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吃的女人》与现代犬儒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犬儒论文,主义论文,女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加拿大著名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小说《可以吃的女人》（1969）中的邓肯在整个作品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由于阿特伍德对现实生活敏锐而深刻的观察，加之精湛的艺术手法，使得邓肯这一人物形象非常耐人寻味并引发了许多争议。尽管国内评论者大多采用女权主义视角解读这部作品，常常将男性人物视为男权意识的载体进行抨击，但是面对邓肯这个复杂的男性人物，批评的声音十分微弱。多数评论者都倾向于将邓肯阐释成一个精神导师的形象，认为“玛丽安（女主人公）在邓肯的指引下，重新获得了控制自我、驾驭生活的能力”[1]；认为邓肯是玛丽安的“另一个自我……自己的真正需要”[2]；认为邓肯“是玛丽安本能的代言人，……能够赋予她一种似非而是的智慧”[3]。另有评论者尝试后现代主义的批评视角，强调邓肯的内在矛盾性，认为邓肯“在作品中树立起了自相矛盾的两个极端”[4]。此外，随着近年来生态批评的出现，有评论者将邓肯阐释成一个大自然的敌人，“人类中心主义”的代表，认为邓肯“事事都以自我感受为中心”，“目光短浅，唯利是图，与‘生态善’的标准背道而驰”[5]。西方评论者对邓肯的形象也有争议，有评论者认为邓肯是“资产阶级陈规的挑战者”[6]，但也有评论者认为邓肯是个“骗子”[7]。由于探讨问题的出发点各不相同，得出的结论也各有千秋，完全一致的阐释既不可能也无必要。本文在参考上述诸多观点的基础上，结合各种关于主体意识和爱欲的理论，从玛丽安的主体意识、邓肯的现代犬儒主义价值观、邓肯对玛丽安的精神浸淫三个方面对邓肯的形象进行探讨。
一、玛丽安的主体意识
关于主体意识，有学者认为，主体意识实质上是一种人格意识，“人格意识是主体意识内涵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它表明了人对自身作为主体存在的深刻洞察和深深体认，……人格意识的实质就是：把自己理解为人，珍视自己的做人资格，同时，把他人当人，尊重他人为人。”[8] 事实上，主体意识是一种爱欲，包括爱他人和被他人所爱。这是一种正常人不可或缺的感受，正如美国著名伦理学家 E.弗洛姆所说，“人与人之间能够融为一体——这是人们对人际关系的最迫切的，也是最基本的需求。人们往往会为此付出不懈的努力，这是凡人身上都具有的一股把人类、部落、家庭和社会集合在一起的力量。没有实现这一需求就意味着人会疯狂起来，以至不是毁灭自己就是毁灭他人。人类一旦离开了爱，也就没有了人类世界的存在。”[9] 玛丽安患厌食症并自称是“可以吃的女人”，表明其主体意识正经历危机，确切地说是爱欲得不到满足，既得不到他人的爱和尊重，也丧失了爱他人和尊重他人的能力。正如评论者所说，“玛丽安面临的不单单是进食问题，还有社会关系问题和爱欲问题”[10]。
导致玛丽安主体意识危机的原因十分复杂。从玛丽安所处的社会背景看，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经历了不同的阶段，但拜金主义唯利是图的本性不曾改变。玛丽安所在的市场调查公司名义上为消费者服务，真实目的则是把握消费者心理，刺激消费者的消费欲望，竭尽诱惑之能事。公司管理者虚伪狡黠，对职员冷漠残酷，女职员在艰苦的环境下工作，常常因结婚和生育而被解雇。这一切无不让玛丽安感受到拜金主义的虚伪和冷酷，资本家的愚弄和盘剥。
与拜金主义相呼应的是消费主义。消费主义滥觞于19世纪，20世纪五、六十年代达到顶峰，主张消费至上，把物欲的满足、感官的享受作为人生的最高目标，倡导过度消费、奢靡性消费，将人异化为消费机器。作为市场调研员，玛丽安耳闻目睹了各种贪吃、贪喝、贪色、贪购，心理变态庸俗麻木的市民，对商品的异化力量感到恐惧。此外，为了刺激产品销售，商家常常将商品与女性的感性形象联系起来，女性的情感被“性感”所取代，完整独立的人格遭到否定。玛丽安患上了厌食症，并自称是“可以吃的女人”，正是以一种隐喻的方式对消费主义进行抗议，表达了对爱和尊严的渴求。
宗教保守主义在抵制拜金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同时常常走向禁欲主义的极端，构成了另外一种异化力量。玛丽安曾对一个牧师家庭进行有关啤酒广告的问卷调查，遭到牧师的斥责。玛丽安的女房东则选择了一种近似于清教徒式的生活方式，限制女儿与外界接触，反对人们喝酒，监视房客们的行动，打探他人的隐私。玛丽安感到“她的心灵就像是个专制的王国，行为准则就同万有引力一样是毫无通融的余地”[11](P130)。玛丽安从宗教保守主义那里体会到的不是精神上的慰藉，而是一种精神专制。
科学理性同样表现出对人类尊严和爱欲的否定和践踏。由于科学理性将科学视为惟一可靠的认知方式和表达方式，人的情感、爱欲、尊严被过分扩张的科学理性所扭曲。玛丽安的室友恩斯丽迷信行为主义心理学理论，空谈行为本身的重要性，荒谬地认为“每个女人至少应该生一个孩子。……它会使你内心成为一个真正的女人”（p.37）。但是她将生育行为与爱情婚姻家庭割裂开来，决定借精生子， 引诱了伦并导致怀孕。玛丽安发现，恩斯丽谈论借精生子的打算“像是农民在讨论给母牛配种”（p.39），她对伦进行诱惑“实际上就是把他用作免费人工授精的替身，根本不把他当人看待”（p.130）。 然而怀孕后不久她又一次根据行为主义心理学理论发现孩子需要父亲，否则孩子“将来肯定会变成一个同性恋！”（p.198）由于伦拒绝结婚，恩斯丽竟然匆忙地嫁给了一个刚刚结识的大学生。恩斯丽在科学理性和挑战传统的掩盖下作茧自缚，害人害己，让玛丽安不寒而栗。
面对残酷的人生，玛丽安将希望寄托于传统婚姻，试图从未婚夫彼得那里找回主体意识，寻求情感的交流，找回做人的尊严。然而彼得的权力主义人格却给她带来了痛苦。彼得是一位见习律师，事业一帆风顺，处于社会主流，表现出明显的权力主义人格特点，控制欲和征服欲强，讲究死板的秩序，崇尚权威。他缺乏平等意识，对女性怀有敌意，认为女人总想依附于男人并最终毁掉男人和他们的事业。他之所以要娶玛丽安，只是因为他认为，结婚对自己的事业发展有好处。他期待玛丽安“通情达理”，而自己却毫不在意玛丽安的感情，以至于玛丽安多次感到被虐待和操纵。他当着玛丽安的面向他人夸耀自己残杀一只母兔的过程，对血腥和暴力的场景津津乐道，并多次将这只母兔称为“她”，令玛丽安惊骇不已。雨果曾指出：“在人与动物、花草及所有造物的关系中，存在着一种完整而伟大的伦理，……成为人类伦理的延伸和补充。”[12] 事实上， 人与自然的关系往往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一种延伸和折射，人对自然的践踏乃是人对人进行践踏的方式之一。彼得的猎杀行为是其权力主义人格的一种外化形式和组成部分，既是对大自然的挑衅，也是对人性的践踏。不仅与征服欲和暴力心态相呼应，并与消费主义异曲同工，彼得时常表现出亢奋的食欲，大口吞食牛肉，加剧了玛丽安的焦虑，成为玛丽安患厌食症的直接根源。在主体意识经历种种危机的情况下，玛丽安结识了邓肯，并逐步陷入了现代犬儒主义的泥潭。
二、邓肯的现代犬儒主义价值观
关于犬儒主义者，有学者指出：“这些人的行为无拘无束，我行我素，无所顾忌，不知羞耻，无动于衷，粗俗无礼，虚荣自负，傲视一切，自我欣赏。”[13] 也有学者指出：“cynic（犬儒主义者）不相信人，cynic不会认真，cynic 只愿意证明一切真善美的虚无。最重要的一点，cynic没有把人当人。”[14] 本文认为，具有上述特点的犬儒主义者确切地说是现代犬儒主义者。现代犬儒主义者抛弃了古希腊犬儒主义者的斯多亚精神和道德理想，片面地将愤世嫉俗和玩世不恭发展到极端。正如学者们指出，“今日之所谓犬儒主义，并不完全是作为古希腊伦理学的一个很小学派的犬儒主义。古希腊的犬儒主义者崇尚自然，提倡人应该过原始的简朴生活，……后来的犬儒主义则完全抛弃了古希腊犬儒学派关于‘德行本身就是幸福’的观点，……融会了‘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以及极端的利己主义等恶劣因素，摒弃了一切道德心和羞耻心，从而成为一种彻底的非道德主义的思潮。”[15]
邓肯正是一个具有复杂病态人格的现代犬儒主义者。从他的表白中可以看出，他原本是爱之匮乏的受害者，从小受到父母的歧视，他的父母怀疑他不是他们的亲生儿子，是“被人掉了包”，嘲笑他“耳朵长得太大”（p.151）。此外，现代工业污染了自然环境也污染了他的心灵，家乡熔炼厂排放的烟尘“把好几英里内的树木都熏死了，……无论你种什么东西都不会活”（p.155）。这些经历使他变得玩世不恭，憎恶一切生命，抱怨“这个城市夏天时节绿树太多了，多得叫人透不过气来”，认为“根本没有理由非得让树叶长成绿色”（p.155）。他在大学里接受人文教育，然而人文教育不仅没能挽回他对生命的热情，反而使他成为一个极端悲观主义者，脑子里充斥着各种恩将仇报相互残杀的故事。他经常光顾博物馆里的木乃伊，对木乃伊怀有一种情感上的认同，对“死”表现出一种貌似达观实则偏激的态度，声称自己“其实根本不是人，是从地下来的”（p.151）。他变得神经质，故意在公寓里放火，故意打碎公用浴室里的镜子，形成了洗熨衣服的怪癖，以践踏人类善意和爱欲，亵渎他人的情感为乐。
正如美国心理学家卡伦·荷妮所说，“神经症患者会张扬自己的痛苦或无助借以引起他人的注意，他们的口号是：‘你应该爱我，因为我遭受了痛苦而且无依无助’。”[16](P93) 邓肯故意用变态行为唤起周围人们的同情和关怀。他告诉玛丽安，他从记事时候起就有很多“替补母亲”，包括他的室友在内，“我身后老是跟着一大帮子这样的角色，他们想要抓住我，挽救我（天知道挽救什么东西），给我温暖、安慰和营养，让我戒烟……”（p.150）。然而世人的关爱同样不能激起他对生活的热情，相反，他以亵渎他人的感情为乐，对他人的同情表示轻蔑和嘲弄。他认为所有女人都喜欢有毛病的人，因为她们身上隐藏着一种“弗洛伦斯·南丁格尔本能”，认为这种本能的实质是吃人，因为“饥饿与爱相比是更基本的需要”（p.106）。在他看来，任何利他行为的背后都隐藏着自私的动机。这恰好验证了荷妮的论断：神经症患者往往“为人所爱却从不为他人着想，如果他人从某一情景中获得了任何利益和满足，神经症患者就会立即产生这样的怀疑：他人之所以喜欢他，只是为了利用他或从他那里获得满足感”[16](P86)。 他说他正在写一篇题目为“特罗洛普的施虐受虐狂模式”（p.153）的论文，似乎要向世人表明，人与人之间并无善意可言，只有变态的施虐和受虐。他不失时机地向玛丽安兜售犬儒主义的虚无哲学，毫不掩饰他对玛丽安的轻蔑态度，他告诉她：“你只是洗衣房的另一个替身罢了。”（p.156）
荷妮指出，有一种神经病患者“由于遭受的打击比较严重，也比较早，因此，他们的意识态度对任何的关爱都变得深深的怀疑。他们的焦虑是如此的深，因此，他们只满足于不受到任何积极的伤害。他们对关爱可能采取一种玩世不恭和嘲笑的态度。而宁愿实现那些可见的愿望：物质性的帮助、建议、性欲”[16](P84)。 邓肯之所以对玛丽安纠缠不舍，目的是与玛丽安交媾并以此亵渎其情感。他只追求食欲和性欲的满足，而断然否认情感，蔑视善意和爱意，不肯与玛丽安有任何情感上的牵连，更不存任何感激。在达到了与玛丽安交媾的目的之后他嘲笑道：“你希望我说那事令我终生难忘，是吗？它使我从我的壳子里解脱出来，让我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男人，解决了所有的问题，是吗？你肯定希望是这样，我早就看得出来你会如此。我喜欢别的人加入到我的幻想生活之中，在某种程度上，一般我也很愿意参加到他们的幻想生活中去。那件事很不错，就像平时一样。”（p.294）他毫不掩饰自己的自私冷漠，明确表示：玛丽安的忧虑“与我无关”（p.295）。
三、邓肯对玛丽安的精神浸淫
玛丽安的爱欲遭到了邓肯的无情嘲弄和亵渎，精神创伤是巨大的。她遭到邓肯的戏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她想要证实自己关爱他人能力，通过对他人的关爱和同情感受自我主体的存在，以抚慰心灵的创伤。她显然只看到了邓肯作为一个精神不正常的弱者的一面，并由此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同情他人的冲动，以及一种在彼得那里不曾有过的强者般的感受，感到自己“处于一种支配的地位。我完全可以毫不费劲地伸出胳膊，拢住他那可怜地缩成一团的身躯，轻轻地摇晃他，给他一些安慰”（p.106）。当邓肯施展悲情手法声称自己不谙世事因此在性发育方面遇到障碍急需帮助的时候，玛丽安下意识地把自己想像成一个护士，感到“自己在这方面很有经验，颇有专业水平，几乎像个护士长那么庄重老练”（p.209）。面对邓肯的一次次性挑逗，她“没有受侮辱的感觉，只感到应该想法给他一些帮助和治疗，例如把把他的脉搏”（p.209）。面对邓肯的性要求，玛丽安“觉得自己无法对这一要求置之不理”（p.222）。尽管她的同情遭到邓肯的一次次嘲弄，她坚持以恩人自居，在与邓肯做爱的时候努力“激发起他的热情”（p.282）。她为能够帮助邓肯而感到欣慰，“他生活中的某件事总算完成了，她倦倦地觉得自己还算有点本事；这可以算是个小小的安慰。”（p.285）即使在感到迷惘的时候她仍然认为“惟一靠得住的收获就是邓肯，这是她实实在在拥有的”（p.293）。
必须肯定的是，在物欲横流的时代，玛丽安的善良确实难能可贵，体现了较浓厚的利他原则，可以看作是玛丽安作为一个主体试图与外部世界建立和谐关系的一种努力。由于纯粹的利他原则很难想像，因此一定意义上的利己因素在所难免。但对于玛丽安而言，所谓的利己更多是一种精神意义上的满足，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性欲和物欲的满足。然而这种精神意义上的利己遭到了犬儒主义者的断然否定和迎头痛击，玛丽安近于枯竭的情感世界终于变成了荒漠。她痛苦地承认“她原先把自己设想成一个身穿浆得雪白的工作服的护士角色，以给自己最后一点安慰，这会儿也完全垮掉了；她觉得自己几乎连生气也没有精力”（p.294）。她被邓肯的犬儒主义所征服，变得与邓肯一样玩世不恭。她从邓肯所说的“令人厌倦的真空状态中”（p.294）走了出来，对世间的一切都丧失了严肃、宽容和友善， “在一种近乎造反的兴奋的心态中，故意没有擦去浴盆边上那圈污垢”，“在超级市场里她不慌不忙地在货架之间穿行，毫不客气地挤到那些身穿麝鼠皮大衣的女士面前，把星期六跟着大人出来的小孩子挤到边上，从货架上挑选要买的东西”（p.297）。
她也曾怀疑自己选择的合理性，并且努力重新对现实进行判断，认为“彼得毕竟不是敌人，……是邓肯的精神上有些变态”（p.302）。然而，处于精神危机中的玛丽安很难进行理性判断，而是十分荒谬地试图用一个十分性感的女人形状的蛋糕来测试彼得的内心，激怒了彼得，而邓肯则抓住时机，卖弄玄虚，混淆是非，对玛丽安的善意给予最后一击。他说：“彼得并没有打算把你毁掉。这只是出于你自己的想像。其实是你想要把他毁掉。要真正追究起来的话，这根本与彼得无关。而是我。是我想要毁掉你。也许彼得是想毁了你，也许是我想要毁了你，或者我们俩都想把对方毁掉，那又怎样呢？那又有什么关系呢？你已经回到了所谓的现实生活当中，你是个毁灭者。”（p.310）
随着彼得的离去，玛丽安似乎感到轻松，厌食症也随之消失，并与邓肯一起将“可以吃的女人”吃下，上演了整部小说最具象征意义的一幕。这是一场现代犬儒主义者的庆典、狂欢和盛宴，是玛丽安皈依现代犬儒主义的仪式，而司仪（祭司）显然是邓肯。玛丽安借“可以吃的女人”表达一种自暴自弃、自轻自贱的颓废情绪，对各种异化力量进行抗议，但结果却是对现代犬儒主义无可奈何的屈从，她的世界观从此发生了变化，仿佛找到了一条出路。但是她显然没有认识到，邓肯对她的“吞吃”丝毫不逊于彼得，只不过两者“吞吃”的方式不同罢了。邓肯与彼得，一个处于边缘一个处于核心，貌似水火不容，实则一丘之貉，都是凶猛的捕食者和“食人者”（cannibals），一个用软刀子，一个用硬刀子，都表现出对人类爱欲的蔑视和践踏，客观上都对玛丽安的主体意识进行了瓦解。小说在邓肯的“真好吃”（p.310）的欢呼声中戛然而止，以邓肯战胜彼得而宣告结束， 似乎宣布了现代犬儒主义的胜利，但这种胜利并不属于玛丽安，玛丽安仍没有摆脱被“吞吃”的命运，或者开始了自我吞吃，或如评论者所说，“从猎物变成了捕猎者”[17]，其结果都是人性的堕落和主体意识的丧失，既不能爱和尊重他人，也不可能获得别人的爱和尊重。玛丽安吞吃“可以吃的女人”的行为被恩斯丽指责为“故意放弃女人性”。确切地说，玛丽安放弃的不是“女人性”而是“人性”。玛丽安吞吃“可以吃的女人”的行为象征着爱欲的泯灭，象征着主体的消亡。
四、结语
《可以吃的女人》是一部具有相当思想深度的作品。它一方面表明健全的主体意识不可或缺，另一方面也表明现代犬儒主义在瓦解人类主体意识，践踏爱欲和尊严方面具有不可低估的腐蚀力和杀伤力。然而，人的社会性毕竟是人的根本属性，天经地义无法更改，这决定了人的主体意识、人类的爱欲只能在人与人之间的良性交往过程中得以实现，除此之外并无其他选择，相互“吞吃”的最终结果只能是全人类同归于尽，这在阿特伍德最近的小说《羚羊与秧鸡》（2003）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马克思指出：“我们现在假定人就是人，而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合乎人的本性的关系，那么，你就只能用爱来交换爱，只能用信任来交换信任，等等。如果你想要感化别人，你本身就必须是一个能实际上鼓舞和推动别人前进的人。”[18] 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绝对意义上的主动和被动似乎难以分清，但人人都有义务从自身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