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相铎[1]2017年在《我国城乡空间关系转变的规划响应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城乡关系是城乡规划学、地理学、经济学等学科的重点研究主题。我国城乡关系经历了波折的发展过程,从隔离走向融合。进入21世纪,城乡统筹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新主题,不断出现在各级政府的政策文件中,体现了城乡关系研究的重要性。面对新时期城乡关系的转变,城乡规划该如何去应对,是当前城乡规划界的重要研究课题。本文以“城乡空间关系”为切入点,分析我国城乡空间关系的历史演变过程、空间尺度特征以及现存的城乡空间发展问题,基于此提出城乡空间关系转变的规划响应路径,并以天津市为实证研究对象,通过分析天津市的城乡空间关系的历史发展过程,探讨其城乡空间联系和互动的转型趋势,以及响应于这种转型特征的城乡空间规划措施。本文采用“理论—实证”的研究过程以及“过程—趋势—响应”的研究范式,从理论的角度进行了城乡空间关系转变及城乡规划响应的研究,探索完善了城乡空间关系研究的理论框架和体系,在城乡空间关系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一定的拓展及尝试,尤其是城乡规划响应系统的构建,丰富了城乡关系理论研究的内容。研究结论和实证研究结果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在规划形式的选择、基本空间单元的确定、城乡空间发展策略、城乡规划体系的变革等多个方面为城乡规划转型实践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本文采用了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手段,首先,梳理了国内外研究进展及相关基础理论,并提出本文研究的视角。其次,总结并借鉴了国内外城乡空间关系转型的规划实践经验。第叁,分析了我国城乡空间关系转变的历史过程、城乡空间关系演变的多视角判断、城乡关系转型的空间尺度特征、城乡空间关系演变的现状特征与问题。第四,基于以上分析,从城乡规划形式选择、基本规划空间单元确定、县(区)域单元城乡统筹策略制定、法律法规体系构建四个方面构建城乡规划响应的研究体系,从城乡用地布局路径、对策与约束等叁个方面提出城乡规划响应的实践措施,研究体系与实践措施共同构成城乡规划响应的系统。最后,以天津市为实证研究案例,分析天津市城乡经济关系、城乡社会关系,尤其是城乡空间关系转变的现状特征,进而从城乡空间关系转变的视角提出城乡规划的响应路径,包括城乡规划理念与目标的转变、城乡一体化规划县(区)域空间单元的确定、县(区)域单元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空间规划策略、城乡建设用地的统筹安排、城乡规划体系的创新与改革五个方面。本文重要的研究结论及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将城乡一体化规划纳入法定规划,构建加入城乡一体化规划的城乡法规体系。(2)丰富了县(区)域作为城乡一体化规划基本空间单元的研究视角。(3)将迭置分析和核密度分析相结合,探索城乡建设用地增量的扩展模式转变。
肖向东[2]2015年在《城乡发展一体化对我国扩大内需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扩大内需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严峻现实,必须寻求可靠且可持续的扩大内需的机制和途径,从根本上使人们有需求愿意并且有持续的需求能力,这是扩大内需的关键。城乡发展一体化是世界各国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目标,也是中国现代化和城市化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其本质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来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以最大限度地均衡地满足城乡居民的需要。因此,城乡发展一体化从本质上蕴藏着巨大的内需空间,能成为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以城乡发展一体化为抓手,探究其扩大内需的机理与效应,既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指向,又能为解决内需不足的现实问题提供新的参考。在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尝试运用不同的研究思路和方法,系统地研究城乡发展一体化扩大内需的作用机理和影响效应,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基于内需效应扩大的城乡发展一体化优化发展的对策建议。在对城乡发展一体化有关概念和理论进行界定的基础上,文章从数理模型和理论分析两个方面阐释城乡发展一体化影响内需扩大的机理。一方面,以城乡人口融合为切入点,结合城乡融合理论和生产函数理论构建模型,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视角分析了城镇农村人口的增加对内需扩大的影响;另一方面,理论阐释城乡发展一体化影响内需扩大的机理在于它通过城乡经济发展协调化、城乡居民生活质量均等化、城乡文化教育同步化、城乡生态环境共生化、城乡区域空间融合化等五个层面对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产生影响。在机理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我国区域城乡发展一体化发展的评价体系,并运用AHP模型对中国2003-2012年的30个省(含自治区和直辖市)及东、中、西部叁大板块的城乡发展一体化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评价结果表明,我国城乡发展一体化发展水平总体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但空间差异较大,大致呈现东高西低的特征,其中东部地区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而中、西部地区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内部结构失衡且空间相关性显着。同时,通过对我国内部需求现状考察发现,我国总需求、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一直处于不断增加的趋势,但是消费需求明显滞后于投资需求,全国各省域的需求变动趋势不均衡。理论探讨部分是后文进行实证分析的客观依据。实证研究部分包括第四至第六章,分别就城乡发展一体化对扩大我国总体内部需求、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影响及其约束条件进行实证分析。1.城乡发展一体化扩大内需的整体效应。从总体上看,城乡发展一体化与总内部需求、投资需求以及各层次的消费需求均为正相关的关系,说明城乡发展一体化能促进内需扩大。但是,在内部需求结构中,由于投资需求对消费需求的“挤占”作用,我国内需扩大的主因仍然是投资需求。城乡发展一体化水平对政府投资需求的影响存在倒U型曲线的特征,对民间投资需求的影响显着为正,这说明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初级阶段,政府投资需求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随着城乡发展一体化水平的提高,政府投资会越来越少,企业或市场将成为城乡发展一体化发展的主要动力。同时,城乡发展一体化发展水平提高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政府投资扩张形成的需求效应,导致整体投资需求效应下降。2.城乡发展一体化扩大内需的区域效应及其约束条件:城乡发展一体化扩大内需的效应区域差异明显,这种差异特征呈现出区域集聚性。总体而言,中部和东部区域城乡发展一体化对总内部需求和消费需求扩大的促进作用较为显着,而西部区域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投资需求效应和政府消费需求效应高于中部和东部。可能的原因在于本研究数据限于近10余年,而这段时间中部区域的城乡发展一体化发展进程加快,在很大程度上带动了居民消费需求和民间投资需求。而东部城乡发展一体化发展水平总体较高,城乡之间的差距相对较小,这就使得该区域居民消费需求能力较强,需求水平较高,所以总体内需效应较大。西部区域城乡发展一体化发展水平总体较低,政府投资和消费在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发展中依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城乡发展一体化影响内需的约束条件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可以解释城乡发展一体化内需效应区域差异特征产生的原因。研究发现,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产业结构相对高级或具备其他不同经济比较优势的区域,城乡发展一体化对内需扩大的正向促进效应相对较好,劳动力流动、财政支出占GDP比重、社会保障支出、宏观税负等方面因素的提升与总体内部需求及总消费需求正相关,但这些因素与城乡发展一体化扩大内需的正向促进效应不存在线性关系。随着城乡发展一体化水平的提高,人均财政决算的大小与总消费需求呈负相关的关系,这意味着政府投资水平扩张会压缩消费需求,对消费形成“挤出效应”。3.城乡发展一体化扩大内需的结构效应:城乡发展一体化水平扩大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结构效应不均衡,城乡经济发展协调和居民生活质量均等扩大内需的路径呈倒U型状态,且东部地区的拐点值相对较高。城乡生态环境共生化程度和区域空间融合化程度对内部需求呈现正向促进作用,中西部区域空间地域融合城乡发展一体化对内部需求的促进作用相对较高。城乡文化教育融合对投资需求和政府消费需求的影响显着为正,对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不显着。在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文章就国内外典型的城乡发展一体化模式扩大需求的经验与启示进行了分析,探讨并借鉴相关国家和地区在提升城乡发展一体化发展水平的同时努力实现其内需效应的经验。国内外的经验表明,合理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对生态环境和交通网络融合的重视、推动文化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以及国家层面上科学的城乡全局规划是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重要前提,必须基于区域的实际情况来选择城乡发展一体化发展模式。从长远看来,只有依靠市场力量驱动城乡发展一体化进程,使城市和农村实现高水平的整体推进,才最有利于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深化,最能够实现多层次的、稳定的驱动效果,从而带来内需水平的显着提升。要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扩大内需的效应,必须进一步优化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发展。基于内需扩大的效应,文章提出城乡发展一体化优化发展的政策建议:提高城镇化发展水平,夯实城乡发展一体化扩大内需的社会基础;优化城乡发展一体化结构,发挥城乡发展一体化扩大内需的结构效应;加强城乡互动与区域融合,发挥城乡发展一体化扩大内需的区域效应;加强制度改革与创新,为城乡发展一体化扩大内需效应保驾护航。
陈晓华[3]2008年在《乡村转型与城乡空间整合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乡村转型和城乡空间整合是快速城市化背景下我国区域发展面对的现实课题。“苏南模式”到“新苏南模式”这一区域发展模式变迁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是苏南地区乡村转型以及城乡空间关系演变的过程,在我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具有很强的典型意义。本文研究在于探究区域乡村转型过程、空间特征及其形成机制,探讨传统城乡空间改造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为苏南乡村社会经济发展和城乡空间整合提供科学决策依据和理论支持。全文内容由叁大部分构成一个逻辑体系。第一部分概述了国内外乡村地理学以及与论文研究有关的乡村社区变迁、城乡关系以及城乡空间规划等方面研究进展,并进行了评述,从而为本文提供了相关的研究参照,以及研究理论与研究方法的借鉴。第二部分以苏南乡村发展模式变迁为背景,对乡村转型过程、空间特征以及动力机制等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揭示了改革开放以来苏南乡村发展和城乡空间演变的时空规律:村镇主导的分散化为特征的乡村区域发展转变为城市主导的空间集聚为特征的城乡区域发展,并逐步向城乡互动、空间融合的区域发展阶段演进。本文从地理学的视角重新审视了“苏南模式”与“新苏南模式”的内涵,揭示了两者的发展动力与空间特征。论述了“苏南模式”下乡村工业化转型过程、空间特征以及形成机制。本文研究认为,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苏南乡村工业化对苏南传统乡村地域性质与结构进行了改造,基本实现了苏南乡村经济与人口非农化的转型,促进了小城镇的复兴与繁荣。这一过程在空间上表现为分散化和均衡化,村镇主导的内发型发展是这一空间特征的形成机制。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全球化、市场化和城市区域化等区域发展主导因素的影响下,苏南乡村发展模式发生了转变,“苏南模式”逐渐演进到“新苏南模式”。在这一过程中,城市在区域发展中主导功能日益突出,并导致了苏南乡村发展格局的转向——内发型发展转向开放型发展,导致了乡村发展的空间转向——分散布局走向空间集聚,并表现出城乡经济、社会、空间的一体化发展趋向。随着乡村转型的不断深入,城乡空间将进一步的全面整合,二元结构发展模式下形成的城乡空间结构性问题也日益凸显,主要表现:城市化进程滞后制约了城乡社会空间的进一步整合、城市偏向发展产生的空间结构性问题突出、发展与环境的冲突日益严重,等等。第叁部分在乡村转型过程和现状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苏南未来城乡空间关系发展的理想状态和目标模式——城乡空间融合。本文认为未来的苏南城乡空间发展的理想状态和目标模式,将是以大都市区或大中城市集群为中心,以组团发展的小城镇为纽带,以农民集中居住的新型乡村社区为主体连结广袤乡村,将城市社会与农村社会逐步联成一体,形成城乡空间融合系统。本文认为城乡空间整合是城乡空间融合的路径选择,城乡空间整体规划是促进城乡空间融合的主要手段,制度创新是城乡空间融合的重要保障。提出了城乡空间整合的主要策略:重组区域都市圈空间,打造城乡空间融合发展的空间组织中心;整合重点城镇发展空间,增强其城乡空间联系的纽带功能;整治村庄生产与生活空间,促进乡村融入城乡空间系统;改造传统农业,加快其向都市农业转型,实现城乡经济全面融合。本文的创新点主要表现在叁个方面:其一,以苏南乡村发展模式变迁作为背景,系统地论述了改革开放以来苏南乡村两次转型的过程,并对转型的空间特征及其机制进行了系统分析,为地理学研究乡村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思路;其二,从地理学的视角重新审视了“苏南模式”与“新苏南模式”的内涵,揭示了两者的发展动力与空间特征;其叁,为苏南乡村发展和城乡空间关系演变设计了一个理想状态和目标模式,并提出了城乡空间融合发展的路径,为苏南城乡发展提供了参考。但是,乡村转型是一个多层次的涉及多学科的研究课题,本文研究仅仅从乡村经济结构与城乡空间结构视角探讨乡村转型问题,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社会结构转型和生态环境结构转型等问题,还有待相关学科作进一步的研究。同时,对于乡村转型的动力机制研究,受作者专业知识的局限,以定性分析为主,还有待于今后作更多的计量分析和模型分析。另外,本文所提出的“城乡空间融合”概念,还只是一种空间状态的描述,其构成要素的空间作用机理还需进一步挖掘分析。
孙海军[4]2015年在《西北典型大城市区城乡一体化的空间模式及规划方法研究》文中指出随着城镇密集区快速发育,典型大城市区在我国西北地区初步形成并已成为城乡一体化的核心载体和关键动力;然而,国内关于城乡一体化的空间规划研究仍处于初步阶段,在城乡空间匹配机理、数理关系、调适技术等方面,相关研究不够深入、系统,难以满足大城市区城乡快速发展的理论需要与现实诉求,进而制约了城乡一体化规划方法体系的架构,影响了西北地区大城市区城乡一体化的进程。鉴于此,论文融贯城乡规划学、景观生态学与空间经济学等学科的基础理论,以西安大城市区为研究对象,运用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在对空间现状进行调研的基础上,分析与总结西安大城市区城乡一体化的空间特征、匹配程度与空间关系;进而,在分析城乡一体化动力机制与目标诉求的基础上,提炼西安大城市区城乡一体化的适宜性空间模式,架构与之匹配的规划方法体系。通过本文的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研究综述与理论基础。首先,城乡空间一体化与大城市区城乡空间研究文献的系统梳理与耦合分析结果表明,大城市区城乡一体化的空间规划研究在理论框架构建、空间模式优化、规划内容与规划方法创新等方面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其次,由城乡空间关系理论、区域空间模式理论、城乡空间模式理论组合而成的基础理论体系与国内外典型大城市区城乡空间一体化的实践经验启示共同构成了大城市区城乡空间一体化的研究基础。最后,基于城乡空间匹配原理提出的城乡空间匹配程度分析与评价技术、城乡一体化适宜性空间模式提炼技术以及城乡一体化的空间规划研究框架构建技术,并有效地应用于不同的城乡空间层次。(2)空间特征与问题审视。从系统空间层面看,2012年西安大城市区城乡一体化的实现程度达到63.19%,处于快速发展的基本统筹阶段;城乡空间加速融合,但经济发展、社会关联、空间整合与生活水平等内容层的实现程度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其次,从类型空间层面看,西安大城市区的城乡生态空间连通度低、整体性差,生态斑块数量持续上升与蔓延度普遍较低导致景观的破碎化程度较高;生产空间表现为城市、城郊、乡村的人口分布份额与产业分布份额存在较大的差距,但叁大地域的人口分布与产业分布的空间不匹配性变化规律具有一致性,均呈现的“V”型变化特征;城乡生活空间的匹配程度尚可,城乡生活水平匹配性较好。同时发现,城乡生态空间、生产空间与生活空间的匹配程度与系统空间中各内容层的实现程度具有较好的吻合性。再次,基于上述研究与相关的定量研究发现西安大城市区的城乡空间格局整体呈现“大城市带动大农村”的特征;与此同时,城乡空间形态、城乡空间结构、城乡用地布局与城乡空间绩效四个方面也反映出城乡地域特色与城乡差异的空间特征。最后,长期的地域差距导致城乡空间发展失衡与城乡空间联系薄弱两大问题。(3)影响因子与动力机制。西安大城市区的城乡一体化空间格局主要是政策环境优化、经济发展推动、关键空间支撑、社会发展协同四种动力综合累积作用的结果。其中,政策环境优化机制是政府运用行政力量“自上而下”地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核心动力;经济发展推动机制是城乡实体基于市场机制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基础作用;设施建设支撑机制是城乡空间高效运行的基本条件,也是推动城乡一体化空间演变最直接、最具明显效果的动力机制;而社会发展协同机制是最具“软实力”作用以及持续性能的动力机制。鉴于此,论文在科学评价动力因子动力属性、未来成长性及作用程度的基础上,应用系统设计与优化思想,建构了西安大城市区城乡一体化空间演化的综合机制模型。(4)城乡一体化的空间模式提炼与优化。首先,论文架构了由生态空间体系、生产空间体系、生活空间体系、网络空间体系组成的可持续的城乡一体化空间发展的指标体系,为提炼城乡一体化的空间模式提供了目标指向。其次,基于“机制—行为—过程—格局”链式循环系统,探讨了生态格局构建行为、城乡产业发展行为、基础设施建设行为以及聚落体系优化行为引起的类型空间响应。再次,按照“识别-推演-匹配-修正”的技术路线,论文提炼与推导出西安大城市区城乡一体化的空间模式,即在西安大城市区城乡地域范围内,以主城区为核心,以与城市区域紧密相连的城镇与新农村社区为自由单元,以城镇极化轴带连接,形成的一种动态性空间结构调控与空间协调形式,是紧凑-效率型、公平-福利型、动态-平衡型叁种类型模式的复合体,体现着“城市极化引领、乡村田园共生、城乡有机协同、生态网络辉映”的理想空间范式,同时也是西安大城市区特定时空范畴的产物,并非城乡空间的终极形态。最后,根据产业因素及发展机制差异,进一步提炼出工业主导型、农业主导型、旅游主导型、交通主导型、生态主导型、科教主导型、复合功能主导型等七类功能片区的城乡一体化空间模式。(5)城乡空间一体化的空间规划方法。首先,论文认为城乡一体化的规划方法是指为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的目标,在城乡一体化规划的编制、实施与管理过程中所采取的实施手段、行为方式及行动准则。城乡一体化空间规划方法的选择及其体系的架构受到城乡一体化空间模式、规划方法现实问题及发展趋向的影响。其次,由动态的规划编制方法、实时的规划实施方法和高效的规划管理方法组成的体系是西安大城市区城乡一体化的地域性空间规划方法体系。其中,基于不同的空间类型、空间尺度及发展阶段的规划编制方法是城乡一体化空间规划的基础。最后,规划方法运用应注重方法的地域匹配与综合应用。(6)城乡一体化的空间规划策略。从规划技术导则制订、规划编制体系优化、空间规划管理创新与支撑保障体系构建四个方面提出西安大城市区城乡一体化的空间规划策略。论文的创新之处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1.尝试提出城乡空间匹配原理,并基于该原理及其相关空间分析与评价技术构建了大城市区城乡一体化空间研究的总体框架,进一步丰富了城乡一体化研究的理论体系。2.基于城乡空间匹配原理,运用群组层次分析法(AHP)对西安大都市区城乡系统空间一体化水平进行测度,并运用城乡空间匹配分析与评价技术对城乡类型空间的匹配程度及空间特征进行测度、分析与评价。3.探索性地提炼出西安大城市区城乡一体化的适宜性空间模式,并根据产业因素与发展机制进行西安大城市区城乡一体化的功能区划,提炼出工业主导型、农业主导型、旅游主导型、交通主导型、生态主导型、科教主导型与复合功能主导型七个类型片区的城乡一体化空间模式。在此基础上,架构了由动态的规划编制方法、实时的规划实施方法和高效的规划管理方法组成的西安大城市区城乡一体化的地域性空间规划方法体系。
赵在绪[5]2016年在《城镇化社会成本及调控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城镇化既是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一种客观现象,也是近年来学术界普遍关注的研究焦点。作为国家战略,城镇化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转型的现实意义无需赘言;而作为社会工程,在当前体制、机制等尚不完善的状况下,快速发展的城镇化带来的各种问题则逐渐被重视。通过对国内外城镇化问题的梳理不难发现,城镇化社会成本问题已日益受到学界、政界及其他社会组织的普遍关注,对该问题的认识也逐渐由感性走向理性。鉴于国内外城镇化社会成本研究多集中于经济学和社会学领域,具有理论混杂性、方法单一性、区域多样性和指导薄弱性的特点,本论文选择以虚实互动的多学科交叉为视角对城镇化社会成本现象进行研究。结合当前城乡统筹以及城镇化发展的宏观背景,借鉴现有成果,运用唯物辩证与历史分析相结合、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动态分析与比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城镇化社会成本问题进行较系统且深入的研究。通过研究初步揭示重庆城镇化社会成本的时空背景、发展变迁、表现形式、动力机制等内在机理,并通过建立不同形式的“社会成本—空间”关系模型,对社会成本进行客观评价,并提出城镇化社会成本调控的“叁位一体”模型,为政府政策制定等提供建议和对策,促进城镇化更加合理有序地发展。研究表明,城镇化社会成本并不只是一个单纯的经济性问题,或者城镇空间发展问题,而是综合性的社会问题,并具有一定的规律:(1)城镇化社会成本是相对于社会效益而言,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不存在没有效益的成本,反之亦然;(2)城镇化社会成本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即经济成本,广义即包括经济性成本和非经济性成本在内的全部成本;(3)城镇化社会成本具有客观现实性、分层异质性、动态累积性、核算困难性和影响深远性的特征,并受自然、经济、社会、政策的影响。(4)重庆城镇化社会成本的产生有着深远的历史因由,而且每个历史阶段的社会成本问题都具有不同的主导因素和表现形式。具体到当下,社会成本受到国家城镇化战略和地方化发展的双重约束和作用,在社会“结构”和“解构”与“理想”和“现实”的交互作用下,社会变迁和风险发生以及社会成本最终具化;(5)对社会成本测算分析显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重庆城镇化总量成本呈持续上升态势,且上升速度加快;分项成本方面,个人成本和公共成本均呈现持续上升态势,但两者在总成本中的比重经历了波动变化过程;指标成本方面,各单项成本均呈持续上升态势,但各项成本增长速度有所差异,按增长速度由高到低可分为四组;成本结构方面,无论对于总量成本还是分项成本来说,就业岗位投资成本和城镇住房成本一直占据城镇化社会成本的前两位,日常生活成本紧随其后,因叁者绝对值一直偏高,故其占比也一直较高;(6)对城镇化社会成本与城镇空间发展关系的研究表明,城镇化水平和社会成本呈正向的二次曲线关系;城镇规模和社会成本关系呈正向的幂函数关系;城镇用地结构与社会成本没有相关关系,但各类用地对城镇化社会成本具有相关关系,且对于城镇化社会成本增长的作用差别较大,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市政公用设施用地,其次是对外交通用地,再次是公共设施用地,后续依次为绿地、道路交通用地、工业用地和居住用地;(7)城镇化社会成本问题具有系统性特征,其调控应包括目标体系、内容体系和保障体系,建立“叁位一体”的理论模型。明确具体的发展理念、目标;制定以模式引导和空间优化为主的内容体系,从区域、城、乡等方面出发,提出城乡融合的具体空间措施;提出包括预警、制度、人本、分担在内的保障体系,以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
祝佳[6]2016年在《贵州省遵义县城乡空间协同发展研究》文中认为本文立足于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城乡分离发展的规划现状,在城乡统筹和新型城镇化发展框架下,以遵义县城乡空间为研究对象,分析其演进过程、影响机制、发展特征及问题。以城乡空间发展相关理论和案例研究为基础,探讨城乡空间协同发展理论。将协同学功能结构、系统、序参量、竞争协同理念和全域统筹、网络发展的规划思想相结合。以功能要素为基础解构城乡空间系统,运用整体协同、全域统筹、网络发展等实施路径指导系统发展。以城乡空间子系统内部功能结构优化,实现子系统协同发展;以子系统间的功能结构协同,优化城乡空间点、线、面结构要素,以“点—线—面”网络发展模式统筹城乡空间整体系统。以此优化城乡空间功能结构,实现城乡空间协同发展。以遵义县为例,通过将协同学理论和国土规划“叁生功能”概念引入县域城乡空间研究,探索城乡空间协同发展方法路径及其具体实施策略,为县域城乡空间发展和多规协同提供一种思路探索。论文主要包括基础研究—发现问题—方法建构—解决问题四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基础研究(含第一章内容):分析研究背景,解析相关概念,阐述遵义县城乡空间协同发展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了解国内外在城乡空间发展研究方面的成果,明晰本文研究的对象、思路和方法。城乡空间研究对象包含城乡体系、产业布局、交通网络、生态网络和文化网络等内容。按资源属性可分为自然资源和社会经济资源,按功能属性可分为生活功能、生产功能、生态功能、支撑功能,按结构属性可分为点、线、面、网络结构。第二部分为发现问题(含第二、叁章内容):通过对遵义县城乡空间演进过程和发展现状的研究,发现城乡空间发展问题。第2章为遵义县城乡空间演进过程及影响机制研究。第3章为城乡空间发展特征及问题研究。遵义县城乡空间演进是在自然资源承载制约、社会经济促进推动、基础设施支撑引导、政策制度统领控制等影响机制综合作用下的动态时空演变过程。其发展演进经历了由乡育城,城乡共生;城乡分离,城镇发展;城乡共建,等级分异;新型城乡,初步融合4个阶段。遵义县城乡空间发展呈现城乡关联,特色营造;组团分区,点轴集聚和环境整治,生态转型的特征。表现为城镇集聚不足、城乡建设粗放、生态基底破碎等问题。第叁部分为方法建构(含第四章内容):在相关理论和案例研究的基础上,探讨城乡空间协同发展理论,建构城乡空间优化的方法论。第四部分为解决问题(含第五、六章内容):是以遵义县为对象的城乡空间协同发展论的实例应用。通过协同发展路径实现城乡空间子系统内部协同,即生态空间保育修复、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交通空间完善便捷;以节点培育、轴线引导、域面整合、网络统筹实现城乡空间子系统间的协同,即城乡空间整体系统最优。
陈剑[7]2007年在《城乡融合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但是，由于历史、体制、观念等多方面的原因，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未能得到根本的改变，已成为阻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障碍。党的十六大以后，特别是十六界叁中全会以来，理论界及政府部门的社会经济发展观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如何解决“叁农”问题，如何改变城乡之间的差异，如何从根本上改变城乡分离的二元结构成了大家共同思考的问题。而城乡融合的协调发展思想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本文采用理论抽象和实践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区域经济学，城市规划理论为基础，对城乡融合理论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文章首先对国内外研究城乡关系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中外学者对城乡关系及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研究成果是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城乡融合发展模式的理论基石，也是我国统筹城乡发展、构建城乡和谐社会的重要依据。其次，在借鉴国内外城乡关系和城乡融合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和时代背景，对城乡融合理论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对城乡融合理论的内涵，目标，内容以及实施进行了详细而且系统的阐述。最后，根据城乡融合理论，对安徽省合肥市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对其城乡发展阶段，城乡关系的现状的分析，再运用城乡融合的理论，有针对性的提出了促进合肥市城乡协调发展的政策和措施。本文的重点在于系统的理论研究以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试图改变以往那种只重理论研究，而不重视如何将理论转化成指导实践的现象。并通过对合肥市的实证分析，为其他城市如何处理城乡关系，协调城乡发展提供了理论的依据和实际的参照。
漆文娟[8]2017年在《马克思主义社会空间视域下中国城乡关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中国的古代社会,并不存在本质意义上的城市与乡村的分野,中国社会是整体性的乡村形态。但后来,随着现代性特征城市的出现,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而乡村的发展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城市与乡村形成了两大对立的生存空间,严重影响了人与空间、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随着现代化的发展,特别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差别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因此,当前中国的城乡差别既有深远的历史原因,又有城乡空间发展不协调、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二元结构特征。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乡融合,主要表现为不同社会空间内物资、人口等要素的流动,而要素的流动必然造成既定社会结构的调整,更是社会转型在空间中的映射。本论文的主要内容为:一、在马克思主义有关社会空间理论与城乡社会发展关系的基础上,梳理中国城乡关系产生的历史及制度变迁,探讨"城市空间"与"乡村空间"之于城乡二元对立结构的内在关系。二、结合中西方有关"空间转向"背景,分析当下中国新型城乡关系面临的"地理空间的分化"和"社会空间的异化"等具体问题,探究当下中国城乡一体化进程,确定城乡社会融合的空间要素。叁、通过"社会空间"理论,提出调整城乡关系与发展生产力、拓展新型空间的必然联系,确立在当前城乡社会转型中优化空间关系的意义。四、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背景下,提出破解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一体化的新型城乡关系,是社会主义空间正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要求。城市化已是当今社会发展的主要趋势,也是人类走向文明的一个标志。"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的历史",这是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所作出的科学判断,也正是现阶段中国新型城乡关系所面临的重大实践。
陈双[9]2010年在《中西部大城市城中村空间形态的和谐嬗变》文中提出通过对城中村空间形态演变规律的研究和中西部大城市普遍实行城中村规模化、市场化改造的现实分析,发现在改造过程中已出现或有可能出现的空间问题,探索转型期中西部大城市城中村和谐改造、可持续发展的空间政策、城市规划的定位、作用以及决定其实施绩效的制度环境。论文以人居环境多学科“融贯综合”的研究方法,将城市社会学、发展经济学和土地经济学与人居环境理论有机结合,具体采用了以社会调查为主的研究手段,并综合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案例研究的方法对调查资料进行规范与实证相结合的分析,力求理论与中国实情紧密联系。将城中村问题置于我国城乡空间由分割、对立到渐趋融合的动态演化的大背景之下进行分析。对城中村特殊空间形态产生的内在社会机理,村民在其形成过程中的行动轨迹,村落社会结构的特征等结合实际调查案例加以剖析,以揭示城中村空间形态的演化规律及其改造的难点。指出城中村是受城市化快速推进,城市以低成本扩张、低价征用农民土地的粗放式发展方式逼迫,以及外来人口大量迁入、房地产市场缺陷式膨胀强力诱导下而产生的。但这只是其产生的表面客观因素,深层原因在于我国二元制度对农民权益的长期压制后,农民旨在争夺空间权益的集体性日常反抗。而一旦这样的反抗获得成功,又会在农民的反抗经验里形成惯性,并构成政府管制失败——农民违建获利不断膨胀的循环博弈,结果是既对政府的行政管理造成巨大的消耗,又极大地增加了旧城改造的成本。城中村异化的空间形态实质上就是城市在现代化过程中农民权益缺失而引发对抗的空间图示化表现。中西部大城市近年来的城中村问题已日益突出,鉴于我国发达地区城中村问题的沉重教训,这些大城市在面临新的发展机遇的时候,纷纷启动大规模的城中村改造工程,以期尽快解决城中村问题。然而在现实中城中村改造工程的推进却并不理想。以社会空间一体化理论分析,城中村的空间形态问题与其内在复杂的社会形态问题是不能分割的,绝不是简单、机械的物质技术手段所能解决的,而是要让一个异化了的传统农业社会彻底向现代城市社区转型的系统工程,并以实际案例说明小农社会形态的转变有其顽固的路径依赖性,这是单纯的物质空间形态转变所改变不了的。在阐述城中村与城市空间形态对抗的现象、原因和发展态势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掘城中村作为人居环境复杂系统的社会多面性,即转型期的社会适应性和空间补充性。主要表现在城中村以其低租金、易进入、空间易变的优势吸纳了大量城市化变迁过程中就业与城市住房获取能力上的弱势群体,而成为城市非正规经济聚集、非正规就业和城市廉租房大量供应的社区。因此,城中村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转型期以其特有的空间适应性在相当程度上发挥了特殊的社会空间保障作用,并在短时期内难以替代。但是,城中村的“社会保障”毕竟不是自觉地社会理性行为,它自身难以避免的大量负外部性的产生,使它不可能处于社会管制之外,必须有社会公共理性的介入,才可能彻底改变城中村弱势群体以及城中村原住民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但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由于中西部大城市城中村量大面广,如果采取大规模、纯粹市场化改造的方式,在一味追求经济效率的同时也有去除城中村社会良性功能的一面,对城市弱势群体形成规模化的排斥。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已证明,当这种空间权益的剥夺积累到一定程度必将严重危害社会的稳定。基于上述分析,论文提出城中村改造的城市规划调控策略应以城乡空间融合、城市社会和谐为发展宗旨;以空间权益分享、公平与效率兼顾为指导思想,特别是在国家住房等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完善阶段,更应注意社会的公平问题;采取总体控制、区别改造、微观创新、渐进融合的规划编制策略,以达到产权主体的权利有保障、城市土地增值收益分享、城市历史文化延续、城市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共担、城市全面发展同享的目的。由于城中村产生的根源在于二元系列制度的缺陷,因此,作为空间资源分配手段之一的城市规划在城中村改造和规避新的城中村产生方面的作用还很有限,相反,城市规划在城中村改造中的创新和社会绩效取决于二元制度一元化的进程,及其相关的一系列政策与制度的变革与完善。
谭敏[10]2011年在《成渝城镇密集区空间集约发展综合协调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年《珠叁角改革发展规划》、《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和《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等一批以城镇密集区为对象的发展规划在国家层面陆续出台,标志着城市密集区的发展已经上升为一种国家战略引起社会广泛的关注。另一方面,随着资源与生态环境对发展的约束,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两型社会”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的引擎,城镇密集区集约发展模式的选择对于国家建设两型社会的要求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本文选择立足于成渝城镇密集区作为实证研究的对象,以城镇密集区空间集约发展为目标和理论出发点,对城镇密集区空间集约发展的理论方法进行了针对性研究,并提出了成渝城镇密集区空间集约发展的相关对策。论文共八章重点论述叁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为分析问题部分。在绪论的基础上,论文第二章重点论述了成渝城镇密集区空间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区域空间发展各自为政、建设空间低效扩张、生态环境问题突出、城乡二元空间失衡四个方面,并对其形成的内在原因进行了分析。第二部分为理论构建部分。论文第叁章在总结集约相关概念的基础上,分析了城镇密集区集约发展的内涵;明确了城镇密集区空间集约发展的研究对象和需要达成的空间目标;在总结相关方法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城镇密集区空间集约发展的方法论。研究表明:(1)城镇密集区集约发展具有综合性内涵,表现为集约发展实现的多层次性和集约目标的多维性;(2)城镇密集区空间集约发展的实现,需要对包括宏观区域空间、中观城镇空间和微观建设空间在内的多层次空间对象进行综合调控;(3)可将相对抽象的城镇密集区集约发展概念,落实到空间上具体分解为区域城镇协调发展、城镇空间有效拓展、生态空间有效保护和区域城乡空间统筹四方面的多维性目标;(4)为达成城镇密集区空间集约发展的目标,应当采用综合协调的基本方法。综合协调方法的基本原则包括整体性、多层次性、主客观统一性和核心矛盾协调原则,综合协调作用机理的基本环节包括协调的核心关系、协调的调控对象、受控对象的组织策略和协调的保障机制四个基本方面。第叁部分为实践运用部分。论文第四、五、六、七章分别运用综合协调论的基本方法,就如何达成成渝城镇密集区区域城镇协调发展、城镇空间有效拓展、生态空间有效保护和区域城乡空间统筹四大空间集约发展目标进行了研究,重点论述了达成各空间目标需要进行综合协调的核心关系、调控对象、组织策略和保障机制。研究表明:(1)要实现区域城镇协调发展,应当从综合协调城镇空间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入手,构建系统共生的区域城镇空间关系;(2)要实现城镇空间有效拓展,应当从综合协调城镇空间的集中与分散关系入手,引导紧凑的城镇空间布局与建设模式;(3)要实现生态空间有效保护,应当从综合协调建设空间拓展与生态空间保护的关系入手,形成宏观、中观、微观层面多层次的生态化空间发展战略;(4)要实现区域城乡空间统筹,应当从综合协调城乡空间的分离与融合入手,促进区域城乡空间的融合发展。关于城镇密集区规划的相关研究较多,本文针对目前城镇密集区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关键问题,以集约发展为切入点,将集约发展的理念总结提炼后运用于城镇密集区,并尝试将相对抽象的集约发展理念提炼落实为具体的空间发展目标,为今后城镇密集区空间集约发展的相关规划提供了抓手。另一方面,虽然关于区域协调、紧凑发展、生态规划和城乡统筹国内外学界均有大量的研究成果,但在城镇密集区集约发展理念的基础上,本文从协调的理念出发,以成渝城镇密集区为实证案例,运用综合协调论的基本方法从新的视角对上述问题进行了研究,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参考文献：
[1]. 我国城乡空间关系转变的规划响应研究[D]. 高相铎. 天津大学. 2017
[2]. 城乡发展一体化对我国扩大内需的影响研究[D]. 肖向东. 湖南大学. 2015
[3]. 乡村转型与城乡空间整合研究[D]. 陈晓华. 南京师范大学. 2008
[4]. 西北典型大城市区城乡一体化的空间模式及规划方法研究[D]. 孙海军.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15
[5]. 城镇化社会成本及调控研究[D]. 赵在绪. 重庆大学. 2016
[6]. 贵州省遵义县城乡空间协同发展研究[D]. 祝佳. 重庆大学. 2016
[7]. 城乡融合的理论研究与实践[D]. 陈剑. 河北农业大学. 2007
[8]. 马克思主义社会空间视域下中国城乡关系研究[D]. 漆文娟. 西北民族大学. 2017
[9]. 中西部大城市城中村空间形态的和谐嬗变[D]. 陈双. 重庆大学. 2010
[10]. 成渝城镇密集区空间集约发展综合协调论[D]. 谭敏. 重庆大学.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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