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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409(2013)01-0035-09
“人在本质上是一种实践的存在”，是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唯实践主义”哲学的核心命题，其关键词是：“自由”和“创造”，“自我实现”和“自己决定自己”。尽管南斯拉夫“实践派”的思想家们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并不完全一致，但在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其重要代表人物米·马尔科维奇说：“人在本质上是一种实践的存在，即一种能够从事自由的创造活动……的存在。”[1](P23)另一位重要代表人物普·弗兰尼茨基说，“人是自由的和有创造性的实践的生物”，并强调这是“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根本思想”。[2](P2)加·彼得洛维奇说，“人”既“不是一个‘理性动物’”，也“不是‘制造工具的动物’”，[3](P243)“不是一种经济动物”，“而是一种自由的、富于创造性的实践存在物”，这是在马克思那里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关于人的观点”。[4](P142)自20世纪80年代“唯实践主义”哲学传入我国以来，“人在本质上是一种实践的存在”这一命题在我国演变出“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和本质活动”、“实践是人‘本源性’的生命存在和活动方式”、“实践是人之为人的自身根源”、“实践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等命题。这些命题虽然表述各异，但其含义都是说，“实践”是决定“人之为人”的存在方式和本质活动。无论是在南斯拉夫还是在我国，持这种观点的人们都一再声称并引经据典地论证这“确实就是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本文认为事实并非如此。
事实上，早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前，德国古典哲学为了解决德国资产阶级的“自由”和“解放”问题，就肯定并论证了实践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存在方式，人在本质上是一种实践的存在。
德国古典哲学的开创者康德，不仅第一个把“实践”作为研究对象引进哲学，而且强调“纯粹实践理性在其与思辨理性相结合时”具有“优先地位”[5](P127)。康德说：“人不应当由本能来引导，或者由生而具有的知识来关照和教导；毋宁说，人应当从自身出发来产生一切。其食物、衣物、外部安全和防卫的发明……一切能够使生活变得舒适起来的乐趣，甚至其洞识和聪明，乃至其意志的善良，完全应当是其自己的作品。”[6](P26)在康德看来，人生存所必需的一切都是自己生产、创造的，人自身就是自己实践活动的结果，人在本质上是一种“实践的存在”。费希特是近代德国第一个大声疾呼“行动”、“实践”的哲学家。他不仅宣称超自然、超现实、超历史的“自我”是“绝对存在”，而且强调“自我是实践的”[7](P668)，“行动”、“实践”是人的“使命”，是人生存的“目的”，“行动”且只有“行动”决定“人的价值”。费希特说：“不仅要认识，而且要按照认识而行动，这就是你的使命。……你在这里生存，不是为了对你自己作无聊的冥想，或为了对虔诚感作深刻的思考——不，你在这里生存，是为了行动；你的行动，也只有你的行动，才决定你的价值。”[8](P596)黑格尔虽然没有像费希特那样呼唤“行动”、“实践”，但不仅阐明了通过“汗流满面”的征服自然的“劳动”去“制造培植”满足自身需要之物是人与禽兽的区别，[9](P91)而且阐明了正是“陶冶事物的劳动”使奴隶消除了对驱使自己劳动的主人和外部自然物的“恐惧”，“重新发现自己”，“意识到他本身是自在自为地存在着的”。[10](P131)这就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肯定的，黑格尔“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人自己的劳动的结果”。[11](P205)费尔巴哈强调，他的哲学“从人的本质出发，以人的本质为基础”[12](P248)，而所谓“人的本质”，就是“在人里面而又超乎个别的人之上的属神的三位一体”，即“理性、爱和意志的统一”。费尔巴哈说：“没有了它们，人就等于乌有，只是凭借它们，他才成其为人。”[13](P26～27)在德国古典哲学中，“意志”即“最广义的人类的活动”[14](P20)。费尔巴哈把“意志”包括在人的本质规定之中，就包含着肯定有目的有意识的“活动”是决定“人之为人”的存在方式。
德国古典哲学把实践作为研究对象引进哲学，从哲学上肯定并阐明实践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存在方式、人在本质上是一种实践的存在，在正确认识人及其社会历史发展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它标志着哲学家们对“人”的研究开始从人的“存在”转向人的“活动”，把人及其社会历史发展看作一个有规律的过程。
马克思恩格斯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的优秀成果，但在决定“人之为人”的存在方式和本质活动问题上不赞成德国古典哲学的观点，因为德国古典哲学所说的“实践”指的都是“抽象形式的实践”[11](P265)。比如，在康德那里，决定“人之为人”的“实践”，只是作为超感性的“理性存在者”的“人”追求道德上“至善”的“纯然形式的”，即“去除了一切利益”、“抽掉了意欲的一切客体”的伦理活动；[5](P116)对于作为“感性存在者”的“人”追求“感性的”快乐、幸福等等的感性活动，即包含经验内容、经验对象的一切活动，康德则统统称之为“纯然动物性”的活动。在费希特那里，作为人的“使命”、“决定”人的价值的“实践”，只是作为“理性存在物”的“人”——“纯粹自我”的“纯粹活动”。所谓“纯粹活动”，就是“只涉及到自我本身而与自我以外的任何别的无关”的活动，即“抽掉一切活动的时间条件”、“完全不涉及对象”、“根本没有客体”的活动。[7](P548、675)而作为“感性存在物”的“经验自我”以“非我”为对象的“客观的活动”，不过是“纯粹自我”的“表现”、“展示”，即“纯粹自我”的“具体存在和外部实存”[15](P345、346)。黑格尔所说的“陶冶事物的劳动”固然是指地上粗糙的物质生产，但他同时又强调，人作为“自然的人”，作为现实的“个别人”，为“满足自己特殊的意欲”而进行的一切活动“都是他所不应有的”。[9](P91～92)现实的人的活动构成了“事态纷纭的世界历史”，但在黑格尔看来，决定“人之为人”和社会历史发展的却并不是这些现实的人的活动，而是“绝对精神”或“上帝”；现实的人“所有的一切活动”，归根到底不过是“绝对精神”或“上帝”“为完成它的目的……所用的工具和手段”[14](P23)；由现实的人的活动构成的“事态纷纭的世界历史”，实质上不过是“上帝的实际行政”、“上帝自己的作品”而已[14](P33、426)。费尔巴哈尽管肯定了“我必须先吃饭或先能吃饭，然后思想，而不是先思想，然后吃饭”[13](P587)，但在他看来，人为了解决吃饭问题而从事的活动仅仅是一种动物性的“外在生活”，而不是“对他的类、他的本质发生关系”的“内在生活”。[13](P26～27)费尔巴哈说：“我把人的理论观点和实践观点判然分开……站在实践观点上，人只是为了自己，为了自己的利益和用场，去同一切事物打交道；而站在理论观点上，则是为了事物本身去同事物打交道。”[13](P511)这就是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的，“他”——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中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动，而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11](P499)。
马克思恩格斯早年积极参与其活动的青年黑格尔派，也是主张以“行动”、“实践”变革德国现实的革命者。如布鲁诺·鲍威尔就明确地强调，“行动，正如实践的对立面一样，是不可避免的……理论的原则必须直接变成实践的行动”。[16](P64)布鲁诺·鲍威尔的立足点就是“费希特主义”[11](P342)，他同德国古典哲学家一样，把“实践”看作只是思想家们的理论批判活动。马克思在《博士论文》和《莱茵报》时期持的也是这种观点，即把“实践”仅仅理解为理论批判，用马克思自己的话说就是，“根据本质来衡量个别的存在，根据观念来衡量特殊的现实”，并且认为“任何真正的哲学”只要由理论转化为“实践”，即转化为理论批判，使哲学“世界化”、世界“哲学化”，就能改变客观现实。[17](P75、220)但是，工人群众现实的生活、斗争经验使马克思恩格斯清楚地认识到：存在是有别于思维、生活是有别于意识的。对于工人群众来说，“财产、资本、金钱、雇佣劳动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决不是想象中的幻影，而是工人自我异化的十分实际、十分具体的产物，因此，也必须用实际的和具体的方式来消灭它们”，只有这样，工人群众才“不仅能在思维中、在意识中，而且也能在群众的存在中、在生活中真正成其为人”。[11](P273)布鲁诺·鲍威尔及其所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试图通过“把‘批判’本身变为某种超验的力量”来改变现实，不过是“思辨哲学的幻想”。[11](P253)
正是在对布鲁诺·鲍威尔把他们的“批判活动”宣布为“绝对的主体”[18](P184)、“历史的唯一创造因素”[11](P262)，“把一切外在的感性的斗争都转变成纯粹的思想斗争”[11](P288)，把“改造社会的事业”归结为他们的“大脑活动”[11](P293)，把广大群众宣布为“历史上消极的、精神空虚的、非历史的、物质的因素”、“精神的真正敌人”[11](P293、289)这种从德国古典哲学继承下来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实践观的批判中，马克思恩格斯不仅肯定了“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11](P295)，阐明了“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11](P287)，而且第一次明确指出，“地上的粗糙的物质生产”是人类历史的“诞生地”[11](P350～351)。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人的活动”、“群众的活动”，指的是“有别于理论的实践”[11](P274)，“实实在在的实践”[11](P345)，人们“现实地改变自己的现实存在、改变自己存在的现实条件”的活动[11](P354)。这三个命题，既是马克思恩格斯对布鲁诺·鲍威尔和他们自己早年信仰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实践观的批判，也反映了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社会历史认识的具体历程。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既没有把人类历史的“诞生地”归之于追求着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也没有归之于“群众的活动”，而是归之于“地上的粗糙的物质生产”。这清楚地表明，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人类历史固然是人类自己创造的，是追求着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但要达到“对历史现实的认识”，就不能停留在这种空洞的抽象上，而要进一步探讨人类的各种不同活动在人类社会生活及其历史发展中的不同地位和作用。马克思恩格斯认定：“地上的粗糙的物质生产”是人类历史的“诞生地”；“把人对自然界的理论关系和实践关系，把自然科学和工业排除在历史运动之外”，就不能达到“对历史现实的认识”；不认识清楚“某一历史时期的工业，即生活本身的直接的生产方式”，就不能“真正地认清这个历史时期”。[11](P350)这就是物质生产在全部人类活动、人类社会生活及其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说，他们创立的新的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11](P544)又说：“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下述原理出发：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用来消除已经发现的弊病的手段，“不应当从头脑中发明出来，而应当通过头脑从生产的现成物质事实中发现出来”。[19](P283～284)这是我们熟知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根本观点，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20](P591)。马克思恩格斯肯定“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也就是肯定物质生产是“决定”人类其他一切社会历史活动的活动，肯定物质生产是决定“人之为人”的存在方式和本质活动。
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认定物质生产是决定“人之为人”的存在方式和本质活动、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就在于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同德国古典哲学家一样肯定，人既是感性的自然存在物，又是有别于感性自然的存在物，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又“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11](P209、211)，但另一方面又与德国古典哲学有根本不同，即马克思恩格斯认定：人首先“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是人的本质规定的一个方面。
德国古典哲学虽然承认人直接地是“感性的自然存在物”，但把人作为“感性的自然存在物”这一方面排除在了人的本质规定之外。例如，康德断然把作为属于自然界的“感性存在者”的人同作为超自然的“理性存在者”的人绝对对立起来，强调只有作为超自然的“理性存在者”，即“作为本体的人”才是真正的“人”。[21](P427)费希特认定，“人之所以是他所是的东西，完全是因为他存在，也就是说，他所是的一切，应该同他的纯粹自我，同他的纯粹自我性相关联；他之所以应该是他所是的一切，纯粹是由于他是一个自我”。[22](P8)黑格尔虽然承认“直接的、单纯的、动物的存在”是“人类的第一天性”、满足自身生存的需要是人类“一切行动的最有势力的泉源”，[14](P37、19)但他坚持“精神”是“绝对第一性的东西”、“自然是被精神设定的”[23](P18)唯心主义世界观，又使他认定“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是“精神”，[14](P16)“精神”是“一切个人内在的灵魂”，[14](P28)人的“纯属自然的存在”不过是“精神”返回自身的“中介”、实现其目的的“工具”，对于“精神”来说，“大多显得微乎其微，没有多大价值”，只是“供牺牲的，被抛弃的”。[14](P23、30)费尔巴哈虽然坚定地认为人不是“反自然”、“超自然”的，而是“自然界最高级的生物”，自然界是“人的基础”，[12](P248、184)但同时又强调，“人成其为人”的东西，构成“人的本质”或“形成本来的人性的东西”，是超自然、超现实、超历史的“理性、爱和意志”[13](P27～28)，“精神”虽然依赖于人的头脑，是人的“头脑的活动”，但却是人中“最高的东西”、“占首位的东西”，是“人与动物不同的标志”。[13](P656、657)
马克思恩格斯是唯物主义者，在他们看来，虽然不能把人归结为或等同于感性的自然存在物，但人作为“感性的自然存在物”的方面却以扬弃的形式存在于人的一切活动和人的本质规定之中，决定着“人”是人，既不是“神”，也不是纯粹的“精神”或“自我意识”。马克思恩格斯坚决反对任何把人作为“感性的自然存在物”的方面排除在人的本质规定之外的唯心主义观点。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思辨唯心主义用‘自我意识’即‘精神’代替现实的个体的人，并且用福音书作者的话教诲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显而易见，这种没有肉体的精神只是在自己的臆想中才具有精神。”[11](P253)马克思恩格斯强调，“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是“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11](P519)。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前一种考察方法从意识出发，把意识看作是有生命的个人。后一种符合现实生活的考察方法则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把意识仅仅看作是他们的意识。”[11](P525)这一论述清楚地表明，作为唯物史观“出发点”的“从事实际活动的人”，首先直接地是“有血有肉”、“有生命”的“个人”，是作为“感性的自然存在物”的“人”。唯物史观不能、也不应该深入研究人的肉体组织、生理特性，这是具体科学的任务；但唯物史观却不能不把人首先“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作为“人”的本质规定的一个方面，包括在人类历史的创造者——“现实的人”的本质规定中。
正是从“现实的人”首先“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这一本质规定出发，马克思恩格斯发现了“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24](P601)，并从这一事实中抽象出唯物史观最基本的观点：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是“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11](P531)“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25](P591)。马克思恩格斯说，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11](P519)。不仅如此，在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过程中，人也首先是作为“感性的自然存在物”发挥作用的，人自身具有的肢体器官和自然力，使人们能够操作和使用工具进行生产，把外界的自然物改造成为适合自己生存和发展需要的东西。劳动者要进行生产，就必须“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单个人如果不在自己的头脑的支配下使自己的肌肉活动起来，就不能对自然发生作用”。[26](P208、582)另一方面，正是由于人自身的肢体器官的固定性、局限性，个体自身的自然力的有限性，不仅决定了人们在改造自然的实践中不能不制造、操作和使用工具，不能不依赖于生产工具等物质条件，即“人只有占有生产资料、占有劳动的物的条件才能生产生活资料”[27](P62)，而且决定了人们不能不适应操作和使用工具进行生产的需要，以一定的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即相互之间建立起一定的联系和关系，结合成一定的社会共同体，并且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在一定的社会共同体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产。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28](P11)。人们在物质生产中不仅生产出自己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物质生活资料，而且还按照自己的生产力生产出他们在其中生产生活资料的社会形式，生产出他们在其中活动的社会共同体。生产的社会关系对于人们的生产活动来说不是外在的、偶然的东西，而是他们的直接的物质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所必不可少的条件”[29](P411)，是他们的物质的和个体的活动“所借以实现的必然形式”[20](P43)。从此，自然界产生了人类社会这种崭新的物质运动形式；人与人之间的本质关系不再是“类”关系，而是“社会”关系；人的本质生活不再是“类”生活，而是“社会”生活。而人们必须借助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必须用一定的方式”生产自己的生命，也是“受他们的肉体组织制约的”[11](P533)。这就是肯定“现实的人”首先“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对于正确地认识人、社会及其历史发展，对于创立唯物史观、揭示社会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意义。
毫无疑问，肯定“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是“现实的人”的本质规定的一个方面，并不能保证思想家一定能正确地认识人、社会及其历史发展的规律，但德国古典哲学发展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仅仅就直观而言承认人直接地是“感性的自然存在物”，在思维中却把人作为“感性的自然存在物”这一方面排除在“现实的人”的本质规定之外，就必然把现实的人的本质归结为纯粹的“思想”、“理性”、“自我意识”，在历史观上陷入唯心主义。在这个问题上，南斯拉夫“实践派”和我国主张“唯实践主义”哲学的研究者，实际上都回到了德国古典哲学的观点。南斯拉夫“实践派”的思想家否定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3](P243)，否定物质生产是“人的所有其它活动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决定”因素[1](P87)，明确反对“把‘实践’同劳动和物质生产等同起来”[1](P23)，甚至鄙夷地称其“不过是一种使劳动力得以生存和传种接代的手段而已”[3](P269)，实际上就把“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排除在了“现实的人”的本质规定之外。我国主张“唯实践主义”哲学的研究者也是如此。他们有的贬低生产劳动，称其不过是人类满足自身“生存的基本功利需要”的“低层次的”活动，宣称只有艺术和审美才是“人超越于动物、最能体现人的本质特征和生存方式”的“高层次的”活动；有的不仅把马克思“实践”概念的“核心内容和根本旨趣”归结为只是“改造与人的本性不相符合的社会政治关系，并建立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而且指斥把马克思的“实践”概念理解为生产劳动的观点为“流俗化”的见解；还有的宣称人虽然具有“物性”、“自然性”，但“人之为人的特质和人所以为人的本性”却在于人的“超物性”、“超自然性”，即人的“主观性”、“精神性”，或者说“超越外在时空限制的‘主观自由性’”，因此，“决不能用物的方式了解人”，即用认识“物”的方式认识人。这就是南斯拉夫“实践派”和我国主张“唯实践主义”哲学的研究者否定物质生产是决定“人之为人”的存在方式和本质活动、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的重要根源之一。
自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认定“地上的粗糙的物质生产”是社会历史的“诞生地”之后，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及其以后的著作中，不仅始终明确地肯定物质生产是决定“人之为人”的存在方式和本质活动，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而且科学地论证了为什么物质生产是决定“人之为人”的存在方式和本质活动，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论证了物质生产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终的本质的差别”，是人类“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的第一个历史行动”，是人类历史的开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说：“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11](P519)“这些个人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的第一个历史行动不在于他们有思想，而在于他们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11](P519)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根据当时所掌握的科学材料论证了人是从类人猿进化来的，在从猿到人的转变过程中，劳动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劳动是“使人从动物界上升到人类”的历史活动，通过劳动“支配自然界”、“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终的本质的差别”。[19](P422、559)自然界有了人，就有了人类历史的运动。人“是从生产开始的”[30](P405)，生产劳动是人“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的第一个历史行动”。
其次，马克思恩格斯论证了物质生产是“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贯穿人类社会历史始终的活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说：“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不仅是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而且是“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因而是任何历史观都“必须注意……并给予应有的重视”的“第一件事情”。[11](P531)所以，马克思恩格斯既批评布鲁诺·鲍威尔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类历史看作“两种互不相干的‘事物’”，又批评费尔巴哈“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11](P528～529)马克思恩格斯说：“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它哪怕只中断一年，费尔巴哈就会看到，不仅在自然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自己的直观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会很快就没有了。”[11](P529)后来，在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的通讯《政治动态。——欧洲缺粮》一文中，马克思指出：“最文明的民族也同最不开化的野蛮人一样，必须先保证自己有食物，然后才能考虑去获取别的东西”。[31](P354)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又指出，物质生产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26](P56、215)
第三，马克思恩格斯论证了物质生产是“构成人的其他一切活动的物质基础”、决定人类其他一切活动的活动，是人类“整个社会生活和整个现实历史的基础”。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明了，随着人类改造自然的物质力量——生产力的发展，不仅物质生产内部产生了分工，而且产生了“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离”、“城市和乡村的分离”，产生了私有制、阶级和阶级斗争，产生了政治国家和围绕国家政权而进行的政治活动和政治斗争。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任何新的生产力，只要它不是迄今已知的生产力单纯的量的扩大(例如，开垦土地)，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一个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导致商业劳动同工业劳动的分离。同时，由于这些不同部门内部的分工，共同从事某种劳动的个人之间又形成不同的分工。……分工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11](P520～521)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11](P523～524)“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人们的思想、观念、意识等，都不过是“他们的现实关系和活动、他们的生产、他们的交往、他们的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有意识的表现，而不管这种表现是现实的还是虚幻的”。因此，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其相适应的意识形式，“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的生产者，正是“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11](P524～525)把《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上述思想概括起来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后来所说的，物质生产是“使人从动物界上升到人类并构成人的其他一切活动的物质基础的历史活动”[19](P422)，是人类“整个社会生活和整个现实历史的基础”[26](P211)。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物质生产是人类“最重要的历史活动”，人类的其他一切活动，都是以物质生产为基础、由物质生产的发展孕育出来的，是适应物质生产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物质生产是决定、规定、制约、统摄人类其他一切活动的活动。
第四，马克思恩格斯论证了物质生产自身包含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推动“个人本身力量”发展和社会前进的根本动力。马克思恩格斯在指出物质生产是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生产方式“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是他们表现自己生命的一定方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之后，又进一步揭示了“生产本身”(即人与自然的关系，生产力——引者)同“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即人们之间的物质关系，生产关系——引者)是生产过程中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在这两个方面的相互依赖、相互作用中，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关系就是交往形式与个人的行动或活动的关系。”人们适应自己的生产力创造出来的生产关系，在同生产力产生矛盾之前，“是与他们的个性相适合的条件”。这些条件对于他们来说“不是什么外部的东西”，而是他们“个人的自主活动的条件，并且是由这种自主活动产生出来的”。同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推动着人们充分利用各种物质条件发展生产，满足和扩大自己的需要。随着生产的发展、新的生产力的获得，起初是人们“自主活动的条件”的生产关系，就逐渐变成了人们自主活动的“桎梏”。“已成为桎梏的旧交往形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方式的新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会成为桎梏，然后又为另一种交往形式所代替”。[11](P575～576)这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联系和矛盾运动，正是这种辩证联系和矛盾运动推动着物质生产的发展，进而推动着“个人本身力量”的发展和社会的前进。
根据唯物辩证法，所谓本质，就是决定事物“是其所是”、贯穿事物存在始终的东西，是事物存在的基础、根据、实体。本质所要阐明的是构成事物的各种因素、各个方面之间的关系，即它们在事物存在和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不是构成事物的各种因素、各个方面的共同特征、特点。马克思恩格斯论证了物质生产是“人猿相揖别”的标志、人类历史的开端，是贯穿人类生存和发展始终、决定人类其他一切活动的活动，是推动“个人本身力量”的发展和社会前进的根本动力，也就是论证了物质生产是决定“人之为人”的存在方式和本质活动。马克思恩格斯把物质生产看作决定“人之为人”的存在方式和本质活动，同他们把物质生产看作“使人从动物界上升到人类并构成人的其他一切活动的物质基础的历史活动”[19](P422)，看作人类“整个社会生活和整个现实历史的基础”[26](P211)、“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20](P591)，实质上是一致的，讲的是同一个道理，即物质生产在全部人类活动、人类社会生活及其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除上述之外，马克思恩格斯还从物质生产出发，阐明作为唯物史观的出发点的“现实的人”以及人的“历史发展”、“人的解放”、“人的自由”和无产阶级解放、共产主义革命的必然性等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这表明，把物质生产看作决定“人之为人”的存在方式和本质活动，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是马克思恩格斯一以贯之的基本思想。
1890年9月，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20](P591)同样地，我们也可以说，除了肯定物质生产是决定“人之为人”的存在方式和本质活动之外，马克思恩格斯也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是严肃的思想家，他们的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决定着他们不可能肯定比这更多的东西，其中就包括不可能肯定“人在本质上是一种实践的存在”、“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和本质活动”、“实践是人‘本源性’的生命存在和活动方式”、“实践是人之为人的自身根源”、“实践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这类命题。因为在《神圣家族》中，通过对黑格尔“思辨结构的秘密”的批判性分析，马克思恩格斯已经从世界观和方法论方面弄清楚了，什么是决定事物“是其所是”的“本质”、“实体”和“存在方式”。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我”从感性的存在物(如梨、苹果等各种特殊的果实)中得出的“抽象观念”(如“果品”)，即思维所把握到的感性存在物中的“共同的东西”，并不是事物真正的“本质”、“实体”，而是“我从它们中抽象出来并强加于它们的本质”；事物的“本质”、“实体”，一定是“它们的可以用感官感触到的现实的定在”，即感性地存在着的东西。[11](P276～277)因此，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果品”是从梨、苹果等各种特殊的果实中抽象出来的、反映它们的“共同的东西”的“抽象观念”，并不是决定“梨之成为梨”、“苹果之成为苹果”的“本质”、“实体”一样，“实践”也只是从人类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各种特殊活动中抽象出来的、反映它们的共同特征、特点的“抽象观念”，也不是决定“人之为人”的本质、实体。把决定“人之为人”的存在方式和本质活动归之于“实践”，同思辨唯心主义把梨、苹果等各种特殊的果实的本质、实体归之于“果品”，从形式到内容都没有什么区别。再联系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批评费尔巴哈“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11](P505)(在费尔巴哈那里，作为人的本质的“类”、“普遍性”就是：“我于中与别人等同的东西”[13](P843))，完全可以肯定地说，“人在本质上是一种实践的存在”这类命题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是不能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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