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不平等与公共政策干预:教育、医疗、城市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公共政策论文,不平等论文,收入论文,医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济发展中的收入不平等是众多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到2010年左右,世界经济合作组织(OEDC)的22个成员国中有17个国家出现了收入不平等程度增加现象,成员国的GINI系数平均值从80年代的0.29上升至2010年左右的0.316。在瑞士、德国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直保持平等程度较高的国家,GINI系数也出现了增长(OECD,2011a)。收入不平等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新兴市场同样显著。2011年,中国香港地区的GINI系数为0.48,巴西为0.53,南非为0.65,俄罗斯为0.43,印度为0.38(见表1)。中国内地的GINI系数为0.41(OECD,201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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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一种人类的经济组织形式中,收入不平等的现象都不能消除。适当的收入差距既是劳动的合理结果,也是生产力进步的重要动力。但是当收入不平等超过一定的程度,就会产生一系列负面的经济和社会后果,比如社会流动性下降,低收入群体的被剥夺感和不满增加,社会不稳定甚至分裂等,长期持续还会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收入不平等、社会阶层的分化也对政府、选举和公共政策产生消极影响。近年来美国政治两极化趋势明显,两党难以合作;泰国街头民主引发的政局动荡;日本青年体现出的政治疏离感,对未来的失望;我国香港地区占领中环运动;我国台湾地区民众静坐抗议高房价的活动等,都与当地财富积累差距拉大、收入不平等程度连年攀升有关。经济的不平等可谓是我们所处的时代最严重的全球问题之一。 本文试图通过对41个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收入不平等情况、相关的社会、经济因素和干预政策进行比较分析,寻找目前收入不平等现象的原因,并提供一些政策性建议。 二、文献综述 为了避免社会分裂、政治不稳定和经济不健康发展,各个国家和地区政府,以及国际组织都致力于缓解收入不平等的情况。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的专家对近20年收入不平等的趋势进行研究,分析不平等产生的原因,寻找缓解不平等加剧的政策办法。对收入不平等产生原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教育水平及教育资源分配、制度性因素、劳动力竞争力和流动因素、人口因素、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程度等领域。相应的,对缓解收入不平等的分析则侧重政府对教育的财政投入,政府对职业能力培训的扶持政策,以及税收和公共医疗等再分配政策的作用等。 个人的受教育水平被许多学者视为影响收入不平等①的主要因素。有研究指出,全球化和生产力进步、教育和劳动力培训资源不均是收入不平等扩大的主要原因(Dreher & Gaston,2008;OECD,2012)。从事高科技相关产业工作的群体收入与低端劳动的群体收入在近20年明显拉开(OECD,2011a)。 劳动收入的高低依赖于劳动者的技能和竞争力。因此,教育和劳动技能培训对收入的影响在这个时代更为明显。大量研究发现,受教育年数与收入呈现正相关联系(Gregorio & Lee,2002;Durlauf,1996;Glomm & Ravikumar,1992)。相应的,政府对教育的财政投入成为缓解不平等、促进社会流动的有效手段。分析教育对不平等现象影响的文献十分丰富。这些研究揭示了受教育年限与个体收入的关系(Breen & Jonsson,2005),以及教育资源不平等对贫富差距的影响(Blossfeld & Shavit et al.,1993)。然而,现有的文献较少关注分阶段教育财政投入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缺乏以实证研究的方式比较中等教育资源分配和高等教育资源分配与社会贫富差距的关系。然而,这一问题对公共教育资源和财政能力有限的发展中国家十分重要。 人口结构和人口流动因素涉及多个方面,包括人口老龄化、移民融入情况、种族间不平等对报酬的影响,等等。对加拿大、美国和我国香港地区的一些研究以人口流动为视角,发现新移民也是产生新的贫困人口和贫富差距的原因。受到语言能力、受教育水平和文化歧视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新移民的劳动竞争力较低,通常从事简单技能的工作,收入偏低,因此大量新移民的涌入会导致低收入人口增多,使贫富差距增大(Kazemipur & Halli,2001)。如果原有公民和新移民之间存在文化、制度、种族上的歧视和隔阂,移民群体将难以融入当地社会,改变贫困状态(于建荣,2015)。 这些基于人口结构和流动的研究表明,劳动力素质和流动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十分显著。一些中国学者对中国不同省份、地区间劳动力的竞争力和收入水平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蔡昉、王美艳,2009;陈玉宇、王志刚、魏众,2004;王小鲁、樊纲,2005)。研究发现,城乡和地域间的巨大差异可以解释收入不平等情况。不过,目前针对境内区域间人口流动对收入差距的研究较少。早在20世纪中期,著名的经济学家库兹涅茨(Kuznets,1955)就指出,从宏观的角度看,城市化可以促进就业和收入增长,在长远范围内有利于削弱不平等,但是大量的人口流动如何缓解落后地区的贫困,新的劳动力进入城市是否会引起城市收入差距增大,此类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有效的解答。在城市化进程中,大批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深刻地影响该社会的劳动力构成和就业环境。与国际移民相似,农村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劳动竞争力水平比城市人口低。同时,医疗、失业等基本社会保障的缺乏使得流动人口的经济状况更为脆弱。我们出于对地区收入差距和人口流动影响的关心,试图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运用跨国移民流动理论分析城市化引发的境内人口流动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许多研究强调,政府的税收和再分配政策可以直接和间接地调整初次分配带来的不平等。特别是一些由公共财政支持的社会保障政策在消除贫困和帮助弱势群体的过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福利项目可能增加政府财政负担,减缓经济增长,并且使受益人对政府救济产生依赖。相较于失业救济类等具有争议的再分配政策,医疗保障制度是惠及全体国民、无差别地提供基础医疗服务,保障国民基本生存权利的重要政策。一些研究指出了高额医疗费用与贫困的关系,在缺乏完善的公共医疗保障制度的国家,疾病是产生贫困以及不平等的重要原因,而完善公平的医疗卫生制度往往可以减少民众就医的经济负担,从而缓解由就医支出引发的不平等情况(Xu & Evans,2007;顾昕等,2006)。因此,我们试图验证公共财政对医疗卫生事业投入和贫富差距之间的关系。 结合上述研究成果,我们以跨国比较的方式,观察和分析政府财政向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以及城市化进程产生的人口流动对不平等现象的影响。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 本文结合上述研究思路和成果,对41个国家和地区的收入不平等成因进行研究。我们选取的41个国家和地区均为发达国家和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没有将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和资源出口依赖国纳入观察分析。因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的融入度、市场化和现代化程度较高,宏观经济条件相似。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路径与上述国家不同,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和经济依赖能源出口的国家在诸多社会、经济因素上不具备足够的可比性。 目前,OECD Database,World Bank Database,Luxembourg Income Study Database三家数据库拥有跨国不平等水平的数据。World Bank Database与Luxembourg Income Study Database覆盖的国家和地区更多。但是,从数据质量以及数据收集方法和稳定性的角度考虑,OECD Database所收集的数据更具系统性和科学性。因此,我们决定主要选用OECD Database的GINI系数。本文选择41个国家(地区)作为研究样本: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智利、捷克共和国、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冰岛、印度尼西亚、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日本、韩国、卢森堡、墨西哥、荷兰、新西兰、挪威、波兰、葡萄牙、斯洛伐克共和国、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瑞士、土耳其、英国、美国、巴西、南非、俄罗斯、印度、新加坡、中国香港。以上样本国家和地区在地缘上包括欧洲、北美、拉美、亚洲,以及中东和非洲;就经济发展阶段而言,覆盖了从发展中国家(如2011年人均GDP不足1 000美元的印度)到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如2011年人均GDP 80 000美元以上的卢森堡等)在内的,各类经济发展程度的国家。各国家和地区的GINI系数从全球最低的挪威、斯洛文尼亚等国(0.25/2011)到GINI系数最高的南非(0.65/2011)。因此,这41个样本国家和地区,在地缘位置、经济发展程度和贫富差距程度都具有相当的代表性。② (二)模型设定与变量选择 本文旨在考察教育投入、公共医疗投入、城市化速度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据此,本文构建以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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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采用GINI系数度量一国收入不平等的程度,被解释变量GINI为世界经济合作组织统计发布的2011年GINI系数③,所有数据均为税后和经财政补贴后的GINI系数。 在教育投入方面,本文希望考察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对收入不平等的不同影响。解释变量TERTIARY度量高等教育投入,计算公式为:(每个学生享有的政府高等教育开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00%。SECONDARY度量高等教育投入,计算公式为:(每个学生享有的政府中等教育开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00%。其中,政府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开支均包括公立和私立教育学校与机构。 解释变量HEALTH度量政府医疗投入,计算公式为:(政府医疗卫生投入/医疗卫生总开支)×100%。其中,医疗卫生总开支,包括政府、社会、市场和私人的总开支和费用。 以上解释变量均选择2006年数值。在政治科学研究中,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变化通常无法立即产生影响,而是通过一定时间产生复杂的政治、经济结果。因此,时间滞后效应(time lagged explanatory variable)是一种常用的统计分析方法,不同程度的时间间隔有助于更客观地评估、解释变量对结果的影响。Michael Ross(2001)运用五年滞后(five-year lag)的方法来评估石油、矿藏以及人均收入对国家政治发展的影响。Robert Barro(1999)同样采用五年滞后和十年滞后的方法来度量他的解释变量,以评估经济发展程度和制度发展历史对政治民主化程度的影响。在我们的研究中,收入差距是复杂的经济、社会、政治作用的结果,教育投入、医疗投入、经济增长因素很难在短期内产生影响。因此,我们选择滞后效应来度量解释变量。以2006年度数据,即五年滞后效应,来观察以上各变量对2011年GINI系数的影响。我们通过滞后六年(2005年)数据、四年(2007年)数据、三年(2008年)数据和两年(2009年)数据进行稳健性测试。 解释变量URBAN度量城市化速度,以2006—2010年的五年间年均城市人口增长率的平均值。计算公式为:(2006年城市人口增长率+2007年城市人口增长率+……2010年城市人口增长率)÷5。与上述原因类似,我们采用延迟效应的方法来观察与测验城市化增长速度对收入水平差距的影响。不同的是,由于政策干预和经济发展态势等因素,一国或一地区的年度城市化增长水平可能出现突然增高或降低的情况,短时期内的城市化速度并不能客观反映当地城市化速度的平均水平及趋势。因此,我们认为,采用一个时间段内平均值比单一年度的增长率更真实地反映城市化进程对收入不平等产生的影响。我们同样采取2005—2010年,2007—2010年,2008—2010年,2009—2010年,四个阶段的城市化平均速度进行稳健性测试。 在控制变量的选择上,本文参照Kuznets曲线理论,选取人均GDP水平的自然对数(LGPC)及其平方项(LGPC2)作为控制变量。该理论提出,经济发展和工业化初期收入不平等扩大,而当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一定高度后,不平等情况会有所缓减。考虑人口和社会结构因素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本文选取人口、种族隔离历史两个虚拟变量作为控制变量。人口变量POPU在一国人口高于1亿时取1,低于1亿时取0。一国人口基数越大,则其对教育、医疗等各项公共投入的要求越高,从而加剧收入不平等;种族隔离历史变量APARTHEID在一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种族隔离历史时取1,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无种族隔离历史时取0。种族隔离与歧视政策和历史被多位学者认为是解释美国、南非等国收入不平等最重要的原因之一(Seekings & Nattrass,2005; Taylor & Kochhar el at.,2011; Leibbrandt et al.,2010)。美国、澳大利亚、南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种族隔离历史,印度则长期存在种姓间的隔离。这些隔离形成了被隔离种群、人群在经济、政治、社会地位、文化影响力等多方面的不平等。 (三)数据来源 解释变量的数据均取自世界银行数据库提供的2006年数据。各变量说明和数据来源详见表2。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及预期符号详见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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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检验结果与分析 (一)检验结果 本文利用计量模型(1)、(2)、(3)、(4)式就教育投入、公共医疗投入、城市化速度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检验结果如表4、表5、表6、表7所示。 在表4中,模型1以2006年的中等教育及高等教育政府投入为解释变量,以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和种族隔离历史为控制变量,测试不同阶段教育投入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模型2、3、4、5分别采用2005年、2007年、2008年、2009年的相应数据,检测政府教育投入影响的稳健性。 在表5中,模型1以2006年医疗卫生的政府投入为解释变量,以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和种族隔离历史为控制变量,测试政府医疗投入因素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模型2、3、4、5分别采用2006年前后四年的数据,检测政府医疗投入影响的稳健性,结果均为显著。 在表6中,模型1以2006—2010年城市人口平均增长率为解释变量,以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和种族隔离历史为控制变量,测试城市化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模型2、3、4为2005—2010年、2007—2010年、2008—2010年、2009—2010年的城市化平均增长率,检测其稳健性。 如表4、表5、表6所显示,政府中等教育投入、政府医疗投入和城市化速度三项解释变量,在单独测验时,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均为显著,且经过了稳健性检验,表示其影响不是随机偶然产生。表7的模型1包含七项变量,采用2006年数据对三项因素的影响进行综合分析。模型2、模型3采用2006年前后一年(2005年和2007年)的数据,检测其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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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结果显示,政府的中等教育投入、医疗卫生投入均减弱收入不平等,其中医疗投入的作用尤其显著,而城市化速度与收入不平等呈正相关关系,这些结果均与我们的理论预期一致。同时,中等教育投入与城市化速度虽然在单独测验中显现出较高的显著性(见表4和表6),但在综合模型测验中,其作用并不显著。高等教育投入没有减弱收入不平等,反而加剧了收入不平等,但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 中等教育投入、医疗投入和城市化速度三项解释变量在显著性上的差异可以理解为,政府医疗卫生开支的应用直接减少民众接受医疗服务的开支,所以它对减弱收入差距的作用更为快速和明显。政府对教育的投入无法产生如此直接的作用,不可能立即使学生拥有更平均的学习表现、劳动技能和工作能力。学生的学业成就、就业竞争力及未来收入受到学生家庭背景、学习能力、职业期待等差异的影响。同样,城市化进程对贫富差距的拉大作用也是间接的,并且受到该地区或国家原有城乡差异水平、相关城市化政策、经济发展趋势等因素的影响。 人均GDP自然对数项的系数为正,其平方项的系数为负,说明随着人均GDP的上升,收入不平等程度会不断上升,但边际上升幅度不断减弱,呈抛物线轨迹,符合Kuznets曲线理论。 除此之外,较大人口规模和种族隔离历史均加强了一国收入不平等程度。这说明,人口规模大的国家面对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相对复杂,其制定、执行公共政策的难度也较大,对财政投入的要求比人口较少的国家更高。在41国中,我们界定美国、澳大利亚、南非和印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存在人为的对种族或种姓的隔离,这种隔离对不同人群间的教育水平、劳动素质、自我期待、社会和经济地位产生了长期的影响,并伴随自我加强的效果,严重地阻碍了社会流动性和收入财富的公平分布。这项指标显示了对某种特定人群歧视性政策和各类公共资源给目标人群分配不均产生了长远的危害。 (二)教育投入与收入不平等 我们发现中等教育投入减弱收入不平等现象,而一直被强调的高等教育投入却没有缓解收入差距。这一现象有两种解释:首先,在大多数国家,中等教育已经逐渐成为义务教育,对中等教育的财政投入往往可以惠及全部适龄学生。相反,接受大学教育的人口在大多数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比例较少,因此大量的高等教育政府投入只能影响部分青年,使得他们未来的收入与没有接受高等教育青年的收入进一步拉开。其次,中等教育对劳动力基本劳动技能素质的训练不容小觑,世界经济合作组织的报告也指出,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中等教育更能明显地提高劳动力收入,减弱不平等。 我们还发现,在一些GINI系数较高的国家和地区,对高等教育的生均投入远远高于中等教育,可是这些地区的高等教育就读率却不高(见图1和表8)。以印度为例,该国2006年高等教育的就学率为11.82%,公共财政生均投入占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54.98%。对有56.1%就读率的中等教育,相应的财政投入仅为16.18%。相比之下,芬兰是对中等和高等教育投入比较平均的例子,中等教育(111.61%)比高等教育(93.28%)的就读率稍高,公共财政对这两个阶段的教育生均投入也相当,均在31%~34%(见表8)。 平等的教育资源象征着起点的公平。如果青少年接受公平、低价、优质的中等教育,在成年以后他们将具备更强的劳动素质,同时在选择未来职业时具备更大的自由。相反,如果在一个社会,中等教育并不普及,贫困的青少年无法获得这种教育资源,他们通过劳动提高收入和社会地位的可能性就大大降低。由于教育的不平等,贫困被世袭到年轻人甚至他们的下一代身上,使得社会流动性低,不平等问题难以得到有效缓解。 (三)政府医疗投入与收入不平等 本研究的第二项发现是,政府对医疗服务开支可以显著地缩小收入不平等。无论是在单项分析(见表5)还是在综合验证(见表7)中,对政府医疗投入与GINI系数都体现出显著的负相关性。这表示,控制其他因素不变,对医疗的投入能明显地缓减收入差距。数据显示国家(地区)间政府财政对医疗卫生服务的投资差距明显。亚洲的两个人口大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在2006年的政府医疗投入仅占医疗卫生总开支的24.6%和31.4%,当地大部分的医疗服务费用由市场和个人承担。新加坡(27.5%)、南非(39.9%)、巴西(41.8%)、墨西哥(45.2%)、智利(40.5%)等GINI系数较高的国家在这项指标上也远远低于41国的平均值(66.2%)。然而,收入不平等情况相对缓和的国家,如冰岛(82%)、丹麦(84.6%)、瑞典(81.1%)、挪威(83.8%)等国则维持着较高的医疗公共投入(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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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中的个人和家庭在疾病、事故、失业、经济危机中非常脆弱,如果政府能够为其提供基本的医疗保障等公共服务,就可以有效地降低因疾病等变故引起的贫穷。同时,通过此类再分配政策,能够合理地利用财政税收,有效地调节贫富差距。有研究表明,疾病对中低收入群体的冲击比高收入人群更大(顾昕等,2006)。如果政府轻视公共医疗服务的重要性,不为国民提供必要的医疗保险、服务和救助,疾病会成为长期贫困和不平等加剧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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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城市化速度与收入不平等 本文观察到的第三个影响收入不平等重要因素是各国和地区的城市化速度。以往的经济学和公共政策研究重视城市化对消除贫困的贡献(Kuznets,1955),认为由于农村和城市生产力与福利等社会经济情况的差距,城市化将大量减少农村人口,从而促进公平。然而该理论在观察城市化带来的宏观效应的同时,没有追踪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产生的城市贫困问题。我们将国际移民理论应用到本研究中,假设新市民由于劳动技能和竞争力较低,同时受各项文化、语言、制度差异的影响,很难短期内融入城市的劳动力市场与生活中,因此,缺乏相应纳入性(Integration)政策的快速城市化可能加剧收入不平等。我们的数据统计结果支持这项假设,2006—2010年的平均城市化速度与2011年的GINI系数有显著的正相关性(见表6和图3)。 巴西是发展中国家快速城市化的典型案例,巴西在1960年的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46.13%,到1990年城市人口比率为73.92%,2010年为85.32%。然而,经历快速城市化的巴西同时被居高不下的城市贫困率所困扰。2005年,巴西全国范围的城市贫困人口占总城市人口的51%(World Bank,2005)。巴西首府里约热内卢更是产生了巨大的贫民窟,各种犯罪现象横行(辜胜阻,2014)。由于这些新城市居民和他们的后代缺乏劳动竞争力和基本的社会保障,贫穷在巨大扩张的城市中成为世袭的现象。这表明城市化不应当只是土地边界划分的改变,而应该是市场与人的融合。农村人口进入城市有过渡期,如何提供相应的政策支持完成人的城市化,使新市民和他们的后代顺利地融入城市的劳动力市场,防止新城市人口的边缘化、贫困化,是目前正在经历快速城市化国家面对的重要考验。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发现对中等教育的公共投入有利于机会的平等,能够减弱收入不平等;高等教育财政投入并没有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公共医疗卫生投入可以有效、直接地减缓收入不平等差距。由于新移民与原有城市居民间的文化、教育水平、财富基础等背景差异,收入不平等可能在城市化的进程中扩大。同时,我们也发现巨大的人口规模和历史上种群、人群间的不平等待遇会加剧收入不平等。 因此我们建议:首先,调整对医疗保障、救助福利等必要的公共服务的财政投入,在不削弱劳动力积极性和威胁经济增长的情况下,为国民在疾病等变故中提供帮助与保障,防止其陷入贫困。适当增加对疾病的预防和保健各项事业的投入,使得基础的医疗资源较为公平地为国民享有,同时也能够确保劳动力竞争的起点平等。 其次,发展中国家和被不平等问题困扰的发达国家的决策者应当反思公共教育资源的分配,针对自身的问题,调整对包括中等教育在内的教育投入,确保教育资源公平、可得,并且无差别地使学龄青少年获益。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追求高等教育的发展,孵育国家的核心尖端生产力和精英既是可以理解的,也是重要的发展战略。但是如果片面地重视高等教育,而忽略了对中等教育的投入,轻视对大量普通劳动力的培养,则会破坏机会平等,恶化不平等状况。根据具体人口结构、就业市场需求、教育发展水平等情况的不同,合理地制定教育政策,配置教育资源,加强教育的平等性,在中等教育阶段提供更多职业训练,公平而有效地提高受教育者的劳动竞争力,是十分紧迫的现实需求。 最后,对于经历快速城市化发展的国家,公共政策的设计者应当特别注意对新移民纳入制度的建立。为新增劳动力提供长期的职业训练;为青少年和儿童提供与城市现有水平一致的教育资源、升学与就业辅导;为新市民提供无差别的城市待遇,包括医疗、养老、失业保障,消除工作、文化和福利待遇上的歧视,帮助他们尽快适应城市环境和就业市场。 根据世界经济合作组织估计,中国的GINI系数在2010左右为0.41,高于该组织成员国的平均值0.31。我国在教育、医疗资源投入分配和城市化进程三方面有许多急待解决的问题。中国各级政府对中等教育的生均公共财政开支所占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已经从2006年的12.7%上升至2011年的17.7%。④尽管该数值近年增长幅度较大,但是与收入不平等较小的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相当差距。在东部、西部和中部省份间,中等教育财政投入的差异也十分明显(吴绍芬、赖配根、陈中原,2012)。在进一步加大对中等教育投入的同时,政府应当减弱地域间、城乡间的差距,有效分配教育资源,促进各地区和城乡间教育机会的公平发展。 作为人口大国,中国对医疗保障的财政投入同样面临巨大的挑战,2002—2012年的十年间,新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和城市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等制度的建立使得大多数农村和城市的居民享有医疗保险、救助等公共服务。然而,我国的政府医疗投入与医疗卫生总费用之比(40.7%)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相当距离,人均医疗支出中个人支付的比例依然很高。基于人口因素的考虑,我国政府除了继续增加对医疗等再分配政策和保障性服务的财政投入外,还需要高效地利用有限的资源,结合市场与社会组织的优势,进一步消除地区间的差异,使医疗等资源公平分布。 中国到2020年的城市化比率将达到60%,比较2012年的52.6%,中国在未来六年,将迎来城市人口快速增长的时期(国务院,2014)。如果新移民在制度和文化上被排斥在城市以外,难以融入城市,新市民将可能变成新贫民。城市化需要大量政府和社会的投入来完成这个巨大的人口流动和纳入进程。美国、南非、澳大利亚、印度等国家种族阶层隔离对不平等的巨大影响也提醒我们,应当注意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结构对农村居民的不利影响。在我们逐渐改革破除城乡二元,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应当实施保障机会平等、防止歧视、确保平等国民待遇的政策,帮助市场和社会较快地消化新的城市居民,阻止城市化进程成为催生贫穷和产生不平等的因素。 通过更公正地分配公共资源,为国民提供基础医疗安全保障,减缓近年收入差距扩大造成的社会政治压力;为青少年创造平等地学习、发展条件;为新增城市人口提供平等的待遇,并且引入各项纳入性政策,使其尽快融入城市。经济增长与不平等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面对的难题,对于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更是巨大的挑战。我们希望通过优化公共政策,完善资源配置,消除歧视和不平等待遇,使大部分人民在发展中受益,建设更公正、更幸福的中国。 ①收入主要分为劳务收入(labor income)和资本收入(capital income),前者是个人劳动所得的薪水、工资等收入;后者是个人拥有资产产生的收入,如股票买卖产生的收入、债券利益所得、房租、投资分红、赢利、不动产买卖所得等。劳务收入占世界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民众总收入的75%。 ②关于我们对41个国家和地区的样本选择,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我们的研究样本包含了东亚、南亚、拉美、北美、北欧、西欧、中东欧和地中海中东地区,代表各种不同的经济发展形态和收入不平等程度。此类样本选取方法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库兹涅茨倒U理论在样本选择和数据上的问题。在不平等问题研究的领域中,库兹涅茨提出倒U理论开创先河,但其所使用的数据选择方法也受到批评。批评者发现,库兹涅茨所选取的样本大多数为拉美国家,这些国家的不平等水平很高。有学者在控制拉美这一地区变量后发现倒U型曲线消失。批评者也提出库兹涅茨倒U模型无法解释东亚国家,特别是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新加坡、印尼等,在1965—1990年间经济快速发展,贫困减少,同时贫富差距也维持在较低水平的现象。综上所述,库兹涅茨倒U理论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样本国家选择造成的,我们的研究选取的样本在地区、发展模式以及GINI系数水平方面更具代表性,可以避免类似的问题。参见Stiglitz,Joseph E.(August 1996)."Some Lessons From The East Asian Miracle"(PDF).The 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11(2):151-177.doi:10.1093/wbro/11.2.151.Retrieved 2 February 2012; Fields G.(2001).Distribution and Development,A New Look at the Developing World.Russel Sage Foundation,New York,and The MIT Press,Cambridge,Massachusetts,and London. ③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数据采用当地行政机关的统计报告中2011年的GINI系数,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采用世界银行统计发布的2011GINI系数。 ④2006年全国普通初中生均预算内事业费支出为1896.56元,全国普通高中生均预算内事业费支出为2240.96元,全国职业中学生均预算内事业费支出为2163.69元,数据来源于《2006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2011年全国普通初中生均预算内事业费支出为6541.86元,全国普通高中生均预算内事业费支出为5999.6元,全国职业中学生均预算内事业费支出为6148.28元,数据来源于《2011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2006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16500元,2011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3518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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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不平等和公共政策干预:教育、保健、城市化_经济模型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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