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北方旱作区的粮食生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代论文,粮食生产论文,旱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1994年第1期《中国经济史研究》上，本人以《清代南方稻作区的粮食生产》为题，就有清时期南方诸省的粮食亩产、总产和人均粮食拥有量，进行了讨论。现在，我们把目光移到北方旱作区，看一看在鸦片战争前夕，那里的粮食生产达到了什么水平。
一
北方旱作农业区，主要以种植豆麦为主，另外还有黍、稷、高梁之类。到了清中叶以后，在不少地方，玉米和番薯被人们所看重而显露头角。
（一）山东
在旱作农业中，我们先选山东为例子。有关山东的粮食生产，我曾写过一篇《清代山东粮食产量的估算》，刊登在《庆祝王锺翰先生八十寿辰学术论文集》上①。但因该论文集统共才印了几百本，且以分送为主，很多读者恐怕不易寻觅，故本文仍得稍作必要的重复。至于详细内容，还请大家查看原文。
谈山东亩产，离不开曲阜孔府档案。孔府田地遍布于鲁西南的22个州县，明确记载亩产的地区复盖面虽没有那么广（因为很多州县的庄田都征收银子，推算比较困难），但还是涉及了相当一部分州县，而且有的资料还颇为系统。鲁西南地区属于华北大平原的一个组成部分，大体运河以西有不少低洼盐碱地，运河迤东象曲阜、汶上、宁阳、邹县、滕县等等，土地条件不错，是山东重要农业区，搞清楚鲁西南的农作物产量，对于进一步探究山东全省的农业生产，亦有重要意义。
在讨论孔府田庄亩产时，先得交待一下计量方面的问题。按：孔府祭田有屯、厂和官庄之分。屯厂土地分布在东阿、东平、寿张、阳谷、郓城、巨野、金乡、鱼台等州县，多数在运河西边，土质较差，均以720步成亩，叫做大亩。1大亩相当240步官制亩的3亩。官庄位于曲阜及周围的汶上、泗水、邹、滕等县。官庄的土地一般优于屯厂。它们亦常以720步成亩，但曲阜各庄多用“三尺五寸杆，六百步成亩”②，合官制抵不上2亩。在孔府，还有相当一部分自己出钱购买的田产，叫自置庄田，这些都按官亩计算。至于量器的大小，那就更复杂了，甚至各官庄之间，收租的斗斛也不一样。当年我们去曲阜翻阅档案时，乘便就县文管会所藏各号量器作过一次测算，以最通用的石斗为例，计每斗（抬斛）小麦去斗尖，共约56.5斤（现用市秤），1石等于565斤，约相当于3.9市石（麦1市石145斤）。又，清代的1官亩约相当于今天的0.9216市亩。对于上述计量单位，我们均适当作了换算。
表1
① 豆比小麦略轻，我们以孔府斗合55市斤进行计算。
② 档案号系指曲阜文管会藏“孔府档案”号，下均同此。
表1是顺治十一年(1654)孔府一些田庄的麦豆亩产。
表中共列邹、汶上、荷泽3县19个村庄小麦和黄豆的亩产，其中鹿家庄等5个村庄，同时列出了顺治十二年(1655)的亩产以作对比。由于上述田庄，差不多都是实物定额租和分成租并存，有的还征收银子，我们计算的产量，只是从实行分租制田地中得出的。另外，还有一些作物的产量，如大麦、秫秫、谷子、稷、绿豆、荞麦、芝麻、豌豆之类，因嫌过于琐碎，且种植量不大，均省略不录。从顺治十一年整个收成来看，除少数土地遭冻、遭雹和水淹外，总的说来属中上等年成，所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顺治十一年同样气候条件下，各庄的平均亩产差距是很大的，以小麦为例，最低平均亩产与最高亩产，竟相差3倍多；黄黑豆的差距则达到3.7倍。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主要是土地肥瘠和生产条件的不同。不过综合看来，除豆类的亩产差落较大外，小麦的产量比较平稳，多数在百斤以上。高家庄头一年因遭水淹，平均亩产只69市斤，第二年就达到116市斤（也冻死12亩），说明从土地肥力和生产条件来看，也可超过百斤。另如檀家庄和东平原庄，实际也接近百斤，只有少数像韩家庄、滕村店庄、鹿家庄等产量偏低。照此推算，在顺治、康熙之际，在鲁西南运河以东孔府各田庄（平阳厂除外），小麦平均亩产大体在80-100市斤之间，豆类在50-90市斤之间。
为了进一步加以验证，我们再以邹县毛家堂和下涧铺两个庄子作为例子。毛家堂庄租簿记载了从康熙十八年(1679)至三十八年(1699)止的21年（中间有缺年）亩产数字。下涧铺庄是从康熙二十年(1682)起才有记载的，亦止于三十八年（中间有缺年），共18年亩产数。这两个庄子，在造报租粮额时是各自分开的，但又登在同一册籍上，说明它们是毗连一起，属一个庄头管理。不过在土地条件上，下涧铺明显不如毛家堂，这从同一年份里两者不同的产量中就可分辨清楚了。在作物品种中，我们仍只选了小麦、豆类，再加上高梁。毛家堂和下涧铺是从康熙二十六年(1687)开始种植高梁的，可比重却在不断增加，后来成为仅次于小麦的第二种植物。
从产量来看，毛家堂小麦亩产最高年份是康熙三十一年(1692)，157市斤；下涧铺庄也一样，但亩产只有69市斤（三十八年也是69市斤），不及毛家堂庄的一半。高梁两庄均以康熙三十六年为最高，前者176市斤，后者101市斤，相差近一半。最低产量：毛家堂小麦29市斤（康熙二十七年），高梁41市斤（康熙二十七年）；下涧铺小麦31市斤（康熙二十一年），高梁也是31市斤（康熙三十六年）。历年平均亩产：毛家堂庄小麦97市斤，高梁123市斤，豆类60市斤；下涧铺庄小麦46市斤，高梁55市斤，豆类53市斤。从小麦、高梁的亩产来看，毛家堂庄属于上等地，上涧铺庄属于次等地。
与毛家堂、下涧铺庄情况相类似的，还有汶上县美化庄。它记载了从乾隆元年(1736)到四十年(1755)间的各类作物的产量（中间有若干缺年）。美化庄小麦最高亩产309市斤（乾隆二十年），最低44市斤（三十三年），平均104市斤（约合7.5斗多）；谷子最高375市斤（三年），最低14市斤（三十六年）；平均178市斤（约合14斗）；高梁最高220市斤（三年），最低22市斤（三十六年），平均123市斤（约合9.5斗）；豆类最高114市斤（元年），最低2市斤（三十六年），平均55市斤（折合4斗多）。从麦、谷子和高梁的产量来看，美化庄的土地条件略优于毛家堂庄。
如果说前面所举例子，更多的是偏重于同一年代，或某一庄子的系统材料，那么下面我们扩大视野，从地区的广泛性上再做些文章。见表2。
表2
① 曲阜各庄除自置地外，均以1亩合2官亩计算的。
上面8个庄子，有6个在曲阜，其余在鱼台、郓城，位于运河西边。它们的产量以小麦为例，只顺治九年南池庄达到232市斤，多数都不算高，甚至有不足20斤者。当然产量太低，可能与年成有关，因为在鲁西南一带，旱涝之灾经常不断，加上虫雹侵害，都会影响正常产量。再一种情况是孔府常常把较好土地实行定额租制。原因是它们的产量较有保证，佃户容易接受；孔府则既可稳定有收，也省却了在生产、分配过程中繁琐的管理工作。所以，剩下实行分租的，便是些生产条件较差的土地，而我们计算产量，都是从分租中得出的，这样也可能造成产量的偏低。下面是我们搜集到的有关定额租制的资料③（见表3）。
表3
定额租分麦豆地和秋地两种。麦豆是麦豆各缴一半，如租额8斗，4斗缴麦，4斗缴豆；秋地根据所产，分别缴谷、黍、高梁等。至于定额租的产量，通常以租额一倍计算。照此，乾隆五十三年张阳庄和大庄分租制小麦的亩产，还抵不过定额租中的中等地产量。不过定额租的租额均按正常熟年为计的，而我们列举的分成租亩产，可能是熟年，也可能是歉年。比如顺治九年南池庄的亩产，显然属于大有之年，而嘉庆二十五年则系歉年。前面我们曾列举过美化庄的系统亩产数。在额租中，规定该庄的苜蓿地和烟瓜地各缴租1石，约估亩产2石，约与分租地中最高年份相平④，说明它是上好土地，而分租土地中的平均亩产，大体反映了该田庄中等或中等偏上土地的产量。
在孔府档案中，我们还发现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在某些田庄中，到清后期，亩产量呈下降趋势。且以曲阜齐王庄为例：
表4
齐王庄从乾隆晚期以后，产量已明显趋于下降，这不但是实行分租的土地是这样，在定额租制中同样如此。见表5：
表5
从嘉庆年间起，齐王庄的上地麦租由清初的3.25斗，下降至2斗；中地由2斗降到1.4斗。只有下地略有上升，增至1.2斗，说明中上地逐渐在与下地靠拢。应该说，类似情况绝非仅止齐王庄一例。前引安基庄清初上地租额8斗、中地6斗、中下地4斗、下地2斗，到嘉庆初，租额普遍调低，上地4斗、中地2斗、下地1斗、次下地5升⑤。出现此种变化，是不是因为量器改变的缘故？显然不是，因为在档案中我们还没有查到这样的记载，而且在有的田庄中，仍基本保持着原来的租额，如张阳庄，顺治时上地6.1斗，中地4斗，中下地3斗，下地2斗；到了咸丰年间上地7斗，中地4斗，次中地3斗，次下地1斗⑥，变化并不很大。所以最大原因，恐怕是由于自然变化，造成地力下降，产量减少。
通过对孔府档案的分析，在鲁西南一带，小麦最高亩产可达到300斤以上，一般100斤上下，当然也有低至20-30斤、30-40斤的。谷子和高梁的亩产要高于小麦，谷子最高有400多斤的，平均130-140斤，或140-150斤；高梁平均应在110-120斤，或130-140斤之间。豆类的产量虽不乏有100斤以上的记录，最高还有200来斤的，不过一般说来比不上小麦，平均也就是50-60斤，或60-70斤之间。由于山东等华北地区的雨量多集中于夏秋之际，鲁西南的地势卑下，秋水不易泄散，常常造成高梁、豆子等大秋作物遭淹，这也影响它们的收成。
孔府的亩产诚然具体，但是否就能代表整个山东省呢？所以在可能范围内，我们还应再作些考察。五十年中，山东大学的景甦、罗
二氏写过一本《清代山东经营地主底性质》的书，里面介绍了该省的一些亩产量。
表6
景、罗二位涉及的地区有淄川（今淄博市）、章丘和鱼台三县。淄川、章丘清代属济南府，鱼台县在鲁西南，那里也有孔府的田庄。遗憾的是景、罗所列亩产，基本上都是清末的，这与孔府清初和康乾或嘉道时期的资料，可能有些不同，不过用来作对比参考，大体还是可以的。上述亩产，按经营方式不同，可分为两类。一类象荆树堂、进修堂等由地主雇工自营部分，这都选择上等好地，加上工本充裕，故产量亦高。这在孔府也是一样（即前面列举的自种地）。但它数量小，代表性不大。另一类是一般农户的亩产，如小麦最多150斤，通常70-80斤；高梁100-300斤；谷子120-300斤；豆子110-150斤。我们所述孔府田庄的亩产，多数亦归于此类。将两者相比较，可以发现，除豆子产量孔府明显偏低，其余都相差不远。
以上介绍的都是每种作物的单产，全面考察亩产，还应把复种因素考虑进去。在明代，北方地区的田土多以单产为主。到了清代，复种土地的比例大大提高。康熙时，蒲松龄写《农蚕经》，就他农乡淄川的情况，介绍了麦与豆或谷、黍二年三熟的轮作多种制。沂州人丁宜曾在《农圃便览》中说：“割麦后，麦既要速打，又必须趁雨种豆”⑦，与蒲氏所言是相同的。又，《沂水桑麻话》：“坡地（平壤地）两年三收，初次种麦，麦后种豆，豆后种蜀黍、谷子、黍、稷等”；“涝地二年三收，亦如坡地，惟大秋概种渗子，此禾耐水，且易熟，不费工本，民间食谷，大半皆此，甚合土宜”。胶东的《登州府志》中，也载有麦后种豆黍的二年三熟制。
孔府的租粮名目众多，有的还有早晚之分，如早黍、晚黍、早稷、晚稷，早谷、晚谷，都是为了适合荐种轮作的需要。前述孔府额租中有麦豆地租，便是先麦后豆。这些都证明，清代孔府的田庄中，已有相当部分土地实行了麦与豆或谷、黍之类的二年三熟制。
根据以上情况，在山东实行二年三熟制的田地里，上等好地，又遇大有之年，亩产可达3石上下，一般1.5-2石；中等田地1-1.5石。单作制田地多的也可达到2石，一般1石左右，当然也有几斗的。类似此等产量，在地方志中也有所反映；如青州府高苑县（今属高青县），“时虽丰稔，亩之收入，不过一钟”⑧。若以3石为钟，当属上等土地二年三熟复种所得，当然也不排斥合2-3亩为1亩的大亩计量。曹州府属曹县，“地下而瘠”，又“秋潦时至”，“卒三亩不能获一钟”⑨，平均亩产1石，属一般产量。又如沂州府郯城县，有人头年种稷，遭水淹，只亩收6升，第二年再种，得到完收，但也就是2斗⑩。这是单种产量。又据学田地租额推算，莱州府潍县（今潍坊市），康熙时知县郭尚征捐俸置学田官亩30亩，除年完税银1两零外，纳租粮13石，折银8.1两。照此，亩租约为0.48石，合产量0.96石(11)，已近1石。产量较低的登州府文登县，其地号称“非山即海，咸卤硗确，可田者少”，据860亩各色学田租推算，高的平均0.4石，低的平均仅0.15石(12)。再如招远县（亦登州府属），亦有亩产0.4石的学田(13)，可见由于土地条件不同，山东各地的产量也是颇有悬殊的。
（二）直隶
直隶不象山东，有曲阜孔府那样系统的资料，但它记载的地区比较广泛，便于较全面的了解情况。
在直隶，实行二年三熟制的，都是些水利条件较好的井灌园地。有人以无极县为例，对比多熟制和单产之间的差距，“直属地亩惟有井为园地，园地土性宜种二麦、棉花，以中岁计之，每亩可收麦三斗，收后尚可接种秋禾，棉花每亩可收七、八十斤。其余不过种植高梁、黍、豆等项，中岁每亩不过五六斗，计所获利息，井地与旱地实有三四倍之殊”(14)。为此，人们建议在有条件的地方，多多凿井。枣强人寓圃《请立书院凿井灌田议》中说：“伏见直省各邑，修井溉田者不可胜纪，枣邑亦间有之。约计大井设辘轳四，可灌田十亩，所费不过十五六金，等而下之，所灌愈少，所费愈减”。他还说：井灌之田，“设遇亢旱，邻田颗粒俱无，此则每亩盈石”(15)。照此计算，在井灌田里实行多熟制，至少可亩收1-1.5石，甚至更高一些(16)。
在直隶，还有很多地方实行一年一熟制。它们的产量因地区和土质不同，各有高低。见表7。
表7
①有的学者认为乾隆四十年的亩产是夏秋两季收获量（见方行：《清代前期北方的小农经济》，《历史研究》1991年第2期），我们同意这个看法。
上面都是比较笼统的说法。大体太行山东麓的冀中平原区，水土条件好，土地复种指数高。冀南的情况不如冀中，但单产亦能收5-6斗，7-8斗，北部如永平等府又次于冀南，一般收3-4斗，5-6斗。东部沿海一带主要困于盐碱沙地，至于口北和偏远山区，又无霜期短，更等而下之了。
（三）河南
清代的河南，也有不少土地实行两年三熟。嘉庆《密县志》：“凡地二年三收，……黄豆有大小二种，五月种麦耩种，七月中旬出荚，八月中旬成熟”。那是豆麦轮作复种。道光《扶沟县志》：“若好地则割麦种豆，次年种秋，最少二年三收”，麦与豆或秋作连种。雍正时河东总督田文镜说：“至豫省民俗，大率广种秋麦，并无余地留种春麦，间有未种秋麦地亩，皆留以播种早黍、早谷、芝麻、高梁、豆子、棉花等项”(17)。这与孔府田庄的种植情况颇相类似，那就是在一部分土地中种植麦豆，另一些播种黍、谷、高梁之类，并相互轮作。
有的资料还谈到复种的产量。嵩县“如麦后八分种粟，二分莳蓝，以十亩计，可获粟二十四石，收蓝易价后种蔬二亩，出亦可获缗二十四千文，利反倍多也”(18)。黄河以北的怀庆等府县，“一亩之地树谷得二石”(19)，那是单作的产量。豫中宝丰县，麦秋亩收1石(20)，系两作所出。地区不同，产量亦高下不一。乾隆二年(1733)，署巡抚尹会一向皇帝报告他巡视彰德、卫辉直至开封府城各地春种情况，见“各邑地亩种麦十之七八，现俱成穗”，系“有收”之年，估算“洼地每亩可收四五斗，高地可收二斗”(21)。北方的多熟制，一般集中于土肥水足的田地，从尹说的麦收最多4-5斗的情况来看，合计两收，也就是1石上下，并不算高。又据明清之际人王铎在《奏求粮札子》中称，中州之地“计亩所出，丰穰沟篝，不足一石”(22)。王是因为要请求免粮，且系大乱之后，产量可能说的偏低。
从很多资料分析，黄河以北地区的产量，一般要高于黄河以南。前述怀庆府，即有亩产谷2石的说法。其属县原武县，也有同样记录(23)。又如卫辉府淇县，清末时，上田年亩收“二石二斗”(24)。卫辉以北的彰德府，据明嘉靖修“府志”载：“临漳居漳卫之间，田皆填淤，沃衍无罔阜，近漳水，南决入安阳、临漳，田收皆十斛八斛”。照二斛为石计，那是4-5石了。这条材料，清代乾隆志仍一字不漏加以抄载。又据该府武安县有学田两处，一处110亩，输租60石，估计平均亩产1.1石；另一处10亩，输租4石，平均亩产0.8石(25)，大概属于中则或中上则田的产量。彰德等河北三府，有黄河支流彰水、沁水、卫河流经其间，却又不象河以南的开封、归德、陈州等府，常遭黄、淮泛滥的肆虐，同时又有较好的井灌条件，直到今天，其平原区仍是河南农业最发达的地区，所以这里的亩产较为偏高，亦不足为奇。
在河南也有一些亩收一季，且产量偏低的地区，如胙城县“土硗，歉于获，每亩不过三二斗”(26)。新郑“土田较之邻封不啻天渊”，“计亩所获，不过一二斗许”(27)。乾隆二十三年(1758)，有人种麦3亩，收1石，平均亩产3.3斗(28)，也不算高。前述嵩县，既有多熟制产量较高的田地，也有土质较薄的岗崖山地。有人开田40亩，“岁可产千余斤”，平均亩产不到30斤，也就是1-2斗(29)。产量较高的洧川县，“所入亩不及釜”(30)。釜为古制量器，约合6.4斗，文中说“不及釜”，大概是5－6斗左右。豫中临颖县学租中，高的亩产7.3斗，低的3斗(31)，与洧川县大致处于同一水平。又如开封府的兰阳县和仪封县，顺治三年(1646)因“大有年”，“每亩获石余”(32)，那么常年收5-6斗，那是不成问题的。
有一份清末南阳府南阳县各类农作物产量的资料：小麦熟年亩收约3斗，大麦4斗，玉麦4斗，稻6斗，蜀秫5斗，玉蜀黍4斗，粟5斗，黄豆4斗，黑豆5斗，绿豆3斗，豌豆3斗，芝麻2斗，薯400斤(33)。南阳县在豫南南阳盆地区，在全省农作条件中，属中等或中等偏上，撇开单产不说，进行多熟复种，亩产可能在1石上下。
（四）山西
山西多山，晋北一带又高寒贫瘠，农业条件不如直隶、河南，产量亦较偏低。雍正十一年(1733)九月，刑科给事中王羾被派巡视山西。他先后考察了除晋南以外的太原、大同、朔平三府和平定、忻、代等直隶州，正值秋收之后，且碰到了“数十年来从未遇此丰稔之岁”。故在奏报中说：“据云常年上地每亩一石二三斗者，现今收至三四石；下地每亩七八斗者，今亦收到一二石”(34)。《明史、卢象昇传》载：崇祯九年(1636)，卢出任宣大山西总督，“大兴屯政，谷熟，亩一钟，积粟二十余万。天子谕九边皆式宣大”。产量与王羾说的差不多，或者还要高一些。大同以及朔平、忻、代等府州，地处长城沿线，是省内有名的低产区，且多种一季，如果不是合数亩为一亩的大亩计量，或可能笼统地称钟为石。否则，即使是大有年，我也怀疑有如此高的产量，当然，不能排斥在某些地方，常年的亩产亦有达到1石多，或7-8斗的，但只是少数。比如大同府浑源州养正书塾，有附郭田57亩，岁征额租京斗30.6石，按产量的半数计租，平均亩产1.07石(35)，就超过1石。
多数记载都说那一带气候干寒，土地瘠薄，产量低下。象大同府，“云地瘠薄，即逢丰年不过三五斗”(36)。又言大同“地土沙渍硗薄，风高气寒，丰岁亩不满斗，故中人日仅再食”(37)；该府属广灵县，“年丰每亩不过数斗”(38)；天镇“地土沙碛硗薄，寒独早，七月陨霜，农人往往清明前后种麦豆，五月种谷、粟、秫、稷、油麦、荞麦，丰岁亩不满斗”(39)。朔平府左云县亩产亦只三四斗(40)。又如马邑县有人种谷子10亩，得净谷1.6石，平均亩收1.6斗(41)。僻居晋西北的保德州，“州境山坡陡地，抑且暖迟霜早，一年一熟，犹有不能告成者，至窎远山谷，十年九荒，遇丰岁所计，亩所获一二斗”(42)。
比较起来，晋中和晋东南地区的农业条件要好得多，有的还可两年三熟。晋中一带多以豆类为主，与谷、黍、麦进行轮作复种。寿阳县“谷多在去年豆田种之”，“黑豆多在去年谷田或黍田种之”；“春麦多于去年黑豆、小豆田春分时种之”；黍“于去年谷田、黑豆田芒种时种之”，“油麦多于去年黑豆田、瓜田种之”(43)。晋南的情况与山东、河南相类似，即以二麦为主，进行轮作复种。稷山县佃户某租水浇地5亩，每年夏租麦1石，秋租谷1.5石(44)，合麦秋两造，平均亩产1.08石。这是个案材料，但对照邻省情况，复种地的亩产量至少应在1石以上。
在山西，单作一熟制的土地可能多于鲁、豫等省。康熙初，蔚州人魏象枢说：“百姓种地有上中下三等，收获亦有上中下三等，约计丰年上地每亩收八九斗，中地次之，下地又次之”(45)。这大概是泛指平川河谷地区而言。在单产中，亩产较高的也是在晋中、晋南。《农言》引寿阳谚语有“糜子挨着手，一亩要打七八斗”。沁州武乡县尽管有很多山地，但因麦地均宜，“丰岁上腴”，亩地可得“一鬴”(46)。鬴与釜同义，合6.4斗。雍正八年(1730)六月，山西巡抚觉罗石麟在向皇帝报告该年收成时言：“二麦收成向来丰年每亩收一石者，今竟收至一石一二斗”(47)。可见在正常年景单产5-6斗或7-8斗是可能的。又如蒲县的“山区”梯田，“其上者亦能亩获近石”(48)。这里虽没有说明是一作还是两造，但说明在山区也可得到较高的产量。
下面我们根据地租量再补充若干资料：
表8
①原作地10垧。按据道光《偏关志》：“关人以垧计田，每垧约二亩半多或三亩”。这里，我们是按2.7亩为1垧进行折算的。
以上共19例，涉及地域包括了晋北、晋中和晋南。从估计的亩产看，尽管没有超过1石的，但长治县亩学田9.2斗，也快近石了。另如绛县6.6斗，浮山6.4斗，从单产看，在北方亦称得上是中等田地。当然，这中间多数产量偏低，只2-3斗、1-2斗，甚有不满斗者。这除了晋北各府县本来属于低产区，我认为人们捐助或置办的学田，多数属中下等地。此外也与有的田地地租偏低有关。乾隆《偏关志》中曾记其事：“至于佃户之受田者，甲乙相传，准其旧租记其段落而已，即地主持筹，每亩取租率以三四分为权，故赋中人之家而田连数顷，盖守此数亩薄田，而八口资之，正供资之，其不至公私交困者幸尔”。这里虽不是专指学田，但类似情况是会有的，不然我们就很难理解先头所引证的资料了。
综合进行分析，山西亩产，高的可达到1石多，一般8-9斗、5-6斗，晋北高寒地和其它山区，多数3-4斗，也有1-2斗，但也不排斥有产量较高田地。
（五）陕西
陕西关中平原，是北方著名的传统农业区，土地和水利条件好，农业技术水平也高。清代兴平人杨屾写《知本提纲》，三原人杨一臣作《农言著实》，都对关中的精耕农业有详细论述。比较起来，关中一带应属北方的农业高产区。西安府属盩厔（今周至县）、鄠县（今户县）等地，井灌发达，计一井灌田四五亩，“薄收亦可得谷八九石，更若粪多力勤，且可十二三石”(49)，约计年亩收谷2-3石。乾隆时，有个叫陈世元的，到陕西传播种植番薯，言及那里，“凡膏腴上地，更际丰年，每亩共收谷子一大担，计官斗三十余斗，连桴不满五百斤，如大麦、小麦、高梁、荞麦，到秋收成，轻重大略相等”(50)。这证明上等土地，在正常年景下亩产2-3石是可能的。东边的三原、高陵等县，有著名的泾渭渠，可岁得3-4斛，4-5斛，亦即1.5-2.5石(51)。又如咸阳县某人，“夥地八十亩”，岁纳“租麦四十石”，平均亩产麦1石(52)，也不算低。同州府白水县，“麦田每一亩，上腴之地丰年可收一石，次者八九斗，或五六斗，最下山麓硗瘠之地及山上垒石包土、层级梯磴之田，俱收不及三四斗。粟地收获分数大致与麦田同。收莜麦、豌豆地多瘠薄，每一亩丰年只收七八斗，最下者收俱不及三四斗”(53)。这是一个县里不同土地等次所得不同产量。
在关中平原中心或边缘各县，也有些土地产量比前面说的偏低，如长安有7.4-8斗田，凤翔5-5.8斗田，歧山的5斗田，宝鸡5.5斗田，扶风6斗田，郿县6斗田，麟遊6.3斗田，汧阳3.6斗田，还有同州的5斗田，咸宁的6斗田，富平6斗田，泾阳5.6斗田，以及三原县有的水浇地产7斗，旱地5.7斗；蓝田水田8斗，旱地4－7.4斗等等(54)。
陕南的汉中盆地，属水稻作物区，其河谷多实行稻麦两熟，道光初亩产可达3.7-4.3石(55)。旱地采取麦与豆、粟、高梁、糁子复种。上等金地、银地，岁“收麦亩一石二三斗，秋收杂粮七八斗”(56)，合计2石上下，中等和下等地就收不到这么多了。
陕北的农业比不上关中和陕南，但也有一些平川地区产量仍颇可观。延安府延川县，“每地一亩，若种谷麦，所收不过一二石”(57)。绥德州清涧县，每亩“收麦五六斗，秋谷七八斗”(58)，合两作达1.2-1.4石。至于还有些地方，自然条件本来就差，加上耕作粗放，产量当然不会高了。见下表：
表9
以上，除耀州属西安府，其余分别属延安、榆林二府和鄜州直隶州，均系陕北地区。这样的产量，与晋北和直隶口外地区，大致处于同一个等级。
（六）甘肃
甘肃清初沿明例与陕西合为一省，康熙初才分开别成系统。有清一代，甘肃的农业始终比较落后，“岁止一收”，其中接邻陕西的秦州等地，“气候较暖，小麦、莞豆、青稞等粮，于年前八九月播种”，“其余各府州所属夏秋田禾，俱系本年春间及四五月耕种”，所以“收获亦较他省较迟”(59)。乾隆五十四年(1789)，陕甘总督勒尔锦进京入觐，在回答询问时说：“甘肃地高气寒，其山童秃，无竹木之饶，其水咸苦，无蒲芡鱼蟹之利”，“田虽广而瘠，粪种无灋，丰年亩仅收数斗，岁入不供所出，故赋税常不及额”(60)。道光时，兰州某人佃田20垧，额租3.7石，按该地以2.5亩为一垧(61)，平均亩租0.74斗，估计亩产才1.5斗(62)。东北部宁夏府近河套地区，灌渠纵横，还能种植水稻，可边缘一带却是沙漠瘠土，产量低，有的亩产甚至不及1斗(63)。
根据庙学田租进行推算，皋兰县有亩产1.5-3斗田，金县有1.2斗田，靖远有3斗田，宁夏1.7斗田，徽县1.4斗田，秦州2.2斗田，庄浪2.5斗田(64)。看来与前面举出的例子差不多，不过在地方志中，我们也看到有产量较高的田地。巩昌府岷州，尽管“地土硗瘠”，但在平地，“遇丰稔之岁”，“所收尚可盈石”，山地“可得五六斗”(65)。该县的140多亩学田，明末时“雇人耕种，岁可收一百五十石”，平均亩产得1.1石(66)。又如宁夏县693亩学田，岁征粮377石，折合亩产也达到1石(67)。在甘肃等西北省分，人们习惯用当地市斗计量，比值最大的每市斗约抵官斗3斗，也有1∶2，或者小于1∶2的，象隆德县“度斗较市斗，每斗小四升六合五勺”(68)。从总体看，岷州等地的土质等自然条件，并不比兰州、秦州等府县优越多少，所以我猜测上述偏低产量，有的是按市斗计量的。若是，那么它们的亩产可能就是3-4斗、5-6斗，或7-8斗了，当然也不排斥相当部分1-2斗的低产田(69)。
在陇西的河西走廊沿线地区，分布着片片绿洲，如涼州府的武威、镇番、永昌、甘州府的张掖，肃州的高台等县厅，都有绿洲成田者。雍乾之际，清朝政府曾在此招民屯田，先后在九家窑（肃州南山麓）、三清湾（在高台县境）、柔远堡（在高台县境）、平川堡（张掖县境）、毛目城、双树墩（均在高台县西北）、九坝（高台县西）、昌宁湖（永昌县境）、柳林湖（镇番县境）建立屯区。此外，在嘉峪关外的安西地区及甘州、瓜州也建有屯区。
现将柳林湖等屯区的历年总产和亩产列成表10。
表10
注：资料出处本于乾隆《肃州新志》、《肃州屯田》、《高台屯田》。又，屯田数根据乾隆元年十二月二十日川陕总督刘于义题本（转引自彭雨新，《清代土地开垦史》）适当作了订正。
上述诸屯田区中，产量最高的是平川堡，据说“斯地极饶”，“而开垦之费又最为廉俭”(70)。雍正十三年亩产将近1石。最低的是九坝垦区，亩收只有0.22石和0.24石，其余各高低不一。彭雨新教授根据乾隆元年(1736)川陕总督兼甘肃巡抚刘于义的题报，计算出雍年间各屯区的平均亩产是0.68石(71)。关于河西地区的粮食产量，还有一些记载也可用作参考。如张掖县有纳租地5585亩，“岁收仓斗麦一百四十七石四斗七升，市斗小麦四十一石七斗二升”(72)，按前述隆德县的市斗与仓斗的比例计量，平均约估亩产8斗。张掖县偏北的抚彝厅（今临泽县），清时共置学田98.7亩，平均亩租0.5-0.68斗，亩产可达到1-1.36石(73)。还有象山丹县，嘉庆二年(1797)某知县引水辟荒田110余亩，试种后招民耕作，“每年租粮一百五十余石”(74)。若照对半制租额推算，其产量竟超过2石。
上面谈到的屯地，从乾隆二十几年起到四十年代止，陆续改屯升科，成为民田。平均亩收4-5斗至8-9斗，少数好地可超过1石，甚至2石，大体反映了河西地区水浇地的生产水平。
（七）新疆
清朝政府因军事需要，于康熙末乾隆初，在新疆东路的哈密、吐鲁番、巴里坤等地建立军屯。以后随着新疆统一事业的节节进展，从乾隆二十年代初开始，又陆续向西推进，在古城、木垒、奇台、乌鲁木齐、济木萨、玛纳斯、库尔喀喇乌苏、晶河，到伊犁、塔尔巴哈台（今塔城）等天山北路地区普遍实行屯垦。另外，天山南路的辟展、吐鲁番、喀喇沙尔、乌什、阿克苏等地，也建有屯田，种植麦、豆、粟、糜子、青稞等作物。由于这些屯区都选择一些土肥水足之地，所以产量也较可观。雍正十二年，清朝当局汇集了哈密附近的蔡把什湖10000亩屯田的年产量，计“每年收获麦、谷、糜三色粮八千石上下不等”(75)，平均亩产0.8石；又据乾隆四年(1739)报告，该年绿营士兵在该屯地收小麦等食粮9254石，平均亩产0.925石(76)，略高于前述历年平均亩产。稍后，乾隆二十三年(1758)十月，办理屯田侍郎永贵等奏称：本年辟展等五处屯兵3600名，屯田33045亩，共收谷37340余石，平均“每亩收获一石九斗至一石四斗不等”(77)。比前述产量还高的是乾隆二十六年(1761)伊犁回屯，8000亩麦子、青稞地，收获16300余石；8000亩谷糜地，收18000余石，前者平均亩收2石，后者收2.25石(78)。
冯家升教授等编的《维吾尔族史料简编》下册（1981年民族出版社出版）中，根据《西域图志》的记载，计算了从乾隆二十三年(1758)到四十年(1777)新疆各屯区每亩平均收获量和最高收获量，现转示如下：
表11
新疆开垦的屯田虽然产量较高，但毕竟十分粗放，几年下来，就会地力不足，正如乾隆二十四年(1759)管理屯田都统定长所言，当时已有不少屯田地亩，“较之初种时，渐觉歉薄”(79)。陕西总督杨应琚也说：“惟口内田地全资粪壅，口外并无粪土，若连年翻种，则土脉微薄”。要维持较高的产量，“必须分半休歇，轮翻树艺，俾地力缓息”(80)。通常做法是“耕种一年，停歇二三年”进行歇耕轮作(81)。
天山南路维吾尔族农民田土的产量，不象屯田有系统记录。乾隆二十四年七月，定边将军兆惠率军进抵喀什噶尔（今喀什市），对当地农业产量作了一番调查。据他报告：“各城村现种田禾”，都按种籽计算产量，“丰年可收七八倍，即荒年亦可二三倍”(82)。按“一亩之地播种一斗”(83)计算，丰年亩产7-8斗，荒年2-3斗(84)。其中吐鲁番“当赤土身热之坂”，可“一岁再熟”(85)，故产量也更高些。
（八）关外东北地区
在辽东平原地区，明代曾开设辽东行都司，实行卫所屯田。入清后，又在那里设置直属于皇室的内务府田庄，另外还有很多八旗旗地和其它庄田。这些庄田，向北扩展到吉林和黑龙江的某些地方。顺康以后，随着出关民人增多，民地也在不断发展。东北关外地区，尽管土地肥沃，但因人多地旷，新垦土地多，耕作粗放，且一年只种一季，影响了亩产的提高。下面我们从档案中辑得若干租额资料，略加推算，以供参考(86)：
表12
①我们以通常采用的6亩为1垧进行计算的。
又据清末《新民府志》记载，当时该府小麦和小豆平均亩产2斗，高梁、大豆、黍均4斗（高梁深耕可收7斗），陆稻、稗5斗。与此同时，奉天农业试验场出版了一部《奉天省农业调查书》，考查了兴仁等10州县的199个村庄各类作物的产量：其中小麦亩产最高的是兴仁县6斗，最低辽中县2斗，各州县平均3.45斗；粟最高的是怀德和西安两县7斗，最低辽中4斗，平均5.6斗；高梁最高怀德10斗，最低辽中3.2斗，平均6.61斗；大豆最高怀德10斗，最低辽中和洮南4斗，平均5.91斗。另外还有大麦、包米、陆稻、稗子等产量，不一一列举。宣统《抚顺县志略》言该县“以田六亩为一日，上则地收粮五六石，中则地三四石，下则地一二石”。以亩计算，上地8-10斗；中地5-6.7斗，下地1.67-3.3斗。吉林的宁古塔（今宁安县）地，每垧“约当浙江田四亩零”，康熙时，“垧收谷自一石至二石，以土之厚薄为等杀”(87)，平均亩产低的2.5斗，高的5斗。清末农安县各种作物每垧平均产量是：高梁4石，谷子4石，大豆3石，玉蜀黍6石，小麦2.5石，大麦4石，杂粮3石(88)。
我们列举的资料，除宁古塔外，都是清末的，时间晚了些，与前面从额租量中推算的个案数相比，一般都稍偏高。这可能与清末开放移垦禁令，大批汉民从关内前往认垦，提高了土地利用率，也改变了原来粗放的耕作方式，使生产条件有所改善，产量有所增加。按东北一带通用关东斗，“凡一石当通州仓二石五斗”(89)，较官斗要大。上述亩产数，不少是按关东斗计量的，这也是造成某些数字偏低的原因之一。平均亩产5-6斗、8-9斗，高的到1石上下，大体反映了清代关外地区的农业生产水平。
（九）北方地区的水稻产量
由于水稻的亩产较麦、黍等旱地作物要高，所以在水源充足，自然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北方农民也常从事水稻种植。清人在北方种植水稻，无论是播种面积，或是分布区域，都较前大大扩展了。象直隶就出现了大面积的水稻种植区，甚至连康熙皇帝也对此发生兴趣，于北京西效畅春园试种“御稻”。有的学者根据地方志的记载，统计了各省区种植水稻州县，计陕西55个，河南84个，山西62个，山东59个，甘肃28个，新疆15个，西藏15个，河北（直隶）93个，辽宁（盛京）10个，吉林3个，内蒙3个。“纬度最高地区，达到北纬44度以上”(90)。有的地方，水稻的产量还不低。山东青州滨海一带，早在明代已种植水稻，“雨阳以时，可收五六石、四五石”(91)，清代继续保持此产量，“每亩可收五六石，次四五石”(92)。天津葛沽，明代也有人试种水稻，“其粪多力勤者，亩收四五石”(93)。明清换代后，水田遭到废弃。康熙时，天津总兵官蓝理上疏请求恢复，曾先后垦田10000亩，引水种稻，可惜效果不佳，见表13。
表13
上表资料本自《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1册547-548页，813页；第2册341-343页，781页。
在试种的五年中，最高亩产不过1石多，低时只有4-5斗，连种籽、工本都难以开销。康熙四十九年(1710)，玄烨批示：“此水田甚无益”，饬令有关官员讨论解决(94)，于是试种工作草草收场。蓝理的失败，不等于直隶地区种植水稻就此停步。雍正时，怡亲王允祥主持京畿水利营田事宜，开展了一个更大规模的引水种稻计划。他们于滦州、丰润、蓟州、平谷、宝坻、玉田等京东6州县辟稻田335顷；于庆都、唐县、新安、涞水、房州、涿州、安州、安肃等京东8州县开稻田760.72顷；又在天津、静海、武清开稻田633.87顷；在京南的正定、平山、定州、邢台、沙河、南和、平乡、任县、永年、磁州等10州县开稻田1567.78顷。此外，在文安、安州、新安、任邱等州县，还有民间“自营已田”5000余顷。据雍正五年(1727)八月允祥的奏报，“新营水田俱禾稻茂密，高可四五尺，每亩可收谷五六七石不等”(95)。京畿营田由于各种缘故未能全部坚持下来，但说明只要水肥充沛，加上天时顺当，即使象直隶这样的偏北地区，也能取得高产。其它象陕南汉中，“水田夏秋两收，秋收稻谷，中岁乡斗常三石”(96)，约合官斗6石，产量也不低。
当然，也不是所有地区都能如山东、京畿或陕南那样取得高产。河南嵩县，“稻之稳岁收三石，歉则半之”(97)；宁夏水田年“收稻二三石”(98)。山西赵城县有人佃水地2亩，年纳租米1.1石，合亩产谷2石多(99)。远在边陲的新疆阿克苏，亦宜水稻，一般亩产2石多，最高3石多(100)。比这更少的如陕西长安县的一块祭田，亩产稻1.2石，还抵不上当地的水浇麦豆田(101)。还有，康熙帝所说：“近京玉泉山稻田，一亩不过一石”(102)；在天津，有起租稻田338.9亩，年纳租米93.25石，估算亩产，折谷1.1石，也高不了多少(103)。河南南阳县熟年亩产稻6斗，每斗带籽24斤，合144斤(104)，那就更低了。
清代北方的水稻种植，尽管成绩不小，但限于气候、水源以及生产习惯等缘故，充其量，绝大多数只能是一些零星散布点，所占份额很小，有的还兴废无常，产量也不如南方稳定。不过，它毕竟是值得重视的，所以我们仍略占篇，就其种植和产量情况，向读者稍作介绍。
二
当我们分省区考察了北方旱作农业的粮食生产情况后，接下来需要研究的，就是它们的平均亩产、总产和人均拥量究竟有多少？当然，这仍属估算性质。至于各省区的人口和田土数，基本上还是采用章有义教授推算的数字(105)，只少数有所调整。
（一）山东
在北方诸省中，山东属于生产水平较高的地区。前面我们谈到，上等好地，又遇大有之年，亩产可达3石上下，一般1.5-2石；中等田地1-1.5石。单作制田地多的也可达到2石，一般1石上下。此外也有只产6-7斗或更少的田地。英国学者卜凯在《中国土地利用》一书中，把山东划入冬麦、高梁区，是北方旱作区中农业生产率最高的，水浇地占全部耕地的10%，复种率30%。不过这是他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调查资料，清代乾嘉之际达不到如此水平，故须适当调低，大体水浇地占6-7%，复种率25%，又考虑到单作制中也有亩产较高的，再加上玉米、番薯推广对中下等地的影响，确定出平均亩产2石的占全省耕地的5%，1.5石占30%，另有35%的耕地亩产1石，30%的耕地亩产5斗。算出全省平均亩产是（5%×2石）＋（30%×1.5石）＋（35%×1石）＋（30%×0.5石）＝1.05石。
山东的旱作主要种小麦，此外还有高梁、粟、黄豆、玉米等。它们的每石重量各有高低，为了方便，我们统以140斤折算（以下亦同）。按每清石＝1.036市石，每清亩合0.9216市亩，这样，（1.05清石×140斤×1.096）／0.9216＝165市亩／市斤（下面均照此公式计算）。嘉庆十七年(1812)山东的耕地是130898千市亩，估计约有8%的土地种植棉花、烟草等经济作物（包括轮作复种对粮食产量的影响），剩下120426千市亩，计全省粮食总产19870290千市斤。该年全省人口28959千人，人均粮食拥有量686市斤。
（二）直隶
直隶的农业生产条件以冀中为最好，其次是冀南，再就是永平、遵化、顺天、保定、天津等府州，最次的是宣化、易州等府州。根据有关资料，冀中、冀南各府占全部耕地的61%，永平、顺天等府占28%，易州等府州占11%。前面我们交待过，直隶井灌多熟制耕地可亩收1-1.5石或更高一些，单作制好的可达7-8斗或超过1石，其次5-6斗，最少1-2或2-3斗。考虑到各地区耕地都有好有次，象永平、顺天、保定、天津等府亦有相当的井灌地，并实行轮作复种，水稻田也不少。故我们把冀中、冀南的61%耕地划分为（10%×2石）＋（10%×1.5石）＋（26%×1石）＋（15%×0.7石）＝0.75石；永平等府28%的耕地定成（15%×1石）＋（13%×0.5石）＝0.215石；剩下宣化、易州11%的耕地统以0.4斗计，11%×0.4石＝0.044石。三者相加是1.011石，合159市亩／市斤。嘉庆十七年直隶耕地98396千市亩，人口27991千人，除去7%的非粮食用地后为91508千市亩，计总产量为14549772千市斤，人均粮食拥有量520市斤。
（三）河南
河南的农业条件基本上与山东处于同一水平，其中怀庆、卫辉、彰德三府平均亩产约在1-2石之间。剩下地区的耕地中，高的也可亩产1.5-2石，通常1石上下，也有相当部分只出3-4、5-6斗。按怀庆等三府约占全省耕地数的22%。另78%的耕地，估计实行复种的约占20%。其余为亩产0.8-1石的中等地，剩下相当部分属劣等地。据此，我们确定河南省的平均亩产是：（22%×1.5石）＋（15%×1.5石）＋（30%×1石）＋（33%×0.5石）＝1.02石，合161市亩／市斤。嘉庆十七年全省耕地95703千市亩，人口23037千人，减去6.5%的经济作物用地，实际粮田89482千市亩，算出总产14406602千市斤，人均粮食拥有量625市斤。
（四）山西
山西的粮田复种指数低于前述各省，最多不超过15%，就地区而言，晋北属低产区。按照前述该省各亩产数，高的1石多，一般8-9、5-6斗，下田3-4斗，再参照邻省情况，我估算是：（20%×1.5石）＋（20%×1石）＋（40%×0.7石）＋（20%×0.4石）＝0.86石，合135市亩／市斤。嘉庆十七年山西耕地73346千市亩，人口14004千人，该省经济作物用地不及冀鲁豫，估计占5%，实际粮田69679千市亩，算出总产9406665千市斤，人均粮食拥有量672市斤。
（五）陕西
陕西的关中区，是北方农业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之一，亩产在1-2石多之间。陕南的农业进展原不很快，乾隆后大量引种玉米，加上河谷平原的稻麦连作，平均亩产也可达到1.5-2石。比较落后的是陕北，一般只有2-3斗，3-4斗，不过也有亩产7-8斗和1石以上的，笼统估算约5斗左右。至于界乎关中和陕北的边缘区，象同州、凤翔、鄜州、邠州等，我们取中等7斗为准。按陕西在册耕地，关中占42%，关中、陕北边缘区占49%，陕南占5.5%，陕北3.5%。约算亩产为（12%×2石）＋（30×1石）＋（49%×0.7石）＋（5.5%×1.5石）＋（3.5%×0.5石）＝0.983石，调整至1石，合157市亩／市斤。嘉庆十七年陕西全省耕地40712千市亩，人口10207千人，确定经济作物占地5.5%，剩下粮田38473千市亩，总产粮6040261千市斤，人均粮食拥有量592市斤。
（六）甘肃
甘肃省在宁夏和甘州、凉州等府，有少量的1-2石、2-3石的水稻田，在水浇旱地中，也有超过1石的，不过多数田地产量不高，且实行单作制耕种，平均亩产从1-2斗到8-9斗不等，笼而统之，以偏高的7斗为计，合110市亩／市斤。鉴于嘉庆十七年的耕地数和人口数不够协调，采用嘉庆二十五年《清一统志》的载录，减去迪化州数，再参照章氏方法算出全省实际耕地37445千市亩（另有“番地”233.916段未计），人口15320千人，经济作物占地不多，略而不计，这样总产粮4118950千市斤，人均拥有量269市斤。
（七）新疆
新疆据《西域图志》：乾隆二十三年到四十二年间各屯田平均亩收获量1.07石。南疆维族区农田，丰年亩产7-8斗，荒年2-3斗，吐鲁番一带因气温较高，一年两熟，产量更高。我们把屯田和维族民田拉平匡估，确定亩产8.5斗，合134市亩／市斤。章有义教授算定新疆巴里坤、乌鲁木齐二地耕地1479千市亩，人口162千人，因地区脱漏太多，不便采用。宣统《新疆图志》记光绪三十一年(1905)全疆册报升科田7405千市亩，人口1945千人，虽然时间过晚，可能比嘉庆年间的实际数会略高一些，但也不会多出很多。因为自道光以后，先有张格尔－浩罕骚扰入侵，到了同治、光绪年间，又发生阿古柏叛乱，曾给新疆造成很大破坏，人口和田土数都有减少，所以大体上还是可以作为凭依的。我们姑以这些数字为准，推算总产量为992270千市人，人均粮食拥有量510市斤。
（八）盛京、吉林、黑龙江
关外的盛京、吉林、黑龙江地区，我们亦笼统以平均亩产9斗为准，合142市亩／市斤。该地区的田土、人口数，我们采用嘉庆《清一统志》的数字，加以兑换，得出耕地30755千市亩，人口2675千人，除去5%的经济作物用地，剩29217千市亩，总产粮食4148814千市斤，人均拥有粮食1551市斤。
根据上面的计算，我们进行列表：
表14
与南方稻作区相比，北方旱作区的亩产显然低多了。南方平均亩产431市斤，人均粮食拥有量815市斤。在北方，平均亩产只152市斤，人均粮食拥有量592市斤，也就是说，北方的2-3亩或3-4亩地，才顶得上南方1亩田。有人曾说：“南方种田，一亩所获以石计；北方种地，一亩所获以斗计”(106)，这正道出了因自然条件和耕作水平不同而造成南北产量的差异。不过此地所说的斗计，那是相对南方而言的，其实清代北方推行两年三熟的土地，甚至有的单产田，亩产也是以石计的，前面征引的很多资料，业已作出证明（而且平均亩产也超过1石）。
那么在北方，农民需要多少土地才能维持生计呢？乾隆时，孙嘉淦在谈到直隶一带的农业生产情况时说：“若土肥水浇之田，得三五十亩即可家计饶裕；若系沙碱瘠薄之区，即有三顷五顷，而丰年岁出有限，旱潦即须赔粮”(107)。按清人常以5口或8口计的一户，那么水浇肥田，人均得3-4亩，或5-6亩，多的到9-10亩，才得“家计饶裕”，大概达到当时富裕农民水平。至于孙说的3顷、5顷之地，那是指亩产斗余的劣等地而言。河南河内县，“家有百亩，计岁所入，百指之需，足以有余”(108)，这是说人均10亩，才能过上岁足而余的小康生活。直隶望都县，“均匀计之”，“须六亩可养一人”(109)。乾隆时，陕西耀州知州候珏说该州北境的“深山穷谷”中，有一批“土瘠力薄”的原马厂地，“垦地一顷，间年歇力，仅种其半，大有之年亩获三斗”，除去牛工种籽及租银，“合五十亩净剩利银二两”(110)。租种如此劣等土地，即或人均10亩或十亩多，生活仍困苦不堪。
由于土地等次和产量的不同，承种者身份不同（佃户或自耕农），以及人们对生活标准看法的不同（是“家计饶余”的小康生活，还是勉强维持生计），所以人们在评议需要多少土地才能生活的问题上，出现了高低不同的差别。从清代乾隆、嘉庆时期的人口增长趋势来看，即使在土地比较富裕的北方地区，人均耕地也达不到8亩、10亩。通过前面的列表，我们推算得只有地旷人稀的关外东北地区才能办到，其余都是4亩、5亩，甚至有不足4亩者（当然实际数比列表推算的会多一此，原因在前一篇文章中曾已谈到）。对于此种情况，当时很多人都注意到了，并发出了惊呼，象直隶束鹿县，“邑虽称膏沃，而频遭河患，且人满之区，丁多田少，一遇歉岁，民有莱色”(111)。长垣号，“生齿愈繁，田亩犹是，设遇岁歉，绝少益藏”(112)。甚至连僻居西北的甘肃镇番县（今民勤县），也发出了“户口较昔已增十倍，土田仅增二倍”的感叹(113)。其中最突出的是河南孟县，乾隆末“按口计地”，“竟不足一亩”(114)。
人均耕地的急速减少，促使统治者及广大农民不断注意发掘耕作潜力，提高土地利用率。清代北方平原井灌的普遍发展和两年三熟制的推广，其成绩远远超过任何时期。在陕西关中平原，甚至出现了两年十三收的间套复种法(115)。诚然，它无法大面积推广，但至少说明在人多地少条件下，人们力图通过精耕细作，以实现农产量不断提高所作的可贵尝试。可以这样说，清代北方旱作区的粮食生产，与南方稻作区一样，也有较明显的进步。
尽管如此，清代北方地区的粮食问题仍是严峻的。人均粮食拥有量592市斤，实在不高。我们可以算一下，摊到口粮上究竟有多少？首先当然得除去20%的种籽、饲料、社会储备以及其它用途的消耗，这便剥下474市斤。其次再须加工成精粮。据光绪《清会典事例》记载，麦类扬晒后碾面，“每小石一石，九十四斤七两有奇”。这里的1石是以官方160斤为准，那么出面率相当于59%。其它象秫、谷之类，从毛粮加工成精粮，亦各有差落，我们笼统以60%为准，即是284市斤，每人每月不足24市斤，连够吃都难说。在一些史料中，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记载，如“耕耘收获”，“除完官税外，大率不足餬口”(116)；“尽力于南亩，终无隔宿之储”(117)；“终岁勤劬，不足供一家之食”(118)。有的土地条件较好的府县，虽称“岁有余粮”，但也只能是“粗粝自给”(119)；或“中人日仅再食，岁不登则糠榆木屑悉以充腹”(120)。
面对着如此恶劣的条件，农民为了维持最低生计，经常“以粟米、红豆”等粗粮为“常食”(121)。在北方，不管是单作制还是实行轮作复种，农民都很重视种植豆类。原因是“贫民食糠菜，须用豆，故利赖尤重”(122)。山东济南府所属各县，有一种“粒紧小，未易脱”的七叶秫，那是专门用来喂牲口的，可当地很多“贫者亦食之”(123)。直隶沙河县，“邑人多用高梁、豆茎加以粗细糠秕，并窝窝饼子之类以作飨餮。其贫者春月采野菜，凡柳絮、榆叶、榆钱、苜蓿、樗叶嫩时，皆和杂粮以为食”(124)。众多的贫苦农民，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苟延生计。
乾隆以后，随着玉米、番薯、洋芋等在北方广泛引种，山间地头，多被利用起来，特别是番薯，种者尤广。象陕西省，乾隆初经巡抚陈宏谋行令倡导，“愚民初试未善栽培”，可“利源已开，种类不绝”(125)，其中盩厔、鄠县等县，“水土相宜，所种尤多”(126)。河南汝州一带，州守宋名立亦于乾隆初“免种教艺”，“人获其利，种者寖多”(127)。发展最快的是山东省，大概到乾隆、嘉庆之际，已遍及省境各地，其中胶东山区，竟“蕃衍与五谷等”(128)。农民们为什么如此热衷于番薯等作物的种植？除了产量高以外，还在于能充分的利用土地，缓解口粮紧张，兼作“济歉”、“救荒”之物。
从总体来看，北方农民的生活水平要低于南方，粮食自给率也比南方低，除关外东北地区外，更没出现象两湖、赣、川、桂、台湾那样的地宽量大的余粮区。明清两代政府，都把维护南北大运河的通畅，看成是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原因就在于北方粮食供应不足，必须仰仗南方运送以进行弥补。
三
在介绍了北方旱作区的粮食生产以后，我们结合另一篇文章谈到的南方稻作区的粮食生产，看一看当时全国的粮食生产情况。大致在嘉道之际，中国的粮食生产水平是（青海、西藏地区因资料不足，暂不包括在内）：人口370449千人，耕地1062624千市亩，粮田数949599千市亩，平均亩产289市斤，粮食总产274275135千市斤，人均粮食拥有量740市斤。再以前面方式算出人均口粮为326市斤，平均每人每月27斤。
我们假定清代的平均亩产相对稳定（实际上多少还是有变化的），经济作物等非粮食占地，乾隆年间以10%为计，嘉庆以后11%计，算出各个时期的粮食总产、人均拥有量和人均口粮数大体是：
表15
在耕地数没有更多增加的情况下，由于人口递增过快，使人均粮食拥有量也在急速减少，反映在人均口粮上，乾隆十八年每人每月还有50.66市斤，三十一年47.5市斤，四十九年33.58市斤，到嘉庆十七年只有27市斤了，以后还在跌落。至于表中显示的光绪十三年人均拥有数偏高，这是因为我们在计算时，以平均亩产不变为前提的。一些学者指出，清末的不少地方，由于生产条件恶化，亩产呈下降趋势（我们在文中也曾提到），这不能不对全国平均亩产发生影响，所以在人均口粮上，就不一定有那么高。如果说人均粮食拥有量1000-1500斤，构筑了清代康乾“盛世”在经济方面的坚实基础，那么乾隆后期到嘉庆以后人均拥有量的明显下降，则表明了“盛世”的终结和社会危机的深刻化。
注释：
① 1993年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
② 曲阜县文管会藏：“孔府档案”（以下简称“孔档”）编号4060/3。又，“孔档”4089/26载：“查曲邑地亩，有七百二十步及六百步成亩，各有处所”，可见曲阜各庄也有720步成亩的。
③ 下述资料都是依照原载录下的，没有换成市亩、市石。按：这些土地，都是1亩合2官亩计的。
④ 这里说的1亩，就是2官亩。
⑤ “孔府档案”4746。又，光绪时亦保持着这个租额，见档案4747。
⑥ “孔府档案”4704。
⑦ 该书成于乾隆二十年(1755)。
⑧ 乾隆《高苑县志》卷1。
⑨ 光绪《曹县志》卷4。
⑩ 中央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乾隆十七年正月二十四日鄂容安题（以下均简注“档案”）。
(11) 民国《潍县志稿》卷22。
(12) 道光《文登县志》卷1，卷3。
(13) 道光《招远县志》卷3。
(14) 乾隆《无极县志》卷末。
(15) 嘉庆《枣强县志》卷19。
(16) 据光绪《广平府志》载：永年县有学田147亩，根据“肥瘠多寡曲为酌处，盈为常岁”，共得租谷73.5石，平均亩租0.5石。按照这样标准，上地亩产当超过1石，中地5-6斗到1石，下地亦当有3-4斗。
(17) 《宫中档雍正朝奏折》19辑，623页。
(18) 乾隆《嵩县志》卷15。
(19) 乾隆《怀庆府志》卷31。
(20) 道光《宝丰县志》卷15。
(21) 《尹少宰奏议》卷2，《确查抚恤事宣疏》。
(22) 嘉庆《孟津县志》卷10。
(23) 乾隆《原武县志》卷9。
(24) 光绪《淇县舆地图说》。
(25) 乾隆《彰德府志》卷5。
(26) 顺治《胙城县志》卷上。
(27) 康熙《新郑县志》卷1。
(28) “地租形态”109页。
(29) 李兆洛：《养一斋文集》卷13，《循吏静溪康公传》。
(30) 嘉庆《洧川县志》卷3。
(31) 民国《重修临颖县志》卷4。
(32) 康熙《兰阳县志》卷10；乾隆《仪封县志》卷10。按：仪封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更县为厅。
(33) 潘守廉：《南阳府南阳县户口地土物产畜牧表》。
(34) 《宫中档雍正朝奏折》22辑，112页。
(35) 光绪《浑源续志》卷9。
(36) 乾隆《大同府志》卷26。
(37) 嘉庆《山西通志》卷46。
(38) 乾隆《广灵县志》卷4。
(39) 光绪《天镇县志》卷4。
(40) 光绪《左云县志》卷10。
(41) “地租形态”89页。
(42) 康熙《保德州志》卷3。
(43) 祁寯藻：《马首农言》。
(44) “地租形态”42页。
(45) 《寒松堂全集》卷4，《君仁爱无尽督抚实政当修等事疏》。按：蔚州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由山西划归直隶宣化府。魏说的产量不只指蔚州，而就华北地区，或直隶、山西平原区而言的。
(46) 乾隆《武乡县志》卷2。
(47) 《宫中档雍正朝奏折》16辑，680页。
(48) 乾隆《蒲县志》卷3。
(49) 雍正《陕西通志》卷93，王心敬：《与张岫庵邑侯书》。又据民国《鄠县志》：该县清时有学田48.5亩，推算亩产，最低的是1.2石，最高3.4石，亦可作为旁证。
(50) 《金薯传习录》卷上，附《管见种薯八利》。
(51) 光绪《高陵续志》卷1；又同见光绪《三原新志》。
(52) “地租形态”146页。
(53) 乾隆《白水县志》卷3。
(54) 参见《清史治要》121-122页；嘉庆《长安县志》卷17，乾隆《凤翔府志》卷6，光绪《三原新志》卷3，光绪《蓝田县志》卷9。按：以上都是从民田、学田额租中推算出来的。
(55) 参见萧正洪：《清代陕南种植业的盛衰及其原因》，《中国农史》1988年第4期。
(56) 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8。
(57) 道光《延川县志》卷1。
(58) 卢坤：《秦疆治略》。
(59) 朱理：《大中丞静斋朱公奏疏》，《核议甘肃藩库无着款项折》。
(60) 龚景瀚：《澹斋文钞》卷3，《平凉府纪恩碑》。
(61) 光绪《皋兰县志》卷11。
(62) 《清史治要》122页。
(63) “档案”，乾隆二十七年闰五月二十日舒赫德题。
(64) 道光《兰州府志》卷3，光绪《皋兰县志》卷11，道光《靖远县志》卷5，乾隆《宁夏府志》卷6，嘉庆《徽县志》卷7，乾隆《直隶秦州新志》卷4，乾隆《庄浪志略》卷12。
(65) 康熙《岷州志》卷11。
(66) 康熙《岷州志》卷5。
(67) 民国《朔方道志》卷10。
(68) 民国《隆德县志》卷2。
(69) 据民国时的资料，隆德县，“每亩每年平均以市斗计算，每亩平均以三斗为限”（民国《隆德县志》卷2），折合仓斗就是5-6斗。偏低的如灵台县，“百亩之家，岁收不过十数石”（民国《灵台县志》，《风俗》），平均亩产1-2斗。在清代，隆德属平凉府，灵台辖于泾州直隶州，都在陇东，它们的数字可供参考。
(70) 乾隆《重修肃州新志》，《肃州屯田》
(71) 转引自《清代土地开垦史》，农业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203页。
(72) 乾隆《甘肃府志》卷7。
(73) 民国《临泽县志》，《教育志·学租》。
(74) 道光《续修山丹县志》卷6。
(75) 道光《哈密志》卷43。
(76) 《清高宗实录》卷106。
(77) 《清高宗实录》卷573。
(78) 《阿文成公年谱》卷2。按此年产量亦见于“实录”，但疑奏报数字有误，故不用。
(79) 《清高宗实录》卷601。
(80) 《清高宗实录》601。按：这里的口内、口外，系指嘉峪关外、关内。
(81) 松筠：《新疆诣略》卷6。
(82) 《清高宗实录》卷593。
(83) 民国《新疆志稿》卷2。
(84) 1953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南疆农村社会》一书中，收有《南疆农村的农业生产与生产力》一文，其中，列举解放前后该地区小麦平均亩产100斤，稻300斤，棉花30斤籽棉。每100斤小麦约等于0.75清亩／清石，较之乾隆年间的平均亩产相差不远。
(85) 民国《新疆志稿》卷2。据1946年《新中华》（复刊4卷17期）刊登的陈澄之：《绥来、吐鲁番略谈》一文中记载，在吐鲁番，小麦平均亩产可达5石，高梁3.55石，大麦0.75石，豆类0.3石，比之同时期南疆其它地区，可高出几倍到近十倍。
(86) 下表资料来源：“档案”乾隆九年五月十七日来保题，乾隆十年七月十七日盛安题，乾隆四十四年九月十三日穆精阿题，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十日英廉题，乾隆五十九年八月二十日阿桂题；《清史治要》122页。
(87) 杨宾；《柳边纪略》卷3。按：原书言每垧“约当浙江田二亩零”，疑有误，采用林佶《全辽备考》卷下“地亩”条中一垧等于四亩数。
(88) 参见杨光震：《近七十余年来东北地区种植结构变化研究》，载《中国农史》1985年1期。
(89) 林佶：《全辽备考》卷下。又，朝鲜《李朝实录》中亦谈到：“关东斗到江南卸量一石，足为二石五斗”。
(90) 闵宗殿：《清代的人口问题及其农业对策》，《清史研究通讯》1890年1期。
(91) 万历《青州府志》卷5。
(92) 《授时通考》卷21。
(93) 汪应蛟：《抚畿奏疏》卷8，《海滨屯田试有成效疏》。
(94) 《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编2册，783页。
(95) 《清世宗实录》卷60。
(96) 《三省边防备览》卷8。
(97) 乾隆《嵩县志》卷15。
(98) 《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2册，342页。
(99) “土地关系”742页。
(100) 《西域图志》卷33。
(101) 《清史治要》205页。
(102) 《清圣祖实录》卷153。
(103) 光绪《天津府志》卷35。
(104) 潘守廉：《南阳府南阳县户口地土物产畜牧表》。
(105) 参见《近代中国人口和耕地的再估计》，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
(106) 尹会一：《尹少宰奏议》卷3，《敬陈农桑四事疏》。
(107) 《孙文定公奏疏》卷8，《蠲免事宜疏》。
(108) 道光《河内县志》卷12。
(109) 光绪《望都县乡土图志》。
(110) 乾隆《续耀州志》卷4。
(111) 乾隆《束鹿县志》卷4。
(112) 嘉庆《长垣县》卷7。
(113) 道光《镇番县志》卷3。
(114) 乾隆《孟县志》卷4上。
(115) 参见郭文韬：《中国古代的农作制和耕作法》，农业出版社1982年出版，23-24页。
(116) 道光《招远县志》卷4。
(117) 康熙《上蔡县志》卷4。
(118) 江景琪：《读书堂西征随笔》，《榆林兵备》。
(119) 乾隆《正定府志》卷11。
(120) 乾隆《武乡县志》卷2。
(121) 卢坤：《秦疆治略》。
(122) 道光《济南府志》卷13。
(123) 道光《济南府志》卷13。
(124) 乾隆《沙河县志》卷3。
(125) 乾隆《咸阳县志》卷1。
(126) 乾隆《盩厔县志》卷14，乾隆《鄠县新志》卷3。
(127) 乾隆《汝州续志》卷4。
(128) 道光《胶州志》卷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