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天河与1957年《星星》诗案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天河论文,星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57年元旦，在远离政治中心的成都诞生了一份诗刊——《星星》，石天河任执行编辑。编辑部主任白航在采访中的“解冻”一语揭开了《星星》诗案的序幕，随着“反右派”运动的深入，《星星》形成了以“石天河为首反党集团”，并最终牵连一千多人。1979年9月，四川省委为《星星》诗案及四位编辑平反，《星星》诗案终以无罪而落幕。诗案可以平反，诗案中诸人所遭受的肉体及心灵的煎熬与创伤却再也无人关注了。作为诗案的“主犯”，石天河的文学创作始终与《星星》诗案纠缠在一起，他“早年信奉阶级斗争学说。经过二十余年的炼狱之旅，其晚年的文学创作和理论活动中，则鲜明地表现出对于‘人道’、‘民主’价值的重新审视和历史性反思”①，促使他实现这个转变的就是《星星》诗案。
作为十七年文学史上牵连千人的“第一”诗案，何以在十七年文学语境中能够发生，对十七年文学的发展有什么影响，诗案反映了十七年文学哪些特点，这些问题并没有进入诸多文学史家及研究者的视野。一场诗案，曾经那样无情地改变了许多人的一生，对现在已经是历史的陈迹了，似乎它从未在十七年文学的历史上发生过。但是，它却是文学史上不争的事实，是包含着血泪的不可忘怀的历史教训，不能让它就这么不留一丝痕迹地从我们的记忆中被轻轻地拂拭而去。走进了它，才真正地走近更加真实的十七年文学。
一 十七年文学中的《星星》诗刊
《星星》诗案不是孤立的，而是当代文学一系列灾难性事故中的重要一环。只有先梳理了它的历史情势，才能对《星星》诗案的前因后果及其与各方面的思想牵涉，有历史广角镜式的收揽，使我们对诗案的历史意义，有比较深入的理解。
现代传媒尤其是期刊在中国的出现，是与中国的现代化历史进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以《新青年》为代表的现代著名期刊形成了现代中国关于公共空间和社会认同的初步认识，在民族国家的共同体想象中，逐渐地将中国由“沙聚之邦”转化为“人国”。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往往一个杂志支配了一个时代思想文化的动向，一个刊物直接揭示了一个时代的思想秘密”②。但是中国“几代知识分子的努力，却没有为中国人民建立足够的‘公共空间’”③。共和国成立后更是加强了对传媒的控制，“1949年的国家政策就已规定：禁止设立新的私营出版业；不过，对1949年前就已成立的私营出版社采取了逐步消灭的政策。”“1953年之后，私营出版社迅速消亡。私营出版社的数量显示出这种状况：1950年全国的私营出版社有184家，1951年为321家，1952年为356家，1953年290家，1955年16家，到1956年6月，全国已无。”④与此同时，由国家机关控制的刊物却得到了大量的出版。1950年，全国出版期刊295种，全年总印数3530万册，1957年634种，总印数31500万册，而在大跃进的1958年为822种总印数为52934万册，1960年骤降为191种，总印数为23441万册，1969年降到最低20种，总数只有4589万册，1979年上升为1470种，总印数为118373万册。⑤其中，全国性的文艺刊物(不包括报纸副刊)的力量也得到了大大的增长，到1959年，达到89种。⑥因此，在十七年文学中，文艺刊物成了时代政治风云变幻的“晴雨表”、“观象台”，成了宣传、阐释文艺方针、政策，讨论重大理论问题的重要“阵地”，国家牢牢地控制着文学刊物，并建立了一整套全新的文学生产机制。
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随后，中国作协多次召开有关文学期刊的会议，要求刊物有自己鲜明主张，外表上改变那种规格化的面目。许多原有的刊物纷纷改变自己的名称，改变以省、市名字命名的惯例，中国作协四川分会的诗刊《星星》就在这种情形下产生具有“同人”色彩的刊物。
“同人”来自日语“ど ぅじん”(dou jin)，原指有着相同志向的人们。所谓的“同人刊物”，“就是由趣味相投的作家集合在一起，但他们又不是结党营私，而是相互支持，互通有无，就共同关注的某个问题发出同一种声音，对别人的责难迅速做出相同的回应……作者圈子太小，稍有变故，当即‘人亡政息’”⑦。解放后，文学刊物基本上结束了晚清以来以杂志和报刊副刊为中心的组织方式，文艺杂志的体制化过程与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改造同步进行，“同人”性质的刊物也彻底失去了存在的物质基础与话语空间。
但是，由于当代对文学的管理控制，有一种“动员和巩固”⑧过程式的循环，特别是决策者有意识地允许某些不同意见表达的时候，不同的文学派别、文学刊物的意见也可能得到某种程度的表达。这就为《星星》的出现以及诗案的发生，提供了理论与现实上的可能。
1957年1月1日，《星星》诗刊在成都创刊，用毛主席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的“星星”两字作刊头字。编辑部主要有四个人：编辑主任白航，执行编辑石天河，编辑白峡、流沙河。创刊号刊载了石天河写的“稿约”，提出“诗歌，为了人民！”欢迎各种不同流派、风格、题材的诗歌。从《星星》第一期目录上，可以看出“稿约”得到了很好的贯彻。创刊号发表了9首情诗，民歌发表的也是“情歌专辑”，另外是“祖国风景线”、“生活漫吟”，还有那首后来闯了大祸的散文诗《草木篇》，看不出与当时诗坛主流相唱和的痕迹。以后的几期也基本上维持了这种发表方向，一直到第9期完全转“左”以后。
石天河在《星星》共编辑了三期，第三期到第七期是白航主持，第七期上还发表了白堤的一首诗。从第八期起开始发表配合“反右”运动的诗，第一篇便是傅仇的《我们在战斗中成长》，对“右派”用“诗”的形式进行批判。到了八月份，四川文联的“反右”运动已经进入高潮，第九期由李累、傅仇主持《星星》，白航划入了“右派”。第九期的头一篇便是“本刊编辑部”发布的讨伐“右派”的公告《右派分子把持“星星”诗刊的罪恶活动》，认为石天河篡夺了党对《星星》的领导，篡改了《星星》的政治方向，把《星星》作为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阵地，并公布了一大批“毒草”和带有坏倾向的作品。
对照《星星》中具体的文本，其中绝大部分是响应“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号召，揭露生活中的矛盾，充满着向上的力量，纵然不是“香花”，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我们今天的人把它们与“毒草”联系在一起。二十年之后，当时诸多受批判的作品却又成了“重放的鲜花”，⑨而向“左”转后各期上刊登的“反右派”的政治应景之作，则成为了历史的陈迹。历史在此转了一个圈。
二 石天河在《星星》诗案中
《星星》诗案是由《星星》上的一首情诗(曰白的《吻》)和一组散文诗(流沙河的《草木篇》)的批判与反批评发端，在“整风”到“反右”的风云突变中，酿成了一场涵盖四川全省的诗案。不仅《星星》编辑部的白航、石天河、白峡、流沙河被划为右派，还株连到四川文联、四川大学和成都、自贡、峨眉、金堂等地文艺界一大批作家、诗人被划为右派。其中，列名于所谓“四川文艺界反革命小集团”的就有二十四人，其他株连“划右”的，因同情《星星》或爱读《星星》而遭到批斗与处分的，说“数以千计”也只是因为无法统计而作出的保守的说法，这皆起源于一股“解冻”潮流，一个“纸上的吻”。
《星星》创刊后，白航在采访中说：“诗歌的春天来到了！不单是诗，整个文学也一样，正在解冻。”一月十四日，《四川日报》发表署名“春生”的文章《“百花齐放”与“死鼠乱抛”》，批判了白航的“解冻”一说；十五日，《四川日报》又发表署名“金川”的文章《从“坟场”和“解冻”想到的》，也是重点批判“解冻”一语。创刊号上刊登的《吻》是一首共十二行，三节，每节四行的情诗，署名“曰白”。实际上表现了一个热情的吻，并没有任何违反社会道德的内涵。《“百花齐放”与“死鼠乱抛”》针对《吻》，批评《星星》把“百花齐放”的文艺方针搞成了“死鼠乱抛”。认为《吻》“与二十年前曾在蒋介石统治区流行过的‘桃花江上美人窝’、‘妹妹我爱你’之类的货色是差不多的”。
针对“春生”的文章，石天河写了《诗与教条——斥“死鼠乱抛”的批评》，作了针锋相对的反驳。认为，文艺批评家绝不应该仅仅以扣帽子、贴标签、耍大棒为能事，“春生”的文章对《吻》和《星星》的批评是教条主义的。同时的反批评文章还有流沙河的《春天万岁》、储一天的《“死鼠”与“吻”》。之后，《四川日报》总编辑伍陵找石天河等谈话，劝他们把稿子自行收回。而石天河打算自己去找个印刷厂把他们的反批评文章印成一个小册子，向文艺界散发。过了几天，文联领导以机关大会的形式，对他们进行批判。石天河和流沙河等人都成了批判对象。批判的重点也悄悄转到《草木篇》上了。最早发难的是李友欣的《白杨的抗辩》⑩，仿照《草木篇》的笔调，公开批判《草木篇》。认定《草木篇》所流露的“孤傲”情绪，是宣扬“无原则的硬骨头”，带有“敌视人民”的倾向，从而大加挞伐，说“假若你仇视这个世界，最好离开地球”。此后的批判文章，火药味也越来越浓，已经无限的上纲上线了，认为《草木篇》散发着仇视人民、仇视现实的毒素！是向人民发出的一纸挑战书！一时之间文坛上“草木皆兵”。
由文学问题向政治问题的转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向，因为对《吻》的批评虽然粗暴，还只限于批评作品“淫荡”、刊物违背了党的文艺方针；而对《草木篇》则是针对它的“不满现实”，“仇视世界”，显然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无限上纲的语气，使问题越来越严重地政治化了，这就把地主家庭出身的流沙河推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也使《星星》编辑部的成员处于可怕的处境。
3月8日，毛泽东同文艺界代表谈话结束时提到《草木篇》时说：“出一些《草木篇》，就那样惊慌？你说《诗经》、《楚辞》是不是也有《草木篇》？不要因为有些《草木篇》，有些牛鬼蛇神，就害怕得不得了！”特别说：“‘关关雎鸠’的问题嘛，我看就算了。”这指的是石天河为《吻》辩护时说的“孔夫子那么封建，他编《诗经》，还是把‘关关雎鸠’放在第一篇”。毛泽东的话，对石天河来说如天恩大赦。四川文联邀请在成都的部分文艺工作者，就《草木篇》问题举行座谈会，检讨了对《草木篇》的粗暴批判；《文汇报》刊登了记者范琰访问流沙河的通讯；5月21日，中宣部编印的专门供中央领导和省、市以上党组织参考的内部刊物《宣教动态》刊登流沙河的谈话；6月5日，《四川日报》刊载流沙河的座谈会发言。至此，对《吻》、《草木篇》与《星星》诗刊的批判似乎结束了。
6月8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同时，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亲自起草的《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党内指示，反右派运动由此拉开，《星星》成了四川文艺界批判的头号目标。1957年7月24日，《文汇报》发表记者姚丹的文章“流沙河交出黑信，石天河变天阴谋败露”；8月16日，姚丹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在“草木篇”的背后》，指出《星星》编辑部是以“石天河为首的反党集团”。随后，《文艺报》点名石天河为“四川文艺界右派反党集团”的“首恶”，12月14号四川省文联召开机关大会，石天河“按现行反革命罪，由公安机关依法逮捕”，文联党委作出《四川省文艺界反革命小集团的决议》，列名于“反革命小集团”的有24人，《星星》诗案最终形成。
三 《星星》诗案影响下的石天河创作
石天河的文学创作主要集中在《石天河文集》(四卷本)中，阅读先生的创作，会有一个明显的感觉，那就是“先生早年像那个时代许多激进的知识分子一样，信奉阶级斗争学说，经过二十余年的炼狱之旅，晚年则鲜明地表现出对于‘人道’、‘民主’价值的重新审视和历史性反思”(11)。
1.“我生如陨石，磊落到人间”
先生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用诗歌鼓吹政治理想，真诚地相信革命，从内心里认同革命。先生当时写的政治宣传诗比较多，大多因为生活的变故与牢狱之灾散失了，能够看到的多收集在《石天河文集》(第一卷)的《绳痕》之中，直抒胸臆，在诗句中运用反复、排比、复踏等修辞手法，纯粹以诗歌的浑厚气势见长。主要以《请你签名》和《你们的刀》为代表，呼唤人类爱心良知，祈祷世界和平。
《请你签名》是1955年2月为世界和平理事会发起的“和平签名运动”作宣传而写的一首传单诗，共5段，每段句式大致相同，最后两行分别“请你签名！”重复出现，形成一种复踏句式，让感情反复出现，皆以强化感情的力度，读过之后让人受到强烈的感染。有学者在编一部20世纪中国诗选时建议将诗中有同情色彩的字删掉，先生却不同意改动。他说：“其所以对‘日本人民’有一种同情心，主要是因为承担战争灾难性后果的日本人民，大都是受骗的，甚至是无辜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夫子的这个教条，对我们仍然有意义。”(12)读着这位年逾古稀的中国诗人关于民族仇恨、历史、人性的心声，再读一读当时许多政治抒情诗对日本人民的憎恨，对战争胜利的欢呼，相比之下，先生以德报怨，不记前仇的胸襟格外高尚，闪耀着人性的光辉。尤其是作为60多年前深受那场战争之苦的老人，能有这种胸襟，让人感到由衷的敬佩。
可是，这首诗在重庆《西南文艺》上发表后，《西南文艺》编辑部紧接着发动“读者群众”的批判，自然也有“专家评论”，说这首诗是“乞求和平”而不是“保卫和平”。“文革”以后，这首诗由著名诗人张志民编入了《中国新文艺大系·1949-1966·诗集》(13)，可以说是对这篇诗作最大的肯定。
《你们的刀》是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时，为抗议英法联军入侵埃及而写的，发表在1957年1月《星星》的创刊号上，《星星》诗案中，这首声援埃及人民反侵略的诗也在扫荡之列。呼唤和平有罪，声援反侵略有罪，让人怎能不慨叹！
《石天河文集》中的童话诗《无孽龙》1953年发表在北京《新观察》杂志上，产生了广泛影响，四川文艺界改编为川剧《望娘滩》，北京的一个文工团改编为舞剧，江苏人民出版社也配上连环画出版。作者曾想写五篇童话诗，与出版社商洽出童话诗集，包括《无孽龙——复仇者的故事》、《杜鹃——相爱者的故事》、《荷花——牺牲者的故事》、《泰山石——英雄的故事》、《少年石匠——艺术家的故事》。“反右”时，只有《杜鹃》已经写好，《荷花》写了草稿，《少年石匠》写了前四章，《泰山石》只拟了故事章节的提要。被捕后诗作全部遗失，平反以后，多次查问都杳无影踪，所以，《少年石匠》历经“文革”前和“文革”后两个阶段才写成。1983年重庆出版社作为少儿读物出版过有插图的单行本，发行三万多册。其余几首却没有能够补写成功，所以，先生慨叹“早失蟾宫折桂缘，晚将枯墨著遗篇。已无笔扫千军力，独扣天阍自解玄”(14)。
童话诗《少年石匠》凝聚着先生更多心血。诗长达千行，初稿于1957年春，重写于1982年秋，充分展示了先生驾驭诗歌的才华与纯熟的叙事功力。诗分“离河”、“百炼”、“山神”、“蝙蝠”、“仙女”、“化云”六章，书写一位少年石匠挥别恋人，献身艺术，拒绝为天宫御用，遭厄运而矢志不渝的动人故事，可以明显地看出作者精神自传的色彩。
你们的天国不是我要去的地方。/我是满身俗骨的一个小小石匠，/这凡间污浊，/却有我离不开的家乡，/这凡间苦恼，/却有我思念着的姑娘；/这凡间穷困，/却有我的乡亲和朋友，/这凡间丑恶，/却有我要刻的石头山。/我的艺术只能是人间的艺术，/天国，没有什么能吸引我的地方。
可以看出，先生虽然历经二十余年的磨难，却依然没有改变当初的志愿，依然决心要像石匠那样坚守艺术，不愿为天宫所御用。如果先生不学少年石匠那样不为天宫御用，而是积极地紧跟形势，放声歌颂如“天宫”一般的现实社会，或许就不会在《星星》诗案中被打得七荤六素。不知道当初先生在给童话诗命名为“艺术家的故事”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这首童话诗会成为自己一生命运的一个谶语。
2.“哭为千载哭，歌为万里歌”
翻开厚厚的四卷本《石天河文集》，首先是长达万言的《序诗——复活的歌》，并作为整部诗集的命名，可见这首长诗在先生心目中的地位。在这首长诗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位“复活”的诗人，在回归尘世之后，对历史的反思，对世事的访查与追问。在迂回的求索中找回自己的灵魂，重新确立人生信念。既宣告自己文学生命的复活，又是心灵与思想的复活，是“凤凰涅槃”，更暗示了先生今后文学的方向——呼唤人道、民主、正义，反对暴虐，并对自己的得失坦然面对，达到了“当我成尘时，你将看见我的微笑”(15)之境界。长诗发表后，被钟沛璋先生视为“当代的《离骚》，生动而深刻地反映了当代一个受苦受难知识分子的心迹。屈原写完《离骚》，在悲怆中投水而逝。石天河则是唱着‘复活的歌’，笑迎未来。这就是这一年龄段的中国知识分子！”(16)
《梦话》表达了先生的诗歌观，“……我叫但丁，我是一位诗人/如果我不走遍所有的地狱/我就写不出《神曲》和《新生》”。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位自觉担负起历史的使命，积极地面对苦难的老诗人的形象，其高尚的人格，积极的人生态度，令人读后肃然起敬。
“壮年负气争民主，志欲回龙搏兕虎；赤手空拳绝代痴，一夕阴谋罹网罟。枷系囹圄廿二年，始知人世有寒渊；红羊不死丹心在，要舍余生再执言。”这首《遣怀致诗友》既回顾了自己的劫难历程，又抒写了九死不悔的执著信念。《步韵奉和牛翁兄牛年迎新之作》中那头“天教我辈头生角，索性抵牾到百年”的头角分明、桀骜不驯，因抵牾而获咎却不改本性的牛，分明就是先生的自画像。
3.“恶梦惊回忆逝川，一行一字泪潸然”
有论者以“铁骨未销、才情不减”(17)来形容石天河先生的文学创作，翻开古诗编，一篇篇得益于古典诗歌滋养的旧体诗让人仿佛回到了唐诗宋词的长河中。《孤鹤篇》写于苦难时期的监狱中，鹤本“孤飞云外天”，不幸“絷系樊笼里，驱赶小池边”；本“饥餐林下食，渴饮在山泉。濯羽荷塘露，栖身古木颠。”不幸“污泥涂白羽，虾腥作珍筵。耻同凡鸟啄，羞被美人怜。”鹤象征着高洁、美好，却被玷污了，同时也是诗人的自拟。
长篇古风《读曲歌——读王震宇〈神女曲〉感赋》采用游仙诗形式，构思奇妙，情节诡奇，表现诗人于天堂地狱之间追寻神女的过程，124句一气呵成。无限风光的神女阿谁“下系丰都待转轮”，却“犹为忠字舞”。此情此景，不由得让诗人感叹那“红袖红旗红海洋，红书一举当王纲，百官千吏皆鼓栗，低头唯颂寿无疆”的一幕。这首游仙诗夹叙夹议，意境兼工，发人深思，表达了先生思考的历史深度，“艺术成就不在唐人《长恨歌》之下”(18)。诗人追问的勇气，显示了先生对知识分子良知的承担，因为“从事批评和维持批判的立场是知识分子生命的重大方面”(19)。这种对前人的追问之勇也是先生对自己的苛求，如果“我们对前人的责任若没有一点追问之勇，究竟是表明了我们的理性和宽容，还是意味着我们在下意识中为我们本人和我们这一代人留下的退路太宽太远”(20)。
“归来”之后，先生到处寻访“集团”成员，收集他们20多年来的有关材料，为那段历史耐心地作证。先生曾说，他每每动笔写作的时候，脑子里就浮现出当年的情景，内心绞痛，眼泪夺眶而出，不能自已，所以写作的速度很慢。(21)直到2007年才以85岁高龄写完了40万字的回忆录《逝川忆语——〈星星〉诗祸亲历记》，之所以这样做，“主要的已经不是因为自己有什么需求，而是为了未来，希望未来的人们，不再重蹈历史的覆辙”(22)。先生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详细记述了50年前那场卷动并改变千人命运的诗案，对其来龙去脉做了认证的考证。写作中，先生并没有因为自己的情感而影响了写作的客观性，而是秉承史家“秉笔直书”的精神，给后人了解那段历史留下了真切的见证。
洪子诚先生在研究当代文学的立场和方法时说：“当代文学过程在作家、文学史家的情感和意识(包括学术意识)中留下的，主要是一种难以摆脱的压力。他们通常会过分地把这段‘历史’，看作他们或光荣，或暗淡，或悲惨的生命经历的证据。”(23)《星星》诗案对于石天河来说也是如此。磨难不但没有消磨他对于真理的追求，而且进一步培养了他的追求意志。他所取得的每一件成果中都凝聚着他的那段遭遇，也使他意识到我们的文化、政治、文学中所存在的诸多问题，他所有的文学活动就是要试图解决这些问题。他自己也说：“我从小爱诗，然而我与诗似乎只有孽缘而没有善缘，使我三十三岁后的青春年华都付与了悠悠逝水。出狱以后，我深深地感到，在中国，要使诗祸不再出现，诗人不再无辜受难，诗歌艺术不再受到蛮横无理的摧残，我们除了寄希望于社会的进步性变革之外，也必须为清除‘左’的教条主义垃圾付出必要的努力。”(24)
面对着厚厚的四卷本《石天河文集》，我时常想到“时代”这个词，它容纳了太多的人为力量。石天河这一代知识分子，他们美好的青春都献给了新中国的文化建设，但在最能有所成就的阶段，命运却和他们开起了玩笑。等到一种新的时代来临的时候，他们却“已无笔扫千军力”了。几乎难以想象，20年来，先生抱着日益衰微的残病之躯，在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体味着怎样的孤独和深情。一个老人带着他所有的岁月穿行于乏人问津的文学暗夜中，留下珍贵的思想珠串，同时更是一种深彻的生命感悟。
结束语
《星星》诗案已经落幕，但是，对诸如“石天河与一九五七年《星星》诗案”这一类文学事件在十七年文学中的定位却依然是一个空缺，这一类文学事件要进入我们的文学史，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本文认为，《星星》诗案至少有以下几重文学史意义可供思索：第一，它是中国文学所经历过的苦难历程的最真切的见证。或许，诗案所牵连的人与其他重大文学事件在数字上少了许多，但是，数字并不是苦难的唯一见证，有多少人能够体会与死者血肉相连的亲人的惨痛呢？一个人死去了，对一个家庭来说，就是一场灭顶之灾，这时的“一”对这个家庭来说就等于无穷大。只有深入到事件的肌理之中，我们才能发现事件背后湮没的故事。当我们面对个体生命消亡这样苦难历史细节的时候，我们是在以个体生命的具体记忆方式来遗忘。它的“意义正存在于个体的具体生命记忆之中……它们被放逐于宏大历史叙事之外，却真正提供着苦难历史的忠实见证。”(25)通过“石天河与一九五七年《星星》诗案”这样一个具体的苦难事件的记忆，为我们走进那段苦难的历史提供了忠实的见证。
第二，它可以看作文学最终走向“文革”文学并最终崩溃的重要步骤。在接踵而来的大跃进新民歌运动中，毛泽东认为“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间的，内容应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26)。于是全民写诗，文化宣传部门对所在地区每天写了多少诗逐级上报。一夜之间，远超唐宋，每天生产的诗歌，往往在几百万至几千万首以上，从不识字的白发老太婆到十几岁的小学生，一下子都成了“诗人”，甚至还出现了“诗仙”、“诗圣”。由郭沫若、周扬署名主编的《红旗歌谣》一书出版，编者没有叫作“诗”而命名为“歌谣”，大概也是煞费苦心的。“文革”期间情况更反常，只有极“左”的造反派，偶尔以“诗人”的面貌出现。例如：为制造《星星》诗案出过大力气，俨然以革命诗人自居，把石天河、白航、流沙河和许多青年诗人都斥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右派”、接任了《星星》编辑的傅仇，在“文革”期间，竟成了竭诚拥护“四人帮”反党篡权阴谋的极“左”炮手。他不仅在“文革”期间参与编写了《进攻的炮声》一书(27)，为“四人帮”的造反夺权张目。直到“四人帮”垮台前三个多月，他还为响应“四人帮”的“批邓”，写了二百七十多行的《革命在炮声中前进！》。(28)诗歌、文学终因疲于奔命的紧跟形势走向了自我崩溃。所以，有学者感叹：“《星星》的创刊，原可视为诗坛自新的开端，但接着而来的‘反右’斗争使开端成为了结局。”(29)
当前的当代文学史著作对《星星》诗案之类的文学小事件，通常的做法是一带而过，而忽视了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以及参与者的思想历程与个体的苦难细节。我们应该高度关注这类文学事件对于十七年文学的影响，透视这类文学事件是如何曲折地影响当代文学的走向的。通过对石天河与《星星》诗案的深入分析，“我们就能够避开那些流行而空洞的话语，真正地进入到当代文学史特别是十七年文学史的肌理之中，来谛听文学史内部生长的声音，辨析它挣扎的过程”(30)，为我们彻底地告别那段历史作一番努力。
在本文中，我所勾勒的只是事件发展的客观过程，所选择的也只是石天河先生一个个案(请原谅我没有更多的提及因这场诗案而死去的人们)。这对他们来说是非常不公平的，因为“这期间所发生的一切，从理论上也许可以做出或深湛或肤浅的解释，总之，‘历史’是可以被处理为条分缕析、一目了然的。但是，实际的情形，特别是在不同的人那里留下的情感上、心理上的那一切，却是怎么也说不清楚的；对一代人和一个相当长时期的社会心理状况产生的影响，也是难以估量的”(31)。时间可以给他们以公证，却不能还他们因这场诗案而失去的二十年美好青春；历史可以见证他们的坚贞与忠诚，但是他们“曾经有过的心理波动却永远消失在历史的幽暗深处，而且是最先消失，再也难以复原了”(32)。对于这种消失在历史的幽暗深处的再也难以复原的心理波动与饱受煎熬的苦恸，才是我最想探究而又最为感到痛心的，而这，却又是我最无能为力的。《星星》诗案的个体研究，不但为一个时代的苦难提供了忠实的见证，而且为我们更为真切地走进那段历史打开了一扇窗，从这扇窗探头望去，一代人的精神演义让我们既目瞪口呆又深深地痛惜，但愿这只是一段历史，而永不会再度成为现实，在我们周围的某个角落默默地上演。
①(11)(12)(18)毛翰：《诗祸余生石天河》，《诗探索》2004年春夏卷。
②旷新年：《1928：革命文学》，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5页。
③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283页。
④李红强：《权威期刊与特定年代的文学生产——〈人民文学〉(1949-1966)研究》，博士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2004年4月，第38页。
⑤《1980年中国出版年鉴》，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620页。
⑥《文艺报》1959年18期的统计。
⑦陈平原、山口守编：《大众传媒与现代文学》，新世界出版社2003年版，第188页。
⑧[美]汤森、沃马克：《中国政治》，顾速、董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2页。
⑨《重放的鲜花·前言》，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编者在“前言”中说明：这些作品“歌颂高尚的革命情操，歌颂新社会；鞭挞自私自利的丑恶灵魂，批判旧世界。它们能发人深思，促人猛醒；引人向上……它们不是为暴露而暴露”。对这些作品的评定，虽有“鲜花”与“毒草”截然相反的结论，但理论依据和视角却是相当一致的。
⑩《四川日报》1957年1月17日。
(13)张志民编：《中国新文艺大系·(1949-1966)·诗集》，中国文联出版社1990年版。
(14)(24)石天河：《石天河文集》(第一卷)，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411页。
(15)鲁迅：《野草·墓碣文》，《鲁迅散文·诗全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页。
(16)(17)钟沛璋：《患难出英豪》，《文汇读书周报》2004年3月8日。
(19)[美]爱德华·W.萨伊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4页。
(20)摩罗：《不死的火焰》，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版，第166页。
(21)(22)《与石天河先生通信》，2007年4月9日。
(23)洪子诚：《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54页。
(25)吴晓东：《从卡夫卡到昆德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56页。
(26)转引自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9页。
(27)1975年7月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共256页，精装。
(28)《四川文艺》1976年5月号。
(29)吴秀明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写真》(上)，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页。
(30)赵卫东：《寻求“文学事件”再度进入文学史的契机——从“萧也牧事件”说起》，《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31)(32)洪子诚：《1956：百花时代》，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前言第3、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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