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转折与教育改革的重要文献——初读《张承先教育文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重要文献论文,文选论文,教育改革论文,历史论文,初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教育学刊1996年第4期
在由拨乱反正到深化改革、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大转折中，我国教育经历了重大变革。《张承先教育文选》（以下简称《文选》）深刻反映了这一变革，是研究这段历史的重要文献。
承先同志于1979年到教育部工作，先后担任教育部、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和中国教育学会主要领导工作。他亲身参加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实践，对这段历史有深切了解。承先同志尊重实践，尊重群众，善于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研究新情况、新问题，坚持百家争鸣方针，注意倾听各方面意见，集中大家的智慧，概括和总结群众的经验。《文选》收入他从1979年3月至1995年8月撰写的文章103篇，50万字，集中反映了他16年辛勤研究和探索的成果。
初读《文选》，我印象最深刻的有二：《文选》研究的是我国历史转折时期教育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具有浓烈的时代气息和很强的针对性；《文选》坚持马克思主义教育观，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深刻阐述了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大问题，具有科学性和现实指导意义。下面试举几例略加说明。
一、如何正确评价建国以来的教育工作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教育战线进行了大量拨乱反正工作，打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推倒了“两个估计”，落实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清算了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使教育工作逐步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就在这时，有人从另一个方面否定建国以来“文革”以前17年的教育工作，说什么新中国的教育从理论到实践都不足取。
承先同志撰写《正确总结历史经验，坚持教育的社会主义方向》、《教育战线争论的几个重大原则性问题》等文章，批判上述错误观点。他列举大量事实说明：“尽管我国的教育事业过去曾经受到‘左’的思想影响，犯过错误，十年浩劫中遭到过严重摧残破坏，但总的看来，成绩仍然是主要的，第一位的。”（《文选》第129页）“我们主张要坚持17年社会主义教育的基本方向和基本经验，即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党的领导，走又红又专的道路，这是我们前进的基础。”（《文选》第159页）
1989年春天，又有人攻击“中国40年来的教育是失败的。自然，这种失败是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价值观、体制、所有制等等失败的集中表现，是一种文化选择上的失败，一种名副其实的文化失败”。（《文选》第494页）承先同志于同年11月主持中国教育学会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学术讨论会，对如何正确评价我国教育工作展开深入讨论。会后，他撰写了《在教育指导思想上需要进一步明确的几个问题》，全面总结我国教育发展的历史经验，批判了那种否定一切、宣扬全盘西化的错误观点。
承先同志在拨乱反正过程中，批判来自“左”的和右的对我国社会主义教育的否定，对我国教育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下继续前进具有重大意义。
二、如何正确对待教育方针
对我国教育工作的根本否定必然导致对党制订的教育方针的否定。这集中在对“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否定上。在拨乱反正中，有人说“两个必须”是“左”倾路线的产物，甚至说它是“两个估计”的理论基础。
承先同志撰文指出，“两个必须”是党过去长期坚持的方针，本身并没有错；小平同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这一方针作了新的阐述，并没有否定这一方针。过去在执行这一方针中出现过偏差和错误，主要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思想干扰下，把“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基本含义进行了扭曲，对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也提出了一些错误要求和错误做法。但不能因此而从根本上否定这个方针。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实际上对这一方针进行了肯定和重申。在教育战线，对新时期的教育方针长时间没有一个明确的表述。根据小平同志在新的历史时期对教育提出的指导方针与要求，承先同志在回答我们有没有教育方针，我们的教育方针是什么时指出，我们实际上是有教育方针的，并按此办事，这就是坚持“三个面向”，实行“五育并举”，培育“四有”新人。（《文选》第132至136页）
90年代初，中央着手制定《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国务委员兼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让中国教育学会就新时期教育方针的表述开展研究，提出方案。中国教育学会在承先同志主持下，先后召开4次座谈会，在此基础上提出3个表述方案报李铁映同志，供中央参考。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对我国新时期的教育方针已有明确表述，这是对过去教育方针的继承和发展，不能因此否定过去的教育方针。承先同志在认真研究新时期党的教育方针过程中，总结历史经验，研究现实情况，紧紧掌握了两条基本原则：一是学校应该永远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一是认真研究在新的条件下，更好地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承先同志在总结历史经验基础上，明确指出我们过去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实际上比较好地解决了三个结合，即理论与实际结合、知识分子与工农的结合、红与专的结合，从而培养出一代社会主义新人，其中许多人已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骨干”。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这个成功经验决不能丢掉。（《文选》第741至742页）1995年9月，他主持中国教育学会第9次全国学术讨论会，研讨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与人的全面发展问题。他既指出了教劳结合是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是世界教育发展的趋势，又指出了教劳结合对培养全面发展新人具有重大意义，在这一点上社会主义教育与资本主义教育是有显著区别的。
三、关于加强和改进学校政治思想工作、坚持正确政治方向
承先同志指出，粉碎“四人帮”以后经过拨乱反正，广大学生的思想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主流是好的。但是由于“文革”造成的创伤，学生中思想问题也不少，有的甚至对四项基本原则产生怀疑和动摇。“因此，加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使学生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高尚的共产主义品德和艰苦奋斗的作风，是一个十分重要、十分迫切的问题，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大问题”。（《文选》第23、24页）但是也有人无视青年学生中存在的问题，一方面听任在青年学生中散布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一方面无原则地吹捧现在的青年学生，企图把青年引向邪路。他们对改进加强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提出异议，并指责那样做是“左”的。在这股思潮干扰下，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受到削弱。对此，小平同志于1989年3月4日尖锐指出：“十年来我们的最大失误是在教育方面，对青年的政治思想教育抓的不够，教育发展不够。”1989年春夏之交政治风波之后，江泽民同志在建国40周年庆祝大会上指出：“各级各类学校不仅要建立完备的文化知识的传播体系，而且要把德育放在首位，确立正确的政治方向。”有人对此也提出异议。在贯彻这一重要指示中承先同志指出，把德育放在首位，其精神是把德育放在统帅整个学校教育工作的地位，从领导思想到工作实践要真正解决德育工作到位问题，把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作为整个学校工作的根本任务和奋斗目标。“把德育摆在首位，确立正确的政治方向，并不意味着回到过去一个时期某些‘左’的做法上去，搞政治冲击一切，把德育和智育、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分割对立起来。”（《文选》第508页）承先同志全面论述加强德育工作问题，回答了认为把德育摆在首位是“左”的思想回潮的错误观点。
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学校教育工作面临新的挑战。承先同志指出，既要看到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也要看到它如得不到正确引导可能产生的消极作用，产生拜金主义、个人利己主义、享乐主义，滋长各种腐败现象。一定要深刻认识在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增强历史责任感。（《文选》第669至670页）
四、关于教育发展方针
粉碎“四人帮”后，中央针对林彪、“四人帮”的长期干扰破坏所造成的经济比例严重失调，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承先同志对如何正确分析形势，认清教育战线面临的任务，在教育战线如何贯彻“八字方针”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系统意见。在普通教育方面提出了要充实加强小学，整顿提高初中，调整改革高中，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办好重点带动一般。在高等教育方面提出要调整整顿现有普通高等学校，改革调整教育结构和专业设置，在稳定提高中要集中力量办好一部分重点大学和重点学科。高等教育也要实行两条腿走路方针，要积极办好电视大学、广播函授大学、夜大学、职工大学，并提倡自学成才，建立自学考试制度。（《文选》第160、161页）
就在贯彻“八字方针”过程中，1980年5月，在报刊上展开了一场“广开学路”的大讨论。有人认为高等教育发展太慢了，不能适应青年学生升学要求，要广开学路，大办分校，加速高等教育发展。
承先同志从实际出发，对“广开学路”提出了指导性意见：一、广开学路要与教育结构改革相结合；二、广开学路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因校制宜，量力而行；三、广开学路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不能借此搞不正之风。（《文选》第110至113页）这些意见把“广开学路”引向健康发展的道路。
五、关于教育本质的讨论
对教育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的研究，都涉及教育观这个根本问题。承先同志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这个根本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突出表现在对教育本质和功能的三次大讨论上。
第一次大讨论是在拨乱反正期间，涉及教育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关系。
拨乱反正、纠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错误、实行工作重点转移后，有人从教育经济功能出发，认为教育属于经济基础范畴。有人仍强调教育涉及意识形态，具有阶级性，因此仍应属上层建筑。有人认为二者兼而有之。承先同志指出，教育涉及社会生活、人的发展的各个方面，其功能是多方面的；教育既要为物质文明建设服务，也要为精神文明建设服务，教育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都有十分紧密的关系；把教育机械地纳入某一范畴、非此即彼是不科学的，从而大大拓宽了对教育本质和功能的理解。
第二次大讨论是在1989年政治风波前后，涉及教育的社会功能与育人功能、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当时有人认为：“过去提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错了，现在提教育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也错了。教育的功能在育人，提高人的素质。”中国教育学会于1989和1990年召第三、第四次全国学术讨论会对此展开了讨论。承先同志指出，教育的功能在育人，这点没有错，问题在于育什么样的人？不能脱离一定的社会、一定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去抽象孤立地谈育人。他认为，教育的育人功能与社会功能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的辩证统一关系，如果脱离了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发展的需要，抽象地谈育人，那就很容易陷入历史唯心主义和人本主义。
第三次大讨论是在党的十四大以后，涉及教育与市场经济的关系。
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教育界思想很活跃。有人认为教育是产业，教育具有商品性，要面向市场，教育运行也必须按价值规律办事。有人主张把教育推向市场，建立教育市场。
中国教育学会于1993年先后召开了3次教育与市场经济的座谈会。承先同志指出，教育是通过培养人才和提高劳动者素质来为市场经济服务的，因此既要重视经济规律，也要遵循教育规律。要高度重视教育的经济功能，教育必须为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服务。同时还要看到教育具有政治功能、文化功能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功能，不能只注意教育的服务性方面，而忽视其思想政治导向性方面。不要把教育和经济两个密切相关而属于不同领域、具有各自不同的运行规律的问题混起来；不要简单地把商品经济规律引入教育领域，不能让商品交换原则统治学校。
承先同志指出：“从以上三次大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教育观，还是宣扬历史唯心主义、人本主义的教育观，这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搞好教育改革首先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文选》第705至708页）
六、关于以“三个面向”为指导，开展和深化教育改革
小平同志关于“三个面向”题词发表的第7天，承先同志就在中国教育学会召开的第二次秘书长会上对“三个面向”进行阐述，号召学会干部学习贯彻。
小平同志“三个面向”题词发表后，上海教育界思想很活跃。承先同志于1984年2月到上海考察。当他看到上海静安区第一中心小学以“三个面向”为指针，按照“少、精、活”原则，改革教学，取得良好效果后，非常高兴，马上把他们的经验加以总结提高，提出要解决好第一教学渠道和第二教学渠道的关系；要调动教与学两个积极性；改革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编好教材。针对该校到高年级忙于准备升学，改革难以坚持，承先同志提出可考虑采取一些特殊政策，让小学与某个中学挂起钩来，进行一条龙式的改革实验，到升大学时可以保送入学，并进行追踪考察。（《文选》第235至236页）根据承先同志这一思想，全国许多地方开展了从幼儿园到高中的一条龙改革实验。
当时，教育界以“三个面向”为指针进行教育教学改革，出现了一些不同意见。承先同志认真研究各方面的观点，提出教育教学改革要正确处理好五个关系：（一）传授知识与发展智力特别是创造力的关系；（二）教与学的关系；（三）教学与生产劳动的关系；（四）集体教学与个别指导、因材施教的关系；（五）课内与课外、校内与校外的关系。（《文选》第251至258页）
1993年，承先同志总结了小学“愉快教育”，中学“成功教育”、“希望教育”、“创造教育”等经验，提出教育教学改革在指导思想上需要解决好四个根本问题：（一）要尊重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二）要使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三）要对学生提出科学的合理的要求；（四）搞好教育教学改革的核心是搞好课程教材改革。（《文选》第第673至674页）
承先同志有很深的理论功底，与教育实践和广大教育工作者始终保持密切的联系，善于理论思维，勤于写作。他敢于坚持真理，仗义执言。他的《文选》，内容十分丰富。学习《文选》，对于研究建国以来、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历史，研究这一时期教育思想发展的历史，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从历史发展的轨迹中，了解哪些是需要坚持和发展的，哪些是需要加强的，哪些是需要继续深入探索的，哪些是需要力求克服和避免的，探讨我国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很有意义的。
承先同志从1983年就开始担任中国教育学会会长职务。他非常重视学会工作，全身心投入，为中国教育学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的许多文章就是在学会召开的会议和主办的刊物上发表的。学习《文选》，对于提高广大学会干部和会员的思想水平、工作水平和学术水平，推动学会工作的开展，繁荣教育学术也是很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