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建设中的乡村治理机制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新农村论文,乡村论文,机制论文,建设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320.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594(2006)04-0073-03
一、乡村治理的理论与现实
在20世纪80年代，为了破解联产承包责任制下乡村治理困境，学者们提出了村民自治理论。在村民自治的实践过程中，各地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取得了不少成果，如“海选”“预选”“组织公开竞选”“设立秘密划票间”“财务公开”等措施，不断完善了村民自治，为中国社会的民主化积累了一些有益的经验，启蒙与教育了农民，培养了农民的民主意识。但我们也应看到，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突出的问题，直接影响到新农村建设的实施。
一是村民自治在某些地区重形式，轻实质，政府权力依然介入过多、过大。一些地区官员的思想依然比较保守，另一些地区领导则担心村民自治会导致乡村失控，还有些领导担心村民自治会导致自己权力受损，从而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不愿意放权。这些地方的村民自治要么走走形式，要么内部指定，离真正的村民自治还相差很远。
二是投票的积极性不高。在某些地区，村民投票的积极性不高，参与意识不强，有些村民是由于在长期的集权体制下已失去了权力意识，搞不清自己手中选票的意义；有的村民是对村民自治将信将疑，认为是走过场，因而积极性不高；还有的村民认为自己的一票对结果并无太大的影响，存在着搭便车心理。当然，产生这种情况也与当地集体经济的没落和当地的精英大量流失有关。
三是存在一些干扰因素，如贿选，家族势力和恶势力干扰。在一些地区，由于村民自治制度还不完善，被一些人钻了空子。造成村民自治名不副实。
四是在某些地区造成激烈的权力斗争，导致行政瘫痪。这种情况产生的原因较多，有两委之间的矛盾，有村庄内部缺乏高大威猛精英导致的各琐屑精英之间的相互争夺，有各小宗族之间的权力之争。
五是忽视制度与当地资源的契合，造成乡村治理的困难。由于中国缺乏乡村自治的直接经验，村民自治理论主要来自西方，把与中国国情差距巨大的西方村民自治经验直接移植到中国，必然会产生水土不服。由于忽视本土社会资源与国外社会资源的巨大差异性，盲目地照抄照搬国外的经验，导致了中国村民自治的困境。
二、乡村治理的模式及其形成机理
在考虑一个地区的村民自治制度设计时，我们必须认真考虑本地的社会资源，这样设计的制度才有可能取得预期效果。在长期的村民自治实践过程中，我们认为制度设计应着重考虑五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当地政府权力的影响力；二是当地传统社会资源保留状况；三是当地的经济状况；四是当地的区位；五是区域文化的影响。
依据不同地区五个因素的差异对乡村治理的影响，我们把全国乡村治理状况大致划分为六种类型，即温州模式、孝感模式、泰和模式、金村模式、如皋模式和阜阳模式，不同模式有不同的社会特点，村民治理取得了不同的效果，也存在着不同的问题。
温州模式。温州郊区的农村政府权力影响较小，一方面是因为长期偏处海滨，缺乏经济政治上的重要性，中央政府或鞭长莫及或过于忽视；另一方面是温州为中国私营经济的发源地，民间力量强大，政府干预力度一直较小，对村民自治的阻力也就较小。当地的传统社会关系的主导地位已让位于以契约、利益为基础的现代社会关系，从而有利于现代民主的产生。温州地处沿海，经济发达，海外关系广泛，当地郊区居民向国内其他地区迁移的意愿很小，社区比较稳定，因而人们的生活观比较内倾化。在这种地区，传统的人际关系保留的较多，传统的声誉机制依然在发挥作用。由于经济发达，社会分层比较明显，出现了一些高大威猛的经济精英，内倾化的生活观念使他们有意愿也有能力为乡土做些事情。温州发达的民间社会也为各种村民团体的形成提供了条件，加强了村民之间的横向联系。在这种类型的乡村里，村民自治比较成功，富人治村和能人治村比较常见。
孝感模式。由于孝感地处中部，以农业型人口为主，当地的官本位崇拜依然严重，传统的行政权力还有一定的影响力。孝感农村经济不发达，外流人口多，但市场经济对传统村社的渗透也十分严重，传统的以血缘、宗族为基础的社会关系已解体，而以契约、利益为基础的现代关系却没能建立起来，从而村民之间的相互横向联系日益减少，出现了普遍原子化的迹象。由于经济不发达，人口外流多，社区遭破坏，加之农业比较效益低，费税负担沉重，村民对村庄未来的预期普遍比较悲观，居民的移民倾向很强。由于精英大量外流，乡村里只剩下琐屑的精英，由于村庄社会资源的断裂，每一个琐屑精英所能动员起来的力量有限，众多的琐屑精英争夺有限的乡村资源控制权，经常导致治理瘫痪，而频繁的相互内斗更加剧了村庄人际关系的紧张。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自上而下的治理便获得合法性，但事情往往是，乡村干部与琐屑精英结盟共同损害普通村民利益，导致村民负担沉重，而村民的原子化导致无力反抗，村民生活的外倾化进一步加强，形成恶性循环。村政权的建设功能与保护功能完全丧失，这是一类正在趋于衰亡的乡村。
泰和模式。江西泰和是一个宗族传统保留较多的地区。虽然解放后，宗族势力作为封建遗留屡受打击，但一直保存了下来，改革开放后，宗族势力又开始复活，各地又兴起了修族谱、建宗祠、选族长的活动，并定期举行祭祖、游神、村庙庆典、开光等传统仪式。由于宗族势力比较强大，传统社会关系保留较多，社会比较和睦，宗族领袖充当了当地的精英人物，习惯与传统得到很好的遵守，各种公共工程和社会互助能得到很好的开展。村民对村庄生活未来的预期普遍较高，愿意在宗族内部实现自己生活的价值与意义，村庄生活内倾化，村民不愿意外迁，有长期生活在本地的打算。这种乡村治理模式虽然不符合现代民主治理观念，但从功能上来讲，乡村治理所期望的建设功能和保护功能却履行得很好。在现代社会资源匮乏的前提下，这种借用传统的社会资源来实现正常的乡村治理的模式也未尝不是一种好模式，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它也可能向现代模式平稳转型。
金村模式。吉林金村也是中部地区的一个典型的农业村，和孝感一样，当地经济不很发达，市场经济对传统社会的渗透已导致了当地基于宗族、血缘基础的传统社会关系解体，但新的基于利益与契约的社会关系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局限而未能发展起来，传统道德与文化的约束力日益式微，村民的原子化倾向日益明显，社区精英流失严重，公共工程难以组织，村民之间的互助日益困难。但村民之间关系比较融洽，干群关系也不很紧张，农民负担也不像孝感模式那样沉重，社区比较稳定，外流人口少。之所以会出现与孝感不同的情况与东北人的性格有关，东北人性格强悍，豪侠仗义，相较于孝感地区精于算计、明哲保身的农民，更敢于与上级不合理的行为作斗争，而豪侠仗义的性格使当地乡村干部把面子与名誉看得很重，不轻易冒险侵犯农民利益。另外，东北人性格外向，喜欢交流，热情爽快，邻里之间非物质利益联系频繁，人际关系比孝感模式和谐。因此在这种模式下，地区性格保证了社区的相对稳定，建设功能虽不足，但当地豪侠的文化却形成了一种抗力，间接地保护了村民的利益，这是一种相对停滞的村治模式。
如皋模式。江苏如皋属于苏中南通市的相对贫困县。当地经济不是很发达，传统的社会关系受市场经济的渗透与冲击已逐步解体，但现代社会关系还不发达，当地在外打工的村民也很多，这些情况与孝感相似。但与孝感模式不同的是，如皋农村社会比较稳定，住宅建设如火如荼，村民对未来的预期比较乐观，计划或愿意向外迁移的村民不多，这是一种发展型的村庄。之所以会出现村民生活的内倾化，与本地所处的区位有关，由于当地村民一般到南通、苏南或上海打工，距离家乡较近，并没有割断与村庄之间的联系，乡土观念保留较多，并且如皋靠近发达地区，村民对村庄未来预期较好，由于准备长期在当地居住，社区比较完整的保留了下来，传统的声誉机制与社会舆论还在起一定作用，社会秩序与社会风气也较好。这类村庄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高，村民之间未形成利益共同体，建设功能不足是其主要问题。
阜阳模式。阜阳是安徽西北部的一个市，经济不发达，传统被撕成了碎片，但小宗族或家族却保留了下来，由于传统的宗族文化已解体，社会舆论与声誉机制已不起作用，而经济落后又使现代关系难以形成，村民之间很难就共同利益达成共识，一个个小家族以血亲、姻亲、朋友追随者为圈子，互相争夺村庄的领导权，在缺乏高大威猛的宗族精英和经济精英的情况下，各派之间互争雄长，相互掣肘，造成村治的瘫痪。在这种地区，由于小宗族的众多，宗族利益超越了公共利益，很容易造成恶人治村或恶势力治村，乡村内部矛盾严重，人口超生多，外流意愿很强，这也是一种正在衰落的乡村社会。
三、社会资源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
从当前农村的现实来看，我们认为至少有三种社会资源值得我们利用。
一是宗族制度。中国是一个宗法社会，几千年的宗法传统构成了中华文化的内核，它不仅是中国制度设计的意识形态来源，也是传统道德与价值体系的承载体。通过宗法体系，个人被纳入历史与社会之中，拥有了社会身份与社会价值。个人的有限通过融入社会的无限，个人的短暂通过融入无穷的历史之链，生生不息，获得无限与永恒。只有在社会责任感与历史责任感的基础上，传统的道德、伦理才获得了存在的合理性，社会舆论与声誉机制才能超越世俗的功利主义，对社会进行规范与建构，确保了社会的发展与秩序。因此，仅仅把宗族看做一种前现代的遗留是不对的，它上面承载着社会传统，是一个文化系统、价值系统，通过内在的价值与道德规范社会，形成秩序，赋予个体生命以价值和意义，形成群体凝集力。相较于法制而言，这种内在的、自律的道德约束力更为强大，效率更高，成本更低。由于中国的农业现代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经济分层极其缓慢，市场经济渗透瓦解所产生的价值真空将对农村社会的稳定形成巨大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宗族制度对那些欠发达地区的农村社会稳定至关重要。因此，对于这些地区的宗族制度，我们不是要促使它瓦解，而是要改造它，利用它，通过它来维持村庄的建设功能与保护功能，维护村庄的良好秩序。当然，对于宗族组织可能导致的利益集团化，我们应通过引导，在不同宗族之间建立平等的对话机制，形成互惠互助的双赢关系，使宗族利益服从于更大的社区利益、国家利益。
二是宗教。长期以来，宗教与迷信成了同义语，一谈起宗教我们有些人就认为这是愚昧无知的产物，必须坚决抵制。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随着人们物质文化水平的提高，宗教在中国似乎并没有急剧衰落的迹象，反而有不断扩张之势，不仅原有的佛教、伊斯兰教信徒有了增加，基督教也在中国有了很大扩张；不仅农民信教，而且许多高级白领也信教。那么，该怎样看待宗教在中国的扩张呢？它对中国社会的稳定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其实，信仰宗教并非愚昧，而是我们愚昧地仅把宗教当做一种迷信，宗教是一种价值观体系，尽管宗教各有不同，但其宣扬的都基本相同，劝人积德行善，主张人人和谐相处，这也是我们当前乡村治理所希望达到的目标。在社会急剧变革的今天，传统的价值观经过“文化大革命”与市场经济的冲击，已然崩溃，附着于其上的道德价值体系随之崩溃，整个社会处于一种思想的无序状态，人们急欲填补价值真空。宗教作为一种传统价值观，正满足了人们的这种精神需求，宗教的劝人行善、向善、精神超越、众生平等的观念缓解了急剧个人化与物质化社会所带来的焦虑与无助，也为这个冲突的社会注入了和谐的润滑剂。在民主与法制还不完善，市场分层还不明显，个人主义与物质主义的价值观长期处于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宗教有助于减轻人们生活的压力。因此，对于宗教，我们不能一味地抵制，而是应合理改造，剔除其消极的一面，利用其积极的一面，促进社会和谐，让它在新农村建设中起到建设性的作用。
三是区域文化与性格。中国地域辽阔，由于历史及地理原因，各地区之间的区域文化和地区性格差异较大，东北人豪侠仗义，四川人吃苦耐劳，南方人明哲保身，山东人诚实守信，各地不同的区域文化对乡村治理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使治理显示出不同的特点，如吉林金村与湖北孝感农村面临着相同的传统断裂时，不同的区域文化对当地基层政权产生了不同的压力，形成了不同的村民预期。认真地研究各地不同的区域文化，对于制度的创新十分重要。
当然，值得利用的传统社会资源并不只是以上这些，关键的问题是我们的制度设计必须与当地社会资源相契合，并根据不同的现实情况进行不同的乡村治理，还是以前面六种主要乡村模式为例来谈一谈乡村治理的不同方法：
第一种，高度自治型。这种乡村主要以温州模式和泰和模式为主，这两种模式都存在着明显的社会分层，社会资源丰富。温州模式存在着高大威猛的经济精英，泰和模式存在着高大威猛的宗族精英，二者都缺乏为点滴私利而损害公共利益的动机，两地精英的生活都内倾化，有为村庄做贡献的欲望，名誉机制与传统的道德机制还起着重要作用。在高度自治过程中，我们应该注意程序操作的规范性与合法性，防止贿选等情况的出现。
第二种，政府高度介入型。这一种以阜阳模式和孝感模式为主，这两种乡村面临着社会资源的断裂与匮乏，缺乏社会分层，村民的生活外倾化，精英流失严重，没有能力履行村庄本身的建设功能和保护功能，许多乡村处于瘫痪状态。这些村庄需要国家的强力介入，一是通过行政手段、司法手段，用国家权威来维持乡村社会秩序，履行基本的公共职能；另一方面是通过政府的经济发展政策，发展当地经济，改变村民对本地的生活预期，促进社会分层，培养高大威猛精英，只有这样，才能为真正的村民自治创造条件。
第三种，政府辅助型。这一种以吉林金村和江苏如皋为主，这两种乡村与前面的阜阳农村和孝感农村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传统的社会资源面临着枯竭，而新的社会资源还没有建立起来，留下价值与权力真空，缺乏社会分层。但相对于上两者而言，由于这些地区的区位优势或居民的文化性格使这些地区避免了崩溃的命运，但要么处于发展停滞状态，要么处于无存状态，影响村庄的发展。对于金村这种村庄，其关键问题在于社会分层不明显，难以形成高大威猛的社会精英，使建设性功能丧失，而社会分层不明显的原因是因为经济发展缓慢。因此，解决金村问题主要是经济问题，形成高大威猛精英。对于如皋农村来说，除了进一步发展经济之外，村民利益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也极端重要。对于这两种村庄，政府主要的是通过发展经济，形成社会分层，稳定村民预期。另一方面，组织公共工程，形成村民的利益共同体意识。
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我们必须摒弃那种理想化、教条主义式的盲目照抄西方模式的思想，因为任何一种制度都是与其特有的社会资源相对应的，在各地资源差距很大的情况下，盲目地套用某些理想化的模式可能适得其反，唯制度论是不行的！只有立足于中国乡村现实，多进行调查研究，立足于本土资源的多样性，土洋结合，理论联系实际，我们才能因地制宜地进行制度设计，为新农村建设奠定制度基础，把中国现代化推向更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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