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国家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选择：一种新古典现实主义的解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现实主义论文,中国崛起论文,战略论文,新古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东亚地区格局变迁中，中国的崛起进程深刻影响着地区内的实力分布和制度安排，也影响着地区内各国的战略选择。为了保障和平发展的地区环境，提升和扩展地区影响力，中国需要在实施“睦邻友好”的整体周边战略的同时，不断根据地区政治、经济与安全形势的变化，尤其是周边国家的战略行为做出相应的政策调整。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关系学界围绕东亚国家如何应对中国崛起展开了不少讨论，然而，学者们对于周边国家的战略选择仍然缺乏学术共识，对于这些国家采取相应战略的原因和条件也存在争论。更好地认识东亚地区国家在面对中国崛起和影响力扩展进程中的行为反应及其根源，不仅有助于从学理上厘清学术界关于中小国家战略行为的争论，也有助于为中国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提供合理可行的政策建议。为此，本文试图在梳理和评估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从战略对冲角度概括当前东亚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战略反应，进而建立一个新古典现实主义的解释模型，以揭示这些国家采取对冲行为的体系动力与国内差异。 一、应对崛起国战略行为的分类 当前，国际权力的转移进程和主要大国的战略调整正在推动东亚地区成为国际政治的中心舞台。①中国崛起无疑是东亚地区格局转换中最引人注目的力量，它不仅改变了这一地区自冷战结束以来相对稳定的实力分布，也推动着既有利益分配格局和制度安排的新一轮调整，在较为广泛的意义上引起了东亚地区秩序的转型。②伴随着中国崛起的不断加速和提升，地区内的国家如何看待和应对中国崛起成为一个广受关注的问题，在国际关系理论界和区域研究领域引起了不少讨论，积累了不少研究成果。其中既有关于地区国家整体战略反应的研究，也有关于个别国家对华政策的研究。③然而，目前学术界对于东亚地区国家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反应并未形成学术共识。 本文主要从战略行为而非战略认知的角度探讨东亚国家对中国崛起的反应。在国际关系文献中，有关国家间战略互动的研究主要围绕战略行为与战略认知两个维度展开，前者涉及互动各方的战略、政策以及实际行动，后者则关注双方对自身及对手的实力与意图的认识与判断。④应该说，这两个维度都是一国决策者在进行战略评估和制定政策时需要考量的重要内容。比如，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在冷战之初对苏联战略所作的经典评估就清楚地展现了战略认知的重要性。他在《苏联行为的根源》一文中围绕苏联在欧洲和其他地区的行动、苏联的实力及战略意图进行了全面细致的分析，为美国冷战初期对苏战略的制定提供了基本依据。再如，麦艾文(Evan S.Medeiros)等人从国内舆论、经济政策、外交政策和国防政策四个方面梳理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六个盟友和安全伙伴对中国崛起的反应。其中，国内舆论属于战略认知范畴，而经济、外交和国防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则属于战略行为。⑤相对而言，评估一国的战略行为更加直接、明确和易于观察。这是因为，战略行为的主体是一国政府和相关机构，而认知则来自于一国的领导人、政治精英以及民众等多重主体。此外，战略行为主要考察一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领域针对另一国采取的具体行动，而战略认知通常需要考察意图这一不易直接观察且可能被隐藏的因素。 尽管本文将研究聚焦于东亚国家的战略行为，但从理论上看，如何对国家的战略行为进行科学合理的分类仍然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难题。传统的国家战略行为研究围绕“制衡”(balancing)与“追随”(bandwagoning)二分法展开，为理解国际体系中的大国如何回应霸权威胁提供了简洁而清晰的概念框架。然而，这种二分法明显存在过度简化的弊病，尤其是忽略了不少有意义的替代性战略选择，使得后续研究者不断增加新的战略类型。比如，兰德尔·施韦勒(Randall L.Schweller)将各国应对崛起国的政策选择分为六种，分别是预防性战争、制衡、追随、约束、接触、疏远和推诿。⑥需指出的是，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和战略研究关注体系中主要大国的战略行为，并不关注中小国家。因此，不少讨论中战略实施的主体是体系中的大国，针对的对象也是体系中的实际或潜在霸权国。不过，越来越多的学者在讨论中小国家的战略行为时，也运用了上述概念，战略实施的主体和客体也相应发生了改变。为了保持研究的连贯性和一致性，本文将战略实施的主体限定为东亚地区的中小国家，实施的客体(针对对象)则限定为中国这一崛起国。 在探讨东亚地区中小国家的战略行为，尤其是它们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选择时，学者们的话语明显受到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影响，相关概念在不同程度上得到运用。比如，陈思德(Steve Chan)的研究试图回答东亚国家为何不对中国崛起进行制衡这一问题，不过并没有明确运用某一或某些理论概念来界定它们采取的实际行为。⑦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和陆伯彬(Robert S.Ross)在较早的一项研究中从“接触”(engagement)的角度探讨东亚国家的对华战略，接触被界定为“使用非强制性方法来改善一个崛起的主要大国的行为中不满足于现状的因素，目标是确保这个成长的大国所使用的方式与和平改变地区及全球秩序相一致”。⑧在讨论东南亚国家对华政策的基础上，吴翠玲(Evelyn Goh)认为这些国家采取了深度接触与软制衡相结合的综合战略。⑨康灿雄(David Kang)认为东亚国家对中国崛起采取了包容和顺应(accommodation)的策略。⑩这一判断源于他对东亚历史经验的总结，尤其强调东亚历史上中国主导的等级体系，认为这一体系“比西方的体系更加和平和稳定”。(11) 最近，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倾向于使用“对冲”(hedging)来表述东亚国家的对华战略，以强调这些国家看似矛盾的行为：它们一方面在经济上保持与中国的高水平接触与合作，另一方面在安全上防范中国；与此同时，一方面与美国进行紧密的安全合作，另一方面也避免进行针对中国的明显的军备扩张。对冲是在金融学领域普遍使用的术语，运用到国际关系领域则是指国家为应对不确定性而采取的避险行为，在防范潜在危险的同时试图抓住可能的收益，也被称为“两面下注”。(12) 从严格的概念化角度来看，当前学术界围绕对冲行为的讨论存在以下三方面的问题：第一，它在很大程度上以制衡和追随两种极端行为为参照系，将二者之间的诸多具体战略选择都纳入其中，导致这一概念所包含的具体行为类型众多，由此产生了外延宽泛而不确定的问题。第二，它包含了东亚国家在经济和安全两个相对独立领域的行为，所涉及的战略行为极为复杂；相比之下，制衡和追随主要讨论的是安全领域的战略行为。第三，对于同一时期的不同国家以及不同时期的同一国家而言，对冲都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因此，对冲可以作为一个有用的分析性概念，来描述当前大部分东亚国家应对中国崛起的主导性行为。但是，引入这一概念并没有实质性解决国家战略行为分类标准不够明晰、内涵与外延不够准确的问题。 为了厘清应对崛起国的战略行为，我们首先采取细分法，根据一定的区分标准尽可能地展现国家战略行为的多样性，然后采取合并法，将这些行为类型进行必要缩减，集中探讨几种主要战略。首先，我们可以根据战略实施方向将战略行为分为对抗性行为和合作性行为两种主要类型。其次，根据战略实施强度的差异，将对抗性行为分为约束、防范和制衡三类，合作性行为则分为接触、绥靖和追随三类。最后，鉴于上述分类无法涵盖既不对抗也不合作的战略类型，因此我们在此基础上增加了疏远(distancing)行为。(13)国家战略行为不是单一的，而是通常会综合对抗与合作两种手段，软硬兼施，这正是对冲所描绘的情形。 图1展示了各种战略所处的区间，其中双弧线之间区域是对冲所处的范围。从中可以看出，对冲是合作程度大于接触、小于绥靖，且对抗程度大于约束、小于防范之间的一种行为。需要指出的是，如果对抗性上升到制衡，或者合作性上升到追随，那么对冲就不复存在。因此，对冲不包含制衡或追随。(14)
图1 国家战略行为分类 由于当前东亚地区大多数国家面对中国崛起采取的是综合性战略，为了简化讨论，本文将地区国家应对崛起国的战略缩减为疏远、制衡、追随和对冲四种理想类型。其中，疏远是指同时保持与崛起国和其他大国的距离；制衡是指通过结盟或军备扩张的方式制约崛起国；追随是指与崛起国结盟或依附于崛起国；对冲是指与地区内两个以上的大国同时发展紧密的战略关系，或者在安全、政治和经济等不同领域分别接近不同的大国。 二、有关东亚国家战略行为的既有解释及其缺陷 如果将对冲视为描述东亚国家面对中国崛起的一般性反应，那么如何解释这种行为存在的原因？梳理既有研究可以发现，有关对冲的解释可以概括为体系层次路径、单元层次路径和综合性路径等三种分析视角。以下将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简要梳理，并在批评和借鉴的基础上确定本文的分析视角。 (一)体系层次路径 一些学者运用国际和地区体系的结构性特征来解释对冲行为占据主导的原因，强调东亚地区在美国的单极霸权以及中国崛起等因素塑造下的独特地区格局对国家行为的影响。其中，有代表性的观点包括“二元格局论”和“局部等级论”。 周方银关于地区二元格局的研究强调，东亚的经济中心与安全中心相互分离，从而形成了以中国为经济中心的相互依赖关系和以美国为安全中心的联盟关系并存的局面，正是这种二元格局导致地区国家倾向于采取两面下注政策。他指出，二元格局的存在使得对冲战略成为一种符合大多数东亚国家利益的政策选项，这些国家“既不想被中国主导，也不想与中国作对……大体上希望在本地区维持一种有利于美国的实力不均衡态势，而不完全是为了维持一种单纯的实力均衡状态”。(15)反过来，地区国家的两面下注或对冲战略也有助于二元格局的维持和巩固。 布罗克·特斯曼(BrockTessman)构建了一个体系层次的分析框架，以解释国家在制衡、追随、推诿与对冲四种战略之间的选择。当然，他所关注的并不是地区中小国家的对冲行为，而是单极体系下次等大国应对美国霸权的行为。(16)特斯曼提出的核心解释逻辑是，国际体系中次等大国的行为主要由体系中的极数和权力集中的趋势两项结构性特征所塑造。前者可分为单极体系和多极体系，而后者包括集中和消散两种类型。由此，在权力趋于集中的单极体系下，追随是主导行为；在权力趋于集中的多极体系下，制衡是主导行为；在权力趋于消散的单极体系下，对冲是主导行为；而在权力趋于消散的多极体系下，推诿是主导行为。特斯曼指出，在当前权力趋于消散的美国单极体系下，对冲战略有助于次等国家防范单极可能带来的威胁，尤其是降低与体系中的主导国美国的冲突，同时也可以因应体系主导国陷入持续的相对衰落而产生的威胁与机会。 孙学峰等人修正了单极体系理论并综合戴维·莱克(David Lake)的等级理论，试图从局部等级秩序的角度理解当前东亚地区的独特格局，并由此解释地区内国家倾向于战略对冲的原因。他们强调，战略对冲是局部等级秩序下东亚各国维护地区稳定的核心机制和战略选择。与其他研究不同，他们不仅试图解释东亚中小国家的对冲行为，也试图解释中美之间的对冲行为。从局部等级体系的角度来看，地区内的国家可以区分为安全上的从属国与自助国。对于美国的从属国而言，“战略对冲意味着在接受美国安全保护的同时，保持与中国深层次的政治安全协调和战略经济合作，不完全追随美国可能遏制中国的战略”；而对于安全自助国而言，“战略对冲则表现为在增强实力谋求战略优势的同时采取合作手段安抚战略对手，力图短期内防止与战略对手爆发冲突，同时为长期可能爆发的冲突或丧失既有利益做好准备”。(17) 从解释范围和效力来看，体系层次的结构性因素具有普遍性和相对稳定性，因此可以用来解释对冲行为的普遍存在。当然，上述研究所提出的诸因素的具体作用仍然值得推敲。首先，二元格局只是近年来伴随东亚地区格局演变而表现出的一种新形态，实际上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地区中小国家应对中国崛起的政策就呈现出较强的对冲色彩，即防范和接触相结合。此外，至少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日本在东亚经济格局中始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而美国也一直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地区经济体的最终市场，很难说中国当时已经获得了地区经济主导国的地位。其次，尽管地区等级体系的看法突破了单极的简单论述，能够反映地区行为体的不同地位、角色和关系，但如果将地区国家分为美国领导下的从属国和美国领导之外的自助国，那么这一理论主要解释的是从属国的行为，尤其是美国盟友的行为。最后，体系层次因素从总体上无法解释对冲行为在不同国家呈现的多样性，以及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所表现出的变化。 (二)单元层次路径 在讨论具体国家的对冲行为时，研究者们通常强调国内层次因素所发挥的作用，具体包括国内政治合法性、政权安全和实用主义等。 郭清水(Cheng-Chwee Kuik)从国内政治合法性的角度解释了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两国的对冲战略。其核心论断是，小国应对崛起国的战略并不完全是由大国相对实力的增长所驱动的，而是由政权合法性的内部进程所驱动。在这一进程中，政治精英对崛起国如何影响自身巩固国内权威的机会与挑战进行评估，并加以利用。(18)运用到作者所讨论的两个具体案例上，马来西亚执政党国民阵线主要追求的目标是马来人的主导地位、经济增长以及选举上的胜利；而新加坡执政党人民行动党的国内合法性基础来源于保持国内的经济活力。在关于马来西亚政府对华战略的几篇论著中，郭清水继续深化了其关于国内政权合法性的解释逻辑。(19) 刘若楠和孙学峰讨论了越南在中美之间进行安全平衡的原因。他们发现，面对中国崛起的压力，越南一方面有限度地借助与美国的安全合作来制衡中国，另一方面则有意保持与美国的安全距离，并继续维护与中国的安全关系。这实际上表明越南采取了对冲战略。作者从政权安全角度解释越南的战略行为，认为当越南国内民族主义势力较强，而扩展民主规范的压力较弱时，越南倾向于在安抚中国的同时与美国开展高水平的安全合作；相反，当越南面临较大的民主规范压力时，则会降低与美国安全合作的层次。(20) 陈思诚(See Seng Tan)在分析新加坡对中国的对冲行为时指出，新加坡的政策不能被简单地认为是在经济上追随中国、在政治和安全上制衡中国；在与美国进行安全合作的同时，新加坡在安全上也通过一系列地区机制保持与中国的接触。在他看来，新加坡与中国的复杂关系很难用单一的理论来解释，而是由新加坡政治精英的实用主义所塑造的。(21)李明江等人在讨论新加坡的南海政策时也指出，“新加坡一直奉行弹性务实的外交政策，在国际事务中保持中立，与尽可能多的国家建立良好外交关系，并尽可能主动创造外交空间，左右逢源，以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22)当然，从解释的角度来看，新加坡政治精英为何秉持实用主义立场以及这种立场如何具体影响对华政策，仍然是一个需要澄清的问题。 与体系层次着重解释战略行为的普遍性不同，国内层次本身具有多样性，因此可以用来解释对冲行为随阶段和国别变动而呈现的差异性。上述研究强调了不同国家国内政治存在的特殊性，并没有尝试从纵向(不同阶段)和横向(不同国家)比较的角度来扩展解释的范围。但是，如果每位研究者都针对具体国家的行为选取不同的国内政治因素来作出解释，那么研究就会陷入一盘散沙的局面，难以形成对话和积累。考虑到理论构建的目标是用较少的变量解释尽可能广泛的行为和后果，研究者应该从诸多国内变量中提炼出最为主要的因素，进而考察其在不同国家存在的具体变化。 (三)综合性解释路径 与上述关于体系或单元单一层次因素的研究相比，也有一些研究强调对冲行为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有学者试图建立较为普遍性的解释框架，也有学者只是简单罗列出几项影响因素，并未考察这些要素之间的交互作用究竟如何。 王栋等人在系统比较亚太国家对华战略的基础上发现，相对能力(relative capacity)和威胁认知(threat perception)是这些国家采取对冲战略强度和形态的主要变量。具体而言，威胁认知越高，相对能力越强，一国实施对冲的强度就越高，对冲战略中的竞争性元素如牵制、防范、威慑与制衡的比例也越高。在案例研究中，作者将亚太地区国家区分为四组：(1)威胁认知高、能力强(日本和印度)；(2)威胁认知高、能力弱(菲律宾)；(3)威胁认知低、能力强(韩国)；(4)威胁认知低、能力弱(新加坡、泰国和马来西亚)。(23) 还有学者强调了战略不确定性、中美关系变动以及亚太地区的复杂相互依赖等一些共性因素的作用。比如，李政硕(Jeongseok Lee)指出，东亚地区的战略不确定性、中国对周边国家采取的积极接触政策、美国的地区存在、经济上对中国的依赖以及领土争端等五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导致东亚国家倾向于采取对冲，在某些情况下会采取软制衡战略。(24)范·杰克逊(Van Jackson)则认为，中美之间的权力转移带来了很强的战略不确定性，多极体系下难以判断彼此的意图，而亚太地区复杂网络的结构使得政治精英难以评估当前承诺的未来影响，这三项因素导致东亚国家倾向于对冲。(25) 在关于个别国家对华政策的研究中，综合性因素的作用同样得到了强调。比如，黎洪协(Le Hong Hiep)指出，越南自中越关系正常化以来采取对冲行为是一系列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中越关系的历史经验、越南的国内政治和中越双边关系特征是这一战略形成的必要条件，而越南对外关系的转变和地区战略环境的变化则是这一战略可行的充分条件。(26) 综合性解释路径或许可以在体系层次和国内层次两种路径之间形成调和，但仅仅罗列出多重因素显然是不够的，必须将这些因素整合到一个简约而严谨的分析框架之中。从上述三种解释路径来看，尽管学者们都试图解释当前东亚地区国家采取对冲行为的原因，但是关注焦点和解释范围存在比较大的差异。这些研究试图回答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一是为何大部分国家普遍采取对冲行为？二是为何这些国家采取对冲的领域、时机和形态存在差异？具体而言，一些研究试图分析对冲的一般性，而另一些研究则试图强调对冲的差异性。总体来看，既有研究指明了理解对冲行为的诸多因素，但是并没有充分解释对冲为何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战略行为，并呈现出较强的国别和阶段差异。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也可以发现体系层次和单元层次要素在解释力上的优势与劣势，从而可以更好地将两种路径结合起来，构建一个较为简约和严谨的解释框架。 三、体系压力、国家战略偏好与战略行为 本文试图构建一个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分析框架，以同时解释国家战略行为的普遍性及其国别差异性。作为一种外交政策理论，新古典现实主义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分析框架，可将体系层次与单元层次的要素结合起来解释国家的外交决策和对外行为。运用和改进这一理论，有助于理解地区国家在面对中国崛起和美国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时所作出的不同反应，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国内政治考量在这些国家因应外部环境变化时发挥的作用。(27) 一个完整的新古典现实主义模型包括体系变量和国内变量两部分，其中，体系变量是自变量，塑造但不决定国家行为；国内变量是中介变量，传导体系变量所发出的指令。从一些有代表性的研究来看，体系变量相对确定，核心是力量对比等结构性特征。相比之下，研究者们引入了诸多不同的国内变量，如领导人对力量对比的认知、政府动员能力、国家的利益偏好、领导人对国家自主性的认知、行政部门的自主性、国内集团力量对比、领导人对风险和收益的认知、国家凝聚力和战略文化等。(28)在借鉴这些经验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建立了一个改进的新古典现实主义模型(如图2所示)，用体系压力和国家战略偏好(strategic preferences)两个因素来解释中小国家应对崛起国的战略行为。 在本文的解释模型中，体系层次的核心变量是地区中小国家所承受的体系压力，即体系对这些国家的生存和安全施加的压力。体系压力由地区体系在结构和进程两个维度的特征决定。按照通行的定义，结构主要表现为大国之间的实力分布及其变化趋势，而进程则取决于崛起国与体系内其他大国(尤其是主导国)之间的互动模式。综合这两个方面，中小国家在地区体系转型时期面临两种不同类型的体系：(1)强对抗体系，该体系内的实力对比剧烈变动，崛起国与其他大国之间竞争激烈，具有较高的冲突风险；(2)弱对抗体系，该体系内的实力对比变动缓慢，崛起国与其他大国之间竞争强度低，冲突风险可控。
图2 解释地区中小国家战略行为的因果机制 体系压力对中小国家的行为起着塑造和推动作用。(29)在强对抗体系下，崛起国与其他大国的激烈竞争使得中小国家很难置身事外，采取逃避或疏远的战略不太可行，必须选择含蓄或明确地支持其中一方。相反，在弱对抗体系下，大国之间的竞争呈现低强度的特点，除非对未来的事态发展和自身利益有非常明确的预期，否则中小国家没有必要进行选边站队。与此同时，正如新古典现实主义所主张的，体系压力的指令还需要经由国内层次传导。因此，无论是在强对抗还是在弱对抗体系下，国家具体会选择逃避、对冲、追随和制衡中的哪一种，还取决于国内层次变量的介入，这种影响可能加强、减弱甚至偏离体系层次的指令。 在单元层次，本文引入“战略偏好”这一中介变量来解释中小国家的战略行为。在此，战略偏好是指一国在几种主要战略目标之间进行权衡取舍的倾向性。具体而言，本文认为自主性、安全与福利这三种战略目标是影响中小国家战略行为的主要考量。因此，战略偏好的操作化定义是“自主性—安全—福利权衡”(autonomy-security-welfare trade-off)。理想情况下，一国倾向于同时追求这三项目标，并尽可能使之最大化。然而，在国际和国内因素的共同制约下，这三项目标的实现方式并不同步，实现程度也不一致。因此，国家通常需要选择降低一项或两项目标来满足其他目标，在极端情形下甚至需要舍弃其中一项目标。比如，在外部军事威胁严峻、战争一触即发的形势下，中小国家为了维护自身安全就需要放弃对自主性和福利的追求。 “自主性—安全—福利权衡”借用了詹姆斯·莫罗(James D.Morrow)在讨论非对称联盟时提出的“自主性—安全权衡”概念，并作了必要的修正和拓展。根据莫罗的观点，不对称联盟中的强国与弱国结成联盟是自主性和安全这两种战略价值偏好之间的权衡或交易。其中，强国承担着保护中小国家的责任，以此为交换，强国获得了对中小国家对外政策的自主性或影响力。(30)与莫罗的研究不同，本文所探讨的战略选择并不排除但也不仅指结盟行为。这是因为，冷战结束后，东亚地区的结盟模式并没有发生明显变化，既不存在原有联盟解体也不存在新联盟产生的情况。与此同时，已经与美国结盟的国家在面对中国崛起时也采取了差异性行为。这就意味着，我们不能简单地根据一国是否与美国存在联盟关系来判断其是否对中国采取了制衡战略，而是要考察其应对中国的具体安全政策和行为。 鉴于上述考虑，我们对莫罗的概念作出两方面的修正：其一，自主性被应用于战略互动中的中小国家或次等国家，而莫罗主要将其用于不对称关系中强势的一方；其二，权衡的主体是战略互动中的一方，即一国自身同时权衡这两种价值或目标，而莫罗所指的权衡是强势方和弱势方分别权衡。与此同时，本文所作的拓展主要是将福利这一战略目标加入战略偏好之中，因为中小国家在冷战结束之后普遍追求国内经济发展，将其作为维护国内合法性和稳定性的重要手段。 崛起国引起的体系权力转移既带来机遇也带来挑战，因而会影响中小国家在上述三种重大需求上的权衡。一方面，放任崛起国扩展实力和影响力会增加远期的安全风险；另一方面，对抗崛起国会增加自身负担，也会丧失与崛起国合作可能获得的巨大收益。由此，当中小国家面对崛起国采取某一种战略选择时，需要考虑这种战略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上述三项目标。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疏远战略能够保证一国获得充分的政策自主性，但实现安全和福利目标的效果较差；对冲战略可以让一国与多个大国平行发展安全和经济关系，在实现自主性、安全和福利上的效果都很好；追随战略必然需要牺牲一定的自主性，但可以提升一国的安全和福利；制衡战略则可以保障自主性和安全，但会让福利受损。 不过，体系层次的约束条件会显著改变上述战略的效用，尤其是体系内的实力对比和战略竞争强度。鉴于此，表1比较了将这两种因素同时纳入考虑时四种战略在实现不同战略目标上的效用。其中，不确定的几种情形主要取决于崛起国与其他大国之间的实力对比。当崛起国实力弱于其他大国时，追随崛起国能够实现的安全预期较低；相反，当崛起国实力等于或大于其他大国时，追随的安全预期会提升。基于类似的原理，在崛起国相对较弱时采取制衡措施可以获得更大的安全，而当崛起国实力等于或大于其他大国时，制衡的安全效用会降低。
表1同时表明，对冲在强对抗体系和弱对抗体系下的战略效用存在较大差异。在强对抗体系下，可以保证中小国家的高自主性，但实现安全和福利的效果有限。相比之下，在弱对抗体系下，对冲能够满足中小国家对自主性、安全和福利的三重需求，因此是最优的战略选择。当然，在战略决策中，收益计算只是一个方面，成本考量也应予以重视。各种战略的实施成本主要体现在需要投入的资源以及需承受的远期损失，这需要对具体国家进行考察。 四、东亚国家对华战略的具体解释 上文从理论上论证了体系压力和战略偏好这两个因素如何作用于国家战略行为，表明对冲是弱对抗体系下试图同时实现自主性、安全和福利目标的中小国家的最优战略选择。比较东亚地区国家应对中国崛起的实际行为可以发现，这些国家可以被分为始终对冲、总体对冲但有时制衡、总体制衡但有时对冲以及总体追随但有时对冲等四种不同的情形，但会有所变动。在此，我们需要讨论东亚地区的具体情况，以考察上述理论逻辑的适用性及其限度。 (一)东亚地区体系的弱对抗特征 当前，中国崛起和美国地区战略调整同时塑造着东亚地区格局。尽管美国在地理上不属于东亚，但有关东亚地区秩序的文献通常将其视为该地区的主导国。近年来，围绕东亚秩序讨论的核心也是中国会在多大程度上挑战美国所主导的既有地区秩序。(31)中美两国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战略竞争关系，而且竞争焦点主要集中在东亚地区。当然，东亚地区的大国竞争和对抗的强度仍然是有限的，与历史上的大国对抗相比尤其如此。 东亚的弱对抗格局主要是由地区结构和地区进程两方面决定的。从地区结构来看，中国崛起并未根本性地改变地区力量对比，尤其是没有形成两极格局。虽然有学者认为，东亚地区呈现出两极化的趋势，但是从实力对比上看，中国与美国之间仍有相当的差距。(32)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崛起仍然主要体现为以经济总量提升为指标的局部崛起，尚未完成向全面崛起的转变。在这个意义上，有学者将中国称作“不完全的强国”(partial power)，而不是全球性强国。(33)从地区进程来看，中美之间的互动呈现出广泛合作、良性竞争和局部摩擦的特点，与传统的主导国与崛起国之间激烈对抗的模式相去甚远。 东亚地区的弱对抗体系特征集中体现在中美两国的政策和行为上，包括针对彼此的战略以及各自的地区战略。就美国而言，中国是现实的竞争对手和潜在的挑战者。美国既不愿放弃与中国合作所获得的巨大利益，也没有放弃管理中国崛起的目标，因此长期延续对华接触加防范的战略。奥巴马政府多次强调，美国不寻求遏制中国崛起，欢迎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发展同中国的双边关系以及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中的合作。当然，正是由于将中国视为安全上的潜在对手和威胁，奥巴马政府也积极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以抑制中国快速提升的实力和地区影响力。从短期来看，美国仍然愿意与中国保持接触。 中国对美国的态度和政策也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实力提升得益于融入国际体系，尤其是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因此中国极其重视也努力维护中美关系，希望维持与美国的经贸合作，保持双方关系的稳定；另一方面，面对美国在安全上的防范和限制，以及在其他双边、地区和全球性议题上的施压，中国也需要作出回应。近年来，在涉及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上，中国作出激烈反应，采取主动措施，使得美国认为中国变得“强势”。(34)不过也应该看到，尽管中美关系会因为一些分歧而发生波折，甚至会出现比较激烈的外交摩擦和危机，但冲突一般被限制在特定的议题领域和较短的时间范围，很难再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那样长期紧张的态势。除了对美政策以外，最近二十多年来，中国针对周边国家以安抚和接触为主的地区战略也强化了东亚地区的弱对抗格局。这一政策的核心是政治上不介入周边国家的内政，经济上与它们分享中国发展的红利，安全上尽可能保持克制与忍耐，并且积极加入地区多边合作机制。(35) 2012年以来，中国与日本、菲律宾和越南等国在东海和南海的领土争端出现了激化的态势，美国也积极介入其中，导致了地区局势的恶化和相关国家间安全关系的紧张。在这种背景下，有分析者担心中国与争端国家会爆发军事冲突。(36)不过，中国和这些国家因领土争端爆发摩擦和对峙并不是最近几年才出现的新现象。从以往的经验来看，尽管各方都会作出激烈的举动和反应，但也都无法承受对抗的代价。因此，这些冲突通常是局部的和短期的，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仍然较低。与此同时，自90年代以来，中美之间爆发的安全危机和外交危机也不少见，但两国之间的安全竞争与对抗并没有成为双边关系的主导面。总体上，与冷战时期高度对抗的地区格局不同，冷战后的东亚地区格局处于比较明显的弱对抗状态。也正是由于地区体系的这种低烈度竞争和弱对抗状态，使得主要大国并未施加强大压力来迫使中小国家加入自身的阵营，而中小国家也没有完全投向某个大国的动力。 (二)地区国家的自主性—安全—福利权衡 从战略偏好来看，东亚地区大多数国家倾向于同时追求自主性、安全和福利等多重目标。当然，同时追求多个目标并不表明它们能够得到同等对待和同步实现，由此会出现权衡取舍的局面。对于不同国家以及同一国家在不同阶段而言，一国战略偏好的设定受到其他国内层次变量的影响，政权更替、国内利益集团以及民族主义等因素都会让决策者对于追求多大程度的自主性、安全和福利发生改变。为了保持核心解释变量的简约性，又兼顾国内层次变量的多样性，我们认为战略偏好可以作为其他国内层次变量作用的焦点，而这些变量如何影响战略偏好的设定可以在分析具体国家的情形时加以考察。 自主性是东亚中小国家的主要诉求。它们追求政策上的独立自主，拒绝大国对中小国家内部事务和外交政策的干预，试图按照自身意志来制定和执行政策。丹尼·罗伊(Denny Roy)指出，“东南亚国家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是维护它们的自主性和主权。它们试图防止外部大国运用其相对军事实力或政治影响力主导地区事务，或削弱地区内单个国家的行动自由”。(37)由于具有长期的殖民地历史，东亚中小国家对大国的介入和干涉非常敏感。但是，处在东亚这一大国高度介入的区域，又不可避免地受到区域内外大国力量的影响。在这种矛盾的情形下，中小国家维护自主性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在与大国进行有限安全合作的同时避免结成新的安全联盟关系，以保障自己的行动自由度；二是通过地区制度网络将大国羁绊在这一地区。实际上，东亚地区的制度设计和建设也突出体现了中小国家对自主性的追求，尤其体现在“东盟方式”上。正如彭佩尔(T.J.Pempel)所说，“由于地区内的主要国家对彼此的利益和挑战的认识大相径庭，在经济和安全两个领域的表现也截然不同，大多数国家不愿意将国家自主性的关键要素交给这些机制。因此，东亚大多数地区机制持续地反映出每个国家的战略的主导性和驱动力，而不是对地区主义或多边主义的集体倾向”。(38) 在无政府的环境下，安全在任何时候都是国家对外战略需要实现的重要目标，因此我们在此不予重点论述。对于福利(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比较政治经济学学科的“发展型国家”理论对其进行了强调和阐释。根据这一理论，东亚地区国家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相继走上经济发展的快车道，它们可以被称为“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各国政府在这一进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发展型国家的主要特点是，国家政权具有强烈而持续的发展意愿，将经济发展作为政策的“第一要务”。(39)为了推动经济增长，国家积极介入经济活动，制定产业政策和经济计划，约束和干预市场运行，从而使社会的资源配置符合国家发展的长远需要。尽管东亚的发展型国家逐渐走向衰落，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角色也正在发生变化，但由于国家的福利水平对于政权合法性和国内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因而经济发展仍然是这些国家的核心诉求之一。上文所提到的“二元格局论”认为，东亚地区国家选择不同的主要安全伙伴与主要经济伙伴，也表明这些国家希望同时实现安全和福利这两项目标，而非单纯追求某一项目标。(40) 对于安全和福利孰轻孰重，也有不同观点。一些学者将经济考量视为东亚国家与中国接触的核心原因。比如，孙学峰等人认为，泰国温和应对中国崛起是因为奉行“经济优先”战略。(41)何包钢主要从经济相互依赖角度解释澳大利亚顺应中国崛起的行为，他认为安全威胁和脆弱性不是澳大利亚政府面对中国时的主要考量。(42)不过，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在谈及澳大利亚的政策选择时指出，“经济相互依赖不会对地缘政治产生重大影响”，“中国的大部分邻国最终会加入美国领导的制衡联合，以制约中国的崛起”，澳大利亚也不例外。(43)在关于中国无法和平崛起的论述中，他进一步指出，“安全考量总是会战胜经济考量；当国家必须在两种战略之间选其一时，制衡会优于追随”。(44)米尔斯海默的预言所暗含的假定是，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对体系中力量对比的变化异常敏感，倾向于做最坏的打算来保障自身安全。但是，在现实中，国家并不总是面临必须在安全考量与经济考量之间二者选其一的局面。通常，国家领导人必须满足民众对经济福利的需求，只有在战争危险十分显著的情形下才会充分动员社会，将资源全面投向军备建设。在笔者看来，冷战后东亚地区的弱对抗格局并没有让中小国家陷入两难境地，它们可以调和安全和经济两种需求。 正是基于多重目标的权衡，东亚地区中小国家对于中国的迅速崛起表现出了极其复杂的心态。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周边国家在经济上对中国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希望从中国的发展中受益；另一方面，由于复杂的地缘政治、战略利益以及历史因素，中国与一些东亚国家存在领土/领海争端、历史问题和意识形态差异等诸多矛盾，这些矛盾又加重了东亚各国对于中国崛起的担忧。在对中国崛起心存疑虑的情况下，有的国家试图强化与美国的政治和军事关系，但大部分国家面临多重目标的复杂权衡，因而采取了模糊政策。东亚联盟政治的延续与变化反映了这种复杂权衡：不少国家愿意与美国加强安全合作，但没有国家表达与美国结成新的同盟关系的明确意愿；美国的既有盟友中也有一部分国家在与美国进行安全合作时保持一定限度，尤其是避免采取直接对抗中国的行为。 在现实中，东亚地区的对冲行为表现出较强的差异性，具体可分为四类国家：(1)始终采取对冲行为，如韩国、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文莱；(2)总体对冲但有时偏向制衡，如菲律宾和越南；(3)总体制衡但有时对冲，如日本；(4)总体追随，如柬埔寨、老挝、缅甸和朝鲜。这四类国家的行为是体系层次变量与国内层次变量不同作用机制的结果。 第一类国家的行为表明，体系压力与国内传导之间高度吻合，它们的行为是兼顾不同利益需求的选择，相对容易理解。但是，也有一些国家的行为具有偏离对冲的高度可能性，如韩国和泰国都是美国的军事盟友，应该更加服从美国的战略意志。从案例选择标准的角度来看，出现这类国家的可能性较小，可以用来检验解释框架。 以韩国为例。由于美韩同盟关系以及美国在韩国的驻军，与东亚地区其他中小国家相比，韩国是一个内外政策自主性都相对较低的国家。但是，这并不表明韩国始终与美国保持政策一致性。在朝鲜半岛问题尤其是朝核问题上，韩国的政策可能与美国不一致，在金大中、卢武铉和朴槿惠执政时期，韩国对朝鲜的政策总体比较缓和，而不是一味追随美国的对朝强硬政策。在美国推进地区导弹防御系统问题上，韩国也没有完全配合美国的要求，拒绝了美国将本国反导系统与美国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相集成的主张，在部署萨德反导系统问题上采取拖延政策。韩国的案例还表明，即使面临强大的外部威胁，执政者也需要考虑经济发展需求。韩国经济高度依赖对外贸易，中国与韩国之间的贸易关系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持续增长，目前中国是韩国的最大出口国、第一大贸易顺差国以及最大的海外投资对象国。值得注意的是，与其他中小国家对华贸易逆差相比，韩国对华贸易始终处于顺差状态。 第二类国家意味着体系压力经国内传导后发生了一定的偏离，但国家行为总体保持了体系压力所塑造的方向。实际上，越南和菲律宾偶尔从对冲转向制衡的行为也相对容易理解。由于这些国家与中国存在领土争端，偶尔会主动采取改变现状的行为，因此它们对中国的安全担忧会强于其他国家，需要借助与美国的安全合作来增强自身的行动能力。但是，这些国家也面临国内经济发展的强大压力，在领土争端无法解决、挑衅可能遭受惩罚的情况下，它们倾向于重新回到对冲的轨道上来。 考察第三和第四类国家，我们则可以看到，体系压力经国内传导时发生扭曲和反转，体系压力仅在一定情况下发挥作用。这也表明，第三、四类国家是本文无法解释的异例。在此，我们有必要对偏离体系指令的情况加以讨论。第一，本文聚焦于揭示中小国家的行为，强调不同实力地位的国家所追求的目标范围以及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会存在差异。总体制衡中国的国家只有日本，而且偶尔也会表现出一定的对冲倾向。这主要是因为，日本仍然是地区体系中的强国，其政策选择范围要大于其他中小国家。在中日实力对比发生扭转的情况下，日本的忧虑要大于地区体系中的中小国家，而中日之间围绕历史问题和领土争端的冲突也加剧了双方的安全矛盾。第二，研究者并不需要开发新理论或修正既有理论来容纳无法解释的异例，因为有些现象并不需要通则式的理论解释，只需要个案式的解释。(45)第四类国家总体上接近中国，也是特定的历史和现实因素所致，对于这些国家需要进行具体考察。由于理论的任务是解释具有相对普遍性的现象，我们无须为了容纳和迁就少数异例而使理论变得繁冗臃肿。 在当前的东亚地区体系中，中国、美国与地区中小国家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关系正变得更为复杂。其中，地区一体化、相互依赖和地区制度建设等因素有助于维护国家间关系的稳定，使得国家间对抗的代价非常高昂。但是，对地区权力转移的担忧、领土争端等现实利益冲突以及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等因素，则可能加剧相关国家间的对抗和冲突。尽管东亚地区体系并没有走向大规模战争的危险，但激烈对抗和小规模冲突的可能性并不能完全排除。由于地区局势走向很大程度上是这些国家间战略互动和彼此反应的结果，当前地区中小国家坚持对冲战略也有助于维持中美在地区体系中的良性竞争格局，从而对地区格局起到支持作用。 从中长期来看，中小国家所面对的地区体系形态仍处于演化之中，尤其受到中美双方的实力变化和政策调整的影响。一方面，随着中国崛起从侧重经济崛起向全面崛起转换，尤其是军事力量的崛起，其对外行为模式也会相应发生变化；另一方面，美国对丧失地区主导地位的担忧更加强烈，会采取更加强硬的政策来应对中国的崛起态势。这两个要素叠加起来，可能会推动东亚地区从弱对抗体系转向强对抗体系，从而加大地区国家选边站队的压力。一旦中美形成对峙格局，这些国家势必需要考虑支持其中某一方。因此，为了避免出现这种糟糕的前景，中美两方都需要做出努力，避免侵犯对方的核心利益，防止危机升级，并作出必要的妥协。 感谢张晓通和左希迎对论文初稿提出的意见，同时感谢《当代亚太》编辑部约请的匿名评审专家的意见。当然，文中疏漏由笔者自负。 ①一些学者讨论了国际政治中心向东亚转移的前景，参见James F.Hoge,J r.,"A Global Power Shift in the Making",Foreign Afairs,Vol.38,No 4,2004,pp.2-7; Christopher Layne,"The Global Power Shift from West to East",The National Interest,No.119,2012,pp 21-31；阎学通：《权力中心转移与国际体系转变》，载《当代亚太》2012年第6期，第4～21页。 ②关于东亚秩序转型的讨论，参见孙学峰、黄宇兴：《中国崛起与东亚地区秩序演变》，载《当代亚太》2011年第1期，第5～34页；高程：《历史经验与东亚秩序研究：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视角》，载《外交评论》2013年第3期，第1～19页；门洪华：《地区秩序建构的逻辑》，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7期，第4～23页；Evelyn Goh,The Struggle for Order：Hegemony,Hierarchy,and Transition in Post-Cold War East Asia,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 ③关于整体战略反应的研究，参见Steve Chan,"An Odd Thing Happened on the Way to Balancing:East Asian States' Reactions to China's Rise",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Vol.12,No.3,2010,pp.387-412; John F.Fei,Beyond Rivalry and Camaraderie:Explaining Varying Asian Responses to China,Santa Monica,CA:RAND Corporation,2011。关于个别国家对华政策的研究，参见Tan See Seng,"Faced with the Dragon:Perils and Prospects in Singapore's Ambivalent Relationship with China",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Vol.5,No.3,2012,pp.245-265; James Reilly,"Counting on China? Australia's Strategic Response to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Vol.5,No.4，2012,pp 369-394; Cheng-Chwee Kuik,“Making Sense of Malaysia's China Policy:Asymmetry,Proximity,and Elite’s Domestic Authority",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Vol.6,No.4,2013,pp.429-467。 ④关于战略认知的重要性，参见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秦亚青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 ⑤Evan S.Medeiros,et al.,Pacific Currents:The Responses of U.S.Allies and Security Partners in East Asia to China's Rise,Santa Monica,Calif.:RAND Corporation,2008. ⑥Randall L.Schweller,"Managing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History and Theory",in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 Ross,eds.,Engaging China:The Management of an Emerging Power,New York:Routledge,1999,p.7. ⑦Steve Chan,"An Odd Thing Happened on the Way to Balancing:East Asian States' Reactions to China's Rise",pp.387-412. ⑧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 Ross,eds.,Engaging China:The Management of an Emerging Power,p.xiv. ⑨Evelyn Goh,Great Powers and Southeast Asian Regional Security Strategies:Omni-Enmeshment,Balancing and Hierarchical Order,Singapore:Institute of Defence and Strategic Studies,No.84,2005,pp.8-16; Evelyn Goh,"Great Powers and Hierarchical Order in Southeast Asia:Analyzing Regional Security Strategies",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2,No.3,2007/2008,pp.113-157；Evelyn Goh,"Hierarchy and the Role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East Asian Security Order",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Vol.8,No.3,2008,pp.353-377. ⑩David C.Kang,China Rising,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7,p.4. (11)David C.Kang,"Getting Asia Wrong:The Need for New Analytical Framework",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7,No.4,2003,p.64. (12)关于东亚国家实施对冲(两面下注)战略的讨论，参见Denny Roy,"Southeast Asia and China:Balancing or Bandwagoning?"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Vol.27,No.2,2005,pp.305-322；周方银：《中国崛起、东亚格局变迁与东亚秩序的发展方向》，载《当代亚太》2012年第5期，第4～32页。 (13)疏远实际上是一种不作为的行为，类似于一些学者提到的躲避、等待、旁观或推诿。其中，有一些概念强调一国有意识地让其他国家来承担制衡崛起国或潜在霸权国的责任。在此，我们不考虑是否存在这种意图，只要存在不与任何一个大国保持紧密战略关系的行为，就可以被认为是疏远。 (14)有研究者认为，对冲中包含制衡成分。比如王栋课题组指出，“对冲战略是一种策略组合，其中混合了接触、围住/束缚、防范、牵制、制衡等不同的战略手段和工具”。参见王栋课题组：《中国崛起与亚太国家对冲行为研究》，载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战略纵横——研究报告汇编(2012-2013)》，第74页。本文认为，如果对抗性上升到制衡，那么一国就无法维持与崛起国的合作。 (15)周方银：《中国崛起、东亚格局变迁与东亚秩序的发展方向》，第15～16页。 (16)Brock F.Tessman,"System Structure and State Strategy:Adding Hedging to the Menu",Security Studies,Vol.21,No.2,2012,pp.204-205. (17)孙学峰、刘若楠、欧阳筱萌：《等级视角下的美国单极体系走向》，载《外交评论》2015年第2期，第101页。对地区等级秩序的讨论也可参见孙学峰：《东亚准无政府体系与中国的东亚安全政策》，载《外交评论》2011年第6期，第32～48页；刘若楠：《地区等级体系衰落的路径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12期，第118～136页。 (18)Cheng-Chwee Kuik,"The Essence of Hedging:Malaysia and Singapore's Response to a Rising China",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Vol.30,No.2,2008,p.161. (19)Cheng-Chwee Kuik,"Malaysia's US Policy under Najib:Structural and Domestic Sources of a Small State's Strategy,Asian Security,Vol.9,No.3,2013,pp.143-164; Cheng-Chwee Kuik,"Making Sense of Malaysia's China Policy:Asymmetry,Proximity,and Elite's Domestic Authority",pp.429-467. (20)Ruonan Liu and Xuefeng Sun,"Regime Security First:Explaining Vietnam's Security Policies towards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1992-2012)",The Pacific Review,2015,http://www.tandfonline.com/doi/abs/10.1080/09512748.2015.1013492. (21)See Seng Tan,"Faced with the Dragon:Perils and Prospects in Singapore's Ambivalent Relationship with China",pp.245-265. (22)李明江、张宏洲：《新加坡的南海政策：中立有为、稳定和平》，载《东南亚研究》2011年第6期，第18页。 (23)王栋课题组：《中国崛起与亚太国家对冲行为研究》，第70～123页。 (24)Jeongseok Lee,"Hedging Against Uncertain Future:The Response of East Asian Secondary Powers to Rising China",paper prepared for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XXII World Congress of Political Science,Madrid,Spain,July 8-12,2012. (25)Van Jackson,"Power,Trust,and Network Complexity:Three Logics of Hedging in Asian Security",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Vol.14,No.3,2014,pp.331-356. (26)Le Hong Hiep,"Vietnam's Hedging Strategy Against China Since Normalization",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Vol.35,No.3,2013,pp 333-368. (27)对新古典现实主义核心观点和代表性研究的评析可参见，Gideon Rose,"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World Politics,Vol.51,No.1,1998,pp.144-177，陈志瑞、刘丰：《国际体系、国内政治与外交政策理论——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理论建构与经验拓展》，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3期，第111～128页。 (28)陈志瑞、刘丰：《国际体系、国内政治与外交政策理论——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理论建构与经验拓展》，第124页。 (29)沃尔兹曾指出，体系结构“塑造和推动……并不决定行为和结果”。他进而澄清，“国家的行动不是由结构决定的。相反……结构塑造和推动着；它们鼓励国家做一些事情，抑制国家做另一些事情。因为国家共处于一个自助体系中，它们可以做任何愿意做的蠢事，但是它们可能因为符合结构压力的行为受到奖赏，因为不符合的行为受到惩罚”。参见Kenneth Waltz,"Reflections on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A Response to My Critics",in Robert O.Keohane,ed.,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6,p.343; Kenneth Waltz,"Evaluating Theories",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91,No.4,1997,p.915。 (30)James D.Morrow,"Alliances and Asymmetry:An Alternative to the Capability Aggregation Model of Alliances",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35,No.4,1991,pp.904-933. (31)关于中美关系与东亚秩序的讨论，参见G.John Ikenberry,"American Hegemony and East Asian Order",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58,No.3,2004,pp.353-367,John J.Mearsheimer,"The Gathering Storm:China's Challenge to US Power in Asia",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Vol.3,No 4,2010,pp.381-396; Steve Chan,Looking for Balance:China,the United States,and Power Balancing in East Asia,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 (32)关于两极化的观点，参见阎学通：《权力中心转移与国际体系转变》，第4～21页。 (33)“不完全的强国”出自沈大伟近著的副标题。参见David Shambaugh,China Goes Global:The Partial Power,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 (34)关于中国变得强势的讨论，参见Alastair Iain Johnston,"How New and Assertive is China's New Assertiveness?"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7,No.4,2013,pp.7-48; Andrew Scobell and Scott W.Harold,"An ‘Assertive' China? Insights from Interviews",Asian Security,Vol.9,No.2,2013,pp.111-131。 (35)David Shambaugh,"China Engages Asia:Reshaping the Regional Order",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9,No.3,2005,pp.64-99; Mingjiang Li,"Explaining China's Proactive Engagement in Asia",in Shiping Tang,Mingjiang Li,and Amitav Acharya,eds.,Living with China:Regional States and China through Crises and Turning Points,New York,N.Y.:Palgrave Macmillan,2009,pp 17-36. (36)Bonnie S Glaser,"Armed Clash in the South China Sea",Contingency Planning Memorandum,No.14,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April 2012;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Dangerous Waters:China-Japan Relations on the Rocks",Asia Report,No 245,April 8,2013. (37)Denny Roy,"Southeast Asia and China:Balancing or Bandwagoning?" p.308. (38)T.J.Pempel,"Soft Balancing,Hedging,and Institutional Darwinism:The Economic-Security Nexus and East Asian Regionalism",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Vol.10,No.2,2010,p 211. (39)Chalmers Johnson,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The Growth of Industrial Policy,1925-1975,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p.305. (40)周方银：《周边环境走向与中国的周边战略选择》，载《外交评论》2014年第1期，第31～34页。 (41)孙学峰、徐勇：《泰国温和应对中国崛起的动因与启示(1997-2012)》，载《当代亚太》2012年第5期，第80～96页。 (42)Baogang He,"Politics of Accommodation of the Rise of China:The Case of Australia",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Vol.21,No.73,2012,p.59. (43)John J.Mearsheimer,"The Gathering Storm:China's Challenge to US Power in Asia",pp 391,393-396. (44)John J.Mearsheimer,"Can China Rise Peacefully?" The National Interest,April 8,2014,http://nationalinterest.org/commentary/can-china-rise-peacefully-10204. (45)对通则式解释(nomothetic explanation)和个案式解释(idiographic explanation)的区分，参见艾尔·巴比：《社会研究方法》(第十一版)，邱泽奇译，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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