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体制改革与道德进步的内在联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体制改革论文,内在联系论文,道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键在哪里？
1.我们正处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历史时期。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攻关阶段，社会的其他方面改革也在综合而配套的进行。体制改革的浪潮改变着我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也推动人们的思想道德观念和社会风气处于改革与变化之中。邓小平同志说，“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1〕
2.社会主义是改革的社会。社会主义道德是在改革中不断发展变化的道德。社会在变，道德岂能不变？问题是变好，还是变坏。对这个问题，众说纷纭。大致有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在改革中经济上去，道德下来，道德下降成为经济发展的“代价”和“牺牲品”，体制改革成为吞食道德的洪水猛兽。经济发展和道德进步形成不可兼得又无法解决的“二律背反”。如是说来，社会主义社会不就成为畸形状态，改革还有多大的意义呢？显然，这种观点有其片面的一面。但它也有提醒人们注意当前道德“滑坡”、价值观念混乱以及腐败现象蔓延的严重性和危险性，要求人们万不可掉以轻心的积极的一面。另一种观点认为，在体制改革中，社会主义道德不是“滑坡”，而是“爬坡”；不是道德的“沦丧”，而是道德在“转型”，在“复兴”，这是一项艰巨的“建设”工程。这种观点对于克服当前道德建设中的严重问题具有增强人们信心，鼓舞人们斗志的积极意义，但仍需进一步阐明治本的办法和道德进步的必由之路。否则，也与事无补，甚至会流于空谈！第三种观点认为，改革中的道德问题是由市场经济的“正效应”和“负效应”所致，因此是必然的，也是复杂的。这种观点好像折中、公允，实际上并没有解决问题。世界上并不存在脱离一定社会制度、一定发展阶段的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就是社会主义的；不是发达、完备的，就是不发达、不完备的；不是由资本原始积累发展而来的，就是由高度计划经济体制转变而来的。这里的情况多不相同，哪有什么笼统不变的“正”、“负”效应，及其由来的“善”、“恶”斗争呢？诚然，市场经济有一般规律及其运行机制、运行方法，而规律就是规律，规律自身并无什么“好”、“坏”、“正效应”、“负效应”的问题。春夏秋冬，四季运行是规律，它有何“正”、“负”效应？关键是如何认识它，把握它，运用它，这才有好坏之分，善恶之别。因此，正负效应论，也有不足以令人信服之处。
3.关键何在？社会主义道德作为意识形态，它有其内在的基础和动力。道德问题不能仅仅从道德本身来解决，而要从社会更深层的方面去着眼、着手、着力。这个更深层的方面，就是：“不改革体制不行。现在我们的体制有很多问题。”〔2〕当前社会主义道德存在的问题， 及其今后的发展和命运，都系于体制，系于改革。道德进步寓于不断深化的体制改革之中。不改革，不深化改革，道德状况和社会风气就不可能好转，道德的振兴和建设就是一句空话。这才是关键。
“制度是决定因素”
4.我们承认当前道德风尚方面问题的严重性、艰巨性和复杂性。说它严重，不在于几个人品质的高下，这种不平衡的情况任何时候都会存在，而在于许多人处于困惑、迷惘、甚至步入歧途，这就令人深思了；不在于社会上利己主义、拜金主义的存在和腐蚀作用，而在于它还在蔓延，甚至成了一股歪风，越刮越盛，这就要探求其根本和风源了。有人说，这是由于西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腐朽思想的影响。我们承认有这方面的影响。但它总是外因。物必自腐而虫生。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这个“物必自腐”的内因和根据，不是别的，就是社会主义的旧体制。邓小平指出，“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3〕“近朱者赤， 近墨者黑”。不受环境、制度的影响，洁身自好，保持高尚道德情操的人，不能说没有，但毕竟是少数。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体制对道德的影响作用是巨大的。比如诚实，它要求人们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这是起码的道德要求。在幼儿教育中，就有做老实孩子，不说谎话的内容。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做起来就很难了。由于我们的某些规章制度就存在鼓励或变相鼓励人们只图虚名的情况，因此虚报浮夸风才越来越盛。再如腐化，它是道德的堕落，为人们所不齿。由于我们的体制中还残存着官僚主义特权或家长制一些东西，这必然会造成“我们的干部队伍发生腐化”。〔4〕有些人对腐败现象深恶痛绝， 表现了极大的道德义愤。而当他做了干部却又会习以为常，心安理得，搞不好也会腐败起来。人们总是向往着真善美的。但如果体制不好，即使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也会发生真假不分，善恶难辨，美丑相混的情况。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5.至于说到道德发展的艰巨性复杂性，那也是与体制改革相关的。以权谋私，还是以权为公，这是干部道德的基本问题。我们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本应用于为人民谋利益，这是天经地义的事。而有些干部为什么可以搞“权钱交易”，以权谋私呢？这与计划经济体制中的权力高度集中，权力失去制约有内在联系。邓小平同志曾说过这样一段令人深思的话：‘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这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不加以重视。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1〕法制都能破坏，法制都不起作用了， 道德的作用就无足轻重了。所以，以权谋私，“权钱交易”，决不是什么市场经济中等价交换的价值规律对政治生活的渗透和“负”作用的问题，而恰恰是不健全的体制或法制下面产生的政治和道德的堕落问题。这种贪污腐化、窃人民和社会之权以谋私的情况，即使发生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官员中，一经揭发败露，也会群起而攻之，很快会受到罢免弹劾。在社会主义国家这类问题为什么却有蔓延之势，处理起来如此艰难呢？其原因在于，它还有产生的土壤和条件，这就是体制的弊端。改革是革体制的命，它牵扯到人们的权力和利益的调整，把它搞好是极不容易的。特别是我们当前处于新的体制交替、“双轨并存”的情况下，市场经济体制不可能一下子发育健全，多种法规和制度尚不完善，这就给腐败现象和道德堕落行为造成“可能性空间”。再就是体制的好坏也不是永远不变的；多么好的体制、机制和法制，也都有赖于人们的道德、科学文化等素质的提高，方能生效。因此，通过深化改革来消除旧体制、制度上的弊端，这既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生产力的需要，也是反腐败斗争，提高人民素质的需要。体制改革与反腐败斗争，体制改革与道德进步，水乳交融，不可分割。只有从体制、机制和法制上深化改革，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产生腐败的问题，才能给道德进步提供制度保证和强大动力。
6.邓小平深刻指出，“制度是决定因素”〔5〕， “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6〕无论从科学社会主义， 还是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来看，邓小平的这一新的论断都具有丰富的科学内涵和巨大的实践价值，需要全面而正确地理解和把握。
7.首先，关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对道德发展的关系问题。在《邓小平文选》中，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是在严格区分的前提下而又强调它们的联系的。在党的领导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制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社会意识形态，是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是社会发展规律的必然结果。它是我们的立国建国之本，也是立德建德之据。邓小平指出，“如果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的混乱状态就不能结束，贫困落后的状态就不能改变。”有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才使“我国人民有共同的根本利益和崇高理想，即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并在最后实现共产主义”。〔8〕才使“我国人民能有共同的政治经济社会理想， 共同的道德标准”。〔9〕因此，任何否定社会主义制度， 鼓吹“全盘西化”，攻击社会主义道德与理想，宣扬“一切向钱看”的观点，都是错误的。诚然，社会主义制度自身有一个成长、发展和日益完善的历史过程。搞不好会出现暂时的挫折或失败。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由于生产力发展比较落后，必须经历一个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立社会主义物质技术基础，逐步巩固、完善公有制，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人”的历史过程。这是一项艰巨的历史工程。所以，在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道德方面，我们要有历史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不可有任何的动摇。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正如事物有其内容还必须有相适应的形式一样，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还需要有相应的实现形式、具体的体制、机制和法制。邓小平所谈的“制度是决定因素”，就是要着力分析和解决这方面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人们知道，无论社会主义制度还是资本主义制度都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之上，不可能建立在个体化的，或一家一户自然经济的基础之上。既然如此，那种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形成的互不依赖的生产领域，怎样才能通过社会分工互相联系起来，变成互相依赖的社会生产部门呢？各行各业的个别劳动怎样才能成为直接的社会劳动呢？唯一的经济形式、方法和体制，就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这是不可逾越的商品经济形式，或曰市场经济体制。不管是资本主义私有制还是社会主义公有制，都不能违背这种经济形式或体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分工中生产部门也只能通过商品经济的形式实现彼此之间的联系，比较合理地配置资源。如果违背它，搞“军事共产主义”，搞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那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人们思想道德的发展。体制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一个明显的事实摆在人们面前：在当代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在所有制基础上产生的利己主义道德已经酿成了一系列不可能解决的各种社会精神病态；而由于市场体制比较健全，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则又出现了一定的秩序、文明和道德。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于公有制的基础，人们的共同利益、共同理想、共同道德具有的优越性，总是难以充分发挥出来；而由于体制的弊端、错位和滞后，却产生了背离社会主义道德的混乱、滑坡、乃至畸形的发展。这都是不足为怪的。因为体制既是一定生产力的历史体现，又是一种或几种生产关系的自然表现或实现形式。正如一定音符的和谐组合，既是人们审美能力和审美情操的表现，又能演奏出激亢奋进的喜剧和低沉凄凉的悲剧一样。二战后，社会主义国家不重视体制的研究，不愿意用“和谐的音符”去从事自身的改革事业，以发挥和挖掘自身的优越性，可以说在生产力发展、社会协调和道德进步方面，演出的不是历史喜剧，而是历史悲剧。
8.为了深刻理解邓小平同志的思想，我们还应科学总结我国社会主义道德发展的经验教训，深刻把握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社会主义道德的本质，从而进一步把体制改革与道德进步统一起来。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公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的1956年，我国生产力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良好的道德面貌和社会风气，为世界所瞩目，至今令人难以忘怀。而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却发生了逆转。从1957年至1978年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20年间，由于左的指导思想，由于不进行体制改革，无论是社会发展和道德进步都出现了严重挫折。特别是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不仅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人们的思想僵化和道德退化也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四人帮”鼓吹社会主义是一个精神观念，叫嚷着要贫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从表面看，他们空喊什么“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而实际上，是宣扬“知识越多越反动”，否定道德修养，认为“越养越修”。邓小平同志说，他们“用剥削阶级最腐朽最反动的思想来毒害青少年，制造‘文盲加流氓’式的人物”。〔10〕使“社会主义的道德风尚受到了严重的损害”。〔11〕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改革开放，只能使社会主义走向死路，也只能使社会主义道德走向死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同志总结这段历史经验教训时指出，文革中那种唯心的道德说教，“政治的空谈往往淹没一切。这并不是哪一些同志的责任，责任在于我们过去没有及时提出改革。但是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12〕这牵扯到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与其相关联，什么是社会主义道德，怎样进行道德建设的问题，我们的认识也不是很清楚的。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离开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个物质基础，离开了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和共同富裕这个价值目标，社会主义道德不仅是软弱的，而且是骗人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在贫穷落后的基础上，只能是各种腐朽思想的泛起，而不可能有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无产阶级是以社会主义为信仰的，其道德的本质是什么呢？恩格斯用最简明的语言概括说，“代表着现状的变革，代表着未来的那种道德，即无产阶级道德，肯定拥有最多的能够长久保持的因素”。〔13〕在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代表着现状的变革、代表着未来”的实践就是为了解放、发展生产力，为了共同富裕的改革事业。社会在改革中前进，道德在改革中进步。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也是社会主义道德“长久保持”不断高涨的源泉。恩格斯指出，“每一次革命的胜利都引起道义上和精神上的巨大高涨”。回顾17年改革中人们道义上和精神上的巨大变化，透过表现现象看本质，透过暂时混乱看趋势，我们已隐约地听到了社会主义道德高涨即将到来的脚步声。不讲改革的社会主义是僵化的社会主义，不讲改革的社会主义道德，也必然是空洞的、无力的道德。我们的四项基本原则都在改革中增添了新的时代内容，我们的社会主义道德又岂能不在改革中丰富、发展自己呢？！
9.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为社会主义奋斗，不但因为社会主义有条件比资本主义更快地发展生产力，而且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15〕又说：“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到破坏，走弯路。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16〕包括思想道德建设在内的精神文明，不仅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且是促进和保证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重要条件和思想保证。精神文明建设说到底是“人”的建设。人要改造社会，社会要改造人，二者交互作用，统一于改革与建设的实践之中。“制度是决定因素”是指客观的环境，而人是主体，人的因素也很重要，它有巨大的能动性。邓小平明确指出，“人的因素重要，不是指普通的人，而是指认识到人民自己的利益并为之而奋斗的有坚定信念的人”。〔17〕我们的体制改革就是为培养“四有”新人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而只有大批新人成长起来才能促进和保证改革与建设事业的胜利。这里起码有三个关键问题。第一，处理好道德与利益的关系，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主旋律。第二，启动两个动力，培养“四有”新人。对一个社会来说，既要有物质文明建设，又要有精神文明建设，不可偏废。对于一个人来说，既要有物质利益的追求，又要有精神利益的追求。处理好了利与义的关系，启动了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的动力，才能在改革中培养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第三，在大目标统一的前提下，承认差别，区别对待，在道德建设上不能搞强求一律的形而上学。对社会先进分子要有先进性的道德要求，对群众要有全民性的道德要求。而在这些道德要求方面，对每个人的不同情况也要不同对待。邓小平深刻指出，要“鼓励帮助每个人勤劳努力的同时，仍然不能不承认各个人在成长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才能和品德的差异，并且按照这种差异给以区别对待，尽可能使每个人按不同的条件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总目标前进”。〔18〕说得多好呵！以上所述，既是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又是道德进步、培养新人的科学途径。
10.道德改革，当然不是要否定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 而是要研究它的时代新内容，新实现形式，新发展规律。比较突出的课题是：如何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来展开，以体制改革来推进，以多种制度建设作保证，推动道德进步，培养“四有”新人；如何看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发展与道德进步的不平衡性；如何科学揭示在体制转轨过程中善恶斗争的实质、发展趋势和解决途径，等等。提出这些问题，希望伦理学界的同志们展开讨论。
注释：
〔1〕〔15〕〔16〕〔17〕《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42页，第143页，第144页，第190页。
〔2〕〔3〕〔4〕〔5〕〔6〕〔7〕〔8〕〔9〕〔10〕〔11〕〔12〕《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87页，第333页，第 332页，第308页，第328页，第63页，第267页，第167页，第105页，第117页，第150页，第106页。
〔13〕〔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133页，第2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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