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思想——以大跃进时期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跃进论文,时期论文,思想论文,中心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康军译
前言
（1）我想一面连贯起来研究毛泽东的全部思想， 一面考察革命成功和建设受挫的原因。这里，对革命只作简单涉及，重点是放在建设，特别是大跃进运动上。
一般认为毛泽东是这样一个人：在他的思想中，有几对相对抗的两极，通过坚韧的自我维持矛盾，一面剧烈摇摆，一面前进。“人民与国家”就是这种两极中的一对，相当于传统思想的“天下与王朝”。毛泽东通过人民的革命，夺取国家政权，推进经济建设，批判了斯大林的“自上而下”的“一条腿走路”方式，创造了把“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同“自上而下”的政府命令结合起来的“两条腿走路”方式。
（2）《毛泽东选集》，在建国初期， 被确立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国家意识形态（国教）的教科书，是选取部分指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文章，经过加工、修改制作成的教科书。它是被当作真理给绝对化了，并要求人们学习和实践的教义，是“经书”。要研究毛泽东的革命思想，需要尽量查看当时发表的原文。
关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毛生前公开发表的文章非常少。1977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是为奠定华国锋政权的理论基础，以“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理论为中心，将1949年至1957年的文章编辑而成的，一般认为还是作了一些加工和修改。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自1987年以来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内部发行），校订严密，似乎没有经过加工和修改，但是由于他们采取了不收录未经毛本人亲自“审定”的讲话和谈话记录稿的方针，所以许多重要讲话不是全文，只收录了“提纲”。现在我们已收到《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1959年）。此外，“文化大革命”时期流入日本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等5种，在美国收集的《学习文选》等15种（其中一种是1983年出版的）作为参考，但校订不严密，有擅自删节、省略之处。
这样，要研究毛泽东的思想，资料方面困难很大。我想在把毛泽东的思想特征作为研究对象的同时，尽可能地从毛自己的言论中抽出他的思想再进行全面研究。
（3）把毛泽东的思想放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中，将它作为“救亡——民主”的反帝民族解放运动的思想之一进行研究。即旨在把“经”还原成“史”，把学习转变为研究。
作为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角度而开展的毛泽东研究，在日本，50年代至60年代的西顺藏的论文是重要的。
西顺藏注意到中国革命中的集体和个人的关系。关于《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他发表的看法是：毛泽东通过对敌斗争（敌我矛盾）和对客观情况的主观认识（主客矛盾），意识到在集体中形成了个人的主体性，存在着主体（即人民的解放运动）和领导者（即共产党的服务与领导）之间的矛盾以及个人的自由与集体的团结之间的矛盾，并尽力去解决。〔1〕
西顺藏又对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解释如下：为解决敌我矛盾而提出的团结与强制，有可能优越于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自由与民主化；对一致、团结同不一致、自由之间的矛盾，出现企图从一致的方面出发，通过让思想服从于政治权力来解决矛盾的现象；人民的自发性、自觉与自觉的能动性是革命及社会主义建设的原动力，共产党的活动，在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民主）的同时，统一领导人民（集中）；因为解决民主和集中的矛盾，必须由共产党方面进行，所以要求共产党走群众路线和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作风，提倡领导人的思想改造〔2〕。这篇论文是在尽力理解中 国的形势， 但可以推测出作者对于其中难以理解的方面充满担心和苦恼。
80年代，中国人把50年代至60年代在日本由西顺藏研究的集体与个人的问题作为“救亡与启蒙”的问题展开了争论。李泽厚提出了“救亡压倒了启蒙”的问题。
五四运动，是“启蒙”即新文化运动（文化、反封建主义、个人主义）和“救亡”即反帝爱国运动（政治、反帝、集体主义）相互促进的。在革命战争中，“救亡”的集体主义，压倒并否定了“启蒙”的个人主义，这是理所当然的，有效果的。建国后，由于战时的方法被用于平时，所以造成封建主义的集体主义渗透到马克思主义的集体主义中，使“文化大革命”的封建传统全面复活。毛泽东逝世后，提出人道主义和反封建“启蒙”是正确的，但靠它是不解决问题的，应该谋求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的发展和对传统的创造性的改变。
与此相反，金冲及反驳说“救亡唤起了启蒙”，强调了“救亡”即集体意识和启蒙即个人积极性的结合，以及作为团结人民大众的核心的共产党的作用。丁守和肯定了金冲及的说法，在此基础上，也想尽量吸收李泽厚的看法。
根据上述日中两国的情况，我想从“救亡与民主”这个角度来研究毛泽东。
此外，在中国人当中，我还特别参考了共产党的老干部薄一波和李锐的回忆录；党的理论家胡绳、廖盖隆、逄先知、龚育之、石仲泉、李君如；军事理论家丛进、王年一；知识分子萧延中、杨奎松等人的研究。但是，他们都受到1981年党中央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严格框架的束缚。我尊重那个框架，同时还想把框架本身也作为研究的对象，使其相对化。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救亡——民主”
（4）毛泽东继承并基本上解决了中国近代的课题，即自鸦片战争以来对外来侵略的抵抗和对国内专制的改革，尤其是1895年日清战争（即中日甲午战争——译注）失败后，严复提出了“救亡——民主”的框架。
毛泽东五四时期的新思想，持续地渗透到以后的农民运动、苏维埃革命等政治与军事斗争中，对革命主体的形成起了积极作用。即，可以认为，“精神的个人主义”发展为“主观能动性”，“民众的大联合”发展为“群众路线”，“列宁主义”发展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在中国近代最大的“救亡”运动——抗日战争中，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使农民革命战争发展为民族革命战争，起到了中流砥柱作用。他们努力作到：把日本与中国的民族矛盾作为主要矛盾，通过武装斗争和持久战加以解决；把国民党与共产党的阶级矛盾作为次要矛盾，通过统一战线与民主加以解决；加强党的建设，对期待成为人民大众的斗争核心的共产党员，进行“宇宙的矛盾——人的实践”的革命哲学教育，培养“大公无私”的道德和“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的能力。毛泽东的思想活动，在抗日战争中，似乎更加充实，更加富有创造性，能够保持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平衡。
二、社会主义改造、“世界战争——国家社会主义与人民战争态势”
（5）毛泽东与共产党，即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依然同美国和蒋介石对峙，防备世界战争，采取人民战争态势。与此同时，从朝鲜战争停战前后起，开始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即急忙引进新的总体战体制——苏联的国家社会主义。可以看出这是近代的“救亡”课题的继续。
中国以《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第9章至第12 章为唯一的蓝图，构筑国家社会主义的骨架，即：共产党与国家紧密结合起来，对社会实行一元化领导的党与国家和社会团体一体化的集权政治；国家所有、集体所有与计划经济；马列主义的国教化。同时，通过农业集体化，进行原始积累，推进高速工业化，依靠党内斗争处理分岐意见。中国接受了斯大林的这种建设方式。但是，毛泽东在运用苏联的模式中，打算活用中国的人民战争方法。
（6）毛泽东于1955年7月，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作出结论说，在中国农村，存在着两条道路的对抗，即人力、畜力、农具不足的大多数贫困的贫下中农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和少数富裕中农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自发倾向的对立。而且，批评共产党的农村工作部站到了少数资产阶级的立场上，要求他们对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高涨的群众运动加以指导，推进合作化。可以说，这是把农村的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特别是贫农）的阶级斗争作为中国革命的出发点，把要求革命党站在贫农一边而不是站在地主一边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革命理论，重新作为建设的理论。
以毛的报告为起点，农业合作化迅速展开，同时又进行了手工业和工商业的改造。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完成了。
三、社会主义建设：反右派斗争与大跃进
（7）1956年至1957年，毛泽东针对国内外新的事态发展，即国外在苏共二十大上展开对斯大林的批判和匈牙利事件以及国内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摸索出一套处理方法，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论十大关系”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富有创造性的新理论。然而，当把这种理论付诸实践时，人们的反应很强烈，产生了超过毛的预想的过火行动，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相背离，不得不经历摆脱挫折和困境这一恶战苦斗的过程。
首先，毛泽东在1956年初描绘出一种乐观的展望：在防备帝国主义发动突然袭击的同时，争取12年的和平时间，通过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迅速发展生产力，完成工业化。另一方面，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使其发挥专业技能，推动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另外，在受到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冲击后，提出把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解决。为了克服共产党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开展了整风运动，并要求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给予批评（开门整风）。然而，由于超出预想的激烈批评不断出现，所以又改为反右派斗争予以反击。其结果，知识分子畏缩了，丧失了积极性，在共产党与知识分子之间产生了深刻的相互不信任，统一战线已徒具形式。
可以认为，毛泽东对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有一种无论在抗日战争中还是在人民解放战争中都是对敌斗争的朋友的连带感，而且由于对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过于自信，没有充分察觉到他们对从新民主主义迅速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极度不满和受到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压抑感的深刻性，即从过度乐观转为过度悲观。虽然继续坚持“人民内部矛盾”这一和平与建设的理论，但还附加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的斗争”这一战争与和平的理论，对两者的关系没有从理论上解释清楚。战争与和平的理论逐渐压倒了和平与建设的理论。但是，毛泽东通过这个过程，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共产党员的官僚主义的严重性，更加坚定了应该通过接受群众批评来克服官僚主义的信念。
中国共产党，曾把以农民为主力的武装斗争和与具有近代知识的民族资产阶级结成的统一战线作为两翼取得了革命胜利，可是由于开展反右斗争，伤害了其中一翼，平衡被打破，于是便对农民寄予过高期望。
（8）毛泽东对第一个五年计划仿效苏联模式这一点持有不满情绪，他摸索出一条把人民力量全部动员起来的中国独自的建设道路。1956年4月，他在《论十大关系》中， 批评苏联偏重于重工业和过度中央集权等缺点，强调应照顾到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照顾到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三方面关系，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方面积极性等。大跃进就是把这个理论付诸实践的尝试。
（9）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发表演说， 虽然说明应该防备帝国主义发动核战争的可能性，但又陈述了“东风”（社会主义的力量）压倒“西风”（资本主义的力量），争取15年的和平，在钢产量上苏联赶超美国，中国赶超英国，以此成为天下无敌，实现永久和平这一非常乐观的展望。
（10）1958年1月，毛泽东把周恩来、 陈云等人的“反冒进”的渐进主义再次批判为右倾。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毛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肯定了大跃进。大跃进，是通过人民战争的方式谋求经济高速发展的运动，是想开辟一条中国独自的建设道路，即以农村中大量存在的过剩人口为背景，使这些劳动力逐渐成为生产力，以农村为主要领域，形成新的积累方式。在农业方面，要通过农田水利建设、深耕密植、改良农具等群众运动，使粮食产量从前一年的1.95亿吨提高到3.5亿吨，增产90%。 在工业方面，通过全民大炼钢铁运动，使钢的产量由前一年的535 万吨成倍增加到1070万吨。毛泽东在这个运动中，把农民自发组织起来的大型合作社和公共食堂同自己的公社构想结合起来，创办出“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一体的人民公社，把它看作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对它寄予极大的期望。
然而，在农村“浮夸风”的影响下，党中央过高地估计了粮食产量，使收购量猛增，造成了粮食问题已经解决的错觉，结果把注意力转移到工业上，过高地制定出以钢为中心的工业增产目标（高指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又过度征用农村劳动力、生产资料与粮食，造成城市人口猛增，农业生产水平下降，农村和城市出现了粮食危机，出现了积累的骤增和消费的压缩、工业的增产和农业的减产、重工业的增产和轻工业的减产、社会购买力的增加和商品供应量的不足，国民经济失去平衡，大跃进受挫，付出了据说3年间死亡和出生减少合计4000 万人的巨大代价，党中央在1961年改为调整政策。1962年11月，在七千人大会（中央扩大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对自己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以后由陈云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代替毛泽东完成指导国民经济的任务。（待续）
[＊]本文译自日本现代中国学会1995年发行的《现代中国》杂志第69号。作者近藤邦康系大东文化大学教授。
注释：
〔1〕西顺藏：《毛泽东——<实践论>及他的人生观》，1966年4月，选自《中国思想论集》，筑摩书房，1969年。
〔2〕西顺藏：《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有关的二、三个问题》，1958年7月，选自《中国思想论集》，筑摩书房，196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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