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秋——1940年夏国民党的南调命令及其影响——对皖南事变起源的新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皖南事变论文,起源论文,命令论文,年秋论文,夏国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学术界对皖南事变已经做过相当多的研究，其中许多研究都很深入，一些研究还因为种种争论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看法。但是，目前研究者们更多的是从1940年夏国共两党划界谈判开始论述这段历史的背景和过程的（注：重要著作有陈枫编著：《皖南事变本末》，安徽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李良明：《项英评传》，经济日报出版社1993年版；卢权等编著：《叶挺》，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李良志：《烽火江南话奇冤——新四军与皖南事变》，中国档案出版社1995年版；王辅一：《项英传》，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房列曙：《皖南一九四一》，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而对此前两党围绕华中问题的斗争情况，或者不予重视，或者语焉不详，以至于对皖南事变起源的解释缺乏更加深厚的历史基础；而即便有许多成果对抗战初期新四军的早期历史给予关注和研究（注：重要著作有田玄：《铁军纵横——华中抗战的新四军》，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王辅一：《新四军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王辅一：《项英传》，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马洪武、童志强：《新四军发展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中国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编：《新四军的组建与发展》，军事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徐则浩、宋霖主编：《新四军军部在皖南》，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版。），也未能从华中角度进一步挖掘其间潜伏下来的国共矛盾对皖南事变起源的影响。基于这种学术史背景，本文拟以1939年秋国民党的南调命令为中心，对抗战爆发后直至1940年夏国共划界谈判之前，国共两党围绕华中问题和新四军问题的斗争情况给予简略的说明，以澄清这一段不为前人所重视的历史过程，并以此对皖南事变的起源提供一种新的分析。
一、南调命令的由来
抗战期间，国共两党为最大程度地保存和发展对华中敌后地区的影响力和控制力，首先都将目标投放到了华中地区最具有战略意义的鄂豫皖边大别山地区。“大别山毗连鄂、豫、皖三省，东可出津浦，西可出平汉，南可下长江，北可出陇海，地形险要，且山之纵深大”（注：陈存恭等：《白崇禧先生访问纪录》上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年版，第383页。），是华中地区的战略心脏。国共内战期间，这里曾发展起共产党强大的红四方面军，后虽遭国民党军队的围剿而被迫转移，但是仍然留有红28军和游击队坚持活动，直到抗战爆发后才下山改编成新四军第四支队全部离开大别山。但是即便在抗战的新形势下，共产党人仍然没有忘记利用一切合法机会重新进入这一地区发展。
1938年初，共产党人估计日军攻取南京后，有可能通过徐州会战而北上将主力转向华北及西北打共产党游击队及切断中苏交通，所以开始讨论八路军避免被日军封锁于黄河以北地区而向黄河以南转移的问题。尤其出于对国民党独立保卫武汉能力的怀疑，毛泽东估计蒋介石容许八路军转入鄂豫皖边区的可能性“就存在”（注：《力争建立长期抗战的主要战略支点》（1938年2月21日），《毛泽东军事文集》(2)，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60页。）。这前后八路军总部参谋处长兼八路军驻晋办事处主任彭雪枫已被要求派到河南“组织和领导鲁豫苏皖四省的军事工作”（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89-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403-404页。）。毛向彭表示准备转移时，“最好是在鄂豫皖边”，他希望彭“大力发展该区工作”（注：《毛泽东复彭雪枫电》（1938年3月6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中），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3页。）。即便徐州失守后日军转向华北及西北打游击队及切断中苏交通暂时不可能，八路军再无急切必要转移，毛仍然对鄂豫皖边区情有独钟。他判断河南将很快落入敌手，随后日军必将进攻武汉，“那时候蒋介石将同意我军南进豫皖苏鲁四省深入敌后方活动”，故“第一二九、第一一五师将相应地作整个新的部署”，不过“未到适当时机，不应向蒋介石等提出这一点，只是自己预作准备”（注：《毛泽东致朱德彭德怀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电》（1938年5月20日），《毛泽东年谱》（中），第71页。）。待到武汉会战期间，毛则要周恩来直接“向陈诚、白崇禧透漏此意，让蒋（介石）知道”（注：《毛泽东同张、陈、王、朱、彭致周恩来电》(1938年10月26日），《周恩来年谱》(1989-1949)，第423页。）。但是，国民党中央吸收华北经验和教训，显然不希望共产党插足华中敌后地区，在桂系白崇禧提议下，国民党中央于武汉失守前命令桂系廖磊率第21集团军等留驻鄂豫皖大别山地区，完全杜绝了八路军合法转进鄂豫皖边区的设想。
共产党人在迟迟得不到国民党的表示和应允的情况下，转而被迫在大别山东边地区寻求发展。在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成立新四军的过程中，国共两党中央达成的妥协是新四军第四支队位于长江以北“出动津浦、平汉战区”，“暂归”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注：《周恩来、叶剑英关于高敬亭部出动参战事致毛泽东等电》（1937年12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新四军文献》(1)，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373页。平汉战区即第五战区。）。于是1938年3、4月间第四支队开到合肥以南的舒城、庐江、桐城、巢县、无为一带，直至南京后方。这就是位于大别山东边的皖中地区。
但是，第四支队开进皖中不久，徐州即于5月19日失守，华中形势又发生了较大变化。新四军军部更重视向东发展，曾于21日建议从皖中向东“挺进至滁县、全椒、嘉山（明光）以南，巢县以北，定远以南”地区活动（注：《叶挺关于徐州失守后第四支队应向皖东发展致毛泽东、周恩来电》（1938年5月21日），《新四军文献》(1)，第376页。）。而中共中央考虑到日军继续进攻，国民党会允许共产党再次进入鄂豫皖边区，所以无意如此过早地要求东进皖东，它在第二天首先强调的是“立刻成立鄂豫皖省委”，以“领导津浦路以西，平汉路以东，浦信公路以南的广大地区的工作”，而第四支队要“成为这一区域的主力”（注：《中央关于徐州失守后华中工作给长江局的指示》（1938年5月22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19页。浦信公路，即南京浦口至河南信阳的公路。）。此后日军从南京沿长江继续向西进攻中国内地，舒城、桐城、潜山、怀宁、安庆等县城也于6月中旬相继沦陷，不仅皖东、皖中，而且皖西部分地区也开始变成敌后。到8月上旬，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决定按照中共中央的精神同时向东、向西发展，即第四支队第八团向寿县、合肥、全椒方向出动，到皖东发展，而第七团向皖西方向的六安合肥公路和安庆合肥公路全线出击（注：参见马洪武、童志强：《新四军发展史》，第93页。）。不过向东是江淮平原和水网地区，而向西则是大别山区，按照共产党人的基本观念，山地游击战显然更具有吸引力，尤其到10月日军为集中兵力攻武汉而主动撤出桐城、舒城、潜山后（注：《第二次棋盘岭战斗详报》（1938年9月17日），《新四军文献》(1)，第383-385页。），第四支队向皖西大别山区发展的条件和空间更加扩大。
新四军第四支队确定以皖中为基础向西发展的方针，势必再次触动国共两党在华中最为敏感的利益神经，并与留驻大别山的桂系军队直接碰头。经过安徽省政府主席廖磊与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的交涉，双方达成新的协议，即第四支队退出皖西地区，划给皖东作为新的游击区域，而皖中共产党人的地方游击队则由廖磊“收编”，给予“江北游击纵队”的名义和经费，作为皖东新四军和皖西桂军之间的缓冲地带。1939年1月7日，新四军军部就此向中共中央汇报称：“第四支队向淮南即津浦路南段活动，限三个月内开拔完毕，只留一部在无为与军部联系”（注：《项英给中共中央电》（1939年1月7日），转引自阎武：《怎样看待四支队东进皖东》，《大江南北》1991年第3期。另外，《张云逸徐海东关于江北指挥部及游击纵队情况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40年1月14日）提到：“于三九年正月经廖磊批准”成立江北游击纵队，也印证了此次地方谈判的内容，见《新四军文献》(1)，第415-416页。）。为进一步巩固这种关系，新四军军部于3月29日、30日分别向两党中央请示，表示为统一指挥皖东第四支队和皖中江北游击纵队的活动，拟在江北成立“指挥部或者办事处”性质的野战领导机构（注：《叶挺关于拟在江北设指挥部或办事处致蒋介石电》（1939年3月29日）、《叶挺、项英关于拟在江北设指挥部或办事处致毛泽东、刘少奇电》（1939年3月30日），《新四军文献》(1)，第395、396页。）。蒋介石当即复电同意，表示“准如所请”（注：《蒋介石复叶挺密电稿》（1939年3月31日），《1939年2月—6月新四军抗日作战史料选》（上），《民国档案》1995年第3期。）。
在皖东达成地方协议的同时，前次按照毛泽东意见到达豫南竹沟的彭雪枫，也根据华中形势多次提出东进豫皖苏区的建议（注：彭雪枫：《豫东情况及工作意见》（1938年7月10日），《彭雪枫军事文选》，作家出版社1997年版，第98-100页；《彭雪枫关于豫东近况并准备东进致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电》（1938年9月3日），《新四军文献》(1)，第463-464页。）。彭认为“豫皖苏地区广大”，“除地形条件稍差以外，其余各种条件均极便于开展游击”和“建立根据地”，“我军如有较大之武装活动于豫皖苏边开展，前途当不可限量”（注：《彭雪枫关于部队出动经过及发展豫皖苏边的建议致朱德等电》（1938年1月26日），《新四军文献》(1)，第472页。），中共中央据此开始重新估计华中发展形势。周恩来提议新成立的中共中央中原局“以靠近雪枫为宜”，并“把中心工作放到开展豫东、皖北游击战争”（注：《周恩来年谱》(1989-1949)，第426页。）。毛泽东也认为“在豫皖苏地区发展将来游击战争，创立根据地计划是很对的”，并考虑八路军从东面秘密转入华中接应彭雪枫，决定八路军第115师师部及其所属第343旅主力两个团“全部去山东、淮北为适宜”（注：《陈光罗荣桓率师部及陈光派主力去山东淮北为宜》（1938年11月25日），《毛泽东军事文集》(2)，第441页。）。1938年12月30日，他就此通知彭雪枫决调第115师“主力东向”，“拟分布豫胶济路南北、津浦路东西、陇海路南北”（注：《毛泽东、王稼祥关于刘少奇已去竹沟布置工作致彭雪枫等电》（1938年12月30日），《新四军文献》(1)，第475页。）。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也就要求新四军军部综合利用皖东地方协议的合法机会，以第四支队为基础到皖东建立共产党在华中的中心力量和根据地。1939年4月21日的指示称：“我应利用此机会来作发展的布置”，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应成为华中武装力量之领导中心”，仅有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主持江北指挥部还不够，“应有大将主持”，提议“或者项英同志来华中”，“或者调陈毅同志来华中主持指挥部”，同时华北八路军“准备一部在适当时机转移到华中”（注：《中央关于发展华中武装力量的指示》（1939年4月2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2)，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0-51页。）。4月2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再次来电明确提出“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的口号，并强调“不必把这任务秘密起来”，而应以此作为“目前我党我军在皖东的中心任务”（注：《中央关于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的指示》（1939年4月24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2)，第52页。）。
由于5月底斯大林已经改变对德政策，决意将战争祸水西引，共产国际指示要警惕“现在有新的慕尼黑协定和国民党反共投降的主要危险”（注：1939年5月3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共产国际新指示，见《毛泽东年谱》（中），第125页。）。毛泽东从6月上旬开始提出为提防国民党乃至蒋介石叛变投降，要在每省建立一个到几个根据地，保存精干，准备一切都要自力更生，必要时打游击战争，华中共产党人更要“从复杂的环境建立自己的根据地，以为全国长期抗战的枢纽地带”（注：《毛泽东关于形势和任务的报告》（1939年6月8日），转引自杨奎松《国民党走向皖南事变之经过》，《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4期；《反投降提纲》（1939年6月10日、13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6页。）。为此，华中共产党人需要从新的国际、国内战略目标出发重新看待敌后战略的部署和意义，他们要在大别山以西根本没有合法区域的鄂豫边建立根据地。中原局书记刘少奇6月19日发出新的指示，要求鄂中应城县各游击队“立即编为新四军”，“勿再迟延”；“目前鄂中党的中心任务，是在于最短期内，扩大与创立一支五千人以上的党可直接领导的新四军”，“只有完成这一中心任务，才能在目前及可能的长久摩擦之下，确立我党在鄂中之地位，才有可能应付各种事变”（注：《刘少奇朱理治关于扩大与巩固鄂中部队致陈少敏等电》（1939年6月19日），《新四军文献》(1)，第546页。）。此后共产党人在鄂中公开打出了新四军旗号，并会合豫南地方游击队，成立了以李先念为司令员的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开始了建立根据地的新行动。
共产党必欲仿照华北先例，分别在桂系大别山根据地东西地区实施独立自主的根据地发展计划，给已经在大别山站稳脚跟、并准备向第五战区，尤其安徽敌后各地全面渗透的桂系以极大的警觉，何况国民党中央已经因为华北共产党问题而于1939年初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决定“防共”、“限共”，随后又秘密颁发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密定“防制异党活动办法”》（1939年4月），《皖南事变资料选》编写组：《皖南事变资料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5-79页。），所以桂系从4月份开始对敌后共产党的态度发生明显变化。在安徽，廖磊开始向蒋介石状告第四支队的所谓种种不法行为（注：《安徽省政府主席廖磊呈报八路军新四军于宿县围攻村庄掠缴民枪电》（1939年5月10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五编（二），黎明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7年版，第406页。）；在鄂豫边，桂系解散了国共合作的“豫鄂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撤换了与共产党关系密切的信阳县县长，桂系正规军还吞并了共产党领导的应山县抗日自卫团第2大队杨威中队，并吃掉共产党发动和组织起来的拥有千余人枪的“平汉铁路工人破坏大队”，等等。
到7月初，桂系进一步受到刺激。因为中共中央自五月共产国际新指示以来，经过一个月的充分准备和部署，已经在党内全面贯彻了新的政策，至7月7日又以此为核心，向党外的社会各界发布了著名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1939年7月7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2)，第138-144页。）。“七七宣言”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和影响。桂系一方面同情共产党反对中途对日妥协及东方慕尼黑阴谋的主张，另一方面也认为这是“自西安事变以来，中共第一次较前强硬力”，桂系断定“这一宣言要国民党头”（注：《李克农关于广西方面对平江惨案、中共中央宣言的反映致何克全董必武并周恩来秦邦宪电》（1939年7月29日），《八路军新四军驻各地办事机构》(4)，解放军出版社1999版，第293页。）。
8月23日，廖磊向桂系领袖、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提出全面解决安徽境内共产党武装问题的新建议。李于27日转呈蒋介石称：“（一）查新四军彭雪枫部，在淮北扩大实力，不愿抗战，拟请电饬调归建制，在指定游击区内活动。（二）苏鲁豫游击支队彭鸣叶部，不但漫无限制扩编，抑且缴枪勒款，无所不为，拟请调宿箫，远出皖境，使归还易于指挥监督之地。（三）新四军拟成立第五支队，万恳不可批准，该部在江北者约万余之众，若再增加一支队，将更加不可收拾。（四）该军由江南连运大量弹药过江北补充，若补充完毕，恐不但不受指挥，将更扩充不已，拟请对该军械弹补充上，应予相当限制。”（注：《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呈报新四军彭雪枫部在淮北扩大势力不顾抗战请调归建制在指定游击区内活动电》（1939年8月27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五编（二），第166页。当时共产党在皖东北一带活动的游击力量主要有从豫南东进的彭雪枫部、当地发展起来的武装以及南下的八路军张爱萍部、彭明治部及八路军陇海路南进支队。他们的具体发展情况参见徐君华等编《新四军的组建与发展》（军事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相关章节。另外，新四军第五支队问题，是指共产党准备将最早进入皖东的第四支队第八团扩编为一个新的第五支队。）廖、李意见有两点：第一，皖东北（淮北）不是共产党游击区，那里的共产党游击队应“远出皖境”；第二，皖东虽是第四支队合法游击区，但是也要限制编制，并从军械弹药方面“予相当限制”。
接着，桂系开始在大别山根据地内部实施反共政策。9月1日，桂系驻鄂东一带的第172师两个团，配合鄂东国民党地方团队，以行动自由、违抗命令为借口，将由共产党湖北黄冈、浠水地方游击队改编成立的第21集团军独立游击第5大队“以匪论剿办”，第5大队“损失颇大”；共产党人被枪杀“百人以上”（注：《项英关于廖磊制造鄂东惨案情况致中共中央等电》（1939年10月9日），《新四军文献》(1)，第614页。）。随后鄂东专员程汝怀、湖北省政府代主席严立三呈请蒋介石取消第5大队番号并继续追剿其余部。蒋于13日分别致电何应钦、廖磊和严立三，批准取消了第5大队番号，“准予备案”，并要廖磊“派队协剿”（注：《严立三致蒋介石电》（1939年9月7日）、《严立三致蒋介石电》（1939年9月10日）、《蒋介石复严立三电》（1939年9月12日）、《蒋介石致廖磊电》（1939年9月13日）、《蒋介石致何应钦电》（1939年9月1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参考资料》(2)，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版，第254-255页。）。这就是鄂东惨案。
鄂东惨案促使蒋介石进一步思考华中共产党问题。他鉴于廖磊和李宗仁并未否定前次达成的皖东地方协议，就将皖东正式划定为所有华中共产党军队，包括皖东北、鄂中以及鄂东各地方游击队的游击区域。为此，他连续两电新四军军长叶挺，命令皖东北彭雪枫、鄂中李先念等部队迅速调至指定的“皖东防区”（注：《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坚持鄂东斗争的指示》（1939年9月17日），《新四军文献》(1)，第549页。）。中共中央对此并没有表示强烈的反对，只不过表示“在目前还不能依从国民党的要求”，而需要进一步“争取我军于将来不得已调动时的有利条件”（注：《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坚持鄂东斗争的指示》（1939年9月17日），《新四军文献》(1)，第549页。）。
但是，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蒋又放弃了此策略。多半因为桂系随后改变态度，翻悔否定皖东地方协议，转而想借助国民党中央的军政权威，要共产党全部远出皖境，蒋才不得不跟随桂系改变态度，于1939年9月17日下达新的“筱辰令一亨电”，称新四军“原属第三战区战斗序列，应在江南京芜村附近一带作战”，并命令叶挺“迅将该军在江北之部队速调江南作战”（注：《蒋介石致叶挺电》（1940年3月25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政治（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08页。蒋在该电中称“去年九月经以筱辰令一亨电令，迅将该军在江北部队速调江南作战”。“筱辰令一亨电”，“筱辰”即17日7时—9时，“令”即军令部，“一”即军令部—厅，“亨”即军令部一厅二处。）。9月20日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转发蒋电给皖南行署主任戴戟称：“奉委座筱辰令一亨电开：‘据李长官、严主席先后电称：新四军在京山、应城、安陆各县附近自由活动，诈抢勒款，宣传共产。等情。除令新四军在江北活动之部队撤回江南京、芜附近该地区境内担任作战，并电李长官、严主席取缔外，特电知照。’等因。除电叶军长遵办具报外，希知照。”（注：《顾祝同关于蒋介石电令新四军江北部队移至江南致戴戟电》（1939年9月20日），《新四军参考资料》(2)，第257页。京山、应城、安陆属于鄂中地区，行政上属于湖北省政府管辖，军事上受第五战区管辖。李长官、严主席分别是李宗仁和严立三，李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严为湖北省政府代主席。）
结合国民党的这两份电报，可以清楚地看出，蒋“筱辰令一亨电”已经极大地改变了几天前对共产党地方抗日游击队如湖北新四军的态度，不再要求其调集皖东，而是要求李宗仁和严立三予以“取缔”；另外对共产党正规军第四支队，蒋则根据桂系利益，按照最初谈判“暂归”第五战区指挥、而“原属第三战区战斗序列”的历史理由，动用中央权威否认了皖东地方协议，命令其悉数南调至第三战区内南京、芜湖一带对日作战。
取缔华中共产党地方游击队和南调新四军第四支队，是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防共”“限共”政策后，国民党中央首次正式提出自己的华中敌后共产党策略。从其目标来看，它实际上是内战期间国民党华中共产党策略的翻版，即必须从华中地区彻底驱逐或者消灭之。不过，其涉及的利益内容和策略手段却在抗战新形势下发生了较大变化。它是国民党的华中新利益，即抗战初期华中敌后利益，尤其是桂系华中敌后利益发展变化的结果。当桂系初入大别山，尚无力顾及皖东、皖东北等深远敌后时，只是要求第四支队从皖西、皖中向皖东撤退以远离大别山；而桂系一旦在大别山站稳脚跟，并开始向皖东等深远敌后地区进行渗透时，就借助于国民党中央的军政权威，翻悔否定了皖东地方协议，要求第四支队全部南调远出皖境。而对华中共产党地方游击队，国民党先也打算予以承认，随后又根据在华中的全面利益，决心予以取缔。不过，国民党并没有提出全面的实施计划，除了对共产党地方游击队继续其一贯的各个取缔和剿办策略外，对共产党正规军第四支队，则基于国共合作格局，希望其能够在一纸调令下主动南移。同时，南调命令的提出，也与1938年10月桂系留驻大别山，尤其1939年5月共产国际新指示之后，共产党华中敌后策略的变动相关。共产党在华中敌后采取的攻势策略，是国民党炮制南调命令和取缔策略的重要背景。
二、南调命令的实施
蒋介石不惮以统帅人格在不到一星期的时间内180度地改变华中共产党政策，多半也是企图利用桂系的积极态度，杜绝华中共产党根据地的出现，并进一步笼络桂系，加强国民党中央的统治。基于这种心态，蒋对南调命令的实施一度甚为积极。1939年11月8日他给军令部下达指示，再次要求对因为“擅自扩军”而在华中各地出现的共产党地方游击队，尤其对那些未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以命令饬知者，“着视匪伪即立予剿办，以遏乱萌”（注：《蒋介石密令对新四军视同“匪伪”“立予剿办”》（1939年11月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新四军参考资料》(2)，第262页。）。对新四军正规军，蒋则在一周以后即15日再电安徽当局敦促执行南调。不过安徽当局在未获悉桂系领袖的具体布置前，只是顺手推舟将任务推给了蒋，他们在18日、20日两次电蒋称“新四军第四支队，现尚未有一兵一卒开回江南”，“尚乞明令遵照钧令开过江南，归还建制为祷”（注：《第四十八军张义纯呈蒋委员长报告桐城第二游击大队第六、七、八中队受新四军煽惑叛变电》（1939年11月18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五编（三），第29页；《第二十一集团军副总司令张义纯呈蒋委员长以新四军第四支队迄未遵令开回江南且有第一、三支队等部由江南开来皖北等情电》（1939年11月20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五编（二），第492页。）。蒋只得再次以“明令”通知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实施南调。11月22日，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已经收到“令我江北部队开赴江南”的明令电报（注：《赖传珠日记》，1939年11月22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83页。）。
对于蒋的急切情绪，桂系并不以为然。至迟12月7日白崇禧已经直接致电新四军江北指挥部，表示要“以和平方法”压迫江北新四军过江（注：《赖传珠日记》，1939年12月7日，第184-185页。）。桂系希望以和平方法温和执行南调命令，主要基于两点原因：第一，当时日军和国民党中央军都同时打进了广西，南宁争夺战使桂系老巢受到严重打击，出于避免两面作战的考虑，他们并不希望再与共产党新四军在安徽发生直接的军事对抗；第二，1939年10月23日廖磊突然病逝后，安徽政局跌宕，尽管国民党中央很快任命李品仙为安徽省政府主席（注：《国防最高委员会第十九次常务会议记录》（1939年11月9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务会议记录》第1册，近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第628页。），但是李品仙直到1940年1月才到任。在皖省政局还未稳定之前，桂系无意按照蒋令立即动手。事实上在1939年11月份和12月份，安徽当局并未采取任何实际措施强迫新四军南调。
在桂系温和南调的这两个月时间里，鄂中、豫南共产党游击队配合国民党军队对日军的冬季攻势，收复“钟祥、仙桃镇及信阳东侧之谭河镇、黄龙寺等处”，“在安陆、云梦、孝感、应城等地已获得政权，建立根据地”，“给养完全解决”，部队人数“已达九千人”，并开始转入对敌后国民党顽固武装的反攻，“准备争取礼山县，南下大悟山，建立根据地”（注：《刘少奇、张云逸、徐海东、邓子恢关于李先念部近况致中共中央书记处并项英电》（1940年1月3日），《新四军文献》(1)，第557页。）。皖东方面，已经到达皖东的中原局书记刘少奇经过反复考虑，最终认为在桂系温和南调的情况下，共产党在皖东仍然可以“求得生根与巩固”（注：转引自姚勇：《发展苏北战略方针的提出及其实现》，《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4期。）。
李品仙于1940年1月初就任省政府主席后，并非一开始就拿共产党是问，他首先向与国民党中央和共产党关系都比较密切的皖东北专员盛子瑾开刀。李一到任，就以省政府名义将盛子瑾调离皖东北，同时派马馨亭赴泗县接事。盛子瑾与皖东北一带共产党张爱萍部联合武力对抗李品仙的调令，结果张爱萍部等将马馨亭赶出了皖东北。李在援军不能及时赶到的情况下，除了“请令江苏省政府派队协剿”（注：《第五战区副长官兼省政府主席李品仙呈蒋委员长报告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兼第五战区第十四游击纵队司令盛子瑾勾结八路军叛变电》（1940年2月13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五编（三），第31页；《李宗仁报告袭击皖东等地区新四军电》（1940年2月16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政治（二），第277页。）外，就只能向李宗仁倾诉说“皖东北今日局势已非个人问题，而为一极严重之党派问题”（注：《李宗仁报告皖东等地区新四军电》（1940年2月24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政治（二），第277页；《李宗仁报告袭击皖东等地新四军电》（1940年2月25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政治（二），第278页。）。中共中央中原局也明令指示“不必与任何人商定所谓共同纲领”，“应完全依照我党历来的主张，独立的去进行”，“决不要帮助盛子瑾扩大武力”，“对于任何阻碍我们发展的东西，有理有利的条件下须坚决克服之”（注：《中共中央中原局关于建立苏北、皖东北根据地的指示》（1940年2月7日），《淮北抗日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2-33页。）。在国共双方的压力和排斥下，盛子瑾被迫离开泗县。共产党人由此完全控制皖东北敌后地区，巩固地建立起八路军从东面秘密南下华中的前沿阵地。
李品仙在皖东北反盛不成，反而便利了共产党在这一地区的活动。而在皖东，他在桂系领袖未有明确武力计划之前，也没有拿出更加牢靠的办法来，只能通过政治的、地方的力量向皖东逐步渗透，即一方面频频向国民党蒋介石状告新四军的所谓种种劣迹和罪行，以求得到国民党中央的重视（注：《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呈报新四军强缴盱属牛塔集警备团队枪支电》（1940年2月2日）、《安徽省政府主席李品仙呈报新四军乘我与江浦敌伪激战时围同滁县县府电》（1940年2月29日）、《安徽省政府主席李品仙呈报皖东共军强缴滁县全椒常备队枪械电》（1940年3月1日）、《安徽省政府主席李品仙呈报新四军强缴嘉山县后备队枪械电》（1940年3月3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五编（二），第409-411页。），另一方面从政治上“撤换所有进步县长”，据共产党人得到的情报称，“无为、合肥、寿县、舒（城）县、亳州诸县长均在内”（注：《刘少奇关于国民党顽固派捕杀我人员情况致中共中央电》（1940年3月4日），《新四军文献》(1)，第417页。）。
不过，既然皖省当局已经在政治上明确鼓动“防共”、“限共”，安徽各县国民党人势必闻风而动，各种针对共产党和新四军的逮捕、暗杀、缴械行为也就频繁出现。到3月初，皖东国民党地方团队5000余人发动了自抗战以来华中最大的武装摩擦行动。皖东专员李本一等统兵三路，袭击位于皖东定远大桥地区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共产党人坚持“绝不向进攻我之顽固势力让步”的原则，决心不仅仅要“给予坚决回击”，而且要“消灭主力及李本一部”，并且“借此肃清皖东顽固武装”，“建立政权”（注：《刘少奇与张云逸郑位三致中共中央书记处并项英彭雪枫电》（1940年2月27日），刘崇文主编：《刘少奇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版，第273页。）。经过一个星期的战斗，皖东国民党地方团队被歼灭2500余人，新四军则进一步攻占了定远县城。
共产党人自1939年6月以来一直在华中取攻势策略，自1940年3月皖东地方摩擦出现之后，中共中央更于3月5日明确表示，对于“蒋令四、五支队南开”一事，“应一概置之不理”，“必要时需回他几个电报，声明确难执行”，或“提出新的问题要求他答复。例如现在可以江南、皖南地区狭小不利回旋为理由，请蒋准予抽出数千人北开皖东即是一例”（注：《中共中央关于在反摩擦斗争中应采取攻势防御战术的指示》（1940年3月5日），中央档案馆编：《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53-54页。）。接着，新四军军长叶挺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于3月18日明确电告蒋介石，说明碍难执行南调命令，甚至要求再抽部队由皖南北调（注：叶挺此电即“巧巳禧电”，见《蒋介石致叶挺电》（1940年3月25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政治（二），第308页。）。
鉴于桂系温和南调以来，共产党在鄂中和皖东迅速发展，并在皖东北牢固建立起八路军秘密南下的前沿阵地，桂系地方部队在皖东进剿也遭到失败，尤其共产党新四军还正式明确表态反对南调，国民党中央很快开始密切关注华中问题，军令部考虑动用正规军执行南调命令，并于3月22日制定了一个以肃清华中地区新四军力量为目的的《剿灭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东段以南附近地区非法活动之异党指导方案》。该方案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旨在说明此一计划的方针，即要“将该地区内非法活动之异党，压迫于大江以南或相机剿灭之，务须截断新四军与十八集团军南北之连系”。第二部分则是具体部署，准备动用正规军如“第二十一集团军须派出有力之一部（至少一个师）及地方游击团队”、“第九十二军（附何柱国骑兵一师及该地区内之地方团队）”和“第八十九军以一部”以“驱逐”新四军。第三部分规定了行动的时间，即“将进剿之步骤区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期：预期于五月中旬完成”，“第二期：预期于六月中旬完成”。
对此，前次态度甚为积极的蒋介石，此次又似乎颇为谨慎。对军令部计划的第一部分，蒋批示称：“此用正式作战大规模进剿办法必难奏效，应以政治工作为主，再配属正规军特种训练多数之小部队，须纪律最严明，政治知识最充实之官兵编组之。如此进剿，方能奏效也。”对第二部分，蒋则认为“此项恐不能实施。在淮河以北地区，如用正规军与之斗争不能奏效或反吃亏”。对第三部分，蒋态度是：“此种进剿不可用是期计划，只要侦察准备时间充分，若一开始动作，最多不能半月，必须用最迅速移动与之一网打尽。如果半月时间未能奏效，则可暂时向安全地区集中，作第二次进剿办法，方为妥当。如果正规军在向淮河以北地区防剿至半月以上，即使伪军不能阻碍我行动，而倭寇亦将乘机来攻也。”（注：《国民政府军令部指定反共指导方案及蒋介石批》（1940年3月22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政治（二），第263-265页。）
蒋介石的批语显示他并不想动用正规军直接“剿共”，而是希望以“小部队”进行游击战压迫新四军过江。此后蒋于3月25日再次电令新四军军长叶挺“将江北部队全数移至江南服行作战任务，不得故意延宕”；28日蒋又分别命令安徽省政府主席李品仙和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执行南调命令。只不过鉴于此前李品仙等所属地方部队进剿失败，蒋的态度显然不像军令部那样充满信心。那就是，用武力迫使新四军南调，必须“以政治工作为主，并侧重截断南北伪军之连系”，尤其不宜用正规军进剿，只能以“小部队”的形式进行。因为必须警惕日本人会乘机进攻，故“如果半月时间未能奏效，则可暂时向安全地区集中”（注：《蒋介石致李品仙电》（1940年3月28日）、《蒋介石致韩德勤电》（1940年3月28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政治（二），第266-268页。）。
军令部的正规军武力计划，不仅遭到蒋介石的限制，也没有得到桂系的全面支持。正当国民党中央紧张筹备、重新布置南调的时候，桂系内部发生意见分歧。李宗仁继续支持南调命令，倾向军令部的部署。他于3月26日电蒋催促实施南调，称：“新四军皖北部队在高敬亭统率时期不过千余人，殆因政府对其宽容，遂逞其野心到处勒缴袭击地方自卫武力，破坏行政系统，一年以来扩充势力达数万众，近更公然暴动，企图夺取政权，养痈遗患，隐扰日深，拟请钧座严令该党必须恪遵前令，速开江南岸不得再藉词违抗命令，以维政府威信”（注：《李宗仁报告袭击皖东等地新四军电》（1940年3月26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政治（二），第278页。）。而白崇禧则不希望在广西、安徽与日军开战的同时，再以正规军与新四军发生正面冲突。早在军令部制定新方案后两天，他即向军令部部长徐永昌提出新的建议，“颇主张新四军往河北使与八路军合”。4月16日白又上书蒋介石，要求“令新四军编入十八集团军战斗序列”，“在漳河以北之地带，划定第十八集团军作战区域”（注：《副参谋总长白崇禧上书蒋委员长请于漳河以北划定第十八集团军作战区域之建议》（1940年4月16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五编（四），第224页。）。19日，白再次提出“新四军开河北与十八集团军合并”。至此，蒋介石被迫同意“渐次推行”（注：《徐永昌日记》第5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第311页。）北调方案，并试图以此为基础向周恩来等提出进行新的谈判（注：《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40年4月4日），《豫鄂边抗日根据地》，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74页；《发展和巩固华中根据地的部署及策略》（1940年4月5日），《毛泽东军事文集》(2)，第542-543页，此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2)所标时间为1940年5月5日，第386页。）。得悉蒋的态度后，军令部于4月21日不得不重新拟定新的建议方案，表示以北调“为利”（注：《皖南事变资料选》编写组：《皖南事变资料选》，第101页。）。
这样一方面因为广西老巢危险，桂系内部发生分歧，另一方面因为蒋明确命令以“小部队”相限制，并有意以北调方案与共产党进行新的谈判，所以桂系正规军到底没有立即大规模出动皖东，李品仙在安徽除了向蒋请求“速示对策”外（注：《安徽省政府主席李品仙呈蒋委员长报告新四军在皖东非法行动电》（1940年4月3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五编（二），第493页。），只是为对付日军进攻寿县而一度向东增援。即便如此，这也引起皖东新四军的极大怀疑，以为“寿县之顽军，可能进攻定远”（注：《赖传珠日记》，1940年4月14日，第211页。）。但是4月13日寿县失守后，至17日津浦路西“桂军向西撤退”，“吴山庙、下塘集桂军全部撤至六安方向”（注：《赖传珠日记》，1940年4月18日，第212页。）。当时桂系严格执行蒋令，正规军仅有以营为单位的“小部队”配合地方保安团向皖中一带实施游击清剿（注：《赖传珠日记》，1940年4月15日、22日，第211、213页。）。尤其在八路军发言人表示“决不会坐视旁观”的形势面前（注：《赖传珠日记》，1940年5月9日，第217页。），李品仙已经向新四军“提出皖东问题的谈判”（注：《刘少奇致电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电》（1940年5月8日），《刘少奇年谱》上卷，第285页。），白崇禧也表示安徽境内“已被新四军占领区域，亦暂不争夺，静待中央合理解决”（注：《李涛关于白崇禧为保持广西召开高干会议的情况致叶剑英并中共中央电》（1940年6月6日），《八路军新四军驻各地办事机构》(4)，第313页。）。国民党的南调命令实际上不了了之。南调命令的实施过程及结果表明，由于抗战的新形势，国民党对在失去大举“剿共”手段之后的新的策略选择和反共部署，其实并没有多少及时而深入的考虑，尤其对共产党自1939年6月以来的突然攻势行动，显然缺乏足够的心理和策略准备。
三、南调命令的影响
新四军1938年初成立时，由四个支队组成，长江以北地区是第四支队，暂归第五战区指挥，长江以南地区是第一、第二、第三支队，当时在皖南岩寺一带集中编组成立，属于第三战区指挥。毛泽东认为后三个支队最有利的作战地区“还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注：《茅山山脉利于新四军发展》（1938年2月15日），《毛泽东军事文集》(2)，第156页。），蒋介石也要求新四军务必“出南陵，依大茅山脉向芜（湖）、宣（城）”（注：《项英关于蒋介石令我部开经南陵去茅山是否可行致毛泽东等电》（1938年3月18日），《新四军文献》(1)，第213页。）方向袭击日军。随后第三战区总司令长官顾祝同具体划定了新四军的游击区域，即“由岩寺经泾县推进至南陵附近，尔后即向当涂、溧水、天王寺、丹阳、镇江、南京一带地区从事游击”（注：《顾祝同关于新四军集中整训即将挺进敌后致蒋介石电》（1938年4月17日），《新四军参考资料》(2)，第56页。）。这是因为当时皖南尚未出现敌后地区，顾祝同要求新四军第一、第二、第三支队全部出动到苏南方向去。
但是新四军军部并不打算三个支队全部出动到苏南敌后。新四军领导人继续内战时期的南方游击战略，以坚持南方战略支点考虑问题，先是计划第三支队“以一营”的力量配合新四军军部位置于南陵至泾县间山地发展根据地，并且准备在适当时机南下“争取天目山脉和仙霞山脉”（注：《项英关于第一、二、三支队部署与任务致毛泽东等电》（1938年6月15日），《新四军文献》(1)，第220页。），随后进一步决定第三支队全部留在皖南待机，即除了第一、第二支队主力全部出动外，“其余暂留此地帮助建立根据地”，新四军政委项英甚至设想如果日军进攻动作快，第二支队尚未出动的两个营恐怕也要“留此间”（注：《项英关于第一、二支队进入敌后的行动原则致陈毅信》（1938年6月23日），《新四军文献》(1)，第234-235页。）。新四军这种依托军部在南陵与泾县间山地发展根据地的坚持南方策略，到1938年秋中共中央为发展华中而分别成立中原局和东南局，并确定东南局的发展战略为“向北发展”以后，最终于1939年初与中共中央的华中战略融合成为“巩固江南，发展江北，向东作战”的全面战略方针（注：这个完整提法只见事后的重提，如《中共中央南方局关于新四军的发展方针致中共中央电》（1939年10月），《新四军文献》(1)，第131页。中共中央书记处后来在给新四军的指示中提到，“新四军向北发展的方针，六中全会早已共同确定，后来周恩来到新四军时又商得‘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一致意见”。见（中共中央书记处对新四军发展方针的指示》（1940年1月19日），《新四军文献）(1)，第141页。）。
1938年9月底，在日军从安徽广德、芜湖、湾沚一线向皖南内地进攻的情况下，第三战区国民党人也要求新四军留下部分队伍在皖南抗战，担任“青弋江至父子岭之守备任务”（注：《赖传珠日记》，1938年9月28日、29日，第135-136页。）。新四军军部按照计划派第三支队接防。此后中日战争在皖南腹地展开，铜陵、繁昌于1938年冬相继失守，第三战区又要求新四军第三支队进入铜陵、繁昌一带担任攻城与守备作战。第三支队并没有按照新四军军部的要求帮助建立根据地，而是按照国民党第三战区的要求，在皖南背靠国民党后方对日军进行阵地防御战和攻城守备战。而国民党军队也在同一阵地并肩战斗，双方之间不涉及敌后资源的争夺以及由此产生的生存矛盾，所以新四军在皖南的战斗部队与国民党军队之间，并没有积累起不可调和的政治、军事矛盾。直到1940年夏国民党要求皖南新四军悉数北调，否定其在皖南前线继续进行阵地防御和攻城守备的作战任务，第三支队才成为皖南事变发生的因素之一。
事实上，军事矛盾首先出现在第三战区国民党军队与新四军军部和苏南新四军之间。因为江南是国民党要“誓死必争”（注：周恩来：《目前形势和新四军的任务》（1939年3月），《新四军文献》(1)，第121页。）的战略要害地区，他们决难容忍新四军军部以根据地计划来坚持江南，最终难免会采用其内战时期惯用的军事“剿共”手段。而更加重要的是，1939年秋国民党提出南调命令以后，江北新四军南调的直接目的地在南京芜湖一带的苏南地区，这些势必引起第三战区的相关军事部署，尤其因为1940年春蒋介石已经有条件地批准了在必要时不惜使用“小部队”执行逼迫新四军南调命令的作法，第三战区更要作出相关响应。在1940年3月25日蒋介石电令新四军军长叶挺“将江北部队全数移至江南服行作战任务，不得故意延宕”并批复了军令部《剿灭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东段以南附近地区非法活动之异党指导方案》之后，第三战区已经依据蒋令做出部署：“（一）第五二师应抽集控置至少两个团兵力，准备对付该军主力，以捣毁扑灭其泾县附近根据地为主目的……（二）第一四四师必要时由绩溪进驻旌德，预密为制裁之准备；（三）电冷副总指挥及另派员，确探其是否遵命南渡，并设法牵制其北渡或向南陵方面转移。上三项除饬遵照妥密准备外，必要时拟断然予以制裁，以遏乱萌。”（注：转引自刘岳化、尤亮：从《国民党文电看皖南事变真相》，《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4期。）
顾祝同的这个电报是目前可以见到的第三战区有意对皖南新四军采取军事行动的最早的文件。但对该电仍应有所分析，而不能简单地认定国民党在1940年春就阴谋消灭皖南新四军了。这是因为，该电首先是顾祝同为响应蒋令而做出的一种表态，因而才会有仅以两个团左右的兵力对付皖南新四军军部直属队主力，包括可能从前线返回作战的相当于一个旅的第三支队的设想，且提出的军事行动也仅止于捣毁皖南新四军军部的“泾县附近根据地”；其次，《剿灭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东段以南附近地区非法活动之异党指导方案》所针对的主要是江北新四军，而其南调目的地在苏南，因此顾祝同主要是要位于苏南的第三战区第二游击区副总指挥冷欣打探江北新四军是否遵命南渡，监督并设法牵制当地新四军不会北渡或向南陵方面转移到军部地区。而这也是和军令部方案中对第三战区的要求，即“对于渡江南窜，自由行动之异党，须严密监视并预作有效之处置”的要求相一致的（注：《国民政府军令部制定反共指导方案及蒋介石批》（1940年3月22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政治（二），第264页。）。故蒋介石于4月5日批准了顾祝同的这一部署，要顾“切实督令遵照，并将实施情形续报”（注：转引自刘岳化、尤亮：从《国民党文电看皖南事变真相》，《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4期。）。1940年夏天以前，这也是国民党内部对解决新四军问题的基本方针，即为了实现“截断南北伪军之联系”的目标，在江北使用“小部队”压迫新四军第四支队南调，在江南则以武力监督新四军军部及苏南新四军不至违反命令自由行动，甚至于进一步北移，以此来实现迫使新四军整个离开华中地区的战略目的。
不过，在国共实力对比中处于绝对弱势地位的共产党人，对国民党有限部署南调的活动高度敏感和警觉。毛泽东在4月3日特电东南局书记兼新四军政委项英：“党内干部是否已有应付某方可能袭击的精神上充分准备？”“军部及皖南部队被某方袭击时是否有冲出包围避免重大损失的办法？其办法以向南打游击为有利，还是以向东会合陈毅为有利？”在国民党实施南调的情况下“渡江向北是否已绝对不可能？”（注：《毛泽东询问皖南部队是否已作好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致项英电》（1940年4月3日），《新四军文献》(1)，第152页。）项英复电表示“党内准备，半年前已进行”，但是“准备程度差”；“对袭击已有相当准备，可能冲出”，但是“损失不可避免”；具体办法是“当受袭击时，要争取与三支队（铜陵、繁昌）会合”，至于向南、向东、渡江都不可取，因为“向南为黄山、天目山，纯石山，人少粮缺”；向东则第三战区“已有布置，须冲破两道封锁”，而且苏南“处于敌友夹击，地区狭小”，“只有在广德、宁国一带坚持继续战斗”；“渡江，绝对不可能，敌在长江封锁更严，江北桂军已经密布江边。”（注：《项英关于皖南部队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情况致毛泽东电》（1940年4月9日），《新四军文献》(1)，第153页。）
但事实上皖南军事矛盾并非如此严重。顾祝同考虑到矛盾并非因为当地战斗部队直接引起，而且并非不可调和，所以还是希望以和平方式解决。他在进行军事部署时，还与新四军军部进行谈判，而新四军军部为避免发生冲突出现损失，当然也同意谈判。1940年4月中旬皖南地方谈判开始，第三战区坚持南调命令必须执行，江北部队一定要南移，“如交通困难，可逐渐以小部队分批南调，不限时日”，同时鉴于今后第三战区作战重心在苏南与浙西的形势估计，“新四军皖南兵力过多，宜向苏南增移，以加强敌后及作战布置”。作为以上要求的交换条件，第三战区答应“苏南地区可酌量扩大”，新四军军部可以郎溪为后方交通线，并保证实施南调后的新四军各支队再“不分割建制和指挥”（注：转引自杨奎松：《失去的机会——战时国共谈判实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1-103页。）。
新四军军部虽然反对国民党要求皖东第四支队南调的命令，但是为缓和矛盾，主张此前从苏南北渡到苏北沿江一带活动的原以叶飞任团长的新四军第六团和以张道庸（陶勇）任副团长的第四团一部（注：1939年11月，叶飞任团长的新四军第六团与丹阳共产党人管文蔚领导的地方游击队合编为新四军挺进纵队，旋即北渡长江，活动于泰州、扬州地区。张道庸，又名陶勇，新四军第四团副团长，1939年11月率领第四团主力以苏皖支队名义北渡长江，活动于扬州、仪征、六合、天长地区。）南调应付局面。由于叶、张两团是从苏南突破国民党限制渡江进入华中地区的，因而第三战区对这部分共产党军队的南调要求比第五战区对皖东第四支队更加坚决。项英就此连续发出六份电报给中共中央请求叶部和张部南调（注：项英电报要点如下：“在某种情况下，对叶飞部队可允设法南调”（4月10日）；为避免冲突，“目前可允江北部队南调”（4月14日）；“我主张将近调江北之叶张两团全部急返江南，以应大事变”（4月16日）；“为便于争取苏北，在江南、皖南加强力量有大作用”，“叶部再坚请南调回江南”（4月20日）；“叶张南调，一方既以缓和战区之压迫，一方即以增强反击力量”，故“再度坚决要求叶张两团南调”（4月22日），转自徐君华主编：《新四军的组建与发展》，军事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87页。）。苏南新四军领导人陈毅、粟裕等也极力支持项英的主张。陈、粟于4月21日联名致电中共中央表示“坚持江南对整个南方发展有很大的意义，我们历来同意（新四军）军分委之主张”，“我们坚主叶张两部回江南”，而留彭雪枫、李先念等部配合八路军“即可能解决华中”，尤其是国民党要江北部队南调，“宜南调一部敷衍他”，并可让新四军“占得集中”（注：《陈毅、粟裕、罗忠毅、邓振询建议皖南部队东移苏南致中共中央电》（1940年4月21日），《新四军文献》(1)，第157页。）。
事实上，共产党上下对坚持江南战略都抱有一贯的情感和兴趣，尤其自1939年6月以来共产党一直在强调国民党投降阴谋的危险性，这使得他们对坚持和发展江南据点长期抱有希望，因而即便中央军委和中共中央1940年4月18日、20日连续两电以严厉口吻反对南调，表示“现在和将来，全部或一部均不能南调”，并从组织上决定“叶、张两团及苏北全部暂归中原局指挥，部队调动应当依照中央的电令”（注：《中央军委致项英电》（1940年4月18日），（毛泽东年谱》（中），第186页；《中央关于蒋顾阴谋及拒绝四、五支队南调给项英、刘少奇的指示》（1940年4月2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2)，第368页。），甚至于4月22日通知项英终止谈判（注：《中央书记处致电项英》（1940年4月22日），转自邵英子：《刘少奇在华中》，《江淮文史》1995年第4期。），但是中共中央最终还是于26日表示新四军江北部队“可酌抽一部加强苏南”（注：《中共中央关于苏北、皖南军事部署的指示》（1940年4月26日），中央档案馆编：《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56-57页。）。在这种情况下，新四军军部在与第三战区的谈判中，就以初步协议的形式，答应在苏北已经与叶飞部合编成新四军挺进纵队的原由苏南地方游击队发展起来的管文蔚部遵命南调，对叶飞团和张道庸团，以及第四支队、包括由共产党自己决定从第四支队第八团扩编成的第五支队南调问题，“不作决定，呈报蒋（介石）请示办法”（注：转引自杨奎松：《失去的机会——战时国共谈判实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3页。）。
不过，共产党此前以坚持江南为核心目标的东南局敌后战略，经此南调与反南调的冲击，事实上还是出现了较大的裂痕和危机。东南局书记项英就认为不论国民党投降与否，“皖南在任何情况下非独立行动坚持江南不可”，为此甚至可以使“皖南与江南组成两个独立作战单位”（注：《项英就军分会与东南局联系会议致中央电》（1940年1月14日），南北、董之曦：《皖南事变纵横谈》，元世炯、杨立平主编：《纪念“皖南事变”50周年专辑》，同济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37页；刘树发主编：《陈毅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3页。）。他强调即便在皖南与国民党发生摩擦，新四军军部也要争取到铜陵、繁昌地区与第三支队会合继续坚持。而东南局委员、苏南新四军领导人陈毅则认为皖南虽然是山地，“地形好，为向苏浙赣发展战略要点”，但是“目前坚持力量不够，应先放弃皖南，集中全力发展苏南，直到海边”，因为“苏南为解决人、枪、款良好地区”，而“集中力量充分发展苏南后，再向南可取苏浙皖边区之广大根据地，皖南仍落我手”，尤其国民党“亦希望我们让出皖南，完全迫使我军进入平原”，“我们应将计就计，以退为进”（注：《陈毅、粟裕、罗忠毅、邓振询建议皖南部队东移苏南致中共中央电》（1940年4月21日），《新四军文献》(1)，第157页。）。
中共中央支持陈毅坚持苏南的主张，不反对新四军军部按照国民党的要求东移苏南，还表示江北部队可酌抽一部加强苏南。所以皖南谈判达成的初步协议中就包括“军部先率两个团移苏南，直属队陆续转移，开发费2万元”的规定，第三战区也同意酌量将苏南新四军的游击区增大为“镇江、丁庄铺、延龄至郎溪及溧水至南漪湖之大茅山两侧地区”（注：转引自杨奎松：《失去的机会——战时国共谈判实录》，第101-103页。此前苏南新四军游击区多有变动，这次所谓游击区的扩大主要体现在溧水——武进公路以南、郎溪及南漪湖以北地区。）。随后中共中央于4月26日电催新四军军部“以速移苏南为宜”（注：《中共中央关于苏北、皖南军事部署的指示》（1940年4月26日），《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57页。）。陈毅在28日也再电中共中央表示“目前主要发展方向是苏南”（注：《陈毅关于皖南、苏南新四军合并的意见致毛泽东、王稼祥》（1940年4月28日），《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57页。）。不过，中共中央还是提醒项英在军部后方机关及皖南主力移苏南时，“注意皖南力量不要太弱，并须设置轻便指挥机关，以便坚持皖南阵地并发展之”（注：《中共中央关于新四军各支队发展方向与任务给项英、陈毅的指示》（1940年5月4日），《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58页。）。
为乘此机会彻底消除东南局对皖南山地的军事依恋，完成此次东南敌后战略部署的调整，中共中央发出了那份严厉的“五四指示”，批评东南局书记项英没有全面实施1939年6月以来在斗争中提防国民党投降的攻势策略，没有更早地主动撇开皖南山地，集中力量到相对较远的苏南敌后谋求巩固，并向“西起南京，东至海边，南至杭州，北至徐州”的区域内独立自主地扩大军队，建立政权（注：《放手发动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1940年5月4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712页。）。结果引发项英5月9日、12日连续两电辞职和申辩，项“自信在方策和路线上未有与中央相差之处”，而中央指示“已充分包含方策与路线问题”，故“非改变领导不可”。中共中央于23日复电肯定“不是路线错误，而是抗日战争与统一战线中某些个别策略问题错误”，而项“应该继续担任东南局及军分会书记之责”。这实际上否定了此前对项的指责，也等于否定了对东南战略进行调整的必要。
事实上，中共中央改变态度的时间，正值国际形势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希特勒德军5月10日发动对西线的进攻，欧洲战局急转直下。共产党人担心日本因此更加嚣张而国人更加悲观，所以加重了1939年6月以来对国民党投降危险性的估计。《新华日报》在12日发表社论称：“在交战国更拼命地图将各国卷入战争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更警惕，更谨慎，也就更需要坚持团结抗战的国策。”（注：新华日报社论：《德军闪击荷比》，《新华日报》1940年5月12日。）中共中央在23日给项英的同一份电报中，也表示“现当时局严重转变关头，全党同志应当团结一致”，进而“中央号召东南局及新四军全体同志在项英同志领导下，亲密团结起来，为执行中央路线，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而奋斗”（注：《中共中央关于项英错误的性质及东南局军分会仍由项英领导的指示》（1940年5月23日），《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65-66页。）。既然国民党投降危险加大了，在投降事变的预想下，皖南阵地就有着突出的独立坚持抗战的战略意义，中共中央因此中止了调整东南敌后战略的努力。但是此前出现的战略裂痕，却并未得到弥合，危机继续存在，直至皖南事变后东南局合并进中原局成为新的华中局。
而国民党第三战区在第四支队南调这个根本问题解决之前，也不可能真正落实扩大苏南新四军游击区域的初步协议，加上这时候日军再次分路进攻皖南，并攻陷南陵，向青阳、太平等皖南敌后进攻，皖南国共“摩擦较前缓和了些”（注：《赖传珠日记》，1940年4月26日、29日，第214、215页。）。由于苏南、皖南多方面原因，直至6月上旬第三战区“尚未明令发表”新四军军部东移通知（注：《陈毅致巫兰溪书》（1940年6月11日），《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选1937-1940》第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01页。）。新四军方面则担心“如自行移动”，很可能被第三战区“借词进攻”，故“军部移动已停滞”，“目前只有作待机移动”（注：《项英关于军部东移停滞致中共中央电》（1940年6月12日），《新四军文献》(1)，第171页。）。此后，第三战区以军事部署监视新四军军部并相机破坏其建立的根据地的状态继续存留下来。围绕南调与反南调，皖南国共之间不可避免地开始积累矛盾和危机，直至事变爆发。
（本文的写作，得益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奎松先生所指引的研究视角。）
标签：抗日战争论文; 1939年论文; 皖南事变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历史论文; 游击队论文;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论文; 新四军论文; 彭雪枫论文; 毛泽东年谱论文; 八路军论文; 周恩来年谱论文; 国民党论文; 大别山论文; 太平洋战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