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与消费需求的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论文,消费需求论文,收入分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模型设定
Philips Musgrove（1980）假定每个消费主体的收入为y＝z＋x，其中z为最低生活保障的收入量，x≥0为超额收入，这样，全部最低生活保障的收入都被消费，只有当x＞0时，消费者才会储蓄，则消费者个体的平均消费倾向可表示为：
APC＝k＋（1－k）f（x）（1）
我们假定f（x）具有如下性质：
f（0）＝1，lim[,x]→∞f（x）＝0，
f″（x）≤0，以及
f′（0）＝lim[,x]→Of′（x）＝0。
当收入大大高于最低生活保障需要时，平均消费倾向接近一个常数k（k＜0）。
对（1）式积分可得到总消费倾向：
APC＝k＋（1／Y）
（1－k）f（y－z）N（y）dy（2）
其中，N（y）是收入为y的消费单位数，Y为总可支配收入。
根据假定x≥0，f（0）＝1，（2）式可改写为：
APC＝k＋（1－k）（z／
）＋（1－k）（x／）f（x）n（x）dx（3）
其中，＝Y／N人均可支配收入，n（x）＝N（x）／N拥有超额收入x的比例，进一步改写（3）式得：
APC＝k＋（1－k）（z／）＋（1－k）（1－z／）（x／
）f（x）n（x）dx（4）
令F（t）＝
n（x）dx为超额收入x≤t的累积人口比例，令F[,1]（t）＝（x／）n（x）dx表示超额收入x≤t的个体所得到的累积收入比例，再令F[,2]（t）＝（x／）f（x）n（x）dx表示超额收入x≤t的个体所消费的累积比例；则F（t），F[,1]（t）、F[,2]（t），F（t）可以在Lorenz收入——消费分配曲线中表示（见图1）。
Lorenz收入——消费分配曲线
附图
在图1中，因为f（x）≤1，所以，F[,2]（t）≤F[,1]（t）对于所有的t都成立，若f（x）＜0意味着严重不均。F[,2]（t），F（t）决定的曲线位于F（t），F[,1]（t）曲线的下方，F[,2]＝lim[,t]→∞F[,2]（t）式（4）式的积分区间，此积分为超额收入中用来消费的比例。同样，根据f（x）≤1还可以得到，F[,2] （t），F（t）曲线的斜率小于F（t），F[,1]（t）曲线的斜率，进一步，如果我们假设x服从窄尾分布，xf（x）n（x）就变得非常小，这样，F（t），F[,2]（t）曲线的斜率将会降低到零，而F（t），F[,1]（t）曲线的斜率则一直上升。这意味着积分F[,2]（代表收入分配对消费倾向的影响）随基尼系数上升而下降。
总收入、超额收入的基尼系数之间的关系
附图
在图2中，总收入分布的基尼系数为：
G（y）＝S[,OCD]／S[,OAD]
超额收入分布的基尼系数为：
G（x）＝S[,OCD]／S[,OBD]（5）
G（x）＝G（y）／（1－z／）（6）
根据积分中值定理，
F[,2]＝（x／）n（x）f（x）dx＝f（ε）（x／ ）n（x）dx，ε∈（0，t） （7）
结合（4）、（5）、（6）式得：
APC＝k＋（1－k）（z／）＋（1－k）（1－z／－G（y））f（ε）（8）
其中，ε为常数，我们进一步可以将（8）式改为：
APC＝a[,0]＋a[,1]（1／）＋a[,2]G（y）＋a[,3]Lagged APC （9）
数据检验
（一）回归方程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建立如下的回归方程：
A＝a[,0]＋a[,1]G＋a[,2]（1／）＋a[,3]LaggedA＋μ（10）
其中，A为居民平均消费倾向，G为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为人均可支配收入，LaggedA为A的滞后值，μ为误差项。
（二）数据选择
关于收入差距的衡量，回归模型已经要求得很清楚，我们选择最具代表性的基尼系数来衡量收入分配差距。1981～1995年的数据，本课题选择赵人伟等（1999）提供的数据；1996～2001年的数据来自孙小系主编的《总量平衡、收入分配与宏观调控》第389页（中国计划出版社2002年出版）；2002年的数据来自李实的《中国个人收入差距变动的新趋势与相关政策调整》（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网站）和李实、岳希明的《调查显示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世界最高》；2003年和2004年数据均来自新华网；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城镇人均消费支出则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82～2005）》。根据可支配收入和消费可计算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详见第10页表1）
城乡居民收入、消费状况
年份 城镇人均可城镇平均 城镇基尼 农村人均可农村平均 农村基尼
支配收入(元) 消费倾向 系数 支配收入(元) 消费倾向 系数
1981 490.0 0.93270.15 233.0 0.81970.2390
1982 525.0 0.89710.15 270.0 0.81480.2320
1983 563.0 0.86320.15 310.0 0.80000.2460
1984 650.0 0.82920.16 355.0 0.76900.2580
1985 739.1 0.91060.19 397.6 0.79730.2640
1986 900.0 0.88780.19 424.0 0.84200.2880
1987 1002.00.88220.20 463.0 0.85960.2920
1988 1181.00.93480.23 545.0 0.87520.3010
1989 1373.90.88140.23 601.5 0.88940.3000
1990 1510.20.84680.23 686.3 0.85240.3100
1991 1700.60.85500.24 708.6 0.87500.3070
1992 2026.60.82500.25 784.0 0.84060.3140
1993 2577.40.81900.27 921.6 0.83550.3200
1994 3496.20.81550.30 1221.00.83290.3300
1995 4283.00.82600.28 1577.70.83030.3415
1996 4838.90.80990.28 1926.10.81620.3229
1997 5160.30.80770.29 2090.10.77360.3285
1998 5425.10.79850.30 2162.00.73540.3369
1999 5854.00.78850.295 2210.30.71370.3361
2000 6280.00.79590.32 2253.40.74120.3536
2001 6859.60.77400.32 2366.40.73570.3600
2002 7702.80.78280.32 2475.60.74080.3660
2003 8472.00.76850.34 2622.00.74100.3700
2004 9422.00.76230.35 2936.00.74420.3750
（三）回归方法及结果
我们分别利用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相关数据对（10）式进行OLS估计。 从回归结果来看，城镇居民的消费倾向是随着收入水平的上升而上升的，而农村居民的消费倾向则是随着收入水平的上升而下降的；同样，城镇居民的消费倾向是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而下降的，而农村居民的消费倾向却是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而上升的。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消费习惯的影响都是正向的。之所以出现城镇和农村截然不同的结果，主要是由于我国长期实行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城镇收入水平的上升使得人们对未来的信心倍增，因此城镇居民的消费倾向随着收入水平的上升而上升，而收入差距的扩大，因部分高收入者的消费是有限的，导致城镇平均消费倾向下降。而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虽然在增长，但增长的速度较慢，这时收入增加的边际消费倾向降低并抵消了收入增长给农民信心的作用；同时，今年来对于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比较多，但是在为农民消费提供必要的环境方面还做得远远不够；此外，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对收入增加的不同消费反应，可能是由于城乡分割，各自处在相互绝缘的生活空间，农村的较高收入组由于没有直接的攀比压力和效仿对象，还满足于较低的生活水平，大大抑制了总消费。但是，在农村有种更特别的现象是收入差距的扩大，反而使农村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扩大，这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比较低，一些消费项目的启动成本高于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而收入差距的扩大，使得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发挥了规模经济的作用，反而增加了消费。
扩大消费需求的政策选择
（一）加强和完善对居民收入差距的调控
由于市场机制在社会收入分配中的调控是按照效率原则运行的，因而不能排除和调节由于生产要素占有和劳动者劳动能力差异而造成的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对于社会收入初次分配所形成的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就需要由政府加以调节。可以说，市场经济越发展，政府对居民收入分配调控的意义就越重要。理想的分配应该是各种要素有一个公平竞争的起点，在分配过程中按照市场贡献原则进行，而政府侧重于再分配，即对分配结果进行再调控。中国目前最欠缺的是分配的起点不均等、不公平，而市场机制至少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很难为各要素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起点。所以，政府调控居民收入应该着眼于分配的起点和结果两个方面。
1.分配起点的调控。
（1）大力发展教育。从收入分配的角度来讲， 大力发展教育就是要着力改善低收入群体的教育状况，增加他们接受教育的机会，提高他们的人均人力资本存量，进而增强他们的就业和收入竞争力。教育是一种准公共品，它具有社会效益，同时也能给受教育者个人带来经济回报，而且回报率还不低。
（2）逐步打破垄断，尽可能让各行业公平竞争， 并加强对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调节和监督。逐步打破垄断，尽可能让各行业公平竞争，并加强对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调节和监督是解决收入差距的重要方面。可以说，这是从源头上解决收入差距问题。这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进一步推进政企分开，消除垄断的体制基础；第二，全面引入市场竞争，消除垄断；第三，建立健全垄断性企业的内部分配约束机制和外部调控机制。
2.分配结果的调控。
（1）建立税收综合调控体系调节居民收入差距。 政府宏观调控作用充分发挥的前提是调控政策与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必须相适应。调控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既要从源头上采取措施，规范初次分配的各环节，也要通过完善税收政策，建立起一个综合协调配合，覆盖居民收入运行全过程的税收调控体系，以充分发挥税收在个人收入分配调控中的职能作用。为强化税收对个人收入分配的调控功能，逐步确立个人所得税为主体，以财产税和社会保障税为两翼，以其他税种为补充的个人收入税收调控体系。个人收入是通过收入分配形成的，但毕竟不会永久停留在收入状态上，会用来消费、购买财产、形成遗产，因此单一的个人所得税难以形成有效的调控力度，还应开征与建立同个人收入分配税收调控体系相关的税种，如在个人收入环节开征社会保障税；在财产转让环节开征赠与和遗产税；对存量资产开征房地产税；对个人的投资收益开征证券交易税等，使税收对个人收入分配差距的有效调控覆盖全过程，形成对收入分配的完整的调控体系，缩小规避税收调节的空间，发挥税种作用的互补，确保“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的实现。
（2）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对贫困阶层的保护机制。 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不可能给国民提供高水准的社会保障，我们的目标应该是逐步建立一种水平不高但覆盖面广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必须着力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适时开征社会保障税，尽快建立起以税收为主要来源的社会保障筹资机制。二是进一步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将城镇各类符合条件的劳动者全部纳入社会保险覆盖范围。三是加强社会保险费征缴，改革社会保险费的差额征缴机制，全面推行税务机关征收社会保险费的办法，并研究开征社会保障税。四是全面推进养老金社会化发放工作，不再委托企业发放，从体制上杜绝拖欠养老金现象的发生。五是积极稳妥地推进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向失业保险并轨。六是逐步将城市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居民，全部纳入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范围。七是积极研究探索农村养老、医疗和最低生活保障的有效途径，妥善解决农转非人口和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
（二）增加城乡居民收入
居民收入的稳定增长是扩大消费需求的最终决定力量，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是扩大消费需求的有效措施。这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提高城镇居民的整体收入水平。要继续发挥工资增长指导线制度、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制度、人工成本预测预警制度等对收入分配的指导监控作用，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不断提高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深化企业工资分配制度改革，发挥市场机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积极推进事业单位分配制度改革，逐步完善和规范国家公务员工资制度。第二，稳步提高农民收入。提高农村消费水平的关键是增加农民收入，要坚持以市场为导向，积极调整和优化农业生产结构，加快发展农村经济。要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稳定或提高农产品的价格，增加农民收入。在大力发展农业生产的前提下，要积极采取措施，将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序地转移，增加农村购买力。
（三）改善消费环境
从第二部分实证分析的结果来看，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上升，并没有导致消费倾向的上升，这其中可能的原因就是农村基础设施滞后，农民没有消费的条件。为此，必须加快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改善和营造农村的消费环境。一是继续加强农村电网改造工作，不断完善供电设施；二是努力加强农村道路、通讯和广播电视设施建设；三是建立和完善厂家和商家在农村销售和售后服务网点，方便农民消费（康松，陈斐，2005）。
（四）加快教育和医疗等公共事业发展，改善居民支出预期
改善居民支出预期，提高居民消费倾向，要着重加强教育和医疗等社会公共事业建设，切实减轻居民支出负担。增加城乡基础教育和医疗卫生等方面的投入，加强教育和医疗等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改善教育和医疗条件；推进教育、医疗体制改革，合理确定收费标准，并加强监督检查，严格执法，坚决制止学校、医院的乱收费行为。在农村，各级政府要切实加大对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支持力度，规范教育收费，努力减轻农民的子女教育支出负担；增加政府对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试点工作，鼓励社会团体和个人资助农村合作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