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人口优化论：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必由之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口论文,必由之路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构筑一个中国特色的可持续、有保障的幸福社会离不开对人口政策的深刻反思、人口规律的牢固把握和人口发展的优化促进。政府高层和学界都认识到，复杂有加的人口问题在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居于基础性地位。建设人口均衡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三型”社会是符合全面、协调、可持续科学发展的重要提法，是切实推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1 人口均衡发展的含义
在生态学、系统学的视野中，“均衡”的含义是某复合生态系统各个要素和谐共生的一种状态。“人口均衡”则是对人口发展状态的一个描述。严格定义的话，“人口均衡”的内涵是指人口系统自身要素变化处在一种动态协调和相对平衡的状态。在社会人口学的视野中，人口是一个特别的人文生态系统，包括了男女人口性别结构的均衡发展、老少人口性别结构的均衡发展以及不同属性和特征人口社会结构的均衡发展。要实现某种“均衡”的态势，必然涉及各个要素的协同、匹配和制衡，其外延包括人口的性别结构、年龄结构和分布结构相对平衡的状态。
人口的原意是生物学种群的概念。“人”是人口的主体性和社会性，“口”是人口的规模性和统计性。人口的力量表达取决于“口”，更取决于“人”。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是人本主义人口观的核心价值取向。“人口发展”大于“人口增长”。人口的三要素分别是人、口和结构。如此看来，人口均衡发展的概念比人口数量控制无疑要优胜得多。从人的全面发展的角度出发，人口安全问题就是人口系统的结构——功能失衡情形下的人类发展问题。人口也是一个“生态系统”，不是自然生态系统而是人类生态系统，男女老幼构成了人口生态的多样性。人口安全就是人口生态的平衡状态。
科学发展观呼唤科学人口观。一方面，人口是发展的一个子系统，科学发展需要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这是指人口与发展的关系。另一方面，人口自身的科学发展同样必须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为此，我们要实现人口发展的五大统筹：统筹男性人口和女性人口的发展；统筹当代人口与未来人口的发展；统筹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的发展；统筹家庭人口和社会人口的发展；统筹区域内人口和区域外人口的发展。同时，要实现计划生育的五大统筹：统筹计划生育与生殖健康，实现少生健康；统筹计划生育与优生优育，实现少生优育；统筹计划生育与脱贫致富，实现少生快富；统筹计划生育与男女平等，实现少生文明；统筹计划生育与社会保障，实现少生幸福。但少生不等于独生。
2 人口均衡发展的意义
人口均衡发展概念的提出架起了一座人口发展通向科学发展的桥梁。“人口均衡发展”的提法使我们关注到人口数量变动和结构功能的内在联系，而不再满足于“生育水平高或低”的表象判断上。
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低生育水平的实现并不意味着人口问题的终结，而是伴随着人口问题的转型。我们看到了“增长性人口问题”如何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地转变为“结构性人口问题”，“自然性人口问题”如何转变为“政策性人口问题”的历史过程。在传统的人口类型转变理论之外，我们必须深切关注人口问题转型理论的创建。低生育水平的实现也使得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预留了未知的风险。笔者一再申述一个观点：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人口生育率快速大幅下降所取得的暂时的胜利，对于这样的胜利我们已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且不得不在未来去面对各种各样已知或者未知的风险、挑战和代价。我们需要居安思危和居危思危。
如果说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是“一般性低生育率”，那么科学还要求我们不断深化对“稳定低生育水平”政策性要求的认识。根据国际社会的共识，总和生育率低于1.5为“很低的生育率”，低于1.3为“极低的生育率”，低于1的话我称之为不能忍受的“超低生育率”。形势要求我们回答什么是“适度且合理的低生育率”，才符合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客观规律，才符合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客观需要，才能回避超低生育水平下的诸多风险、代价和问题。
中国人口发展已进入到新的阶段，一个相对稳定的低生育水平时期已经到来，一个人口生态失衡、人口风险凸现的阶段也已经到来。
人口发展的特点是周期长、惯性大。人口惯性是人口发展势头所积累的一种能量。人口正增长惯性是说长期增长的人口都具有继续增长的趋势。例如，在平均生育水平下降到更替水平之下后，中国人口仍将继续增长几十年。人口负增长惯性是说长期缩减的人口都具有继续缩减的趋势；如果子女一代人数少于父母一代成为稳定趋势，会逐步积累起人口负增长惯性。
生育文化具有一种生育的惯性，文化变迁具有滞后性。低生育文化的形成导致各国陷入“超低生育率困境”。韩国以前限制生育，现在鼓励生育，但在鼓励生育的情况下生育率只有1.08，韩国现在正后悔没有早点鼓励生育。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韩国在1962年开始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随着经济的发展，生育率从5.5左右不断下降，1995年降到1.65。韩国政府于1996年取消控制人口出生政策，随后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照理说，应该会出现出生反弹，但是生育率却不升反降，生育率从1995年的1.65降低到1996年的1.58，1997年的1.54，1998年的1.47，2005年降低到1.08的极度危险水平。中外历史证明，让人不生育容易，让人生育难。到了1.3以下的极低生育水平，就有可能难以回升。
1965年起，我国台湾省开始实行“家庭计划”，提倡“一个不算少，两个恰恰好”的政策。随着经济发展，生育率从1963年的5.47不断下降，1984年开始低于世代更替水平。1989年，台湾家庭计划的口号转变为“一个嫌太少，两个恰恰好，三个不嫌多”。虽然政策改变，但是生育率却没有回升，1989、1990、1991、1992、1993年的生育率分别为1.85、1.68、1.81、1.72、1.73。其后更是鼓励生育，但是生育率却不断降低，现在只有1.1左右。
我国香港家庭计划委员会提出“一个好，两个妙，三个不能要”。保持了全球最低的生育率。原因是职业妇女占女性人口的比例逐年上升。职业女性一般认为孩子对事业是拖累。既要照顾孩子，又要兼顾事业，让无数妈妈头痛不已。最近一项针对香港80后一代所进行的调查显示，打算生孩子的平均年龄为29.7岁，大约60％的人认为最理想的是生育一个孩子。
20世纪60年代，新加坡政府曾提倡“两个就够了”。生育率从1963年的5.01急剧下降到1977年的1.82。20世纪80年代新加坡的“两个就够了”的计划生育政策受到广泛指责，政府认真检讨，取消了这个政策，并采取鼓励国人多生孩子的措施。但是政策改变却并没有导致生育率的回升，20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新加坡的生育率一直徘徊在1.7左右，现在尽管出台了一系列鼓励生育的政策，生育率却降低到1.1左右。
国外开始关注人口转变的新动向，提出了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第二次人口转变是从“低低正低”到“低低负低”的转变，人口的出生率低于人口的死亡率。日本开始关注第二次人口转变所带来的经济社会效果。《日本经济新闻》2006年公布的政府调查报告，越来越多的日本年轻女性选择单身或者晚婚，视生育为负担。2005年，日本人口的TFR只有1.25。中国在21世纪上半叶将根据人口转变的规律进入人口的第二次转变，所引发的经济社会影响是相当深远的。
刺激生育率回升的努力将主导着第三次人口转变：回到人口低速增长、适度增长的水平上。生育决定人类的未来。适度的低生育率可以保障人口的持续发展和文明的延续。
儒家文化圈的生育革命告诉我们，文化的力量大于政策的力量。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中国需要警惕超低生育率的风险，为此需要重建适度生育的文化，在倡导人口安全和适度低生育方面多做工作。在我国，由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意愿性低生育现象已经普遍形成。国家人口计生委2001年计划生育与生殖健康调查就表明，生育意愿(Wanted fertility)的差距已经缩小到仅仅是一孩和二孩的差别：独生子女生育文化在城市中国成为主体：城市中想要一个孩子的比例约为52％，农村中为30％；双子女生育文化市场主要在乡土中国：城市中想要两个孩子的比例约为42.5％，农村中为61.9％；无论城乡，多生育文化市场最小：想要3个或更多孩子以及不想要孩子的妇女仅占8.1％。80后新一代出现了晚婚晚育甚至放弃生育的文化(Double income but no kids)。独生文化正在成为主流的生育文化。城市年轻夫妇越来越多倾向于只生育一个孩子，而不仅仅是政策要求他们这么做。乡村年轻夫妇存在着大量放弃政策内二胎生育指标的现象。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生育成本太高、形成成本约束型的低生育现象。根据有关调查，按中等家庭的收入，哺乳期孩子花费占到家庭收入的40％左右，随着入托、小学、初中、高中，一直到大学，这个比例会逐步上升。对多数家庭来说，生养孩子的经济压力大到难以承受，结果出现了理想子女数高于实际生育率的情形，生育理想的实现受到了养育能力的限制。
快速的人口转变导致失衡的人口发展。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是人口转变的不安全性——顾了数量，损了结构，呈现的是非均衡发展。
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人类的死亡率相对稳定。据统计，每1000个出生婴儿中约有5.4％的人在25岁之前死亡，12.1％的人在55岁之前死亡。中国15岁以下儿童每年死亡有40万～50万人，还有大量因伤致残儿童。意外伤害是悬在独生子女头上的一把剑。风险性就在于唯一性。从家庭结构来看，独生子女是子代一角的“唯一支点”；从家庭职能来看，独生子女是家族延续的“唯一命根”；从家庭观念来看，独生子女是父母希望的“唯一寄托”；从生育愿望来看，独生子女是子女性别的“唯一选择”；从家庭发展来看，独生子女是家庭发展的“唯一担当”。
独生子女社会本质上是“风险社会”。对独生子女来说，其风险包括了：独生子女的成人风险，独生子女的成材风险，独生子女的婚姻风险，独生子女的养老风险；对独生子女家庭来说，其风险包括了：独生子女家庭的儿女养老风险，独生子女家庭的结构缺损风险；对独生子女社会来说，其风险包括了：独生子女社会的发展风险，独生子女社会的国防风险，独生子女社会的责任风险。
新形势下，我们对传统人口控制含义和外延的认识需要拓展。第一，必须意识到人口风险是客观存在的；第二，必须意识到人口风险是可以预防的；第三，必须意识到风险规避是一个系统工程、紧迫事业。
3 人口均衡发展的路径
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昭示我们应该如何坚定不移地实现从“以数为本”到“以人为本”的理念转变，适时推进从“人口控制”到“人口优化”的制度转型，努力实现从“人口失衡”到“人口均衡”的发展转化。
我们必须认识到，我国早已悄然进入人口学意义的风险社会。所以，强化和建设政府的风险认知意识、风险预见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可以说是迫在眉睫。人口数量调控加人口风险控制，人口均衡发展才符合人口优化的科学尺度。
寓计划生育于人口优化发展的战略包括：一方面要跳出计生抓计生。计划生育就是做人的工作，利益补偿、共享使目标人群产生感激的社会心理，替代生育利益，弱化多生、男生动机；使计划生育成为一种文明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要跳出计生促发展。计划生育是手段，不是目的；计划生育是为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家庭的和谐发展。
人口的优化、均衡、和谐的发展需要注意三个关键问题：一是确立适度的低生育战略，建立生育储备制度，尽快实现性别平等、城乡统筹、民族团结、国家安全的人口新政。允许单独家庭生育两个孩子，保障再婚家庭生育权，杜绝大月份引产，取消生育间隔等等。二是健全人口结构，平衡人口发展。三是挖掘人口红利，开发脑力资源，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家庭的幸福发展、社会的和谐发展、经济的持续发展。
我们需要思考新的确保人口均衡发展的命题：包括计划生育的底线伦理，计划生育的战略储备，计划生育的风险抵御，计划生育的社会保障，计划生育的人文关怀。在未来的工作中，努力提升计划生育工作的美誉度，提升计划生育家庭的幸福感，实现计划生育的人文人性的回归：即从“管理型计生”向“服务型计生”转变，从“义务计生”向“福利计生”转变，从“行政计生”向“人文计生”转变，从“冲突计生”向“和谐计生”转变，从“经济计生”向“幸福计生”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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