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研究的几点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峡谷论文,几点思考论文,卡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是马克思以俄国为典型探讨东方社会发展道路而提出的一个科学设想。它指的是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波折”，即有可能不经过完全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个设想，也称马克思主义的东方社会理论。马克思提出这个设想的起因，是答复俄国民粹派女革命家查苏利奇关于“俄国农村公社可能的命运”、“世界各国是否都应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各阶段”等问题的疑问，同时反驳米海洛夫斯基等人把马克思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变为适用于一切国家和民族的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但这个设想和理论，实质上是探讨东方落后国家能不能以及怎么样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近年来，我国理论界对这一设想和理论又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这个讨论反映了我国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热潮和取得的成果，同时反映了人们对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实践问题的理论思考。但同时也有一些问题，值得一议。
一、要全面把握“可跨越”与“不可跨越”的辩证统一，特别要抓住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个根本出发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讨论中的一个问题是：就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话来看，“跨越”的涵义是什么？从俄国革命的胜利以及后来的苏东巨变来看，“卡夫丁峡谷”到底能不能跨越？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能否说明我们已经跨越了“卡夫丁峡谷”？
马克思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有一个两点论的辩证思想：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政治制度可以跨越，而与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的高度社会化的生产力水平则是不能跨越的。马克思认为，俄国等东方落后国家在特定条件下确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避免资本主义的“大部分苦难和斗争”，“缩短发展过程”，走上一条迥然不同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道路。但另一方面，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阶段是不可超越的，生产力的发展只能依次由低级不断向高级发展。东方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的发展，不能超越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阶段。马克思说道：“俄国农业只要求土地和用比较原始的工具装备起来的小土地农民时期已经过去了。”“现在他们种两三俄亩土地还缺乏各种最必要的工具，难道把他们的耕地增加到十倍，他们的状况会变得好些吗？”俄国在这种落后的生产工具与社会化大生产相差甚远的情况下，要跨越“卡夫丁峡谷”，就要用社会化大生产改造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用能够把俄国农民在更大范围内联合起来的现代化生产工具取代原始落后的生产工具，从而提高生产力，促进经济的发展。相反，“要处在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的社会来解决处在高得多的发展阶段的社会才产生了的和可能产生的问题和冲突，这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02页。）尽管俄国农村公社也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但它不能产生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最后产物，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不可能构筑在自然经济和小生产的基础上。
马克思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把握上提出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的。任何国家、民族的历史发展，都要受到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一客观规律的制约，生产力的发展阶段是不可跨越的。但是，社会发展五大形态的每一阶段不是世界各个国家民族社会都必定要经过的，社会发展的具体模式是可以跨越的。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不在于人类社会会按五种具体的社会形态依次演进的必然性，而在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动着人类社会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必然性。这一社会形态发展理论既坚持了社会生产力由低级向高级发展规律的普遍性，同时又承认了社会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复杂性，把社会发展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统一了起来。现在我们学习这个设想和理论，要特别掌握马克思主义“跨越”与“不可跨越”的辩证法，反对两种错误倾向：
1、在东方落后国家能不能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要反对那种认为只有资本主义发展了，才能走向社会主义的观点。
当年孟什维克、第二国际领袖等以俄国生产力还没有达到搞社会主义的程度为理由，反对搞社会主义。列宁明确指出：“对于目前正在争取解放、而战后已经有了进步运动的落后民族，国民经济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是不可避免的说法究竟对不对，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他说：“应该从理论上说明，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注：《列宁选集》第4卷，第336页。）正是列宁的思想指引了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在中国，毛泽东既反对王明等人的“一次革命论”，也反对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1937年毛泽东对美国作家尼姆.韦尔斯说：“中国具有不经过资本主义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中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直接实现社会主义”。毛泽东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革命实践、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关于我国实现由农业国向现代工业大国转变的构想，是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重要探索。
近年来，国外一些学者以苏东巨变为据，否定东方经济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建立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可能性和可行性。波兰科学院院士沙夫认为，苏东诸国“虽然不具备所提出的条件，虽然没有得到居民的支持，仍然进行了革命”，“必须把这种革命看作严重错误”，“随心所欲地建立社会主义会造成它的失败”，“这就是这些国家发生危机的主要原因”。（注：《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322～324页。）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我们不能认为凡是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而建立的社会主义都注定要失败，都需要退回去补资本主义的课。前苏联的解体决不是因为十月革命对“卡夫丁峡谷”的跨越，而在于没有注重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实行超越发展阶段的路线。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把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改造成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过程，就是成功地跨越资本主义的伟大实践。这一伟大实践证明了马克思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证明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必然性。
2、在东方落后国家怎样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上，我们要反对另一种错误倾向，认为可以不顾生产力发展水平搞社会主义，忽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搞经济建设，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当年俄国民粹主义者认为俄国可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必经过资本主义阶段。而马克思当时在这个问题上论述道，如果不能保证社会生产力极高度的发展，不能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的成果，其中首先包括现代生产力，那么就谈不到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就谈不上社会主义的胜利和成熟。马克思的设想不在必要性而在条件性上，从本质上与企图在落后的小农经济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的纯粹空想区别开来了。
马克思主义的东方社会理论实质上是要回答一个在经济落后的国家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我们必须破除离开生产力来抽象谈论社会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观念。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社会主义社会无论是其产生，还是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发展，都离不开生产力的发展。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所谓“跨越”是不可能的，或者是不能长久的；所谓“可跨越”或“不可跨越”的讨论也都是没有意义的。
对于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的研究，要立足于我们当代中国的两个现实实际：第一，我们已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一个活生生的基本事实，是一个被实践证明了的历史选择。第二，我们现在处于并将长时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以，我们想问题、办事情、作决策，都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脱离这个实际。我们在研讨要不要、能不能和怎么样跨越“卡夫丁峡谷”、建设社会主义时，也要全面准确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第一，不是每个国家都必须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卡夫丁峡谷”可以跨越，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而且还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所以，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要坚持而不能动摇党在这个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第二，东方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将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历史过程，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过渡阶段来跨越“卡夫丁峡谷”，不可能径直走向社会主义制度的胜利和成熟。第三，在这个过渡阶段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
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根本出发点。马克思之后的社会主义实践在这方面有过成功的经验，也有沉痛的教训。毛泽东认为革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并把这一思想正确地贯彻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全过程。但在跨越资本主义后，没有把生产力的发展摆在应有的位置上。“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结果，“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1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重申唯物主义的生产力观点和生产力标准。他一再指出：“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5页。）“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3页。）“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6页。）社会主义阶段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这样就围绕不断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把中国共产党从领导人民进行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直到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全部社会变革、社会实践活动历史地贯穿和统一起来了。邓小平的这些思想既是我党几十年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是我国在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中所取得伟大成就的根本原因，也是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的伟大继承和卓越发展。
二、要正确把握跨越的必要性和条件性的辩证统一，特别是要注意本国实践与世界各国普遍交往的相互关系
1、马克思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设想的第二个内容是：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可以跨越，但跨越是有条件的。这些条件包括国内条件和国外条件，而这两点又都包括经济和革命两个方面。
国内的经济条件是要保留和利用农村公社，利用现代化商品交换机制，从根本上打破农村公社缺少交往联系的孤立性。国内的政治条件是要有革命的前提。马克思、恩格斯在1882年合写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中，首先就提出问题：“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所有制形式，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所有制形式呢？或者相反，它还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末现今的俄国公社公共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1页。）在俄国农村公社具有这两种前途的情况下，马克思在给查苏利奇的复信中指出：“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就是说，为了尽力排除各种来自公社外部的扼杀公社的企图，就应当通过革命手段推翻沙皇政府，使农村公社不再受专制国家的压迫，而具备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正常条件，保证公社内的公有原则战胜私有因素。马克思说：“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展，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末，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复兴的因素，成为使俄国比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压迫下的国家优越的因素。”
马克思、恩格斯特别强调国际条件。首先在经济上，外部要有资本主义文明和世界市场的存在。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需要生产力的发展达到相当水平，而经济落后的俄国农村公社本身创造不出发达的生产力，因为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不可能自动形成社会化大生产。但是，由于“俄国不是脱离现代世界孤立存在的”，它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生存在现代的历史环境中，处于文化较高的时代，和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所以，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尽管俄国生产力水平低下，也有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同样，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它在跨越时又必须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吸收资本主义创造的一切“肯定成果”。
二是要有革命的前提。马克思提出，这种对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跨越有赖于俄国革命和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互相补充和互相呼应。恩格斯更是强调西欧无产阶级革命是东方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他在1893 年2 月24日给丹尼尔逊的信中说，实现俄国革命的“第一个必要条件是外部的推动，即西欧经济体制的改革，资本主义体制在它最初产生的那些国家中的消灭。”（注：《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通信集》，第550页。）他认为俄国公社本质上是保守的，“俄国的公社存在了几百年，在它内部从来没有出现过要把自己发展成较高的公有制形式的促进因素”，（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00页。）因此，对俄国农村公社应该进行改造，但“对俄国的公社进行这种改造的首创因素只能来自西方的工业无产阶级，而不是来自公社本身。西欧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以及与之俱来的以公共管理的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生产，这就是俄国公社上升到同样的发展阶段所必需的先决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00页。）“如果有什么东西还能挽救俄国的公社所有制，使它有可能变成确实富有生命力的新形式，那末这正是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618页。）恩格斯认为，虽然俄国公社所有制正在趋于解体，但它仍有可能实现向高级形式的过渡，其条件是必须有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即西欧在这种公社所有制彻底解体以前就胜利地完成无产阶级革命，而这个革命会给俄国农民提供实现这种过渡的必要条件，其中也为他们提供在整个农业制度中实行必然与其相联系的变革所必需的物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618页。）可见恩格斯与“民粹派”有本质的区别。“民粹派”只是简单地、抽象地认为俄国比西欧更有条件进入社会主义，因为西欧革命正追求的公有制在俄国还大量存在，而恩格斯则把俄国社会发展道路放在整个世界历史的角度加以考察，既承认它“超越”的可能性，更强调这一独特道路的条件，因而更为现实、科学。
2、针对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思想，现在研讨中出现的另一个问题是：“卡夫丁峡谷”的跨越要不要西欧革命的配合？怎样理解“互相呼应”和“先决条件”一直没有出现，倒是俄国取得了“一国胜利”，面对这一事实，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个设想的科学性？
我们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论述中能得出什么呢？是因为这些条件还不可能出现，就得出社会主义搞错了的结论呢？还是学会掌握马克思主义考虑问题的基本方法、掌握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规律呢？这个基本规律就是在世界格局中来发展社会主义，这个基本方法就是辩证唯物主义普遍联系的方法。
资本主义的发展已世界连成一体，所以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俄国革命要与世界革命互相响应。工业资本主义“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资本主义造成的这种普遍性的世界交往就足以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运动成为“世界历史性”的事业，同时，也把那些还没有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或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国家卷到世界一体化的联系中来，“过去那种地方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4～255页。）这样，先前孤立分离的各民族历史“也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1页。）正是从这个转变中，马克思、恩格斯得出了社会主义运动必然具有世界性的结论。在他们看来，“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0页。）根据这一理论，东方落后国家不一定要等自身资本主义生产的高度发展，而可能在“国际交往”的条件下实现对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跨越。世界的整体联系是这一跨越的时代条件，而世界革命则是这种跨越的现实可能。
世界社会主义的实践也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了马克思、恩格斯这一观点，跨越要以“与此有关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俄国、中国等东方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虽然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具体设想，但内在原因之一却正是马克思、恩格斯揭示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列宁、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思想虽然突破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具体结论，但从根本上坚持和发展了普遍联系的观点。而且，苏东国家在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又遇重大挫折，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没有注重发展生产力，没有发展市场经济，因而没能获得雄厚的物质文化基础之外，还有一个重大原因也在于世界格局，即没有注重利用世界市场，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的成果，仍然远离世界发展大潮，在一个封闭的体系搞社会主义。
邓小平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当代的时代特征和国际形势变化进行了正确分析，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他说：“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以后变得落后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建国以来，人家封锁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还是闭关自守，这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困难。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4页。）从而得出了正确结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78页。）必须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实行对外开放，广泛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马克思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设想给我们最富启示魅力的地方就在于：一是条件论。一切取决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从现实的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国情具体分析。一是联系论。主张分析东方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与世界各国之间普遍交往的关系，以此来推断这些国家未来发展的道路。马克思总是力图从东方社会特有的社会结构与所有制关系的历史特点出发，从对东方社会的特殊历史环境的具体分析，从东方社会与世界交往的联系程度来判断其社会性质和历史走向。这既是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光辉与魅力之所在，也是在实践指导作用上既具历史意义又具现实意义的价值之所在。
三、要深刻把握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特别要以“一个中心、三个着眼于”来把握当年马恩提出的设想和当代中国正在进行的实践的相互关系
在对“卡夫丁峡谷”跨越设想的研究中，大家常常会讨论诸如此类的问题：(1)马克思、恩格斯的话某个词句、某个概念究竟是什么意思？(2)在东方社会的发展问题上，马克思早年与晚年的话有所不同，马克思和恩格斯说的话也有所不同。如何认识这种不同？这种不同是研究视野的转变、基本观点的修改？还是社会发展的并行的另一套方案？抑或是统一思想的延续和发展？(3)马克思、恩格斯当年的设想与他们以后的实践有不一致，如何认识这种不一致？
这些问题实际上就是如何看待理论，尤其是从当代中国的实践角度看待马克思、恩格斯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理论设想；如何看待实践，特别是如何从马克思、恩格斯理论的角度分析当前的实践。说到底，就是如何把握理论和实践的关系，特别是马克思一百年前提出的东方社会理论和后来俄国的实践、现在中国的实践之间是什么关系？
马克思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有一个基本的方法论思想：“马克思的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我们研究使用的方法。”（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06页。）马克思坚决反对把他的“一般历史哲学理论”当作解决现实问题的“一把万能钥匙”，他一再强调《资本论》所描述的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坚决反对把这种“历史必然性”作为唯一标准和尺度去衡量和规范东方社会，坚决反对从这种“历史必然性”中去推论出东方国家未来的发展道路。他说，如果有人“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30页。）因为“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30页。）
1、要准确的地理解马克思这一设想，不要按自己的意愿，将马恩原著中没有的东西加进去。
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三卷序言中说：“一个人如果想研究科学问题，首先要在利用著作的时候学会按照作者写的原样去阅读这些著作，首先要在阅读时，不要把著作中原来没有的东西塞进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6页。）我们要严肃认真地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要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本意，切忌实用主义地为我所用，切忌寻章摘句地引用。
准确性的要求不仅体现在原原本本地理解其原意，更重要的是体现在掌握其精神实质，掌握体现于其中的观点、立场、方法。马克思主义的东方社会理论的价值不在于个别结论，而在于基本观点和方法。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东方社会理论，我们应该作总体的把握，不应只是拘泥于个别的词句和结论，不能只讲其一，不讲其二，断章取义、取我所需地研究。要着力于把握其唯物辩证法思想，要着力掌握其科学体系和思想精髓。
2、要用完整的眼光对待这一设想，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体系。
在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上，马克思早年与晚年的话有所不同，马克思和恩格斯说的话也有所不同。但这种不同并不能说明马克思的早期和晚期思想有矛盾。要不然我们就会得出一个错误结论：马克思早年认为一切国家和民族，不论其具体情况如何，都注定要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晚年马克思才认为有些国家和民族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前途，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或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早年寄希望于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晚年由于“西欧革命陷入僵局”，因而把关注的重心转移到东方落后国家的革命上来，并认为东方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可以首先取得胜利，先于西欧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在马克思的设想所蕴含和引发的东方落后国家要不要、能不能和怎么样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一重大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和邓小平都进行了艰苦的探索，作出了重大贡献。马克思、恩格斯只是提出了这个设想，没有也不可能付诸具体实践，特别是没有也不可能回答在夺取政权后的无产阶级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回答了这一重大历史课题。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根据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将首先在东方落后国家这个资本主义体系的薄弱环节突破的新的科学论断。在这一理论的指引下，俄国十月革命、中国革命以及一些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先后发生并取得了胜利。我们看到，马克思、恩格斯与列宁之间，马克思、列宁与毛泽东、邓小平之间，在语言与有关结论上并不完全一样。但这是正常的。何况，我们可以看到：在关于社会主义必然性、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世界交往联系的普遍性等基本观点立场方法上，他们是完全一致的。列宁、毛泽东、邓小平在东方落后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上确实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这一设想中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统一的科学体系。这种统一不在于一句两句话、一个两个具体结论的字面一样，而在于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内在一致、贯通与发展。所以，我们研究马克思这一设想时，就不能把它在以后的社会主义实践、特别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
3、在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上，不要用今天的实践去注释马克思的话。
在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中，理论和实践并不总是经常完全一致的，不一致是正常的。因为实践经常不断地在变，理论也必须跟着变，实践的变化带动了理论的变化。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科学，是实践的科学，所以，我们要用发展的观点看待马克思主义，要用实践的观点去看待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始终严格地以客观事实为根据。而实际生活总是在不停的变动中，这种变动的剧烈和深刻，近一百多年来达到前人难以想像的程度。因此，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注：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的东方社会理论和后来的实践有很大不同。东方国家的历史发展并没有完全按照马克思的设想来进行，西方自巴黎公社后没有出现过无产阶级革命，在没有出现马克思当年设想中所要求的东西方无产阶级革命互相补充、互相呼应的客观条件下，俄国一国首先取得了胜利。中国也是在没有西方无产阶级爆发革命的情况下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首先诞生在资本主义欠发达或者很不发达的国家，而且，这些东方落后国家对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跨越并不是按照与西方革命“互相补充”的方式，而是按照“一国胜利”的方式发展的。面对这种当年马克思设想和后来实践间的不一致，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呢？
一是不必为今天的实践到一百年前的书本里找到某句话、某个具体的结论作为理论根据，说成今天的实践完全符合当年马克思说的话，似乎只有马克思说过了，我们干起来才气足胆大。为什么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会成为我国理论界的热点，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是论者们想为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搞社会主义寻找理论根据和“理论源头”。这种主观愿望是好的，做法却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如果我们硬要以考据学似的做法到书本里找语录，那末，我们连列宁是否看过马克思的这一设想都难以证明。其实，俄国、中国并不是因为马克思、恩格斯说了什么话，才做某件事的。中国要不要、能不能和怎么样搞社会主义，其根据不是到马克思的本本中去寻找，而只能从世界的历史和现状中去找，从中国的历史和现状中去找。“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个真理之所以能得到证明，不是因为它符合本本，而是因为它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是中国的现状和历史决定的。事实是理论的根据，而理论却不是事实存在的理由，理论只是行动的指南。理论的作用在于它是实践的指导，而不在于它是实践的标签；是作为实践者行动的指南，而不是为实践者提供的身份鉴定。
二是不必强行将今天的实践说成是昨天理论的原样复制。理论与实践可以有也必然会有不一致。所以，我们的主要精力不必放在理论和以后的实践是不是不一致，以及解释为什么会有这种不一致。恩格斯当年就看到了马克思去世后俄国农村公社并未能避免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而日益瓦解的客观事实，并指出“如果我们大约10年或20年以前就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那末俄国也许还得切断它自己向资本主义演变的趋势，但是事实终究是事实，我们不应忘记，这种机会正在逐年减少。”（注：《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通信集》，第550～551页。）运用马克思主义不能从书本出发，要一切从实际出发，从国情出发。这丝毫无碍于我们把马克思分析东方社会发展道路所持的历史尺度和所遵循的哲学方法作为观照东方国家历史发展道路的一面镜子。所以，重要的是我们根据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设想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
三是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不是互相解释、循环论证的关系。这是个思想方法问题？既不需要搜寻甚至典解马克思的某句话来为今天的实践作根据或贴标签，也不要用原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去注解他们的思想。前者是对实践的态度，后者是对理论的态度。理论与实践必须紧密结合，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说，重要的是对其作实际运用；对于实际问题来讲，重要的是对其作理论思考。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研究实际问题、解决实际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一个基本观点。
总而言之，今天我们学习、研究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的根本问题，是一个学风的问题。究竟是从本本出发，单纯从马克思主义书本里的片言只语找答案，还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和解决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我们应该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3页。）要把对这一理论设想的学习、研究和我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联系起来。如果离开当代中国的实际和时代的发展来研究这一设想，就没有丝毫意义。江泽民同志在谈到理论学习时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同时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注：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这“一个中心，三个着眼于”，是我们党总结过去、面向未来得出的正确结论，是党的理论联系实际学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体现，也是我们在对“卡夫丁峡谷”跨越设想的研究中应把握的一个基本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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