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马”的辞赋观与汉代赋学思想的演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辞赋论文,汉代论文,思想论文,班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5242（2000）02—0045—05
赋是汉代惟一盛行的文体，汉赋充分体现了汉朝大一统时代的文化精神和艺术审美情趣，成为后世难以为继的一代文学的代表。与此同时，汉代人有关赋体文学的认识和评价，诸如辞赋的规劝意义和颂美作用、赋体源出于《诗》、汉赋靡丽虚夸的艺术特点等论说，也都在文学观念上对后代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在汉代赋学理论的构建过程中，并称为“班马”的两位史学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司马迁是为赋家立传、评价赋作的第一人，他开启了汉代赋学从政治实用性角度探讨问题的先河；班固则是以史学家兼作者的身份对赋体文学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他们的赋论不仅代表着汉代赋学的基本观点，而且也体现了汉代人对赋体文学的认识不断深化，标示着汉代赋学思想的演进过程。
一、司马迁的辞赋观
文学家在汉代社会地位低下，“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1](P2732)汉赋作家身为“言语侍从之臣”[2](P1)， 他们在以博富丽靡的文辞为繁荣强盛的时代高唱赞歌、取悦于帝王的同时，内心深处也时常会为自己“为赋乃俳，见视如倡”的可悲地位而不能释怀，所以才会“自悔类倡”。[3](P2367)而司马迁却在《史记》中首次为这些类同倡优的作家立传，肯定了他们在文学创作上的过人成就，并借助对他们的生平事迹的叙述，来表达自己对赋体文学的看法，意义十分重大。第一，他能够把辞赋作家入于列传，这本身就足以说明文学受到了相当的重视。虽然当时还没有明确形成独立的文学概念，但由于辞赋创作至武帝时期已发展成一股巨流，文学与一般学术相分离的趋势也随之而日渐明显。作为一位对人类社会生活体察深微的史学家，司马迁自然会对当代这种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予以关注。他在《史记》中记载了一些著名作家的生平事迹，以此为线索，对其文学创作活动做出具体的描述，正说明他能够准确地把握这一发展趋势。司马相如是西汉最有成就的辞赋作家，司马迁为他立传即着眼于他的文学创作。《太史公自序》称“《子虚》之事，《大人》赋说，靡丽多夸，然其指风谏，归于无为。作《司马相如列传》”。在本传中，不仅描述了司马相如的传奇一生，而且着重记叙了有关《子虚赋》、《哀二世赋》和《大人赋》等著名赋作的创作情况，突出表现了司马相如在辞赋创作上的贡献，反映出当时文学创作的主要状况。第二，通过对作品写作过程的客观记录，揭示作家的创作意图，强调辞赋一体所具有的讽谏意味。如《司马相如列传》记载说：“上读《子虚赋》而善之……乃召问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诸侯之事，未足观也。请为天子游猎赋，赋成奏之。’……故空藉此三人为辞，以推天子诸侯之苑囿。其卒章归之于节俭，因以风谏。奏之天子，天子大说。”这段叙述文字写出司马相如作赋的良苦用心：一方面力图以眩人眼目的宏丽文辞极力夸饰雄阔宏大的场景，博取好大喜功的汉武帝的欢心；一方面又要在无以复加的夸饰中寄寓委婉含蓄的讽谏，达到规劝的目的。《哀二世赋》写于相如随从汉武帝猎于长杨，返途中路过秦二世陵墓所在地宜春宫之时，也是具有讽谏意味的。再如《大人赋》的写作：“天子既美子虚之事，相如见上好仙道，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臣尝为《大人赋》，未就，请具而奏之。’相如以为列仙之传居山泽间，形容甚癯，此非帝王之仙意也，乃遂就《大人赋》。”在揭示司马相如作赋意图的同时，也有意识地着重表明辞赋的讽谏意味。司马相如之前，为屈原、贾谊立传，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作辞以讽谏，连类以争义，《离骚》有之。作《屈原贾生列传》”。第三，通过对辞赋的评价，明确地表达了自己重于讽谏的辞赋观，奠定了汉朝以政治实用性价值为标准来衡量作品成就的赋学思想。针对司马相如的赋作，司马迁直接发表评论：“无是公言天子上林广大，山谷水泉万物，及子虚言楚云梦所有甚众，侈靡过其实，且非义理所尚，故删取其要，归正道而论之。”他对司马相如的创作提出两个方面的批评，一是“侈靡过其实”，一是“非义理所尚”，他所肯定的只是其终篇“归于正道”之旨，而“不取其夸奢靡丽之论”。这就表明司马迁对于汉赋创作的认识有着自己的评价标准。这个评价标准就是是否具有符合“正道”的政治讽谏意味。结合《太史公自序》所说的“《子虚》之事，《大人》赋说”，“其指风谏”及司马相如本传所述《子虚赋》“卒章归之于节俭，因以风谏”，可见司马迁对汉赋讽谏作用的肯定和推崇。而实际情况是汉赋中虽然不乏讽谏之意，但由于过度的“夸奢靡丽”，致使讽谏功效的发挥大打折扣。据此，司马迁曾在登录《大人赋》之后加上富有深意的一句话：“相如既奏大人之颂，天子大说，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间意”，暗示出汉赋创作所起的讽谏作用有限，这也是司马迁对汉赋不能完全肯定的原因所在。由此可见，对于辞赋创作，司马迁注重的是其政治实用性价值，他倡导以“讽谏说”为核心的辞赋观，《史记》中对辞赋作家的生活和创作做出“实录”，即是为了表达他的这种“一家之言”。
应该说，根据对当时辞赋创作的考察，确实存在着以赋为谏的客观事实，从中自不难得出辞赋“主于讽谏”的结论。然而，这个客观存在本身并不具有惟一性，就汉赋这一整体现象而言，“讽谏”只是包含于其中的多个内容的一个方面。从作家的角度来看，炫耀才华、迎合君王、展示时代风貌、表现自然风物等与讽谏一样，都可被视为创作的基本出发点，只不过在特定的情况下会有不同的侧重而已；从作品本身来看，情况也许会更为复杂多样。[4]因此， 依据汉赋的实际状况本可以产生多种不同认识，同样也可以从多个不同的角度对汉赋的文学价值和成就做出衡量与评价。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司马迁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在“讽谏”作用上，以至于形成了他的以“讽谏说”为核心内容的辞赋观呢？《司马相如列传》结尾的“太史公曰”有这样一句话：“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这就提醒我们注意，司马迁对汉赋进行的价值判断是以《诗三百》为参照而进行的，在其赋论当中引入了《诗》学的标准。《诗》在汉代为被尊奉为儒家经典，经学家往往通过对《诗》的解说来阐发政见，极力去挖掘《诗》在政治方面的含义，由此而出现以“美刺”说《诗》的风气。司马迁处在独尊儒术的学术环境中，又曾师从经学大师董仲舒等人，他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儒家经学思想的影响，如他对“刺诗”就有过理论上的论述，《十二诸侯年表》说：“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睢》作。仁义陵迟，《鹿鸣》刺焉。”当他把这种《诗》学思想扩展到辞赋领域，也就必然会注重从政治实用性的角度出发来对待汉赋这一社会文化现象，所以说，《诗》学思想的引入是司马迁形成辞赋“讽谏说”的主要原因。应该指出的是，司马迁把《诗》与赋联系在一起，还是注意到了二者之间有着相同的区别于其他立论性著作的特性（注：《论语·阳货》中孔子言：“《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草木鸟兽鱼虫之属。”而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谈到《诗》的内容和功用时却只引说“《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是故《诗》以达意。”这是否与“体物”之赋有关系？孤证不立，不便妄作推断。），只是限于文学的发展状况，他不可能明确地概括出诗赋的文体特性，即使如此，也足以启发后人了。
二、班固的辞赋观
班固承袭司马迁以史传的形式记述文学家创作活动的传统，透过历史文化现象探讨辞赋艺术的种种问题，于是，司马迁所倡导的辞赋观经过200多年的发展，到了班固手里， 就形成更加充实完备的赋学理论体系。班固的赋论，主要见于《汉书》中各篇辞赋作家传记和《艺文志》，以及他的赋作《两都赋》前的小序。他不仅继承和扩充了司马迁以讽谏为核心的赋学观，而且从论述的范围和深度上大大地拓展了汉代的赋学研究，从而使汉代的赋学理论更趋于完整系统，对于汉代赋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做出新的贡献。
首先，班固在司马迁“讽谏说”的基础上，又作了新的补充。在衡量辞赋作家及其作品的成就与价值方面，班固遵从司马迁的“讽谏说”。《汉书·叙传下》称司马相如的赋虽然“文艳用寡”，但也能够“托风终始”；《艺文志》叙述孙卿、屈原“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并且指出，与他们相比较，宋玉及汉赋作家则是“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但是，在班固看来，讽谕只是辞赋社会实用性的一个方面，与之相辅相成的另一方面则是“润色鸿业”，所以他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入手，在《两都赋序》中总结出辞赋的社会作用和价值体现在两个方面：“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进忠孝。”补充了单纯从“抒下情”角度而提出的“讽谏说”，“颂美”与“讽谏”并重，显得更为全面，也较为符合当时汉赋创作的实际状况。辞赋创作兴盛于一个国力繁荣强大的时代环境和大一统政治取得全面胜利的政治氛围中，作家们在社会现实的激发下，既要用自己手中的笔为时代鸿业加以润色，又要表达自己在政治上的进取心志，前者表现为“宣上德”，后者表现为“抒下情”。因此，汉赋创作的实际情况一再显示出单纯的讽谏说不能够涵盖汉赋创作的多方面内容，所以班固继承了司马迁以政治实用性为出发点的辞赋观，但又根据汉赋发展的大趋势对其“讽谏说”加以补充，使之更为圆融完善。
其次，探讨辞赋的渊源和流变。与司马迁把认识问题的重点放在政治实用性上有所不同的是，班固还能够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对辞赋发展状况做出史的勾勒，表明汉代赋学的视野更为开阔和对辞赋艺术特点的认识日益深化。《两都赋序》开篇就简明地概括出“赋者，古诗之流”的论点，继而又根据社会历史的发展具体论证辞赋由产生到走向兴盛的过程和发展状况，说明赋兴起于诗歌衰微之后，大盛于武、宣之时，于古为“兴废继绝”，于今为“润色鸿业”，以社会历史为背景对辞赋的产生和发展作史的稽考。《汉书·叙传下》论及司马相如“蔚为辞宗，赋颂之首”，也是从史的角度着眼，高度推许他在辞赋发展史上的至尊地位。《汉书·艺文志》，有人称其“诗赋略”为“一部简明的文体小史”[5](P298)，单就其中的赋论部分来看， 称它为辞赋“小史”亦无不可。它所论述的内容大体包括：（一）“赋”的概念是“不歌而诵”；（二）赋体起源于“春秋之后，周道寝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三）赋的发展变迁，从孙卿、屈原开始，发展到宋玉、唐勒以及汉代的枚乘、司马相如和扬雄，辞赋由“作赋以风”演变为“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四）有关辞赋的评价，引述扬雄“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说明汉代人对辞赋的理解和态度。从这些论述中不难发现，班固对于辞赋的认识，已不是停留在简单地把《诗》与赋捆系在一起，将《诗》学标准原模原样地植入赋学领域的层面上，而是透过《诗》与赋之间的关系，探讨赋体的起源和发展方向，反映了汉代辞赋研究的广度扩展和理论深度的加强。
再次，对辞赋创作进行了风格流派的划分。班固之前，扬雄已经看出辞赋创作在文辞风格上的差异，把赋分为“诗人之赋”和“辞人之赋”，他是从切合讽谏正道与否来加以区分的。班固的《汉志·诗赋略》则把辞赋分为四类，一屈原派，二荀卿派，三陆贾派，四杂赋派。至于其分类的依据今天看来却不十分明了，有不少学者也曾试图对此加以推断解释，某些推论或许不免流于妄断臆测（注：如章炳麟在《国故论衡·辨诗》中说：“屈原言情，孙卿效物，陆贾赋……盖纵横之变也。”刘师培《汉书·艺文志书后》一文也称屈原一派为“缘情托兴之作”，荀卿一派和陆贾一派分别为“指物类情之作”与“骋辞之作”，而“杂赋”一类“皆为总集”。章炳麟虽指出扬雄赋模拟司马相如，班固却以二人分属两派为误，但由《史》、《汉》所述司马相如的赋作来看，将他列入于屈原派之下似亦有失妥当，故意氏断定“班生以扬雄赋隶陆贾下，盖误也”，结论是否可靠也无法证实。），可也至少说明了最关键的一点，那就是《汉志》的四类分法自有一定的标准依据。能够依照这一特定的标准，把多姿多彩风格各异的辞赋创作分门别类，做出学术意味浓厚的流派划分，这就反映出当时对赋体文学的认识越来越深入细微，探讨的领域也不断地得到扩展。
班固的赋论，具有总汉代赋学之大成的历史意义。在他所阐述的诸多问题当中，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争议也最大的是他关于赋体探源方面的论说，也就是学术界常称的“诗源说”。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学术界除了正常的是与非的争辩不可轻下断言外，有些曲解还是应及时予以纠正的。其中较为典型的一例是把班固的“诗源说”与“赋出六义说”等同起来，误以为班固提出赋为“古诗之流”，意思是指赋体文学由《诗》之“六义”中“赋、比、兴”的“赋”演化而来；又因班固分别在《两都赋序》和《汉志》中提到“赋者，古诗之流”和“不歌而诵谓之赋”两种说法，而“赋出六义说”与“不歌而诵说”又是互相排斥不容并存的两个对立观点，于是就得出“六义说”和“不歌而诵说”并出于班氏的结论，由此而批评班固的探本之论自相抵牾，甚至于从思想上分析其矛盾产生的缘由，或是反过来将此作为分析班固思想矛盾的一个重要例证。然而，只要我们能够以一种严谨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去探讨这一问题，就会发现“诗源说”与“六义说”根本就不是可以混为一谈的概念，它们并不处在一个层次上。诗与赋是文体与文体之间的关系，而由“六义”之“赋”到赋体却是一种艺术表现手法（大多数人是倾向于这种解释的）扩展而成为一种文体的。由于“六义”涵盖于《诗》，“六义说”也可以涵盖于“诗源说”，但是绝不等同于“诗源说”。不管是否赞同“赋出六义说”，班固的赋论里面也提供不出任何可以让人把“六义说”的提出归功于他的证据，“赋出六义说”的提出者的确是另有其人。有了这个前提，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分析《两都赋序》和《汉志·诗赋略》中的两个说法是否存在有矛盾。首先，可以肯定班固对这两种说法都是赞同的。虽然它们前面冠以“或曰”和“《传》曰”的字眼，说明这是转录他人的话，但是紧接其后的是班固将它们作为自己的中心论点而展开了论述。其次，围绕“赋者，古诗之流”这个论点，班固阐述了赋承继的是雅颂之诗“抒下情”、“宣上德”抒发情志的传统精神；围绕“不歌而诵谓之赋”这个论点，又论述了从“称《诗》谕志”发展到“贤人失志”、“作赋以风”的过程。可见两处论述都揭示了《诗》与赋之间的源流关系，且都是着眼于“讽谕”精神，“古诗之流”的论述方式是直探本源，“不歌而诵”则比较具体地说明由《诗》至赋的流变过程。以上事实说明，班固的探源之论在观念上并无抵牾之处，只不过囿于时代因素，他还未能从文体上解释“不歌而诵”这种表达方式在《诗》与赋之间所起的纽带作用[6]， 但他能够体察到《诗》赋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联系，并以“讽谕”为贯穿线索，对这种联系做出史的勾勒，这就足以表明其重要的时代性价值了。
三、“班马”的赋论在汉代赋学思想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意义
汉代赋学理论是由整整一个时代的众多学者和文学家们根据自身所处的时代氛围，考察汉赋创作的实际情况，总结创作心得而建立起来的。这一理论体系从创建伊始到逐步走向完备，整个过程都是在“独尊儒术”的学术氛围中展开的，儒家经学思想始终支配着汉代赋学思想的发展。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汉代辞赋创作的主流又朝着词采富赡华丽不断增强的方向发展，语言的艺术在这一领域内得到极大的提高，文学独立的趋势也日趋显明。人们对于辞赋的认识，对待辞赋的态度，便不得不取决于这两方面因素的影响。因此，汉代赋学思想发展历程，也就表现为经学的致用观与辞赋文学的艺术精神由对立隔膜到双向渗透的过程。如果允许我们对其复杂的发展历程进行抽取一般的提纯，那么，“讽谏说”演变为“讽谕”、“颂美”等量齐观，《诗》赋比类同义发展为赋源出于《诗》，“侈靡过其实”、“非义理所尚”的责难转变为“多识博物，有可观采”的褒扬，种种衍化都是上面所说的由对立到渗透的结果。具体而言，前一类观点，即“讽谏说”、《诗》赋比类同义、责难辞赋“夸奢靡丽”，所持的态度是论者将自己心目中的尺度标杆强制性地竖立在辞赋的面前，二者的不相吻合显然表明的是一种对立隔膜关系；后一类观点，即“讽谕”与“颂美”并重、《诗》与赋为纵向的源与流、赋虽“文艳寡用”却“有可观采”，显示出赋的多元化特性受到充分理解，反映了实用性价值观与艺术性的审美观的相互融会。司马迁和班固就分别站在这一演进历程的两端。当然这不能完全归因于个人因素，时代的进步发展在起着主要的决定作用。
虽然如此，但也不能低估司马迁在汉代赋学的建立及赋学思想发展中的首创之功。特别是自从司马迁借鉴《诗》学思想提出辞赋“讽谏说”，开启了汉代的赋学研究，随后出现了不少有关赋学的论述，它们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理论建树，但始终都未能跳脱司马迁的致用性范畴。如扬雄先是“少好辞赋”，后来转而自悔又认为辞赋是“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并明确指责汉赋“劝百讽一”的弊端。汉宣帝针对多数人认为辞赋“淫靡不急”的观点，从娱乐功能的角度阐发了认识，但从他所说的“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中隐然也可判别其轻重主次。桓谭《新论》第十二为《道赋篇》，想来应不乏有价值的论说，惜已散佚，严可均《全汉文》仅辑得4条，内容不可详知。[7]( P550)王充的《论衡》是一部充满叛逆精神的巨著， 但他在高举着“疾虚妄”的大旗对汉赋创作现状加以猛烈的抨击时，也是以“文为世用”为宗旨的。直到南朝刘勰也还是坚持“繁华损枝，膏腴害骨，无贵风轨，莫益劝戒”[8](P80)的论点。
时至今日，人们对汉代赋学思想的评价如同长期以来人们对汉赋的评价一样，都是批评者多而客观分析者少，但在具体问题的处理上却又难以彻底抛开汉代赋学所创立的理论观点，“诗源说”一再被称用，对汉赋作品的评价还不免多多少少要落脚在社会实用价值上，分析汉赋的艺术审美特色也是以铺陈夸张、富丽堂皇为主。当然这并不是要否定今天的赋学研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实际上无论是在研究的范围还是深度上，近十几年都有越来越成功的拓展，并且为了加深对赋的研究，人们也力图在研究的角度和观念上有所更新转换。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在目前的赋学研究中又存在一个不可否认的矛盾，那就是既想摆脱前人的窠臼而另辟蹊径，却又无法完全抛弃旧有的成说而独创一格。产生这种矛盾的根源就在于我们还未能真正客观地对以往的赋学研究进行深刻的反思，而仅仅是从概念出发一笔抹杀或者至少是漠视早期赋学思想中的合理因素，以至陷入理念上的全面否定而遇到实际问题却又不得不袭用旧说的两难境地。
收稿日期：1999—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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