州与吴”[4]为推托之辞，拒绝孙权讨还荆州的要求。孙权得到诸葛瑾的汇报，认为刘备的说法不过是语言游戏，因而当即作出决策，为荆州南三郡[5]设置长吏，前去接管各郡的行政权力。这一单方面采取的行动自然遭到蜀将关羽的强烈抵制，关羽以武力相胁迫，旋将孙权委派的各郡长吏驱逐出境。吴蜀双方因荆州归属问题而产生的矛盾由此升级。
为了实现“全据长江”的战略目标，孙权决心依靠战争手段夺回荆州，在上述举措受挫之后，亲临陆口部署军事行动，一面派吕蒙领兵2万人，攻取长沙、桂阳、零陵，一面使鲁肃领兵1万人，屯驻巴丘以抵御关羽。刘备得知孙权出兵的消息，急忙领兵5万人赶到公安，命关羽率部进抵益阳，吴蜀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恰逢曹操率军进入汉中，刘备惟恐益州有失，不得已遣使与孙权讲和。孙权又让诸葛瑾前往公安，同刘备进行和谈，就分割荆州达成新的协议，规定长沙、江夏、桂阳以东属吴，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属蜀。这一协议是吴蜀双方相妥协的产物，在吴争得荆州的局部地区，而未能实现“全据长江”的既定目标；在蜀丧失荆州的部分土地，则严重损害“跨有荆益”的基本国策。所以，这一协议虽使吴蜀的紧张磨擦暂得缓解，却并未彻底解决荆州的归属问题，因而给双方和睦相处留有一层阴影，势必引发新一轮的军事和外交斗争。
在吴蜀分割荆州之后，刘备退回益州，把注意力转向北伐，建安二十四年占领汉中，被群臣推为汉中王。为了配合刘备作战，关羽自己率军北进，围困曹仁于樊城，并借助秋霖洪水，大破于禁，一度威震华夏。当时孙权曾表面上答应出兵帮助关羽。
羽围樊，权遣使求助之，敕使莫速进，又遣主薄先致命于羽。羽忿其淹迟，又自己得于禁等，乃骂曰：“貉子敢尔，如使樊城拔，吾不能灭汝邪！”权闻之，知其轻己，伪手书以谢羽，许以自往。[6]6显然，孙权是在耍弄关羽，既然答应出兵助战，却又缓兵待变，坐观成败；既然知道难以联袂，却又伪许自往，欺骗对方。这哪有一点共同对敌的真心实意？其实，孙权在建安二十二年就私下派都尉徐详去向曹操请降，使彼此从敌对状态解脱出来；加上关羽骄横习气造成的负面作用[7]，孙权就改变了原来的对蜀关系。《三国志·吴主传》说：
权内惮羽，外欲以为己功，先笺与曹公，乞以讨羽自效。
这是孙权决定出兵袭击关羽之后，主动向曹操摆出的一副臣属模样，目的在于取得曹操的认可，乘关羽全力投入樊城大战的有利时机，名正言顺地夺取荆州。当时，曹操正慑于关羽盛大的兵势，召集群臣“议徙许都以避其锐”，军司马司马懿、丞相主簿蒋济认为“刘备、孙权外亲内疏，关羽得志，权必不愿”，因而建议曹操利用吴蜀关系暴露出的裂痕，“遣人劝蹑其后，许割江南以封权，则樊围自解。”[8]曹操据此答应了孙权的请求。
从尽快解除樊城之围考虑，曹操对孙权也耍起挑拨战火、坐收渔利的把戏。本来孙权遣使请求进袭荆州，为了达成作战行动的隐蔽性，对曹操“乞密不漏”，而曹操采纳军祭酒董昭“应权以密，而内露之”的意见[9]，敕令徐晃把孙权的奏书射入樊城和蜀军营地。受围的曹军得到消息，勇气倍增，而关羽果然犹豫不定。结果，孙权利用欺骗手段，先使关羽放松后方的戒备，继而派吕蒙率军秘密沿江西进，以偷袭方式迅速占领江陵、公安，并且夺取宜都、夷陵，据守峡口以御蜀军。关羽由此进退失据，在西逃途中被吴军擒杀。
樊城之战后，刘备完全丧失了荆州，荆州7郡除南阳之外，全部落入孙权之手，魏、蜀、吴三分格局最后形成。孙权还将关羽的首级送给曹操，曹操表奏孙权为骠骑将军，假节领荆州牧。吴蜀伙伴关系在此划上一个休止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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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蜀、吴三分格局的最后形成，加快了汉魏皇位更迭和刘备创建政权的步伐。延康元年十月，曹丕以禅让方式替代汉朝廷，建立魏王朝。次年四月，刘备在成都称帝，表示承继汉王朝的统绪。由于孙权袭取荆州，擒杀关羽，背弃吴蜀原来的伙伴关系，事态的发展必然促使刘备出兵报复。对于吴蜀关系的这般前景，就连一些目光锐利的旁观者，业已看得十分清楚。如《三国志·刘晔传》说：
（魏文帝）诏问群臣，令料刘备当为关羽出报吴不。众议咸云：“蜀小国耳，名将唯羽，羽死军破，国内忧惧，无缘复出。”晔独曰：“蜀虽狭弱，而备之谋欲以威武自强，势必用众以示其有余。且关羽与备，义为君臣，恩犹父子，羽死不能为兴军报敌，于终始之分不足。”
在东吴方面，自从曹丕践祚之后，孙权已经上表称藩，曹丕则策命孙权为吴王。魏吴之间在名义上确立了君臣关系。鱼豢《魏略》就此谈到：
权闻魏文帝受禅而刘备称帝，乃呼问知星者，已分野中星气何如，遂有僭意，而以位次尚少，无以威众，又欲先卑而后踞之，为卑则可以假宠，后踞则必致讨，致讨然后可以怒众，众怒然后可以自大，故深绝蜀而专事魏[10]。
这是《魏略》作者对孙权“绝蜀事魏”的看法，其着眼点在于吴国“自大”的基本途径，而没有顾及孙吴力求避免两面受敌的行为动机。相比较而言，孙权在夺取荆州后之所以“绝蜀事魏”，还主要是从吴国的综合实力考虑，企图有效地对付吴蜀之间矛盾冲突的进一步升级。后来吴国群臣劝孙权称帝，孙权辞让未许，并向群臣解释先前受魏策封的原因说：
往年孤以玄德方向西鄙，故先命陆逊选众以待之。闻北部分欲以助孤，孤内嫌其有挟，若不受其拜，是相折辱而趣其速发，便当与西俱至，二处受敌，于孤为剧，故自抑按，就其封王。低屈之趣，诸君似未之尽，今故以此相解耳[11]。
这分明是说接受曹丕的策命，是出自不得已而为之的策略，目的在于避免两面受敌的困境。由此可见，孙权对付刘备的报复，是多么用心良苦。
刘备决定兴兵伐吴，在蜀统治集团内也有不同意见。治中从事黄权以“吴人悍战，又水军顺流，进易难退”为理由，请求刘备宜为后镇[12]；从事祭酒秦宓“陈天时必无其利，坐下狱幽闭，然后贷出”[13]；翊军将军赵云更坚持说“不应置魏，先与吴战，兵势一交，不得卒解”[14]。尽管群臣多有劝谏，可刘备压根听不进去，正全心为兴兵伐吴做准备。
为了伐吴期间免遭魏兵入侵，刘备暂不计较道义上的得失，暗地派人假吊曹操之丧，向曹丕致礼求好。王沈《魏书》记此事说：
备闻曹公薨，遣掾韩冉奉书吊，并致赙赠之礼。文帝恶其因丧求好，敕荆州刺史斩冉，绝使命。
鱼豢《典略》也说：
备遣军谋掾韩冉赍书吊，并贡锦布。冉称疾，住上庸。上庸致其书，适会受终，有诏报答以引致之。备得报书，遂称制[15]。
以上两段材料表明：刘备想借给曹操吊丧的机会，向曹丕致礼通好；而曹丕已经代汉称尊，全然没有理会刘备的心意。魏蜀关系经过这次交往，不再有可能通好，因而始终处于敌对状态。刘备在这种情况下兴兵伐吴，自然会有些后顾之忧，所以不敢倾巢出动，还要留下一部分兵力镇守益州和汉中，仅统率5万人马踏上东征的道路。
面对蜀军大举来攻，孙权在外交上采取两手策略：一是主动向刘备求和，企图和平解决两国争端。《三国志·诸葛瑾传》说：
刘备东伐吴，吴王求和，瑾与备笺曰：“奄闻旗鼓来至白帝，或恐议臣以吴王侵取此州，危害关羽，怨深祸大，不宜答和，此用心于小，未留意于大者也。试为陛下论其轻重，及其大小。陛下若抑威损忿，蹔省瑾言者，计可立决，不复咨之于群也。陛下以关羽之亲何如先帝？荆州大小孰与海内？俱应仇疾，谁当先后？若审此数，易于反掌。”
这封信当是吴国君臣求和的书面陈述，孙权另要遣使前去同刘备进行和谈。裴松之就此评论说：“刘后以庸蜀为关河，荆楚为维翰，关羽扬兵沔汉，志陵上国，虽匡主定霸，功未可必，要为威声远震，有其经略。孙权潜包祸心，助魏除害，是为翦宗子勤王之师，纾曹公移都之计，拯汉之规，于兹而止。义旗所指，宜其在孙氏矣。瑾以大义责备，答之何患无辞；且备、羽相与，有若四体，股肱横亏，愤痛已深，岂此奢阔之书所能回驻哉？”[16]这番评论虽不免让人品味到评论者的正统立场，却也说明一个道理：在当时的条件下，吴国君臣要想劝止蜀军行动，是完全不可能的。然而，刘备之所以下决心兴兵伐吴，除“忿孙权之袭关羽”之外，更主要是一个“骄”字充斥脑海，总以为对付吴国还比较容易[17]，因此，得吴国君臣致书请和，自是不会答应。
幸亏孙权并非一味向刘备求和，还采取另一手外交策略，即频频向曹丕发出求援的信号。当蜀军进抵巫山、秭归一线时，孙权遣都尉赵咨使魏，曹丕“欲封权子登，权以登年幼，上书辞封，重遣西曹掾沈珩陈谢，并献方物”，赵咨、沈珩均以“奉使有称”，深受孙权的赞许[18]。曹丕由此对吴蜀之战保持旁观态度，而没有乘机出兵进取江南。这就使孙权能够专力迎战蜀军，在战略上避免两面受敌的被动局面，而处于以逸待劳的有利态势。
黄武元年六月，吴大都督陆逊指挥吴军在猇亭大败蜀军，刘备被迫退据永安。吴蜀战争以吴胜蜀败而告终。这不仅是吴蜀军事力量的一次总较量，而且对两国关系造成重大影响。吴蜀关系在新的形势下出现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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猇亭战后的形势是：孙权方面可以无忧于蜀，而必以魏为患；刘备方面再无力与吴相争，只能默认既成事实，吴蜀关系出现好转的机会，致使三分格局趋于相对稳定。
孙权本来“外托事魏，而诚心不款”[19]，口头上虽答应遣任子入侍，却一再致书哄骗曹丕，甚至背弃自己的承诺。在西顾之忧大体解除后，孙权马上把吴魏关系加以调整，拒绝与魏盟誓和纳任子的做法，惹得曹丕大举发兵来攻。这正好迫使孙权也重新考虑对蜀关系。当时刘备据守永安，吴将徐盛、潘璋等人竞相上表请战，以为必能擒获刘备。孙权征询陆逊的意见，陆逊则“以为曹丕大合士众，外托助国讨备，内实有奸心，谨决计辄还。”[20]张勃《吴录》另载刘备与陆逊通书说：
刘备闻魏军大出，书与逊云：“贼今已在江陵，吾将复东，将军谓其能然不？”逊答曰：“但恐军新破，创痍未复，始求通亲，且当自补，未暇穷兵耳。若不惟算，欲复以倾覆之余，远送以来者，无所逃命。”[21]
这可能是猇亭战后吴蜀最初的交往，而《三国志·先主传》说“孙权闻先主住白帝，甚惧，遣使请和”，与此所记出入很大，好像是孙权因畏惧刘备而求和，实则孙权战胜之余有何惧哉？所惧者应是南来的魏军。我们从上述通函可以看出：刘备所言尚带有试探性的口气，而陆逊的答复则表露出战胜者的姿态，同时也给刘备带去“通亲”的信息。因此，黄武元年十二月，孙权特遣太中大夫郑泉赶赴永安白帝城，开始同刘备讲和，而刘备先后派太中大夫宗玮、费祎与相报答。吴蜀关系遂得以恢复。
黄武二年四月，刘备病逝于白帝城，刚刚恢复的吴蜀关系面临着严峻的考验，特别是孙权会不会以此变卦，做出不利于两国和睦共处的决策？更成为蜀统治集团十分关心的一件大事。《三国志·邓芝传》说：
丞相诸葛亮深虑权闻先主殂陨，恐有异计，未知所如。芝见亮曰：“今主上幼弱，初在位，宜遣大使重申吴好。”亮答之曰：“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耳，今日始得之。”芝问其人为谁？亮曰：“即使君也。”乃遣芝修好于权。
孙权虽然先时曾派立信都尉冯熙使蜀，来为刘备吊丧，但至此仍未断绝同魏的往来。冯熙自蜀归国后，又受孙权之命使魏。孙权可称得上脚踏两只船，究竟倒向哪一方，还需要慎重抉择，因而在邓芝到达东吴后，并没有及时会见邓芝。邓芝只好自呈表章，声称“今来亦欲为吴，非但为蜀”[22]，才得到孙权的接见。《邓芝传》又记会谈情形说：
权乃见之，语芝曰：“孤诚愿与蜀和亲，然恐蜀主幼弱，国小势逼，为魏所乘，不自保全，以此犹豫耳。”芝对曰：“吴蜀二国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诸葛亮亦一时之杰也。蜀有重险之固，吴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长，共为唇齿，进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大王今若委质于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内侍，若不从命，则奉辞伐叛，蜀必顺流见可而进，如此，江南之地非复大王之有也。”权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
通过这次会谈，孙权断绝同魏的交往，转而与蜀“连和”，并派辅义中郎将张温报聘于蜀。稍后，诸葛亮又命邓芝使吴，“重结盟好”。邓芝以出色的外交才能，赢得孙权高度的赞誉，被称道“和合二国，唯有邓芝”[23]。吴蜀关系从此实现正常化，还经受住了由南中叛乱带来的又一次考验。
在南中叛乱期间，益州豪帅雍闿举众攻杀蜀属太守正昂，与吴交趾太守士燮联络，求欲内附。孙权命交州刺史步骘遣使宣恩抚纳，遥署雍闿为永昌太守，还不是想从蜀国领地上捞一点便宜。所以，诸葛亮为着巩固吴蜀两国的正常关系，在出兵平定南中以后，就以费祎为昭信校尉使吴。费祎圆满完成使命，并将受雍闿劫持的原益州太守张裔迎接回国，而此后“以奉使称旨，频烦至吴”[24]，为发展吴蜀关系做出重要贡献。
大抵自费祎使吴之后，吴蜀两国开始协同伐魏。黄武七年春，诸葛亮出兵汉中，首次北伐，刘禅下诏称“吴王孙权同恤灾患，潜军合谋，掎角其后”[25]。八月，吴大都督陆逊大破魏大司马曹休于石亭。诸葛亮闻讯后，又在当年冬出兵进围陈仓，与魏大将军曹真相敌，是为第二次北伐。当然从实际情况而论，这时吴蜀两国的北伐行动没有也不可能协调一致，尚须就此进一步达成协议。
黄龙元年四月，孙权即皇帝位，遣卫尉严畯使蜀致意，蜀朝廷对此舆论哗然，“议者咸以为交之无益，而名体弗顺，宜显明正义，绝其盟好”。诸葛亮则认为：“权有僭逆之心久矣，国家所以略其衅情者，求掎角之援也。今者加显绝，仇我必深，便当移兵东伐，与之角力，须并其土，乃议中原。彼贤才尚多，将相缉穆，未可一朝定也。顿兵相持，坐而须老，使北贼得计，非算之上者。……若就其不动而睦于我，我之北伐，无东顾之忧，河南之众不得尽西，此之为利亦已深矣。权僭之罪，未宜明也。”[26]遂派卫尉陈震前往武昌，庆贺孙权践位。吴蜀关系由此更加密切，两国很快达成“参份天下”的协议，划定豫、青、徐、幽属吴，兖、冀、并、凉属蜀，司州以函谷关为界，分属两国；同时由吴建武中郎将胡综起草，两国正式签订友好互助盟约。
这一友好互助盟约长达401字[27]，就吴蜀两国应当享有的权利、承担的义务，以及共同行动纲领，作出如下规定：1.双方一致声讨曹氏“偷取天位”、“阻兵盗土”的罪恶，并且忠实执行“戮力一心，同讨魏贼”的使命。2.双方平等瓜分魏属土地，“使士民之心，各知所归”，为举兵征伐做准备。3.双方共同承担友好互助的义务，“若有害汉，则吴伐之；若有害吴，是汉伐之。”4.双方各自享有领土不受侵犯的权利，“各守分土，无相侵犯，传之后叶，克终若始。”5.双方均须恪守上述各项规定，“有渝此盟，创祸先乱，违贰不协，慆慢天命”，将会受到上帝百神的惩罚。这一盟约的签订，标志着吴蜀关系已经发展到顶点，从此两国步入一个友好互助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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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蜀关系走上友好互助的轨道，直接制约着三国历史的进程：一方面，吴蜀以弱者连成掎角之势，有利于三分格局的相对稳定；另一方面，魏陷于两面受敌的不利境地，使统一天下的步伐迟缓下来。大体上说，吴蜀两国都是彼此友好互助的受益者，因而两国统治者最初尚能恪守盟约的规定。吴步骘、朱然原领冀州、兖州牧，按盟约规定冀、兖二州属蜀，因而解除州牧职务；蜀李恢原领交州刺史，按盟约规定交州属吴，因而解除刺史职务；黄武二年，蜀朝廷还以鲁、梁两地属吴，改封鲁王刘永为甘陵王，梁王刘理为安平王。这是吴蜀统治者基于两国平分天下的规定而做出的行政和封国调整。
遵照吴蜀两国的共同行动纲领，诸葛亮在建兴十二年二月兴兵10万，出斜谷，据武功，与魏大将军司马懿对阵渭南。五月，孙权命陆逊、诸葛瑾屯兵江夏、沔口，孙韶、张承进兵广陵、淮阳，自领大军围攻合肥新城。这是吴蜀签约后实施的一次大规模的联合行动。《三国志·朱然传》说“嘉禾三年权与蜀克期大举”，即指这次联合伐魏的军事行动。这次联合行动在西线由于魏军坚守不战，诸葛亮病逝军中；在东线由于吴军疾疫流行，被迫主动退却，终究没有建树。
诸葛亮的逝世，使吴蜀关系一度紧张起来。“吴虑魏或承衰取蜀，增巴丘守兵万人，一欲以为救援，二欲以事分割也。蜀闻之，亦益永安之守，以防非常”[28]，刘禅另派右中郎将宗预使吴，就处理两国关系面临的问题同孙权会晤。《三国志·宗预传》说：
预将命使吴，孙权问预曰：“东之与西，譬犹一家，而闻西更增白帝之守，何也？”预对曰：“臣以为东益巴丘之戍，西增白帝之守，皆事势宜然，俱不足以相问也。”权大笑，嘉其抗直，甚爱待之，见敬亚于邓芝、费祎。
约在这次会晤之后，孙权由于关心蜀的前途，遣侍中是仪使蜀，重申两国盟好。是仪以奉使称意，回国后迁尚书仆射。经过这一轮外交往来，吴蜀两国的紧张状态得以消除，双方继续保持友好互助关系。
蜀大司马蒋琬执政时，总结以往诸葛亮北伐失利的教训，认为道路艰险，粮运不便，不如沿水路东下，因而下令大造船只，企图由汉、沔出击，以收蚕食魏土之效。谁知这么做竟引起吴国群臣的猜忌。赤乌七年，步骘、朱然各上疏说：“自蜀还者咸言欲背盟与魏交通，多作舟船，缮治城郭；又蒋琬守汉中，闻司马懿南向，不出兵乘虚以掎角之，反委汉中，还近成都。事已彰灼，无所复疑，宜为之备。”[29]孙权依据自己的判断，认为事实并非如此，还向群臣作解释说：
吾待蜀不薄，聘享盟誓，无所负之，何以致此？又司马懿前来入舒，旬日便退，蜀在万里，何知缓急而便出兵乎？昔魏欲入汉川，此间始严，亦未举动，会闻魏还而止，蜀宁可复以此有疑邪？又人家治国，舟船城郭何得不护？今此间治军，宁复欲以御蜀邪？人言苦不可信，朕为诸君破家保之[30]。
这番话除表明孙权睿识善断之外，也可以证明吴蜀友好互助关系是靠得住的。赤乌十年，宗预以屯骑校尉再度使吴，深得孙权的信任。孙权临别很动情地说：“君每衔命结二国之好，今君年长，孤也衰老，恐不复相见！”[31]还赠送宗预大珠一斛。宗预也向孙权辞别说：“蜀土僻小，虽云邻国，东西相赖，吴不可无蜀，蜀不可无吴，君臣凭恃，唯陛下重垂神虑。”[32]异国君臣这般倾心款诚，堪称传统外交史上的一段佳话。太元元年，蜀尚书仆射樊建使吴，正值孙权病笃。孙权虽不能亲自接见樊建，而由大将军诸葛恪主持会晤，但事后还向诸葛恪询问樊建的情况。所有这些表明：孙权在位时期十分关注吴蜀之间的往来，并且始终维持着两国的友好互助关系。
吴会稽王孙亮初继位，诸葛恪想大举伐魏，派司马李衡使蜀，约请蜀卫将军姜维一同起兵。李衡见姜维说：“今敌政在私门，外内猜隔，兵挫于外，而民怨于内，自曹操以来，彼之亡形未有如今者也。若大举伐之，使吴攻其东，汉入其西，彼救西则东虚，重东则西轻，以练实之军，乘虚轻之敌，破之必矣。”[33]姜维当下接受邀约。这是吴蜀联合伐魏的又一次大规模行动。在吴方面，诸葛恪统领20万人，强攻合肥新城失利，加上疾疫骤起，兵员损失惨重；在蜀方面，姜维领兵数万人，进围南安，与魏雍州刺史陈泰相拒，终以粮饷不继而退兵。
吴景帝孙休在位时，正是蜀灭亡的前6年，两国的交往转趋频繁。《汉晋春秋》记薛珝为五官中郎将“至蜀求马”，并与孙休论及蜀政得失[34]。《三国志·王蕃传》载蕃为散骑中常侍，“遣使至蜀，蜀人称焉”。《华阳国志》记李密为大将军主簿，奉使聘吴，得到吴君臣一致赞誉[35]。《襄阳记》载罗宪“以宣信校尉再使于吴，吴人称美焉”[36]。这都说明在孙权死后，吴蜀关系不以两国内政的败坏而发生逆转，大抵尚能维系如初。
永安六年十月，由于魏军大举攻蜀，刘禅遣使至建业向孙休告急，孙休派大将军丁奉督军进入寿春，将军留平前往南郡，与上大将军施绩议兵所向，将军丁封、孙异出兵沔中，均以援蜀为目的。当魏征西将军邓艾逼近成都时，刘禅召集群臣商议对策，“或以为蜀之与吴，本为和国，宜可奔吴”[37]，而刘禅采纳光禄大夫谯周的意见，决计出迎邓艾。孙休得知刘禅降魏，就诏令各路兵马撤退。吴蜀关系至此告终。
纵观三国时期的政治风云，吴蜀关系作为彼此相互制约和相互利用的产物，对于三分格局的相对稳定具有重要作用。面对来自曹魏强大军事力量的威胁，保持友好的外交往来是吴蜀两国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因而两国关系能够在较长时间内处于友好互助状态；但是随着彼此之间潜在矛盾的尖锐化，两国关系暂时也会出现激烈争夺的场面。这说明吴蜀两国统治者立足于各自的国家利益，在处理外交事务方面总带有一定的谋略构想。特别是孙权注意运用务实求利、灵活机智的外交手腕，诸葛亮在猇亭之役和孙权称帝时，坚持联吴抗魏的外交政策，都表现出超人的战略远见和胆识，很值得我们反复品味。
注释：
[1] 譬如刘备以取得益州而后归还荆州之说，就可以作为一种解释。
[2]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以下只注篇名。
[3] 《吴主传》。
[4] 《吴主传》。
[5] 荆州南三郡指长沙、桂阳、零陵。
[6] 《关羽传》注引《典略》。
[7] 另据《关羽传》记载：“权遣使为子索羽女，羽骂辱其使，不许婚，权大怒。”是为关羽待人骄横的佐证。
[8] 《蒋济传》。
[9] 《董昭传》。
[10] 《吴主传》注。
[11] 《吴主传》注引《江表传》。
[12] 《黄权传》。
[13] 《秦宓传》。
[14] 《赵云传》注引《云别传》。
[15] 以上两段材料均见《先主传》注。
[16] 《诸葛瑾传》注。
[17] 参见马植杰：《三国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5页。
[18] 《吴主传》。
[19] 《吴主传》。
[20] 《陆逊传》。
[21] 《陆逊传》。
[22] 《邓芝传》。
[23] 《邓芝传》。
[24] 《费祎传》
[25] 《后主传》注引《诸葛亮集》。
[26] 《诸葛亮》注引《汉晋春秋》。
[27] 全文见《吴主传》。
[28] 《宗预传》。
[29] 《吴主传》。
[30] 《吴主传》。
[31] 《宗预传》。
[32] 《宗预传》注引《吴历》。
[33] 《诸葛恪传》注引《汉晋春秋》。
[34] 《薛综传》注。
[35] 《杨戏传》注。
[36] 《霍峻传》注。
[37] 《谯周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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