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新文学研究笔谈——1.谈汉语新文学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文学论文,汉语论文,笔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09(2010)06-0104-11
《汉语新文学通史》[1]的出现，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编纂领域的新现象，我认为有探索性的意义。现在要注意其“三大板块”、“角色承担”和“民族性”等问题。
一、汉语新文学的板块现象
汉语新文学分布在世界各地，这是历史形成的，是其重要特点。编写汉语新文学史总是希望把分散的汉语文学进行统合，使得汉语新文学的历史能够连成一个整体。但是，不同国别和地区的汉语新文学，因为地缘、历史、社会、文化、人情、风俗等的差异，又因为相互的交往、交流并不密切，有时则各自独立发展，从而形成了自己的特征和独特的历史。好比地球上大陆本来是相连的，因为地壳运动而分裂成几个大的板块，向不同的方向漂移。
今天世界上的汉语文学大致分为三大板块：大陆文学板块、台港澳文学板块和海外华文文学板块。它们有血缘关系，但总的说来相互联系不多，相互影响不大，更没有统属关系。既相同又相异地构成各板块汉语新文学间相互关系的特点，使得有人对它的阐释强调其相同一面，有人则更注重其相异的一面。两种阐释可能都有一定道理，因为事物自身有两重性。但我认为，更要重视相异的一面，因为相异才是各板块自身的特性、个性，是我们最该把握的。揭示各板块分散、隔离的历史状况，更有利于认识它们不同的发展背景、境遇和特色。尤其在对台港澳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的认识还不敢说已经很深刻了的条件下，这更为必要。比之把几个板块拆散混编，使其特性模糊了，于认识的深化也更有利。
在三大板块中，大陆板块是主体，这里是汉语新文学的发祥地，是汉语新文学的源头，几十年来它也曾贡献了内容丰富的创造。但是主体不等于中心，真正的中心不是看地域的大小、人口的多寡和汉语使用历史的长短。中心对外围和边缘应该有大的影响，甚至能够起引导的作用。如果对外围、边缘影响不大，或者没有影响，那么虽然互有联系，还是不能成为中心的。1949年以后，政治地缘上形成了两岸四地的局面，基本上相互隔绝。长时间里大陆文学处于自我封闭的状态，怎么可能发挥中心的作用呢？这也是我不主张把两岸四地的文学硬生生地拆散混编的一个原因，不如分开个别叙述，倒有利于更清晰地反映各板块的历史背景和历史特征。
二、三大板块的角色承担
评论汉语新文学的三大板块，当然要用统一的文学标准；同时还要有针对不同对象的特殊标准。因为形成三大板块，总有其历史的原因。历史赋予了各板块不同的使命，它们各有自己的“角色承担”，即在汉语新文学大格局中，各扮不同的角色，各角色又都有自己的使命。这样，对不同角色的评价标准也就应该有所区别。正如我们不能用丑角的标准去衡量旦角或老生等其他角色的表演。
汉语新文学以大陆板块为主体，那就应当审视它的主体作用发挥得如何。1949年以后，大陆文学走了一段很长的崎岖艰难之路，有的时候甚至没有多少成绩可言，如“文革”十年；而台港文学、海外华文文学大多恰是1949年后才有更大的发展，成绩还很显著，某些时期、某些方面甚至超越了当时的大陆文学。这就是说，大陆文学也有未能完成自己的角色承担之时。通常编写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可以就大陆文学谈大陆文学；而编写汉语新文学史，就不能仅仅如此，应该三个板块互为参照系。常言说“没有比较就没有判断”，编写汉语新文学史客观上提供了这样的机会——他人之短可能衬托出我之所长，他人之长也可能反衬出我之所短。这样的相互比照，我想这是汉语新文学史的很大的优越性，可用以推进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认识。若不去发挥它的互为比照的长处，那是很可惜的。
台港澳文学、海外华文文学也各有其角色承担，同样也要考察它们各自完成角色承担的状况，不能只停留在作家作品的评论之上。有时由于历史的原因，它们的文学成就可能不很高，但却很好地担负起了角色使命，在传播民族精神上起了重要作用，发挥了超越文学的多方面的作用。要对这些方面的贡献作必要的描述和应有的评价，阐扬其意义。华人怎样把汉语新文学带到世界各地，怎样在异国他乡克服困难坚持华文创作，起了大陆新文学所起不到的作用，应该多收集这些方面的历史资料，作适当的描述。现在，这方面的工作还做得不够。
史学家为了准确、鲜明地记述自己认为真实的历史，大都要对史实进行选择、取舍。有闻必录，看起来很客观、公正，却可能反而遮蔽了真实的历史面貌。举个实例：澳门挨着珠海，澳门的面积比珠海小，澳门新文学的历史也很短，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才初见规模(而且这个规模也不能算大)。但是，在新近出版的朱寿桐教授主编的《汉语新文学通史》中，记述、评论了澳门新文学，对此给了一定的篇幅。15年前，我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也有澳门文学的专节。反之，不要说珠海，就是广东省的文学，在上述文学史著作中却并没有多少痕迹，尽管广东新文学的历史比澳门长久、丰富得多。这是不是对澳门的偏爱呢？不是。因为澳门虽然很小，文学的成就也不能说有多高，但是有其特殊的角色承担，有其特殊的历史地位。其角色的重要性不能单纯地用面积的大小、历史的长短、成果的多寡来衡量；更要看这一地区在世界、民族、国家的重大历史发展关节上的地位和作用。澳门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和香港一起写下“殖民地回归”这浓重的一笔，是反映一个大国命运兴衰变化的典型实例。这方面的价值是许多比它大得多的地区所没有也不可能有的。也正因此，这里的文学状况也成了汉语新文学中值得关注的方面；必须要记载它，才不致于遗漏了重要的历史关节，才能把历史的要点凸显出来。多给它一些篇幅，写得细致些，不是偏爱，而恰是为了显示历史的真实性，也才能更具客观性。对于历史的编写，有时候不能讲绝对的公平，不公平反而可能达到真正的公平。
三、探寻汉语新文学的民族性
三大板块的文学既有相同也有相异，那么什么是其共同性呢？这主要有三个方面：汉语言、民族形象和民族性。我认为，研究汉语新文学或编写汉语新文学史，主要应该抓住这三个方面。
首先，冠以“汉语”之名的研究、编纂的课题，理应突出“汉语”。凡与汉语有内在关联的，应该作为重点来研究和记述，如五四时的文白之争，白话新文学(各类文体)的创造，抗战时的文艺大众化、民族化实践对文学语言发展的影响等等。例如讲延安文艺整风，通常现代文学史里都要介绍的解放区特殊的时代背景，在这里可以少讲，而这场整风对解放区文风的影响，此后北方农村口语对现代文学语言的形成、发展的影响，乃至对整个现代汉语发展的影响等有关问题，倒是可以谈得细致深入些。某些与汉语无关或者关系不大的事件，尽管在某一板块文学的发展中被认为是重大历史事件，诸如大陆板块中的革命文学论争、两个口号论争之类，要敢于割舍。这样才能使汉语新文学史与普通的现当代文学史有所区别。汉语到了其它板块文学中，运用于另一种社会、历史环境中，总会有所变异，这种变异对汉语新文学发展有什么影响、贡献，这些方面也都值得加以突出。
其次，是研究民族形象的塑造。优秀的文学作品总是为本民族塑造自己的形象。不论哪个文学板块，不论这些板块中的生活如何千差万别，汉语新文学作品的人物应该让人一眼认出是中国人。成功之作还应该能够看出人物身上的民族文化基因。当然，塑造民族形象也不限于人物的刻画，作品所反映的生活、这些生活所特有的样式、这种样式里所包含的精神内涵，也是构成民族形象的重要方面。三个板块的汉语新文学作品已经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可是研究者们还很少注意发掘、彰显这些作品里的民族形象，评价这个重要方面的得失。
第三，研究汉语新文学的民族性应该是今后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课题。我们的研究曾用过多少个“性”，从阶级性、革命性、政治性、人民性、党性、思想性、艺术性，直到现在的现代性等等，一个现代性不够，还要什么启蒙现代性、审美现代性，名目繁多，可就是很少看到对现代文学民族性的研究。之所以如此，我认为与这样一个事实密切相关：中国现代思想史是从否定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开始的，汉语新文学是反传统的产物。受其影响，我们思想上也不重视新文学的民族性问题。必须说明的是，提出研究文学的民族性，与提倡民族主义是两码事，前者是研究客观存在的事物，后者是提倡某种主观的主张，两者不可混淆。
编纂汉语新文学史的一个更重要的动因和根据，理应在于发掘汉语新文学中的共同民族性。各板块文学所含民族文化基因是相同的，汉语文学则为其重要的反映手段。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得以生存、延续，在这个长过程中遭遇到许多艰难、挫折，付出过沉重的代价，这些都跟我们民族的文化基因有关。对此，许多文化精英曾经作过探讨、总结，已有不少思想成果。到了近代，一些思想家、文学家更提出了改造国民性的课题。而在广大底层的实际生活中，包括民间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心理特征、价值观念等等，也都含有民族文化基因的因素。这些都是汉语新文学的重要的思想、文化内涵。即使有的地方成了殖民地，那里广大人民生活中仍然顽强地保存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在台湾、香港这些曾经有过长期殖民地历史的地区，也仍然可以看到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鲜明印记，甚至比大陆保存得还要多些。有人感慨，认为这可能跟那里没有发生过“五四”和“文革”有关，但也说明民族文化基因的顽强性和持久力。这在文学中有什么样的反映，值得我们去探讨。例如武侠小说，作为其中心意识的侠义精神，从春秋战国时代一直延续至今，就是一种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所以武侠小说家往往通过故事中武艺高强的人物(有的带幻想性)来传递心所向往的侠义精神。1949年后的大陆，武侠为具有新世界观的英雄所取代，这类小说便在台港地区发展，出现了代表武侠小说新高度的金庸。大陆改革开放后，金庸小说很快登陆，金庸在大陆成了最走红的作家。这就是他的小说中所保存的深厚的民族文化基因起了作用。
研究、评判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精神文明状况(其优劣、特点、贡献、局限等)，文学是很重要的可供考察的对象，那里保存着丰富的民族精神图像。我们研究汉语新文学，重要目的应该是通过它来考察今天的中华民族，她的文明状况，她在文化上对当今人类文明有什么贡献，以及这方面所存在的问题。如果不是单独地考察大陆文学，而是连同台港和海外华人的作品，那么这个民族精神图像就更加丰富、更为全面。这是研究汉语新文学史的又一优势所在。同时，通过寻找、挖掘共同的民族文化基因，用民族性这根精神线索，把三大板块的汉语新文学连接起来，对增强民族的凝聚力，更具有超越文学的重大意义。这是值得我们去做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