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理论的时空方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邓小平理论论文,方位论文,时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出邓小平理论的时空方位问题，是要探讨一下作为一种社会实践的指导思想的邓小平理论，它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和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特定范围内的历史作用的定位问题。就是说，对于邓小平理论的指导思想地位，有必要作出更加精细的界定。在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国家宪法明确规定邓小平理论在全党全国各项工作中的指导地位之后，进一步弄清这个问题的意义是十分明显的。
（一）
邓小平理论的时间方位，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邓小平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定位，二是邓小平理论在中国近代以来现代化进程中的定位。
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这就是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角度说明邓小平理论的时间方位的。这一论断至少包含三个方面的意思：第一，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阶段。就是说，它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当代的一种具体形态，是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的科学体系。第二，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一个阶段。马克思主义创立后，在与具体国家的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先后经历了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发展阶段，使自身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它的最新的一个发展阶段，就是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自然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一个阶段。第三，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这里特别强调“新”，是为了区别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一个阶段——毛泽东思想。毫无疑问，邓小平理论和毛泽东思想一样，都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邓小平理论是继毛泽东思想之后成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指导思想的，它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必然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但把它们二者决不能等同起来，邓小平理论有自己特定的历史地位。综上所述，可以把整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大体上分为四个阶段，即马克思主义创立阶段、列宁主义发展阶段、毛泽东思想发展阶段和邓小平理论发展阶段，这就是从时间方位上讲的邓小平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定位。
邓小平理论的时间方位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它在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进程中的定位。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现代化紧密相联系，这是毫无疑问的。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最终取得指导地位，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客观要求。一部近代中国以来的历史，就是中国人民追求现代化的历史。自从英国人以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之后，中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才发觉自己根本不是原先所想象的世界第一的中央帝国。为了使中国迅速强盛起来，中国人起初对涌进国门的一切外来东西都感兴趣。在选择何种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推进中国的现代化方面，先后经历了不变封建制度而只搞近代军事工业的洋务运动、仿照“明治维新”的戊戌变法、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辛亥革命，但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毅然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来推动现代化。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毛泽东思想解决了如何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问题，并尝试了用社会主义制度推进现代化的一些方法。邓小平理论在继承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结合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对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作出了全面的、科学的部署。根据这一部署，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大致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一百周年的时候基本变成现实。这就是说，中国人民从近代以来所进行的现代化努力，将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最终取得成功。正是在这一点上，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这也是对邓小平理论的时间方位的一个判定。
（二）
从以上关于邓小平理论在中国近代以来历史上的时间方位的分析来看，可以说邓小平理论就是关于如何实现中国现代化的理论。与这种时间方位相适应的空间方位，必然是在什么条件下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据此，可以对邓小平理论的空间方位作出两个方面的界定：一是改革的空间，指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在何种国内条件下实现；二是开放的空间，指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在何种外部条件下实现。
邓小平理论的第一种空间方位，是说这一理论首先是改革的理论，就是说，中国的现代化必须在改革的环境中实现。改革的对象是原先我们确立的高度集权为基本特征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体制。在原有体制下，我们也曾一再发出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号召，现代化的目标从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后期始终没有放弃过，但实际进展却十分缓慢。究其原因，一是因为我们对现代化研究不够，规划不细；二是受“左”的认识和实践的冲击，始终未能把现代化真正摆上日程；更重要的是，从根本上说，那种高度集权的体制与现代化建设的要求是不相适应的。无可否认，高度集权的体制也能使生产力得到发展，但这种发展不是最佳发展，即不仅资源严重浪费，而且片面发展。从历史上看，比较成功的现代化都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实现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改革的要求，党和国家从此一直致力于改革旧体制，向充满活力的有利于现代化建设的新体制过渡，结果使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并按预定步骤向既定目标稳步推进。可以说，在当代中国，没有改革，就没有发展，就没有现代化。而改革旧体制，建立新体制，决不可能像换一件衬衣那样程序简单，脱下旧的，换上新的；新的体制并不是一个现成的东西，它只能在对旧的体制的不断改革中，在旧体制的基础上，逐步生长和建立起来。正是在这一点上说，邓小平理论在时间方位上和空间方位上完全统一起来了：它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最新发展阶段和中国现代化实现过程的最后一段，是在中国的全面改革这一历史空间中体现出来的。也就是说，邓小平理论源于改革又指导改革；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离不开改革的推动，它与改革同胜利，共辉煌。
邓小平理论的另一种空间方位，是指这一理论还是开放的理论，就是说，中国的现代化只有在开放的环境中才能成功。邓小平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发展阶段，必然具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点，即实践性和开放性。它讲的是中国的事情，但中国的事情离不开世界的环境。事实上，邓小平理论对时代特征、世界局势都有自己明确的判断和概括。这又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关于中国现代化的国际环境，二是关于邓小平理论本身的世界意义。就第一种意义来说，邓小平理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发展的态势和矛盾，都进行了正确的分析，作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的判断，由此制定了一系列对外开放的政策，从而把中国的现代化与整个世界的发展包括各国现代化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了。就第二种意义来说，邓小平理论虽然全面涉及时代特征和世界局势，但它的主要任务毕竟不是解决世界革命和国际格局发展问题的，它涉及这些方面，仅仅在于说明：在这样的时代特征和国际形势下，中国如何实现自己的现代化。所以，我们不可以将邓小平理论的意义轻易地扩大到国际上去，赋予其世界意义上的使命。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只能说，在当今国际格局下，中国的发展同世界的发展紧密相联，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用邓小平的话说：中国现代化的实现，“不但是给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5页。）
（三）
如果以上关于邓小平理论时空方位的论述成立，那么，对邓小平理论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就不难界定了。界定邓小平理论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总的来说，是为了对这一理论有一个总体上的准确把握，从而增强我们坚持和发展邓小平理论的自觉性。就是说，我们在跨越世纪的新征途中，坚定不移地坚持邓小平理论，在实践中自觉地发展邓小平理论，都依据于邓小平理论的时空方位的界定。
第一，坚持邓小平理论，是因为过去的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理论的科学性，未来的实践还有赖于这一理论的指导。
从邓小平理论的时间方位界定来看，它的历史使命还远没有结束。它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其历史使命是指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胜利实现，这个目标实现的预定时期是21世纪中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一百周年左右。只要这个历史过程还没有完结，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作用就依然存在。过去20余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的辉煌成就，充分证明了邓小平理论的科学性；未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也必然要求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这就是说，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作用，在时间上要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一致，切不可无来由地在时间上打折扣。
从邓小平理论的空间方位界定来看，只要是有关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事，都离不开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就是说，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过程中，制定有关对内对外的基本政策，都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我们当然不应当把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作用扩大到中国以外的空间或领域，但也决不能把它限定在更小范围之内。邓小平理论回答和解决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问题，因而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我们不可以对这些内容任意的增删或无科学和实践依据的剪裁。作为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它是与整个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博大内容相一致的。
正是由于邓小平理论有以上时间上和空间上的界定，决定了我们必须继续坚定不移地坚持邓小平理论，在跨越世纪的新征途中，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
第二，发展邓小平理论，是因为与邓小平理论紧密联系的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仍在健康、蓬勃的发展之中，每天都有新情况出现，我们不能因为邓小平同志对这一宏伟事业的各个方面都作了深刻的论述，而不再去依据日新月异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进一步丰富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的著作以及中共已发表的各种重要文献，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的基本的组成部分，但邓小平理论不应当仅仅限于这些。否则，我们生机勃勃的事业就会停滞不前，我们的思想又会回到僵化的时代。
这首先是由邓小平理论的时间方位所决定的。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角度看，邓小平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它在发展过程中都应当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增添新内容。不发展邓小平理论，实际上就是中断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进程，而这显然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本性的。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进程看，未来的现代化任务更为艰巨，更富有挑战性。不以新的观点发展邓小平理论，就不能迎接挑战和应对各种复杂局面，当然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态度。
从邓小平理论的空间方位来看，发展邓小平理论也是题中应有之义。邓小平同志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是在改革开放的空前环境下展开和推进的。它不仅在发展战略上较过去有很大的区别，而且这一事业始终是在并不宽松的、有时甚至是非常严峻的国际大背景下进行的，较之我们过去虽然强调以自力更生为主实际上是在闭关锁国的状态下开展建设的条件很不相同。如果说，我们过去连自己的国情都不是很清楚，那么，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绝大部分东西，对我们都是未知数。面对如此广阔的活动舞台和异常复杂的国内外情况，不根据新的历史事实充实邓小平理论，不可能顺利完成邓小平同志为我们开创的宏伟事业。只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我们预期的完全的成功，我们才可以说，邓小平理论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在理论上发展邓小平理论的任务才会由新的历史任务所代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邓小平理论的时间方位和空间方位是完全一致的：从预定的战略来看，一百年的时间把一百年的空间中的内容都规定了，但仅有时间的完成是不够的；只有二者完全统一起来了，才是我们胜利完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光辉时刻的到来。在这个时刻到来之前，坚持和发展邓小平理论，显然是不言而喻的，因而应当是坚定不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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