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义务教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而言，从遵守我国政府对联合国“人权宣言”的庄严承诺，从依法治国的角度而言，促成教育首先是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都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因为，依法保障每位未来公民的基本发展权利，努力促成中国公民有一个相对平等的人生竞争起点，不但关乎公民基本人权的个人权利，而且关乎国家民族未来的整体命运、关乎国家的综合实力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集体权利。所以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规定性要求，是实现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途径，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理想的前提条件。为此，我十分赞赏徐州市委市政府率先提出“无差别教育”的口号，欣赏铜陵等地区在促进本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方面所做的工作。在我看来，除了中央政府应进一步明确自身责任，并大力支持各地促成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以外，各地方政府能否自觉用现代教育理念去规范自身的教育管理行为，能否积极从宪法与人权的高度去维护本地区民众的基本权利，推进区域内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乃是这一科学的教育主张与发展战略能否真正实现的关键。因为，分区推进，分步实施，是当代中国实现教育均衡发展的唯一战略选择。大家都承认，21世纪的竞争，本质上是人口素质竞争，显然谁能实实在在提高本民族、本地区人口素质，谁就会掌握21世纪国际与区域竞争的主动权。下决心推进本地区义务教育乃至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就是一项实实在在提高人口素质的关键措施，也是一项实实在在实践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的关键措施，应引起各地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
所谓“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所谓“无差别教育”，并不是要求把区域内的义务教育学校，办成千校一面模样。它主要是要求地区政府与社会大众，为学校提供比较均衡的办学条件，要求在校舍、教育设施、师资队伍以及运行经费等方面对学校一视同仁，并且努力促使所有学校都能做到管理规范，科学有序，从而为不同地域、民族、阶层、家庭乃至先天资质有差异的儿童、少年，提供比较平等的教育机会与教育条件，创造相对公平的人生竞争起点。这里讲的均衡有两方面意思，一是办学硬件条件，即校舍、教学设施与运行经费等；一是办学软件条件，即校长、师资及一般管理规范。除此之外，不同的学校，仍可依据地方与民族需求而发挥优势，办出特色。这里讲的公平，也只是讲起点的公平、条件的公平，而不追求学校教育质量或学生学业成绩的无差别。因为，学校教育质量或学生学业成绩，不仅取决于学校软硬件条件，还与学生的社会背景、家庭状况与本人资质及个性选择等多种因素有关。在相对均衡的教育环境中，肯定也会成长出各具特点的新生一代，既然差异发展是人类社会的常态，教育质量或学生学业成绩当然应该异彩纷呈而不要追求整齐划一。但是，不实现教育条件与教育起点的相对均衡与公平，就不能保证中国义务教育的基本质量，也无法实现保证人民大众依法享受“有质量的义务教育”，也不会使教育真正为人民满意。因为，教育的软硬件基本条件，不但是保证教育质量的前提，也是人民群众选择教育的首要标准。
虽然实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是落实“以人为本”发展观的重要内容，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目标的本质性要求。但是，当前也确实存在着诸多妨碍实现这一要求的认识与实际困难。所以，虽然教育部在21世纪初已明确提出义务教育均衡化的要求，实际上，在地方政府与社会大众的认识中，仍然存在多种疑虑。只有不多的地方政府真把实现区域教育均衡发展作为自身应尽的社会责任，报刊上倡导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言论也并不多见。因为大家都有种种疑虑，都存在若干认识误区。首先，中国本来存在二元的社会结构与严重的地域发展差距，改革开放以来这些差距扩大的趋势又有增无减。那么，不同地域的地方政府，怎么能按统一标准去设计学校呢？西部地区的一个地级市的整体财力，有时会赶不上发达地区的一个县，甚至比一个乡镇也强不了多少，在“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下，要求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岂不是痴人说梦？第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已被证明是有效的经济发展战略，过分强调教育公平，加大公共财政对教育的支持力度，会加重税赋负担，会不会损伤先富起来人群的积极性？如果中国由于强调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而伤害了“优质教育”的发展，会不会使先富裕起来的人群到国外去寻找“优质教育”，那样一来岂不给中国教育发展造成更大的损失？第三，“优质教育”、“超豪华”、“世界一流”的中小学校已在各地普遍存在，并受到广大群众追捧。提倡均衡化，怎么保护这些优质教育资源不受伤害，难道要实行“一平二调”，把这些已达到“一流水平的教育”拉下来？倡导均衡发展会不会伤及“优质教育”学校、家庭与学生的利益？会不会引发人民群众的不满？第四，实现区域间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是国家与省市政府的责任，只有中央政府与省市政府下决心才有可能实现。这一要求与“以县为主”的教育管理体制，以及与分级管理的财政体制的矛盾如何解决？当前，社会全面转型任务繁重、投资饥渴十分突出，中央和省市两级政府有没有那么大的财力去实现这一要求，在教育上投入过多，会不会影响经济发展速度？……凡此种种疑虑，不但反映了中国“穷国办大教育”的实际困难，也反映了中国精英教育传统的强大与公民的权利和民主意识的淡薄。这种把“从来如此”当作“理当如此”理由的认识方式，反映转型期中国社会的某种集体无意识的窘态，说明中国社会发展任务的艰巨性与深刻性，说明我国确实需要在若干根本观念与价值选择上做出决定性的转变。因为，尽管中国目前确实存在经济上的种种困难或问题，但近20年社会的整体发展，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实力确实都有长足进步，各地区正在大兴土木建设的各种现代化道路设施与标志性工程，足可以证明各级政府的财政并非已经捉襟见肘、入不敷出。相反，只要大家真正像小平同志要求的那样，各方面做一点牺牲，甚至只是改善得慢一点点、少一点点，就会有财力去推动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因为除去个别的例外，即使是贫困地区，往往也都有一两所所谓的标志性学校，也都存在着种种乱花钱、花没意义的钱的现象。这说明经济力量不足固然制约了教育发展，但各地区教育差距越来越大，则确实与教育支出不合理，与政府与社会对教育公平关注不够有关。小平同志在国家百废待兴、平均主义肆虐的历史时期，勇敢地提出打破平均主义，倡导“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经济分配原则，是完全正确的伟大的创举。但是，在中国已初步完成第一步发展战略目标，已进入“全面小康”和“和谐社会”建设的历史阶段时，除了应在经济领域坚持“效率优先”的政策以外，必须在社会秩序与健康保障、居民发展等方面更加关注公平的供给，更加关注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这不但是实施以人为本的发展战略，维护社会稳定的必须，也是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当然要求，是保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唯一选择。从这个角度说，实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努力缩小城乡之间、区域之间过大的教育差别，即使有财力上的种种困难，即使有体制、认识上的诸多障碍，由于它是一个根本性的利益格局调整与价值选择问题，还需要政府与社会做出政治决断，并在有所牺牲、有所冲突的条件下坚持下去。因为，这一要求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本质特征。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规定性要求，也是世界各国义务教育发展的必然诉求。发达国家如日本、北欧诸国以及韩国等，都十分注意为国民提供平等的义务教育机会，都由政府全面承担义务教育的保障责任，从而在整体提升国民素质与国民生活质量方面，取得了骄人成绩。但毋庸讳言，除了少数发达国家，世界上今天真正能做到、做好的国家也并不太多。因为，它毕竟不仅需要强大的国家总体经济实力做基础，而且要有一种关注人民基本人权、关注国家长期发展的社会氛围，一种国家民众的共识与共同的价值追求做前提。因此，在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问题上，我们也不宜急于求成，不能简单地采取“一平二调”的办法，不能用降低优质学校质量的办法来促成所谓的“均衡”。但是，从现在起就确立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理念与目标，坚持不再用公共财政去扩大义务教育学校的差距，并且努力用政策法律去引导社会对教育的投入，努力促成社会舆论更多地关注弱势群体与困难学校，努力规范学校的发展行为，促成优质教育学校的资源为更多学校、学生所充分利用，以至最终促进地区内的义务教育学校相对均衡的发展等，则是现阶段各级政府可以做到也应该做到的事。
由于中国义务教育目前存在巨大差距，所以，应该用差异发展的战略来推进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也就是说，当部分发达地区学校，标志性、示范性学校已遥遥领先于大多数学校时，各级政府的财力，至少是新增财力，应该集中投入到贫困地区以及非贫困地区的困难学校中去。本届中央政府已经宣布在五年任期里把新增财力主要投向农村教育，投向边远贫困地区，现在的问题是省市一级政府和若干地市级政府有无决心采取同样的行动，是社会各方面，包括教育内部是否支持中央和地方政府采取这样的行动。因为，没有社会的支持，这种涉及多数人的利益格局调整都是很难进行的。总体来说，减少或消除地区内部学校办学条件的差距，是地方政府的责任，对于个别贫困地区，省市政府也有相当的责任；减少区域间的差距，特别是减少沿海发达地区与老少边穷地区的区域差距，是中央政府的责任。现行的义务教育法正在修订中，我建议在修订的义务教育法中，能够将中央与省市政府对义务教育投入的法律责任，更明晰地加以表述，从而为中国义务教育长远的均衡发展，为广大人民教育权利的公平供给，提供坚实的保障基础。
实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是摆在各级政府与整个社会面前的一项挑战，也是涉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子孙后代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利益格局的调整，它不但考验各级政府的执政理念与决策智慧，也在考验各级政府说服民众民主决策的执政能力。因为，在推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时，不仅要在学校间做出投入选择与投入调整，而且要说服社会做出“忍耐”和“牺牲”，以加大对教育的整体投入。当代中国存在着多样的社会阶层，多种利益群体和组织，人民大众的权利意识也在日益觉醒，社会精英的话语权力还在强化，要想说服社会大众接受公共财政投入方向、投入重点的调整，引导社会投入方向的转换，都不是容易的事，都会面临许多困难的说服解释与动员工作。而且，在许多情况下，这种说服解释动员的对象，不但是基层的普通群众或教育界的其他从业人员，而且干脆就是决策者自己，就是那些政府或教育的领导者及他们的同事。因为，我们都长期生活在精英教育的传统之中，已太习惯于“学校必须有好坏之分”的现实，所以，大家都缺乏对教育不公平的警惕，也缺乏追求教育平等的热情。
因此，要从我做起，从每个公民做起，尤其要从政府与教育行政领导部门做起。加强学习，转变观念，统一认识，无论有多少实际困难，都应像徐州、铜陵等地区那样，政府首先要下决心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因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大格局不等人，一代代中国儿童少年发展也不等人，在实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努力保证中国公民基本教育权利方面，我们这一代人责无旁贷，我们这一代人也应该做出一点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