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和与平均功利
龚 群，张艺博
[摘 要] 平均功利主义是功利主义在当代以来的一种发展形态。平均功利主义是将福利总和除以群体人数而得出平均数（平均功利）。罗尔斯认为平均功利主义忽视了人的分立性。但平均功利主义不仅仅有着罗尔斯所批评的非正义问题，而且内在有着总和、平均与人口之间的复杂关系。首先，只有总和最大化才有平均功利的最大化，但总和最大化总是受到各种因素的限制。其次，总和最大化与平均功利水平的关系还涉及到不同的群体之间的比较的限制。并且，平均功利主义也遇到它的难题，即如何对待处于福利水平之下的人群。在平均功利主义的主张里，并没有有效的解决方案。
[关键词] 平均功利主义；总量最大化；平均福利
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是自边沁以来的功利主义（或称古典功利主义）所奉行的最高原则，追求这一原则的实现意味着福利总量的最大化。这一原则的方法主是通过累加（aggregation又译为“聚合”“集合”“总数”）而计算总和（total sum）。梯克说：“累加也就是通过结合不同部分[数量]而整合成一个整体（whole）的方法。在伦理学上，有对个人生活进行评估的累加原则，这些原则告诉我们个人生活的不同组成要素如何结合而成为这些个人生活的[总]量的。”[1]（P218）古典功利主义就是以这种方法将个人的苦乐等进行累加，进而得出总和。然而，这一原则所产生的问题是：将所有相关人员或社会共同体成员的苦乐或后果事态进行聚合或累加总和计算，是否在量上最大化越多，也就意味着某一社会幸福量越大？如果一个社会成员总数是十万人，而另一社会成员总数是一万人，其聚合或累加的净最大化好或善的总和相等，能够认为这样两个社会的幸福水平一致吗？换言之，在人口意义上对于后果总和最大化的理解，具有总体量上最大化和平均最大化两种理解，平均最大化也就是平均功利主义的理论所追求的目标。显然当古典功利主义遇到挑战，平均功利主义就是一种值得考虑的进路。
一、平均功利主义
平均功利主义是晚近以来功利主义发展的一种形式。相比较古典功利主义的全体总和最大化善或功利，平均功利主义则是将全体幸福总和数除以这个群体的总人数，所得出的就是平均功利主义的平均数（或平均功利），或平均（幸福）福利水平。由此我们可知，平均功利主义的平均功利与古典功利主义的总和数是内在相关的。其次，平均功利主义与某个社会的成员总数或人口有着内在关系。但实际上，古典功利主义的最大化的总和作为一种累加的量，同样也是与人口相关的。从功利主义发展史来看，西季威克不仅是古典功利主义的代表人物，同时我们也可发现其平均功利主义的思想。在《伦理学方法》中，西季威克说：“假如人的平均幸福是一个正值的量，那么情况显然是：如果人们所享受的平均幸福的量值保持不减，功利主义就要求我们去尽可能地扩大享受它的人数。但如果我们能预见到人口数量的增加将伴随着平均幸福的降低，或者反过来，平均幸福的提高伴随着人口的减少，就产生了一个不仅从未被正式指出过，而且实际上被许多功利主义者实质性地忽略了的问题。因为，如果我们按照功利主义的要求把整体的幸福而不是任何个人的幸福—除非它被当作整体的一个因素来考虑—当作行为的终极目的，我们就会得出一个结论，即如果增加的人口将使得整体的幸福增加，我们就应当把他们所获得的幸福量与所有人口的损失量加以权衡。所以，严格地说，按照功利主义原则，人口应当鼓励增加，但不是在平均幸福是最大的可能意义上——像马尔萨斯学派的政治经济学家们就常常这样假定——而是在进入平均幸福的量中的那些增加的人口所生产的产品达到它的最大量的意义上。”[2]（P415-416）从西季威克的观点看，（平均功利主义的）平均幸福也应当是古典功利主义思考最大幸福的一个维度。当西季威克说“如果人们所享受的平均幸福的量值保持不减，功利主义就要求我们去尽可能地扩大享受它的人数”时，毫无疑问，这是古典功利主义的最大化总和善（功利）的观点。西季威克从平均功利主义的角度提出了这个问题。而他说按照功利主义原则应当增加人口，则是在古典功利主义的意义上讲的，这是因为，他强调增加的人口要与增加的产生产品的增加相关联来思考。
在项目建设中，河南省编制完成了79个县级预案，774个乡级预案，11 191个村级预案，925个工矿企业、学校等防御预案，明确了危险区和安全区的位置以及人口财产分布状况、临界雨量或警戒水位、不同级别预警信号的形式和发布程序，落实了人员转移方案，细化了各类人员的责任，建立起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不留死角、无缝覆盖”的山洪灾害防御预案体系，为做好山洪灾害防御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在迎战“7·5”暴雨洪水中，叶县、南召等地在组织受威胁群众安全转移时，各村组有条不紊，急而不乱，按照预案中的转移路线组织群众撤离，避免了人员伤亡。
罗尔斯也讨论了两者的相关性。罗尔斯说：“古典功利主义原则要求这样来安排制度，使得它能最大化各相关代表人期望的绝对加权和。这一总和是通过权重处于相应地位的每个人的期望，然后相加达到的。这样假如其他情况一样，当社会中的人数翻番，总功利也就翻倍（当然，按照功利主义的观点，期望是可以测量的全部被观察和预见到的满足……）。与此相对照，平均功利原则则指导社会不是要最大化功利总数，而是要最大化平均功利（人均）。”[3]（P139-140）罗尔斯指出，如果在人口总数一定即不变的情况下，这两个数之间的关系不变。假设人口在100时的功利总和是100，那么，人均的平均功利为1。但假设人口发生变化，则这两者之间就可能会产生差别。如现在的人口增长一倍，即200，而功利总和为150，那么，平均功利则不到1。但是，我们看到，就我们的假设案例而言，不论平均功利降低到什么程度，就一个社会的总和功利而言，则是增长了。如果假设人口还在增长，当然总和性最大善或总和功利仍然会增长，但可能平均功利还会随着人口增长在下降。然而，平均功利主义就其作为功利主义而言，仍然会要求平均功利的最大化，或者说，他们会要求一个不可再降低的最低额的平均功利。但是，古典功利主义则不在乎平均功利是否降低，而只要求总功利或总和性最大善的增长。并且，在原初状态的条件下，由于特殊信息已经被屏蔽，他可能推测他的偏爱与所有人都是一样的，他可设想，在无知之幕解除之后，他有成为任何一个个体的同等可能，因而他的前景是和社会的平等功利等同的。因而与古典功利主义相比较，罗尔斯认为，如果是处于原初状态的各方代表，将会选择平均功利主义而不是古典功利主义。
不过，罗尔斯认为，人们最终不会选择平均功利主义而会选择他所荐举的两个正义原则。这是因为，原初状态并无假定某个人有成为任何其他人同等机会的客观基础，由于特殊信息的屏蔽，因而他的推理或对个人前景的估计是建立在不充足理由基础上的。然而，由于理由不充足，这种选择只是概率性的。但罗尔斯认为，如果概率判断要成为原初状态中的决定的合理根据，那么就必须在已知的社会事实中有某种客观的基础。但是，这个条件并不可能得到满足。其次，我们假设在原初状态中的人们会选择平均功利原则在于假定人们的偏爱体系是一个单独的体系，而每一功利都是以不同个人的偏好为基础的，因而有多少独特的人，也就有多少种功利，在这个意义上，就不可能仅仅有单一的累加量的总和。每个人的目标或最终目标并非是一致的，因而它缺少必要的统一性，不可能有共同的评价标准。换言之，趋向平均功利的推理必须有多少确定的统一期望。因而我们不可能像古典功利主义那样，把人们的期望仅仅归结为“快乐”与“痛苦”，从而得出一种抽象的统一功利观，而忽略了人们的真正的目标、意志、偏好和愿望的多样性。因而功利主义的推理也就成了一种纯粹的形式表达，缺乏恰当的意义[3]（P144-152）。对于平均功利的问题，实际上罗尔斯还指出，平均功利并不涉及到不同的社会阶层或处于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占有不同的社会资源和财富的问题。如他在讨论奴隶主的对于古典功利的总和最大化或平均功利原则的选择时指出，有奴隶主就会有奴隶制，奴隶主可以说，奴隶制能够产生最大的平均福利水平而要求保持奴隶制。也就涉及到了这个问题[3]（P145）。换言之，平均功利原则实际上与总和后果最大化善（好）一样，都忽视了个人的分立性（即每个人都具有自己的独特性和他人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默许了由于制度所造成的在人与人之间分配的不平等和非正义。
总和、平均功利与人口三者之间显现一种复杂的关系。后果总和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个人（单个的或多个的）行为（行动）方案选择或行为对多个对象的复杂后果以及遥远后果的总和，二是涉及到多个人的行为方案选择或行为的累积或累加的后果总和，其前提是一定数量的人口。后果总和最大化（当然，第一和第二这两者之间可能会有交叉）。
过腔是字腔的附属，介于字腔与字腔之间，而主要依附于前字腔，属于前单字唱调结构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旨在服从曲牌板则，调节单字唱调长度，实现唱调自然连接等，是昆曲曲牌唱调的半壁江山。
二、人口变化与福利水平
罗尔斯的讨论是为了引向他的两个正义原则，不过，罗尔斯的讨论也提出了总和最大化善与平均功利关联的关键问题：人口作为关联因素或变量的问题[3]（P139-143）。当代对于平均功利主义的问题在这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以下我们进入这一问题。
全球贫困导致的是，在目前世界上，相当多的人处于平均福利水平之下。平均功利主义并非认为，如果人们的生活福利水平落到平均福利水平之下是好事。平均功利主义当然认为所有人都在平均福利水平之上才是在道德上值得肯定的状态，平均功利主义也希望的是在可选择或比较的人类生存状态中，只有那能够提高平均福利水平的状态是可取的，在道德上是值得肯定的。正如斯马特所设想的，有这样两种群体情形：一个是100万人饱食暖衣，无灾无病，从事有趣和令人惬意的工作，享受着交流、学习、工作、幽默等快乐；另一个是100万人，其中999 999人享受相同的快乐，但有一个人遭受牙痛或神经过敏或伤风感冒的痛苦。在他看来，人们无疑会对第一种产生偏爱。而这不仅是从总和幸福量的最大化意义上看，也可以是从平均功利主义的平均福利水平来看。即如果两种群体的其他状况完全相同，而在第二种状况中有一个人有牙痛的痛苦，即使是只有他一个人落在平均功利或福利水平之下，那么，相比较而言，也次于所有人都在平均福利水平之上的那种状态，因此，平均功利主义无疑会在道德上赞同这种所有人都在平均福利水平之上的状况。
平均福利水平不仅运用在对于不同群体的福利水平的比较上，也运用到不同历史时期的人的平均福利水平的比较上。如果从这个角度看，那么，无疑亚当、夏娃在天堂伊甸园的生活福利水平是最高的。换言之，最好的历史时期是在亚当、夏娃时期，而数以几十亿计的人的生活都只是更差或更糟糕。“平均原则……是荒谬的。假设亚当和夏娃过着如此美妙的生活。按照平均原则，如果不是取代而是增加了几十亿其他人口，那将是很糟糕的，因为这降低了生活的平均质量。但以这种方式即通过加法降低了平均 [值]，不能合理地称这为糟糕[坏]。”[7]（P420）当然，如果我们不是基督徒，我们可以说，亚当、夏娃的伊甸园生活那是神话，我们不可相信。因此，这样进行比较是误入歧途。
其次，总和最大化与平均功利水平的关系还涉及到不同的群体之间的比较。德莱夫给出了这样一个假设：有A和B两个群体（国家），在A群体中有1000个人，每个人的幸福指数是100个单位，因此，总和的幸福指数是 100，000，在 B群体中有100，000人，每个人的幸福指数是1，那么，总和的幸福指数是 100，000[6]（P82）。这两个群体的总和最大化幸福指数都是100，000。无疑，A群体的生活福利水平远在B群体之上。换言之，如果仅仅从总体总和量上看，这两个群体没有差别。然而，如果从平均福利水平或平均功利来看，则无疑有着巨大的差别。这表明如果仅仅看总和最大化而不看人口基数，对于幸福或福利水平的判断，可能会产生错误。帕菲特对于总和最大化与平均福利水平问题，联系人口变化进行了较详尽的讨论。他首先将两个不同群体（国家）进行比较：假设A和B两个社会群体（国家），B中的人口数量是A中的两倍，而且都比A中的任何一个人的情况更糟。不过，处于B群体中的人的生活很糟，只比A群体中的人的平均生活福利水平的一半多些。因此，从A群体中的生活水准向B群体中的水准移动，无疑是生活水准的一种滑落。但是，我们可以大致看到，B群体的总和最大化善（好）应当高于A群体，因为其平均福利水平是A群体一半多，而其人口则是A群体的两倍[5]（P549）。在这里我们明显地看到总和功利（福利）与平均功利（福利）由于人口的不同而受到的影响。如果两个这样的国家保持人口增长的速度不变，哪个会更好些？毋庸置疑，B群体的福利水平会更糟①。但如果两个群体的人口数量一样，我们应当怎么看待？我们无疑会认为，那个福利水平低的群体的人所过的生活更糟。然而，有多出一倍的人口，虽然他们过着较低的福利生活水平，但有更多的人的生活是否应当给予更多的道德上的权重？帕菲特提出了这个问题，不过他的回答仍然是从平均福利水平的高低来看问题。
我们再回到帕菲特所举的A、B两个群体的总和与人口和平均福利水平的比较上来。在前面，我们从平均福利水平的立场对于A和B两个群体进行了比较，并对A的状况进行了辩护。然而，如果从总和最大化原则来看，则是B的状况更值得肯定，虽然B的平均福利水平只有A的一半多些，但由于两倍的人口，因而其总和最大化的值无疑大于A。根据总量原则，“如果在其他事情同等的情况下，最好的结果是其中使生活值得过的任何一种东西的量最大的那个结果”[5]（P552）。换言之，从总量原则即最大化总和善（或幸福）来看，则是B最好或最值得从道德上肯定。但从平均福利水平原则来看，则无疑我们会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实际上，这里的平均福利水平和人口的差别都并不是十分巨大。假设除了A和B两个群体（国家）外，还有C和Z两个群体（国家）。C群体的人口是B群体的两倍，而Z群体则是C群体人口的三倍。现在假设这四个群体的平均福利水平都一样，那么，从总和幸福指数最大化原则来看，无疑Z群体的总和量为最大。假设Z群体人口为C群体的十倍，那么，Z群体的总和量更远超其他群体，再假设Z群体的平均福利水平只有前面三个群体平等福利水平的一半，或者其中的多数人员的生活水准已经低到了不值得过的水平，并且相当多的成员处于饥饿状态，但Z群体的总和量仍然超过前三个群体。而从幸福指数总和最大化原则来看，因为Z群体有如此高的总和量，因此，从总和幸福指数最大化的总数相比较来看，Z群体为最好（它是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然而，我们毫无疑问可以指出，Z群体中的多数成员都在过着一种非常糟糕的生活。因此，从平均福利或平均功利原则来看，我们应当拒斥总和最大化标准，或总量最大化原则。帕菲特认为，这样的总量最大化原则，蕴含着令人讨厌的结论：“相对任何一个可能至少多达100亿人口，且所有人都享有很高生活质量这样一个人群而言，必定有某个更大的可想象的人口，如果在其他事情同等的情况下，这个更大的人口的生存也许会更好些（would be better），即使其成员只具有勉强值得过的生活。”[7]（P388）对于那个有100亿人口的人类社会而言，由于他们都过着很高福利水平的生活，因而在他们看来，将来更多一些人口必定会是更好。我们假设这样一种想象无限继续，但实际上，可能因为人口的无限增长而使得未来人类生活过得很糟糕。因此，帕菲特认为这个结论很难接受，但很有可能这是不久将来人类的可能事实。然而，这个结论很难接受，但是否意味着确实不可能发生？帕菲特认为，对于不可能来说，有两类，一是深刻的，二是技术的。如对自然规律和人的自然本性的巨大更改，这是深刻的不可能。如果资源存储有限，从而不能满足无限大人口的生存需要，这只是技术的不可能。技术的不可能也就是说，如果通过技术改造以及资源利用的新方法或发现新的可为人类利用的资源，技术的不可能也就变成了技术的可能。那么，人口无限增长是深刻的不可能吗？帕菲特认为这并非是深刻的不可能，而只是技术不可能。“为了假设这是可能的，我们只需添加一些有关自然和可利用资源的假定就可以了。”[7]（P390）由于人类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进步，原有的技术为新技术所取代，而原来不被认为是可以开采、可以利用的资源的现在则被认为是可以开采或大有用途的资源，或原有资源的新用途也被发现了等等。也就是说，当人类利用自然的技术进步对于维持人类的生存来说，使得人类在地球上生存人口总数，也可能因为技术进步而不断增加，即使是因为增长过快或过多因而仅仅维持一种最低生活水准的生活。总和最大化也就是从总量上来看待一个社会的总体福利或幸福总量，并且，总和最大化原则如果运用到不同群体幸福总量的比较中，那么，根据这一原则，只有在比较中其最大化总量的社会才是在道德上是值得肯定的。然而，是否生活水准的下降或一种普遍糟糕、多数成员处于贫困线下的生活应当被更大的福利总量的增长在道德权重上压倒，这正是A群体与Z群体的比较呈现出来的问题。“如果我们深信Z比A糟糕，那么我们就有充分理由抵制那些蕴含Z[比A]更好的原则。我们有充分理由抵制非个人性的总量原则（the Impersonal Total Principle）。”[7]（P390）应当看到，帕菲特通过这些案例分析，对于总和最大化的总量原则与平均功利的平均福利水平原则相比较，有力地说明了我们应当拒绝古典功利主义的总和（累加）最大化原则。
三、平均功利的问题
冯胜利(2010，2011)认为语体是实现人类直接交际中最原始、最本质的属性(亦即确定彼此之间关系和距离)的语言手段和机制，并解释了对话语体和论述语体、正式语体和非正式语体在词汇和句法上的差异，认为语体研究对语言学、历时句法学以及文学理论的研究都具有重大的意义。但是冯胜利(2011)似乎专注于讨论人际距离的确定和调整，认为“语体是用语言拉远或拉近或保持一般距离的交际手段”。我们觉得语体是实现人类交际最本质的属性的语言手段和机制，就应该不仅仅关注交际中人际距离的调整，还应该关注客观信息的编排和凸显方式。
然而，帕菲特对于平均功利主义的平均福利水平的道德标准提出了很多的质疑。如果有两个群体A和B，A的平均福利水平高于B，那么，按照平均福利水平标准，平均功利主义认为A好于B，或B从整体上差于A，或B的福利水平比A糟糕。帕菲特提出这样一个案例：A和A+两个群体。在A+中，有一组人与A中的人口一样多，而且有着同样高的生活质量。但A+中包括了特大量人口的另一组人，即A+中有两组人。这个特大量人口的另一组人的生活比前一组人差，同时这两组人之间隔着一个大西洋，他们不知道对方的存在，也没有交流。换言之，A+中的两组人虽然生活质量或生活福利水平不同，但他们从自己的生活标准来看，那个特大量群体的一组人（因没有对照或外部信息）并不感到他们真的过得很差或很糟糕。然而，A+由于纯粹加法的缘故，现在A+群体的平均福利水平大大低于A群体。那么，A+的生活质量或生活水准真的比A差吗？帕菲特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帕菲特在这里不仅提出了可描述的生活质量或福利水平问题，而且提出了对于福利水平的主观感受问题。即如果一个社会群体的幸福指数很高，但实际上物质财富占有或享受水平却很低，我们如何对于这样两个不同的群体进行比较？帕菲特指出了如果纯粹用加减法来计算平均福利水平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可能会导致很荒谬的结果。
矿山废弃地是一类特殊的退化的生态系统，由于受到人为的巨大干扰，超出了原有生态系统的修复容限［3］。矿山废弃地分为精矿筛选后剩余岩石碎块和低品味矿石堆积而成的废石堆、尾矿砂形成的尾矿库、矸石堆积的矸石山和剥离物压占陡坡排岩场（排土场）［4］。矿山废弃地生态环境问题主要表现为：（1）土壤基质物理结构不良，持水保肥能力差，导致缺乏植物能够自然生根和伸展的介质；（2）N、P、K及有机质等营养物质不足［5］；（3）存在重金属、高盐分等有毒有害物质限制植物生长［6］；（4）地表土极端pH值或盐碱化等环境条件使得植被难以生长。
诺齐克曾以“功利怪兽”（utility monster）的假设来讨论总和最大化善的总量原则。他假设有一个这样的功利怪兽，他能够从他人的牺牲中获得比这些人所遭受的损失大得多的功利。这种理论似乎要求我们都牺牲在这头怪兽的胃里，以增加功利的总量[9]（P41）。诺齐克的这头功利怪兽，因我们所有人的牺牲而使得他对功利总量大大增长，那么，我们可以想象，这是一个超出常人千万倍的消费能力，从而使得他这一头怪兽的幸福指数才可高出千万倍，从而使得功利总和量能够极大增长。帕菲特说：“现在世界人口有几十亿之多。如果被剥夺了任何超出避免饥饿状态的那些定额配给之外的东西，以及其他所有流向诺齐克所想象的怪兽的那些资源，我们可以想象所有这些人的困境。诺齐克让我们假设这个想象的人是如此幸福，或者具有如此高的[生活]质量，以至于正是分配产生出最大幸福总量，或者任何使得生活值得过的东西的总量。”[7]（P389）不过，我们认为，诺齐克的功利怪兽既可以作为投向古典功利主义的总和最大化善的有力武器，也可以看作是投向平均功利主义的平均福利水平这一道德标准的有力武器。这是因为，在一个如此巨大不平等的状况下，我们仍然可以有一个较高的平均福利水平，只是几乎所有人都处于这一平均水平之下。而如果这头功利怪兽将自己的消费水平降低一些，很可能这一群体中的相当多的人的福利水平都将得到提高。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要感谢这头功利怪兽为我们所有人做的好事。但实际上他仍然在吸着我们所有人的血。帕菲特指出，像诺齐克的“功利怪兽”这样的东西，由于是对人的自然本性的根本性改变，因而是深刻的不可能。但是，实际上，在当代世界，贫富差别正在进一步拉大，少数富人占有着大量的国民财富。一方面是个人资产达到几千亿人民币或美元，一方面则是很多人一贫如洗。在全球贫困人口中，贫困人数最多的两大群体是妇女和儿童。在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15岁以下的儿童，一半以上生活在极端贫困状态和中度贫困状态中。另据世界银行2016年10月2日报导，在当天发布的《2016年贫困和共同繁荣》报告中说，到2013年，全球有7.67亿人口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③。另一方面，据国际慈善组织乐施会报导，全球最富的8个人财富超过贫困人口36亿人口总和④。这表明，全球财富占有有着贫富差别进一步发展的趋势。因而帕菲特所说的深刻的不可能也可能正是现实的可能。
与古典功利主义的总和幸福指数的最大化相比，平均功利主义的平均福利原则似乎更为可取。库威说：“平均功利原则隐含着，最优人口是最高的平均功利。”[8]（P35）②平均功利主义追求的是平均数的最大化。然而，平均功利主义也有讨厌的问题。我们知道，平均功利主义的平均福利水平包含了对于一个群体内部的不平等的认可。尤其重要的是，平均功利主义者与古典功利主义者的总和最大化一样，也有他们的道德要求，即不降低或提升任何一个群体的平均福利水平或平均生活质量的问题。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的背景下，一个安全有效的电力系统不仅能够保证社会居民的正常生活，还能够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充足的电力资源。因此电力系统的安全生产尤为重要，想要做好电力系统的安全生产，就必须拥有一个科学的安全生产过程监督管理体制。本文主要阐述了电力系统安全生产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且根据其存在的问题进行针对性的探索和解决，以便为加强我国电力系统的安全生产，保障电力的正常供应提出以下意见。
首先，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总和最大化与人口的关系可能是一种囚徒困境的关系。总和最大化涉及到有多个层面：个体或家庭层面、民族国家层面以及人类整体层面等。当人们在人口方面追求自己的总和最大化或福利水平最大化时，其结果最终可能导致的是人类全体福利水平的下降。这样一种困境类似于囚徒困境。帕菲特指出，平均福利水平会在某种情况下，随着后果总和最大化的增长而下降。首先，我们每个人都是从自己的幸福考虑出发来决定是否需要生育后代和生育多少个后代。某对夫妻也许考虑，再生一个孩子对于他们的家庭来说更幸福，而且这个孩子也会过上相当值得过的生活。并且，他们会假定，再生一个孩子总的来说对其他人的生活不会变得更糟，对于几十亿世界人口来说，其总量只是产生微小的增长。然而，如果所有家庭主人都像这对夫妇这样思考和做出选择，那样，可以想像某个共同体或世界人口将快速增长，然而，这一增长如果超过了经济增长的速度，则意味着整体生活质量或生活福利水平的下降。这正如公地的悲剧。每个在公地放牧的牧民都希望在公地放养尽可能多的羊儿，然而，终有一天，牧场承载不了如此众多的羊群，从而使得所有牧民的收入下降。如果说所有个人行为都是理性的，但导致的集体行为则是非理性的。正如勒尔森说：“如果没有某种形而上的客体如集体精神之类的东西，就难以理解累加总和行为本身是合理性的，或内在合理的。”[14]（P27）由于自然资源、社会生产力的水平等客观原因，现在所有人都面对一种囚徒的两难困境。即每个人都在力图使自己的幸福或家庭幸福最大化，而导致的结果则是整体福利水平的下降。帕菲特说：“如果所有的人都有两个以上的孩子，对每一个而言就比在没有任何人这样做的情况下更糟。如果这些人最终看清了这个实情的话，他们或许会取得我所称之的一种政治解决方案。尽管每一个人都会倾向于生养更多的子女，但是每一个人或许也倾向于：与其人人都生养更多的子女不如没有任何人生更多的子女。”[5]（P547）但是，帕菲特认为，事情并非这么简单。人口增长导致的平均功利或平均福利水平的下降，可能是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即一个可能会在第四代、第五代发生的问题。而在这之前的第二代、第三代都有可能推进经济的增长，从而随着人口总量的增长，是功利总和的最大化的增长。然而，当这种生产总量的增长已经赶不上人口增长的时候，就将导致社会平均福利水平下降。因而人口增长导致的是累积性的糟糕后果和暂时性的好后果，“尽管这点为真，但是相较于取代，增长对现存的人和下两个世纪的人总都更好一些。因而非常可能的是，每一代人都将选择增长。结果，生活质量持续滑落。如果我们认为这是一个糟糕的后果，正如我所主张的，下行的自动楼梯事例是个特别令人压抑的事例。它是一个代际的囚徒困境，是那种相关的人在其中最不大可能获得解决方案的两难境地”[5]（P546）。无疑，当代世界人口仍呈现增长的过程中，尤其是不发达地区与国家的人口增长过快。另一方面，当代世界经济也呈现增长的趋势。不过，欠发达地区与国家的人口过快增长，确实可以看作是这些地区与国家的人口仍陷于贫困中的一个原因。对于人口因素与福利水平的关系，则应当历史地看，即如果处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自然资源相对丰富，地广人稀，那么，人口的增长不仅能够带来累积性总量的增长，而且完全有利于人类社会平等福利水平的提高。然而，在当代世界，不少地区与国家相对资源贫乏，而且生产力水平和科学技术水平相对不发达，那么，人口的快速增长必然影响到整体的福利水平。然而，即使是在经济发达的国家，如果人口发展在一定的时期呈下降趋势，那么，必然意味着人口红利下降。同时，进入老年期的人口又将大量增加，因而必然导致整体社会的生产力水平的下降以及社会发展速度的下滑。换言之，一个国家人口的持续均速增长同样也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因。然而，就整个世界人口而言，不可能持续承受永久性的人口增长，地球资源有限，地球空间也有限。因而这似乎仍然是一个世界性的囚徒困境。
帕菲特指出，这个方法对于人类社会的比较来说，实际上是有效的。他认为这样的情况适用于任何孩子的出生。某个孩子的出生对于平均福利水平来说，是好些还是差些，根据平均功利原则，取决于所有先前的生活这个事实。“如果古代埃及人享有很高的生活质量，要一个孩子很有可能是坏事。这个孩子的降生很有可能降低所有曾活着的人的平均质量。”[7]（P420）这里是将所有曾经活着的人的生活质量或生活福利水平进行加权平均，如果后来出生的人低于以前活过的人，那么，无疑将降低这一平均水平。然而，人们可能会反驳说，重要的是我们之后的那些人的平均生活质量或平均福利水平。但这种想法可能对于平均功利主义来说，非常荒谬地蕴含着：“如果我们杀死除了生活最好的人之外的所有人，那么，结果将会更好”[7]（P420）。或者说，如果将平均功利主义的平均福利原则付诸实践，“杀掉那些低于平均福利水平的人”，是符合平均功利主义的逻辑的。库威也说到：“平均功利原则隐含着，最优人口是最高的平均功利，这个标准是与如下强调相反的：经济学所强调的选择是边际[效益最大化]而不是平均数的最大化。例如，平均功利原则不能摆脱这样的建议：所有处于社会平均数之下的人都应死去。”[8]（P35）不过，这个荒谬结论在于将功利主义看成是完全不考虑人的权利尤其是生存权的一种学说。但功利主义从边沁以来，实际上是把促进人类幸福看成是自己的职责，而杀掉那些平均福利水平之下的人，无论是从短期还是从长期看来，以此为理由来滥杀无辜，都是一种人类的灾难。
从功利主义促进人类幸福的根本诉求来看，无论是总和最大化幸福还是促进或提升平均福利水平，都应看作是功利主义努力的方向，朝这个方向努力并非是通过完全不考虑人的生存权来实现的，恰恰相反，提升平均福利水平的努力是将低于平均福利水平的人从那种不幸或悲惨的处境中解救出来。但是，平均功利主义由于其内在的逻辑，摆脱不了这样一种理论困境。人类社群平均福利水平的提升，是平均功利主义的理想目标，这一理想目标克服了古典功利主义仅仅从总和或累加总量意义上的最大化所产生的问题，但同样由于仅仅注重平均功利水平，对于任何一个社会群体内部的福利分配问题则付之阙如而没有考虑个人分立性的问题。其次，一个群体与另一个群体的福利水平的比较问题，不仅涉及到可描述性的比较物，但同时也涉及到福利的主观感受（幸福感），而主观感受往往是不可比较的。平均功利主义在进行这样的人际比较时必然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我们认为，克服平均功利主义的困境应当如同罗尔斯对古典功利主义的批评一样，即走出功利主义而迈向道义论，强调每个人的分立性或承认每个人都是不可替代的权利主体，都具有获得生命尊重和幸福的权利。在这个意义上，将平均功利主义与道义论相结合，即在确保每个社会成员的体面生活或福利水平的同时，提升人类整体的平均福利水平，使得所有人类成员获得越来越多的美好幸福。
[注 释]
①当然，这里的前提条件还在于，如果这两个群体（国家）其他一切条件都相同，只是因为人口的差别，导致生活福利水平的不同。这是因为，如果那个人口多一倍的国家占有比前者占有更有利的地理条件、更多的环境资源，或政治经济制度、文化传统方面的优势，更多的人口也许会变成发展的优势。
本研究资料来源于山东省某三级甲等公立医院的HIS信息管理系统，主要收集2012～2016年间住院患者的个人基本信息、住院疾病信息及费用明细等。费用明细项目包括床位费、诊疗费、检查费、治疗费、手术费、化验费、护理费、药品费、输血费及其他费。其中，其他费用主要包括卫生材料费。
②T.Cowen，“Normative Population Theory”，Social Choice and Welfare，1989，Vol.6，No.1，p.35.
③腾信新闻网：“世行：全球贫困人口大幅下降，中国等亚太国家贡献最大”，（2016年 10月 3日），https：//news.qq.com/a/20161003/013172.htm.
④茂名网：“全球最富有8人资产可敌半球！财富超过36亿贫困人口总和”（新华社报导，2017年1月18日），http：//www.mmlll.net/2017/0118/317208_2shtml.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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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朱莉亚·德莱夫.后果主义.余露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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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T.Cowen.Normative Population Theory[J].Social Choice and Welfare，1989（1）.
[9]Robert Nozick.Anarchy ,State and Utopi-a New Jersey[M].Basic Books Inc.，1974.
[作者简介] 龚 群，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文化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首席专家；张艺博，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当代后果主义伦理研究”（13AX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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