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稽孔氏与晋宋政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会稽论文,宋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会稽孔氏的由来及东晋时期的崛起
据殷周古文字资料考证，“孔”字“和子”字同源，“孔”字是从“子”字分化出来的（注：王蕴智：《略说“孔”和孔姓的起源》，《华夏考古》1997年第4期。）。孔氏源于子姓， 商纣王庶兄微子启在西周初受封于宋。微子卒后，其弟微仲接任宋公位，微仲的四世孙鲋祀弑其叔公炀公以后，太子弗父何（鲋祀之兄）辞让公位，于是鲋祀自立，“是为厉公”（注：《史记》卷三八《宋微子世家》及注。）。自弗父何传五世至孔父嘉，以字为氏，始由子姓变为孔姓。周桓王十年（公元前710年）孔父嘉和宋殇公被太宰华督所杀。此后，孔父嘉的儿子木金父由宋奔鲁，为鲁国大夫。木金父五世孙为孔子，孔子十四代孙孔吉被封为宋公，会稽孔氏的始祖孔潜为孔吉的第八代孙。
史载孔潜“先世居梁国”（今河南商丘），东汉时任太子少傅，汉末中原大乱，孔氏避地江东，遂定居于会稽山阴。（注：《晋书》卷七八《孔愉传》及其附传。）自孔潜南渡后百余年间，会稽孔氏见诸史籍者甚少，如《三国志》中就没有任何记载，只是在《晋书·孔愉传》中提到孔潜子孔竺曾任吴豫章太守，竺子孔恬任湘东太守，恬弟冲任丹杨太守，还有和孔恬同辈的孔奕任全椒令，孔冲子孔侃任大司农，仕宦都不算十分显赫。这百余年的沉寂，正是孔氏在江南初步立足，并缓慢发展的阶段。
进入东晋后，原本默默无闻的会稽孔氏陡然兴起，成为南方吴姓士族之显贵，仕宦情况大有进展。如东晋时南人任侍中者17人中，可确定的就有孔氏6人；南人任仆射者10人中，孔氏有3人；而担任颇有实权的领护之职的南人10人中，也有孔氏3人。同时，孔氏还有5人任吴兴太守，3 人任会稽内史（注：数字来源参考周一良《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第55-56页，中华书局1963 年12月版。笔者遍检《晋书》、《宋书》、《南史》等相关文献，对会稽孔氏在东晋的仕宦情况做了比较详细的统计。孔氏家族成员在东晋先后任侍中的六人为：孔愉、孔坦、孔汪、孔安国、孔琳之、孔靖（季恭）；任仆射的三人为：孔愉、孔安国、孔靖（季恭）；任领护的三人为：孔愉、孔安国、孔靖（季恭）；任吴兴太守的五人为：孔愉、孔坦、孔严、孔
、孔琳之；任会稽内史的三人为：孔愉、孔安国、孔靖（季恭）。）。由于三吴地区经济发达，地位重要，故其郡守也为显职。东晋时期，侨姓士族居主导地位，会稽孔氏因南渡较早，已被看作吴姓士族，但其仕途并不像其他吴姓士族那样坎坷。
陈寅恪先生曾将东晋初年孙吴旧统治阶级分为两类：“一为文化士族，如吴郡顾氏等是；一为武力强宗，如义兴周氏等是。大概均系由武力强宗或地方豪霸逐步进入文化士族。朱、张、顾、陆进入文化士族的阶段较早，今江苏苏州地区（吴郡）为其最高文化区。浙江绍兴（会稽）孔、贺诸族文化程度亦高。吴兴及从吴兴分出的义兴周、沈、钱等族则为地方武力强宗，最为豪霸。”（注：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第154-155页，黄山书社1987年4月版。）检诸史籍，会稽孔氏确实在东晋前也曾有一些家族成员有一定文化修养，如《晋书》卷八八《孝友传》载，许孜曾“师事豫章太守会稽孔冲，受《诗》、《书》、《礼》、《易》及《孝经》、《论语》”。但从东晋中期孔安国时“群从诸兄并乏才名，以富强自立”的记载来看（注：《晋书》卷七八《孔愉传》及其附传。），重视文化似尚未完全成为孔氏家风，故孔氏尚未完全进入江南地位较高的文化士族之列。但孔氏也不属于武力强宗，在两晋之际未像江东豪强周、沈、钱诸族一样曾主动发动或参与了很多重大军事行动。可见孔氏尚不属于孙吴旧统治阶级中有地位有势力者，充其量也只能算是吴姓士族中的次等士族。但正因为孔氏没有前两类士族那样显赫的声誉和势力，才使孔氏在东晋一朝获得了比其他吴姓士族更易进入权力层的机会。
会稽孔氏见诸史籍而有“传”的第一个重要人物是孔愉。孔愉字敬康，为孔潜之曾孙，“年十三而孤，养祖母以孝闻，与同郡张茂字伟康、丁潭字世康齐名，时人号曰‘会稽三康’”。（注：《晋书》卷七八《孔愉传》及其附传。）但在当时，若与号称“三俊”的吴郡顾荣和陆机、陆云兄弟相比，或与号称“五俊”的丹阳纪瞻、薛兼、广陵闵鸿、吴郡顾荣、会稽贺循相比（注：《晋书》卷六八《薛兼传》。），“会稽三康”的名声也都还不算高，况且丁潭和张茂仕宦也并不显赫，可见当时孔愉的名望尚不能和吴地一流名士相颉颃。
西晋灭吴后，孔愉与其他名士一起被迁往洛阳，但其仕宦不显。惠帝末年，中原大乱，入洛吴地名士纷纷归乡，孔愉也随之南下，东还会稽，隐居乡里。永嘉中，司马睿以安东将军镇江东，笼络吴地名士作官。孔愉被任命为参军，但他隐居不出，直到建兴初年，“始出应召，为丞相掾，仍除驸马都尉，参丞相军事，时年已五十矣”。后“以讨华轶功，封余不亭侯”（注：《晋书》卷七八《孔愉传》及其附传。）。
司马睿称晋王后，使孔愉长兼中书郎，又以其从子孔坦“为世子文学。东宫建，补太子舍人，迁尚书郎”（注：《晋书》卷七八《孔愉传》及其附传。）。由于琅邪王氏势力强盛，司马睿重用刁协、刘隗以牵制王氏，王导也颇见疏远。孔愉不明白司马睿加强皇权的用意，反而“陈导忠贤，有佐命之勋，谓事无大小皆宜咨访”，由此触怒司马睿，“出为司徒左长史，累迁吴兴太守”（注：《晋书》卷七八《孔愉传》及其附传。）。孔坦也因事弃官归会稽。
会稽孔氏的崛起是在王敦之乱和苏峻之乱中。晋永昌元年（322 年），王敦举兵叛乱，三吴士人大多未持反对态度。但会稽孔氏却旗帜鲜明地反对王敦之乱。因沈充在吴兴起兵响应王敦，孔愉乃弃官归建康。孔愉弟孔祗时为会稽太守周札的功曹史，周札被沈充杀害后，“故人宾吏莫敢近者”，只有孔祗“冒刃号哭，亲行殡礼，送丧还义兴，时人义之”（注：《晋书》卷七八《孔愉传》及其附传。）；孔坦也在会稽起兵讨伐沈充。王敦之乱平息后，孔愉和孔坦都得到了升迁，孔愉迁侍中、太常，孔坦迁尚书左丞。在苏峻之乱中，百官纷纷逃离建康，只有孔愉始终坚持职守。孔坦在苏峻之有，曾建议先占据阜陵和当利诸口以拒苏峻，但被庾亮否决。苏峻很快攻入建康，孔坦因有预见未穿戎服而得免一死，后来寻机逃出建康，为陶侃长史，替陶侃出谋划策，为平息苏峻之乱立下了大功。此后，孔愉升为尚书右仆射，孔坦迁侍中。经过王敦之乱和苏峻之乱，会稽孔氏已在东晋的政治舞台上占有重要地位。
会稽孔氏和琅邪王氏交往颇多。如上述孔愉曾因力陈王导忠贤而触怒司马睿；王导为扬州刺史时，也曾请孔坦为别驾。咸康元年（335 年）因石聪寇历阳（今安徽和县），大司马王导又请孔坦为司马。王导还曾向嗜酒如命的孔愉从弟孔群提出过节制饮酒的忠告，何充也曾荐孔群子孔沈于王导。但是，孔氏和王氏的矛盾也十分尖锐。苏峻之乱后，王导包庇与孔群有怨隙的苏峻将领匡术，引起孔群的强烈不满。咸和八年（333年），孔愉得到了晋元帝赏赐亲信二十人的殊荣， 由于孔愉在辞表中指出当时朝廷“政烦役重，百姓困苦，奸吏擅威，暴人肆虐”，引起了主政的王导的不满。后来，王导为加强王氏势力，以亲信赵胤为护军，孔愉当面质问王导：“中兴以来，处此官者，周伯仁（顗），应思远（詹）耳，今诚乏才，岂宜以赵胤居之邪？”（注：《晋书》卷七八《孔愉传》及其附传。）因此王导对孔愉颇为忌恨。苏峻之乱后，王导、庾亮欲让孔坦任丹阳尹，时“乱离之后，百姓凋敝”，孔坦力辞，王导不许。孔坦大怒，说：“昔肃祖（明帝）临崩，诸君亲据御床，共奉遗诏，孔坦疏贱，不在顾命之限，既有艰难，则以微臣为先，今由俎上肉，任人脍截耳！”（注：《晋书》卷七八《孔愉传》及其附传。）说完拂袖而去，王导对孔坦也无可奈何。孔坦为侍中时，成帝“每幸丞相王导府，拜导妻曹氏，有同家人”，孔坦多次反对。成帝打算“刻日纳后”，但时任尚书仆射的王导从兄王彬死，为了显示对王氏的特殊尊崇，有人认为成帝应推迟婚期，但孔坦认为：“婚礼之重，重于救日蚀，纳后盛礼，岂可以臣丧而废！”使婚礼按时举行（注：《晋书》卷七八《孔愉传》及其附传。）。成帝年长后，孔坦对琅邪王氏独揽大权十分不满，谏成帝应“博纳朝臣，咨取善道”。使王导大为忌恨，后寻机贬孔坦为廷尉。
在东晋前期，琅邪王氏和颍川庾氏为把持朝政曾进行了激烈的权力斗争，由于会稽孔氏在政治舞台上有一定地位，所以也就成为侨姓大族在权力斗争中拉拢的对象。颍川庾氏和会稽孔氏关系甚好，孔坦病重时，庾冰亲自探视，“乃流涕”。孔坦临终时遗书庾亮，对庾氏寄予厚望，说：“足下以伯舅之尊，居方伯之重，抗威顾眄，名震天下，……使九服式序，四海一统，封京观于中原，反紫极于华壤。”（注：《晋书》卷七八《孔愉传》及其附传。）孔坦死后，也得到庾亮的高度评价。
东晋南渡以来，北伐问题一直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吴姓士族一般并不热心北伐，但孔氏却曾对北伐持积极态度。后赵石勒死后，石虎专权，专横暴虐，国内大乱。石聪及谯郡太守彭彪等各遣使请降，孔坦主张乘机北伐，但东晋朝廷不许，失去了北伐良机。
东晋中期会稽孔氏的另一重要人物是孔愉从子孔严，史载孔严少仕州郡，历司徒掾，尚书殿中郎。殷浩为扬州刺史时，请孔严为别驾，迁尚书左丞。当时朝廷为牵制桓温，大力扶持殷浩，桓温十分不满。此时殷浩又打算借北伐来提高自己威望。孔严分析当时朝廷情况，认为“内外之任，各有攸司”，劝殷浩与桓温各司其职，“然后可保大定功，平济天下也”。殷浩当时虽“深纳之”，但以后仍然在东晋皇帝的支持下北伐，果遭大败。殷浩的失败为桓温的崛起提供了机会。殷浩退出权力中枢后在忧愤中死去。孔严后以侯领尚书，太和中又为吴郡太守，仕宦期间对哀帝承统及当时的弊政屡次提出自己的看法，“多所匡益”。（注：《晋书》卷七八《孔愉传》及其附传。）
孝武帝时，东晋门阀政治已渐趋尾声，为加强皇权，削弱已逐渐腐朽的侨姓门阀士族的势力，孝武帝大力起用吴姓士人。孔愉子孔汪和孔安国在孝武帝时皆居显位，孔汪为侍中，当时茹千秋佞媚于司马道子，孔汪“屡言于帝”，后迁尚书太常卿。孔安国“孝武帝时甚蒙礼遇，仕历侍中、太常”。安帝时，孔安国历仕尚书左右仆射（注：《晋书》卷七八《孔愉传》及其附传。）。
晋安帝隆安三年（399年）， 会稽王世子司马元显下令“发东土诸郡免奴为客者，号曰‘乐属’，移至京师，以充兵役”，使得“东土嚣然，人不堪命”（注：《晋书》卷六四《会稽文孝王道子传》。），从而引发了东晋末年长达十余年的孙恩卢循之乱。这场变乱的性质十分复杂，既有阶级矛盾，又有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包括长期以来浙东地区因北方世家大族庄园集中而与南方土著经济上不协的矛盾，以及南方士族仕宦不达的积怨。所以，变乱发生后南方吴姓士族极为活跃，“于是会稽谢鍼、吴郡陆環、吴兴丘尪、义兴许允之、临海周胄、永嘉张永及东阳、新安等凡八郡，一时俱起，杀长吏以应之，旬日之中，众数十万”（注：《晋书》卷一○○《孙恩传》。）。南土豪强吴兴沈氏也积极参与，如沈穆夫时在会稽，孙恩“以为前部参军、振武将军、余姚令”。会稽孔氏也世奉天师道，如孔严子孔道民就曾对孙泰“敬事之”。但即使如此，孔氏也没有像其他吴姓士族一样响应孙恩，相反却参与镇压孙恩之乱，如刘裕东征时就得到了孔季恭的大力支持。孔氏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孔严三子孔道民、孔静民、孔福民都在孙恩之乱中被杀。
晋安帝元兴元年（402年）桓玄攻进建康，次年冬代晋为楚。 会稽孔氏反对桓玄，孔季恭在会稽与刘裕谋伐桓玄。孔琳之虽在建康任西阁祭酒，但对桓玄之令多所抵触。桓玄为提高自身威望，变革朝政，拟废钱用谷帛并复肉刑，均因孔琳之反对而未能实行。后因母忧，孔琳之归会稽而脱离桓玄。
在东晋的最后十几年中，朝政掌握在刘裕手里，会稽孔氏势力大增。孔琳之迁侍中；孔季恭历仕侍中、尚书右仆射、督五郡诸军事、会稽内史、领军将军等显职，这是会稽孔氏投靠刘裕得到的回报。
二、晋宋交替及刘宋时期会稽孔氏的政治活动
刘裕出身寒微，以军功起家，为壮大自身实力，大力笼络东土豪强，会稽孔氏自然引起刘裕的注意。就会稽孔氏自身而言，曾遭孙恩起义沉重打击，孔严三子均葬身于孙恩之乱中，孔宁子“家为军人所破，二亲及叔，皆被痛酷”（注：《高僧传》卷一○《神异下》。）。再加上孙恩攻占孔氏家乡会稽山阴，可能对孔氏的家产也造成了巨大破坏，这些奠定了孔氏与刘裕合作的基础，但更重要的是刘裕的军事才能引起了孔氏的注意。“时孙恩屡出会稽，诸将东讨者相续，刘牢之、高素之放纵其下，虏暴纵横，独高祖军政严明，无所侵犯”（注：《宋书》卷一○○《自序》。）。这就使得刘裕在东土豪强中有了良好的声誉，会稽孔氏正是看出了刘裕的远大前程，才决定把未来托付于刘裕，故双方关系日益密切。《金楼子》卷六《杂记》载：“孔静（即靖）居山阴，宋武微时以静东豪，故往候之。静时昼寝，梦人语曰：‘天子在门’。觉寤即遣人出看，而帝亦适至。静虚己接对，仍留帝宿。贼平，京都以帝为奋威将军、会稽内史。”《太平御览》卷一二八引《述异记》亦有类似的记载，并有孔静延入刘裕，“结交赠遗，临别执帝手曰：‘卿后必当大贵，愿以身嗣为托。’帝许之”诸语。孔氏与刘裕结交，双方的政治目的由此可见。又《晋书·何无忌传》和《宋书·孔季恭传》都记载桓玄进入建康后，何无忌劝说刘裕于会稽山阴起兵讨伐桓玄，刘裕与孔季恭商议，“季恭以为山阴去京邑路远，且玄未居极位，不如待其篡逆事彰，衅成恶稔，徐于京口图之，不忧不克”。可见刘裕和孔氏关系之密切。而会稽孔氏对刘裕也全力支持，如“高祖东征孙恩，屡至会稽，季恭曲意礼接，赡给甚厚”（注：《宋书》卷五四《孔季恭传》。）。
刘裕灭桓玄，掌握东晋政府实权后，为答谢孔氏的支持，给孔季恭加官进爵，孔季恭由原来的布衣之身历任侍中、尚书右仆射之类显职，义熙八年（412年）又被任命为督五郡诸军、征虏、会稽内史。 东晋时会稽郡的地位十分重要，如晋元帝曾对诸葛恢说：“今之会稽，昔之关中，足兵足食，在于良守。”（注：《晋书》卷七七《诸葛恢传》。）吴廷燮在《东晋方镇年表序》中说：“会稽内史都督五郡军事，亦方镇也。”据田余庆先生统计，东晋一朝史籍可考的会稽内史带督五郡军事者，前后共有八人，其中除皇族一人外，琅邪王氏二人，高平郗氏一人，太原王氏一人，陈郡谢氏一人，北府名将一人，南士只有孔季恭一人。除孔季恭外，其余诸人大多为侨姓高门，并都曾在东晋政治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孔季恭能出任此职，可见刘裕对其器重和信任（注：田余庆《论郗鉴——兼论京口重镇的形成》，载《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1月版。）。孔琳之也在义熙六年（410年）为刘裕的平北、征西长史，迁侍中。义熙十二年（416年），领军将军孔季恭致仕， 时年七十。同年刘裕北伐时，“季恭求从”，又起用为太尉军咨祭酒、后将军，从平关、洛，跟随刘裕南征北战，成为刘裕的得力助手。所以宋国初建时以孔季恭为尚书令，孔季恭辞让不受，后拜侍中、特进、左光禄大夫。孔琳之也被任命为宋国侍中。孔氏叔侄历位显赫，极受尊崇，孔季恭“辞事东归”，刘裕亲自“饯之戏马台，百僚咸赋诗以述其美”（注：《宋书》卷五四《孔季恭传》。）。刘宋永初三年（422 年）孔季恭卒，年七十六，又追赠侍中、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其一生事业与尊荣，与刘裕相始终。对孔琳之，刘裕也“行经兰台，亲加临幸。又领本州大中正，迁祠部尚书”（注：《宋书》卷五六《孔琳之传》。）。景平元年（423年）孔琳之卒，年五十五，“追赠太常”。 其时刘裕刚死不久，少帝义符继位，对孔氏仍加优容。
刘裕死后，被认为是“中才寒士”的徐羡之掌权，高门士族很不服气。作为南士高门的会稽孔氏与徐羡之也有很大矛盾，早在刘裕未死时，孔琳之就曾弹劾过时任尚书令的徐羡之纵容属官，“请免羡之所居官，以公还第”，当时徐羡之为扬州刺史，孔琳之弟孔遽之为其治中，徐羡之想使孔遽之劝说孔琳之“停寝其事”，但孔琳之不许，并对孔遽之说：“我触忤宰相，正当罪止一身尔，汝必不应从坐，何须勤勤邪！”（注：《宋书》卷五六《孔琳之传》。）可见其对徐羡之的仇视。徐羡之等人废少帝义符后，高门士族找到了攻击徐羡之的借口。“以文义见赏”的孔宁子原为文帝镇江陵时属官，此时为黄门侍郎领步兵校尉，和侨姓高门琅邪王华，“并有富贵之愿，自羡之等秉权，日夜构之于太祖”。孔宁子东归，到金昌亭，“左右欲泊船，宁子命去之，曰：‘此杀君亭，不可泊也。’”孔宁子死后一年，徐羡之就被杀。史臣曰：“元嘉初，诛灭宰相，盖王华，孔宁子之力也。”（注：《宋书》卷六三《王华传附孔宁子传》。）可见会稽孔氏在此事件中起到的重大作用。
由于会稽孔氏在诛杀徐羡之事件中起到重大作用，所以孔氏在刘宋文帝以后仍历仕显宦，如孔季恭子孔山士“历显位，侍中、会稽太守”。另一子孔灵符也曾为侍中、郢州刺史、丹阳尹。当时山阴县“土境褊狭，民多田少”，孔灵符上表“徙无赀之家于余姚、鄞、鄮三县界，垦起湖田”。虽在廷议中遭大臣反对，却得到皇帝支持，“从其徙民，并成良业”（注：《宋书》卷五四《孔季恭传》。）。史载孔灵符“
实有才干，不存华饰，每所莅官，政绩修理”，为一代名宦。前废帝刘子业继位后，“凶悖日甚，诛杀相继，内外百司，不保首领”（注：《宋书》卷七《前废帝纪》。），孔灵符也因触犯近臣而被鞭杀，其二子湛之、渊之也一并被赐死。明帝刘彧继位后，追赠孔令符为金紫光禄大夫。
值得注意的是，在晋宋之际会稽孔氏的家风已有很大转变，如前文所述，在两晋之际会稽孔氏尚为吴姓士族中的次等士族，而晋宋之际会稽孔氏已染上了浓厚的豪强色彩。东晋末年孔季恭即为“东豪”而引起刘裕的注意与拉拢，进入刘宋后，孔氏的豪强色彩更多地表现出来，孔季恭与其子孔灵符也以东土豪强自处。史载：“宋世江东贵达者，会稽孔季恭，季恭子灵符，吴兴丘渊之及（顾）琛，吴音不变。”（注：《宋书》卷八一《顾琛传》。）孔季恭子孔道穰曾“逼略良家子女”；孔灵符“家本丰，产业甚广”，更有规模很大的庄园，如在永兴的田庄就“周回三十三里，水陆地二百六十五顷，含带二山，又有果园九处”，可见规模之庞大。孔氏家风的转变对其自身的发展及刘宋政局都曾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从孔氏积极响应晋安王刘子勋称帝的军事行动中可以看出。
前废帝刘子业继位后，曾派人去江州企图毒杀其年仅十岁的弟弟晋安王刘子勋，时刘子勋为江州刺史，但军政实权都掌握在长史邓琬手里，邓琬起兵反抗。刘子业又迫害其叔父刘彧等人，被刘彧亲信阮佃夫、李道儿所杀。宋明帝刘彧继位后，邓琬在寻阳（今江西九江市）拥立子勋为帝，与刘彧对抗，年号“义嘉”，史称“义嘉之乱”。“义嘉之乱”发生后，会稽孔氏积极参与其中，孔琳之之孙孔觊和孔道存兄弟在“义嘉之乱”中起了重要作用。当时孔氏兄弟分别在晋安王刘子勋两个弟弟手下担任长史，掌握实权。孔觊时任督五郡诸军事、会稽太守寻阳王刘子房的右军长史，行会稽郡事；孔道存为荆州刺史临海王刘子顼卫军长史，行荆州事。正是因为孔氏兄弟在东西两重镇会稽和江陵起兵响应“义嘉之乱”，才使“义嘉之乱”范围扩大并造成很大声势，“是岁四方贡计，并诣寻阳”（注：《宋书》卷八○《晋安王子勋传》。）。
史载孔觊“少骨梗有风力，以是非为己任”，历仕散骑常侍、廷尉卿、御史中丞等职，性嗜酒，连宋孝武帝刘骏“每欲引见”，也要“先遣人觇其醉醒”。但“虽醉日居多，而明晓政事，醒时判决，未尝有壅”。以至于有人说：“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胜他人二十九日醒也”。孔觊崇尚节俭，不尚矫饰，“时吴郡顾凯之亦尚俭素，衣裘器服，皆择其陋者，宋世言清约，称此二人”（注：《宋书》卷八四《孔觊传》。）。当时孔觊声誉颇佳，与琅邪王氏中的王景文并称“南北之望”（注：《宋书》卷八五《王景文传》。）。宋前废帝永光元年（465年）， 孔觊迁侍中，未拜，后为刘子房右军长史，加辅国将军，行会稽郡事。孔觊离开权力中枢所在的建康而回会稽，当属贬职，其对刘子业不满可想而知。刘彧继位后，未能及时笼络孔觊，而又务欲除去刘子勋兄弟而后快，加剧了刘宋皇室的骨肉相残，这就势必引起会稽孔氏与刘子勋兄弟的联合反抗。孔觊弟孔道存为刘子顼卫军长史，行荆州事，自然与其兄采取统一行动而东西呼应。
“义嘉之乱”发生后，明帝刘彧派都水使者孔璪入东慰劳，意在稳住刘子勋之弟刘子房。孔璪为孔觊族人，他到会稽后劝孔觊在会稽拥刘子房举事，认为：“废帝侈费，仓储耗尽，都下罄匮，资用已竭。今南北并起，远近离叛，若拥有五郡之锐，招动三吴，事无不克。”孔璪看到了明帝时朝廷财政的恶化，况且晋安王刘子勋在上游已有很大的声势，故力劝孔觊举事。“觊然其言，遂发兵驰檄”。孔觊子长公，孔璪子淹、玄从建康叛逃东归，东南五郡（会稽、吴郡、吴兴、晋陵、义兴）一时响应，声势极盛。宋明帝刘彧遣重兵东讨，悬赏生擒孔觊者，“千五百户开国县侯”，“斩送者半赏”。但吴地人士对孔觊十分支持，“时将士多是东人，父兄子弟皆已附逆”。刘彧大军久攻不下，后用阮佃夫招募的数百名蜀兵，“多壮勇便战，皆著犀皮铠，执短兵”，“及战，每先登，东人并畏惮，又怪其形饰殊异，旧传狐獠食人，每见之辄奔走”。刘彧不断增兵，各个击破，孔觊准备乘船逃跑，但因潮退无法行驶，被门生用小船救出，后来被上虞令王晏活捉，王晏劝孔觊把责任推到孔璪身上，“此事孔璪所为，无豫卿事，可作首辞，当相为申上”，但孔觊不愿嫁祸于人，委罪求活，后从容就戮，“临死求酒，曰：‘此是平生所好’”（注：《宋书》卷八四《孔觊传》。）。孔觊弟孔道存后被刘子勋任命为侍中，行雍州事，也曾领兵与刘彧军队作战。刘子勋失败后，孔道存“遣使归顺”，后因刘彧大军将至，所部“众悉奔逃”，孔道存走投无路，后与其三子一同自杀（注：《宋书》卷八四《邓琬传》。）。
孔觊在会稽起兵后，吴地人士纷纷响应，尤其是孔氏家族本身也有许多人卷入，除上文提到的孔觊及其子长公，孔璪及其二子，孔道存及其三子外，见诸史籍的还有孔景宣、孔叡、 孔奴及孔豫、孔灵产等，可见卷入之深。自东晋以来，东土士人宦途艰难，但由于孔觊对其封官许愿，所以深得人心，他们也死心塌地为孔觊卖命。如孔觊所任命的龙骧将军，车骑中兵参军军主孔叡被生俘后坦然说：“吾年已过立，未霑官伍，蒙知己之顾，以身许之，今日就死，亦何所恨”，说完后“含笑就戮”（注：《宋书》卷八四《孔觊传》。）。至于孔觊失败之原因，笔者认为有两个方面：一是孔觊没有得到上游晋安王刘子勋所部的有效支持，东南五郡也没有统一的有效指挥，各自为战，容易被各个击破；二是自东晋以来，江南的社会风气已发生了明显的改变，由原来的轻悍好斗、尚武善战转变为敦庞怯弱，到东晋后期更出现了吴人不习战的现象。所以孔觊的军队见了“形饰殊异”的蜀兵便惊恐逃走，战斗力之虚弱可见一斑。由于上述两方面的原因，孔觊起兵初期虽然声势浩大，但仍然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
在东晋刘宋时期，由于各种原因的交互作用，使得会稽孔氏在政治舞台上占据了重要地位，成为南方吴姓士族中的显贵，但在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中，也不可避免地遭受挫折，尤其是孔奕一支，在东晋孙恩之乱中孔严三子被杀。在刘宋的“义嘉之乱”中，孔觊、孔道存兄弟子侄六人又葬身其间，自此孔奕一支渐趋消沉，史无再载。孔灵符父子三人也被荒淫残暴的前废帝刘子业所杀。但是孔氏家族作为建立在血缘关系之上的一种社会群体，在世代承袭中显示了旺盛的生命力，并且随着社会价值取向及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对自身不断进行调整。南朝中后期，伴随着社会上尚文鄙武风气的形成，会稽孔氏的豪强色彩渐去。会稽孔氏和吴兴沈氏的转变相似，都是走的由武入文的道路。刘宋以后至隋唐的近四百年间，孔氏家族仍人才辈出，如南齐时的孔稚珪，梁时的孔休源，陈时的孔奂、孔范，隋时的孔德绍及孔绍安、孔绍薪兄弟，唐时的孔若思、孔述睿等人，无一不是以文才知名的。会稽孔氏后裔，几乎没有人以武功显名，也许正因为如此，才使会稽孔氏具有顽强的生命力，绵延数百年而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