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煜辉[1]2003年在《中国股票市场的惯性效应、反向效应与信息反应模式》文中提出“惯性现象”及“反向现象”是目前最令人迷惑的股票市场的“异常现象”，关于它的研究随接促进了行为金融学的诞生与发展，为近年来金融学界之热点问题。本文主要研究中国股票市场的惯性与反向效应的获利模式、获利成因以及获利的时序特性，进而深入探讨中国股市之特殊的信息反应模式。研究目的有四：其一，探讨中国股市执行惯性策略或反向策略的显着获利模式及与各状态因子(市场及个股状态)的关系；其二，全面分析中国股市惯性与反向效应之潜在成因，包括截面风险因素、季节因素、时变的风险溢价、行业惯性效应以及行为金融模型与Conrad and Kaul(1998)的随机游走观点之争论；其叁，构建非效率市场之股票价格运动方程，并基于此，规范地演进惯性效应之时序生成途径，包括反应不足、过度反应、滞后反应以及风险溢价的时变性；其四，探讨中国股市中投资者的特殊信息反应模式，并以此来解读中国股市的中短期过度反应与反应不足的现象，以及个股间的超前一滞后关系的表现模式及形成机理。 兹将本文之研究结论总结如下。 其一，就中国股市中执行惯性策略与反向策略的获利模式而言，整体而言在各种形成期与持有期搭配的条件下(1—48周)执行惯性策略更为成功一些。具体而言，大体上以中短持有期的惯性策略(持有期4—24周)有较显着之利润，超短期形成期的惯性策略在1—12周的获利性亦很显着，而较长形成期(36周以上)与较长持有期搭配的反向策略则可能获得显着的正收益。此外若加入考察其他在形成期的市场与个股的状态因子，惯性策略则可以获得更为明确，且更为显着的获利模式。 其二，就中国股市中惯性与反向效应之潜在成因而言，(1)中国股市的惯性与反向效应表现出特殊的季节效应特征，似乎更有可能与上市公司目前的年报报表披露周期所形成的平均循环长度相关联。(2)截面风险补偿方面：CAPM与Fama-French叁因子模型皆无法完全解释中短期惯性策略之利润表现，而对较长期的策略获利的解释力有所增强。(3)时变风险溢价与行业惯性方面：公司规模、净值市值比以及行业等因子的序列自相关性是惯性策略获利性之主要驱动因素，尤以行业惯性显着。(4)有关行为模型与Conrad and Kaul(1998)观点之争论：中国股市中不同形成期策略其获利性因素差异很大。就中短形成期投资策略而言，反应不足是其主要原因。超短期惯性策略其内部隐含着大量杂讯交易所造成的过度反应的不稳定因素，而中长形成期策略则存在较为显着的收益率回复及过度反应的现象。 其叁，就惯性与反向策略获利性之时序特性而言，正如许多行为模型所描述，由于投资者解读信息方式的内在偏差，各种非理性的信息反应方式可能造成个股对信息的不完全反应，亦有可能造成了个股问协动过强，而生成了收益率的时序可测模式。故惯性策略与反向策略的获利性能由多种途径导致的时序可测性所生成。中国股市的实证表明惯性策略获利性的生成途径是多样而复杂的。就中短期策略而言，收益率时间序列的可预测性能大部分解释惯性策略之期望利润；而就较长期策略而言，个股期望收益之截面方差则成为最重要的利润来源;而就具有反向效果之策略而言，发现了较为显着的股票收益率间超前一滞后效应。 其四，关于中国股票市场中投资者的信息、反应模式方面，实证结果表明投资者对不同类型的信息有不同的反应方式n对于市场共同信息，股价存在过度反应现象;对于个股特定信息、，月艾价存在反应不足现象。同时投资者对正面信息与负面信息的反应模式亦有截然的区别，投资者对正面市场信息(利好)存在明显的过度反应，故当市场利好到达时，采用反向策略更为有利;由于投资者惜售的“处置效应”的影响，导致对市场利空信息的反应不足，在较短期内尤为明显。 其五，中国股票市场中存在较为复杂的股票间的超前一滞后关系，实证表明控制了交易量后，基于规模的超前一滞后关系整体表现不强，这主要是不同市场状态下超前一滞后关系的截然反向性所致。当市场上升时，小公司领先大公司;而当市场下跌时，大公司领先小公司。控制了规模后，基于交易量的超前一滞后关系则非常显着。同时我们发现基于换手率的交互自相关性存在市场方向上的不对称性，即当市场上升时，高交易量的股票领先低交易量股票的倾向非常显着;当市场下跌时，高交易量股票虽也领先低交易量股票，但效果要弱许多。显着的交易量的领导性大多为利好信息的缓慢扩散所致。另外，我们考察了中国市场中交互相关性与自相关性的关联模式，实证谨慎支持Lo and MacKjulay(1990a)关于交互自相关与交互同期相关共同导致自相关模式的结论。最后，我们发现个股间超前一滞后关系主要表现为行业内个股的跟随关系，而行业间的这种跟随关系并不强。 本文最后就股票投资策略、股市之信息反应机制以及后续之研究方向提出了诸多建议。
朱曦[2]2008年在《沪深A股市场惯性效应和反转效应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我国沪深A股市场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与西方成熟股市相比,沪深A股市场仍存在许多问题,如中小投资者比例高、内幕交易和市场投机严重、金融产品单一及缺乏有效的避险工具等,因此我国沪深A股市场仍处于非有效市场水平,存在股价的惯性效应和反转效应异象。近年来,“惯性效应”和“反转效应”作为令人迷惑的股票市场异象,已经成为金融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关于这些现象的实证检验和形成机理的研究直接推动了证券市场微观理论及行为金融理论的发展。根据行为金融理论的观点,“惯性效应”显示股价对信息的反应不足,“反转效应”显示股价对信息的过度反应。研究过度反应和反应不足现象的存在性一方面有助于验证有效市场假说的正确性,另一方面可以指导投资者选择更有效的投资策略,通过反转投资策略或惯性投资策略进行套利活动。因此关于“惯性效应”和“反转效应”异象的研究不仅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也具有很强的应用价值。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全面探讨了我国沪深A股市场惯性及反转效应异象及影响因素、形成原因,对沪深两市异象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了系统比较,并在实证检验基础上就中国股票市场交易机制和交易者行为提出相关建议。本文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第一,分别以沪深A股市场作为两个研究个体,同时,为了保持沪深A股市场连贯的股票价值评估模式和足够的研究样本数量,避免由于股权分置改革所导致的市场差异性,选择了1997年1月1日至2005年4月30日沪深A股市场数据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在六种形成期交叉搭配六种持有期下,沪深A股市场中各自执行惯性策略或反转策略的显着获利模式。第二,从市场状态因子和个股特征因子这两个维度出发,分别检验不同因子作用下沪深A股市场惯性及反转策略的获利模式,并对不同因子下两市异象的表现差异性进行了比较,以进一步考察在加入各种市场状态因子和个股特征因子情况下,沪深A股市场惯性与反转策略获利模式的特性。第叁,在上述两步基础上,结合国外研究的成果并考虑国内沪深股市的特点,筛选了计量沪深A股市场目标股票的十个因素,采用Fama-Macbeth模型进行指标的敏感性分析,即首先分别对沪深A股市场十个因素进行单因素敏感性分析,筛选出较敏感的因素并分别对沪深股市进行两两因素的敏感性分析,在两两因素敏感性分析基础上继续筛选出敏感因素作进一步的叁叁因素分析和相关的动态组合检验,通过Fama-Macbeth模型对沪深A股市场截面风险补偿与惯性和反转策略收益分解进行分析,探讨导致沪深A股市场不同股票惯性策略获利性差异的敏感因素。最后采用Fama-French叁因子模型分别对沪深A股市场进行市场风险、规模效应、净值市值比效应的检验。第四,从证券市场的微观结构出发,运用Hasbrouck模型,通过分析目标股票的实时买卖交易价格中包含的信息不对称性,探讨沪深A股市场知情交易者掌握的私有信息与导致沪深A股市场股票价格惯性和反转效应异象之间的关系,并对沪深A股市场的股价信息不对称性及其原因进行比较和分析。第五,进一步从投资者行为角度出发,将投资者分为知情交易者和非知情交易者,运用投资者心理模型,通过对投资者的守旧性和表征性启发式思维方式的分析,说明投资者行为方式对形成股市异象的影响,并进一步从博弈论角度探讨了两类交易者的交易策略,阐述引起沪深A股市场惯性和反转效应异象的形成机理。现将论文的主要研究结论总结如下:1、沪深A股市场在不同形成期搭配不同持有期下,执行惯性策略和反转策略的获利性方面具有很强的联动性,两市均表现为短期的惯性收益,中期的反转收益,长期的惯性收益现象;且沪深两市均表现了“强者衡强,弱者衡弱”、“追涨杀跌”的反应强度,但深市比沪市表现出更强烈的惯性策略获利性。2、沪深A股市场的股票收益率受不同市场状态因子和个股特征因子的影响,其中个股特征因子对沪深A股市场影响显着,沪深A股市场在不同因子作用下具有相似的反应趋势,但深市表现出更强的惯性收益特征。3、采用Fama-Macbeth模型对导致沪深A股市场不同股票惯性策略获利性差异的敏感因素进行分析,发现影响沪深股市股票回报率变动的共同因素是流通市值效应和价格效应,此外换手率效应对沪市股票回报率有大的影响,而深市的股票回报率还受交易金额效应和换手率效应大的影响;另一方面我们发现市场系统风险β值对深市股票的平均回报率有较大的负向影响,而对沪市股票的平均回报率影响不大。由此表明深市的市场风险大于沪市。4、我们在进行沪深A股市场的Fama-French叁因素模型检验中发现,规模效应和市值净值比效应对沪深A股市场均具有显着的影响。叁因子模型进一步证明尽管两市同时反映出具有净值市值比效应,但规模效应对两市具有更显着的影响性。另外,叁因子模型的实证结果也显示出,与沪市相比,深市承受的市场风险高于沪市,受账面市值比因子的影响小于沪市。5、采用Hasbrouck模型从信息传播模式角度探讨了沪深A股市场惯性与反转效应异象的形成机理,发现沪深A股市场中知情交易者掌握的私有信息分别是导致两市股票价格惯性和反转效应异象的重要因素。受我国沪深A股市场投资者结构特殊性的影响,Hasbrouck模型显示的沪深A股市场的市场交易信息含量统计结果呈现两头不对称的哑铃形状,即交易信息含量比重很高的股票比例大大小于交易信息含量比重低的股票比例,实证结果不同于美国纽约股票交易市场采用Hasbrouck模型呈现的纺锤形状,即两头比例很低,结果基本集中在平均值附近。由此解释了与成熟股市相比,我国沪深A股市场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庄股”现象横行的现象。另外也说明我国证券市场的投资者投资技巧和研究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处于不成熟状态,投资者更热衷于通过内幕信息获利,这是导致市场规范度低的原因之一。6、从沪深A股市场中的投资者行为方式看,我们发现两市的投资者行为符合守旧性和表征性启发式思维方式,这从投资者心理学角度解释了导致沪深A股市场存在惯性效应和反转效应的原因。从投资者行为角度看,在以散户为主的沪深A股市场,庄家与散户博弈的过程中采取欺诈行为以及散户采取跟庄行为,是导致沪深A股市场存在惯性效应和反转效应的重要原因。论文主要创新点:1.采用严格规范的实证研究方法,分别以沪深A股市场作为两个研究个体,对两市的惯性与反转效应异象进行检验和全面比较,发现沪深A股市场均具有惯性与反转异象,两市场具有明显的联动性,但从反应强度上看,深市显示了更强的惯性效应。2.沪深两市所表现出的惯性和反转效应异象的差异性表明两市具有不完全相同的运行规律,由此导致两市投资者获利策略也不尽相同。本文的研究比较了沪深两市不同的运行特征,指出投资者需要根据自身的投资目标,针对不同的市场运行特征采取不同的投资策略,本研究填补了现有研究沪深A股市场运行特征的空缺。3.运用Hasbrouck模型通过分析股票成交价、成交量之间关系,检验沪深A股市场中价格包含的信息不对称性及其影响程度,首次发现我国沪深A股市场的目标股票的股价信息含量呈现两头不对称的哑铃形状,该结果不同于美国纽约股票交易市场相关股票的股价信息含量呈现趋向于均值的纺锤形状。实证结果一方面显示出我国以散户为特征的市场结构对信息处理能力弱,无法主动获得且无能力加工相应的市场信息,另一方面也显示出沪深市场上庄家凭借资金、人才等实力,对少数股票拥有内幕信息并以此获利的事实,同时实证结果也说明了导致我国证券市场规范度低的原因之一是投资者投资技巧和研究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处于不成熟状态,投资者更热衷于通过内幕信息获利。对扩展金融微观结构理论运用范畴作了有益尝试。4.与现有对我国股市价格包含不对称信息的相关研究相比,本文采用Hasbrouck模型对沪深A股市场信息不对称性的研究更加全面和系统,避免了现有研究中采用百分比均值形式对两市不对称信息单一、粗糙描述的现状,提高了研究结果对现象的揭示和反映能力。5.尝试采用投资者心态模型从投资者的守旧性和表征性启发式思维方式角度解释沪深A股市场惯性及反转效应异象形成的原因,并采用沪深A股市场的实际交易数据进行模拟验证。模拟结果从投资者行为角度进一步验证了投资者思维模式对我国沪深A股市场惯性及反转效应异象的产生有影响作用。
王磊[3]2009年在《机构投资者、市场效率与市场稳定性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投资主体机构化已逐渐成为发达金融市场的一个显着特征。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居民财富的增加、金融市场规模和投资品种的扩大，金融市场的投资主体发生了结构性变化，以投资基金、养老基金和保险基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并逐渐成为发达国家金融市场的主导力量。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机构投资者诞生于上世纪90年代末，在监管层超常规发展机构投资者精神的指引下，中国的机构投资者逐渐形成了以证券投资基金为主，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保险基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等其他机构投资者相结合的多元化发展格局。机构投资者在中国资本市场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对市场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因此研究机构投资者对中国股票市场效率以及稳定性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全文共分为七章，各章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为导论，对整篇论文作一个简单的介绍，具体包括研究的背景、研究思路和主要研究内容以及研究方法和主要创新之处。第二章为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首先介绍有效市场理论和行为金融理论对机构投资者的研究，并以此形成本文的理论基础，接着回顾了国内外对该领域的研究动态。第叁章是相关的制度背景分析，首先是中国机构投资者的叁个发展阶段，然后是中国股票市场中各类型机构投资者的发展现状，最后是发展机构投资者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在充分了解已有研究和中国机构投资者发展状况基础之上，第四章开始进入本文的实证部分，第四五两章考察了机构投资者与市场效率之间的关系，第六章探讨了机构投资者对市场稳定性的影响，具体安排如下：第四章实证检验了机构投资者在账面市值比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首先对账面市场比进行信息分解，接着考察市场对不同信息的反应，判断账面市值比产生的原因，然后检验机构投资者对不同信息的反应，考察机构投资者在账面市值比效应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进而判断其对市场效率的影响，最后探讨机构投资者羊群行为对信息的反应。第五章实证考察了机构投资者动量交易行为与股票收益惯性效应之间的关系。首先构建单支股票层面的动量交易指标，接着分组比较不同动量交易程度股票之间的惯性效应，最后比较了机构投资者动量交易行为和总体交易行为对市场的影响。第六章从静态的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和动态的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变动两个角度，全面的考察了机构投资者对市场波动性的影响。第七章是对论文研究成果的总结，主要包括研究结论和启示，研究的局限性和未来研究方向。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与国外发达市场的机构投资者相比，我国的机构投资者还面临着一些问题：规模小和实力不足使得我国机构投资者抵御系统性风险的能力普遍较差；市场结构不合理，证券投资基金占垄断地位，普遍面临市场赎回压力，易引发动量交易行为和羊群行为；机构投资者对中国资本市场而言仍是新兴事物，在发展过程中一定存在着不完善之处，但不能因为这些不足而否定机构投资者的专业化，因此机构投资者对市场的影响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第二，将账面市值比分解为有形信息和无形信息，发现账面市值比效应是市场对无形信息过度反应的结果，机构投资者(证券投资基金)是无形信息层面的动量交易者，即机构投资者面对利好(利空)的无形信息时买入(卖出)股票；机构投资者的这种行为加重了市场对无形信息的过度反应和账面市值比效应，阻碍了市场效率；进一步分析表明，机构投资者买方羊群行为随着无形收益的增加而增加，卖方羊群行为随着无形收益的增加而减少，利好(利空)的无形信息激发机构投资者的买方(卖方)羊群行为。第叁，机构投资者(证券投资基金)的动量交易行为会加重了股票收益惯性，这一结论在分别控制股票规模、账面市值比因素后仍成立，并且机构投资者对股票的动量交易行为越强烈，股票收益的惯性也越明显，说明机构投资者具有影响股票价格的能力；进一步的分析表明，惯性利润在长期均实现反转，但反转的周期和程度受动量交易指标值的影响，股票动量交易程度越高，动量收益反转越强烈，反转周期越短，这表明机构投资者的动量交易行为使股价严重偏离其基础价值，在长期，股票价格不断调整逐渐靠近其基础价值，因此可以说，机构投资者对股票的动量交易行为会加重股票收益惯性和阻碍市场效率。第四，无论是动量交易行为还是羊群行为，都只是机构投资者交易行为的一个方面，动量交易以及羊群行为加重了市场异象，阻碍了市场效率，但并不代表机构投资者在总体上使市场变得无效。本文的市场微观结构模型的分析表明，高机构持股比例的投资组合能引导低机构持股比例的投资组合，说明机构投资者(证券投资基金)是知情交易者，机构投资者交易能反映市场新信息，提高价格反映信息的速度，一定程度上发挥着提高市场价格发现能力的作用。第五，机构投资者(证券投资基金)持股比例对股票收益波动性的影响随着市场环境的不同而不同，但总体上而言，机构投资者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降低股票收益波动的效果，表现为机构持股比例变化与股票收益波动率负相关。本文的主要创新之处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研究框架上，本论文考察了机构投资者羊群行为与账面市值比效应的关系，机构投资者动量交易行为与股票收益惯性效应的关系，机构投资者总体上对信息传播和市场价格发现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机构投资者对市场稳定性的影响；在研究机构投资者与市场稳定性时，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角度考察了机构投资者对股票收益波动率的影响。第二，在研究理论上，本论文注意学科之间的交叉研究，如第四章借鉴会计学对资产的分类(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将账面市值比所包含的信息分为有形信息和无形信息，进而考察机构投资者对不同信息的反应；第五章则从行为金融和市场微观结构理论的复合视角比较了机构投资者动量交易行为和总体交易行为对市场效率的影响。第叁，在研究方法上，考虑到国内机构投资者数据少而起不全等原因，为了保证结果在统计上的可靠性，本文尽量借鉴新的计量方法，如第四章采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技术(Panel-Var)，第六章采用了动态面板回归技术。第四，通过系统的研究机构投资者对市场的影响，本论文形成了对机构投资者全面的基本判断，突破了以往研究只停留在对机构投资者简单的描述或只针对个别市场现象的局限。
魏晓云[4]2009年在《有限理性股市中的惯性及反转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惯性效应和反转效应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焦点,惯性和反转投资策略则是实务界用以获利的有效手段之一。国内外学者对股市惯性和反转效应存在性及产生原因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对存在性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短期存在惯性而长期存在反转。各市场的区别一般只在于时间的差别;对产生的原因的解释包括:风险补偿、因素模型等,但国内大多数研究证实我国的惯性和反转现象无法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及因素模型解释,而将其归因于投资者对信息的反应不足和过度反应。投资者对信息的反应不足,导致股票收益率表现出惯性特征;而投资者对信息的过度反应,则使股票收益率出现反转特征。但对股票收益率的惯性及反转现象产生过程的研究甚少,而投资者对市场共同信息还是对个股特定信息存在过度反应或反应不足的研究则少之又少。本文研究目的有四:第一,研究中国股票市场牛市和熊市中惯性和反转效应的存在性;第二,通过投资者心理特征分析证明投资者为有限理性人,从而以投资者对信息的反应不足和过度反应来解释股票收益惯性及反转效应产生的原因;第叁,通过投资者对不同类型信息的反应模式的实证检验,描述我国股市惯性及反转效应产生的过程;第四结合投资者心理偏差、行为偏差及我国股市的不成熟分析导致惯性及反转效应产生的根本原因;最后,对投资者合理利用股票收益的惯性和反转现象获取利润,以及降低我国股市的惯性及反转效应的存在程度,提高市场效率提出建议。全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现分述如下:第一章,绪论。本章介绍了论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思路、主要创新及研究内容及国内外研究动态,并对前人的研究成果做出简要评述。第二章,投资者的有限理性及惯性效应的基础理论。本章介绍了股票市场中导致投资者有限理性的心理偏差和行为偏差,并对全文的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第叁章,我国股市惯性和反转效应存在性的检验。本章对我国股市在不同市态下惯性及反转效应的存在性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我国股市在牛市阶段,短期存在惯性效应,而长期则存在反转效应,熊市阶段则无论长短期,均只存在反转效应。第四章,基于投资者信息反应模式的惯性反转效应产生过程。本章基于对投资者信息反应模式的检验,详细分析了股市惯性及反转效应的产生过程。第五章,我国股市惯性及反转效应产生的根本原因。本章分析了惯性及反转效应产生的根本原因,即投资者的有限理性和我国资本市场的不成熟。第六章,构建投资组合及降低股市惯性及反转效应的对策建议。本章对以上研究的结论进行总结,并对完善我国资本市场、降低惯性及反转效应存在的程度提出对策建议。包括:大力培育机构投资者;加强对股价操纵等非法行为的有效控制;加强对投资者的教育,提高其认知水平;发展双向对冲平衡交易机制。
廖辰轩[5]2010年在《中国股市信息不确定因素和收益率的实证分析》文中研究指明实证中发现CAPM对许多诸如规模效应、惯性效应等的市场异常现象无法作出解释。而来自美国及世界各地的实证表明“收益惯性”却普遍存在,如何解释惯性现象也就成为了学术界新的攻坚堡垒。随之发展起来的行为金融理论认为,投资者对信息的反应不足是造成股价惯性的原因。本文试图找寻股价惯性的内在规律。基于Zhang (2006)的研究,美国股市不仅存在惯性效应,并且存在着能放大惯性效应的“信息不确定因素”:数值更高的不确定因素在坏消息前提下会带来相对更低的收益率,在好消息的前提下能带来相对较高的收益率。本文通过对选取变量和股票收益率的实证分析,研究中国市场是否存在信息不确定因素。研究结果显示:1、中国市场存在两种显着的惯性效应(分析师调级后的价格偏离以及股价惯性)。依据当月和过去一月间分析师调级或者过去股票收益的情况可以预测未来的收益走势,通过买入好消息组合(评级调增或过去收益赢家)卖空坏消息组合(评级调低或过去输家)的交易策略能在较大概率上获得显着收益。2、本文所选取的五个假定变量在分析师调级的惯性效应下不能作为不确定因素,但在股价惯性效应下,上市年龄因素和现金流波动因素可以作为不确定因素。基于他们的交易策略能够获得显着的超额收益。
苗涛[6]2013年在《股权分置改革与中国股市的惯性、反转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惯性效应和反转效应自发现后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关注。本文以沪深A股交易数据为基础,1997-2012年为样本区间,对我国的惯性、反转效应进行实证研究,并对结果做综合分析,提出了自己的假说。本文的研究主要分为两部分：首先,本文以周为单位,设计了6个不同的排序期和检验期,对所有样本时间段的数据进行检验,发现在所有时间段内股票价格表现出反转效应,且排序期和检验期为1周时反转效应尤其显着。进一步分析各周的超额收益,发现第一周股票呈现极强的反转效应,第二周单周的超额收益则呈现惯性效应,其后各周单周收益的绝对值不断衰减。对所有时间段内的实证检验表明,CAPM模型和叁因子模型均无法解释上述现象。考虑到第一周反转效应的影响,本文随后引入滞后期,即在排序期之后,对股票观察1周再买入,结果显示股票出现了惯性效应。产生上述现象的原因在于：中国股市短线交易频繁,以周为单位,由于反应过度,在第一周会产生强烈的价格反转,而中国股市的这种短期效应在长期内并不发生作用,所以检验期较大时收益出现衰减。考虑滞后期出现惯性效应是由于“反转的反转”所引起。其次,本文将所有时间段分为股改前(1997-2004年)、股改后(2008-2012年),对上述两个子区间的惯性、反转效应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股改后的反转效应尤其明显。进一步,将股改后的股票分为高减持比例股票和低减持股票,发现高减持比例股票在卖空赢者组合上的收益远远高于低减持比例股票。实证结果表明,解禁股股东的抛售也是短期行为,当股票收益较高时,解禁股股东会不断抛售,从而对股票价格造成向下压力,使卖空收益显着增大。本文认为,由投资者、公司以及监管层的短视造成了整个市场环境的短视,进而产生了中国股市独有的显着反转效应。
刘杰[7]2011年在《中国股市动量效应及动量利润分解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动量效应是指股票的收益率有延续原来运动方向的趋势,即过去一段时间收益率较高的股票在未来获得的收益率仍会高于过去收益率较低的股票。论文以沪深300样本股为样本进行了动量效应的相关研究,主要分为两部分:首先,以周为检验周期,基于牛市(2005年4月至2007年10月)和熊市(2007年10月至2010年4月)不同的市场态势,设定7种不同的形成期和持有期,检验股市在牛市、熊市和整个样本期内的动量获利模式,对不同的检验结果进行了比较分析,并针对投资者提出了相关建议。主要结论:牛市时期我国股市呈现出显着的中长期动量效应,这与以沪深A股股票作为研究样本得出我国股市具有短期动量效应的结论有所不同。通过一定的技术分析持有中长期(半年至一年)以上的动量投资组合能够获得显着的超额回报,验证了我国股市并非弱式有效,而熊市和整个样本期内则呈现出显着的收益反转。其次,运用Jegadeesh和Titman(1995)的单因子定价分解模型对沪深300样本股期望动量收益进行分解,对不同的动量利润分解结果作了深入的比较剖析,并提出了监管层面的相关建议。主要结论:我国股市的动量收益主要来源于动量组合中股票期望收益的横截面方差,在持有期为48周时,横截面方差会随着形成期的增加而增大;其次来源于股价对公司特定信息的反应不足,而股价对公共信息反应的领先—滞后结构为负,具有抵消动量收益的作用,表明我国股市的动量收益并非来源于股价对公共信息反应的领先—滞后结构效应,并且在持有期为48周时,这种领先—滞后结构对动量利润的削弱作用随着形成期的增加有逐渐减小趋势。
陈睿鑫[8]2003年在《证券涨跌幅对投资者短期交易行为影响的实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行为金融学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其与标准金融学的区别在于致力于描述投资者的决策过程而不是告诉投资者如何进行投资决策。行为金融学以投资者的交易行为为研究重点。证券价格变化是影响投资者交易行为的重要因素，投资者在接受各种信息之后所作出的决策最终也体现为证券价格的变化。因此，本文以证券的涨跌幅度(证券价格变化)为中心事件，从过度反应检验入手来研究投资者的交易行为。在进行了过度反应检验之后，本文以现有的行为金融学理论为基础构建了行为金融学的分析框架，以此框架对过度反应检验的实证分析结果进行了分析。 本文得出的研究结论为： 1．中国证券市场在短期内不存在过度反应现象，收益在10天的时间窗口内表现出显着的惯性效应。说明证券出现涨跌幅变化之后，投资者的交易行为是沿着涨跌幅的方向持续地背离市场价值，而不是向市场价值回归(反转效应)。 2．上海证券市场的A股、B股和基金，惯性效应的显着性不同，A股最为显着。随着时间推移，显着性在不断减弱。 3．上升波段和下降波段组合差值的构成比例不同。上升波段，组合差值主要由winner组合构成；下降波段，组合差值主要由loser组合构成。 4．涨跌幅度不同对投资者的交易行为产生影响。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 1．对中国证券市场的投资者交易行为进行了短期过度反应的检验。此前，国内的过度反应检验缺少日间数据的研究。 2．以现有行为金融学理论为基础构筑了新的行为金融学框架，并以此框架对检验结果进行了分析，对于A股市场的实证结果取得了满意的分析效果，推广了行为金融学理论的实际应用。
王文奇[9]2010年在《基于不同风险值的动量策略在中国股市上的研究》文中认为行为金融理论认为,惯性效应是指在过去时期内收益率较高的股票未来的收益也较高,过去时期内收益率较低的股票,未来收益也较低；而反转效应是指在过去时期内收益率较高的股票,未来收益较低,在过去时期内收益率较低的股票,未来收益较高。惯性效应意味着股票存在反应不足,而反转效应意味着股市存在过度反应。中国股市虽然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与国际成熟股市相比,在市场结构、市场监管等方面仍然存在许多问题：中国股票市场投资品种单一,机构投资者较少,个人投资者相对较多,且以短线买卖为主；市场上个股常常缺乏个性,股市明显表现出齐涨齐跌或板块效应；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不高,且有政策市的特征。中国股市的这些特征,将对投资者的行为产生很大的影响。尽管影响股票投资价值的因素十分复杂,但作为一名投资者或机构投资者应当客观评价每一种证券的风险性、收益性、流动性和时间性方面的特点,正确评估和发现证券的投资价值,做出科学的投资决策。正是基于此,本文对中国股市的惯性效应和反转效应做出了进一步的研究。本文以中国沪深A股市场为研究对象,选取了412只样本股从2004年1月1日到2009年12月31日共302周的周交易数据,与以前国内研究所不同的是,本文着重风险对收益的度量,文中采用平均超额累计收益比率ACR、修正信息比率MIR、广义信息比率GIR、广义稳定尾部调整收益比率GSTARR四个准则构建赢家和输家组合,研究发现,中国股市存在着显着的反转效应,效应的强弱与策略组合的形成期正相关,与持有期负相关,即动量策略组合的形成期越长,获得的收益就越大；动量策略组合的持有期越短,其获得的收益就越大。在对各种组合收益序列的正态性进行检验中,发现大部分都在5%的水平下显着。在四种准则中,基于平均超额累计收益比率的策略组合获得了最高的收益,但收益的风险最大,而以VaR和CVaR为基础的选股指标GIR和GSTARR确实能够实现对风险度量,GSTARR获得了最好的风险调整收益,GIR次之。本文最后从投资者认知和行为偏差以及市场环境方面对中国股市的反转效应进行了理论上的解释。
叶羽钢[10]2008年在《惯性效应、反转效应与市场态势》文中认为惯性效应是指过去一段时间内收益高的股票在将来一段时间内仍持续获得较高的收益,即“强者恒强,弱者恒弱”;而反转效应则是过去一段时间内的赢(输)家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成为输(赢)家。惯性与反转效应的发现,直接冲击了市场有效性理论,成为现代金融研究的焦点。本文将全面探讨在中国股市中执行惯性策略或反转策略是否具有显着的利润;考察考虑规模因素后,惯性与反转效应的表现特征;检验惯性、反转效应与市场态势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第一,在形成期与持有期均较短时,我国股市表现出显着的反转效应;而在中期则表现出较强的惯性效应。第二,小公司股票比大公司股票更容易发生反转。第叁,市场态势为上升状态时的反转效应要显着大于市场态势为下降状态时。对此,我们认为我国股市中投资者表现出来的“羊群行为”、“过度反应”和“处置效应”等行为偏差,以及诸多“庄家”的“股价操纵”行为可以对上述实证结果提供较为满意的解释。
参考文献：
[1]. 中国股票市场的惯性效应、反向效应与信息反应模式[D]. 刘煜辉.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03
[2]. 沪深A股市场惯性效应和反转效应研究[D]. 朱曦. 上海交通大学. 2008
[3]. 机构投资者、市场效率与市场稳定性研究[D]. 王磊. 厦门大学. 2009
[4]. 有限理性股市中的惯性及反转效应研究[D]. 魏晓云.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09
[5]. 中国股市信息不确定因素和收益率的实证分析[D]. 廖辰轩. 上海交通大学. 2010
[6]. 股权分置改革与中国股市的惯性、反转效应研究[D]. 苗涛. 复旦大学. 2013
[7]. 中国股市动量效应及动量利润分解研究[D]. 刘杰.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2011
[8]. 证券涨跌幅对投资者短期交易行为影响的实证研究[D]. 陈睿鑫. 浙江大学. 2003
[9]. 基于不同风险值的动量策略在中国股市上的研究[D]. 王文奇. 西南交通大学. 2010
[10]. 惯性效应、反转效应与市场态势[D]. 叶羽钢. 暨南大学.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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