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文艺思想散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孔子论文,文艺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深受孔子文艺思想的影响。那么，孔子文艺思想的精髓有哪些？探讨它，对于继承和发扬我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应是十分有意义的。在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文艺的领域不象今天这么广阔，不外乎诗、乐、画、舞这几个品类。从今天保存下来的典籍中看，孔子对文艺现象没有系统的理论论述，但不等于说孔子的文艺思想不成体系，我们可以从他对上述文艺品类的零星谈话中，尤其对诗乐的评说中，体会、概括出他的文艺思想。
一、关于文艺的社会功能
文艺的社会功能问题，是孔子文艺思想比较核心的问题。以往的一些论者曾认为孔子主张文艺为政治服务，从而推论出他主张为维持行将崩溃的奴隶制服务。这其实是一种简单的臆说。我们还是先来考察一下孔子对此问题的真正主张，然后再来下结论。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以下引用《论语》只标章名）
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而立也’？”（阳货）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同上）
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季氏）
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阳货）
这五则语录都是谈文艺的社会功能，它包括了下面这些观点：
1、强调文艺应有教育作用。这个教育作用具体表现为“兴”、“成”、“识”、“言”四个方面。
所谓“兴”，是振奋情绪，鼓舞意志之意，也就是修身。当然，这个情绪与意志是要有规范的。孔子把这个规范称之为“礼”。孔子要求弟子们的修身都要立足于“礼”，以“礼”来约束言行举止，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而要达到这个目标，孔子选择了《诗》作为启动手段。因为在孔子看来，《诗》既有丰富的思想内涵；所谓“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为政）可以使弟子们从中受到合乎“礼”的启迪，又有生动的形象，比之其他“文”更易于被接受。如“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否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八佾）又如，“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为政）从这两则对话中，可以看到孔子在启发诱导弟子学《诗》过程中是用诗中的形象启发学生，让弟子自然地与学礼联系起来，而且认为只有从《诗》中能体会到“礼”的意义，才算是学懂了《诗》，才可以继续与之言《诗》。他教育他的儿子伯鱼要学好《诗》中的《周南》、《召南》也是从其中能得到修身的启发着眼。
所谓“成”，是指人的道德的完成。在孔子看来，人的道德的完成，不但要在理性上认同，而且要在感情上也融合。他从自己的切身体会中感到，乐对此所起的巨大作用：“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述而）因此，他极重视对音乐的整理，“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子罕）把它当成重要的教学内容，他自己也喜欢和别人一道唱歌，若唱得好还要再来一遍。但对于无益于“礼”的音乐，他是坚决排斥的，如对过于轻柔的郑声，他便很厌恶，要象“远佞人”一样将它排斥于雅乐之外。
“识”，就是长见识。孔子认为《诗》不但“思无邪”，读它可以领悟到许多做人的道理，而且可以“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就是说可以从中认识自然界的许多事物，增长学问知识。孔子对学知识十分重视，把它看作“成人”——完美的人的必要条件，如“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宪问）这里所说的“艺”就是学问知识。缺少了学问知识，不但不能成为“成人”，而且还会有许多弊病。如“子曰：‘由也女闻六言六蔽矣乎？’对曰：‘未也’。‘居，吾语女，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阳货）这里讲的“学”指的也是学问知识，不好学即不爱学问知识，就容易犯愚、荡、贼、绞、乱、狂等错误。
“言”即讲话。《诗》的语言准确生动，鲜明形象，含蓄典雅，容易引起人们的联想，有助表达特定的思想感情。春秋时期，凡举行大型活动，诸如外交谈判，朝会，宴饮，田猎等，诸侯、大夫们往往借赋《诗》表达自己对某些问题的看法或意愿。那时，人们把赋《诗》视为衡量一个人才智的标尺，赋得好可以得到人们的尊敬、赞扬，有助完成外交使命或达到预期的目的；赋得不好则会受到奚落，完不成外交使命或实现不了意愿，仅《左传》记载，那时，在不同场合下赋《诗》以交流思想观点就达224次之多。孔子充分认识到了《诗》在交际中的作用，这才语重心长对儿子说不学《诗》就说不好话，把学《诗》视为训练口才的重要手段。
2、强调文艺为治理社会服务。春秋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战乱频仍，政治腐败，统治阶级任意胡为，君不君，臣不臣，而且互相倾轧，争权夺利。人民群众则被任意驱使，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生活陷于困境，反抗情绪日益高涨，面对如此残破的社会，孔子忧心如焚。他以拯救社会为己任，周游列国，宣传其德治主张。他想使社会道德化，所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文艺就成了他实现此理想的众多手段之一。孔子的文艺为治理社会服务观点由“观”“群”“怨”“事”几个方面组成。
“观”即观察，观察什么？一是“观风俗之盛衰”（引自何宴《论语集解》）一是观诗人之志，也就是说，从《诗》中可以看到当时社会生活的情况，以及诗人对此所持的态度及看法，用此衡量政治之得失并作为调整社会矛盾之依据。如鲁哀公二十九年，吴国公子季扎到鲁国聘问，请观周乐。当他听到郑风时说：“国无主，其能久之乎！”听到小雅则曰：“美哉，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民焉”。他从诗与乐所表达的内容中，领悟到了政教的得失并作出了深刻的评论。后来，他到了郑国，便对子产说：“郑之执政侈，难将至矣，政必及子，子为政，慎之以礼，不然，郑国将败。”（《左传襄公29年》）《诗经》的诗，反映的是从西周到春秋中叶期间的社会生活和人们的思想情绪，离孔子的生活年代尚不久远，仍可帮助当时人们认识现实生活，了解不同人的思想情绪。孔子读过《周南·甘棠》就曾说：“吾于甘棠，见宗庙之敬也甚矣。思其人，必爱其树，尊其人，必敬其位，顺安万物，古圣之道几哉。”（《说苑·贵德》）这说明孔子从诗中看到了当时人民对召公的崇敬之情并领悟到人民群众希望有个好社会，有个好统治者的强烈愿望。“诗可以观”，极深刻地概括了文艺认识社会、服务社会的意义，同时也深刻地概括了文艺的创作原则，对后代现实主义的文艺创作有很大的影响。
“群”，据孔安国的解释是“群居相切磋”，朱熹则释为“和而不流”。用我们的话来说是互相沟通思想感情达到团结的目的。孔子希望整个社会和谐有序，人们之间和睦相处，统治者爱人，人民易使，争取做到“不争”、“无讼”。他把文艺看成是实现这一理想境界的有效途径，前面所引那则他到武城与子游的富有戏剧性的对话，即表明他很看重用文艺手段沟通乃至统一人们的思想感情。
“怨”，孔安国说是“怨刺上政”，也就是以怨恨之情讽刺当时不合理的或昏庸，黑暗的政治。怨诗在《诗经》的国风和小雅中数量不少，如《小雅·节南山》，直指掌握大权的重臣暴虐无道，使民“不敢戏谈”，由于他为政不平，弄得天怒人怨：“天方荐瘥，丧乱孔多，民言无嘉”，同时还怨恨国王用人不当，不亲问政事，使百姓憔悴：“不自为政，卒劳百姓，”最后以极诚挚的感情希望君王能看到这首诗有所感悟而安抚百姓：“家父作诵，以究王讻式讹尔心，以畜万邦”。又如《小雅·巷伯》这首诗，一开篇便毫不留情地揭露专事毁谤别人的“谮人”的罪行：“亦已大甚”“谋欲谮言”，接着便义愤填膺地谴责他：“取彼谮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诗以“凡百君子，敬而听之”作结，警醒当权者要远离“谮人”。《诗经》中的怨诗，所怨的范围是很广泛的，有怨君，有怨臣，有怨政治黑暗，暴虐；（以上两例）有怨徭役的苛重（如《小雅·何草不黄》）；有怨流离失所，生活无着（如《小雅·鸿雁》）；有怨统治集团内部劳逸不均（如《小雅·北山》）等等，这些怨诗，矛头都是直指统治者或当时的统治制度的。但这些诗却都得到了孔子的首肯，认为这些诗仍是属于“思无邪”一类。孔子提出诗“可以怨”，不只是消极地认可怨诗的思想性，也是从积极方面主张诗应该大胆揭露腐败政治和不符合道德规范的人和事，以对社会有所补益。
“事”，即事奉、服侍，孔子提出，运用《诗》中所传达的道理，近可以事奉父母，以尽孝心，远可以服侍君王，为国效力。这就十分明确地提出了文艺要为家庭、社会，国家服务的问题。其实，前面提到的“观”、“群”、“怨”都是手段，“事”才是实质。“观”、“群”、“怨”最终都要落实到“事”上来。他曾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子路）反过来说，诗要直接为政事、为外交服务，而且要服务得好，因为在孔子看来，为政的“达”与使于四方的“专对”，都是高层次的。如《颜渊》章说：“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虎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就是说，为政者要品质正直，遇事讲理，善于分析别人的言语、观察别人的态度，谦虚，谨慎，这样无论诸侯国或大夫家的事才能办通。“专对”即独立地与出使国进行谈判、酬酢，出色地完成外交使命。为政与出使进入到这个境界，才获得孔子学《诗》的认可，可见孔子把《诗》的作用提到何等崇高的地位。
综上所述，孔子关于文艺的社会职能的观点，最中心的是为修身、为治理社会服务，而修身又要以“礼”为节制，治理社会则表现为事父事君，“政达”“专对”等方面。这些是否如以往一些论者所言是为奴隶主阶级服务，是为恢复奴隶制服务呢？笔者认为不然。《论语》中“礼”字出现过74次，但不见孔子对“礼”作过明确的界说，而纵观其对“礼”的道及，无非指①某种具体的制度。②礼仪形式，③共同道德规范，而他反复强调要遵守的“礼”，指的就是道德规范。道德规范是较为复杂的问题，既有其阶级性的一面，又有人们在长期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共识。孔子心目中“礼”的核心是“仁”，没有了仁德，就谈不上“礼”，如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八佾）而孔子提倡的“仁”就是“爱人”，（颜渊）“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雍也）“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卫灵公）也就是爱护人，尊重人。然而，这还不是孔子心目中的最高境界，其最高境界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雍也）是“修已以安百姓”，（宪问）就是说要把自己修养成大有益于人民的人。当然他认为要达到这样的高度是很难的，连尧舜也没有做到，但他毕竟提出了理想的修身目标。这样一个理想人格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不断追求而积淀成的，它符合当时人民的愿望。孔子用这样的“礼”来节制，来立身，请问，能简单地说是为奴隶主阶级服务的吗？
至于事父事君，以及“政达”、“专对”，讲的的确是直接为政治服务问题，但为政治服务并不等于为恢复奴隶制服务，这要看孔子所主张的政治是什么样的政治。前面已经提及孔子面对的是统一遭到破坏，各诸侯国间互相争夺，诸侯国内的执政者也互相倾轧、生产毁坏，民生凋敝的社会。孔子为改变这一状况，曾提出建立一个人与人和谐相处，太平安乐的社会构想，并为之不懈奔走，“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宪问）（拙作发表于山西师大学报94年4期的《孔子与人民》曾就此展开论述，此恕不赘。）他的事父事君以及“政达”“专对”，就是为实现这一政治目标而必须采取的行动。这恐怕还不能说成是为恢复奴隶制服务吧？
孔子关于文艺的社会功能的观点是既全面又深刻的，大而言之要为治理社会，实现社会理想，为塑造理想人格服务，小而言之要增长人的知识才干，训练语言表达，既重视文艺的思想性，又不忽视文艺的知识性。后代许多作家、诗人对孔子文艺应为治世、为修身服务观点有很好的继承与发展，如韩愈的文以载道，白居易的“为歌生民病”“补察时政”等观点，都是受孔子上述观点的影响而形成的。孔子的这些观点对促成我国文学现实主义传统的形成与发展有极为深远的影响。但很可惜、孔子的文艺应起到增长人们知识才干，应有助语言训练等观点却多少被忽略了，或至少不被强调了，今天我们要发展社会主义文艺，让文艺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社会功用，是应该很好地继承和发展孔子的这些有益思想观点的。
二、关于“美”与“善”的和谐
在《论语》中，“美”字出现了14次，其含义不完全一致，还是先看原文：
①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八佾）
②子曰：“不有祝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难乎免于今之世矣”（雍也）
③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泰伯）
④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4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泰伯）
⑤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足”（颜渊）
⑥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子张曰：“何谓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尧曰）
⑦……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子张）
还有几处提及“美”，但其含义不出上述所举诸例。上述七例中的“美”字，分别有三种含义：①是美妙、动听、悦耳之意，是对音响的品评，表人的听觉感受；②④⑦是美丽之意，是对人和事物外观的评价，表人的视觉感受；③⑤⑥指好的品德，与“善”同义，是对某种意识的审察，表人的内心感受。从这些语录中，可以看出，孔子已将耳闻目睹而能引起人们动情的客体，作为审美对象，宋国的美男子宋朝容颜的漂亮，夏禹祭祀服饰的彩色花纹，《韶》乐的优美旋律，都成了孔子的审美判断而非道德评判，这就承认了“美”是一种独立意识。不但如此，孔子还意识到“美”与作为道德判断的“善”既有其密不可分的联系，又有其不同的特征，它们之间不能等同。如当子张问他何谓五美时，他以五种好的品德作答，把审美判断引入道德判断中，可见他意识中的“美”与“善”是密不可分的。但在评判《韶》乐与《武》乐时则说《韶》是尽美又尽善，而《武》则是尽美未尽善。孔子这里说的“美”与“善”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虽然因这两首乐曲的失传而很难确定，但我们却可以认定它们是各有所指的，一是对审美的判断，另一是对伦理或社会理想的判断，两者有明显的区分。“善”与“美”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势必产生应如何处理两者关系问题。孔子主张“美”与“善”要达到和谐统一而又要以“善”统率“美”、制约“美”。如前面引述过“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表现了他对美善统一艺术的倾倒与陶醉。而对虽有某些美表却不具备善质者则深表不以为然，如说宋朝虽有美的容颜，若无口才则不易避祸，又如说即使有周公之美才，只要骄傲、吝啬就不值一提了。
春秋时期，人们的审美意识尚处启蒙阶段，对于什么是美，人们认识得并不十分清楚。根据现有典籍记载，我国较早对“美”进行探讨的是春秋末期的伍举，他有一次在章台与楚灵王的谈话中说：“夫美也者，上下、内外、小大、远近皆无害焉，故曰美，若干目观则美，缩于财用则匮，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为”（《国语楚语》）这里把“美”与“善”混同起来，而且以政治上的“善”否定目观之“美”，即以政治判断否定审美判断。伍举是春秋末期看问题极为深刻的著名政治活动家，他的这一观点虽然和他反对君王纵欲而主张节用民力、薄赋敛的进步政治见解有很紧密的联系，在当时有一定代表性，其政治见解也与孔子的社会理想吻合，但从审美观上看却是片面的。孔子从事社会政治活动时间比伍举略晚一些，虽然也未必听说过伍举关于“美”的论说，他自己对审美也没有作过全面的理论概括，但他凭自己的经验、学识，在具体评价审美客体时，却能把前人的有关观点推进一步，将审美判断的“美”与道德判断的“善”区分出来，并指明他们应有的关系，这不能不说是对我国审美意识发展的一大贡献。后代许多进步作家，诗人，如司马迁、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能创作出美善和谐统一的作品，多少都受着孔子美学观的影响。孔子的“美”“善”和谐统一观点，对我们今天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仍有借鉴意义，当然，我们的“善”的标准要比孔子所提倡的“善”更有深度。
三、关于“文”与“质”的统一
“文”字在《论语》中出现二十多次，含义也有多种：有训文献及其知识，如“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有训文辞，如“吾犹及史之阙文也”；（卫灵公）有训文饰，如：“小人之过也必文”。（子张）而和“质”并提，其意义则异于前，这在《论语》中有两处：一是“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雍也）一是“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豺之鞟犹犬羊之鞟。”（颜渊）后者虽是子贡说的，但观点与孔子一致，应是孔子所传授。这两段话讲的是人的修养问题。“质”是指人的内在的品性，而“文”则是指人经过学习文献知识——六艺，自我修为后所表现出来的风采。它们本是不同的东西，而孔子却发现了它们的相互联系，并从理论上说明“文”与“质”要相辅相成，和谐统一，偏重任何一面都不好，把人的先天素质和后天加工改造，人性与六艺之教连结成一个统一体，互为表里。就修身而言，先天素质，人性是里，后天的加工改造即受六艺之教后所呈现出的风采是表。而就后天改造，六艺之教而言，其本身又有里与表，即“质”与“文”关系问题，这就表现为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孔子对此也有鲜明的观点。还是看有关语录：
①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宪问）
②子曰：“辞，达而已矣”（卫灵公）
③子曰：“…其旨远，其辞文”（《易经·系辞下》）
④子曰：“……情欲信，辞欲巧”（《礼记·表记》）
⑤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左传·襄公25年）
①讲的是道德与名言的关系。德是内容，言是表现德的形式，德为本，言附丽于德，德制约言，统率言，即内容制约、统率形式。
②讲的是内容对语言形式的要求。辞即语言，达是通晓顺畅，即语言形式要很好地为表达内容服务。
③④讲的是内容与形式要和谐统一，有好的内容，也要有好的形式来配合。
⑤是从反面强调形式对内容的影响作用，有好的内容若无好的语言形式，会削弱内容的效果。
孔子的这些言论，虽然都是在不同的场合有所指而发，并非有意识地，系统地论述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但是我们把他这些言论综合起来，却发现他从修身的“质”与“文”关系中引伸出“文”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来。这关系概括起来就是：内容为本，它制约、统率形式；形式要为内容积极服务；内容与形式要达到和谐的统一；有好的内容若无好的形式则会影响内容的表达效果。这是极为辩证，极为深刻，极为全面的关于内容与形式的观点，很值得我们今天继承。
应当指出，由于春秋时期社会处于动荡不安状态，思想家们的注意集中在政治与伦理道德方面，加之文艺在当时的地位只不过是政治的附庸，所以，孔子只是把文艺框定在政治与伦理道德关系中进行考察，虽然指出了文艺（具体说是诗、乐）的某些本质属性，但他只看到了文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共性，而对文艺的特殊性却没有作深入的考察，如对诗的感情因素，形象要求等都未作出理论概括。这就形成了后人认为诗应成为直接为政治、伦理道德服务的工具的片面认识，并由此逐渐形成了所谓“诗教”的传统。如汉代经学家以及以后的一些儒家学者的解诗注诗，硬把《诗经》《楚辞》中的一些诗与某种抽象的政治概念牵强附会地联系起来，既不利人们正确理解诗歌的思想感情，又不利促进诗歌创作的发展。这虽然是后代的儒家们出于某种政治需要所为，要负主要责任，但也不能否认，这多少也是受了孔子带有时代局限的文艺思想影响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